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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在比较麦尔雏尔的两部作品《泰彼》和《贝尼托·塞莱诺》的共同点的基础上，指出在解读《泰彼》时应给予泰彼山谷土著人更多的重视。在主人公兼叙述者托莫和泰彼人的接触中，托莫获得了一些观察泰彼人生存环境和社会特色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是由泰彼人界定的，在托莫窥测泰彼人的同时，泰彼人也在利用他的观察。泰彼人将托莫扣留了四个月，努力改变托莫，欲使其变成彻头彻尾的当地人。在西方文明和原始文化的接触中，托莫表面上表现出自信、优越，然而内I心却对异族力量怀着深深的恐惧、焦虑，这一内外的不一致解释了为什么托莫在对泰彼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地逃离泰彼。
       关键词 麦尔维尔　泰彼　偷窥　西方文明 逃离
       1846年，赫尔曼·麦尔维尔几乎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发表了《泰彼》，声称此书真实地记载了他在马克萨斯群岛的经历。《泰彼》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多利”号捕鲸船的船员，他和同伴托比为了摆脱船长的专制统治，趁捕鲸船停靠在努库黑沃港的时候择机逃离。经过数天的历险之后，两人意外地来到了著名的吃人部落泰彼。然而泰彼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凶残，而是极其热情地招待了两人。叙述者“我”为了便于泰彼人发音，选择了最简单的名字“汤姆”，然而他们还是固执地称他为“托莫”。在泰彼山谷，托莫和托比受到了各种优待，但泰彼人坚决不允许两人离开山谷。腿部受伤的托莫伤势恶化，托比说服泰彼人同意他为托莫外出取药，离开了泰彼山谷，从此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托莫孤身一人滞留在泰彼部落。四个月后，一艘澳大利亚船停靠在努库黑沃港，船长委托土著居民卡拉克依向泰彼人交涉，最后终于救出了托莫；一心逃离泰彼的托莫为了确保成功逃脱，在最后关头杀死了试图阻拦他的土著人牟牟。
       《泰彼》中充满异国情调的土著风情吸引了众多西方读者，但书中对传教士的攻击也引起了诸多不满。虽然有人对此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总体上来说，《泰彼》当时只是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的游记给作者麦尔维尔带来了成功和声誉。麦尔维尔沉寂半个多世纪后，20世纪20年代初，雷蒙德·韦弗的传记《麦尔维尔：水手和神秘主义者》使麦重新受到关注。此后，各种麦尔维尔传记相继出炉，对其作品的研究进入新阶段，阐释也开始多元化。就以《泰彼》为例，其“自传”性质和真实性仍备受关注。刘易斯·芒福德等传记作者仍以《泰彼》为基础来构筑麦尔维尔在南海群岛的经历，而安德森则指出《泰彼》和作者的经历存在一定的偏差，认为《泰彼》融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所读到的关于泰彼山谷和泰彼人的叙述以及作者本人丰富的想像和一定的夸张。自安德森的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评论界已不再只瞩目于《泰彼》的自传性，而是越来越重视其文学性，从“象征结构、隐含神话、心理学、政治、以及语言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在150多年来对《泰彼》的众多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泰彼山谷的象征意义、托莫的两次逃离(逃离多利号和逃离泰彼山谷)等。从《泰彼》发表以来，泰彼山谷便以其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特色几乎一成不变地扮演着伊甸园的角色，例如，劳伦斯就曾指出，“赫尔曼在泰彼找到了他一直在追寻的天堂。”泰彼山谷不仅仅因其物质条件的优越而让人联想到天堂或人间乐园，其社会体制也让久处复杂文明社会的西方人神往。A.N.考尔指出，麦尔维尔之所以赞颂泰彼，“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美德，而是因为泰彼人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泰彼的美好与多利号上的艰苦生活和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托莫逃离多利号，来到了泰彼这一充满了异族情调、美好和谐的乐园；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一边为泰彼大唱赞歌，一边却想方设法要离开泰彼，甚至以血腥的暴力行为结束了自己的“天堂”之旅。托莫说他逃离泰彼的原因是因为害怕有一天会成为食人者的俎上肉，但考虑到泰彼人对他的态度和他之前为食人者所做的辩护，这一理由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事实上托莫对于吃人肉的恐惧并非像他所说那样强烈：在泰彼人的禁地“泰”里，泰彼人拿出烤肉来款待托莫和托比，托比怀疑泰彼人给他们吃的是人肉，大为恐慌，但托莫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火把拿来之前他就已经在吃肉了：
       “我敢说这是烤婴儿!但我决不会吃，不管这是什么。……我说托莫，你也不会在黑暗中就吃那堆肉的，是不是?哎呀，你怎么能判断那肉是什么肉呢?”
