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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伴》是俄罗斯女作家潘诺娃(1905—1973)的成名作。她出生于南俄顿河罗斯托夫一个公务员家庭。因家境艰困，不曾受正规学校教育，靠自学成才。她最喜爱的作家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20年代从事新闻工作并开始写作。1944年因战事推移，被疏散到乌拉尔地区的莫洛托夫城。同年年底作协莫洛托夫分会派作者以《星报》记者身份登上停靠在莫洛托夫城的312号模范军用救护列车，协助编写经验总结。这是一列非常出色的救护列车。1945年10月列车在战后退役时，其中两节车厢——裹伤车厢和重伤员车厢连同车厢内一切设备被原封不动地送进“救护防卫博物馆”供永久参观。作者跟车生活了两个月，来回跑了四趟。之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她写成中篇小说《旅伴》，于1946年出版，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并获得1947年度国家奖金。小说出版后，两年间仅在苏联国内就印行了9版，并被译成英、法、波、匈等文字。1947年底莫斯科小剧院将小说搬上话剧舞台，演出反响强烈。1965年根据作者的电影剧本《救护列车》拍成影片《爱心列车》和电视电影《有生之年》。《旅伴》小说分三部：第一部“夜”、第二部“晨”、第三部“昼”。每部的标题除字面的意思外，还有隐喻的意思。小说没有主人公。章目则以小说的人物命名：丹尼洛夫、别洛夫医生、尤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人物都是医生、护士、卫生员、司务长、厨师、机械师、电器技师、司炉、车辆维修工等等。他们是一群因战争而聚、因和平而散的普通苏联公民。战争把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生活经历的人聚集到战争爆发不到两星期匆匆组建的一列军用救护列车上，他们成为征途上的“旅伴”，并仓促投入战斗。救护列车的任务是将伤员从接近火线的野战医院撤到较近的后方，再由专用列车接运到距战场数千公里以外的大后方。之后再放空车奔赴前线。如此周而复始地运转。接送伤员时，他们不是把伤员当作普通人，而视为“贵客”，因为这些伤员是“为了你我失去了健康，因为失血而变得衰弱。他们需要温暖，需要加倍的体贴。作为列车上的一员就要保证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要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要对他们倍加体贴，使他们感到温暖。”
       一年过去了，救护列车经受住第一个冬季的考验。春天里，德国人又发动了新的攻势，突破库班和高加索。救护列车在完成开往普斯科夫和季赫温接送伤员的任务之后，就不再驶往火线，而是在较近的后方行驶，成为一列“豪华”的流动军医院。它的任务是从离火线较近的后方接运伤员，经过救治后转送到大后方。当列车满载伤员时，工作人员一如既往彻夜不眠，忘我地工作。而当列车空驶时，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时事，分析战局，一面维修设备，清洗被褥，清洁车厢，将列车布置得漂亮舒适，一尘不染。他们还想方设法在列车底下挂上特制的鸡笼养鸡；在货车的隔板后面养小猪，小猪洗得干干净净，养得胖胖乎乎。他们用木箱栽葱、自制果酱、烘蘑菇，尽可能改善伤员们的伙食。遇到列车在某城停靠时间较长时，政委就放大家到市里看电影，办些私事或到邮站取邮件。整列救护车像一个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和乐观主义的大家庭。他们头脑里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刮地皮，他们不懂交易所的投机，不追求权力地位，不追求荒淫奢侈的生活，没有想过买名誉、学位，也没有想过钱有通神的魔力。他们一心想到的是通力合作，竭尽全力救治伤员，将伤员安全地送到后方。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
       《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在《关于战士——胜利者的书》一文中谈及《旅伴》时写道：这些人献身劳动也是一种丰功伟绩。女护士尤利娅一连几昼夜不离手术台。比洛夫医生相依为命的爱妻和女儿在列宁格勒敌机轰炸中遇难，家毁人亡。而他竟强抑住自己最大的悲痛。他意识到人们将生命托付给他的责任，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坚忍不拔地经受住考验。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苏维埃人，他们的英勇、果敢、忠贞与牺牲精神都是苏维埃人的天性。
       1945年4月中旬，最后的战斗在柏林周围打响了，救护列车驶向鄂木斯克去作一年一度的检修。列车上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接到了休假的通知。小说结尾时，这些在军用救护列车上共同战斗了4年的“旅伴”们正收拾行囊，依依惜别，怀着对这段战斗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上回家的路。迎接他们的将是重建家园的和平建设年代。
