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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窥2006年德语文坛：政治与文学的恩怨
       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里，德语文坛潮起云涌，作家作品一再吸引世人目光，在媒体上引发激烈讨论。在这个文学影响力日渐式微的时代，这种情况似乎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文坛里的是是非非引发的争论和思考超出了文学本身，折射出德国社会和历史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盘点2006德国文坛，最吸引眼球的事件有二：一是2006年海涅奖颁发给彼得·汉特克引发的争论；二是君特·格拉斯在自传中承认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军。
       1942年出生于奥地利的彼得·汉特克是战后德语文坛倍受争议的人物。他早年的剧本《辱骂观众》、《卡斯帕尔》以探讨语言危机和人的异化为主题，批判传统的语言模式，在60、70年代引起文学界的轰动。汉特克的创作经历数次转向，却始终倡导文学创作是实现真与美，自然与社会和谐的方式，语言是认识世界真实存在的途径。汉特克在创作上多才多艺，除了小说和剧本创作甚丰外，还在诗歌、散文、编剧上颇有收获，自编自导《左撇子女人》(1977)，并与德国明星导演文姆·文德斯合作，担任电影《柏林苍穹下》(1987)的编剧。如此诸多成就为他赢得代表德语文学最高荣誉的布希纳奖(1972)和卡夫卡奖(1979)。90年代以后，他隐居巴黎郊外，逐渐淡出文坛。
       今年是海涅逝世150周年，杜塞尔多夫市决定把“海涅文学奖”颁发给彼得·汉特克，以奖励他“像海涅一样在其作品中坚持走追求真理之路，针砭时政，敢于向陈规戒律开刀。”“海涅文学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由杜塞尔多夫市于1972年创建，用于奖励那些作品符合海涅精神、促进社会和政治进步、有助于各民族相互理解及团结的作家，每三年颁发一次，奖金为5万欧元。不料，此举却引发轩然大波，使得沉寂多年的汉特克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场关于文学的争论却因汉特克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而引发。汉特克自90年代起，多次公开支持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及塞尔维亚族，并作为证人之一在联合国海牙国际战争罪犯法庭出庭，为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为历史的牺牲品。今年3月11日米洛舍维奇去世后，汉特克出席葬礼并致词。
       汉特克的政治态度引起了各界不满。巴黎一家剧院为此取消了他剧作的上演，海涅奖公布后，德国知识界和政治界许多人士表示反对，文学“教皇”莱希·拉尼茨基就认为把海涅奖授予汉特克是对海涅最大的侮辱与嘲讽。在舆论的压力下，汉特克却坚称：“我为我写的每一句有关南斯拉夫的句子而自豪。”最后，汉特克拒绝接受海涅奖，而杜塞尔多夫市长也宣布今年不再颁发海涅奖。一场关于政治与文学的纷争以文学向政治妥协而告终。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大有人在，柏林市便要颁给汉特克柏林海涅奖，以抗议政治“对艺术自由的粗暴干涉”，而杜市海涅奖评委会中有评委因为同样的原因宣布退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电影导演文德斯也纷纷站出来支持汉特克。
       姑且抛开汉特克的所谓“政治错误”不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这次论争中的焦点。是否可以因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他的文学成就?《时代周刊》乌鳢希·格然纳套用海德格尔名言“伟大的思想者必犯大错”(Wer groβ denkt，muss groβ irren)，为文一篇“伟大的诗人，可以犯大错吗?”(Daft groβ irren，wer groβ dichtet?)来评断这一事件。作家博多·施特劳斯也在6月1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将汉特克与曾与纳粹政府合作的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相提并论，在肯定汉特克为德语文学创造了新的知识范示的同时，把他称为一个同样对法西斯主义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作者，并呼吁民众明辨伟大人物的失误之处。
       同样的论断似乎不需要改动就可以套用在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身上。在8月中旬出版的自传《剥洋葱》中，78岁的格拉斯第一次告白天下：“我曾经是武装党卫军成员。”
       君特·格拉斯被认为是在纳粹时代成长起来的德国作家的代表，二战和死亡一直贯穿在他的作品中。他最著名的三部作品《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合称“但泽三部曲”，以但泽市为背景，描绘了不幸的历史给德意志民族留下的伤痕。格拉斯在战后德国政治生活中一直以道德审判者的姿态高调批判纳粹遗留问题。当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此举引来了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风波开始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可能是士兵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批评的焦点在于格拉斯的悔过来得太晚，人们有理由质疑其悔过的真诚性，有人甚至怀疑格拉斯此举是为了挽回日渐下降的人气，为他的自传打开销路。《剥洋葱》也的确一上市就高居畅销书首位，甚至一度脱销。
