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曹靖华教授(1897—1987)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提起他，人们很容易就会想起他是我国杰出的革命文学家，是鲁迅、瞿秋白的挚友，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前驱者，德高望重、桃李遍天下的青年学生的师长，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等等。1997年10月，前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在曹老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曾满怀深情地把他比作一棵大树。是的，曹老是我国俄苏文学界的一棵百年大树，它高大挺拔，枝繁叶茂，葱葱笼笼，在它绿荫恩泽的庇护养育下，无数青年茁壮成长，投身到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业中。今年是曹老诞辰110周年，又是他忌辰20周年。岁月匆匆，曹老离开我们已20年了。他一生辉煌的经历业绩早已成为历史，但他的道德风范、精神魅力却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笔者1949年秋进入北大学习，是当时正在筹建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受业于曹老的首批入门弟子。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现在，有幸长期学习、工作在曹老身旁，亲受教诲，恩重情深。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运和缘分。值此时刻，心潮涌动，思绪绵绵，有许多话不知从哪里讲起。下面结合追思曹老不平凡的一生，围绕着“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曾做过哪些事，他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这一主线，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有不妥和-谬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奔赴“赤都”、寻求真理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曹老原名曹联亚，1897年8月11日出生于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路沟口村。他的家乡地处八百里伏牛山脉，峰峦叠嶂、林密沟深，曹老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其父曹培元，字植甫，晚清秀才，一生从事山区教育。鲁迅先生在《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1934)中称赞他：“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曹老自幼随父求学，农闲上课，农忙则回家务农。1916年秋赴开封人河南省立第二中学学习。五四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鼓舞下，他发起并组织了进步社团“青年学会”，他是该会主办的《青年》半月刊的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后被河南省学生联合会选为代表，出席了第二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中学毕业后，他升学无钱，求职无门。1920年底，到了上海渔阳里，进入一所“外国语学社”——它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培养革命青年的地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的地方，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是第三国际为东方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他被安排在中国班学习。1922年夏因病回国，回国后他住在沙滩附近，由于交不起学费，只好作为旁听生到北大红楼旁听，时间是1922年至1924年。1925年他受李大钊同志派遣，奔赴河南开封任国民军第二军苏联顾问团翻译，接着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反对派刀光剑影里走出武汉，再次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等校任教，直至1933年秋回国。
       在这段时期，曹老由青少年进入壮年，这是人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他接受了时代大潮的洗礼，经历艰难险阻的考验，他走出伏牛山深处，到了中州大邑开封，再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接着又跨出国门，奔赴十月革命的“赤都”莫斯科、列宁格勒。后又回到祖国的历史名城北京，再南下武汉、广州等地。其中，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上海渔阳里外国语学社、莫斯科东方大学、北京沙滩红楼、北伐战争等是他这段人生旅程中的关键词，特别是渔阳里、苏俄求学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尤其重要，他在曹老的整个革命生涯中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据曹老回忆，当时在外国语学社与他一起同赴苏联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韦素园等七、八人，由王一飞带队，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或重要干部，他们的名字载入了人民共和国的史册。曹老写道：“那时，我们党还没有建立，这所学校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祥地；”又说： “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组织、动员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到莫斯科去取经，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这种气势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曹老自己正属于上世纪20年代初去苏联“取经”探宝、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先进青年之列。
       教书育人、桃李天下的“一代宗师”
