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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的中国译坛涌现出许多杰出译者，但学界较多关注男性译者，对于女性译者则鲜有研究。本文对清末民初1898—1922年间涌现的女译者及其译作做初步梳理。女译者可以分为本土译者群和包含西方女传教士在内的《女铎》译者群两大类，对其译作则主要从体裁、语言、题材和原语种类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试图探讨当时女译者群及其译作的特征，并结合时代历史和文化背景，阐释出现这些特征的原因。
       关键词　女译者　文学翻译　清末民初
       学界对清末民初外国文学译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关注体现当时翻译特征的男性译者，例如号称“并世译才”的“严林”、翻译侦探小说的周桂笙、翻译俄国虚无党小说的陈景韩、翻译教育小说的包天笑、翻译欧美诸家小说的周瘦鹃以及徐念慈、马君武等人，他们的译作影响深远，自然成为学界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
       然而，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并非由男性译者一统天下，女译者们也涉足这片新兴的领域。不同于古代中国妇女以诗词歌赋为主的文学创作方式，她们涉猎小说和戏剧等新颖的文学体裁，创造、翻译出数量可观的作品，此时中国女性的“文学书写”并没有“随着近代小说的兴盛渐渐淡出文坛”，而恰恰是藉着近代小说兴起的力量和当时维新变法改良思潮的东风，“才女贤媛”得以找到发挥自己文才和智慧的新舞台。对译者群的研究，是晚清翻译史研究的专题之一，我们需要解答这样一些问题：谁来翻译?他们具备什么资历?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翻译活动?他们在整个译人语文化(包括社会地位)中占有什么位置?他们如何进行翻译?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对清末民初涉及外国文学翻译的女性译者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这些女译者及其译作做初步的梳理，并尝试分析其译作特征。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在1898—1922年间，目前可以确定身份的女译者共计45人，其中以广学会创办的针对中国女性的宗教刊物《女铎》报为中心发表译作的19名女性译者，称为《女铎》报译者群体。她们中既包括一些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西方来华新教女传教士，如美国女传教士亮乐月(Miss Laura M.White)、狄考文夫人(即狄丁氏，Ada Haven Mateer或Mrs.Calvin Wilson Mateer)和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夫人(即季师母，Mrs.DonaldMacGillivray)等，也有一些教会学校的中国女学生，如亮乐月在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的学生李冠芳、袁玉英、周澈朗等。其余的26名女译者则称为本土女译者群体，她们中既包括薛绍徽等近代才女贤媛，也包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秋瑾、张默君、陈鸿璧、吴弱男等妇女活动家。与第一组译者相比，她们的共同特点是与教会的联系较少、或没有直接的关联，译作宗教色彩不甚浓厚。所有女译者的译作(包括刊登在杂志上或由出版社单独成册出版的小说、戏剧作品和小说集等)共计113种，其中本土女译者的译作54种(包括短篇小说集《中国女子小说》)，《女铎》报译者的译作59种。
       女译者文学翻译活动的纵向考察
       纵观1898—1922年间女译者翻译作品的数量变化，可以发现她们的文学翻译活动呈现出发生、曲折发展、繁荣和逐渐衰落的过程，并与当时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近代翻译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有密切联系。
