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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走进雾重庆
       1941年5月，美国的《时代》、《生活》、《财富》三大杂志的老板卢斯又一次来到中国。上次来访在1932年，距“九一八事变”爆发还不到一年；此次来访，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两次来访相隔九年。
       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似乎天然地对中国有一种偏爱，在硝烟弥漫的年代这一情感表现得更为奇特而强烈。1941年5月8日，卢斯携夫人乘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快到重庆时，他俯瞰机翼下起伏的山峦，一时间，仿佛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存在，竟陶醉于大自然的丰富画面带给他的冲动。卢斯的传记作者说得好：“从空中俯瞰中国景色，令他冲动如一位诗人……”
       如诗人一般的卢斯，少有地在日记里用文学性的文字描述他的空中印象：
       太阳升起，云雾消散，大地景色层次丰富，如仙境一般美丽。大地上，种植水稻的梯田层层叠叠，在群山万壑间蔓延。每座山峦，景色各异，忽而奇峰耸立，忽而峭壁深幽，接着又一座险峰迎面而来。每个山顶，几乎都有形状不一的梯田，或方，或圆，更多的则像初上的弦月。一景复一景，直至森林覆盖，群峰簇拥。这番景象，简直只能在一个有着纯粹想象的孩子的梦中出现。(引者译自《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4页)
       飞机降落，卢斯走出了诗人的梦，走进了现实的重庆——三年来因日军的狂轰滥炸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山城。
       时隔九年，旧地重游，中国格局早非当年。大片国土沦陷，东北有傀儡皇帝溥仪的“满洲国”，华东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则已于1938年武汉保卫战失败之后，退缩到西南一隅，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人们也习惯地称为“陪都”，凭借长江三峡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继续进行抵抗。卢斯上次来访时，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正被蒋介石派兵围剿，如今，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在敌后遍地开花，逐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更是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军队。但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却在1941年年初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而跌到了低谷——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九年过去，世界格局也早非当年。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出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轴心国，与英国、美国等盟国相对抗。于是，远在东方的中国抗战，终于不再被西方列强们只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而真正成了世界大战举足轻重的一个主要战场。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试图置身于外的西方各国，不得不卷入其中，谁都无法再作壁上观了。卢斯此次访问中国之后再过一个月，世界格局又将发生更大变化。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闪电战”，纳粹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从此，一度试图与德国媾和的苏联，也成了与轴心国作战的盟国一员。不过，为了避免两面受敌，苏联这一年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仍然保持中立立场。
       这一年对中国态度变化最大的是美国。当卢斯1941年5月初启程前往中国时，美国在中日战争中仍持中立态度。尽管美、日关系已经日趋紧张，但卢斯所企盼的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更深地介入中日战争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然而就在卢斯访问中国几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美从此面对着同一个敌人，太平洋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两个国家命运意义上的连接。
       九年来的变化与未来几个月的变化，成了卢斯此次走进中国的历史背景。
       卢斯夫妇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的珊瑚坝机场。说是机场，实是位于市区长江中央的一座小岛。抗战期间，珊瑚坝这个地名一时间在世界上颇为出名。枯水季节，飞抵重庆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洪水季节，珊瑚坝难以启用，飞机便改至位于郊区的白市驿军用机场降落。曾见过一张老照片，一群外国记者刚下飞机，走在珊瑚坝，脚下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身后江水一线。试想想，抗战期间，该有多少走进重庆而影响中国局势的中外人士，在珊瑚坝走下飞机，穿过隧道，从岸边登上山顶。然后，又下山，再走进飞机，消失在夜空中。
       卢斯选择前来重庆的季节既好又不好。整个冬季，山城重庆总是被迷雾笼罩，虽然不适宜飞行，且阴冷潮湿而令人难耐，但对重庆人来说，这种天气却能带来相对平静、安全的生活，他们不必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而每日惊恐不安。五月来到，持续数月的雾已然消散，久违的阳光毫不吝惜地倾洒下来。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是重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空，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铺天盖地的日军轰炸机。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9年5月初他在重庆亲历的一次大轰炸：
       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连续两天受到轰炸。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二十七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
       ……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人人都可以听到大火吞噬竹林时竹节所发出的爆破声，还可以听见吵嚷声，女人的嚎啕，男人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应有尽有。有的人往石头上一坐，就颓倒在地，捶胸顿足。我听到背后的山谷里有人在哭喊，有好几次，我见到人们利箭般地从山坡后边冲出，来到大街上，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打起滚来，把火扑灭。(《中国抗战秘闻》，第31-33页)
       到了1941年，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仍在继续。正是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白修德才形成了对日本的仇视，他激愤地写道：
       以前，南京和上海也遭受过轰炸，但是，那些轰炸都是属于战争性质的。在古老的重庆城墙之内，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日本人精心选择，蓄意要把重庆夷为平地。对于城里的所有人民，是想挫垮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精神；对于政府，是想摧毁它的抵抗，摧毁它在重庆郊区建立的收容所。从那时起，当我们轰炸日本时，我从未产生过一点内疚之感。(《中国抗战秘闻》，第35页)
       1941年5月8日，卢斯夫妇在珊瑚坝机场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们的正是白修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