       1933年回国后至全国解放以前，曹老曾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东北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西北大学等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局势危在旦夕，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曹老在这些学校讲授俄语、俄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小说研究、文艺批评等课程，同时积极投身进步的民主运动。他不畏险阻，不顾反动当局的挤压、迫害，坚决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尊敬地称曹老为“恩师”、“引路人”。例如，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游行，一周后的一二·一六，曹老因为接到通知晚了，于是，赶紧上街寻找自己学校的游行队伍。一路上看见北大、清华的学生迎着水龙、大刀、木棍冲向前进，走到和平门口，才发现东北大学的旗帜。走在队伍前面的学生：邹素寒(即邹鲁风，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宋黎、关山复等看见曹老，便齐声高呼：“曹先生，欢迎您!”“曹老师，欢迎您!”同学们拥向曹老，热情鼓掌，并将他抬起来高高举起，曹老和同学们共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又如，1936年6月18日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逝世。噩耗传来，立即引起北平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震惊和悲痛。当时，北平的地下进步组织准备为这位世界文豪举行一次追悼会，但是会在什么地方开、由谁来做主题报告是煞费苦心、难以安排的问题，因为在白色恐怖下，做这些事都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后来商定，会议设在燕京大学的贝公楼(即现在北京大学的办公楼，因为它是美国的教会学校，可作掩护)，而报告人就是曹靖华，大家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曹老自己也慨然许允。开会那天，贝公楼礼堂内悬挂着“文化巨人高尔基追悼大会”的横幅，曹老做了关于《高尔基生平与创作》的报告，报告结束时，他把右手伸向前方，以洪亮的声音朗诵了高尔基《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场内听众群情振奋。这时，贝公楼外，正下着瓢泼大雨，雷声轰鸣，闪电交加，此时此景不正好象征着我们的祖国处于猛烈的暴风雨中吗?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及，那就是1938年曹老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被学校当局以开设俄语课、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对学校c、c化的“罪名”解聘。当时与曹老一起受到迫害的还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彭迪先、韩幽桐、沈志远等共计13
       人。在斗争过程中，曹老和彭迪先被推举作为教师代表向反动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驳得他们理屈词穷，狼狈不堪。最后，当局悍然将13位教师解聘，并通令全国院校不得聘用，这件事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关注和声援。曹老被解聘后，处境异常艰难。他只好到四川去谋求生路。1939年初，曹老一家四口乘坐敞篷车，沿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到重庆后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第一个感觉就如同被遗弃的流浪儿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安排下，他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上面列举的只是许多革命斗争中的几件事，但已凸显出曹老坚贞不屈、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通过严酷斗争的考验，曹老的形象在广大青年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受到尊敬与爱戴。1987年9月曹老离世，当年亲受曹老教诲的几位学生，特意制作了一面红旗，覆盖在曹老身上，上面印着“一代宗师”四个大字——它所表达的，何止是一代，而是几代莘莘学子对自己恩师“高山仰止”之情。
       “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家
       作为我国俄苏文学界的老前辈，曹老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起就直接从俄语翻译、介绍进步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他的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鲁迅、瞿秋白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大家知道，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把介绍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当作庄严的革命任务。鲁迅把它比作“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和“普罗米修斯取天火给人类”。瞿秋白则强调，“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21年，曹老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就结识了瞿秋白(那时瞿秋白担任中国班的课堂翻译)。回国后，1923年曹老的第一篇译作——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经瞿秋白推荐发表在《新青年》上。1924年，曹老翻译的契诃夫剧本《三姊妹》经瞿秋白修改后交给郑振铎先生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至于鲁迅，曹老与他相识是在北京大学红楼旁听期间，那时他旁听的课程主要是俄语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后还常到先生寓所向他请教。1925年，为了协助苏联顾问团成员、年轻的汉学家波·阿·瓦西里耶夫(汉名王希礼)翻译《阿O正传》，解决在翻译中的疑难问题，曹老与鲁迅开始通信。同年，鲁迅和几位爱好文艺的青年酝酿成立了未名社，曹老是其成员之一。后来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曹老早期的一些译作均曾由未名社出版。总之，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曹老与鲁迅、瞿秋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那风雨如磐、寒凝大地的旧中国，曹老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不顾个人安危，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翻译介绍了大量苏联革命文艺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约30种，近300万字。1989—1993年编印完成的《曹靖华译著文集》共计11卷，其中译作就占8卷。回顾曹老从事翻译工作的整个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主要译作有《三姊妹》、《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等。这些作品，特别是《铁流》，是曹老翻译的代表作。