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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式仁教授学术小传　1934年12月生，上海市人。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英语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系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外文学》杂志编委、河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现任对外经贸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诗歌、诗歌格律和英语语音。主要论著有《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英国部分主编)、论文《英诗的韵》和《中国学生对英诗的反应》、《英语儿歌》等；译著有英、美、加诗歌汉译和中国唐诗英译等多首。1978年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1988、1989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奖金。在美期间，曾应邀赴七所大学讲学。曾获多项教学优秀奖。从1992年开始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人(问)：王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今天我们想请您简单回顾一下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历史。首先请谈一谈您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的情景。
       王式仁教授(答)：我是56年进入北大西语系学习的，当时文科学制已经改为五年制(自1955年开始)。在一年级学习了一周之后，我经过系里的英语水平测试，就跳到了二年级学习，因此我是四年毕业的，即1960年毕业留校工作。一开始我在公共英语教研室教了一年半公共英语，后来就到了专业教研室，一直到1999年退休为止。
       当年我报考北大西语系，入学考试的英语成绩比较好，据老师说是94分，他们认为这个成绩如果再上一年级就是一种浪费，所以系里选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参加了跳级考试。当时全国都在提倡向苏联学习，不少同学在中学是学习俄语的，而我在高中——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学习的是英语。195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与大同附中二部合并，改名为五四中学。我读初中是在圣约翰青年会(YMCA)中学，学习的也是英语。因此，我初中和高中上的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英语教学，教师的英语水平较高，英语的课时也比较多，因此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比一般学校的学生高一些。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重感性知识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不太讲授英语语法。教会学校的数理化教学相对比较简单些。
       语言学习有一个渐进和顿悟的过程。上中学的时候，我对英语语法只是一知半解，但当时我对英语的感性认识却相对比较丰富些。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我曾经病休了三年，上北大的时候已经22岁了。在家休学的那三年期间，我和几个同学请了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英语教师许天福先生补习英语。后来，许老师调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当了教授。不到一年的补习，使我的英语有了不小的长进，掌握的词汇丰富了，语法知识也在许先生的调教下，产生了从感性向理性的飞跃。在大学一年级读了一周之后，我通过了周珊风先生主持的英语水平测试，转入了二年级学习。跳级考试时，周先生挑了一个语法结构比较复杂的长句让我分析，周先生听了以后认为我的语法知识比较扎实。第二周我就跟着张祥保先生学习二年级的精读课。为此我十分感谢周先生。
       关于英语系的历史，你们还可以参考《吴兴华诗文集》和《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这两套书。关于李赋宁先生，我在《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里面专门写了纪念文章。
       问：在上学期间，有哪些教授给您开设了课程，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答：我们55级这批学生比较幸运，因为当时北大西语系的师资雄厚，良师众多，也就是说，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一批老教授退休前的最后末班车。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主要讲一下朱光潜先生、温德(Robert Winter)先生、吴兴华先生、周珊凤先生以及俞大絪先生。
       问：请问朱光潜先生给您上过什么课?
       答：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正赶上朱光潜先生教我们翻译课，他还给我们上过短暂的精读课。后来他就开始专门做美学及翻译研究了。朱先生的教课特色就是既严格又随和，思路十分清晰。学生犯了错，他就会严厉批评，不留情面。当时，有个别同学学习不爱动脑筋思考问题，曾受到过朱先生的批评。记得当时为了对外宣传，有关方面需要把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翻译成英语，于是我们学校就接下了这个翻译任务。我们四十多名同学分成ABCD四个组，我分在了A组，由朱先生负责我们这一组。其他三组分别由俞大絪、赵诏熊和殷宝书老师批改作业。各小组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翻译完后，然后再汇集到朱先生那里，由朱先生作总结讲评。