       1898—1905年是女译者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发生和缓慢发展的时期，表现为译者与译作数量少，7年间只有6位女性译者和9种译作，而其中1899、1901、1902和1904四年中还出现了断层，都没有女译者的译作发表。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期间，随着改良人士对女学的倡导，女子教育的发展出现良好势头，女性自身也开始提倡女学，创办女学堂和女报，并在这场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值中国现代出版业发展的开端，出现女译者的译作《海国妙喻》和稍后出版薛绍徽的译作并不是偶然，它们与标志着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兴起的林纾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几乎同时发表，表明近代中国女性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中和男性译者几乎是同时起步，但是结果和影响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新出现的女译者，如裘毓芳、薛绍徽等，都和维新变法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裘毓芳本人就是一位积极倡导维新变法思想的女性，薛绍徽曾经给维新变法的产物《女学报》撰写文章。
       1901年中国女子留学生首次留日，此后出现了一批赴日求学的女学生，凤仙女史或许就是这群留学生中的一员，她的译作得以在20世纪初期在日本出版的中国杂志《新民丛报》上发表。除上海外当时的日本是晚清期刊出版的第二大中心。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士涌入中国传播福音，女传教士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到20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社会中多半数是妇女”。而且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布道活动，文化、教育等改造社会的活动成为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此时出现了以亮乐月为代表的女传教士译者也并不突兀，她本人及其在教会学堂女学生的译作，在此后女译者的翻译作品中占了不小的比例。
       1906—1920年是女译者文学翻译的逐渐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表现为译者队伍壮大。《女铎》报译者群体是后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主力军，其译作题材较广、数量较多，同时还翻译了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期刊出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自1906年起，中国女译者的作品数量几起几落，或可以归因于出版社的提携，或是个别译者的崛起。而民国之后的1915年是中国本土女性译者发表译作较多的一年，共有9种作品发表。1916年是全部女译者的文学翻译活动较为兴盛的一年，这与《女铎》报译者们的文学翻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年她们共发表了10种文学作品的译作。《女铎》报创刊后就积极进行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刊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作。而进入20年代后，随着这份杂志越来越侧重日常生活知识的介绍和普及，它发表的文学作品大量减少，直接导致女译者作品数量的下降，女译者们的文学翻译活动进入低潮期。这也与当时整个小说界已出现的衰落局面相吻合，针对1919年的中国小说界，绮缘(吴惜)在《小说新报》第5年第5期上刊载的《吾之小说衰落观》一文中指出试观民国改元以来，小说翼飞胫走，几有纸贵洛阳之势，殆可见矣。虽所撰未必皆堪入目，而社会则已有崇拜与爱悦之念。因行销之日广，知阅者之日增，而势力又日张矣，然而盛衰循环，无往不然。一二年来，小说界又觉江河日下，衰落之速，出人意表。方其盛也，杂志不下百数十种，而今所存者，仅其一二而已。单本之作，昔亦曾见叠出，充斥坊肆，而今则匿迹消声，奄奄欲绝矣。即阅时既久，出其一二，亦鲜风行者。撰文者因而减兴，营业者因而寒心。
       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内革命形势的变
       幻，女译者们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逐渐渐少，1922年只有两部译作发表。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女译者随着维新变法的潮流而来，又在革命的洪流中消失了身影，这其中的起起伏伏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探讨。
       女译者译作简析
       按体裁划分