30年代初，上海神州国光社约鲁迅编一套新俄文艺作品，定名为“现代文艺丛书”，选了10部作品，其中《铁流》一书便约当时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担任翻译。但待到全书译毕时，国内局势发生了严重变化，反动当局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压迫日益加剧，神州国光社声明废约，其他各书店也都不敢承印。于是，鲁迅就从自己拮据的生活费里挤出一千大洋，假托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三部书，那就是《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这里所说的“三闲”指的就是鲁迅(《铁流》的编校者)、瞿秋白(《铁流》俄文版长篇序言的译者)和曹靖华(《铁流》的译者)。《铁流》中译本的问世，确实凝聚了他们三位前驱者的心血，由于他们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使这部作品“在岩石似的重压下”，“在读着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随着《铁流》在读者中的传播，它在社会上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效应。著名作家孙犁写道：“中国大革命前后的一代青年学生，常常因为喜好文学，接近了革命。他们从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受到激动，怀着反抗的意志，走上征途……那一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要算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苏联文学怎样教育了我们》，1949)。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也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一类的书不知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类书的。它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了……”。等等，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对曹老这阶段的译介工作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临终前几天抱病写完的《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称曹老“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读书界中早有定论”。同时指出，那时翻译界有不少人士趋附时风，名噪一时，而曹老“并不一哄而起”，“当时好像落后”，“后来却成为中坚”。鲁迅特别赞许曹老“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实地劳作的精神。他写道，曹老“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排挤，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曹老翻译工作的第二个阶段，那是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其中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他被西北大学解聘后，从陕西抵达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热情地对曹老说：“我全知道了，你被解聘了，那是早料到的事。阶级斗争嘛!”不过“没关系，中苏文化协会改组了，你是改组后该会的理事，这是我们提名的，你就到那里去吧”。接着又说：“你会俄语，这工具正用得着，在那里公开介绍反映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吧，这对中国读者，对中国革命有用。”0就这样，曹老在中苏文化协会开始了新的战斗。大家知道，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曹老在中苏文化协会虽说有一份工作，但不领薪俸，而稿费收入又极不稳定，一家生活十分窘困。那时，曹师母要给人家拆洗衣被、编织毛衣，以补贴家用；曹老自己还需要在住所旁开荒种菜。然而，他不向困难低头，埋头苦干，斗志弥坚。这时期，他担任《苏联文艺丛书》主编，后来还编了一套《苏联抗战文艺连丛》。与前一阶段相比，曹老不仅自己继续不断地翻译出一部部新作，如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保卫察里津》、《油船“德宾特”号》，剧本《侵略》、《望穿秋水》等，同时还要团结文艺界进步的力量，如著名作家、翻译家茅盾、戈宝权、张铁弦、彭慧等
       共同战斗。因此，他工作的范围扩大了，工作的责任也加重了，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紧密结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借取苏联反法西斯文艺作品的热情和火焰去照亮、鼓舞中国读者献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战斗。曹老不愧为文化战线上英勇奋斗、功绩卓著的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举行国共和谈，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亲临中苏文化协会参观，了解苏联文学作品出版的情况，并在他的临时住所桂园约见了曹老(同时约见的还有巴金和葛一虹同志)，这是对曹老所从事的翻译出版工作的巨大肯定和勉励。
       在庆祝曹老从事文教工作60周年和诞辰90周年之际，许多老同志发来贺电、贺信，其中有不少人谈到当年阅读曹老译作的感受，内容具体真切，十分感人。现摘录若干段，如下：“先生……名满中外，桃李天下，为数代青年之宗师。我自己30年代投身革命，即与阅读先生所译苏联文学作品、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有关。此后仍常常阅读先生译作，教益非浅。”(邓力群)“曹老为找国革命和文学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在他的引导下，许许多多青年参加了革命，坚定了革命意志，我就是其中之一。”(林默涵)“您在长期从事的苏联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中把十月革命燃起的火花一代又一代传播于我国青年之中。您翻译的《铁流》将永远为人们所记忆。”(周扬)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奠基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建设事业蓬勃开展。北京大学在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即着手恢复筹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先是设立俄文组，行政管理属于西方语言文学系，1951年7月正式建系。在筹建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这个新生的系科由谁来负责，谁来主持。由于曹老的品德、学识和在国内外的声誉，党组织和校行政领导一致推举他担此重任。但起初他本人觉得自己不擅长行政，犹豫推辞。而领导上则态度坚定，力主他是此项职务的最佳人选。