       “当然是通过尝一尝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嚼着柯里一柯里刚塞到我嘴里的肉，“真好吃啊，非常像小牛肉”。泰彼人解释说给他们吃的是猪肉，但后文中有一次托莫趁柯里一柯里不留神时揭开一个木容器的盖，看到里面盛的是人骨，有些还带着肉，这时柯里一柯里急忙解释道，“Priarkee!Puarkee!”(猪肉，猪肉)(276页)，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托莫第一次吃的真是猪肉吗?
       评论家们注意到托莫对泰彼人的态度不一致，但对这种不一致解释各异。唐纳德·E·霍顿将其归咎于麦尔维尔的不成熟的写作技巧，指出，“故事的结尾看上去似乎是仓促写就的，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一结尾是随意地、胡乱地添加到主体叙述中的，而不是对主体叙述的一个系统的延展。”有人试图从泰彼山谷的象征意义来解释，认为泰彼对应的是“主人公失去的青春、过去”。过去是美好的，然而时间不可逆，天真时代已然逝去，泰彼这一“伊甸园”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一个梦，一个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的梦，人类一旦堕落或进入了所谓的文明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理查德·蔡斯也指出泰彼象征着过去，不过他侧重于强调托莫的泰彼之行与性经验的关系，认为泰彼象征着人格和文明的古老阶段，托莫在泰彼山谷的经历是一种逃避，逃避成熟所带来的恐惧，而再一次逃离意味着人类必须“面对、承受和克服不断成熟的性所带来的恐惧”。威廉·迪林厄姆则认为托莫的矛盾态度源于小说的双重叙述时间结构，主人公托莫实际上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执行着叙述者的职责，一个是受困于泰彼的托莫，另一个是逃离了泰彼、经历了三年多海上生活洗涤后的托莫，两个不同的视角——那时和现在——不时交叉，使托莫对过去的叙述带上了理想化的重构的色彩。
       在以上的这些解读中，批评家们都聚焦于托莫，似乎泰彼存在的意义在于托莫经历的意义，泰彼山谷和泰彼人被看作是托莫不可实现的理想的外在化表现。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托莫当然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故事中的泰彼人。托莫在泰彼山谷滞留的四个月里不仅人身被俘，而且主观意愿也备受压抑，而对他实施控制的正是被批评家们认为无忧、无知、简单的土著人。泰彼人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积极、主动的，他们在羁留托莫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不可动摇的决心，并成功的将托莫软禁了四个月。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泰彼人至少同样重要的地位。
       
       这里我们要提及麦尔维尔于1855年发表的《贝尼托·塞莱诺》。这部中篇作品会使我们对泰彼人在托莫的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托莫最终的逃离有一个新的理解。《泰彼》和《贝尼托·塞莱诺》发表的时间虽然相隔近10年，但它们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约翰·西利指出，两者都包含这样的情节：“一个白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在野蛮人中间活动，另外的一个白人则成为这些野蛮人的囚徒，而一个表面上的男仆则是真正的狱卒。”仔细比较后，可发现《泰彼》中的冲突双方与《贝》中的冲突双方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两部作品所描述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均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贝尼托·塞莱诺》中的“圣多米尼克”号被困于大海之上，而泰彼也被山、海围绕，形成相对独立而又封闭的空间，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矛盾冲突更为集中、突出，同时造成了一定时间内外界无力干涉冲突双方的条件。