       格拉斯坦承，虽然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事，但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自己当时在纳粹的蛊惑和诱骗下对所从事的事情没有任何负罪感。但当他对历史有了清醒的认识后，这段经历就从激情变成了困扰。“这段历史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8月11日格拉斯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这样陈述自己公开忏悔的动机。当问道，书里写的一切是否全部都可以视为是真实的?格拉斯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就像我对自己也始终抱有怀疑。关于书名，格拉斯说：《剥洋葱》书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回忆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在一层皮的下面又出现一层新皮，不由得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方式。面对压倒性的批判，格拉斯只留下一句话：“我感到很抱歉，但我很希望你们先去看看我的书，先不要把我妖魔化。”
       《剥洋葱》事件引起了德国上下大规模的争论，甚至有媒体称，格拉斯把德国社会一分为二。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虽然二战结束60周年，纳粹历史依然牵动着每个德国人的神经，这也是为何德国当代作家屡屡以反思纳粹历史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原因。与60、70年代的创作不同，当代作家在处理这个主题时，往往避免建立社会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而以祖父辈在纳粹时期的私人经历为题，刻画个人在时代中的遭遇，创作的形式呈现出自传史实(Fakten)和虚构(Fiction)交叉的“FACTION”叙事方式。
       10月30日在北京西海单向街咖啡馆举办的“德国当代文学新生代作家朗诵会”邀请了德国文坛近年来颇为活跃的作家雅·海因、英·舒尔茨和朱·泽。他们都出生于印、70年代，作品题材取自两德统一以来的社会现实，展现了全球化对德国社会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和冲突。作家张洁对德国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非常赞赏，并指出这是中国当代文坛所欠缺的。雅·海因今年年初出版的小说《延森先生遁世记》通过当代无用人延森先
       生的形象刻画了生活在夹缝间的社会底层人物的悲哀，被评为“各党派政客们的必读书”。出生于东德的英·舒尔茨则在他的小说Simple Stories中展现了东德普通人在统一后的“失重”状态。女作家朱·泽在散文集《绿色草地上的一切》中直接倡议文学和政治的结盟，关注东欧危机和难民问题。
       有“德语布克奖”之称的第二届德国图书奖于10月2日在法兰克福揭晓，德国女作家卡塔琳娜·哈克(Katharina Hacker)以小说《一无所有的人》(Die Habenichtse)获颁此奖，这是一部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当代爱情小说，讲一男一女在“9·11”当天相识于柏林，随后分开，未几又在一家酒吧内偶遇重逢和结合，婚姻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以为拥有爱就拥有一切，其实却一无所有。
       另一项图书业的重要奖项“莱比锡书展奖”授予了保加利亚裔德国作家伊利亚·特洛亚若夫的传记小说《收集世界的人》。这体现了全球化运动下德国文学关注的另一个题材：对异文化的探究和思考。小说以19世纪著名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故事为原型，通过多视角的精心叙述，不仅成功描绘了这位欧洲人眼中印度、阿拉伯、东非的画面，他也从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非洲人的视角出发，成功塑造了小说主人公的性格。作家在这部500页的长篇巨作里描述的“异”文化是相互的：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文化固然是陌生的，而从孟买、开罗或者是东非海岸边的巴格莫约的视角出发，西方文化未尝不是一种“异”。
       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其丰富的知识使得他能够展开这种视角的转换。特罗亚诺夫生于保加利亚，1971年随父母迁往德国，但他生长于肯尼亚，并在肯尼亚的德国学校念书。他沿着伯顿的足迹游历了坦桑尼亚，进行伊斯兰教研究，前往麦加以及麦地那朝圣，并皈依伊斯兰教。他曾在孟买生活了一年，并从孟买出发，进行了一次大型的印度之旅。2003年，其人种学及文化历史学报告著作《印度心岸》问世，2004年，他出版了游记《伊斯兰教的神圣源头——以朝圣者身份前往麦加和麦地那》。这两本著作可被视为《收集世界的人》的准备工作。特洛亚若夫的移民身份和传奇经历也体现了德语作家日趋多元的现象，移民后裔作家的创作为德语文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如日裔作家Yoko Tawada，阿拉伯裔作家Rafik Schami等等在作品中试图消减欧洲中心主义对文学模式的单一影响，提倡多种文化的融合。
       值得重视的是当代德国文学中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复兴，2006年的作品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告别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的羁绊后，文体和语言的反叛和试验也不再流行，当今的德国文学更加关注当下民众的生活，关注时政，同时更加重视文本的情节张力和趣味性，重视叙述本身。政治与文学的对抗似乎可以用这种平和机智的方式在文本中消解。
       胡　蔚
       2006年黑非洲文学动态
       法国的《新观察家》周刊在2000年曾经报道，说法国出版界“正刮起一股非洲文学之风”，几家著名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非洲作家的作品，文章的作者感叹道：“黑大陆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作家，他们的书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这么大的兴趣!”时隔六年，黑非洲文学之风仍然以强劲的势头，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非洲本身即是一个拥有众多国家、宗教的大洲，大致说来，以撒哈拉为界。撒哈拉以北基本上是阿拉伯国家，撒哈拉以南，人称黑非洲。黑非洲文学按地理区域划分，可分为东非文学、西非文学和南部非洲文学，虽然具体情况还是较为复杂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试着从中归纳出一些主要的共同特点。