       上述113种清末民初女译者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按体裁可笼统地分为小说和戏剧两大类，其中小说91种，戏剧作品13部，短篇小说集9部。而小说又有长、短篇之分，长篇小说43部，短篇小说48篇。随着清末民初出版业的发展和近代化、杂志报刊的风行，许多作者们宁愿向杂志或报纸副刊投稿，而不是直接写书出版，短篇小说和散文的流行是此时的特征之一。长篇小说也多先连载在期刊杂志上，再由出版社结成单行本成册出版发行，这几乎已经成为当时出版业的惯例，“报纸、文学刊物、平装书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本研究所整理、关注的这些作品中，有82种之多首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些再由出版社成册出版。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陈鸿璧的《苏格兰独立记(二)》、《第一百十三案》等，先在《小说林》上连载，再由小说林社成册出版发行。
       在本研究论及的小说译作中，短篇小说约占了53％，可以看作是清末民初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崛起的见证之一。林培瑞(PerryLink)从小说创作和发行的外部环境人手，将此时小说在报界兴盛的原因归为印刷技术和运输方法的变革、新的商业角色(职业作者、出版商、发行人和广告商等)和逐渐提高的识字率等。同时，短篇小说篇幅短小，一般可以在一期刊物上一次登完，随着当时文艺报刊的大量刊行而颇为兴盛，为“近代文学家所风尚”。1906年《月月小说》的创刊标志着短篇小说的兴盛。此时刊物上出现了对短篇小说的征稿启事，如《小说月报》曾刊登通告，点名征短篇小说。9卷1号的“紧要通告”云：“小说有转移风化之功，本社有鉴于此，拟广征各种短篇小说，不论撰译，以其事足资观感，并能引起读者之兴趣为主(白话尤佳)。”
       同时编者也自觉从文体上对短篇小说和西方小说、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加以区分，说明了短篇小说在当时文坛的重要位置。如《月月小说》第1年第5号刊登的紫英的书评，认为中国短篇小说与西方不同：“譬如‘短篇小说’，吾国第于‘小说’之上，增‘短篇’二字以形容之，而西人则各类皆有专名，如Romance，Novelette，Story，Tale，Fable等皆是也。”短篇小说与传统章回体长篇小说的不同在于：短篇小说篇幅短小，语言简单，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而章回体小说则可以吸引那些喜读旧小说的读者。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续上)》中谈到“小说今后之改良”时认为小说应该从形式、体裁、文字、旨趣、价值等五方面进行改良，而且应该针对社会上不同的人进行：
       ——学生社会。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而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体裁则若笔记小说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实业社会。我国农工蠢蠢，识文字者，百不得一。小商贩负，奔走终日，无论矣。吾见髫年火伴，日坐肆中，除应酬购物者外，未尝不手一卷，三国水浒说唐岳传，下及秽亵放荡诸书，以供消磨光阴之用，而新小说无与焉。盖编译，则人名地名诘屈聱牙，不终篇而辍业。近著，则满纸新字，改良特别，欲索解而无由，转不若旧小说之合其心理。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专出商人观览之小说……其体裁用章回，其文字用通俗白话，先后以四五万字为率。
       上述两则通告和徐念慈的论述不仅见证了当时短篇小说的兴盛，还涉及到清末民初文坛的另一个大问题：文言与白话小说的并行。
       按语言划分
       裘廷梁、裘毓芳叔侄于1898年在无锡创办、主编了一份我国最早的白话刊物——《无锡白话报》，拉起白话运动的帷幕。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写道：“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他认为国人“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二千年来，寂处幽室，为光力所不及”的原因有二：“一由学究教法不善，一由中国文义太深，有以致之。”要改变这种现状，“文义太深，则设法浅之而可矣”，才可以使购报者，“略能通知古今中外……为广开民智之助”。白话文的提倡在20世纪初有所发展，1903年《中国白话报》的创刊及其后白话报刊的创立，不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还因为1902年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但谈到白话运动在中国文坛大张旗鼓的展开，则是到了新文化运动兴起及“五四”运动之后的事，因为“‘五四’以前，文言与白话这两种文体，在小说领域内尚能平分秋色。20年代起，文言才逐渐衰弱”。本研究所关注的113种女译者的译作中，文言或半文言小说略占上风。白话小说虽然也出现增多的趋势，但是在民国成立前只出现了两部，即裘毓芳的《海国妙喻》和风仙女史的《美人手》。这两部译作采用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它们的语言倾向古代白话小说或话本小说的文体特点，每回都有对仗的标题，说书人口吻浓厚。以《海国妙喻》的每个小故事的题目为例，有“苍蝇上学吃墨汁”、“老鼠献技结响铃”、“还请酒仙鹤报怨”和“不吃肉良犬尽忠”等。