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冲突的性质也具有相似性，异族人均在政治和文化的接触和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了主导作用，在《贝尼托·塞莱诺》里是起义的黑人，在《泰彼》里是南海群岛上的土著居民，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扮演着贴身“仆人”的巴布和柯里一柯里。诚然，巴布是一个大阴谋家，是贩奴船上黑人暴动的领袖、屠杀白人的指使者、贝尼托·塞莱诺的折磨者，“仆人”只是巴布为控制局面而刻意扮演的角色，而《泰彼》中柯里一柯里则似乎是一个真正的体贴的贴身仆人。然而考虑到后者在关键时刻同样表现出坚定的意志，义无反顾地反对并挫败了托莫的意愿，那么柯里一柯里和巴布的相似也就凸现出来了。
       相似点之一是两人均无处不在：巴布无时无刻不在塞莱诺左右，时刻注视着他的“主人”，即使吃饭时也不例外。为了能够更好地目视“主人”，巴布选择站在“主人”的对面，而非身后。甚至当迪兰诺暗示要和塞莱诺商谈一些不便其他人在场的事务时，巴布仍坚持留下，对迪兰诺的暗示不予理会。当后者伺机想溜进去和塞莱诺单独会面时，巴布又一次如幽灵般出现。巴布一直将塞莱诺控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而在《泰彼》中泰彼人也给托莫配备了几乎寸步不离的贴身仆人柯里一柯里。
       相似之二是“仆人”与他们的白人“主人”的关系具有欺骗性和双重性。他们都对主人表现得体贴、服从、无微不至，在外人的眼里主仆关系值得羡慕。这样的表现似乎符合19世纪白人对异族人的普遍印象(或不如说是普遍要求)：他们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主人，一切以主人为中心。这两部作品不断用相近的词汇来指代、描述巴布和柯里一柯里，如“忠诚的”、“可信赖的”、“同伴”，而并非纯粹的“仆人”等。然而，巴布和迪兰诺的关系实质上是主宰者和受控制者的关系。柯里一柯里也让托莫见识了他的另一面：主宰者的形象。他在托莫的去留问题、纹身问题上不断向“主人”托莫施压，其态度是非常强硬和坚决的。
       除了这两个代表人物之外，如果我们将圣多米尼克号看作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的话，那么它和泰彼社会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有很强的能力及控制欲望。在巴布的领导下，全船黑人奴隶暴动，杀死了包括自己的主人在内的许多白人，并严密控制了其余的白人。在泰彼山谷，泰彼人也表现出极大的控制他者的欲望。他们将汤姆重新命名为托莫，并不顾托莫一再表示想离开的愿望，坚决地、不遗余力地将托莫留下来。他们甚至对托莫施加压力，要为他纹脸，使他转变成一个外表看上去和泰彼人无异的人。再者，两个社会的成员都很善于表演，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黑人和泰彼人都善于利用白人的优越感，让白人误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主宰者。美国船长迪兰诺登上起义船后，几乎每个黑人都做了一番出色的表演，让迪兰诺和天真的读者相信了表象。从巴布、阿图符、磨斧子的人、捻缝的人到年轻的黑人母亲，每个人的表演几乎都无可挑剔。在迪兰诺眼中，巴布是体贴的仆人，忠诚于自己的白人主人。黑人的表演欺骗了迪兰诺。而在泰彼山谷中，泰彼人也不只一次在外来者托莫面前演戏，成功地迷惑了他。
       两个作品中的白人主角也有相似性。或许可以说，《贝尼托·塞莱诺》中的两位白人船长的形象合起来，就成了《泰彼》中的托莫。首先，托莫和迪兰诺都是外来者、观察者，都善于从自己的假定出发，定义不同于自己的他者。其次，托莫和塞莱诺都似乎处于“主人”的优越地位，然而这种优越只是一个假象，因为仆人对待主人的“体贴”实际上是将主人当成了可以随意摆布的孩子。在《贝尼托·塞莱诺》中，迪兰诺船长注意到，“弗朗西斯卡踮着脚尖走进来，递给黑奴一小杯芬芳的水，然后黑奴用这香水不时地擦着主人的眉毛，像护士对待小孩一样将沿着太阳穴的头发理顺”。塞莱诺不时靠在巴布的身上，似乎就像一个虚弱、无力的孩子。在《泰彼》中，柯里一柯里对待托莫如出一辙。托莫的叙述中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就像一个孩子，甚至像一个婴儿一样的被照顾着：“他给我们拿来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坚持自己用手来喂我，好像我是个婴儿似的。”