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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左琴科的幽默中篇小说《山羊》一方面直观地披露故事人物的可笑，揭示人性的可悲，另一方面也借此指出严峻的人的生存命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庸常的小人物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正是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电影《卡拉是条狗》与之有所重合。
       关键词　幽默小说　人文关怀　《山羊》　《卡拉是条狗》
       今天看来，作为长达七十多年苏联文学史中“唯一成熟的幽默大师”，左琴科发表于1922年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山羊》，无论在文学还是文学以外的社会学意义上仍然具有鲜活的典范性。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故事主人公小公务员扎别什金(后来这类人在俄国文学史中被冠名为“左琴科的人物”)，一直在失业威胁下提心吊胆过日子，一天散步时，他看到贴着招租告示的院子里拴着一只老山羊。他一下子在它身上看到了盼望十年的宁静安稳的生活图景，认定山羊就是他的一切。于是为了把山羊搞到手，他先费尽心思去租房间，向他想当然的山羊主人，自己根本不喜欢的身材肥硕、嗓门粗大的女房东献殷勤、求婚，再倾其所有，以自己的皮靴为代价挤走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报务员。就在他与女房东互许婚约，满以为大功告成之际，才知道他一心想要弄到手的山羊并不是女房东的，而是报务员的，女房东也觉察到他在乎的只是山羊。没有山羊当然不结婚，房子当然也不必再住，扎别什金不得不灰溜溜地搬走了。不久，失魂的扎别什金复又落魄，果真丢了工作，靠变卖衣物糊口。
       小说的妙趣不在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愈是普通一般，便愈有典型性(左拉语)。左琴科的《山羊》便如此。虽然小说的取材严格地局限在日常生活范围内，但日常的往往是庸常的。作家抓住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山羊事件，凭借对日常生活细节中庸常性的敏感和关注，显现出灰暗负面的世相。而小说中与扎别什金始终并行的那只没有角、老得挤不出奶的老山羊，它的存在断乎不是故事的由头，它犹如扎别什金的另一个肉身，俨然是“小人物扎别什金的内心世界，他的灵魂”，它使小说表面简朴无华的故事，具有了某种寓意。扎别什金看到出租房屋院子里的山羊后那一番自言自语，“山羊”一词接二连三的出现，让人眼花缭乱、高达八次的重复营造出的呓语状态，将人物近乎偏执狂的物欲本能暴露无遗，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贪财、抠门、精明等等这些小人物、其实也是普通人所共有的弱点，或日庸俗放大，自然而然地披露出人物在此驱动之下的行为，违反了生活常情乃至违背通常的生活规律，因而将“理性底倒错感”显影，敷演出可笑的世相，凸现出故事的“可笑味所由来之处”，结构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喜剧情境。
       况且，庸常不仅仅是可笑的，它还能够更直接地指向人性而不单只停留在世相上。当庸常故事不断地体现出“倒错感”时，它们反复证明，受物欲本能驱使的故事人物还通过“我占有物”的诉求，最终使自己陷入“我等同于物”的事实。就此而言，山羊在故事中的重要性又一次大大超出它在一般概念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将人物前后贯穿的物质显现，它其实是人性的显影液。没有物欲，人类不能前行；惟有物欲，人则是站不起来的奴隶——全然物化的人只是一个活着的躯壳。故事中，主人公愈是周密地准备，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这些东西，他们所欲实现的目的就愈加显得渺小，他们本人就愈加物化，故而也就愈加凸显出人物卑微的可笑性和人性悖谬的可悲性，这种源自内在，无法自觉，更无从克服的人性缺欠正是人物或日人既喜且悲的根源。由此左琴科1920年代那些可笑的庸常故事仿佛有了一个模式，故事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到希望破灭、意图失落的结局，他们煞费苦心的安排，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对自己的无情嘲弄。可笑的变成可悲的，“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语)，“嘲讽中轻妙的笔致”有了“深刻沉重处”。
       一旦可笑和可悲在庸常故事、“有情滑稽”(鲁迅先生语)中互为表里，故事便具有了模糊多维的特点。喜剧的矛盾往往都源于人物与环境的不协调，喜剧人物必定在特定的情景中表现出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赫兹列特曾说：“可笑性的本质是不协调，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的相脱节，或者是一种情感和另一种情感的相碰撞。”左琴科的创作动机，依他本人反复、明确的表述，就是要荡涤千百年来沉积在人们身上的污泥浊水，从新社会中消除旧世界的阴魂，消除残留在人们身上的旧社会的陈规陋习，帮助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觉悟和改造，即警世醒人。但是，左琴科在观察身边的世界时，所根据的不完全是伦理道德的理论理性，更多是来自民间习俗和日常生活的常识理性，所以他不仅看到笔下小人物行为和思维方式中的矛盾可笑，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这其实也是人性背谬的一面带给人类的悲哀，人物的鄙陋彰显的绝非是小人物所独有的人性缺欠。