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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诗化人生”是德国早期浪漫派诗论及文化诉求的核心。在这个理念的阐释下，文学不再仅仅是艺术的一个门类，而且还被赋予了改造社会、塑造人生的任务，由此获得了至高的地位，18世纪普遍流行于德国的艺术崇拜论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文学至上论。本文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从1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阅读革命”所引发的媒体变革来对文学至上论产生的成因进行解读，以找出浪漫派理论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浪漫派　阅读革命　媒体　市民阶层　文化教养
       18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提速导致宗教影响力式微，信仰危机加剧，艺术便承担起了信仰的重任，成为“替代宗教”(Ersatzreligion)，艺术至上论在德国获得普遍接受。一时间，艺术的身价百倍，承担了解释世界与拯救灵魂的双重任务。但是到了18世纪末，随着德国浪漫派的崛起，艺术至上论的范围逐渐缩小，诗或曰文学的地位陡然提升，艺术至上让位于文学至上。浪漫派作家们终于发现，借助“诗”(Poesie)便可以找到失落的“意义”，而且诗乃是寻找意义的最佳媒介。在他们看来，一旦诗成为它所应该是的，甚至超出它所应该是的，那么诗便成了新的福音书，浪漫派所憧憬的“金色时代”便即将来临，“诗化”就成了他们的救世良方。诺瓦利斯说：“诗才真正是绝对的实在”，“诗是社会的基础，一如美德是国家的基础一样”，并且疾呼“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一来，人们就找到了原初的意义”。在德国早期浪漫派那里，世界的“浪漫化”(Romantisierung)就是“诗化”(Poetisierung)。勃兰兑斯在谈到德国浪漫派时，也用了“人生与诗合一论”来概括浪漫派的主旨。尽管他们所说的“诗”也包括戏剧，但是其内核已经产生位移，从韵文移向散文，从剧场演出移向文学阅读。文学地位的陡然提升，书籍取代剧场而成为文学存在的主要形式。这个转向尽管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个观念的转变毕竟是需要具体的运动、具体的人来实施的。
       浪漫运动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浪漫派文学处在一个承上启下、除旧布新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不但体现在政治、法律、经济之中，也体现在文学赖以生存的媒介上。总体上看，在浪漫派之前的德国已经有大量的小说产生，但是主流的文学体裁仍是戏剧这种“音—像”媒体，而浪漫派之后，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字媒体势力不断壮大，尽管其他的媒体并未销声匿迹，但是其风光不再，而文字媒体则独占鳌头，成为最重要的媒体。德国启蒙运动期间，戏剧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无论是哥特舍特还是莱辛都是倾其力创作剧本、建立剧院。在这之后的狂飙突进和魏玛古典文学期间，歌德虽然曾经写下了几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但是最终还是回归戏剧创作，以诗剧《浮士德》结束其创作生涯，而席勒始终以戏剧创作为己任。早期浪漫派成员虽然以戏剧与小说并重，但是只有蒂克的几部戏剧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小说在他们的创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则远远超过戏剧，尤其是他们在其诗论中大力为小说摇旗呐喊更是影响深远。
       活字印刷术产生以前，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文学是依赖声音和视像而存在的。在中世纪一枝独秀的体裁传奇故事(Romanze)就是一种口头文学。无论是《尼伯龙人之歌》，还是其他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都是靠歌手传唱。自文艺复兴以来，以悲剧为主的戏剧在西欧文学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戏剧传统。但是戏剧也是依赖声音和形像而存在的艺术，阅读脚本只是演艺人员的工作，与观众无关。而随着印刷媒体的诞生，文字便开始了同音像的较量，并在18－19世纪之交最终赢得了文化霸权。在这个过程中，浪漫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舞台到书籍的转换过程的关键时期，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早期浪漫派提出了把世界诗化的新诗论。诺瓦利斯频频用书来比喻世界、指代生活，他在《泰尔皮茨断片》中说道：“每一个生活都有一个主旨、一个标题、一个出版社、一段前言、一段引言、一部正文一也有或是还会有注解等等。”