       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雾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走进重庆的卢斯，俨然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尊贵的客人。多年来《时代》对中国的关注，特别是对蒋、宋个人的青睐，无疑令他们感怀不已。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1938年年初，他俩更是被评选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彼此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显然成了卢斯再访中国备受重视的一个资本。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在来访中国之前，卢斯因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个概念而引起强烈反响。1941年2月17日，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他认为美国不应再持中立态度，而应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卢斯深受其曾在中国传教的双亲影响，对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笃信不疑。出于这种信念，他在社论中主张美国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认为充当世界领袖将是一个“创造性的机遇”，可以将美国的“民主原则输出到全世界”，以便巩固国内成就。卢斯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与工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敦促美国人认识到其自身的福祉同全世界的自由休戚相关，激励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迎接挑战，不负其作为世界“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民族”的地位。无论美国先前多么希望超越于世界事务之外，但它现在却再也不能特立独行了。(《为什么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第4-5页)
       卢斯对中国格外关注，他呼吁美国公众和政府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显然不只是因为他和父母与中国有着特殊的个人关联，更是因为在他的“美国世纪”蓝图中，中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Rand)曾这样叙述抗战期间卢斯与中国的关系：
       被卢斯视为美国帝国投资战后宝库的地区之一，就是一个解放了的亚洲，而亚洲的关键主角又是中国。他了解外国资本如何控制中国资源，因为他在那里长大时，中国还仍然被那些列强所掠夺。和斯大林一样，卢斯认识到存在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价值，同时，他还和斯大林一样，认为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最好人选是蒋介石。
       到1941年他访问重庆时，卢斯已通过援华基金会向蒋介石大量投资。他个人向由八个慈善机构组成的这一中国基金组织投资了六万美元，以表示他对该组织的全力支持。他说服国际大亨们……参加援华基金会。他还向《时代》的订户发出个人吁请，从他们那里募集到二十五万多美元。这是一个开始。援华基金会变为一个担负广泛使命的基金会，该组织认为，一个自由的、基督教的中国，作为日本和共产主义暴政的一个敌人，在美国世纪应占据一席之地。(《走进中国》，第245页)
       此刻，卢斯走下飞机，从珊瑚坝跨过江水，再沿陡峭石阶攀越而上。白修德后来向一位朋友这样解释说：“中国政府将卢斯看做‘像水电站、金矿或者富饶的河谷那样的巨大自然资源，代表着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卢斯的中国之行是一次愉快的返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曾经是他的传教士父亲在本世纪初的梦想——正在领导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向西方世界中最伟大的一位朋友致敬。”(参见《新闻与幻象》，第64页)
       卢斯走进了重庆。他的理念与偏爱，将左右《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将深刻地影响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环绕他的，不再是那一个“有着纯粹想象的孩子的梦”了。
       二 传奇
       卢斯的这一次中国之行，历时十三天，他们夫妇被特地安排住在城里宋霭龄与孔祥熙的家中。
       作为传教士的后代，卢斯对同样有着传教士背景的宋氏家族的传奇一直兴趣浓厚。1932年访问中国时，宋子文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与卢斯见面，这是卢斯与宋氏家族的第一次接触。1941年重访中国，他与宋子文重逢，又住进宋霭龄与孔祥熙的家，高潮则是他走进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寓所，与他们夫妇一起喝茶。经蒋介石特批，卢斯夫妇还与白修德一起乘专机前往宜昌、洛阳等前线采访，在当时极其缺乏飞机的情形下，这是破例之举。(卢斯是否也见到了宋庆龄，则未读到相关记载。)
       拜访宋美龄和蒋介石，卢斯夫妇没有空手去，也没有空手归：
       一颗炸弹曾炸毁了蒋夫人的餐具室及相连的香烟储藏处。卢斯夫妇随身带有大量补给，知道他们缺什么。卢斯补充了蒋氏夫妇的欠缺，故而把许多空纸箱子留在了白修德和另外一些外国记者居住的新闻招待所。蒋氏夫妇回赠卢斯夫人的礼物，是一套华贵的中国丝绸睡衣；回赠卢斯的礼物，是一个唐代的翡翠玉马。(《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6页)
       两对夫妇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卢斯感触颇深，他的日记中也就充满了溢美之辞：“一个小时后，我们离开。此时，我深知，我们结识了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如今生活在千百万人中的两个人，而就是这两个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将被人记住。”卢斯甚至还称他们是“自二百五十年前康熙皇帝以来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参见《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5页)
       截止1941年，宋美龄总是容易让外国来访者对她产生好感，留下美丽印象。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即是一例。史沫特莱是公认的左翼人士，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是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和助手，也是最早访问延安并与中共领袖们关系密切的外国人之一，但她在1941年见到宋美龄时，印象深刻：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粒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中国的战歌》，第529页)
       卢斯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间与史沫特莱是同一年，想必他所见到的宋美龄，应与史沫特莱笔下的描写大致相同。这就难怪卢斯会在日记中为之倾倒。
       十三天的中国之行匆匆结束，卢斯夫妇于1941年5月下旬返回美国。卢斯带回了白修德；卢斯夫人则带回了她亲自拍摄的照片。卢斯中国之行的成果很快得到体现：国民党重要将领陈诚成了6月16日的《时代》封面人物；宋美龄成了6月30日的《生活》封面人物。就在这一期间，世界局势发生突变：希特勒入侵苏联。于是，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卢斯的传记作者写道：
       
       中国从来没有被卢斯忘记。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后，蒋夫人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出现在1941年6月30日出版的《生活》封面上。刊物中，由卢斯亲笔撰写了上方字的关于他的中国之行、他对中国英雄主义和业绩的观察，并配发了卢斯夫人拍摄的照片。蒋已经多次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过，他的将军陈诚也出现了，并配有白修德所写的报道，同样体现卢斯的主题：中国的英雄主义。中国对保卫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她最紧迫的需要。根据卢斯的指示，白修德又为《财富》杂志撰写了四篇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详细地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7页)
       陈诚这个名字如今对许多人恐怕显得陌生了，但《时代》选择他作为封面人物时，他却是国民党党内、军内如日中天的人物。抗战爆发后，刚刚四十岁的他先后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第九、第三、第六战区司令，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等职，几年时间里，他参与指挥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枣(阳)宜(昌)会战等重大战役，他甚至一度被外界认为是蒋介石选定的“接班人”。因此，当卢斯决定把灯光聚焦在陈诚身上时，不仅仅是借对他和他的部下的描写向世界报道中国军队的状况，同时也在透露出中国重要的政治信息——这是白修德根据在重庆的观察而得出的个人猜测，还是卢斯在与蒋、宋会见时得到的暗示，就无从得知了。
       封面上的陈诚为肖像照片，一身戎装，身后悬挂着作战示意图。此时陈诚正担任第六战区司令，在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江苏的太湖，湖北的沔阳(今仙桃)、监利，湖南的岳阳、平江等地名。图片下面的说明写道——陈诚：重庆的保卫者。委员长选择他保卫三峡。
       有意思的是，在介绍陈诚时，《时代》用“小兄弟”这个词做小标题，以突出陈诚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陈诚颇受器重，在蒋介石的将军中，他是唯一被蒋介石在讲话中用中国式昵称喊作“小兄弟”的人。他与另一个人们谈论甚多的胡宗南将军是劲敌，后者是“黄埔系”的领军人物。作为委员长的继承人，他与胡也是直接从委员长那里接受命令的人，而无须经由作战部部长何应钦下达。
