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当代西方文化批评关注的重点。地理探险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主要动力，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记文体跨文学与科学，其综合性为文化批评提供了有利的切入点。游记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一个热点，取得了大量成果。游记研究揭示了殖民扩张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欧洲中心论、种族主义的影响、殖民话语的内在矛盾，以及西方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本文从文化批评与思想史两方面总结评价当代西方游记研究的主要成果。
关键词 文化批评 西方游记文学 地理探险殖民话语
古德曼指出，“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史学家应该认识到想像在历史中的作用。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想像以自身的方式发挥着与身体或高层次的思想相当的影响力，后者是‘思想史学者’的领域。”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掀起了文化批评的热潮，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中的传统文本，尤其是殖民地时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文学与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关系及殖民话语本身的复杂性作了大量研究。地理探险是近代西方史的主题，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文化批评的兴起，游记这一曾经被学者忽视的文体突然成了关注的焦点。20世纪后期西方游记研究达到高潮，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是当代文化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文学家、史学家及社会科学家对西方游记的特点、起源、重要性，游记与殖民话语的关系以及游记所揭示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批判性和跨学科性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本文对当代西方游记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价。
游记文学与文化批评
当代西方学者可以说重新发现了游记文体。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综合性是游记的基本特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游记使用第一人称、自传式语体，又以旅程和景观为基础，可以说跨越了文学与科学、小说与历史。卡特指出，探险家作家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既是浪漫的骑士又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是殖民文化的集中象征。比肖普也认为，游记集主观与客观描述为一体，有自传的成分，目击者报道的成分，也有旅行见闻、回忆录、浪漫故事、散文及滑稽小说的成分，是一种用手头材料拼凑成的作品(bricolage)。游记体现了西方的理想和愿望，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同时作为地理扩张的产物，游记又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科学精神。游记的双重性使它比小说更直接地显示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为文化批评提供了方便的切入点。
大部分当代西方游记研究属文化批评。受后殖民理论影响，文学评论家用福柯和萨依德的理论分析殖民地时期游记中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从思想内容、文学形象、语言逻辑等各种角度揭示文本与殖民扩张的关系。这些研究多强调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坎贝尔说，“文本不是孤岛，一个试图占据世界上所有岛屿的文化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产生的那些文本就更不用说了。”这些研究几乎一致证明，殖民时期的地理探险并非探险家所宣称的那样纯洁，而是夹杂着西方的价值和利益，并带着很深的文化偏见。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游记体现了西方文化优越感和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学者们一再指出，游记不仅反映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探险者的主观理想和愿望。李内指出，西方探险者发现的“不是新的土地，而是为表达那些有关消失了的地方的令人怀念的旧传说提供了新的地点”。诺克斯肖用“投影”一词来形容西方对新发现土地的认识，指出投影的本质是实现自己的潜意识，投影的作用“在对陌生地的认识中最为强烈。环境越是陌生，呈献在观察者面前的屏幕越是平滑”。李德也指出，“游记报道是自我客体化的典型，也即感情的外在化，是把陌生来客的有限性、偏见和无知转变成‘客观性’。”