(109页)当托莫睡觉时，柯里一柯里就像一个育婴员：“就餐完毕，我的侍从为我铺好睡垫，然后命令我躺下，给我盖上塔帕布做的大袍子，同时满意地看着我，大声说到：‘Ki-Ki.nude nuee.all!Moee moee mortakee’(啊，吃的饱，呼呼睡)。”(109页)在托莫出行时，柯里一柯里背着他，给他洗澡，“当我是个冒失的、没有经验的小孩”(111页)。在整个叙述中，托莫不断地意识到他在泰彼人眼里是一个孩子。19世纪美国内战前的白人和异族的权力关系在这里受到了挑战。白人主人的儿童特点使主仆关系带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俯首帖耳”的仆人立刻变成了意志坚定的主宰者，整个权力关系被颠覆了。
       约翰·西利认为《泰彼》预先上演了《贝尼托·塞莱诺》中所要发生的故事。我认为后者所表现的黑人在权力交锋中起的作用对读者有启示作用，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泰彼》所描述的异族人在文化接触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托奠和泰彼人置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以此来考察托莫对泰彼的赞颂和最后不顾一切的逃离。
       《泰彼》在美国出版时，麦尔维尔删去了原标题中的“在马克萨斯群岛某山谷土人中四个月生活纪事”字样，改为“波利尼西亚生活一瞥”。麦克尔·克拉克曾指出，“对于麦尔维尔来说，偷窥一词似乎富含暗示。”这“一瞥”(a peep)已表现出作为观察者的托莫的局限性。在托莫的叙述中，观察权利的有限性不断地由一些否定词和带有假设、猜测等含义的词表达出来。从进入山谷开始，托莫就用“无知”、“不懂”等词汇来描述自己在泰彼的所见所闻。托莫和同伴托比来到泰彼山谷后受到了热情接待，泰彼人一批一批地走进来向两个白人作自我介绍：“岛上的居民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非常兴奋快乐，他们所说的几乎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新一轮欢呼，这让我觉得他们中至
       少有些人借机给自己安了一连串可笑的头衔，以此来无恶意地消遣我们并借此哗众取宠，但对于他们头衔的可笑之处我们当然完全不懂。”(91页)托莫虽然和迪兰诺一样，在面对异族时有着一种优越感，然而与迪兰诺不同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是虚假的，“我认为”、“当然完全不懂”这样的用词暴露出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在泰彼的四个月里，托莫虽然对泰彼山谷和泰彼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他的观察仍局限于表面，对许多事情实则一无所知。比如泰彼的节日到来时，托莫注意到泰彼人很兴奋，他介绍他们为过节所做的准备，然而又说，他们“是为了庆祝什么事件，或纪念哪位杰出的人物，这一切都不是我所能了解的”(190页)。即使在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上，托莫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以烟草为例：
       泰彼人用的烟草味道非常柔和可人，我总看到烟叶，看上去当地人对此储备充足，所以我认为烟草肯定就生长在山谷里，实际上柯里一柯里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我在岛上从没见过一株植物。我认为在纳库黑瓦以及所有其他的岛屿上，这种草都是很稀有的，他们只能从外国人那儿得到少量的烟草，因此吸烟对于这些地方的居民来说是极大的奢侈。但是我怎么也搞不懂泰彼人哪来这么多的烟草。(194页)
       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外，托莫经常用到的表达方式还有“我所能理解的全部的事情是”、“我假设”、“无能力”、“看到一切却什么也不懂”、“无法了解”、“倾向于认为”等等。这种无知一方面源于语言交流的困难。托莫在泰彼呆了四个月后，对当地的语言仍然知之甚少，这使得他不得不停留在表象上，无法对泰彼进行深入的了解，其观察的可信性也因此大打折扣。费思·普林指出，托莫对泰彼幸福生活的赞誉“只是一种外在的观察；托莫无法流利地说这种语言，而没有语言，他就没有资格武断地认为泰彼不存在忧虑、悲伤、麻烦或烦恼”。从另一方面来说，托莫的无知以及观察的局限性也源自被观察者泰彼人对他的操纵，泰彼人不是被动地被托莫审视着、观察着，而是主动地操纵着整个局面，是他们决定了托莫可以看到什么、不可以看到什么。