       陈诚备受青睐的原因是他总是吸引着人们注意。他是中国最有政治抱负和野心的将军，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就把自己的战车和蒋这个明星绑在一起，随后，他一步步青云直上。他在1926年蒋的北伐战争中声名大振。此时，他与妻子离婚，由委员长安排，他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阊的女儿结婚。
       不过，陈诚同样是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军人，他的能力十分出众，因此蒋才挑选他来守卫三峡——也即守卫重庆。去年夏天，宜昌失守后陈诚备受诟议，指责他的战术不当导致丢掉这一关键城市。于是，他放弃在重庆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舒适条件，抵达前线，公开发誓，不夺回宜昌，绝不回去。(《时代》；1941年6月16日)
       时间是无情的，许多年过去了，《时代》关于陈诚个人的报道似乎已显得不太重要。我更感兴趣、觉得对历史叙述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当时中国军队状况的报道和富有文学性的生动描写。
       《时代》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线、最古老的战斗、最巨大的主角，并不为人所熟知。
       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队不缺乏出色的战地指挥官、不同级别的军官，而且装备精良。但是，相对来说，人们对中国军队情况的了解则相当少。因为在中国，外国记者为数不多，且觉得必须守着大城市才能抓到新闻。中国的官员对前线情况也不熟悉，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呆在重庆。除非坐飞机，不然从重庆前往前线需耗时多日。但中国没有飞机可供旅行，甚至外国军事观察家几乎也难以抵达前线，无法向国呐发回战争的现场目击。(《时代》，1941年6月16日)
       的确，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无论国民党军队或者共产党军队——少为人知。来自中国的战况，总是中国军队在溃败，一个一个城市在沦陷，尽管在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曾有过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之后中国的艰难、军队的坚韧少有报道，史沫特莱就曾这样为之忿忿不平：
       长达三年之久，中国军队一直被许多外国人所轻视。他们说，中国不能打仗，中国的将领腐败，中国的士兵是不识字的苦力或者只是些孩子；中国的人民愚昧无知；对于伤兵的照料令人厌恶。有些指责是正确的，有些并不正确，但是几乎全部都是由于未能理解压在步履踉跄的中国肩背上的可怕的沉重负担而产生的。(《中国的战歌》，第509页)
       《时代》此次所为，显然在改变史沫特莱所指出的缺陷。
       中国军队目前散布在从长江到缅甸公路之间的艰苦战线上，这是一条长达两千英里的链状战线。他们在艰苦中已经驻扎了将近两年半了。这一长链般的战线的生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举世无双的、也是最落伍的战斗形式——长达三十个月的沉闷的阵地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一辩论家林语堂上个星期写道：“既然日本差不多每个月都在说有收获，那么，为什么两年半以来他们总共只推进了还不到二百五十英里?”
       日本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太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它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五百个师，总人数超过三百万(与德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共产党军队目前没有与政府军队并肩作战，而是在日本战线的后方建立游击区。共产党拥有三个超级师，每个师人数达四万人，另有二十五万非正规军。)
       中国不为人知的军队的兵力充足、有能力、士气高涨，可以弥补军备物资的缺乏。中国军队士气之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坚强决心，在1941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可以相媲美。假如有机会向中国士兵提供军备，他们能保证履行使命。(《时代》，1941年6月16日)
       这期《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应该也由白修德主笔。仍是他的一贯风格，如同在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从一包大米在重庆码头装上船运往宜昌前线开始写起。在叙述这一运输过程中，中国军队——主要是宜昌前线保卫三峡的第六战区的部队——的方方面面被文学化地描述出来。
       一包大米历经艰辛被苦力送到了前沿阵地：
       在最后一座山顶，苦力可以纵览宜昌前线全景。他的四周是中国有战斗力的部队：机关枪阵地由步枪群队掩护。往下，是一条条战壕，巧妙地用绿树枝、土堆、移来的麦子做掩护，地下掩体里弥漫着臭味，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挤满着浑身气味的士兵；再往下，是竹篱笆、木栅栏和地雷阵，最后二百码是无人区。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铁丝网、坚固的掩体、混凝土碉堡。整个场景相当安静——其他时间安静得苦力能听到田野里的蜂鸣，除了每隔几分钟从日军阵地后方传来一声轰隆，那是日本的大炮在发射。
       到7月7日，这场战争在中国已经激烈进行了四年了。为期四年的战
       争，带给中国许多痛苦，但也使中国学到了很多。对于一个其军队的军官素来以善于敛财和尔虞我诈而非掌握军事技能著称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具有才干的、一流的军事指挥官。
       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的军官，比蒋委员长损失惨重的部队的军官还要年轻。蒋委员长五十三岁，陈诚四十一岁，陈的前线指挥官三十四岁。在这些师里，很难有年过四十的军官，甚至校官通常只有二十几岁。
       这些娃娃军官是坚强的娃娃。他们整洁如保养良好的枪支。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们身材魁梧，休息时情绪放松而快乐，作战时则勇猛无比。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攀越山峰，与他们相比，大多数体胖臃肿的美国校官们简直毫无战斗力。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六十五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时代》，1941年6月16日)
       显然，卢斯希望用他的刊物，使美国民众真正认识四年来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作战的中国军队，要他们从这支被讥讽为“农民军队”的身上，看到一个民族不可能被征服的精神。因此，由白修德主笔的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都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
       《不为人知的军队》——《时代》1941年用的是这样一个标题，而今天，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标题：《不应被忘记的士兵》。
       三 “这是一个美妙时刻”
       在卢斯结束重庆之行两个星期后，1941年7月19日，另一位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美国人乘坐飞机来到了重庆，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他随身带来了一封罗斯福总统写给蒋介石的正式信函：“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欧文·拉铁摩尔先生。他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我和他一样十分清楚，作为您的政治顾问，他将只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
       拉铁摩尔和中国的关系，与卢斯有相似之处。他虽非在中国出生，但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他们是在上海、保定等地中国学校里讲授英语的教师。拉铁摩尔在中国长至十二岁，然后去欧洲读书，十九岁时又返回中国。他精通汉语、俄语、蒙古语，是有名的中国通和远东研究专家。在世界局势日趋复杂之时挑选他来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可见一直奉行中立政策的罗斯福，已经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做准备，他开始意识到加强美、中军事沟通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改变姗姗来迟，也远非卢斯乃至蒋介石所期待的力度。
       不过，变化毕竟来了。
       如卢斯一样，拉铁摩尔从香港前来重庆，乘坐的飞机也降落在珊瑚坝机场。时至七月珊瑚坝机场仍在启用，可见这一年长江上游的洪水来得颇晚。拉铁摩尔的回忆，为战时重庆的航空状况提供了佐证：
       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从香港动身，飞往重庆。当我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天气看起来肯定是不适合飞行的。