除了指出殖民话语与扩张的联系之外，当代游记研究还揭示了殖民话语的矛盾性。大多数研究者都指出，虽然游记的语体是自传式的，其价值核心来自西方，但它的语言和认识方式却体现了科学和“自然史”的特点，即探险家对“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包括自然景观和异域风情的描述依靠的是科学语言。叙述主体强烈的主观意识与科学描述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游记的基本特征。诺克斯肖指出，近代西方探险家所热衷的世界起源问题反映的正是西方实现自我的愿望，结果是对世界的征服。李德将近代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归纳为将空间历史化，而历史以西方为中心。在谈到进化论所代表的自然史时，他尖锐地指出，进化论代表了流离失所的西方科学家对和谐的向往，但欧洲科学家认识世界的过程却是在破坏世界的和谐，欧洲寻找世界的结果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失落状态。博埃默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帝国一方面表示了可能性、幻想和愿望满足的辽阔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自我属性和命运可以得到转换，而另一方面，这些殖民地同时又是流放、违法活动、压迫和充斥着社会耻辱的黑暗之地，有头有脸的人是不希望在那里沦入歧途的。”在对游记文体所反映的殖民话语的矛盾性的分析中，斯波尔研究的比较全面。他指出，殖民者的优越地位需要被殖民者承认，殖民者一方面夸大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别，一方面又需要非西方与自己认同，结果是殖民话语漏洞百出。殖民话语维持自身的方法就是以多种方式不断重复自己、否定他者。“殖民话语带着这一根本的不确定性，导致内在认同与差异的不一致，对自身权威的肯定与否定同时存在。这一根本的不稳定性导致数目繁多的修辞学形式，这些形式经常相互冲突，但又以平等的身份进入殖民主义所特有的权力关系母体之中。殖民权力充满危机的、不稳定的背景导致其话语的碎裂。”殖民话语“没有核心，有的只是历史条件下的核心动机，即必须遵从权威。但连这一权威的本质也因时代而改变……所以殖民话语不是简单地再造一套意识形态或思想，供以后重复使用，而是一种创造和感应现实的方式，为了维护权力的基本结构随机应变，无穷无尽”。也就是说，矛盾性意味着殖民话语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
展示西方殖民话语的多样性是当代西方游记研究的另一重点。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思维方法上，也与探险地区、时代、探险家社会地位、性别等因素有关。关于思维方式，斯波尔以西方新闻报道、游记和政治言论为例总结出十一种模式，其中包括监视、占有、美学化、分类、贬斥、否定、理想化、自然化等。“占有”(appropriation)指西方扩张中不仅将它国的土地据为己有，而且将其他国人的思想也同化的做法。西方认为自然属于人类，而最能代表人类的只有西方，故西方以文明的名义在理论上剥夺了非西方对自己土地和资源的拥有权。“殖民想象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资源属于那些能按照西方工商业价值利用它们的人。”“占有”不但有地理的、军事的、政治的一面，还有文字的一面，德里达称之为“文字”暴力，“文字”指包括科学在内的“差异、
分类、名称体系”。西方文化被普遍化、理想化了，成了非西方人追求的对象，而其暴力面被掩盖起来了。“美学化”(aestheticization)主要指用西方美学模式描述其他文化的做法。非西方为西方的多愁善感和爱好提供了材料，满足了西方的愿望，但这些美学或艺术形式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现实之间的隔离物，限制了对其他社会和文化的理解。“理想化”指西方将非西方人及其社会浪漫化的模式，如“原始主义”认为部落人“野蛮”、单纯、天真，尚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生活在乐园般的世界。“对野蛮人的理想化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帝国扩张并存，这种理想化不过是西方文化创造中对野蛮人的又一种利用。”理想化有不同形式，但“理想化总是以西方为参照进行的：它不是背离西方去寻找另一种存在方式，而是构造一种很容易被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关于他者的思想。……它用野蛮人来扩展西方的想像领域，把他者转化为西方自身对话中的又一个名词”。“理想化”也是西方释解扩张所带来的道德负担的策略，可以被视作“西方集体意识中现代异化的征兆和深刻的自我怀疑的标志”。“幻想化”(insubstantialization)指西方写作传统中“将对非西方文化的体验作为一种内在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将非西方文化空虚化，使之成为作者展示自身戏剧的虚拟的背景”。如东方被作为西方主观幻想的对象，西方内在的欲望和危机被投射到东方，东方成了错乱、不安的中心。
游记内容的多样性与探险地区有关。这一点已通过游记研究范围的扩大得到体现。学者们对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探险游记都有研究，由于数字很大，兹不赘述。但必须指出，大多数研究者关心的是殖民话语所体现的西方本身的复杂性，对非西方文化的影响兴趣不大。研究的重点是探险家时代背景、国别、社会地位、职业及性别对游记内容的影响。关于探险家风格的差别，普拉特提到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几种形式。首先是科学风格，其中包括是机械自然观影响下的植物搜集者的风格，还有探索自然内在规律的风格。其次，“伤感”风格将西方旅行家描绘为不怀恶意的、无辜的个人，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个体化、浪漫化，带有逃避主义色彩，但仍没有没有跳出欧洲优越论的框架。第三，“资本主义探路者”(capitalist vanguard)风格的探险家主要是为西方商业扩张搜集资料，为资本主义文明唱赞歌。另外不少学者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妇女旅行家的游记作品。大部分学者认为，游记内容的多样性并没有影响其殖民主义的特征；虽然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会使旅行家对西方殖民话语产生怀疑，但正像旅行家最终回到西方一样，游记叙述都回到殖民话语。就这一点来说，游记与小说没有差别，只不过游记的舞台更广阔，路线更长、更迂回。
