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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口头程式理论的影响下，惠特曼独辟蹊径，试图重新建立荷马史诗的文学艺术批评取向。他的荷马研究以历史环境和史诗文本为出发点，从史诗整体、文学技巧、英雄人物等多侧面思考荷马的传统，对繁复考据的机械主义实证研究而言是一种纠偏，在20世纪的荷马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关键词　荷马史诗　惠特曼　意象
       回顾20世纪的荷马史诗研究史，从30年代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B.Lord)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开始，荷马研究出现新的研究方向，其持续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60年洛德的《故事的歌手》面世以后。“口头程式理论”是现代荷马研究的一块里程碑，无论赞同之还是反对之，晚近的荷马研究无不以该理论的若干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口头程式理论”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虽以书面形式保留至今，但史诗保留了口头表演的创作模式。帕里和洛德分别从文本分析和口头诗歌的类比(南斯拉夫活态的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两个研究方向得出结论：荷马史诗是高度程式化的(formulaic)，而这种程式来自悠久的口述传统，正是口述传统的过程产生了荷马史诗。
       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荷马研究的取向，直接继承帕里一洛德理论遗产的民俗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了特定的荷马研究，着重搜集和研究各民族形态不同、但实质相似的民间口头诗歌的创制和表演。但也是从60年代开始，突破口头诗学的局限、还荷马史诗以文学经典的本来面目的各种研究纷然迭起。批评家们力图重新建立荷马史诗的文学批评路向，从实证和考据的程式理论中挣脱出来，回归文学。塞德里克·惠特曼(Cedric Whitman)的研究可称为其代表。
       惠特曼在1958年刊行其《荷马和英雄传统》(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一书时，洛德《故事的歌手》尚未面世，但其时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在现代荷马研究中已然显示出重要意义。惠特曼是在口头诗学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的时候重新思考荷马的文学传统，他的荷马研究既有意识地吸收了口头程式理论(特别是帕里)的研究成果，很多问题的出发点与此相关，又融入了他自己的研究视角和阐释原则，明显表现出与口头诗学迥异的问题意识。
       一、整一性
       虽然现代的荷马批评已经用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考察过荷马史诗，但惠特曼首先意识到，两种学术倾向各执一头：文学批评家只注重诗的艺术感染力，阐释过于主观，对其他历史方面的论争熟视无睹；古典学者关注诗的起源、诗的作者这些具体史实，而缺乏对史诗的直觉感受。惠特曼既不想做没有历史感、只偏重于某些驰名的场景的浮泛文学批评，也不愿意陷入细碎机械而无意义的实证考据，因此，他选择了综合的研究取向，将两种研究趋势兼收并蓄，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为己所用。
       惠特曼的荷马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妨可称之为史诗的整一性或统一性(unity)。史诗的整一性，在惠特曼看来，主要源于荷马综合万有的古代心灵。“荷马的心灵是古代的心灵，在哲学产生之前，它首先是综合的而非条分缕析的，其内容是神话、象征和范式。然而它并非原始的心灵，因为概念产生之前的(preconceptual)古老思维方式具有自身的成熟完备，和后来的思维模式一样有充分的说服力，由荷马来判断的话也许更具说服力。”@当现代读者觉察出史诗逻辑上的不连贯而指责荷马时，忘记了荷马根本不想提供任何一种理性的东西，要知道他生活在理性逻辑产生四百年之前。惠特曼因而确定，自己的任务就是发现荷马史诗直觉的、诗性的逻辑，以及赋予史诗若干世纪以来艺术感染力的那种内聚力。荷马的诗性逻辑和内聚力，就寓于史诗的整体性之中。