       ……在一段钻云穿雨却无惊无险的飞行后，我们在重庆江心一个平坦的布满砾石的小岛上降落。走下飞机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然后乘轿子沿着一段崎岖陡峭的小道登上重庆江堤的坝顶。(《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7-98页)
       走进重庆的第二天，拉铁摩尔被接至蒋介石的官邸，进行首次会晤。蒋准备好了翻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战前新闻界著名人士董显光，但拉铁摩尔精通汉语，蒋的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官话也无障碍，他们便直接用汉语谈话。以往蒋介石与欧美人士见面时，大多情况下宋美龄均会在场并负责翻译。现在拉铁摩尔成了一个例外。
       有意思的是，两人初次见面，谈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当时正值1941年7月初德国人的闪电战仍势不可挡地向莫斯科滚滚推进，蒋介石跟我谈的第一件事是：“罗斯福总统对德国入侵苏联有何高见?”我答道：“总统认为德国人将向纵深推进，但苏联将重整旗鼓，最终战败的是德国人，苏联人将赢得胜利。”蒋以与罗斯福完全相同的措辞说：“不错!我同意总统的观点。我所有的将军都告诉我德国人将获胜，但我认为苏联人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9页)
       十天之后，7月31日下午，他们终于就中国问题有了一次正式交谈。这次交谈，由拉铁摩尔负责整理一份谈话记录发送给罗斯福。好在拉铁摩尔保留了记录的副本，使我们有可能了解此时蒋介石的苦恼、困惑与思路。他对拉铁摩尔说：
       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觉自己依旧处境孤立。尽管美国一直慷慨地向中国表示同情和友谊，并且像英、苏两国一样向我们提供物资援助，但是中国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战争结束时，能否保证其他民主国家不会疏远中国，并平等地对待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
       建议之一是，总统建议大不列颠和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建议之二是，中国参加美、英、澳和荷属东印度召开的太平洋联防会议，这个会议已进行了一些时候。迄今为止，尽管中国一直在抗击日本侵略——这一侵略也威胁着这四个太平洋国家的安全——她在这个会议中却没有一席之地，而召开这个会议是预料到日本将会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中国对这个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和作出的决定一无所知。(《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39-240页)
       显而易见，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两个建议，正是试图摆脱中国独立抗战的困境，寻求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更大力度的援助，或者说，借助外部特别是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这恰是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贯的思路。
       时机终于在几个月后到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烽火硝烟在太平洋上空升腾而起。中立的美国终于不再可能超然于中、日战争之外了。由中立到对峙，再到对抗与交战，继希特勒入侵苏联后，美、日关系又发生突变，1941年下半年的世界格局完全改变，这一改变根本决
       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自然也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卢斯家中时，卢斯正在纽约寓所里举办一次家庭聚会。客人中有亲历过中国1927年大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希恩，有美国驻苏大使，还有中国作家林语堂。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卢斯在格林威治村的寓所里正在举办一次聚会，……两点三十分时，二十二人围坐一起午餐。卢斯夫妇有个规矩，吃饭时不能被电话铃声打断。可是，正在吃饭后甜点时，一个太重要的电话还是打进来，管家把一个托盘放在卢斯夫人桌前，里面有一张纸条。她看后，立即用勺子敲敲杯子，要大家注意。
       “各位请安静，不要讲话，请听我说。”她说，“日本人已经轰炸了珍珠港。”顿时一片嘈杂、呼喊，要求听听细节。当大家一起冲向收音机和电话机旁时，只有一位客人稳坐在椅子上。他就是林语堂博士，他歉意地吃完甜点：“你们知道，这是最让人盼望的事。”(《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9页)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长期传教并担任过燕京大学副校长——对这个消息感到尤为欣慰。奇特的是，老卢斯居然是在获知这一消息之后的当天晚上安然去世。卢斯一家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在这历史大变故的瞬间有了巧合：
       老卢斯和他的儿子一样，对这一消息感到兴奋异常。日本现在与中、美同时开战，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将史无前例地站在一起。老人说：“我们终于要明白我们对中国、中国对我们的意义了。”
       当天晚上，老卢斯博士在睡梦中死去，享年七十三岁。白修德向卢斯慰问时，卢斯平静地回答：“对于他，这是一个美妙时刻，他终于活着看到了美国和中国结成了同盟。”(《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9—190页)
       美国卷入对日战争，这正是卢斯、蒋介石等许多人最愿意看到的事情。卢斯年初提出“美国世纪”概念时发出美国应该介入远东战争的呼吁，现在终于变为现实。在6月《时代》选定陈诚为封面人物时，那篇《不为人知的军队》的报道，曾这样强调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美国乃至欧洲战争的意义：
       他们决心把日本从他们和父辈们生活的土地上赶走。当战争蔓延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后，他们的斗争就成了更大规模斗争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抵抗战略与英国、美国的防御战略相互配合。但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战士，已经成为大英帝国这个“店小二民族”(拿破仑语)的士兵的同盟军。如果苏伊士沦陷，中国农民就可能发现，他们的敌人将转而进攻印度；如果长江三峡失守，中东的抵抗者则将很快受到获胜的日本人对他们的供给线的压力。
       对美国而言，大范围的中国的胜利，将使未来局势变得大为轻松。中国战线的军官们认为，只要能得到军火援助和飞机，他们就能获胜。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打好二十世纪的战争，遗憾的是他们仍不得不打一场十八世纪的战争，甚至连十八世纪的武器都没有。(《时代》，1941年6月16日)
       如今，珍珠港的消息传来，重庆在欣喜中，仿佛所有的遗憾可以荡然无存。
       在重庆的拉铁摩尔，这几日身体有病，本准备在12月8日这一天乘飞机前往香港。这天凌晨，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回想说可能是董显光打来的。董显光告诉他：“不要搭乘去香港的飞机。日本人已经攻击了珍珠港。这意味着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他们也要进攻香港。”
       几个小时后，拉铁摩尔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高层会议。
       我想大约是在那天上午十点或十一点，我被叫去参加一个仓促召开的高级会议，讨论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什么。蒋介石看起来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并照例让到会的人发表意见。我不记得与会的确切人数，不过大约有十到二十人，都是高级军官和蒋最信任的政治顾问。
       会议要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是：“这是否意味着日本人将同时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回答是：“不会的。”我猜测当太平洋战争开始时，蒋并不完全高兴；但他肯定觉得有道理，因为他对日本未来行动的分析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他在一个方面肯定高兴。珍珠港事件意味着美国现在不仅正式地而且彻底地加入了战争。
       在某种意义上，蒋痛感美国并未充分理解日本入侵中国带来的苦难。由于美国的力量将确保战胜日本，他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不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加强作战，从我们这边增加对日本的压力，以加速它的战败。”他的打算是：“让美国人去打败日本吧。中国要做的是坚持下去，直到可以在中国战场上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击日本为止。”换句话说，他的长远眼光是为他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作准备，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不是与中共和残存的统一战线——它已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妥协，而是可以迫使共产党和整个中国接受国民党以他所预见的形式实行统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51—152页)