       首先，黑非洲文学中语言因素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语言因民族语言和欧洲语言使用的范围不同而呈现交叉、重叠等种种繁复的情况。所以黑非洲文学中又出现了“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葡语文学”等以欧洲语言为主要书写手段的文学，导致普遍出现了用英语或法语等进行创作的非洲作家。并且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作家用英语写作，但第一次出版时用的是非洲本土语言，在流传过程中，又重新被翻译成英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内核仍然是非洲的。但这也是他们频频获得欧洲文学奖的原因之一，如很多作家都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布克奖等的提名或奖项。
       第二，黑非洲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政治与文学的结合相当密切。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现象，即不少主要作家几乎都是在欧洲殖民教育下或者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知识精英，后来转而用写作来反对殖民意识，反对西方中心意识。很多作家与诗人同时又是政治家，或者活跃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文学，他们如今的文学作品中总能或多或少的与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发展，以及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结合起来。
       第三，口头文学在黑非洲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很长的历史，植根于故事叙事传统，种类丰富多样，谚语、格言、寓言、诗歌、神话及各种叙事故事等，而如今的非洲文学既保有古老的题材和形式，又有在世界文化浸染下的新因素，许多重要作家，如阿莫斯·图图奥拉、沃尔·索因卡等都不断从民间口头文学汲取灵感，极大增加了现代文学作品的蕴涵。
       第四，非洲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状况并不平衡，其中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地相对更加繁荣，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的文学状况相对弱一些，或者说还未受到更多关注，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各种历史、政治、经济原因之外，西式教育的普及程度，受世界文学影响交流的早晚等都决定了文学活动及其机制的发展程度。
       南非文学在黑非洲，也在整个非洲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如今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也是重镇之一。在此，我们以南非为例，看一下2006年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以窥得当代黑非洲文学发展之一斑。
       事件一：
       2006年7月10日，非洲文学奖凯恩奖颁奖典礼在英国牛津举行，南非女作家玛丽·沃森捧走大奖并获得1万英镑的奖金。这位居住在开普敦的31岁作家凭借短篇小说《圣母峰》赢得最多评委的支持。
       《圣母峰》是沃森2004年推出的短篇小说集《莫斯》中的一篇，它以一名南非小女孩的口吻叙述了小女孩在复杂的家庭中的传奇经历。有评论说，沃森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她对南非种族隔离的观察与透视。凯恩奖评委会的评价则是，“她以强有力的叙述手法，很有技巧地通过一个孩子的想象，探讨了在南非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评委会主席娜娜·威尔逊－塔戈埃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小说拥有短篇小说所需要的因素，并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
       玛丽·沃森本人说，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自信日渐增强，同时新一代的写作人才也不断涌现。她目前正与另外几位南非作家合作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一年一度的凯恩奖评选对象是非洲作家创作的以
       英语出版的短篇小说，生于非洲大陆各地，其作品能反映文化背景的作家都符合评选条件。沃尔·索因卡(WoleSoyinka)、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刚刚逝世的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Mahfouz)以及J.M.库切(JMCoetzee)等非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是这一奖项的赞助人。苏丹作家雷拉·阿布勒拉以1999年在英国发表的短篇小说《博物馆》赢得首届“凯恩奖”。今年争夺此奖的有来自非洲21个国家的110位候选人，其中通过初审的候选人中有五分之四都是女性。包括南非作家戴洛·布里斯托－波威、尼日利亚的塞弗·阿塔、肯尼亚的慕索妮·加兰等作家都参与了凯恩奖角逐。
       事件二：