       1913年之后，用白话翻译的小说数量有所增加，每年总有少则一部、多达十部的作品发表。特别是1913年至1918年间，在《新青年》扛起白话文运动的大旗之前，《女铎》报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用白话文翻译的小说和短剧，她们对白话作品的重视和推广值得重视。在本研究关注的时间段内，女译者们发表白话文译作49种，文言或半文言译作55种，另有8部作品由于尚未见到中译本，暂且不下定论(短篇小说集《中国女子小说》不计算在内)。总体看来，文言小说比例略大，占52％，几乎分布在涉及到的每一种杂志中，而白话文小说则主要发表在《女铎》报或《新青年》上，其中《女铎》报译者就发表了38种白话文译作，约占白话文总数的78％。这或许是由于它的读者群多是教会学堂的女学生的缘故，白话文本更容易让她们理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西方来华女教士的中文修养有限，还不能熟练的运用文言写作，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在汉语的水域中，他们还只是陆地动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铎》报刊登的部分文言作品几乎都是由中国女学生翻译的，如李冠芳、周澈朗、郑申华等。但是，女传教士以及其他一些宗教人士“坚持以白话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对‘五四’运动前后白话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导向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部分本土女译者采用白话文翻译，但多数女译者在译作中采用了清
       丽镌雅的文言或半文言文体，只有少数译作语言直白浅易，接近口语。这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白话文运动艰难历程的侧面，毕竟“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为贵，这不免受了林译小说熏染”。
       女译者们的译作文体风格差异之大，下文分别举例说明。《美人手》是晚清少数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的长篇小说之一，译者凤仙女史虽然遵循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结构，给每一小节添加对仗的标题，但她的语言却是鲜活的口语体。例如第六回“读新闻提心吊胆，趁机会胡思乱想”的译文：
       伊古那本来是个假至诚的伪君子，平日脸面上虽然装成庄庄重重的模样，不露出什么声色，但他的心里实在日夜焦思，很想吃这块天鹅肉，如今听见玛琪拖亚这番说话，正中了他的心怀，不觉低了头并不答话，心中已自想到槐安国去了。
       译者还不时在文章中显身，以说书人的身份跳出故事的叙事框架，发表感慨，与读者“看官们”对话。例如书中主人翁的不幸遭遇让译者在第十四回“约幽会保姆递情书，避疑嫌表兄拆封面”不禁感叹道：
       看官你想这样光明磊落的女子，怎不令人爱敬呢?无怪他后来得如此好结果，致令英雄豪杰竭尽心力，拼命也要替他成全，我译书的人，也不能不要留意替他加足几笔。大凡男女有真情爱，然后世间有完全夫妇，此事于人类进化大有关系，世人不明这个道理，以为男女婚姻随意可合，不问两人质性如何，硬自作主把一生最欢乐的人道，弄成个苦恼世界来，实属误人不浅，今日世界上开了自由结婚的例，本来是极文明的理想，但此事也要仔细，若没有文明的见识，一味自由，不特误了终身，受旁观者指摘，就是本人自己也觉得纯乎是个私意，不敢坦然告人，因此把情爱二字，便弄得糊里糊涂，成个不好的字眼了，岂不可叹，如今闲话且休烦绪，再把本书的正文说来。
       文中“译书的人”直接称呼读者为“看官”，模拟了说书人与听众之间的对话，拉近了两者间的距离。凤仙女史的语言浅显朴实，平白易懂，堪称当时白话文口语体的代表。有些译者的文笔却相当通畅典雅，清秀隽永，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当时“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陈鸿璧就是文言译者的个中翘楚，1907年她发表在《小说林》上的《苏格兰独立记(二)》，同样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每一回都有工整对仗的小标题，但是文体却相差甚远。如第十一回“居首功少将克城，辱国威英人失信”她翻译的主帅和耳士攻城一节：