再进一步看，左琴科笔下的事与人本是一体两面。鲁迅先生说：“为讽刺作家所痛恨、所打击的那些卑劣的人物，正是那个丑恶的社会制度的普遍产物；他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根源于那个社会制度。”左琴科也认为要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苦难，只“改变处世哲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消除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左琴科幽默小说中的庸常故事取材于人物性格的不适宜不道德，因此反映出世相人性问题，但又不止于人性问题，性格常常是复杂流动的社会生活的纠结点，社会生活中各种信息都会在人物身上汇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中的人物不仅可以视为独特的抽象人性符号，撮其首要还应当是一种富有意象特质的社会人性标志，其中隐含着社会问题。人性的缺欠其实还是人间的缺欠，透视人性问题的庸常故事所关联着的社会问题阐发的是人类生存问题。
       仔细审读《山羊》，这则庸常故事还真实地切入实际生活的内部，将隐含在生活中的问题放大。左琴科始终把眼光固执地盯牢一处，集中精神关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日常生活，关注在社会边缘的卑微小人物的庸常人生，在许多人熟视无睹，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中看出特别的意蕴，于直观披露笔下人物行为的可笑，揭示人性的可悲中，直指严峻的生存命题。如果将“左琴科的人物”投入到社会大背景中，他们性格特征的核心物欲本能所导致的“理性底倒错感”，不仅体现形而上的人性悖谬的可笑可悲，还把他们自己推入与环境无法调和的冲突中。一般说来，芸芸众生的私心杂念原本平常，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是人所共有的物欲本能派生出来的。而况扎别什金一类，实乃生活在社会下层，被抛进时代转型期，卡在俄国历史夹缝中的普通百姓——“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和“不纯粹的知识分子”，社会剧变对于他们原本风雨飘摇的人生无异于雪上加霜。就他们的实际处境而言，物质的极度匮乏对他们的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日子一落千丈。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饥饿的魔影。……生活水平在绝无例外的一切方面都降低了，人们对那些不合适的人也都驯服地习惯了，就像驯服地
       习惯了吃不饱和穿破衣服一样”。从山羊事件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果，回顾其老谋深算的安排，令人禁不住哑然失笑。但笑过之后，却很难责备他。倘若换一个角度看，左琴科幽默小说中那些庸常事，其实是事事关乎生计而并非虚妄，人物的物欲诉求大到住房，小至锅碗瓢盆，都超不出“要生存”的衣食住行范围，无可妄加厚非，他们心满意足的“阔日子”，从实质上说，不过是“洞穴式的日子”罢了。但是，他们所遵从的物欲本能恰好与苏维埃全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极，一边是被鄙视为卑微的私欲，一边是追求纯粹崇高的学理，历史的误会把他们推上一个新生活中并不适合的位置，他们与整个位置格格不入，物欲本能的逼迫，又使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反而和这个位置的时事要求产生一系列戏剧性的对立，人物与环境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笔者以为，这一矛盾冲突，不仅是左琴科结构幽默小说的深层文理，还是左琴科用自己日常生活化的常识理性，彰明隐藏在人所不见、不屑的庸常中另一种社会现实的义理的凭借。
       行文至此，不由联想到2003年获第四届华语传媒大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下简称《狗》)。这部由中国第六代新锐导演路学长自编自导的喜剧，情节也很简单。人到中年、经济拮据的老二是机车厂的普通工人，下岗在家的老婆精打细算又厉害，儿子正值“愤青”之年，家里家外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但自从一年前从朋友手里得到一只叫卡拉的杂种土狗以后，平时从来都得哄着别人高兴的老二，终于体会到被卡拉哄的高兴和自尊，跟它似乎比跟儿子还亲，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戒酒戒赌，比过去更老实更顾家了。可天有不测风云，有天晚上老二老婆溜狗时，没有身份证的卡拉被派出所逮住了，如果在第二天下午4点之前不交五千元为卡拉办证，它就要被捕杀。第二天，下了夜班的老二四处奔波找人开后门“捞”卡拉，百般努力不果之时，老二老婆咬牙拿出办证的五千元钱又被拿去赔给被儿子误伤的同学……眼看时限将至，老二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