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就说过：“曹靖华同志当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兢兢业业从事着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研究，配合鲁迅先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国内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北大要建俄语系，一定请他主持，否则宁可不建……”在这种情况下，曹老只能应命了。联系到解放战争期间，有一次北大学生曾质问原北大当局：为什么不办俄国文学系?当时文学院某负责人气势汹汹地回答：“我宁愿牺牲不办俄国语言文学系，也不能让曹靖华回来。”一前一后的两次谈话、两种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后来，曹老自己在谈起这段经历时，曾说：“50年代初，我由清华调入北大，当时北大俄语系仅是设在西语系的一个组——俄语组。1951年7月正式建系，组织上要我负责系务。这当然是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之下，若在旧时代，我是进不了北大校门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俄语系要在北大恢复，曹老要重回北大，是很难设想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筹建的俄语系决非20年代俄语系的简单恢复，它具有全新的时代意义。而且这个系被正式命名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在全国高校中属第一家，其他院校都只称“俄语系”。这当然与曹老的专业特长和社会声望是分不开的，它寄托着党和政府对北大的殷切期望。
       至于具体的筹建工作，一切需从头做起，白手起家，面临着重重困难，可谓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先说教学设备，真是十分简陋，甚至连一本像样的可供学生使用的俄华字典都没有。当时我们班上不少同学都借助《露和词典》或俄英辞典来学习俄语，正好比本是去莫斯科，却无奈要先绕道东京或伦敦一样，其辗转周折，所遇到的麻烦，可想而知。再说教材建设，苏联中小学语文课本倒是完整配套，但不适合中国学生的教学实际，难以采用。当时各课教材主要是由授课教师自编自印，曹老编的《七色花》是俄语系自编的第一本俄罗斯文选课的教材，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其他各课多半是老师边讲边写在黑板上，学生边听边记笔记。然而，在诸多困难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是师资问题。众所周知，解放前俄语人才短缺，建系初期要延聘招揽合格的教师，确实难度很大。记得1949年俄语组开办的时候，专职教授除曹老外，只有龚人放、魏荒弩、缪朗山等，加上兼职教师刘泽荣、李莎、刘华兰等，总共不超过10人。院系调整前后，王岷源、李毓珍、田宝齐等教授相继来系。1952年底才有首批年轻教师(6人)从学生中提前毕业留校工作，接着苏联语言文学专家鲍罗金娜、卡普斯金等也前后来系，但他们的任务是培养研究生。当时，需要量最大的俄语系实践课(即“词汇课”)教师主要由苏联派来的专家的夫人和昔日来华的侨民担任。每学期开课之前，总要千方百计整合各种师资力量力争将全系各门课程开设出来，以应燃眉之急。这方面若与学校里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的系(如文科的中文系、哲学系，理科的数学系、物理系等)相比，真不能同日而语，只能说是个小弟弟。但俄语系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人气旺，干劲大，有勇挑重担、敢于开拓的精神。它除培养专业俄语人材外，还肩负着全校文理科学生学习公共俄语的教学任务。年轻的俄语系齐心合力，艰苦创业，为推进学校教学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随着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计划如何制订、师资水平如何提高、科学研究如何安排等等，都一一提上议事日程。在讨论和实施各项工作过程中，关于办学的指导思想曹老曾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笔者作为系教学秘书，曾直接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如：(1)曹老强调：“我看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外为中用’的原则”。他说：“介绍外国的东西总是要考虑对中国是否有用，这是五四运动，甚至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一切有识之士都注意到的宝贵经验。”苏联的经验值得学习，但不能照搬。他经常提醒大家：“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更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和实际。”(2)要切实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拓宽知识面。“要尽可能地积累有关本国的和原作者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知识”。“要尽量多读些古典的、现代的典范作品”，“切不可搞了外国文学翻译，中国书就丢开不读了”等。(3)曹老多次谈到，“从鸦片战争以来翻译界有个偏向，不注重汉语。翻译出来的书，看起来比天书还难懂。”“不好的译文读起来像吃了阿司匹林，出了一身汗，还不知所云。”因此，他认为，一个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不仅要精通所学国家的语言，而且要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言。后来，他把这种主张形象地称之为“两条腿走路”。(4)关于怎样才能搞好翻译工作，经常有人向他提出翻译有没有‘窍门’，有没有‘捷径’这样一类的问题，他的回答是，翻译工作既无“窍门”，也无“捷径”。“这要全靠专
       心致志，长期刻苦的学习和实践，全靠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在这里，恒心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可靠的办法是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或者说，研究什么，就翻译什么。”(5)要培养严谨求实、埋头苦干的学风，这是做学问的根本。结合语言科学的特点，曹老强调一是要下苦功夫，二是要持之以恒。他特别赞赏毛泽东所说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和鲁迅在《给曹白》信中所谈到的“学外国文必须每日不放下”这两句话，并经常以此勉励青年学生……总之，他的许多主张、见解，经过深思熟虑，闪烁着智慧与哲理的光芒，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梳理、总结。这同样是一笔值得传承、弘扬的精神财富。
       “梅香”“菊幽”、独具风格的散文家
       60年代起，曹老在文艺百花园中开拓耕耘，在散文创作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许多人赞叹，昔日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今再创辉煌，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散文家。1962年他的第一部散文集《花》问世，接着《春城飞花》(1973)、《飞花集》(1978)、《曹靖华散文选》(1983年第一版，1986年增订版)相继出版。其中一些名篇(如《花》、《小米的回忆》、《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被收进各类散文集或散文精品选里，有的还选人中学语文课本中。