       和耳士……纵身向墙内下，足着地时，撞倒一巡兵。巡兵急捉其腰，与之相搏，遂喊日：有贼!有贼!近处卫勇闻之，皆来相助，叱问和耳士为谁，和曰：汝之敌也，何问焉。随挥剑搠死二人于地。余人见之，一齐拥上，乱击狂呼。此时枢耳已引和耳士之队至，卫勇见之，恐不能敌，中有一二人，忙走入城中告急。……和耳士遂下令攻城，城上箭如雨，苏格兰军士冒矢进攻，毫不退缩。和耳士乃令军士取一倒下之大树，槌城门。无何门砉然倒，时欢呼之声，与喊救之声，如翻江覆海搅成一片。和耳士之战袍已成赤色
       这段文字古朴雄浑，“跃城、杀敌、撞门”，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可以看出译者陈鸿璧较深厚的古文功底。
       即使刊登在同一份杂志中的文章，文体语言差别也很大。例如《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刊登了高君珊的译作《慈母泪》，讲述战争的惨烈、士卒的不幸遭遇和慈母爱儿心切、不惜亲自到战场寻子、愿与之同眠的故事。故事开始是对战争前夜的描述，译文如下：时为傍晚，暮色迷漫，渐涨渐大，瞬息已罩全地。菩提树下，荒冢累累，深黑不见五指，然树荫不及之处，尚朦胧有微光。谿间之上，白雾蒸腾，语声喧嘈，出自其中。河旁巨炮，寂然不作隆隆之声，冷风烈烈，刺入肌骨。天上明星数点，闪闪作光芒，对岸黑物隆然对峙者，小阜也。一轮圆月，出自其后，大如磐，色赤而暗澹，不作灿烂之照人，若示人以不祥之兆也者。
       译文语言凝重幽深，简洁的句子结构，配以冷色调的词语，有力的勾画出昏暗、荒凉、阴森的场景。而第3卷第8号“家庭俱乐部”栏中郑申华译的新剧《薏波》中的语言却直白易懂，幽默风趣，特别是女主人公的三位姑母对太子提问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三位姑母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分别叫“长唇姑”、“阔指姑”和“扁足姑”，她们勤于纺纱，认为这是女子的天职，反对侄女薏波读诗书。当太子问他们为什么嘴唇这么长、为什么指头这么宽、为什么脚这么扁时，她们依次回答说：
       长唇姑：可见得我工作殷勤，因纺纱时常用手放在唇上，蘸湿手指，可以捻纱，所以我的唇才变长，并非生来如此。
       阔指姑：我的手指是才变阔的，因捻纱捻得多了。
       扁足姑：我没有他们的缺点，我的足虽扁，是因为我纺纱时，用足踏机踏多了，若我多日不踏，我想能变成本来三寸金莲的样子。
       清末民初女译者译作中的语言或通俗直白、或婉约凝炼、或深沉幽古、或灵活生动，她们驾驭各种文风的能力和翻译小说语言种类的丰富可略见一斑，这与同时期译坛语言风格的多样性相呼应。
       按题材划分
       当时对小说按题材的分类已经非常详细，以1916年胡寄尘编的《小说名画大观》为例，该书把入选的小说分为“教育、伦理、道德、家庭、历史、政治、爱国、外交、军事、科学、冒险、侦探、言情、哀情、侠情、奇情、社会、警世、滑稽、神怪”等20种。一些期刊刊登小说时会在前面冠以“某某小说”的头衔。本文考察的作品中，有19部在出版之际就已标明题材，如《三玻璃眼》是“侦探小说”、《电冠》是“科学小说”、《地狱村》是“探奇小说”、《飞人》是“理想小说”、《寻夫记》是“言情小说”、《乳姊妹》是“家庭小说”等。
       参照此种分类法和当今的标准重新审视女译者作品，发现其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宗教小说，22种，其次是针对儿童的教育类译作，17种。这些译作多数是由《女铎》报译者们翻译。本土女译者翻译最多的是侦探小说，有14种，陈鸿璧一人就翻译了4部，还与张默君合译了两部。不算《女铎》报译者充满宗教寓意的译作及针对基督教家庭和教会学校学生的儿童教育类译作，侦探小说是清末民初本土女译者译作中的重头戏，约占12.5％。女译者们对侦探作品偏爱有其原因。如果从时代背景的因素考虑，她们作为译作公开发表在杂志上的译者，出版社或编辑们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趣味，无疑会使她们接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毕竟晚清翻译小说的后期多为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之一。读者被它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就连认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的侠人也认为“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者，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当时侦探小说并没有完全堕落为吸引眼球、刺激神经的消遣品，“在其翻译的初期，侦探小说除了在叙事技巧(如倒