       惠特曼对帕里方法最大的不满，是其无法阐释荷马史诗的整一性。这多少是由于程式理论的实用性所致。帕里的荷马阐释中，史诗的艺术性降低到半机械水平，程式理论过于纠缠于技术细节，对诗的整体艺术效果缺乏阐释力。帕里分别截取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25行诗句做了详尽细微的文体分析，证实荷马的多数片语都是程式化的。荷马史诗中如此众多的程式化表达，无非说明荷马(们)只有一个需求：以口语吟制诗行的需要。但对于惠特曼来说，程式引出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对荷马的每行诗是否还可以分别加以评判。在他看来，即使是程式化的表达，如诗中常见的某人物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winged words)，并不因其频繁出现和实用的目的就失去了意象和诗意的感染力。帕里对史诗程式的分析只突出音韵和诗律的安排，认为程式的功用是出于迎合音步(meter)的要求。惠特曼则指出，对程式非文体的意义研究取向并非没有可能。荷马将程式诉诸于意象以表达诗意，“有翼飞翔的话语”和“带玫瑰色手指的黎明”(rose-fingered dawn)因其频繁出现，营造和烘托出整体的诗的韵味。惠特曼认可帕里对程式的定义乃至一些细节，但反驳了它的前提，他的本意是要重新突出史诗整一的结构和艺术效果。
       默里(G.Murray，荷马研究的分辨派学者)在1934年断言，“除了Drerup，统一派已荡然无存，”惠特曼显得像是一位统一派学者，新的意义上的统一派。他当然承认分辨派的前辈已论证过的一些结论，如荷马史诗是多人的作品。为此惠特曼也花了不少篇幅对荷马史诗出现的历史语境做了详细考察，如庇西斯特拉图理论(据称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是第一个记录整理荷马史诗的人)、吟诵史诗的泛雅典赛会制度的确立、作为口头诗人荷马会否书写等等。但对历史语境的清理是要为接下来的阐释做铺垫，惠特曼更加关注的问题不如说是荷马史诗结构上的整一性，及其精巧老练的艺术构思体现的艺术性。这样，惠特曼就把他的问题意识转换到作为文学整体构思的作品，以及作品本身包孕的文学艺术韵味上来。
       二、文学传统：程式、意象与几何结构
       惠特曼承认荷马的传统，也承认帕里对荷马程式的文体分析的有效性，但他理解的荷马传统是文学传统和英雄传统，而非口头诗学着意强调的口头传统。因此，他的分析单元不再是纯文体的，而是文体与意涵、程式与象征在一定程度上结合的意象(image)。这是惠特曼较小的分析单位。在涉及外部结构的整体特征时，他把“几何对称结构”(geometric structure)作为考究荷马史诗篇章布局的手段。惠特曼的结论是，荷马史诗结构的秘密在于把口述技巧做调整以适应暗藏在(公元前8世纪的)几何图形之下的心理。几何结构中的分析单元是比意象更大的典型场景和母题，这也是口头诗人创作时的库存。从这个结论不难看出，惠特曼既借鉴帕里的口头理论，又力图创立新说。
       
       惠特曼对荷马的美学阐释明显以帕里(及洛德)的研究为基础，在处理荷马史诗的意象、象征和程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他论证了程式的运用与荷马独创性的关系。按其解说，史诗的程式作为人为设计的单元，除了满足语义的、语法的、音韵的功能外，在荷马手里，它成了一种生动表象(presentational)的媒介，一种直接诉诸感觉的意象。如帕里论证过关于荷马神衹和英雄的“名词一特性形容词的程式”(noun-epithet formulas)，当荷马说“宙斯般的阿基琉斯”、“神样的奥德修斯”时，这绝非诗人对人物的特性感兴趣，而是行文处的音韵要求这样一个修饰词。所以，诗中固定的人物饰词纯粹是装饰性的，没有确切指涉的涵义。
       惠特曼偏偏选取了“神样的”这一名词－特性的饰词反驳帕里。当帕特洛克罗斯应阿基琉斯之呼喊出营时，荷马形容他“样子如战神(equal to Ares)，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不幸”(《伊利亚特》11.604)。从这行诗开始一直到他战死，形容帕特洛克罗斯的饰词都与神明有关。当帕特洛克罗斯三次冲击巍峨的特洛伊城墙而又三次被阿波罗神推下时，荷马说他“神样地”(equal to a god，或译作“恶神般的”)第四次发起冲击(《伊利亚特》16.705)。按惠特曼的细读，“神样的”程式并非意指帕特洛克罗斯如神般勇敢威武(即便在诗中其他地方它的意思大约如此)，而是暗示他的不幸和即临的死亡，他是被宙斯激励起勇气而赴死。惠特曼的分析表明，荷马的传统风格本身就是独创性的，他的语言是高度程式化的，也是表象性的，他对平常程式的不平常运用，使史诗语言转化为具有象征意味的诗行。