       一天后，12月9日，继美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后，中国政府也发表公告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又发表公告对德国、意大利宣战。中国的全面抗战虽然已经进行了四年之久，但还从未正式对日宣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对日宣战，国民政府的公告强调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强调太平洋的地理概念，强调日本对英国、美国的进攻。显然，蒋介石之意更在突出中国抗战与美国等盟国的关系，字里行间贯穿着拉铁摩尔所分析的蒋介石的思路。公告称：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次声明者。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上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以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转引自《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三册，第193—194页)
       中国与美国、英国终于结成了盟国。
       不到一个月，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宣布设立中国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蒋介石任最高统帅，负责统一指挥该战区的所有盟国军队，他第一次成为了国际性的头面人物。中国战区统帅部下设参谋部，美国推荐陆军中将史迪威前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援华物资拨配及滇缅公路监理人。
       几个月后，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启程离开重庆，于1942年4月8日抵达美国，他们的使
       命是参加盟国高级军事会议。
       他们满怀期待。然而，谁能想到，迎接他们的将是冷落与失望。
       四 乍暖还寒时候
       1942年6月1日，蒋介石的肖像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随着他的再次亮相，来到华盛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行踪，被详细描述出来：
       在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道2373号一幢朴实的砖楼里，有大量颇具价值的军事情报——但没有一个美国军事人员对此了解。楼内的墙上，张挂着军事地图，详细标明日本军队在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布防地点，椅子上坐着几个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关于日本军队的情报。譬如，它如何运转，如何作战。
       住在这幢楼房里的是蒋介石委员长派来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他们来帮助美国制订和协调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熊式辉将军，一位机智、灵敏、健壮、战斗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谈到了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大多数经历了在过去五年的战争，对日本军队了如指掌。(《时代》，1942年6月1日)
       担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二十年代留学日本的陆军大学，归来后在北伐战争中以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党代表职务而开始其军事生涯。1942年他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随即被任命为军事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时代》关于熊式辉一行人的报道，不是限于动态的介绍，而是以明显的倾向性为他们在美国受到冷落忿忿不平：
       该代表团于4月13日抵达华盛顿后，递交了他们的国书，又主动散发名片，租赁住房。然而毫无反响。两个星期后，熊将军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声明，他特别指出，盟国“除非有一个涵盖所有斗争舞台的联合战略”，否则不可能获胜。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暗示。
       这些人对日本情况了然于心。可是，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美国军方却未从中获益。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在六个星期可利用的时间里，没有一个高级别的美国军官费神打电话来，或者敲开马萨诸塞大道2373号的大门。
       东方已经来了，西方却忙得顾不上过问。(《时代》，1942年6月1日)
       中国军事代表团受到冷遇，是当事者以及卢斯等人没有想到的。显然，珍珠港事件后表面上已经结为盟国的中、美之间，期待中的没有隔阂的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并没有如期到来。与此同时，中国甚至处在比过去几年更严峻的危险之中。这就难怪我们可以从报道的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焦虑。
       此时，中印战区正遭遇缅甸沦陷的惨败。同一期《时代》上，与熊式辉在华盛顿冷寂的身影相映衬的，是刚刚从缅甸的丛林沼泽中逃出来的史迪威将军狼狈的身影。《乔大叔(UncleJoe)出现》——似乎着眼于简洁的标题，其实隐含着另一种难以言状的失望与无奈：
       上个星期在缅甸的一片狼藉中，走出了史迪威将军。当外部世界终于听到他的声音时，“乔大叔”和他的中国第五军、第六军的联系被切断，从日军后方可怕的丛林沼泽地带逃到了北部。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他带着一支衣着杂乱、人员庞杂的队伍，出现在印度北部前线。
       但中国第五、第六军没有和史迪威将军在一起。他们仍在缅甸与日军作战，或者缓慢地撤回中国，或者已经被消灭。在印度没有谈到的问题(本星期早些时候在美国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是：为什么乔大叔离开了他指挥的军队?是华盛顿的命令吗?还是蒋委员长的请求?(史迪威说，他将回到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一些事情。)还是他自己的决定?因为让他指挥一支已有自己的指挥官的中国军队，本身就让人困惑。
       随后，他对新德里的记者阐述了充满信心的预告。乔大叔说：“我承认我们经历了一场地狱里的跋涉。我们逃出了缅甸，这耻辱就如同地狱。我想，我们应该找出失败的原因，再打回去，重新夺回来。……日本人不是超人。只要我们按照最佳组合、最佳准备打回去，我们就能将他们赶走。”(《时代》，1942年6月1日)
       报道中所提第五、第六军，即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其中，由师长孙立人率领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曾以不满千人的部队，击溃缅北仁安羌地区十倍于自己的日军，解救被围困的七千英军，这被认为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是，局部的奇迹改变不了整个缅甸战役惨败的结局。如今，在中国两个军的官兵命运未卜的时候，弃军而逃的史迪威的预言虽然听起来充满信心，但对于关心中印战区局势的人来说，恐怕难有精神上的安慰。
       前线的严峻与华盛顿的冷落并存，这才是最让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时代》这样分析说：
       今天，日本人已经选择进攻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印度、夏威夷、阿拉斯加——包括中国。他们可能会很快占领其中一个或多个地区，而能够明确的是攻占中国的战斗已经开始，他们动用了比在马来亚、菲律宾、缅甸三地总数还要多的兵力，日本可以有新的更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将达到其目的。
       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向他援助任何飞机。华盛顿和伦敦简单地认为，蒋自1937年以来，没有任何空军也抵抗了日本人，那么他还可以继续这么做。情况就是如此。空军力量可以派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等所有地方，惟独中国除外。
       但是，如果说战争已经艰苦地进行了五年，那么，接下来将会更为艰苦。日本目前完全腾出手了，远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集中兵力。她的四周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威胁，菲律宾被攻占，新加坡也被攻占，香港、印度支那同样如此。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遥不可及，更远未做好准备。在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不会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时代》，1942年6月1日)