       路学长的电影拍得与左琴科幽默小说的笔法一样朴实到纪实，尤其是演员葛优，更是收敛起天生就的喜剧性，举手投足还原着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惟其如此，当狗出现在老二的生活中，牵动他和他的全家时，老二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也被触动了，从未被凝视过的，习惯成自然的东西显得不自然，甚至反自然而沉重不堪。虽然《狗》和《山羊》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话题也不尽一致，《山羊》中的扎别什金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死抉择，《狗》的主人公老二要求的则是存在的另一种需要——爱和尊严，但它们关注的对象却惊人地一致：一样的卑琐渺小、被沉重人生累坠的小人物，一样地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几乎一钱不值的动物身上，于是便有了非常相似的情节发展和叙述模式，两个主人公为了心爱的动物一样地焦灼躁动起来。《狗》仿佛是《山羊》时隔近一个世纪的姊妹篇，继续为这类人的生存状态做完形填空。电影的好处是因为直观而更直接。老二和扎别什金同样无权无位，同属社会的弱势群体。但作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大多数，他们的社会世相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老二的要求和他所寄托的土狗卡拉一样，绝不奢侈，老二对狗的依恋依赖，也与扎别什金同样有几分偏执的滑稽可笑，片中不时出现的“离下午4点还有几个小时”的字幕，分明也是在不断强化狗的意味，堆积着人生的悲凉和无奈。在电影中，它既是老二本人爱和尊严的载体，也是老二这类人生存状态的窘迫与尴尬的象征。
       然而，《山羊》和《狗》故事中的主人公所面临社会处境终究有所不同。统观左琴科幽默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像扎别什金一样有着人性缺欠的小人物，而在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小人物原本是熟题，如果将左琴科以小人物为主体的幽默小说投放到俄国文学小人物题材的坐标系中考察，则不难发现，在由果戈理至契诃夫的纵坐标上有两类小人物，其中但凡被寄予同情的小人物，一般都是自身无甚过错，善良、弱小、贫穷、受压迫的不幸者，如最具典型性的《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而与“左琴科的人物”相仿品质有缺欠的，则一概地受到毫不遮掩的讽刺、彻底的批判，如契诃夫的《套中人》。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套中人》，对这些社会地位低微，很难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时刻生活在被抛出社会轨道的恐惧中的小人物，随着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形态，作家们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由怜惜而敬爱再到贬责的转变。特别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按照高尔基的界定，小人物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小市民，无论在社会政治地位上，或是在经济状况上、在精神观念上多有重叠，他们为生存所做的种种努力衍生出来的小市民习气，已然变成影响新旧世纪、新旧社会斗争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小人物便像拦河堤坝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因而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精要，由幽默讽刺、针砭时弊的宗旨落实到具体，“怒其不争”便成了小人物题材的主旋律。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幽默讽刺文学创作，如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叶尔绍夫所说，正是苏联讽刺文学形成和定型时期，各种体裁作品，从讽刺诗到讽刺小品文，从讽刺故事到长篇小说，从幽默作品和短小喜剧到喜剧无所不有，但题材的差异，并不妨碍对果戈理和契诃夫的两种传统专取一脉，在全新的苏联时期，小人物的反面品性使之成为被彻底批判、全然否定的对象，具有反面意味的小人物成了这类题材创作的基本前提。作家们在以反面生活素材反映新与旧的矛盾冲突时，无论是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的社会写实，还是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等的怪诞变形，都是“用讽刺艺术的手段来加以解决”的，因为“在同垂死的东西作斗争中讽刺性的揭露最为有效”。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在“左琴科的人物”进驻苏联文坛之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这类蝇营狗苟于个人私利的小人物的存在已经予以彻底否定，即便是很多与“左琴科的人物”相类似的普通老百姓，在日渐高涨的革命激情的浸淫下，也将“左琴科的人物”划入市侩之列，认为在新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类人理应而且已经绝迹，由这类人派生出来的种种现象理所当然彻底消失了。20年代拥有绝对权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旗帜鲜明，宣称作家的使命是塑造正面意义的“活人”。李别进斯基在回忆马雅可夫斯基时也说：“那时我们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在剧本《臭虫》中强调揭露今日的市侩习气这个问题时言过其实，市侩习气早已彻底消灭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审视，《山羊》所展示的扎别什金的结局滑稽可笑，却令人震惊。它不仅描绘出主人公倒霉可笑的一面，更显现了潜藏在他倒霉可笑处境深处，一种极度状态下的生存。若按情节发展，《山羊》的故事情节到主人公丢了工作，靠典当为生，几乎沦为乞