       和现代诗人嗜好隐喻不同，荷马善用明喻(simile)，因而被人指责过于直白浅露。但惠特曼对荷马明喻的分析却揭示出另外一面，荷马使言词的论证逻辑关系服从于艺术形式的象征性。虽说荷马较少使用隐喻，却同样(或甚至更好)达成了诗的目的。诗中常用野兽的明喻形容战士的勇猛。当奥德修斯从海上逃生，偶遇费埃克斯人公主瑙西卡亚时，他也被比作狮子，他“匍匐出丛林，伸手从浓密的树丛折下绿叶茂盛的茁壮树枝，遮住英雄裸露的身体。他向前走去，有如生长荒野的狮子，心中充满勇气，任凭风吹和雨淋，双目眈眈如烈火，走进牛群或羊群，或者山野的鹿群，饥饿迫使它去袭击羊群以果腹，甚至进入坚固的栏圈。奥德修斯也这样走向美发的少女们，不顾裸露的身体，情势逼迫不得已”(《奥德赛》6.127—136)。此处狮子的明喻刻画的是一个身处逆境、遭受风雨侵袭、饥寒交迫的英雄形象，容易赢取公主的同情和帮助。这个狮子明喻和别处阿基琉斯被比作狮子以突出其凶猛性格不同。同样的狮子主题，荷马有不同的妙用。
       荷马擅长遣用程式，赋予其象征意义，结合而成意象。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下，针对不同的人物，相同的意象也有不同的象征意涵。纺织(weaving)的意象在荷马史诗中多处出现，与女性角色巧妙地融为一体。海伦两次从事编织。第一次罗织一匹紫色布料，上面是为她而起的特洛伊战争的战斗场面(《伊利亚特》3.125ff.)，她的纺织遂成为她意识到战争之伟大与自我之负罪感的象征。第二次海伦已经返回斯巴达与墨涅拉奥斯团聚，她重执纺锤，象征着她重新获得地位和荣誉(《奥德赛》4.133ff.)。佩涅洛佩纺织的含义则迥然不同，织布是她忠于夫君奥德修斯和岳父拉埃尔特斯的标记，同时也是可以展示她的智慧的唯一活动。赫克托尔与阿基琉斯决战正酣时，他的妻子安德罗马克“正在高宅深院的一角忙着织一匹双幅紫色布，织上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伊利亚特》22.440—41)，紫色在这里是死亡的代名词，花则是坟墓的装饰，不久安德罗马克就听闻丈夫战死的噩耗。海伦、佩涅洛佩和安德罗马克是《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三位重要的女性，她们的不同性格、地位及在诗中所起的作用，与纺织微妙地联结，传递出不尽相同的诗意。荷马史诗中，女子的织布机意象(以及纺锤、炉火的意象等)是家庭和婚姻的象征，如同男子的盔甲、武器是战争和勇士荣誉的象征。纺织的意象虽很常见，却不仅仅是女子生活场景的程式化表达，它跟不同语境和人物结合，传达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和心理内涵。
       荷马的意象寓于一个整体的架构，不管小的还是大的意象单元，都带有表象的生命力。至于现代读者指责荷马史诗的直白(directness)和缺乏隐喻，惠特曼的回答是：
       荷马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隐喻，是滔滔不
       绝涌现的英雄生活的一种象征结构。荷马
       表面上的自然直白恰是其反面——精心设
       计构思的结果。而诗意的真实就是艺术技
       巧，技巧越完备，诗就越真实。
       惠特曼对史诗意象和象征性的强调，实质是突出荷马的文学传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即便诗中充斥着程式，荷马遣用程式的艺术技巧也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从分析思路看，惠特曼注重荷马史诗的文学和美学批评，同时结合了程式理论的研究结果。
       在梳理荷马史诗外部结构——几何对称结构时，惠特曼同样采纳了帕里－洛德理论对典型场景的分析成果。惠特曼所说的荷马史诗的几何对称结构，主要指诗中场景(scene)与场景间的类似和对照，形成了史诗结构上的回环(ring/circularity)原则。回环可以创造出连续、回转、平衡、廓形(framing)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创作技巧不只用在文学中，它既见于希腊人几何图形的陶器设计，也见于哲学修辞术中的倒置法，荷马则用此技法构筑其史诗的整体框架。若套用帕里－洛德的程式理论，几何结构的运用便于口头诗人创制诗句，目的是实用，但惠特曼强调，此种技法亦是艺术手法，为史诗各部分廓形，使其结构清晰。