       然而，华盛顿的冷落远没有结束。半年后，1943年年初，冷落终于点燃了中美军事合作关系不和谐的、摩擦的火花——蒋介石命令中国军事代表团回国。
       《未联合的国家》——1943年1月11日的《时代》，在专题“战争中的美国”的“总统事务”一栏中，以这个题目报道了发生在两个盟友之间的外交摩擦，甚至严厉指出，这是盟国在华盛顿打败的一场非军事战役：
       在华盛顿，盟国打败了一场战役。这战役不是军事上的：来自前线的消息仍然令人振奋，战果也颇为喜人，战争再度在各处获胜。不幸的是，美国一直奉行的盟国原则失败了，其结果导致这一伟大而良好的联盟，相互之间慢慢失去信任。
       蒋介石委员长从重庆下达命令，撤回于四月份来到美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他们来此的目的本是草拟一份中关在远东对日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无人需要。
       凡是跟踪了解该代表团行程的人都知道，它一直被忽视、被冷落。它的团长是出色的熊式辉将军，他也一直被告知，将应邀参加制订盟国高级战略计划。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与美军首脑马歇尔将军和海军司令约瑟夫·金上将见面。他在使馆区
       的一座朴实的砖楼里设立代表团办事处，墙上挂满地图，做好准备介绍远东战场的详细情况。
       ……或许美国觉得，它之所以不得不怠慢中国，是因为俄国人不愿意与日开战，不愿意参入讨论远东事务。但最大的麻烦可能在于巨大的、不可原谅的忽视。在中国，人们常说熊将军“擅长呼风唤雨”。然而，面对华盛顿的冷淡和出奇的平静，他不再能呼风唤雨了。(《时代》，1943年1月11日)
       蒋介石一气之下撤走军事代表团的命令，却使事情有了转机。一直被冷落的熊式辉，忽然接到了来自白宫的邀请。《时代》对这一过程的叙述颇为生动，堪称历史大场面中不可多得的精彩细节，至今仍耐人寻味：
       当召回他的消息传到白宫后，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位于使馆区那幢小楼的代表团所在地——差不多是几个月来响起的第一次铃声。熊将军最终接到了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邀请。他在翻译李上尉的陪同下前往白宫，等候了半个小时，得以与总统见面交谈。
       熊将军长着一张和蔼的娃娃脸，脸上总是挂着笑。他只说他和总统讨论了“太平洋局势”，他是否真的还记得与盟国合作、租界条约执行缓慢的不满呢?熊将军机敏地回答：“在我们的敌人被彻底打败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
       但是，一位毫不掩饰自己不满情绪的人，是中国著名人士、哲学作家林语堂。他说：“让我问美国人民一个问题：熊将军为什么不能离开?既然盟国的领袖们看上去远没有做好准备，与中国一起制订联合反对日本的战略计划，他留在华盛顿，对盟国事业还有什么用?中关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的良好愿望，已经严重地停滞了。……”(《时代》，1943年1月11日)
       在这些精彩的叙述细节的文字旁边，醒目地配发了一张两位中国军人合影的照片，他们就是熊式辉和翻译李上尉。果然如《时代》的描写，左边的熊式辉有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其实，出生于1893年的他，这一年正好五十岁。
       期盼已久的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见，对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华盛顿的工作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不得而知。他们事后是留了下来，还是很快回到重庆，非本文探讨的内容，且留待日后另作追寻。
       其实，在1942年中美之间的合作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大背景下，假如不是《时代》(也就是卢斯)的偏爱，熊式辉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行踪及景况，想必不会太引人注目，也不会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描述。因为更大的、更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的《中美新约》、《中英新约》。中美签约仪式在华盛顿举行，由中国驻美大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共同签署；中英签约仪式在重庆举行，由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共同签署。
       《时代》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在华盛顿，本星期中国大使魏道明拿起毛笔，在一份新拟订的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条约上，艺术地签下了他的名字。和他一起签名的是赫尔国务卿，赫尔说：“我们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
       同一天，一项新的中英条约也在重庆签订。封上红蜡，系上红、白、蓝色的丝带。它主要表达与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样的内容。蒋委员长致电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我，它是盟国之间密切合作的一个明显标志……”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害怕被盟国淡忘之时，这一条约的签订正当其时，它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他们立即撰文欢迎这一里程碑事件，论述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权利的侵吞，以及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生活做出的贡献。
       ……按照新的条约及其他延伸的相关规定，中国不再有租界(不过，香港仍由英国控制)，不再有外国的法律系统，在内地水域和沿海商业航道上，不再有英国船只。
       等打败日本之后，中国人的命运，将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
       一个世纪之前，一位老派传奇人物、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lmer－ston)，对派往中国的英国特使说：“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基督教的国王陛下的特使，去和异教徒野蛮人打交道。”本星期，只有重庆异教徒的一句俏皮话提到了他：“如果帕默斯顿大臣听到这一消息，他不仅要在坟墓里跳起来，还会像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飞起来。”(《时代》，1943年1月18日)
       取消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无疑是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尽管日本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特别是对外国租界的侵占，使条约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失去了可操作性，烽火硝烟也使“取消”之举的历史意义黯然失色，使事件本身减少了轰动效应。但对于中国来说，取消美英等西方列强近百年的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庄严时刻。半年之后，1943年7月12日出版的《时代》，在以《三个七》为标题回顾中国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件时，少有地提到了白修德(《时代》过去一般几乎不注明记者的名字)对美、英取消治外法权的评述：
       《时代》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指出另一个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六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时代》，1943年7月12日)
       乍暖还寒时候，又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透过硝烟的遮掩，醒目地镌刻在1943年的日历上。
       五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与熊式辉及中国军事代表团遭遇的冷落相比，同一期间逗留在美国的另一位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她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自1942年11月来到美国就医以来，几个月里，特别是从1943年2月开始，她几乎成了整个美国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女性。
       中国坚持数年独立抗战的艰苦历程，美国与中国生死攸关的盟国关系的确立，自然是宋美龄的美国之行相当引人注目的现实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之行更是她个人能力、魅力的一场表演。特别是对许多普通美国民众而言，宋氏家族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宋美龄本人自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历，她以个人魅力对蒋介石施加的深刻影响……这些都远比其他故事更能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