       泰彼人对托莫的操纵首先体现在对托莫的偷窥权力的限定上。正如普林所说，托莫在泰彼山谷所看到的，是“他被允许看到的”。泰彼人为托莫配备了贴身“仆人”，因此托莫的举动完全处于他们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托莫略带苦涩地说道：“在出游时我总是有珐雅薇和无处不在的柯里一柯里为伴。”(187页)而珐雅薇的陪同只不过是一个点缀，使托莫得到一点安慰而已，因为她的陪同范围是很有限的：“我们一到禁地泰的附近——那是全体女性严禁人内之地，珐雅薇就立刻退到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就好像她那女性的矜持阻止她去接近这个可视为单身汉大厅的地方。”(187页)
       柯里·柯里具体执行着监视、控制托莫的任务，确保托莫看到应该看的东西，看不到不应该看的东西。他陪着托莫游历整个山谷，在许多方面都尽量满足托莫的好奇心，帮助他了解泰彼山谷和泰彼社会，然而泰彼人有自己的禁忌，在维护自己的禁忌上柯里·柯里则不遗余力，而这一禁忌显然和吃人习俗有关。托莫来到泰彼后被安排住在马黑欧家，他对马黑欧家梁上挂的包裹充满了好奇和恐惧，因为他怀疑里面装的是人骨，是泰彼人吃人的证据。他屡次想要弄清包裹到底放了什么，“但我的这个仆人尽管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听从于我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却总是拒绝满足我的愿望”(209页)。有一次托莫出人意料地回到住处，当时马黑欧一家正在检查挂在梁上的包裹里的物品，柯里·柯里竭力阻止托莫进屋，最终托莫也没能看见包裹里的东西。托奠在泰彼期间没有看到过任何证据证明泰彼人是吃人者，但他心里的疑虑却一直存在。他听说泰彼人会在庆功时吃掉杀死的敌人，于是在泰彼人与哈杷人作战胜利归来后，想去观看他们的庆祝仪式，然而柯里一柯里又一次挫败了他的企图。“当这群人走进泰的对面时，我决心十分仔细地观察他们的行动，但他们刚一停下，那离开我已有一会儿的仆人就碰了碰我的胳膊，建议我们回马黑欧家去。对此我表示反对，但让我吃惊的是，柯里一柯里重申了他的请求，并且态度不同寻常的强硬。”(273页)当托莫试图跨越泰彼人为他设定的观察界限时，他的企图就屡屡受挫，留下的只是更深的疑虑和不安。
       泰彼人对托莫的操纵不仅体现在对后者偷窥权力的限定，而且他们还有意识地利用托莫的窥视来改变他们吃人者的恶名。托莫在逃离“多利”号之前，就知道泰彼部落以吃人、凶残著称，因此他和托比一直希望能够逃到友好的哈杷部落而并非吃人的泰彼部落。泰彼人似乎也知道自己臭名昭著，从两个外来人进入山谷起，泰彼人就在致力于改变这种印象。他们不仅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去吃掉托莫和他的同伴，反而对他们非常友善，但他们坚持让托奠和同伴不断地重复“泰彼一好”。在谈到泰彼这一名字和吃人这一恶名时，罗伯特·马丁指出，“其他的部落用给泰彼人这样一个绰号的办法判了泰彼人的死刑；新来的人和泰彼人相遇时就不可避免地怀有恐惧和敌意。”而泰彼人所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个恶名，他们不仅让托莫和托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泰彼一好”，还不断向两人灌输其他部落尤其是哈杷部落坏的观点。为了证明自己“好”，他们给予托莫很多观察的权利和自由。在柯里一柯里的陪同下，托莫畅游整个泰彼山谷，看到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物质条件：在这里，人们与自然相处融洽、和谐，自然提供了他们生存的必需品和他们的享乐用品，遍地的面包树、椰子树使得泰彼人不用辛勤劳动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女孩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吃、喝、玩、乐，用大自然提供的化妆品来满足自己爱美的需要。除了自然环境之外，托莫还对泰彼人的社会状态大加赞颂。部落里的人从国王默黑维到柯里－柯里都努力地为托莫启蒙，帮助他了解、认知泰彼人和泰彼的风俗习惯，甚至在宗教问题上也不例外。