       惠特曼对《伊利亚特》各卷做了对比分析，譬如，第一卷和第二十四卷各场景的对称呼应就十分明显：
       第一卷：
       1．瘟疫和葬礼；
       2．争吵与布里塞伊斯被带走；
       3．忒提斯和阿基琉斯向宙斯求助；
       4．忒提斯和宙斯应允阿基琉斯的请求；
       5．奥林波斯山上的争吵。
       第二十四卷：
       5．奥林波斯山上的争吵；
       4．忒提斯和宙斯改变阿基琉斯的请求；
       3．忒提斯和阿基琉斯获悉宙斯的口信；
       2．和解与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
       1．赫克托尔的葬礼以及安德罗马克的哀悼。
       “争吵与和解”是《伊利亚特》的程式化主题，诗中多处_出现。不过细察第一卷和第二十四卷，“争吵与和解”以及其他相关场景和主题，一起构成了《伊利亚特》头尾之间宏大的场景倒置与回环。除此而外，惠特曼对其他各卷间的几何对称结构的梳理，证明整部史诗的结构都是由相似或对照的场景予以平衡的架构。
       对惠特曼用几何结构图解荷马史诗，向来
       有批驳之声。洛德就反驳说，荷马的谋篇布局全是为了纯粹的几何规则的美学作用吗?艺术模式的力量是否大到可以左右事件的取舍，洛德对此表示怀疑。虽然歌手对艺术模式的平衡是有感觉的，但设想这种平衡性可以引起核心意义的变化，未免夸大了它的作用。另外，对纯粹的结构形式的偏重，多少也使惠特曼重蹈口头理论机械主义的覆辙，荷马史诗被条块分割为若干平衡对称的部分，史诗的结构脉络确实清楚了，但对意义的阐释却削弱了。
       总体而论，惠特曼对荷马史诗的意象和几何结构的分析突出了两点：一日整一性，二日艺术性。不消说，这两方面所针对的都是帕里一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对荷马史诗艺术性的强调，显明惠特曼试图在口头理论之外另开文学批评的路子。多年以来，口头理论在解释程式、主题及其他传统特质的过程中，一直将结构主义的隐喻作为主要的立足点。惠特曼一方面确立了新的分析单元：意象和几何结构，以此突出荷马高超的文学技巧和达到的完美艺术效果；但另一方面，结构主义仍是其大的阐释框架，和口头理论一样，他的诠释层面(除了历史语境的描述和梳理外)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仍是共时性的分析。
       三、传统与独创性
       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把荷马史诗纳入口头诗歌传统的演进过程中，引发出关于传统与独创性的问题：荷马史诗的创作更多依赖一种传统，还是艺术家的原创力?帕里的程式研究表明，荷马的风格完全依传统而来，并且采用的是口头的诗歌创制方式。虽说帕里和洛德都强调口头诗人的表演是一种创作，但这种口头表演很容易被归入因循传统的模仿，而非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哪怕是口头的)。帕里就曾提出，风格的个人性、独创性对荷马而言毫无意义。惠特曼的《荷马与英雄传统》延续了荷马研究中的这一问题意识，始终关注传统与荷马艺术天分间的关系，并尝试用口头理论和文学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找到对此问题的解答。在惠特曼眼里，荷马乃天才是无庸讳言的，但他的诗艺的成功却有赖于传统。
       在追寻荷马原创性的天赋时，我们不必去
       寻找那些以新的方式创造的语句，那些非
       程式的诗行，甚或(我们也许会劝自己这
       么做)在早先的传统中没出现过的人物形
       象。荷马获得的成功并非在传统之外，而
       是在传统之中。
       既然荷马是传统的，人们就会询问，当一个诗人的主题和语言都属于传统的公共财产时，他的独创性何在。惠特曼以为，答案必然寓于观念和艺术手法，舍此无他(而我们还记得，帕里和洛德都认为此传统必然是口头传统)。在他对荷马的分析中，“意象”和“几何结构”都属于既承继了传统、又被荷马独特运用的艺术手法，而诗意的完整和史诗的艺术丰韵，则是荷马的英雄世界表达的观念。需要注意的是，惠特曼所说的史诗观念和艺术手法并不必然是口头文学的特质。