       曹老的散文，题材广泛，叙事、状物、写人、抒怀，一花一草，一人一事，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革命前辈的缅怀和对艰苦岁月的追思。前者如《永生的人——怀周恩来同志》、 《忆董老》、《忆梅园》、《怀念庆龄同志》、《望断南来雁》、《罗汉岭前吊秋白》、《别梦依依怀雁冰》等，其中最多的还是怀念鲁迅。后者如《话当年，咫尺天涯，见时不易别更难!》、《叹往昔，独木桥头徘徊无终期!》、 《智慧花开烂如锦》、《采得百花酿蜜后》等。二是对祖国大好山河和旖旎风光的赞美与歌唱，如“云南抒情”、“福建抒情”、“广西抒情”等三组抒情散文及其它。这些文章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感情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由衷热爱，语言优美，浑厚纯朴，文言与白话相间，伸展自如，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1962年8月，曹老将散文集《花》奉赠董必武同志指正，董老读后极为赞赏，“每读一篇，辄为擎节”，并赋绝句二首，亲笔题写，寄赠曹老。原诗如下：
       愿花长好月长圆，
       幻景于今现眼前。
       洁比水仙幽比菊，
       梅香暗动骨弥坚。
       己见好花常在世，
       更期圆月照中天。
       谢庄作赋惟形象，
       愿否同名喻续篇。
       董老在这两首诗里，热情称颂曹老的散文具有水仙、菊花、梅花一般的风骨和芳香，并恳切地期待他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佳作。我国古代文学家谢庄(421—466)曾创作了著名的《月赋》，而今曹老既有散文集《花》问世，那么，是否愿意再写出与谢庄《月赋》同名的新集作为续篇。这样，岂不是花好月圆，珠联璧合。董老的赠诗，不仅对《花》进行了全面、精当的评价，而且生动地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文学家之间诚挚高尚的友谊。
       由于曹老散文的精神魅力，当它们在报刊发表时，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待到他的散文集相继出版后，不少评论家纷纷撰稿对曹老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专题评述。现仅摘录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教授等合著《当代文学概观》(1980)中有关部分：“他的散文大都取材自对往昔艰苦斗争生活的回忆，歌颂了革命者伟大崇高的斗争精神和同志间的深挚友谊，同时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派的残暴。字里行间，洋溢着凛然正气和动人深情，在艺术上力求做到精美动人，确实有梅菊的精神和姿容。”又说：“曹靖华散文的语言很有特色。他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古文的精美、洗练，口语的活泼、生动，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而运用自如……”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倒行逆施，竟诬曹老的《春城飞花》是“文艺黑线”的回潮。1975年其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罗织罪状，炮制了《评散文集(春城飞花)》，蓄意向曹老讨伐，文中叫嚣：
       革命人民狠批为刘少奇翻案的晋剧《三上桃峰》的战鼓声，音犹在耳，资产阶级的“春城”里又飞出了这一束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就是又一个例证……
       《春城飞花》的出版，具体地说明了，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
       古语有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篇黑文还没有来得及出笼，“四人帮”就垮台了。它和它的主子们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壮志不已、奋斗不息的革命老前辈
       1966年至1976年这场文化大革命使广大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蒙受巨大灾难，像曹老这样的革命文学家也未能幸免。他以古稀的高龄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不断的批斗、难忍的劳役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然而，他刚正不阿，虽身处逆境，仍宁折不弯。从不卑躬屈膝，从不胡乱揭发、交代，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节操与尊严。1972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他终于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返回工作岗位。1976年，中国人民痛失自己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曹老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忡忡。1月初，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他悲恸欲绝。清明节前后，他一连数日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活动，深夜不归。1977年他撰写了《往事漫忆——怀周恩来同志》(后改为《永生的人——怀周恩来同志》)，文中把周总理称为自己“生平最崇敬、最仰慕、最爱戴的恩来同志”。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拨乱反正政策的逐步贯彻，神州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此，曹老激情满怀，心花怒放，仿佛焕发出二度青春。他吟诗抒怀：
       由来花甲称人瑞，
       而今百龄正童年。
       万里东风舞红旗，
       无边春色满人间。
       这时，曹老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以闻鸡起舞的姿态，要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在北京大学为他举办的纪念从教60周年和庆祝90华诞的大会上，他深情地说：
       我庸碌一生，毫无所成。倘做了一点工作，这是在党的培养、教育、扶持、帮助下做的。我也是一生始终如一地追随党、遵从党的指引，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没有党，我不能活到现在……
       在我离开地球之前，各位同志、朋友和领导，今天为我举行这个使我受之有愧的会，我非常感谢。我要为党、为人民再工作二百年，三百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些话语，铿锵有力，情深意切，充分表达出这位革命老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高尚品德和浪漫情怀!