       宋美龄美国之行能够引起轰动效应，恰是卢斯所期待的。因为是他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了宋美龄的此次访问，这既是对1941年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访问中国的回报，也是他试图借
       此促使罗斯福总统加大对中国援助力度的一个举措。在此之前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卢斯支持的是威尔基而非罗斯福。他批评罗斯福长期采取的中立立场，曾招致罗斯福的不满。如今，随着太平洋局势的变化，彼此的立场终于接近了。
       抵达华盛顿是宋美龄美国之行进入高潮的开始。1943年2月底，宋美龄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先后对参议员和众议员发表演讲，轰动一时，这成了《时代》着力描述的故事：
       参议员们以好奇的安静，注目着蒋夫人走下议会大厅的走廊，他们看到的是一张沉静的脸上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苗条、婷婷而立的夫人，身着中国黑旗袍，旗袍上点缀着精巧闪亮的宝石，镶嵌着不时发亮的黑色饰片。蒋夫人走上讲坛，听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她，微笑着注视参议员。接着，在抱歉自己没有写好演讲稿之后，她开始了令参议员们为之惊奇的即兴演讲。
       她告诉他们，杜利特尔(Doolittle)将军的一名飞行员，在轰炸东京后迫降在中国领土上，他看到人群向他跑来，挥着手大喊，他只听得懂其中的一句中国话：“美国。”(蒋夫人解释，从字面意义说，“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兴高采烈地拥抱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来欢迎。”(《时代》，1943年3月1日)
       接着，《骄傲的日子》——在这个小标题下《时代》报道了通常被认为矜持、冷静的众议员们，如何被宋美龄的恭维技巧、表达艺术所征服。
       几分钟后，众议院发言人——一位独身男人——走上前说：能够邀请世界上一位最著名的女性来演讲，这是美国值得骄傲的日子。……
       蒋夫人掌握好演讲时间。她的一生中已经发表过许多次演讲，但从来没有像此次这样重要。在从众议院借来的窄小的红木写字板上，她写下自己的话。几个星期来，她一直酝酿着这个演讲。中国在其中。她的丈夫在其中。她的生活，她对美国的熟悉，她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早已都融于其中了……
       一开始，她巧妙地运用一点儿奉承技巧，因为她知道恭维话不会伤害需要恭维的议会。她说：“美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在世界每一个地方作战的美国军人感到自豪。”
       这一恭维她是要派用场的。她以可以感觉到的细微之妙指出一点，许多美国军人目前无事可做。她说：“你们的一些军队正孤立地安营扎寨。……他们，还有其他人，不得不单调乏味地等待着，只是等待……”
       蒋夫人决定不做的一件事是恳求。1938年她曾写信给一位威尔斯理学院的同学埃马·米尔丝(EmmaMills)，信中写道：“我要到美国去，但我不愿意让自己的访问，打上任何乞讨之旅的标志。”因此，她是以平等身份发表演讲。
       “……目前、有一种压倒性意见，似乎认为是否打败日本，关系并不重要，而希特勒才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允许日本继续下去也不符合盟国的整体利益。……”她的这番话，颇受赞美，赢得热烈掌声。
       接着，她警告说：“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如今占领的地区，可供她使用的资源远远超过了德国……”
       “根据五年半来我的亲身经历，我们中国坚信，更聪明的做法，不是耻辱地接受失败，而是光荣地承担风险。”她说完这番话，聆听者们忘情地大声喝彩。
       当她结束演讲时，那些常常不露声色的家伙们也被感动了。一位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时代》，1943年3月1日)
       “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过去常看到一些文章以这句话来描述宋美龄的演讲，如何令美国议员感动得落泪，如今我在《时代》的这一报道中找到了出处。
       在议员们为之倾倒之后，华盛顿的各国记者们也为之倾倒了。这一次，让他们叹服的不是宋美龄的恭维技巧，而是宋美龄表现出的机智。地点：白宫，罗斯福总统的书房。
       与三个月前备受冷落后才应邀走进白宫的熊式辉相比，宋美龄这一次走进白宫俨然一位贵宾。罗斯福夫妇特地与她一起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继日前的国会轰动之后，高潮再起。
       详尽报道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和白宫记者招待会，使1943年3月1日出版的这期《时代》，几乎成了宋美龄的专号。她是封面人物，选用她的一幅肖像画。她身着中式服装，露出来的领口，镶嵌着白色花边，身后背景是中国花鸟画。美丽、典雅而又透出沉着——封面肖像流溢出的这些特质，显然是《时代》刻意表现的内容。
       与以往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不同，除了专门的“封面人物报道”详细介绍宋美龄的国会演讲和她的经历外，在“战争中的美国”专栏中的“总统活动”报道中，宋美龄也是一个主角。《时代》以四分之一的版面，配发了一幅罗斯福夫妇与宋美龄三人的合影。宋美龄手持鲜花站在中央，身患残疾的罗斯福坐在右边，高大的罗斯福夫人站在左边。图片的说明写道：“蒋介石夫人和主人夫妇——她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特使”。
       《在朋友中间……》——《时代》用这个标题报道宋美龄在白宫的活动。为了不影响现场叙述的连贯性，使读者对此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谨破例将全文转引如下：
       蒋介石夫人恭敬地坐在总统大转椅的边沿上，像一位第一次看演出的小姑娘。身子前倾时，她的露出来的脚趾才刚好能碰到地板。她的左边，坐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手持雪茄，轻松地坐在一张超大规格的椅子上。她的右边，坐着艾伦诺·罗斯福，她不自然地直着腰，一只手放在蒋夫人的椅子上，像是在保护她的样子。
       一百七十二名记者云集在这个椭圆型书房里(其中有二十三名采访过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谈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兴致勃勃地期待看到一场精彩表演，一次高规格的政治戏剧。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蒋夫人日前在议会发表的流利酣畅的演讲颇感佩服。
       罗斯福这位出席过上百次记者招待会的主角，如同一个溺爱的叔叔介绍他的美丽侄女，营造出这样的气氛。他说，蒋夫人是一位“与许多人非常不同的特使”；他请记者提一些“非刁难性的问题”。蒋夫人一直用指头摩挲着文件夹。只有那些站在最前排的记者，在她站起来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她的长黑旗袍上，别着中国空军的珠宝徽章。她说，她在中国时从不害怕到前线视察，但此刻看到这么多的铅笔在笔记本和复写纸上挥舞，她却有些害怕了。“但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到闪烁着微笑，因此我感觉如同身处在朋友中间。”记者们为之叫好。她此刻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蒋夫人站起来回答每一个问题。回答完毕后再坐下。
       问题。有报道称中国没有完全投入兵力，这是真的吗?蒋夫人显得有些不快。她说：中国正根据现有的军备物资而动用兵力。总统已经说过，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军备物资。中国已经培训了飞行员，但她没有足够的
       飞机和燃油。
       她怎样得到这些?蒋夫人恭敬地转向罗斯福。他已经解决过诸多难题，度过那么多的危机，她觉得她可以放心地把这个问题留给他回答。
       记者们笑着看到她如此漂亮干脆地将球传给了罗斯福。总统毫不示弱，拣起球，继续跑——跑得很辛苦。他说，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军用物资极为困难，但美国正努力工作，将它们送去。总统补充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的一员，肯定会问：那么何时运到，为什么不能更多一些?作为美国政府的一员，他只能这样回答：上帝要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总统满意地坐回椅子。
       接下来又问蒋夫人。她有什么建议使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能够更快?她站起来，笔直注视前方，然后转向总统。他刚刚说过，上帝希望多快就有多快，但她记得，上帝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一个“非刁难性的问题”，漂亮地变成了“刁难”。罗斯福对记者们微微一笑。他突然想到可能还有纯粹国内事务需要回答，便赶紧安排他们提问。一些记者开始陆续退席，他们还拥挤着要看看中国的第一夫人。
       专栏作家Raymond Clapper显然惊奇于这一表演。他说：“有一天他们也许会让Hayes来扮演其中角色，但她绝对不会像蒋夫人在现实生活中表演得如此精彩无比。”(《时代》，1943年3月1日)
