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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与阐释]《麦克白》:半神的蜕变与人的救赎
作者:梁超群 张 锷

《国外文学》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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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也许是因为受到艾略特“从宗教正统出发”的“道德式文学批评”的严重的格式化影响,20世纪对《麦克白》的主流解读多呈现出宗教或道德主义倾向,用善恶斗争模式解释《麦克白》的论文比比皆是。但是,《麦克白》之所以为悲剧,并不因为它表面的道德劝诫寓意,而在于它对人性由魔(半神)到人的这一悲剧性蜕变历程的追溯与重建。在莎士比亚的人性谱系图中,麦克白与古典时期的所谓“半神”为伍,他的肉体的毁灭伴随着他灵魂的救赎。人类正在这种悲剧性体验中,发现人生的意义,从而方能实现自赎。人类并不是因为战胜麦克白而获救。而是因麦克白(麦克白就是我们)战胜自己而获救。
       关键词 莎士比亚 《麦克白》 道德主义 半神 救赎
       一
       20世纪莎学家在解读《麦克白》一剧时,大多有一种宗教或道德主义倾向,把《麦克白》解读为善恶斗争,权威如缪尔(KennethMuir)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道德剧”。所谓“道德剧”(morality play),在英语文学史上,即“基督教训诫剧”之谓,意味着“意在笔先”地预设了思想的樊篱。纵然伟大,由悲剧而道德剧,无疑是降格。日柏讷(IrvingRibner)呼应缪尔的判断,认为“麦克白正如传统道德剧主人公,夹在好天使与坏天使之间”。更多的论者将主人公麦克白直接等同于邪恶(evil)的化身,是出卖了灵魂的人。认为他“将自己的永恒之珠(指人性——引者按)出卖给了人类的共同敌人(指邪恶——引者按)”,与浮士德一样,是一个与魔鬼订盟的人。“他与所有人为敌。他不再是人性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最终沦落为一个人人喊打的恶兽。”卡瑞(Waiter clyde Curry)在他的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在我看来,莎士比亚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麦克白》基督教的关于客观存在之恶的形而上世界的观念。”类似的读解,在20世纪学术界可谓俯拾皆是。比这种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妖魔化麦克白的论点更能哗众取宠的是“道德矮化”式解读。20世纪曝光度最高的莎学成果之一是斯坡晶的“意象”批评。斯坡晶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她用量化的方式确定了“衣服”意象在该剧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她从“阅读”跨向“解释”时,她受到了她固有的道德主义路线的影响,把麦克白曲解成一个“穿着偷来的锦衣的侏儒”——不但是盗贼,而且还是个侏儒!其实,在剧中,“偷来的衣服”等等都是出自麦克白自己之口的间接的道德化评价,而不是剧作家的评价,也不是借其他角色所作的评价。麦克白的道德化视角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全局绝不乏同情的表现,与麦克白的自己评价构成了一种可贵的张力,这说明莎士比亚一方面不是像唯美主义者那样竭力想让道德完全缺席,同时又超越了无历史的道德绝对主义。因此,可以说,对麦克白最严厉的批判正来自麦克白自己,又何须他人置喙帮腔。
       许多评论家都强调《麦克白》与塞内加戏剧的关系,有的认为,《麦克白》是最富于塞内加特征的一个剧作。尤班克(Ewbank)的文本对读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麦克白夫人与美狄亚(Medea)之间的相似之处。但这种比较研究并没有解放我们的批评家(就像斯坡晶所发现的诸多主导意象确实对解读剧本有重要意义,但是她的结论却受到她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的影响一样)。尤班克在做了一番相似性研究后,却在它文章的结尾处宣称:
       美狄亚通过邪恶找到了她英雄的自我,而麦克白夫妇通过邪恶失去了自我。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个被“去女性化”的女人成了“恶魔一般”(fiend-like)的角色,因此不再是一个女性;而塞内加笔下的同样被“去女性化”的女子成了英雄,因而比女性更加女性。
       对这种武断的表达方式我们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在富于基督教救世情结的艾略特以后,文学评论患上了严重的道德绝对主义症。浪漫主义确实有遗忘道德之嫌,唯美主义更是将此推向了极端,道德主义批评的回潮因此无可厚非,但是从此而诚惶诚恐、过分小心,无疑从无道德的极端走向了无历史的另一个极端。尤班克的细读方式与斯坡晶的意象批评模式(两者无疑都是新批评的产儿)都不能让他们幸免。
       二