除文学批评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包括地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到游记内容所揭示的文化认知规律。卡特的《通往植物学湾之路》用现象学分析欧洲人对澳大利亚的认识，包括大量探险家对澳大利亚环境的描写。比肖普的《香格里拉神话》用深层心理学来分析英国探险家对西藏的想像与再创造。有的学者对殖民话语在具体历史、地理条件下的表现过程，如交通和生活方式对观察方式的影响十分关心。人文地理学家格雷格里在《书写埃及：东方主义与旅行文化》一文中就对西方旅行家所塑造的埃及形象与其观察方式、旅行方式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这些研究理论性更强，但基本观点很少超出后殖民文化批评。
游记的起源
除文化批评外，一些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学者还对游记的起源进行了研究。这些学者多认为，虽然游记内容中的一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但具有综合性特征、作为独立文体的游记形成于中世纪。李德指出，从古代到近代，旅行目的发生了根本转折，这个转折发生在中世纪。他认为现代旅行作为一种“英雄式的流放”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之旅。这种旅行是自愿的，又是孤独的，目的是经过种种危险和考验获得自由。李德还认为，骑士之旅存在矛盾，它既强调自由又追求荣誉和地位，骑士之旅所代表的理想是欧洲社会不稳定性的根源，也是欧洲扩张的动力。
埃尔斯诺与卢比斯回顾了古典和中世纪西方旅行和游记文学的发展。作者们指出，古典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用旅行表现精神探索和解放，在他们看来，奥德赛的回乡之旅象征着对感觉世界的超越和内在精神的觉醒。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导致普世性宗教复苏，用旅行来象征精神探索的观念更加流行，这种观念也被同时期兴起的基督教采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不仅巴勒斯坦成为朝圣的中心，教会还在西欧建立了大量以圣人遗迹、墓地、圣人遗物为基础的宗教场所。中世纪拉丁基督教表现出更强的世俗精神和军事倾向，“反映了对罗马帝国统一性的向往”，在教理上强调基督肉身的作用，强调宗教地点和朝圣行为的重要性，“对实在的世界中心的几乎着迷的关注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宗教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他们看来，灵魂的获救需要外在的圣地、圣物的作用，需要巴勒斯坦，“因此旅行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精神关怀与世俗利益的矛盾成为中世纪西方宗教的基本特征。宗教与封建文化结合的象征是十字军东征。东征的失败使军事朝圣理想受到打击，但东征也开阔了西方的视野，增强了欧洲的征服欲。在欧洲之外找回失去的圣地，实现帝国之梦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关键文化动因。东征之后去圣地的目的越来越世俗化。宗教之旅并没有消失，但传教士旅行家越来越突出，传教模式与海外殖民扩张模式更为一致，也与客观科学描述的风格更为一致，取代了朝圣理想。12世纪出现的骑士文学中，各种寻找“圣杯”的骑士之旅内容驳杂，有神秘主义的宗教之旅，有爱情之旅，也有征服之旅。“耶路撒冷虽然仍旧是世界的中心，但有更多的地方要去勘测、探索、描述，为了盈利，也为了宗教。”西方视野扩大的一个标志是随着朝圣理想的破灭，经验主义的、客观性的描述增多，“为叙述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来源。这一来源不只是向个别宗教精英阶层而是向所有人敞开，其标准是肉眼观察，而不是文字上的权威”。客观与主观理想的结合为以后探险游记所继承。
坎布尔回顾了中世纪与地理大发现期间游记文体的发展和游记中东方形象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东方形象所代表的文化观实为西方近代扩张之原型。坎布尔认为，近代西方游记发源于中世纪对东方的认识。中世纪的东方形象有两个原始模式，一个是围绕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朝圣模式，一个是以远东为基础的奇异东方模式。最早的朝圣游记是艾杰里亚的朝圣游记(Egeria"s Peregrinatio)，远东形象的来源是中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传奇，代表是《东方奇迹》(Wonders of the East)。朝圣游记只看到宗教内涵，《东方奇迹》则将东方景像与西方想像结合，展示东方的离奇古怪，“与基督教对
东方视而不见的方法相对，它提供一个属于异教传统的不正当但又豪华无比的东方”。这两个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不关心东方本身的存在，东方是“没有现在时态的人类现实”。作者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结合有待于13世纪西方与远东的实地接触。13世纪前往中国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拓宽了西方的视野，《
马可波罗游记》在《东方奇迹》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更为现实的东方形象。
游记的兴盛与地理大发现有密切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认为，地理大发现源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而不是文艺复兴的科学。地理大发现是“中世纪游侠崇拜的自然发展”，探险者视自己为“新一轮传奇的主角”。古德曼分析了中世纪晚期传奇小说中的旅行成分，强调骑士传奇对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作者指出，过去的学者过于关注文艺复兴，把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割裂开来，忽视传奇文学，实际上骑士传奇才是近代地理大发现的真正来源。散文风格的传奇(romance)古已有之，但在中世纪中后期达到鼎盛。《