       澳大利亚籍南非作家J.M.库切2006年9月26日应邀出席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格林赞－卡维尔奖(Grinzane-Cavour)文学奖设立25周年仪式。库切多年来拒绝媒体采访。但这次抵达都灵前，他接受了法国《世界报》记者的书面采访，谈他的小说《伊丽莎白·柯斯泰罗》(Elizabeth Costello)以及作家与其母语及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在这部名为《伊丽莎白·柯斯泰罗》的作品中，库切继续了他对叙述，词语的质疑和颠覆，怀疑讲故事的必要。库切在谈到作为严肃作家在反思写作的意义时，提出其中必然包含对虚构作品的价值(伦理价值)的真正捍卫。而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问题上，库切的人物似乎都是孤独的，很少得到作者本人的同情。究其原因，他说，希望他笔下的人物不是些自动玩具，也根本就不属于作家本人，他们是their own people(他们自己的主人)。“正因为我本人来自一种文学传统，这种文学传统喜欢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划一条边界，譬如认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作家在想什么，并且把这一点视为莎士比亚最了不起的特征之一。所以，作家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与世界的关系。”库切强调他的写作中并没有什么固定小说技巧。因为小说体裁本身如此多样化，以至于人们对其边界达不成共识，其实小说包含了众多的形式和技巧，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行为问题，到形而上学问题都会涉及。
       对于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现象之一——作家的写作语言问题，库切说非洲是语言最多的大陆，有大批作家用法语或英语作为表达语言，或者用葡萄牙语写作(相对少一些)；他们宁愿用这些语言，而不用母语，不用小时候母亲跟他们讲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他们只用都市语言，也因为作为文学语言，他们掌握这些语言比母语更纯熟。涉及到他个人不久前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一事，库切说澳大利亚是他的国家。虽然他曾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但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不管到了哪里，他继续写作都没有困难。
       同时，库切也像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再一次重申他在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上的看法：“我不知道身为人是不是构成了值得骄傲的地位，当人们看到我们以何等的狂妄自大来对待一起分享大地的其他生灵。所以，我并不试图赞同或传播我的人类。”
       此外，2006年是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诞辰一百周年，全世界都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纽约Grove出版社推出了豪华的四卷本《贝克特一百周年纪念版》，J.M.库切也参与了编写。我们都知道库切在赴美攻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兴趣就在贝克特这位大师，贝克特也对他本人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这本纪念书中，他要给读者介绍的是体裁综合的一卷：包含了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批评。库切均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
       事件三：
       2006年，英语世界最负盛誉的文学奖之一布克奖的候选名单于8月14日晚在伦敦揭晓。在这份评委经过6个小时争论才得出的候选名单上，列出了19部作品。
       83岁高龄的南非著名作家纳丁·戈迪默凭新作《拥有自己的生活》入围布克奖候选名单。
       戈迪默，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西班牙文学乃至中国文史哲影响的富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南非女作家，此前还一直热衷于艺术和政治活动。为了给防治艾滋病机构捐款，戈迪默组织编写了一本当今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集，由作家授权免费出版，而各国出版商的利润都将捐献给帮助艾滋病防治机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的约翰·厄普代克、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南非的戈迪默、尼月利亚的阿契贝、德国的格拉斯、葡萄牙的萨拉马戈、以色列的奥兹、日本的大江健三郎，都给予了热烈的回应。《爱的讲述——文坛名家献给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故事》一书就此编辑而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的扫描，一批最重要的文学天才同时聚集在读者眼前。他们的小说反映了人类世界的情感之深之广：在不同大陆不同文化中的悲剧、喜剧、幻想、讽刺、性爱与战争的戏剧。有11个国家的出版商很快就做出了慷慨的响应，其中包括中国以专业翻译见长的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纳丁·戈迪默发起编写的《爱的讲述》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反响热烈。
       从以上2006年南非文学所发生的几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参与交流日渐深广，作家们的写作观念和责任感有其成熟的特点，在参与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并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中坚力量。作家们都在不断寻找，获取一种复合型的多元化发展的文学环境，同时又具有他们的本土特征，用古老文化的积淀来讲述如今发生在非洲的新故事。非洲当代文学名家新作迭出，影响愈加广泛，同时后继人才辈出，也有愈来愈多女性的声音参与进来，寻求更大的发展可能性。所以对于世界文学研究来说，非洲部分是不容忽视，也是最能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领域之一。
       刘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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