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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与评述]反讽,作为一种开拓手段在美国英格兰诗中的应用
作者:陈惠良 杨毅华

《国外文学》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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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A.E.罗宾生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字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诗歌创作中,他们都抛弃了已经不合时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诗风,舍弃华丽浮夸的词澡,选用更加接近日常口语的词汇。风格上追求简洁冷峻,不崇尚浮华热烈。他们的诗都明显地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反讽特色,正是这种反讽特色将这两位诗人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了他们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开拓性地位。
       关键词 反讽 提喻 修正
       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A.E.罗宾生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字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杰·帕力尼认为罗宾生是当时唯一可以与罗伯特·弗罗斯特一争高低的具有相当竞争力的诗人。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是新英格兰人,罗宾生在缅因州的加丁镇长大,弗罗斯特11岁时举家返回新英格兰祖父家,两人都多次获普列策诗歌奖;在诗歌创作中,他们都抛弃了已经不合时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诗风,舍弃华丽浮夸,选用更加接近日常口语的词汇,风格上追求简洁冷峻,不崇尚浮华绮丽的词藻。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罗宾生的诗遵守传统的英语韵律,认为古典英语诗歌的音乐美应该在新时代得到发扬光大,而弗罗斯特则更巧妙地利用了新英格兰方言的韵律;在内容方面,罗宾生塑造的是以他家乡为基础而虚构的一个名叫梯尔伯利的小镇上的性格孤僻的人物形象,“罗宾生在他的最好的诗作中,把19世纪以自我为中心的诗歌转换为表达它的主体冲动的枯竭和缺失的媒介。”弗洛斯特的诗歌主要体现的是对新英格兰农场风光和生活内涵的挖掘。“他的诗中没有维多利亚诗人的富丽堂皇的风格,有的只是普通事物的平实,表达的是清晰与平衡的时刻和在诗的结尾所积累的叫做‘智慧’的东西。”但他们的诗都明显地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反讽特色,正是这种反讽特色将这两位诗人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了他们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开拓者的地位。
       早在古希腊时代的喜剧中,经常有一个佯装无知的人物向一个自作聪明的人物提出一些表面看来很愚蠢的但最终证明是正确的话,令对手措手不及,最后战胜对手。这种表现手法称之为反讽,但在当时反讽还只是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修辞方法。到了18世纪以后,反讽的定义不断扩大,反讽不仅包括人的语言、人的行为,也表示一种人生态度和艺术观。它的范围不断扩大且种类繁多,很难给出一个简洁明确的定义。现在,人们一般将反讽视为一种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并存的结构借助某种隐匿的手段达到一种反差效果的写作方法。反讽一般分为语言反讽和情景反讽两大类。语言反讽指言语者的寓意与他表面所说的话存在着不尽相同之处,它包括缺量陈述、过量陈述、错误表现、含糊不清、双关、矛盾、暗讽、类比、谬误推理、漫画、滑稽模仿等。情景反讽可以表现在情节、环境、主题以及人物反应、态度和动机方面,它通过一个陈述的行动及其象征表现出来。这种反讽往往用在由多个事件串成的链条之中,反讽中的差异效果存于期望和结果之间,或者发生在富有戏剧性的时刻,这时候反讽的意义立即被观察者——读者或者人物所领悟,而反讽对象可能对此浑然不觉。
       罗宾生诗歌的反讽性主要表现在情景反讽中,既通过故事情景的突变来表现现象与本质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他的诗作《理查德·考利》塑造了一个幸运儿的形象,“他富有,是的,他比国王还要富有/风度高雅,翩翩美男子,令人倾慕/一句话,我们认为他就是一切/使我们期望能像他那样生活。/他富可敌国,风度翩翩。”总之,在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眼里他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他们梦寐以求希望有一天能够过上他那样的生活,可就在一个宁静的夏夜,他将一颗子弹送进了自己的脑袋。出人意料的结局让读者反省存在于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像诗人本人所说的那样:“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就连我们所说的幸运儿……也演绎着他们自己的精神悲剧,过着囿于我们偏见而倾向于认为不可能的远为深奥和广阔的生活。”诗中表象与现实之间一明一暗的两个层面构成了该诗的反讽特色的基础。从反讽的角度来看,诗的表层内容构成了反语,诗的结局则是诗人想要表达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省,反映了存在于华丽表面下的人们可能经历着的悲剧性的人生。