       尤班克等人(包括艾略特)的研究表明,古典时期的戏剧与莎士比亚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传承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修辞(广义的)的层次,诸如表达方式,形象塑造,情节设置等,而更是一种态度、精神、思想、灵魂方面的追溯与重建。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麦克白》的悲剧,那么可以看到,《麦克白》与《美狄亚》这类古典戏剧的建构方向正好相反。古希腊、古罗马的剧作家因为承担着构建道德秩序的使命,因而将神话人物人间化;而莎士比亚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历史人物作“神化”的处理——麦克白等人在人间投下了神的影子。至少在剧作家的潜意识中,描摹、观照、评判麦克白等人的参照对象,是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
       无数个批评家无数次地引用过剧中麦克白夫人这段台词: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的毒手的话。(1幕7场,凡本文所引剧中文字均出自朱生豪译本)
       以此来谴责、定罪似乎顺理成章,但这段表白却让我们想到古希腊最高女神赫拉误哺赫拉克勒斯的故事:
       宙斯之妻赫拉痛恨阿尔克墨涅当了丈夫的情妇……当阿尔克墨涅生下赫拉克勒斯时,她担心他在宫中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把他放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后来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田野。当然,如果不是一个神奇的机会,使雅典娜跟赫拉走到那地方,赫拉克勒斯肯定活不了。雅典娜看到孩子生得漂亮,非常喜欢。她很可怜他,便劝赫拉给孩子喂奶。他咬住赫拉的奶头,贪婪地吮吸她的乳汁,吸得她的奶头生疼。赫拉生气地把孩子扔到地上。
       这位当时尚且年幼、有幸获得“神哺”的赫拉克勒斯就是希腊神话中形象最鲜明、故事最多的那个能够擎天的半神英雄。麦克白与赫拉克勒斯,两个形象之相距不可谓不远,但是,麦克白的处境与后者的故事之间隐约呈现出诸多联系。
       赫拉克勒斯“这半神半人的英雄不甘当凡人的奴仆”,而面临死亡的麦克白则宣称: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5幕7场)
       国王拉俄墨冬一次次背弃自己对赫拉克勒斯的诺言;而在麦克白的心中,对国王邓肯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观:刚许诺说“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转眼就把自己的长子立为王国的储君(1幕4场)。
       斯坡晶告诉我们,“衣服”是《麦克白》中的主导意象之一,而在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中,“衣服”也是一再出现的道具,最终是一件有毒的衣服,终结了赫拉克勒斯的生命,
       “谋害了人间最伟大的英雄”。
       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赫拉克勒斯过着东方人的豪华生活,他逐渐忘掉了美德女神在他年轻时给他的教诲,沉湎在享受中,不思进取,连妻子翁法勒也开始瞧不起他了。她自己披上他的狮皮,而把女人的衣服给他穿上,用来羞辱他。
       这个情节不能不让人想到麦克白夫人以羞辱的叱骂激励丈夫的场景。
       赫拉克勒斯因为不甘为凡人所役,“心头的郁闷变为内心的狂暴”,铸下人生大错,“陷入更深的悲哀与不幸之中”。这种“狂暴”与许多批评家注意到的麦克白所称的“人生的热病(fever)”(3幕2场),应为同一种状态。而他因郁闷而铸错而痛悔绝望的前半程人生与麦克白的故事正相合。
       杨周翰先生认为:“人文主义,甚至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大致说来,则是一个贵族运动。”就莎士比亚而言,我们更愿把“贵族运动”改为“精英主义运动”。莎士比亚的兴趣所在是“精英”的命运,而不是对“平民”的教化(这有待小说的兴起)。全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最有“精英”命运探讨故事的模式特征。赫拉克勒斯年轻时,幸福女神(轻佻女郎)与美德女神展开了对他的争夺。在美德女神看来,如果他选择了幸福女神,“虽然你是不朽的,然而却遭到诸神的唾弃,为善良的世人所不齿”。精英的“命运抉择”这个母题,无疑也是《麦克白》的重要母题之一。
       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
       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
       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
       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
       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惧(hateful)的名字。
       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fearful)的名字。(5幕7场)