       然而这只是就西欧文学的一般状况而言。具体到德国，情况又大有不同，体现出了德国文化的特殊轨迹。德国早期浪漫派诸家(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瓦肯罗德尔)全部都出身于德国北方，全部都是新教徒，全部都受过高等教育，除诺瓦利斯一人是贵族之外，其余人物都出身于市民阶层，属于“文化市民”这个市民精英阶层。他们的背景对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无影响，而且在德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给与德国近代阅读文化以第一推动力的，是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主要诉求与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路德认为教皇及教会作为神的造物都是可能犯错误的，只有《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信徒自己阅读《圣经》，得到启示，理解了《圣经》，就可能成为“义人”。有鉴于此，路德创立的基督教路德宗也被称为“书籍宗教”(Buch-Religion)。既然阅读《圣经》是与上帝沟通的必由之路，那么首先就要学会阅读。所以，在路德教地区，人们比较强调识字的意义，较早发展出一个相对天主教地区而言比较成熟的阅读文化，与流行于天主教地区的音一像文化大相径庭。但是这批人之所以成为“读书人”(Btichermensch)，还有其他重要的历史根源，这就关系到德国中层市民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德国市民阶层极其重视“文化教养”(Bildung)的心态。
       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的历史比英、法等国更长，支撑和主导国家的力量是世袭贵族和官僚队伍，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市民阶级，包括上层市民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以及中层市民即中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低。市民阶层的子弟要想出人头地取得成功，惟有尽可能接受完善的教育，凭借自己的学历和才能跻身于官僚队伍，才有可能进入社会的上层，或是走学术道路，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崭露头角，从而打入主流社会。于是，中上层市民纷纷把子弟送去受教育，以求下一代的处境得到根本改变。市民阶层把子弟送到高等学校接受教育，专制国家则遴选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将其纳入官僚队伍为己所用。这些年轻人中的确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学者，跻身进入上层社会，使得这个阶层的心态多少得以平衡。市民阶级中的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便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即所谓“文化市民”(Bildungsbtirger)。“Bildung”(文化教养，文学修养)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内涵。在德国近代史上，市民阶层对于“文化教养”的追求之热切，是西方其他国家难以理解、也难以望其项背的：“‘文化教养’在德国近代史上所蕴含的那种绝无仅有的意义，大概只有在士大夫时代的古代中国可以找到。”在
       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不仅是市民，而且社会上有条件的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文化教养。
       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之风东渐，德国知识界及一部分开明君主为之欢欣鼓舞，纷纷学习、了解启蒙运动的原则、思想，阅读各种哲学、文学著作，阅读文化的空前繁荣已经初见端倪。不过三十年战争的创伤还没有彻底愈合，读书热还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社会其他各阶层还未受到触动。直到18世纪中叶，德国、尤其是德国市民才基本摆脱了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开始恢复元气，文化才有了发展的机遇。市民中产阶层中读书之风日盛，除了改变社会地位的实际功利目的之外，也开始注重精神追求。七年战争结束(1763)到法国大革命的大约25年当中，德国经历了一次“读书热”的洗礼，史称“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
       在这段时间里，两个新事物的出现使阅读文化大为普及。一是阅读社团或日读书会及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二是杂志的广泛流行。德国的大城市里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和公共图书馆，这些设施和组织直接促进了读书热的升温。与阅读文化紧密相关的是读物，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等。这些阅读文化的媒体在启蒙运动期间发展极为迅速，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题材、体裁、内容等方面，阅读文化也都经历了一场巨变。
       读书会和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无形中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一本书过去往往只为极其有限的几个人阅读，而现在则极大地拓展了读者面，这既是费用分担，又是资源共享。除了直接阅读之外，各种各样的报告会和沙龙在当时亦大行其道，既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同样也扩大了书籍的读者面。一个越来越广泛并且稳定的读者层的出现，改变着阅读文化的面貌。读书市场的逐渐形成使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保障，卖文虽然尚不足以为生，但是已经给作家们提供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1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图书产业经历了一个飞跃，有人称之为“媒体革命”。在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图书产业在欧洲独领风骚，德国的图书出版无论在印数和种类上均已超过欧洲各国。以1740年前后为例，当时每年约有10部小说新作出版，而50年后每年新问世的小说约有500部。而德国在这个时期的欧洲仍属于后进国家，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落后于西部邻国，但是阅读文化和相应的书籍市场却呈现出一枝独秀，恰恰反映了德国文化的特殊逻辑。