       在弗罗斯特的诗《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中,反讽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与诗的真实表意的层面上。弗罗斯特说他的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也就是说,弗洛斯特诗中的意象不仅作用于视觉,也强调听觉和思想的印象,是融合视觉与知觉、快感与智慧的有机体。诗人透过具象表现他对生活的戏剧性和哲理性思索,即使是在最普通的生活现象背后都蕴含超越自身的意义。读他的诗的人往往会急于从他的诗中找出诗的哲理意蕴,一旦有所发现以为抓住了全诗的要旨,而事实上诗人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寓意。在这首诗中,诗的主人公有一天走在一个交叉路口,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他有心两条路都选择,先走一条,哪天再来走第二条,但他明白这实际上是不能的,既然走了一条,就没有回头的路。诗人可能认为,人由于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生活便敞开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可诗中,诗人又提到“另一条路一样美好”,“那天早晨,两条路一样静静地躺着,并没有被足迹踏过。”也就是说,这两条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要是有点区别的话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既然如此,为什么选择了那条行人稀少的路会使主人公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呢?也许诗人说当人们回忆往事时往往会将过去的岁月或者自己可能经历而没有选择的生活诗意化,而实际上一个人不管走哪条路,他都是在体验生活,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所以读者在读弗氏的诗的时候不要被表面上的东西所牵制,而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既诗人其实并没有对话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诗人本人曾经说过,“诗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秘而不宣的含义。”希斯利·米勒说:“……我们传统中伟大的故事之主要功能,也许就在于提供一个最终难以解释的符号。”也许只有反讽才能把现实生活中那种似是而非、非驴非马的情状表现出来。瑞恰兹说,反讽“把对立的、互补的冲动引进来”。克尔凯郭尔把反讽界定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它是对虚无的无限否定精神,它永远处在对生活的消解过程之中,从来不可能去肯定什么,也不是为了拯救什么。真正的反讽永远处在对某种权威的消解之中,从来不会提出自己明确的主张。同时,在反讽中,必须要有对比的因素,其范围可以从直接的矛盾对立到最细微的不和谐和差别。在《理查德·考利》一诗中这种反讽表现为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而在《一条没有走的路》中则是或虚或实的模糊差异。
       弗洛斯特常常自称是一个提喻诗人。所谓提喻就是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而是借用和该人和物密切相关的词去代替。
       提喻大体可分为六类:以局部代替整体,以整体代替局部,以种代属,以属代种,以材料代替制品,以个体代替一类。其作用是突现描述对象的特征,引发读者联想,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他的诗集《一个男孩的愿望》中的《刈草》一诗,可以很好地说明弗洛斯特诗歌的这一特色。这是一首不规范的十四行诗,前八行主要围绕听觉意象——长镰的声音——展开:
       树林旁没有别的声音除了一个,
       那是我的长镰在对大地低语,
       它在窃窃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也许它在诉说炎热的目头,
       也许它说四下悄然无声——
       这便是为何他只是低语却不说
       它不说闲暇馈赠的梦
       也不说小树精手里易得的金子
       任何超越真实的似乎都太虚弱
       面对这把牧草割成一行行的爱。
       夹杂瓣儿微尖的朵朵花瓣
       (苍白的兰花),惊走一条亮绿的蛇。
       事实是劳动知道的最美的梦。
       我的长镰低语,留下要堆的草垛。诗中诗人借助于刈草这件事来表达对劳作,更具体地说,对诗歌创作这样一种孤独的心灵劳作的感言。“那是我的长镰在对大地低语,”“它在窃窃说些什么,”诗人说,“我也不知道。”写诗是一种孤独的劳动,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诗人,有时候连诗人自己也不一定能完全把握自己要说的话。但诗中的意义还是渐渐地明朗起来,“它不说闲暇馈赠的梦/也不说小树精手里易得的金子/……/任何超越真实的似乎都太虚弱。”“事实是劳动知道的最美的梦。”诗人说,劳动者所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本身。正当读者以为找到了诗的寓意时,诗的最后一行“留下要堆的草垛”又把整首诗的基调给颠覆了。make hay这个短语既有它的字面意义,既趁着晴天把青草晒干,留到冬天,让牛儿在牛厩里咀嚼。还有一个是与性爱有关的含义,表示及时行乐,同时在英语中它又有趁热打铁的意思。一个词的多重含义的交叠颠覆了诗前面所建立起来的“事实是劳动知道的最美的梦”的信念,即除了劳动以外,可能还有劳动以外的收获。提喻之所以有这种意义模糊的功能,从本质上来说因为语词的意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它的存在是以词汇间的关系为依据的,也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词的关系中确立的。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说,提喻中的喻体与喻本是在同一个认知域中完成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的,它在突现该域的一个侧面的同时也带来了这个侧面所具有的扩展性的意义。这个时候,在本来应该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喻体与喻本之间不断地出现倾斜、交迭、差异和矛盾,正是这个所要强调的侧面意义得到扩展后所生成的不和谐解构了这种修辞所要说明的那个平面的意义。由此可见,反讽借助于提喻达到了对某种一元权威的消解,由这种消解所取得的自由是以确定和清晰的缺失为代价的。新批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在谈到包容诗时说:“这种诗不排除那些与主调相左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诗包容了不相干和相异的因素,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协调来经受反讽的观照。”也正是提喻这种模糊却具有启发性的反讽能力给那些寻找深层意义的读者额外的满足,他们通过反复仔细阅读,透过表面意义发现诗歌内在的微妙曲折的魅力,反讽的这种微妙的特性引导着有探求心的读者去探索作品中间接得以表达的潜在思想。