       
       70年代末，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曹老赴广州从化疗养。从化山明水秀，乃是南国的胜地。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一年四季花如锦，天工神匠织不成”的地方。从1978年11月到1980年8月曹老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在从化期间，他一面治疗，恢复健康，一面仍孜孜不倦地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散文，同时又审阅文稿，接待来访，日夜忙个不停。他生活愉快，精神振奋，在给北大校系领导和有关同志的信函中一再表示，“增进健康，是为了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能“再替党工作20年，直到21世纪，直到瞑目而后已，这是唯一的愿望”。
       1980年8月因全国政协开会等事，他由从化返回北京。1981年12月本拟再次去从化，临行前一天夜间，睡梦中与国民党特务搏斗，从床上摔地，左腿骨折，手术愈后，又为病魔所困。此后数年间几经反复，直至生命结束。1987年9月8日曹老逝世，享年90岁。
       80年代中，在曹老的指导下，有关学科建设的两项工程开始酝酿、筹措、启动：一是《俄苏文学史》的编写，二是《曹靖华译著文集》的出版。《俄苏文学史》由曹老主编，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俄苏文学通史。它受国家教委的委托，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九所高校的俄语专业共同协作编写。该书出版后受到各使用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已确定为全国高校文科的通用教材。1992年，该书第一卷，即《俄国文学史》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95年，《俄苏文学史》(3卷本)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曹靖华译著文集》囊括了曹老一生的主要译著，全书共计11卷，约380万字。前八卷是他的译作，后三卷是他的散文创作、评论、书信、年谱及其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河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还成立了编辑工作小组，曹老的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曹苏玲具体负责整理、校阅。她曾先后三次访问俄罗斯收集资料，得到前苏中友协、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单位的热情帮助。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文集》于1993年全部完成。整部《文集》包罗宏富，既是作者60多年间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映照出这位文化老人艰苦奋斗、献身革命的精神风采。
       为了表彰曹老对加强苏中文化合作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传播俄苏文学方面的卓越功绩，1987年5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这是曹老的荣誉，也是我国翻译界、文艺界、教育界的荣誉。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冶炼中，铸造了曹老爱憎分明、刚正不阿、蔑视权势、顽强拼搏的铮铮风骨，但他又谦和朴实、诚恳待人、平易可亲，对青年学生更是循循善诱、热情关爱。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在与曹老交往相处中的共同感受。季羡林教授在《悼念曹老》一文中这样写道：“他为人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人物。”又说：“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如金刚怒目，对待反动派绝不妥协……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坚贞不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因此，季老称许道：“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正是曹老人格魅力中最突出的闪光点。
       综观曹老的一生，他身处中国新旧时代变革动荡的历史大潮中，风雨沧桑，从风华正茂的青少年起即投身革命。此后，历尽坎坷，但他始终坚定信念，忠贞不渝，紧跟着党，不断前进。他求真务实，潜心译著，硕果累累，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鞠躬尽瘁，奉献出一件件文化珍品，哺育了一代代革命青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我们为有曹老这样德高望重、誉满中外的老前辈作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而感到无比自豪。饮水思源，今天我们缅怀他、追思他，就是要从他的言行中汲取力量，加紧工作，把俄语系的事办好——这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纪念。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