       麦克白接受了对方对自己的道德主义(“可憎惧”)批判,但显然认为自己的精英主义(“可怕”)补充足以抵消对方的批判力量。我们不能以此判定剧作者莎士比亚自己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但是借女巫之口说出“美即丑恶丑即美”的莎士比亚,决不是一个绝对的道德主义者。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女巫代表了反面力量,但是,我以为,在古典戏剧样式中的合唱队缺席的情况下,《麦克白》一剧中的女巫在许多场景中同时担当了合唱队的角色。更何况17世纪以来的新古典主义者从来就以“缺乏道德教化意识”而诟病莎士比亚。
       在塑造麦克白的形象的过程中,至少在莎士比亚的潜意识中,赫拉克勒斯的幽灵挥之难去。与莎氏另三部重要悲剧不同,《麦克白》的主角没有一个临终告白,后世演员和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事实。也许莎士比亚试图避免对主人公作出直接的评判,因为至少在17世纪的伦敦,如果在价值的天平上让麦克白与那位半神英雄相提并论,也许有不小的道德风险。但这并不能阻止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构建麦克白的英雄形象,而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浪漫主义者发现了莎士比亚,没有浪漫主义者,就没有今天的莎士比亚。就我的阅读所及,把这种英雄形象提升到“神”的高度的,是赫兹列特:
       说到麦克白夫人这个角色,我们不能不提西顿夫人的表演方式。我们再也构思不出有更伟大的表演方式了。它是超自然的。几乎可以认作是一个从高一等级的存在空间降临凡世的一个高一等级的生灵。……她的眉宇间盘踞着力量,她的胸膛仿佛一个神龛,从那儿发射出激情;她是悲剧的人格化。……(而)他(麦克白)能见凡眼所不能见,听到非尘世的音乐。
       尽管赫兹列特的这个议论是针对表演所达到的境界而发,但显然他认为演员准确地演绎了原作,而不是歪曲了原作。
       三
       精英主义在尼采那儿达到了极致,在抗拒中世纪以来以奴化与愚化为特征的精神统治的数百年中,它功勋卓著。但是,在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那儿,它暴露出它潜在的恶的一面,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可为“恶”所用的一面,道德主义的反拨顺理成章。在“政治正确”(politicallv correct)意识的引导下,英美莎学者们形成了以宗教或道德主义为特征的对《麦克白》的解读主流。其实,在此以前,富于救世情结的艾略特对莎士比亚悲剧的批评实践,就已在新古典主义的泛道德批评沉寂近百年后,重新开启了资产阶级道德批评的先河。艾略特有文坛现代主义大师的身份,他的批评文字中饱含理论创新特色,莎学界不能不一时因之“色变”。但是,艾略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大师。如果仔细研究艾略特解读《奥赛罗》与《哈姆雷特》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否定奥赛罗这个戏剧主人公与《哈姆雷特》这个悲剧,否定浪漫主义以降的感伤主义(滥情主义)解读态度的同时,(至少部分地)否定了莎士比亚这个悲剧作家。这至少说明,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本人并没有采取他那种宗教道德主义立场。而他本人在理论上又并没有否定诗人普遍采取的那种非道德主义的态度。兰色姆(Ransom)说道:“诗人用逻辑的议论安抚社会的监察(public censum),就像小偷用肉对付看家狗,此后诗人的工作也像小偷:在暗地里偷偷干比在光天化日下干来得好。这样,忠实的看家狗可以相信小偷除了肉没带其他工具,社会监察也可以自得地相信诗人除了这些议论外没有其他意图。”兰色姆的这个妙喻本身就来自于艾略特。如果我们认同艾略特与兰色姆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对《麦克白》采取非艾略特式的、也即非道德主义的解读就有了合法依据。我们有理由认为,《麦克白》的以善恶斗争为情节主线的道德剧框架只是一个外在的框架而已,是诗人用以“安抚社会的监察”的“逻辑的议论”,而诗人悲天悯人的如炬目光之所及,远在这个目标之外。
       陆建德先生认为:“简单的扬善惩恶,伟大的作家不屑为之。考察寻常生活中的道德复杂性,这才需要非凡的眼光。”艾略特也曾声明:“我不相信严格意义的信仰会进入一位伟大诗人作为纯粹的诗人的创作活动中。”这就等于预判了许多后来者(他们受到艾略特的“从宗教正统出发”的“道德式文学批评”严重的格式化影响)在基督教《圣经》的框架内解读《麦克白》的狭隘性。
       莎士比亚对麦克白的态度,可以借用利维斯的一句话:“既不敌视,也不自欺欺人地纵容之。”如前文所述,莎士比亚首先赋予了麦克白“神性”特征,但这并不等于说,莎士比亚的态度从道德主义者所称的谴责变成了歌颂。粗略的统计发现,《麦克白》一剧中,mortal(意为“凡人、凡间、致命”)这个并不“日常”的词,出现凡七次之多。这种极不寻常的高频的重复,表达了剧作家对主人公尴尬处境的定位:一个跌落凡间的类似赫拉克勒斯的半神。
       半神出现以前,地球上已经出现过黄金、白银和青铜三代人类:
       当这代人(青铜)也降入地府时,宙斯又创造了第四代人。这代人应该住在肥沃的大地上,他们比以前的人类高尚、公正。
       他们是神祗英雄的一代人,即古代所称的半神的英雄们。可是最后他们也陷入战争和仇杀中,有的为了夺取俄狄普斯国王的国土,倒在底比斯的七道城门前;有的为了美丽的海伦跨上战船,倒在特洛伊的田野上。当他们在战争和灾难中结束了在地上的生存后,宙斯把他们送往极乐岛,让他们居住和生活在那里。极乐岛在天边的大海里,风景优美……
       所谓“半神”,并不意味着比凡人高尚,因为它是一个非道德的定位。在古希腊语中,demon既是“魔”,也指“神”。神与魔从来就是同类,同为人类想像中的高一等级的生物(这里的等级是根据力量来划分的),直到道德主义统治世界以后,神魔才开始分开,形成了神、人、魔的道德等级秩序。而莎士比亚的兴趣在于重建人性由魔(神)到人的蜕变过程。