       罗宾生和弗洛斯特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一个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期,旧的价值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得到确立,反讽便在这种混乱和不确定的状态中形成,成为表达20世纪初期那种迷茫失落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表意形式和修辞手段。A.E.罗宾生对欧洲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现实生活的物质主义潮流让诗人深感无奈,这种情绪很好地反映在他的诗作《米尼佛·切维》之中。诗中,一个与该诗同名的小孩沉浸在对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向往之中,感叹自己身不逢时,无奈之余只能借酒浇愁,对酒当歌。布鲁姆认为,任何时代的人都会回顾历史,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与重新定义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修正过程,而对传统的修正便是对传统的再瞄准、再评价。然而,诗人修正历史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他所修正的人物。当诗人在嘲讽诗中的小人物时实际上也在嘲讽诗人自己,因为这个被他嘲讽的人就是诗人本人的写照,反映了诗人本身对当代社会理想缺位、物欲横流的不满,又因为没有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而深感苦恼。反讽所展现的是一个废墟般的荒凉与无奈,诗中主人公之所以“小”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思想显得幼稚,更主要的是要反衬社会生活中物欲力量的强大。
       诗人弗洛斯特对传统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的表现方式上。弗洛斯特关注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但他笔下的自然与浪漫主义的自然呈现全然不同的面貌。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大自然是美好的,大自然寄托着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华兹华斯认为人与自然彼此通感,自然是心灵抚慰的永恒源泉。在爱默生看来,人与自然处于共同的精神世界,自然是一部思想的启示录。
       在弗洛斯特笔下的自然有时可能是美好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在一个贫瘠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生存是第一位的。在他著名的诗作《夜泊雪林》中,那个白雪皑皑的小树林是美丽的,幽深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它吸引着过路的马车夫的目光,但他终于克制了自己的冲动,继续自己回家的路程,一边赶路一边告诫自己“睡觉之前还有许多里路要走,睡觉之前还有许多里路要走”。好像非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自己才能不被这美丽的雪景所陶醉而忘记了自己生活的责任,反映了审美与道德责任两种生活态度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人如马一样在道德责任的重负下苟延残喘的时候,他就渴望能够通过审美体验来把握生命的真实,而这种体验只能将人引向对死亡的真实了解。人生的基本感受是痛苦而忧郁的,但人又不能完全摆脱责任,一味去追求审美的生活,只能在审美与责任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不稳定的平衡。在弗氏的笔下,自然只是作为相对于生存斗争重压下的生活的一个不确定的若隐若现的对照而存在。弗氏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害怕自然界的,没有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与大自然融合的冲动,“自然对于那些新英格兰人来说是不友善的,”他说,“要与自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重点是在生存。”
       他的著名《意旨》则是以优美的十四行诗的形式呈现了英国诗歌史上一幅最为恐怖的画面:
       我看见一只带靥的蜘蛛,又肥又白,
       在一朵白色的万灵花上,举着一蛾
       像一片僵硬的白绸缎——
       各式各样的死亡和灾难
       混杂一起准备这样迎接早晨,
       就像女巫熬羹的配料——
       一只雪白的蜘蛛,一朵白沫般的花
       还有纸鸢一般的死翅膀。
       那朵花会是白的究竟为什么,
       那路边的蓝花,纯贞的万灵花?
       是什么把同色的蜘蛛引到那个高度,
       然后在夜里把白蛾导向那里?
       假如意旨主宰这般微小的事。
       什么还比黑暗的意旨更可怕?
       白色的蜘蛛停落在一朵白花上抓住一只白色的蛾,构成一幅怪异的画面,这几个元素“混杂一起准备这样迎接早晨,/就像女巫熬羹的配料——”,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一段文字是对一则早餐食品广告的直接模仿,传达的却是枯衰和死亡的感觉,一点也没有大自然那种生机勃勃的活力。白色全然没有纯洁的意味,变成了死亡与灾难的色彩,在黑色的映衬下越显恐怖,这种效果是如此不可思议,诗人只能以诘问来收场。全诗以嬉戏口吻开始,展示的却是恐怖的景象,但语气更加含蓄、抑敛,最后以镇静的发问结束,留下空白让读者思考。
       罗宾生和弗洛斯特虽然没有像后来的现代诗人如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姆那样创造出全新的诗歌形式。他们以一种冷峻、旁观、怀疑的目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思索着自然与人生。在他们笔下,反讽不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现代人观照人生的方式,他们以反讽为武器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信念,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