       丐便可结束了，但作家又添了一笔。一个星期天吃完过去女房东施舍的饭后，他仍不忘给山羊留一块面包皮，他边喂边对山羊说话，在这最后的话语中，“山羊”一词又重复出现了6次。不能生存不配生存又偏要生存，可以说这是小人物在与主流社会对立中的自我坚持。但是故事已经否定了希望、否定了改变的可能，所有东西已经被一笔勾销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山羊扎别什金仍然得不到，由始至终他都未能绕出没有出路的绝境。小说的结尾虽然并不直达死亡，却意味着终止，因而残酷地否定了生存。只不过永失山羊的扎别什金尽管沮丧、失望，但他未必明白，他，还有他那类人最可笑的地方，就是他们看不见自己的收梢总是在自己蝇营狗苟、苦心划算上，人固有的生存本能和克服不了的贪婪是那么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他们身上，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非常年代，给他们自己构成双倍的生存威胁。像扎别什金这类小人物的复杂和尴尬，就在于他们所倚赖的物欲本能既形而下的现实而又不现实。说现实，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努力去争取；说不现实，是因为这本能在他们身上始终如一，不论环境如何改变，或置于何种情势，都会使他们付出常人所不能想象，或者无法认同的代价，而他们却将此视为天经地义，既用这种方法支配自己，又如此算计别人、揣度社会，他不知道向那个已经不再以满足个人欲望，不再以自我价值为圭臬的社会妥协，不放弃已经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价值观。“在喜剧里有一种自信的精神，——它依靠某个东西，坚持某个东西，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东西，……而始终是对自己充满信心。”他从强烈的主观需求出发，把需求对象过于理想化了，而现实与他的梦想实际上相去甚远，因此，他就“总是遇到他所探索的那个东西的反面，——然而他从不因此存在任何怀疑，也不反过来想想自己”，他们这种“一叶障目”的处世思维方法，不仅不合逻辑到令人发笑的地步，而且这样的“一条道走到黑”，完全背离了常情，在人们眼中成为可笑的傻子，他们本人也变成“理性倒错”的疯子，在社会里成为不配、不许继续存在的“死人”。抽象人性的背谬和社会的不合理在人物宿命上的双重显现，致使他们的生存失去意义，坚持本身只证明无意义，也等于自我毁灭。生活中原有位置的突然倾斜，使“左琴科的人物”在维持平衡时不由自主地调动自己某种潜藏的品格，即人物性格中表面的、反常的或隐蔽的、正常的各种层面，通过人物与生活位置之间各种具体矛盾，把看上去扁平的喜剧人物提高、统一为一个血肉丰满的复杂整体。他们与环境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将苏联那个时代社会底层的复杂关系和生存状态呈现出来，从彰明人物两难的生活处境起始，直达生存意义极限的人生体验。“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李渔语)。“生存是一回事，而认知又是另一回事；并且在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一种折中的位置：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同样的，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生命的。这就是生命悲剧的来源。”
       题材的选择和取舍，在很大程度上不只对具体的创作拥有意义。因为作家在选择某种生活内容作为自己的题材时，他的体验实际上已经存在，而他的取舍就与题材的意义直接相关。《山羊》的佳境，就在它通过切近而又能作用于人心的“无限深渊”——生活的日常形式和小人物人生的庸常追求，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之网，直达人性的深处，致力于传达人物内心的幽微奥秘，于审丑的幽默小说中寄寓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认识，对小人物实际生存状态的真切感受。如是，《山羊》包含了认知和认同两个方面，认知的自然是这些小人物所代表的人性的背谬，认同的则是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本能。也正因为此，此时此刻的“左琴科式的幽默”对人性的可笑、可叹、可怜的洞悉，以及人性的透彻了解，总是包含了宽容同情，总是给予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扎别什金的结局，暴露出左琴科写作的真正鹄的，他既为行为背后的人性根源忧虑，又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状况而焦虑。的确，《山羊》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在当时当地是令人难堪的，左琴科关注的恰是不为人注目的小人物的生活境况及生存条件而以后他曾说：“小人物作为一个阶层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在30年代他做的一件事情是给自己20年代的许多作品续上“光明的尾巴”。与此相比照，在电影《狗》的结尾，人物最后的活动是老二和老婆忧心绝望地回家，人和狗的结局由最后一行字幕交代，“卡拉最后回到老二家，不久老二给卡拉办了狗证”。皆大欢喜的结局、突转的笔锋，似乎多了或是少了点什么，被注视的对象重又被蒙上了一层纱。但谁又能说这种结尾将电影徐徐展开的画面所堆积起来的况味都切除了呢?
       责任编辑　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