       记得有位同学在其翻译中表述“人民日报指出……认为……”等句子时，就在主语“人民日报”后面用了“points out…，thinking”这样的动词。朱先生在总结的时候说：“难道人民日报也会思考么?我不知你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思想是一种什么状态。”朱先生就叫这位同学把自己的这句翻译抄写在黑板上供大家分析，并作了详细解释，他认为这位同学把thinking放在主语“人民日报”之后，纯属粗枝大叶。几十年后，我们同学聚会时，有的同学还模仿先生的这一训斥口吻，可见这事给我们的印象之深。朱先生对这一位同学的纠正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帮助，大家也深深体会到了严师的良苦用心。还有的同学不看上下文，不看场合，好用大字，借以显示自己的英语水平之高。比如乱用bestow这个字，而不用give这个常用词，这也受到了先生的直言批评。
       “大跃进”时期，朱先生年龄较大，为了照顾他，我们都到他家中上课，听朱先生讲评我们的译作。朱先生在批改我们的翻译作业时，对有些地方进行了修改，但有的地方他只是给我们划线指出来，让我们自己思考解决办法。当时朱先生住在燕东园，先生为人比较随和，每次上课他都要给我们准备烟和糖，男生抽烟，女生吃糖，当然男生也可以吃糖。我们坐在沙发上听他给我们上翻译课，每次我们去，他都会先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提出自己对翻译作业的修改意见，思考自己为何做错了。如果谁对自己的问题回答不上了，朱先生就叫他／她到旁边去思考一番。他不喜欢学生只听老师讲，而自己不思考问题。朱先生认为，多数问题，只要认真思考，同学们都会自行解决的。每次批评之后，他又会招呼我们抽烟吃糖。现在这样亲切的老师恐怕不多见了，这样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可能就更少了。现在的学生对严格的老师多有怨言，可能体会不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总体上，也可能我很主观，我感觉现在的老师对学生还不够严格。
       另外，给我影响深刻的还有李赋宁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谈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要。李先生德高望重，为西语系和英语系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我个人的帮助也很大，详细内容你可以参考我在《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的那篇文章。
       
       问：温德先生给您上过什么课?
       答：温德先生是美国人，他最后教的一批学生就是我们55级这一届学生，当时他给我们开了英语语音课。他教学的特点是不多讲理论，而是具体教你如何学好英语语音；他从音素、重音、节奏和语调等方面入手，让学生学到地道的英语。在我们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大多数学生都是从ABC开始学习英语的，当时多数同学还不能读懂英语原著，于是温德先生就给我们讲经过他和周珊凤、张祥保先生改写过的《傲慢与偏见》。记得他在讲第一章时，开篇有一个名句：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neighbours(the surrounding families)，that he is considered as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daughters.许多中国人说英语时，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往往会把语调重音(tonic stress)千篇一律地放在一个句子最后的实义词(lexical word)上，如果用升调就在句子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上，降调呢，就在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降下来。在上面的这个例句中，我们通常会把句子的降调放在daughters上面，但是温德先生讲，一个富有的单身汉怎么会成为他们儿子的财产呢?当然，成为女儿的财产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句子的降调应该放在“someone or other”的“other”上面。好的老师善于选用好的例子，当时温德先生对这个例证的讲解给我的震动很大。等我真正明白了之后，认识到今后说英语时应该用脑子想一想，I ca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any more.温德先生让我们认识到应该把语调重音放在句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比如说，他给我们讲了Christina Rossetti的一首短诗“What is pink?”，指出语调重音应该放在rose和fountain上，而不是放在它们后面的pink和brink上：What is Pink?/What is pink?A rose is pink/By the fountain"s brink.后来，等我做了助教以后，温德先生还给我们中青年教师讲授了三门课：英国诗歌、莎士比亚和英语语音。语音课重点给我们讲了英语语调，使用的教材是Roger Kingdon在1958年出版的Groundwork of English Intonation。我很幸运能得到温德先生的教诲。
       问：据说吴兴华先生是当时有名的“才子”，请问他给您上过什么课?
       答：2004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兴华诗文集》。关于吴先生的生平和事迹，你们自己可以参阅这套书。
       吴先生17岁进入燕京大学学习，他是当时燕京大学公认的“才子”和“天才”。在中学的时候，他就发表过一首震动诗坛的长诗《森林的沉默》。周煦良先生曾这样评价过这首诗：这首诗歌意象丰富，文字清新，节奏熟谙，令人绝对想不到其作者只是一位16岁的青年!