       纯粹的魔,是没有道德意识的,如《理查三世》的同名主人公。理查三世毁灭一切,毁灭自己,身后留下一片混沌;劫后余生者仍需要神的引导才能蹈险履危,到达彼岸。麦克白同时担任了魔与神的角色,他毁灭世界,毁灭自己,但他把他所毁灭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价值显现了出来,把许许多多浮沉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遗珠”打捞了上来。他近乎天神的敏感,烛照了世界,烛照了人性的宝藏。他在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更为明晰的世界。
       莎士比亚洞悉人性与社会,孜孜以求地追寻文明的真谛,可以说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但他的这种相对主义并没有走向极端,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麦克白那段著名的独白——“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5幕5场)——数百年来征服了无数观众与读者,显然不是因为它对人生的否定,而是其中饱含的对自己恶行的痛彻肺腑的悔恨,也即对自己的魔性的否定。麦克白夫妇在犯下人生大错前,并没有讨论过人生的意义, “伟大”(greatness)一词却一再出现,似乎人生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地饱含在他们对“伟大”的追求中了,这是半神的思维特征。但在“见血”(“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2幕1场])之后,半神开始意识到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人间法则,良心的谴责使他们失眠、幻视,开始了灵魂的自赎征程。因为悔恨,麦克白又转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第5幕的两段独白,“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3场)和“喧哗与骚动”(5场),可以认为是文学史上关于人生意义的最感性、最出色的表白,标志着灵魂自赎的完成。当然,灵魂救赎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肉体的得救,此后,出于求生的本能,他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包括血腥的杀戮。
       在莎士比亚的人性谱系中,麦克白是与半神为伍的,但这个半神其实早已不自觉地蜕变,人性早已潜伏在他的灵魂深处。导致他最后失败的是他的软弱(表现为悔恨与幻视)。一味敌视麦克白的人,也许正可以把这种软弱表现视为可鄙的丑态。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愿意反省人性,那么应该看到,这种软弱正是最可贵的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软弱中包孕着人类救赎的希望,而把这种希望变为现实的力量,在莎士比亚看来,并不是某个至高无上的神灵,而是人类自己对人生意义的发现。人生的意义并不是不证白明的,它需要经过无数次悲剧性体验才能发现。中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对地狱间生灵的痛苦,有诸多大胆的想像,但就我的阅读所及,地狱的惩罚也就以“肉体的车裂(当然并不一定用车)”为甚,就表现灵魂的地狱般痛苦而言,《麦克白》达到了文学作品极少能企及的境界。真正的恶魔早已出卖了灵魂,何以感受地狱的痛苦;愚人则无法表述自己的感受,或者根本没有丰富的感受,他们在地狱的感受对人没有意义。正是有着诗人般敏感心灵、感受力与表达力的麦克白,在他自设的灵魂地狱中的煎熬,才使人认识何谓地狱,何谓人生的意义,从而实现自赎。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为或自在的东西能像文学那样同时担任道德的合谋者与叛逆者。没有文学,道德秩序难以真正建立;道德秩序建立以后,如果没有文学的抵抗,道德将一统天下,极度膨胀,最终自毁。文学对道德的建构与解构时刻进行。一部文学史就是道德的建构史、传播史和解构史。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正可以作如是观。一方面,莎士比亚嘲弄愚行,鞭笞恶行,被理性时代的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圭臬;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诗性正义”经常缺席,在他似乎应该表态的时候,王顾左右而言他,因此又常常为新古典主义者所诟病。但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剧作家的自相矛盾。或者作品间质量的不平衡,因为它符合剧作家对道德秩序的相对主义态度。在《麦克白》中,剧作家的这种相对主义态度表现得更为复杂。一方面,该剧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道德剧框架,道德寓意似乎非常清晰;另一方面,作者以悲天悯人的目光看待杀人如麻的主人公的命运,从而在浪漫主义者眼中树立起他的英雄形象。而在他隐约表现出他对道德秩序有所保留的态度的同时,他又强烈地传达了他对人类灵魂救赎的焦虑。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