       另一个新的大众传媒是杂志。这个新媒体形式一经出现就迅速蔓延到，当时一度走红的“道德周刊”便是一例。与书籍相比，杂志的出版周期短，生产成本低，因而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相对比较新的信息；尽管当时的读者对信息的时效性的要求与当今信息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杂志的生产和发行与今天也有天壤之别，但是杂志的出现毕竟标志着阅读文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德语地区的文化界名流染指杂志的也不乏其人，如哥特舍特、瑞士人波特玛和布莱廷格等人。
       18世纪末，德国人不但阅读的内容与过去大不相同，而且阅读的速度和深度也都大相径庭，新的读者类型应运而生，阅读的方式产生了质的变化，从过去的重复阅读(Wiederholungslektare)或日“精读”(intensives LeBen)向现在的“泛读”(extensives Lesen)过渡。
       在出版物依赖手抄本的时代，除了书籍之外鲜有其他出版物，而且书籍的数量自然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书籍非常珍贵，因此拥有书籍的修道院或个人对于书籍的出借都异常谨慎，一则防止在出借的过程中书籍受损，二则也要提防借阅者偷梁换柱。直到18世纪的阅读革命之前，二流、三流作家的手稿要出版并非易事，得以流传的大都是一流作家的作品。因此，在读书最多的知识界，阅读也被局限在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范围内。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被许多人反复阅读。此外，诗歌、戏剧类作品常常被朗读，导致阅读革命爆发之前，人们的阅读的方式只可能是“精读”。
       而1740年之后，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急速攀升，读者不再限于知识界，读物也不再限于经典作品，除了“好书”之外，大量的“坏书”占领绝大部分的出版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杂志会同林林总总的报纸不但占领了大部分出版市场份额，而且确立了“泛读”的主流地位，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态度和习惯。阅读行为在摆脱精读、实现泛读之前，所谓“阅读革命”无从谈起，正是泛读的出现造就了阅读革命。从“精读”到“泛读”的变化貌似平常，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过去的阅读都以经典著作为指归，意味着承认一个权威的存在及对这个权威的臣服。而当阅读文化进入多元时代时，读者不再只读或首先阅读某类作品，这就标志着知识当中的权威受到质疑和忽略，而这正是18世纪末的一股强大的潮流。
       对于阅读文化中这个全新的景象，浪漫派同仁们多少抱有一些不满和不屑的心态。作为知识界的精英，他们不可能苟同于大众文化，所以弗·施莱格尔调侃道：“在这个书的时代，不浏览、甚至不阅读大量的坏书是不可能的。”诺瓦利斯则略带揶揄地谈论新出现的“书籍污染”，感叹人们“五体投地地拜倒在印刷出来的自然之脚下”，而“这种自然只是讽刺现实世界的漫画”。而且即便是“好书”，其种类和数量也在飞速增长，“知识爆炸”已初见端倪。与此前的阶段相比，这种阅读文化当中没有什么规则可循，或者按施莱格尔的说法，“无规则性就是其规则”。
       但是另一方面，新型的阅读文化又与浪漫派知识精英不同于前人的新观念、新感觉息息相通，给他们对于“浪漫诗”的理解提供了思路，帮助他们理解并解释现实世界，所以在他们讥讽、揶揄新的阅读文化的同时，又与之高度认同。启蒙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一旦后期启蒙运动陷入僵化，启蒙理性所要求的唯我独尊的权威便陷入困境，浪漫派一代人企图消解这种权威的努力便与文化界的新气象一拍即合。尽管他们在青年时代醉心于古典文化，但是他们全都是“泛读”读者，是在“泛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传记和通信集表明，他们几乎是只要能到手的书都阅读，诺瓦利斯在致弗·施莱格尔的一封信里说道：“每一本书，每一本躺在角落里的书，每一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偶然性送到我手中的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神喻，都替我打开一个新的视野，给我以教益，对我作出规定。”所以他们在颠覆理性为我独尊的地位、拓展理性的范围时，当然要替这种文化作理论上的阐释和辩护，为这种一直被视为下里巴人的、负面的文化现象正名，为之争取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其著名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第116条中，施莱格尔把“浪漫诗”定义为“总汇诗”(Universalpoesie)：“浪漫诗则正处于生成之中；的确，它永远只在变化生成，永远不会完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浪漫诗不会为任何一种理论所穷尽，只有预言式
       的批评才敢于刻画浪漫诗的理想。只有浪漫诗才是无限的。”
