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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安武教授学术小传　1930年7月出生于湖南常德，汉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秋入湖南大学中文系，1951年春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1954年冬被派往印度留学。1958年夏回国被分回北大任教至今。长期从事印度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2000年夏退休。2004年11月，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2005年1月被评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采访人(问)：刘老师，首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2006)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成立60周年，你是东语系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北大印度学科的老教师，能否请您先谈谈印度学科当初的一些情况?
       刘安武教授(答)：我们都知道，季羡林先生是1946年来到北京大学创办东语系的。当时的东语系有阿拉伯语、日本语、印度语等专业。东语系成立时印度专业还没有学生。1947年也没有学生，1948年就有两个学生学习梵语。这两个学生，一个是从西南联大来的，他先前在西南联大教育系，休学之后，1948年复学的时候，北大没有教育系了，他就转到东语系印度专业。还有一个也是1948年开始学习梵语的，可是他们没有学到毕业。解放之后，面对轰轰烈烈的大变革，他们就没有兴趣和外国古代语言文字打交道了，两个人都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后来先后到北京的中学教英语了。此后到1960年，一直没有招梵语的学生。1960年招了第一届梵语巴利语班，其中几个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教授，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季羡林、金克木先生的学术传统并扩大和拓宽了他们的学术领域。1984年招了第二届梵语巴利语班，这一届学生后来不少转行了。
       印度语学科除了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之外，还包括乌尔都语。乌尔都语1954年起招第一届学生，文革前后各招了几届学生。不过招生届数最多的还是印地语，我所在的班算是最早的，但比我们早的还有一个同学，是从东方语专合并过来的，还读了研究生，后来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没有用印地语，用的是英语。
       问：请问您是怎样来到北京大学印度学科求学的?
       答：我是在1951年2月份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的。我们班共有十个学生。还有两个比我们高一级的其他专业转来的同学和我们一起上课。加上他们，我们一共是12个人。我们是从各个学校抽调来的。有从中学来的，有从大学来的。当时国家有关部门为了将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广义的外交工作，从某些中学和大学抽调一批青年学生来学习东方语言。我当时是在湖南大学的中文系。1949年7月湖南解放时我正好高中毕业，本来想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只因我父亲已去世，母亲舍不得让我去当兵，所以就考大学。那时，其他大学都已经招过了，只有湖南大学还没招生，我就考了湖南大学中文系，但仍然念念不忘要参军。我当时模模糊糊的想法就是：将来要当作家。写小说要有生活，生活在哪儿呢?我知道生活主要来自工农兵，离开工农兵，生活就成为无源之水。我的母亲在1950年7月去世，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学校里开始动员参军参干，我没了牵挂，于是就报名了。经过体检，我被批准了，而且公布了名单，学校和系里的欢送会都开过了，都戴上了红花。结果我没有走成，因为全校只要100人，还有8人是预备的，我是其中之一。我没有去成，却被调来北大学习东方语言。于是我和外语系的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就这样来到北大。这样我们就学了印地语。也没有什么填报志愿，分到哪种语言就学那种语言。人的一辈子有的时候有一种偶然性，其实这是一种转折。我如果解放后参了军，或者是参加了抗美援朝，或者一直念中文系，那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对于这个专业，我也谈不上喜欢，我还是喜欢中国文学。当时念外语也没有什么将来搞文学研究的想法，服从国家需要就是唯一的任务。
       问：作为第一批学习印地语的学生，能否请您谈谈当时的学习情况，比如教材、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安排?