托莫了解到的、看到的泰彼人的社会是人间的理想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几乎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没有任何争吵，没有各种复杂的机制、机构，没有财产之争，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等。“泰彼人普遍的性格中有一种令人赞叹的特点，这点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使我钦佩：那就是他们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全体一致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什么问题几乎都没有观点上的不一致。他们想法一样，行动也一致。”(239页)
       托莫在此将西方文明与他目睹的原始社会状态做了比较，当了一回文明的批判者，并以南海群岛其他岛屿为例，指出文明对原始文化的破坏性的侵蚀。托莫甚至在吃人问题上也为泰彼人进行辩护：一方面他指出，即使泰彼人真的吃人，他们吃掉的也只是敌人，与文明社会的许多行为相比，泰彼人的的残忍只是小巫见大巫。另一方面，泰彼人决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凶残、野蛮，在他逗留的四个月里托莫从未见到过泰彼人吃人，相反，他们表现出天真、
       纯良、友善的性格。泰彼人从老人到小孩都对托莫做的一把玩具枪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拿着玩具枪“打仗”一时间蔚然成风，山谷中到处都是“砰”“砰”的声音。做游戏时泰彼人如此，与哈杷部落的冲突他们也如同儿戏。他们的天真无邪解除了托莫的思想武装，使托莫越来越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被冤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托莫充当了泰彼人的卫护者和辩护者，他的叙述在许多人脑海里印下了一幅人间天堂的美景，也使得诸如A.N.考尔这样的评论家作出这样的断言：“《泰彼》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的社会主题，而这种主题恰好是传统的美国主题，即一方面是堕落的文明……另一方面是对淳朴、和谐社会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泰彼人确实达到了目的，泰彼已不再是小说刚开始时令主人公深深恐惧的“吃人部落”。
       然而，如前所说，托莫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信的。读过《贝尼托·塞莱诺》的读者知道，巴布和他领导的起义者善于表演，迪兰诺只看到伪装的表象。《泰彼》中，撇开语言不通的原因，泰彼人对表演的热衷也让读者怀疑托莫看到的是不是真相。“这些人有个怪癖，他们不管干什么活都喜欢小题大做。他们很少努力干活，以至于真干起活来时，就似乎下定决心，这么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一定不能逃过周围人的注意。”(189页)另一次更为明显的是年轻的酋长纳尼走上树去的表演。一些年轻的泰彼人能够走上树去，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托莫。当托莫表示想要一棵树上的果子时，纳尼“忽然表现得非常吃惊，假装对我的明显的很荒谬的要求表示震惊”，接着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表演才能，时而沮丧地蹲下，时而捶胸顿足，非常夸张地让托莫看到上树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夸张的表演过后，忽然他就好像灵感闪现，又一次冲向大树，双臂一上一下紧紧抱住树干，鞋底紧紧地贴着大树，腿则伸直至几乎平行，他的身体对折成了弓形；接着手脚交错上移，稳定快速地离开地面，然后几乎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他都已经爬到了橡树果实织就的摇篮似的、树枝围绕的顶部，最后兴高采烈地把果子掷向地面。(250—251页)