       正是泛读运动催生了阅读革命，而阅读革命又大幅度提升了散文(Pmsa)体裁在德国的地位，散文与韵文长达数千年的正宗之争终于以散文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西方文学史上，韵文或日诗(Poesie/Vers)一向被奉为正宗，而散文(Prosa)则被视为缺乏文学价值，是不适于文学的语言。在德国，这种以韵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持续的时间更加长久，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散文才在理论上获得存在的合法性，逐渐开始作为主流文学体裁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浪漫派以其理论上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的实际创作，在德国为散文的正名和小说的平反推波助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韵文基于其韵律与节奏而朗朗上口，减轻了记忆的负担，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就已承担着文学传承的任务。印刷术普及之前，韵文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流，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和骑士史诗，均属韵文体裁。韵文是一种“受限制的语言” (gebundeneRetie)，即语言的运用受到韵律、节奏等修辞手段的限制。这些限制性的修辞手段把诗的语言同日常的语言区别开来，使之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惟其受到限制，更要求作者有较高的修养和高超的语言表现力，在限制中展现自由，方显出诗人的才华与造诣，是为上上之境。
       而散文则被视为缺乏诗学价值，小说(Roman)作为散文体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体裁不但是用散文体书写，而且还是虚构的文本，所以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名声不佳，往往被风化警察视为滋生罪恶的温床。在德国，直到19世纪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得到广泛认同，散文才逐渐取代韵文成为文学的正宗。弗·施莱格尔说：“散文与诗本来是如同灵与肉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对立物，”“真正的散文里的每一个字句都应强调。”在他的诗论中，他把古典诗学的特点归纳为奉“美”为圭臬，而现代诗的特点则是抛弃美的原则，转为追求刺激，即追求“有趣”或日“精彩”。韵文美则美矣，但是难以跟上日益快捷的时代步伐，其表现力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散文则不受韵律、声调和节奏的限制，非常自由，表现力也极强，一旦被“扶正”，便获得长足发展。以追求“精彩”为原则的现代诗的载体是散文，而散文的身价是靠了泛读运动广泛与深人才得以提高的。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嬗变，散文日益繁荣，最终跻身于高雅文学之列。虽然这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但是推动这个趋势的因素则是具体的。在德国，散文及小说的地位在18世纪末得到大幅度提升，在19世纪中期后被立为正宗。直到20世纪，随着托马斯·曼的出场，小说在文学中才被奉为圭臬，这场韵文与散文之争才宣告结束。
       小说自16世纪产生之日起，随着其载体市民阶层的复兴而日益兴旺，到了18世纪上叶，德国小说的发展虽然比英法慢了一拍，生产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这种状况当然要求文学理论作相应的调整，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新诗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问世的。施莱格尔主张创造“总汇诗”：“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它的使命不仅是要把诗的所有被割裂开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使诗同哲学和修辞学产生接触。它想要并且也应当把诗和散文、天赋和批评、艺术诗和自然诗时而混合在一起，时而融合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综合艺术，把迄今为止各自独立的艺术形式、体裁囊括其中。这种综合艺术的具体体现，就是他所说的“小说”。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已经开始其上升的发展趋势，但是长篇小说此时名声不佳。小说地位的低下，一则在于体裁发展史上韵文的正统地位，二则在于小说的类型。当时的小说不外乎骑士小说、历险小说、绿林小说、恐怖小说、言情小说等等。英国的理查森、斯特恩等人的小说传到德国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小说不再可以被视而不见。等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问世后，小说在德国的地位开始提升，小说不再仅仅是流传于市井街头的消遣文学，而是开始步入高雅文学殿堂的胜利之旅。弗·施莱格尔等人敏锐地觉察到这个体裁与时代的关系，不但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狂热地为小说正名，而且身体力行进行小说创作。弗·施莱格尔说：“每一个有教养并施行自我教育的人，内心都有一部小说。不过他没必要把这部小说表露出来或是见诸文字罢了。”