马可波罗游记》的笔录者鲁斯蒂谦诺擅长于写亚瑟王传奇，该书反映的正是骑士精神，是“写给皇帝、王子、骑士以及商人和传教士们读的未来探险的向导”。书中“商人与浪漫传奇作者的互动产生了一种合奏效应，贯穿游记始终。这两个声音无法分离开来”。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正是传奇文学的高峰，其中旅行已成为核心题材。传奇的读者主要是年轻绅士，而大发现时期的探险家“很多情况下来自骑士传奇所针对的群体，这些自告奋勇的探险者把自己视为骑士，进入未知世界，用自己的勇气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古德曼认为，近代探险是骑士传统的继续。中世纪晚期传奇中的旅程多是想像的，旅程的性质从英雄的流放、归乡到追求、朝圣、东征，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核心是考验旅行者。客观旅程为证明骑士的勇敢提供了机会，“征服异国土地尤其是非基督教国家的土地是骑士的最高号召”。
学者们对地理探险所代表的西方殖民传统进行了批判，而且把矛头指向中世纪文化。坎贝尔尖锐地指出，《东方奇迹》所展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西方扩张中必然带来恶果，“一种邪恶而充满自信的思想构建将活生生的印第安人变成符号和象征。对这一符号的消除即屠杀”。诺克斯肖分析了哥伦布对新世界的描写，指出哥伦布对新世界的认识深受《圣经》和《曼德维尔游记》影响，哥伦布对西班牙岛的描写遵循了伊甸园的理想，与中世纪地图相似。塞尔在《征服天堂》一书中回顾了哥伦布在西方的影响，指出哥伦布航行的目的是“上帝、黄金、荣耀”，哥伦布的知识结构是中世纪的，并严厉谴责了哥伦布所代表的殖民掠夺传统。
游记的兴盛：殖民地时期的科学探险
从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民族独立统称殖民地时期。如上所述，殖民地时期的游记是当代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多属文本分析，理论上主要受后殖民理论影响。殖民地时期跨度很大，不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游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根据有关成果对殖民地时期西方游记发展的背景和特点作一概述。
首先，不少学者指出，地理大发现是近代西方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地理大发现不仅给欧洲带来了财富，而且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全面深远的影响。地理思想史学家利文斯顿总结道，科学革命的真正来源是地理探险。16、17世纪，地理探险已成为西方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最重要来源。地理大发现助长了经验主义精神，也助长了欧洲人的优越感。西方人用地理大发现否定古代，否定书本知识，地图、游记逐渐取代了古典权威。17世纪初的培根最早表达了这种精神，声称要像哥伦布一样发现理想的科学王国。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继承了培根的哲学，提倡直接、简练、“不加修饰的、自然的”文字风格、“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利文斯顿指出，过去习惯于用科学革命来概括17世纪西方思想史，并强调理性的崛起，但科学从来也不是孤立的，科学与其他思想观念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取代关系。实际上科学与玄学、宗教、神话相互渗透，在海外扩张的激励下共同形成了欧洲的崛起。换句话说，近代欧洲史不是简单的理性文明的崛起，而是集宗教、神话、科学、文学等于一体的文化现象，其根本动力是海外扩张。西方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偏见，但这一过程又充满了变动性和复杂性。最能体现这一复杂性的文体便是游记。
18世纪探险旅行更加兴盛，经验主义也愈演愈烈。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洛克指出肉眼观察是知识的真正来源，为经验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就科学方面来说，随着陆地探险的增多，自然史越来越重要，机械自然观流行。林奈提出的动植物分类体系成了内陆科学考察的工具，取代了早期海洋探险中盛行的数学和天文学，同时人类学、地质学也越来越重要。新的科学探险被称作“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其中库克的南太平洋探险是一个重要标志。随库克第一次考察的成员中包括著名植物学家班克斯(Banks)，他们搜集了数千种植物标本及多种鱼类、鸟类及矿物标本，也对当地人进行了观察描写。斯塔夫德对1760到1830年欧洲的科学探险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到自然中寻找真理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进入19世纪后，机械自然观逐渐被淘汰，科学家更关注地质过程，更关心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绝大部分学者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地理探险也并非简单的科学活动，而是与殖民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普拉特分析了18、19世纪西方探险家有关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游记报道，说明科学探险与欧洲殖民关系紧密。利文斯顿说，科学以一种更为完备、更细化的手段剥夺了非西方文化的存在，将非西方拥为己有。“科学与帝国主义的联盟如此普遍，以致是一种共识。”此外，西方哲学、文学甚至神学都从地理探险中汲取灵感：“足不出户的环境和文化方面的哲学家们提出的社会理论的命脉是18世纪迅速增长的科学探险。”同时不论是机械自然观还是变化的自然观都没有摆脱神学的影响。“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在18世纪颇为流行，许多科学家信仰“自然神论”(deism)，启蒙运动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都没有摆脱神学目的论。在剑桥柏拉图学派眼里，无限的自然象征神，人对自然的探索体现了神意。科学探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游记中尤为明显。18世纪游记取代传奇小说，成为最受欢迎的世俗文学体裁，不仅为普通读者提供消遣，成为大众了解世界的主要依据，而且哲学家也都在游记中寻找依据。但游记内容远非可靠。亚当斯在《旅行家与旅行谎言》中分析了18世纪欧洲游记中的不真实成分，指出不仅游记文字渲染、夸张之处甚多，而且有大量杜撰的游记，抄袭现象普遍。制造旅行谎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了牟利、出名及满足自己的偏见。一些探险家始终不愿放弃一些想像的地理概念，一再歪曲事实，重复谎言。亚当斯认为，游记是近