       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时，他的英语水平已经好得没法说了，入学后他还同时学习了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尽管这些语言是他的二外、三外、四外，但是他和专修这些语言的同学一起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都是第一名。这也说明了，他读书真的是过目不忘。另外，他的汉语文史、诗词的知识也很惊人。他有时和同学做游戏，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上唐诗宋词等书，吴先生让同学从三本诗集中任意抽出一本，只要这位同学念出任何一句来，吴先生就能够背出全诗，然后再说出这句话的篇名和作者，赌输的同学就要买上两毛钱的花生为大家凑兴。由此可见吴先生的记忆力绝非一般。
       后来，很可惜，吴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摧残致死。1957年，中国学习苏联的英语教学。在一次探讨外语教学方法的发言中，吴先生表达了与苏联专家不同的观点。后来，他也就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在讨论对他如何进行处理的会上，朱光潜先生为他说了话，说吴先生的英语水平极高，改造好了还能为党工作，最后吴先生才得以从轻发落，没有让他去劳改，仍留在系里工作，但是级别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不允许他教书了。
       在三年级上学期时，我们上过吴先生的精读课。在课堂上，他举的例子都很有水平。讲课时，他经常引经据典，一背就是十几行诗，给我们的印象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课堂上的讲解也能切中要害，使同学们的水平有了大的提高，给55级同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又给青年教师开过一学期的课。上课的时候，吴先生也经常引经据典，一背一大段诗歌，他很会教书，气氛也很活跃。
       问：当年北大西语系有个传统，就是老教授要与刚毕业的年轻新教师结“对子”进行传帮带，指导您的是周珊凤先生吧?
       答：是的，当年我与周珊凤老师负责一年级的精读课，由周先生指导我教书。周先生是去年年初的时候(2月10日)去世的，非常可惜。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也就是对现在六七十岁、还有五十多岁的老师来说，大家都十分敬爱这位老师。周先生的业务非常好。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叫周诒春(1883—1958)。在清华大学那个老的大礼堂的cornerstone上，你会看到“1927年周诒春立”这些字，这就是她的父亲。周先生的少年时代是在当时北平的American School念的书。来这所学校上学的都是外国人的孩子，据说周先生是全校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所以她的英文特别好，完全和native speaker一样，语感极好。后来，她的大学本科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名校Bryn Mawr College上的。
       周珊凤先生标准的英语发音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这也曾得到了温德教授的赞赏。温德先生曾经亲口对我说过“She is very good”。当时系里能与温德先生讨论语音语调的也只有周先生一人。温德先生还说过，有时候，他不太有把握的地方，还要与周先生探讨。她的知识十分扎实，作风严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谦虚，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投入。我很有幸能跟周先生学习了好多年，也共事过多年。后来，我毕业留校后，跟周先生教一年级就教了好几年。有幸和周先生一起工作，并得到她的大力帮助，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周先生对年轻人的传帮带在北大西语系是有口皆碑的。好多与她合作过的教师，既是她的同事，又是她的学生。与她合作教学的年轻
       人能从她身上学到许多许多的东西。他们学到的不单单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她的为人处世、她的正直、她的敬业精神，凡是与她合作过的年轻教师都有这种感受。尽管当年她教过的这些学生现在也是老先生了，有的也已经退休了，但是周先生的严谨而优良的作风通过她的学生已经传承下来。凡是做过周先生的学生，以及与她合作过的教师都是十分怀念她，敬佩她!
       记得我们一起带过61年入学的15位学生。当时的精读教法与现在的教法不太一样——每周还要给学生安排三节课的朗读辅导，再加上泛读、听力、口头作文等课，每周有十几个课时。为了这15名学生，我们老师整个上午都要围着他们转，排课也要首先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状况，充分考虑他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丝毫不考虑教师自己的不便与辛苦。周先生在排课的时候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通盘考虑。
       现在的教师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比如交通的问题、时间的问题、科研的问题等等，都希望最好能少来学校几次，排课时间最好集中一些。有的老师往往是两节甚至四节课连着上，这样，个人精力和教学效果就会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现象就是没有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教学问题。那时候的课程表，周先生是这样设计的：第一节课讲新课，中间再空几节学生自习，然后再排新课，一周六天的排课都是这样错落有致，通盘考虑。从学生学习最合适的角度来考虑老师的排课，一切都要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前面说过，周先生每周还安排了三次朗读辅导，练习发音。什么叫朗读辅导呢?一个礼拜学生要跟我们读三次课文，然后我们再给学生逐一纠音。这15个学生共分成两组，我带7人，周先生带8人，一月轮换一次，教师要了解你所有的学生，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学到不同的知识。这样一路练下来，经过周先生的辅导，每一个学生的发音都是过硬的，他们的语音知识也都非常扎实。当时，张祥保先生负责二年级的精读课，这些陶洁老师已经给你们讲过了，这里就不说了。
       问：请问俞大纲先生给您开过什么课程?