       叙)方面给中国作家以启示外，它还是帮助人们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窗口”。同时有些译者赋予侦探小说政治方面的积极意义，希望能够启发中国刑事诉讼的公正和严明。周桂笙1904年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分析侦探小说萌生于西方的原因，指出“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苛非证据确凿，不能妄人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而反观中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租界警察，“学无专门，徒为狐鼠城社”，“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
       其次就是教育和伦理题材类作品，分别有14部和8部，另外还有寓言故事7部，言情小说5部，军事、家庭小说各4部，探奇、历史小说各3部，科学、神话小说各两部，滑稽、实事和理想小说各1部。这些分类中宗教小说大部分是由《女铎》译者群翻译的，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即译者多为教会学堂的女学生，在西方来华女传教士的带领下，本着“破除女界积习，增进女界智德”的宗旨和“劝人为善，信仰基督”的理念，她们介绍、宣传基督教思想，宣扬忍耐、克己、勉力、慈爱、谦和、恭敬和诚实等品质，其译作多数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
       按原语种类划分
       按照原语的种类来看，目前可以查明国籍、语种的译作有96种，其中译自英语的作品占有绝对多数，有70种，约占73％。但有些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如《无人岛大王》、《乳姊妹》等。此外，还有5部非英语小说从英语译本转译而来，未包括在这70种之内。这里不能不提及以亮乐月和季理斐夫人为代表的《女铎》报译者群体，她们翻译的英语作品有50种之多，占英语作品总数的71％，还译介了不少出自英美名家之手的著作，如莎士比亚、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霍桑、马克·吐温等。其次是译自法国作家的作品，13种，约占14％，有莫泊桑、都德、法朗士等人的著作。有些译作是经英语或日语译本转译的，如《第一百十三案》、《美人手》等。俄语小说翻译了6种，占6％，其中有3部托尔斯泰的作品，两部高尔基的。自1895年到1911年，汉译书籍中译自日文的占了绝大多数。。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女学生，如吴弱男等。女译者们翻译的日语小说有4部，占4％，另外还有3部作品自日语译本转译。德语小说3部，占3％。另有15种作品由于目前无法得知原作或原作者，而难以确定其由何种语言译为中文。1909年出版的《中国女子小说》是短篇小说合集，其中收录的单篇已经分别统计，此处就不计算在内。
       按不同国别的原作数量多少排列，依次是英(包括美国)、法、俄、日、德，与樽本照雄统计的1902—1918年间译作数量由多到少顺序不谋而合。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认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阶段也反映在翻译史上。自1842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海战，英国的影响在中国居首要地位，这段时间的翻译也主要是从英文到中文。而随着1895年日本的战胜，中国开始关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近邻，并向它学习、效仿，掀起留日热潮，日文的翻译或从日文转译的作品逐渐增多。1919年之后日本对中国侵略加强，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此后翻译的中心又重新转回到英语原作上。
       综上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女译者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译作文体(文言或白话)的选择上，都受到时代潮流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她们主要针对拟想的女性读者调整其翻译行为，如《女铎》报译者多选择翻译宗教、家庭生活和育儿等题材的作品，采用白话或浅文言有利于女学生对译作的接受。清末民初涌现出的这些女译者形成了当时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一直以来在翻译研究和女性文学研究中，学术界对此却鲜有探讨，这一现象值得研究者的思考。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