       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华盛顿的成功的“外交秀”，很大程度上归于她的个人魅力的展现。但对于罗斯福来说，他之所以高度重视宋美龄的访问，其动机和用意却另有他的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即，他在借对一次“不同类型的特使”的私人访问的重视，来达到他在1942年、1943年期间所致力的目标——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学者邹谠所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对这一历史背景有较为清晰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美关系春暖花开的景象。邹谠写道：
       美国一参加太平洋战争，它的官员就开始反复提醒盟国把中国当作大国的重要性，并向中国保证归还它失去的领土。
       在最后以《联合国宣言》问世的文件的初稿中，中国的名字与苏联的名字一道没有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被抽出来，在国家名单的最后与美国和联合王国列在一起。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说明了华盛顿的情绪。
       1943年3月，在艾登访问华盛顿期间，赫尔在他面前批评了丘吉尔，说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是大国之一是个严重错误。那时罗斯福总统和萨姆纳·韦尔斯副国务卿与艾登讨论战后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当中，他们已经建议“(国际组织)的真正决策应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作出。”这几国才是共同管理世界的大国。
       1943年10月，苏联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参加《四国宣言》，赫尔暗示苏联，如果排除中国参加《宣言》将导致中国的士气低落，那么美国政府为稳定太平洋日益恶化的政治、军事局势，将对《宣言》进行“各种各样”必要的“调整”。结果赫尔战胜了苏联人。作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的正式的最早签署国之一，作为保证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性的组织”的四大国之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另一个进展，使它向四大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重申了卡萨布兰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3-54页)
       罗斯福的努力，对于备受列强凌辱的中国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机会；而对蒋介石、宋美龄个人来说，他们第一次有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外交的活动舞台。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是一次成功的热身。半年多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应邀出席1943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会议，将中国走向“大国”的这一行程推到了最高峰。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终于有机会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了。他得感谢宋美龄的努力。有一张被称作“四巨头”的著名照片，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最右边则是宋美龄，她是唯一出现在会谈现场的“第一夫人”，既是翻译，更是可以与蒋介石平分秋色而又能被他人接受的角色，可见她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心目中的分量。
       然而，无论轰动的美国行，还是风头十足的开罗行，在1943年还没有结束时，它们转眼间就成了历史画面中的昙花一现。
       轰动与荣耀的背后，一连串事件相继发生：宋美龄访问美国期间，《时代》上率先发表白修德的报道，披露河南饥荒期间地方当局与国民党军队腐败现象的报道，从而引发了美国报刊上一系列对蒋介石、宋美龄的质疑和批评，宋美龄精心塑造的个人完美形象开始残缺；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计划受到挫折，他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正一步步走向破裂；国、共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美国出面调解，似乎柳暗花明，转瞬间又分明走人绝境……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罗斯福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开罗会议前后有了重大修改。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说，在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于1942年6月制订了一个中英美协同作战，粉碎日本封锁的计划。作战计划是重新进人仰光港，重新打通仰光到昆明的运输线，使每月三万吨的军需品能够抵达中国。史迪威希望美国的作战部队能够发挥作用，同时要求英国在孟加拉湾投入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控制它，并在仰光登陆。在印度的英军和在印度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将从西冀进攻缅甸，而以云南省为基地的中国的二十个精锐师将从东翼进攻缅甸。……但蒋介石更愿意不遗余力地保存实力，稳掌大权，他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缅甸战役，否则便一仗不打。因此，蒋介石对要求中国全面参与缅甸战役提出了几项附加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在缅甸采取大规模的行动，特别是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
       但是，看上去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盛极一时的开罗会议，却是并不美妙的转折点：
       开罗会议是在正式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四国宣言》签订之后一个月召开的。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得到了归还所有日占区的保证。但也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服从了丘吉尔一再坚持的意见，取消了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而蒋介石曾一再坚持两栖作战是计划中的缅甸战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开罗会议的军事决策中的潜在的意味是，中国作为主要的行动基地所具备的未来的重要性已不存在了。明确地说，击败日本的主要行动将在太平洋进行，中缅印战区的战役则是对这一主要行动的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64页)
       中国不再成为进攻日本的主战场，也就意味着罗斯福将渐渐放弃将中国推向“大国”的努力，拟订中的罗斯福夫人回访中国的计划，也随之取消。中国依然重要，但却不再是罗斯福眼中的主角了。
       上述种种，将成为1944年之后的两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重头戏。
       1943年的人们，当然无法预测下一年、再下一年的中国。蒋介石、宋美龄如此，卢斯如此，美国企业界同样如此。1943年7月5日，《时代》用一整页篇幅刊登了美国“芝加哥和南方航空公司”的一则广告，题为：明天……在一个中国的花园里。该广告显得极为乐观，为战后中美的商业往来和民航发展描绘出一幅美妙前景，走进中国花园的“明天”好像触手可及。广告画面上，一位中国长者与一位举碗饮茶的外国人悠然相对。中国长者慈目白髯，头戴黑色瓜皮帽，身着长袍，他的身后是古塔、帆船、楼台、白鹭，错落有致，一幅惬意恬静的景象。广告词这样写道：
       这两位先生正在上海附近的一个花园里细品清茶。一位是美国企业家，另一位是中国商人。他们常常相聚，比战前两人的相聚更为频繁。他们的商业往来，他们的友谊，都与以往大大不同。他们更加密切了。
       明天在何处?明天将如何?永远是未知数。完稿于2006年3月5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Swanberg，LuceAndHisEmpire(《卢斯和他的帝国》)，CharlesScribner"s Sons，1972
       《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走进中国》，[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为什么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奥利维尔·如恩斯著，闫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美]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的战歌》，[美]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三册，外交学院，1958年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