       答：俞大絪教授也是我们敬重的一位老先生。当时，由于她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她就没有直接给我们这一级学生上过课。但后来有一段时间，俞先生给我们上过几次示范课，当时她觉得我们使用的英语教材的语言不是太好，于是在她的课上，她就“偷天换日”，也不是偷偷地，就是未经批准，给我们教了两首诗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诗歌那个时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培养精神贵族的东西，也是脱离实际的东西。俞先生在上课的时候，自己悄悄地给我们加进了这两首诗歌，一首诗歌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The Solitary Reaper”，另一首是惠特曼(Walt Whitman)的“O.Captain!My Captain!”。这两首诗歌她都讲得特别好。这些作品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让同学们确实领略了英语诗歌的无穷魅力。这也是我后来对诗歌感兴趣的起始点。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就开始了诗歌教学，这跟俞先生当年的引导有很大关系，她让我觉得诗歌这个东西很美。过去，文学史或文学选读课都是用中文讲的，选的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讲课流于空泛的评论，根本不进入文本细读，更谈不上作品欣赏了，而且还根本不让我们看英语原文。俞先生提供的这些诗歌无疑提高了我们的英语学习兴趣。后来，我做了教师以后，又从温德先生那里学习了大量的诗歌。温德先生教的诗歌从乔叟一直讲到叶芝(Yeats)。
       另外，俞先生的英语造诣很高，她可以使用800个左右简单的英语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能用这些简单的单词给一年级的学生讲故事，这给同学们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俞先生的事情，你还可以问问孙亦丽和祝畹瑾老师，她们都专门跟俞先生进修过，可能知道得更多，你可以从不同的老师那里了解到不同的事情。很遗憾，我们没有赶上俞先生的课。
       问：您能谈一下赵诏熊先生么?
       答：赵诏熊先生的语言掌握得极好，他曾编辑过一份报纸。实用语言的能力很好，这是赵先生的主要特点。
       问：您在英语系都开设过哪些课程?这些课程哪些老师还在继续教?
       答：英语系基础课的各个环节，比如精读课、泛读课、听力课、口语课我都教过。1978年到1980年，我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British Council Scholarship)，到英国的北威尔士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进修了两年，回国后我就开设英国诗歌课。1988年至1990年，我获得富布赖特奖金(Fulbright Grant)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以Fulbright Senior Research Scholar的身份访学了两年，研修英美诗歌，回国后开设了美国诗歌课。1992年，教研室发现学生的语音不太好听，于是教研室主任就和我商量，让我给一年级的学生开设语音课。我当时也十分感兴趣，脑子里也有温德先生当年给我们开设语音课的影子，所以我非常愿意给学生开设这样的新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80年代后我教本科生的课主要是英美诗歌和英语语音，教研究生的课主要是英诗格律和实用文学批评。语音这门课胡春鹭老师也上过，她现在也退休了。现在是燕翎老师在继续上着，当年燕翎老师也上过我的语音课。
       问：王老师，请问您目前还在从事哪些科研课题?
       答：主要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约稿——《实用英语语音教程》，这也是“十一五”的规划教材。然后，他们希望我再编写一本《英国诗歌》教材。
       问：今昔对比，北大英语系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
       答：现在我们第一线的教师所面临的压力都比较大，需要完成的科研和教学指标也比较繁重，加上目前执行的量化评价体系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样一来，短时间内，教师就很难出现真正的创新成果。我现在脱离教学第一线已经好多年了，对现在第一线的老师了解不多，但我希望他们进一步加强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在教学上继续发扬老一代教师勤奋而严谨的工作作风。
       问：关于北大英语系的历史，您建议要采访哪些教授?
       答：罗经国、孙亦丽、胡壮麟、祝畹瑾、王逢鑫、王明珠等教授。
       问：十分感谢您从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谈北大英语系的历史发展，梳理自己的教与学，相信这对于后学会有很大帮助。我们个人也从这一访谈中获益良多。最后，请您对北大英语系的传统作一下总结?
       答：北京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最早的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之一，现在也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四个英语重点学科点之一，这些成绩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这也是我们北大英语系几代人的智慧结晶。我希望老一代教师的优良传统能够进一步发扬光大。
       采访人：孙继成、沈　弘
       责任编辑　刘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