在他的诗论中，他盛赞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尤其对这种文学样式的能量大加赞扬。他还借评论薄伽丘的作品之机，为中篇小说(Novelle)摇旗呐喊。他还撰写了《论歌德的(麦斯特)》一文，盛赞歌德的这部小说，甚至把《麦斯特》誉为近代文学的顶峰。歌德作为德国文学泰斗的地位、小说在德国的正名，都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施莱格尔等人的努力。在《论小说的信》里，弗·施莱格尔深入探讨小说的概念，他认为，浪漫派文学的“浪漫的”(das Romantische)同“小说的”(dasRomanartige)本质上是相同的；他还说道，在诗当中一切有价值的、有前途的，都与小说有关，因为小说具有浪漫派诗论中最重要的特质，如现代人的感伤性、使人性得以恢复的想像力、表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的历史意识、艺术表现最大的自由度等。在早期浪漫派掀起的诗学革命中，关于小说的思考占有核心的位置。诺瓦利斯则干脆把生活与小说划等号，他说：“一部小说就是一个生活，作为书的生活。”此外，蒂克和瓦肯罗德尔的小说创作不仅达到了相当的数量，而且实际示范了浪漫派关于文学的新构想。从浪漫派开始，小说在德国逐渐摆脱了狼藉声名，最终获得了作为近代及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体裁的地位。
       在“阅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德国市民中产阶层不但文化品位在提高，而且整个文化氛围都充满着书卷气。对于知识界以及受其影响最大的学生和青年一代而言，文学又占有独特的地位，对此，文化史家埃贡·弗里德尔有言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时代。人人用文学的方式说话、行动，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恨、来爱。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论全都是笔头进行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国家、社会、宗教。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
       文学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之所以独占鳌头，除了媒体转换以及宗教改革引发的识字率提高外，又直接发端于德国市民与贵族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市民阶层的自我认同。与英法等国的市民阶级不同，德国市民阶级主要是通过阅读，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来发现自我，塑造自我，获得作为一个群体的意识的。文学，担负起了市民中产阶层培养阶层自我意识、相互认同的任务。
       近代德国由于贵族力量的空前强大，严重制约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公众被排挤在政治之外，公众生活被挤压到最小限度，公共领域的
       缺失迫使人们不得不转向家庭，转向社团，转向内心，由此产生了所谓“内在性”(Innerlichkeit)。在缺乏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生存环境中，具有私密性特质的阅读就担当了比在其他开放社会中重要得多的任务。在社会的中上层当中，缺少法国式的各种社交活动，人们的精神生活以读书为主，这也才能解释作为一个全面落后的国家，德国的出版业何以如此发达。
       三十年战争中，德国市民又遭到灭顶之灾，德意志各邦国君主们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在贵族和市民的较量中，天平完全偏向贵族一方，市民无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只能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邦君们也因此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有所放松，使市民文化精英得以通过写作和阅读来宣泄不满：“在‘写作’这个被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放任自流的领域里，德国中等阶层的青年一代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用德语来阐述他们自己、他们的新梦以及他们与宫廷背道而驰的理想。”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施莱格尔们才得以成为“读书人”。
       德国一直没有一个类似伦敦、巴黎的文化中心，本来就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又散居在各个邦国，因而不可能构成一个“上流社会”，知识界的人际交流处于不发达状态。斯太尔夫人游历德国时曾对此大发感慨。她习惯了法国以巴黎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文化生态，对于德意志传统的文化上的非中心状态感到相当意外。在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用法国的尺度来衡量就是在“外省”，经常可以邂逅知识渊博、思想精深、极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令她感到十分意外。