       潘诺娃以她特有的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细腻笔触描写了一列往返于火线的军车救护列车接运伤员的情景。在抒写列车上发生的故事的同时，列车上每个工作人员的过去和不久的未来又像一个个电影镜头交替闪现，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遭遇、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所表现出的忘我的牺牲精神、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勇敢精神和博大的爱心感人至深。这一切使《旅伴》被公认为潘诺娃的巅峰之作，也是卫国战争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翻译《旅伴》是1947年的事。当年的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年代，中共梅园办事处已撤回延安，眼前的明灯似乎熄灭了。而圣地延安又显得那么遥远。就在这时，有一次父亲兴冲冲地从苏联对外文协带回一本英文版《苏联文艺》杂志。一口气读完杂志上连载《旅伴》的头几章，就被书中的故事所深深吸引，一股强烈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父亲说，这是一部很好的书，你如果喜欢，不妨试试把它翻译出来。那时我刚上大学，对翻译一窍不通，心里很有些胆怯。是父亲鼓励和期待的目光使我终于坐下来，翻开小说的第一页，开始翻译的学步。
       当时我们在南京的居家条件并不像某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曹靖华传》中所描写的“租住一所鲜为人知的豪华阔气的公馆，有朱漆厚重的铜皮大门，结实、严谨、不可逾越的二门，还有别致小巧的三门……”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仿佛作者当真亲临过那实际不存在的地方。1946年我们全家由重庆“复员”到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小客栈中栖身。父亲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写道：“一家四口居客栈，时时迁移，在外边用饭，已成《夜店》中人物矣。”直至中苏文协迁南京，找到会址，我们才在会内安家。一间十四五平米的平房，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一间放一张三屉桌，支一张单人铺，放了一只简易沙发，那时父亲的办公室兼卧室。后间是一间光线十分昏暗的暗室，也放了一张条桌，母亲带我和弟弟睡一张双人铺。课余或寒暑假，我就在那张条桌上翻译，父亲则抽暇在他的三屉桌上校改译文。父亲对我说，翻译一部小说首先应该了解作者，通读原文，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在当时只能根据杂志连载着手翻译。翻译过程中，父亲教我怎样用字典，怎样挑选词义、遣词用字，如何处理长句，避免生搬硬套、洋腔洋调，如何挤去译文中的水分，做到凝练简洁，不拖泥带水。就这样我通过翻译实
       践，一点一滴学习文学翻译的入门知识。
       建国后，《旅伴》中译最初在《人民日报》上部分连载，后由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潘诺娃得知《旅伴》在中国翻译出版，非常高兴，寄来了签名照和特地为中国读者写的《我是怎样写(旅伴)的——致<旅伴>的中国读者》一文。遗憾的是，作者的来信、签名照，连同这篇文章的手稿都在十年浩劫中作为“通敌罪证”被抄走而下落不明了。
       50年代，父亲曾多次出访苏联，但因潘诺娃不住在莫斯科，几次都错过了见面的机会。直至1959年，父亲率中苏友好积极分子代表团赴莫斯科，才在一次会议的间隙与潘诺娃匆匆见了一面。
       1988年我应苏联作协邀请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座城市，终于也圆了我与潘诺娃会面的梦。遗憾的是她已于1973年作古。在列宁格勒我特地前往郊区科玛罗沃公墓看望她，献上一束由北京带去的绢花。墓地一侧陪伴作者的是她的爱婿——一位英年早逝的汉学家，去世时年仅50岁。我在作者墓前默默地伫立了很久，对眼前这样的会面还能说什么呢?!唯一使我感到些许慰藉的是正当我们要离开墓地时，从墓碑后面蓦地跳出一只深褐色带虎纹的猫，睁着莹绿的眼睛望着我们，目光是那样的无助。我们离去时，它一直默默地尾随着，把我们送到公墓的门口。这一幕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不灭的火焰》，收入苏联国家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10部，其中大部分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也包括潘诺娃的《旅伴》。这10部获奖中篇的出版给那些没有经历过那场严酷战争的几代青年提供了了解那场战争的机会。我也藉这个机会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旅伴》重新校改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旧译。在校改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小说所描写的环境，仿佛又登上了那列救护列车，又回到那些熟悉的老朋友中间，那忘我的工作情景，那宛如一个大家庭的浓浓的亲情，依然令我受到强烈的震撼。父亲的身影、南京的那段家居生活，不断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又一次感受到久违了的蓬勃向上、奔向理想的冲动，仿佛又回到向往光明的青年时代，多么令人留恋的年代、令人留恋的亲情啊!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都一去不返了。
       作者单位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