代小说的前身。
维多利亚帝国繁荣的基础仍然是地理扩张，地理探险仍然是西方科学、哲学、文学甚至宗教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自然科学内部，进化论取代了神学，科学更加专门化、系统化。但新科学不仅没有取代旧的文化偏见，反而为之提供了更新、更系统的理论依据。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是一种分析策略，依此策略人类文化被当作自然现象得到审视”。种族主义理论“用迟钝、衰退、发展滞缓一类语言描绘非欧洲民族”，成为证明西方优越性的工具。用坎贝尔的话来说，“遥远的地方及人民在欧洲科学家眼里又一次被当成了僵死的物体”，而且是更容易受欧洲摆布的物体。科学是维多利亚时期殖民话语的核心，但宗教的地位并没有消失，甚至有回升的迹象。海外传教进入新高潮，物质进步被作为宗教优越性的证据。同时工业化带来了种种社会和环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出现了改良思想的萌芽，同时浪漫主义流行，“浪漫主义作家认为认识主要是一种个体的创造活动，基于能改变观察结果的独特视角”。殖民话语中商业扩张、种族主义科学、传教、社会改良、浪漫主义等诸多因素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各种结合与排斥的可能性，但在支持殖民扩张上又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虽然这一时期科学与文学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小说的地位在上升，但游记仍然是英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主要形式之一，“新闻报道与游记是科学与广大欧洲民众之间的协调者。二者为科学权威及其全球工程，以及欧洲了解并存在于世界的其他方式辩护”。各种各样的英国探险家遍布世界，登高望远，俯瞰异国风光，“目光所及，皆为吾土” (I am the monarch of all I sunrey)，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帝国的忠诚。这些不同因素之间既一致又矛盾的关系在游记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重要性和挑战
当代西方游记研究为我们全面认识西方文化，尤其是认识西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理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矛盾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扩张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题，也是近代西方宗教、科学、文学的联结点，这在游记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并通过游记影响到文学和科学。坎贝尔说：“游记与许多新创作形式的发展有关：它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出现，同时也影响了近代小说的出现，它与英雄传奇的再生有关，并且也是科学地理的基础之一。”
当代游记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文化上的局限性。虽然研究揭示了游记内容的多样性，但大多数学者研究游记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西方殖民话语及西方文化本身的理解；而不是站到西方文化之外来寻找新的视点。虽然跨学科性是当代游记研究的基本特点，但研究者多是从事西方文学、西方史的学者，无论在学科上还是文化上跨度仍不够。不少研究者试图从批评中引伸出新的文化认知模式，取代殖民话语，但往往流于理论，故有人说后殖民批评“不容许欧洲话语之外有任何东西，它是寻找原理论与欧洲普遍模式的又一尝试”。这用于游记研究十分准确。文化上的局限性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研究的重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异域形象，而不是非西方文化本身。文化批评者经常指出殖民话语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否定，却很少讨论非西方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含义。难怪一些批评者甚至以殖民话语内容的多样性为由否定殖民话语的存在，否定文化批评的必要性。
虽然游记文体的影响在20世纪逐渐衰落，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殖民话语的影响依然存在，探险仍然是西方文化广泛使用的隐喻之一。游记所体现的文化思维方法仍然充斥着新闻、广告、影视文化和科幻小说等形式，游记文体也仍保持着一定的魅力。对游记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说文化偏见是西方游记本身的一大缺陷，那么超越这一点需要从超越西方游记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开始。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