       虽然托莫声称纳尼只是在满足他的愿望，然而这是否只是托莫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呢?在这种表演中，与其说是泰彼人在取悦托莫，还不如说托莫成了泰彼人嘲弄、戏耍的对象。那么，在其他方面，泰彼人是否也在演戏呢?小说接近结尾时，在是否让托莫离开的问题上泰彼人内部起了激烈的冲突，在所有问题上惊人一致的泰彼人一反“常态”，不断争吵，持不同态度的两派人竟然大打出手，“人们互相殴打，直至受伤、流血”(289页)。这种前后的巨大反差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托莫以前所看到的令人钦佩的和谐一致只不过是虚假的表象，是泰彼人努力给托莫留下的印象。当然，对于泰彼人之间最终的大打出手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解。大卫·威廉斯就认为这最后的一幕完成了托莫所代表的文明对原始文化的侵袭：“托莫走出山谷是剧中堕落的最后一幕。曾经天真无辜的伊甸园现在已经卷进了内部纷争、谋杀、背叛之中。托莫背叛了他所爱的人，正表明了他在伊甸园里扮演的是撒旦角色。”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恰恰忽视了泰彼人的主宰地位，也忽视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托莫所表现出的焦虑和不安。托莫一方面充当泰彼人的辩护者，倾诉着他们的善良无辜；另一方面不时的怀疑泰彼人，觉得在吃人的问题上他们并非真正无辜。托莫对马黑欧家梁上悬挂的包裹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尽管在泰彼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吃人肉，但他坚持认为包裹里是人头骨，还认为其中有一个是白人的头骨；在禁地“泰”，托莫更认定木容器里盛的头骨和上面残留的肉，就是人骨和人肉。这些都表明，托莫虽然宣称素有吃人部落恶名的泰彼是无辜的，但他至少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声明是脆弱的，甚至是伪善的(他说“泰彼一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触怒泰彼人而被吃掉)。他对泰彼人吃人一说只能停留在怀疑的层面，他努力想去探究秘密；他想看梁上的包裹内究竟有何物，他想目睹泰彼人作战胜利归来后的庆祝仪式，然而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泰彼人不遗余力的阻挠。在泰彼人的运作下，托奠只能看到理想的、和谐的社会。
       泰彼人不仅利用了托莫这一外来者，更企图使他皈依泰彼文化。在被扣留的四个月里，托莫处于权力等级的下层，也就是说虽然托莫也在试图改变泰彼人，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变化，但比起泰彼人对他的改变来说则是小巫见大巫。泰彼人改变托莫的第一步是在名字上做文章，坚持称汤姆为托奠，然后他们给托莫洗澡、涂油，之后不断地在他们的宗教等问题上启发托莫。托莫在泰彼居住期间也自动地入乡随俗。他穿上了“tappa”，按照当地的风俗来装扮自己以取悦泰彼人。泰彼人最后一个试图使托莫皈依的手段是纹身，这也是有些评论中提到的令托莫最为恐惧的手段。塞缪尔·奥特指出，“马克萨斯群岛纹脸的做法切断了美国内战前人种学在个人和集体特性之间铸造的联系。”人种学通过对脸部特征的研究将种族的优越性赋予了白种人，泰彼部落的纹身专家卡比决心要将托莫的脸毁掉，使其从一个不同于泰彼人的白人变得与其他泰彼人一样，从而失去其作为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性。其他的泰彼人也不顾托莫的反对，不遗余力地施加影响，试图使托莫真正皈依。最后虽然托莫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卡比在自己的手臂上纹身，但泰彼人决不让步，定要按自己的方式来改变托莫。在纹身专家卡比的注视下，托莫彻底地被当成了研究的客体。
       在泰彼山谷，泰彼人容忍了托比的离去，这也使得他们对托莫的控制更为方便和全面。四个月里泰彼人成功地羁留了托莫，他们允许托莫对其进行观察，然而又时时将他控制在自己的监视下，可以说托奠对泰彼人的窥视也处于泰彼人的反窥之下。这样，托莫“看到”了一个美好和谐的泰彼山谷和泰彼社会，也对其大唱赞歌，但这种赞颂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源自泰彼人的运作。托莫正是出于对被操纵、被控制地位的意识和恐惧才坚决地逃离泰彼，甚至不惜以杀人为代价。如果考虑到托莫一直存有的疑虑和焦虑，他的逃离就是必然的。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英语系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