       惠特曼和帕里、洛德一样，认为荷马史诗巧妙地平衡了传统和独创的天平。所不同的是，口头诗学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偏向传统一边，而且是口头诗歌表演创作的传统，但惠特曼并不以口头文学的传统为重。尽管他承认荷马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口头诗人，但他仍坚持认为，书写的艺术会打动一位创造性的诗人。书写知识的传播，书写比口头更稳定的观念，使希腊人把鸿篇巨制的史诗与书写联系起来。惠特曼对口头传统的纠偏显得像是要回到书面文学文本本身，而非像洛德的做法那样，热衷于探讨口头诗歌的表演和创制过程。毋宁说书面文学的传统和荷马的诗艺创造力才是惠特曼关注的，他对荷马的分析大部分也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读和阐释上。
       帕里以为不必要区分荷马与其他口头诗人，荷马不过比别人更有吟唱技巧，但惠特曼认为，这对荷马独特的诗才不公，毕竟经由荷马才保存下这两部史诗。无论如何，惠特曼承认荷马的创造力，就算其语言具有程式的特性也并不阻碍荷马的原创性，叙事艺术的技巧应最好地服务于意义的表达。但是，按口头诗学的解释，“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是演唱传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把史诗的原创性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现代人的作者概念是一个带有个人色彩并强调个性化的概念。”这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传统与独创之分，说到底是否是文学的古代概念与现代概念之争?独创性是不是一个过于现代的概念，用它描述荷马根本就文不对题?
       不可否认，帕里－洛德的学说恰恰因为强调文学的口头性和传统，一举更新了人们理解古代文学的思路：在荷马的时代，根本不存在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作者，因而也不突出作者个人的原创性。正如列文在《(故事的歌手)序》中所言，“或许我们该重新考量原创性(originality)的概念，此概念相对而言较为现代，成为批评的口头禅。也许有别的更好的方式体现独创性，而不必涉及到作家本人的个性……个性是自我意识很强的虚构作品的主要特性。”列文从帕里－洛德的研究结果中看到，古代作家的伟大被他从事的职业、技艺的伟大所超越。我们似可由此得出如下结论：荷马是古代游吟诗人和史诗传统的代名词，而非专指某一位诗人，其文学成就也无关乎个人的独创性。
       回到惠特曼的荷马研究来思考这个问题，他并不否认荷马史诗可能非一人之作，但就算是集体创制而成，也并非不可以谈论荷马史诗的独创性。口头理论否认了荷马作为个人作者的独创性，但它无法否认的是史诗本身的艺术独创性——荷马史诗既来自史诗传统，又表现出美感十足的艺术创造力。惠特曼把这种创造力归结为史诗中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诗歌意象的生动鲜明和结构的统一完整)和英雄世界观念的独特呈现，因为这些因素，荷马史诗胜于同时代和后来罗马时期的史诗。惠特曼的研究给史诗的文学批评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既重视荷马的传统性，也不能对史诗的艺术独创性视而不见，关键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看待其创造力。如果把现代的个人独创性的概念套在荷马身上，当然文不对题，但古代文学作品并非就无原创力可言。或许，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作品，其原创力来自传统，又创造了新的传统。不管把它视为口头作品还是书面作品，它本身就是传统和原创性的浑然一体，融传统于创造，于创新中见传统。
       20世纪的荷马研究从30年代到60年代几乎都纠缠于所谓“帕里主义”(Parryism)的古典学研究和口头程式理论，在如此学术语境下，惠特曼凭借深厚的文学阐释功底，以其体大精深之作重新建立起荷马史诗的文学艺术批评取向，在20世纪的荷马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他的荷马研究以历史环境和史诗文本为出发点，从史诗整体、文学技巧、英雄人物等多侧面思考荷马的传统，给当时陷入繁复考据的实证研究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迄今，惠特曼的《荷马和英雄传统》已成为20世纪荷马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责任编辑　刘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