       在德国，鉴于市民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完全不对称，这两大社会集团处于严重对峙，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市民上层与贵族在相当的程度上实现了“联姻”。市民阶层无力冲破等级制度的藩篱，对贵族的仇视和敌对情绪愈来愈深，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势。对市民而言，既然挤不进贵族的圈子，便憎恨这个圈子，凡是同贵族有关的一切都遭到仇视，形成一种心态：凡是贵族拥护的，我们就反对。18世纪下半叶，随着市民力量逐渐壮大，贵族的影响力开始降低，以市民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逐步上升为德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于是德国社会发生了一次文化的断裂，或者说一次传统的断裂。这样一个没有传统的文化靠什么来自立呢?在相互隔绝的环境中，没有歌剧、没有音乐会、没有宫廷舞会，他们形成一种共同的等级意识的手段只有文学，包括看戏和阅读，其中主要还是靠读书。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在生活中、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困惑、一筹莫展时，由于缺乏传统的文化资源可资借鉴，便转而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文学便成为最便捷、也最可靠的生活指南。在德国文学史上曾经一度辉煌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就是一例。
       阅读文化及文学对德国社会之所以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是因为德国社会的结构及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也阻碍了市民阶层自我意识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政治体制不允许一个公共生活的存在，在一个已经形成了民族精神、全民拥有共同意识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社会生活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足以满足人们成功的欲望，也足以释放人们内心要求行动、展示自己能力的心理能量。倘若个人在社会中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位置，由此得以介入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也可以给自己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位，确保个人前途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环境给个人提供的机会远远多于专制国家所能够以及所愿意提供的，所以个人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限定在某个领域，而某个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也不可能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相反，倘若一个社会没有给个人提供充足的机会，社会生活被限制在某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就不得不承担起超出其使命的重任或日重负。
       综上所述，浪漫派正处于一个空前的文化转型期，经历着从舞台到书本的媒体转换，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变化，并且顺应历史而同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德国的特殊情况而言，正处于力量膨胀期的德国中上层市民壮志未酬，被力量远远大于自己的专制国家压制，不得不把奔涌而出的巨大能量倾泻到唯一没有被关闭的文化领域当中，致使德国的出版市场畸形繁荣，阅读文化一枝独秀，“在同一时期，主宰法国的事件是政治革命，主宰英国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表现在德国阅读革命之中的德国市民阶层的文化胜利堪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经济革命相提并论。”无独有偶，18世纪末的弗·施莱格尔则说：“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麦斯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倾向。”把德国的哲学、文学与法国大革命等量齐观，由此可以见出德国人对阅读文化的重视。此话虽不无酸葡萄之嫌，但是对于阐明阅读文化在当时德国所具有的重要性还是颇有一针见血的功效。就这样，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开始，阅读文化在德国一步步发展起来，在“德国的特殊道路”上独领风骚，起到了它在其他国家起不到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奥·威·施莱格尔陪同下游历德国的斯太尔夫人才领教了文化创造，特别是阅读及写作在德国的上流社会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于文化在社会中独领风骚、文学在文化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大为感慨，发出了“德国乃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的赞叹。正是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才给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文学至上论创造了生存空间，德国早期浪漫派才会发出“诗与人生合一”、“诗化人生”的呼声。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