       答：我入学的时候，谈不上有正式的教材。第一学期是金克木先生上印地语课，后来就是印度外教上课。让金先生上印地语，这可委屈了他。因为这不是他的所长。金克木先生和季羡林先生都懂好几种外语，最擅长的是梵语巴利语。我羡慕他们懂几种外语，读的书又多。我学一种外语，使出了好大的力气还不怎么样，第二外语就更差了。金克木先生懂英语，又自学了法语，在印度几年，学了梵语巴利语。印地语是他在印度人中间，和印度人交往学会的，对他来说，学懂一种外语是多么轻松。解放后高校提倡学俄语，据说金先生和季先生听了听语法，看了看书，就慢慢看懂俄语了。
       从1951年10月开始“三反”、“五反”，我们都去参加三反五反工作了。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一些人组成检查组去工商业主的家里和企业里调查他们的经济问题。这种小组的组成人员一般有一个组长(革命干部担任，掌握政策)，有一个会计(查账)，有一个武装人员(保卫)，此外还有做思想工作的人(根据企业大小，一至二人)，给工人讲道理，宣传政策，做动员工作。我们就是担任这个角色。我们全班都参加了这种宣传思想工作。工作结束后，我被学校留下来继续搞三反五反工作。原来北京市一些高校校内的三反五反还未完，大批人的问题还未弄清楚，于是高校集中到北海原辅仁大学进行清理，被清查对象有几百人，各高校都有专门的清查组。我在宣传组工作，参加宣传、组稿、整理政策案例进行解说等。7月结束工作，我回到学校。当时正值院系调整，我来到燕园。三反五反结束，我也入了党。
       最初教材是由金克木先生编的，后来由好几位外教连续选编印地语的各种精读、泛读教材。应该说，经过几届学生使用，对初编的教材进行了修改补充、丰富完善，到1957、1958年开始逐渐有了比较正规的教材。当时没有印刷条件，虽然是油印的，但是已经是比较适用的教材了。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时期。我从印度回国到北大报到之后，6、7月，系里让我去帮忙办展览。北京市要在农大办一个高校大跃进成果展览。学校里面有十几个系，每个系都选出一些人张罗这件事。当时是大跃进，系领导提出三、五年我们要搞出什么东西来。我们教研室提出要编出一至五年级的各种系统教材、语法、文学史、印地语汉语大词典，汉语印地语大词典，成语词典等等，一提就提二三十种。结果就有人把这些还没有着手编的教材、词典等裱成像正式出版物似的模型。我对领导说：“我们还只是解放思想想出的计划呀!计划还没有落实，那计划怎么能当成成果呢?”其实各个教研室都一样，各系都一样。由于我刚回国，没有经历过前期已经出现浮夸风苗头的薰染，还不习惯，所以才提出问题。我们现在说当时的浮夸，往往提到亩产几千几万十几万斤的新闻报导，其实我们身边的例子有的是。
       
       问：您还曾经去印度学习过，为什么提前毕业去印度呢?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我在1954年11月提前两个月毕业去了印度。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54年10月份印度总统尼赫鲁到我们国家访问，这在当时是件大事。据说在双方会谈时，谈到开展文化交流，双方同意互派留学生。于是教育部让北大派了两个学生，即刘国楠(可惜他于1987年过早地去世了)和我两个人到印度去留学。没多久就启程了。行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指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往印度留学的学生，也是第一批派往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意义重大，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增进和印度学生的友好关系。我们11月到达印度，被安排在德里大学天鹅学院印地语系学习。去了不到半个月，新德里举行了一个国际学生的集会，把我们请去了。尼赫鲁参加了那次集会。当时我们跟尼赫鲁说：“尼赫鲁先生，上个月您到中国访问，我们都在大街上列队欢迎您。”——尼赫鲁曾经到北大发表过讲话，当时我们也还不知道能够去印度学习——我们还说：“当时，我们在北大听您说印地语都高兴极了。”其实尼赫鲁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开始的时候说了几句印地语，还是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做的翻译呢!就几句话，然后就是用英语讲话。我们特意说，他讲印地语我们很高兴。他问我们是学什么的，我们说是学印地语的。他问学了多久了?我们说三四年了。他问，那你们现在来学什么呢?我们说，还是学印地语语言和文学。他说，印度的文学在梵语中，你们可学学梵语。我们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使馆，结果使馆没有理睬这件事情。他们说，不用那么认真，还是按国内交待的任务学印地语语言文学。我们在印度的三年半的时间，是中印关系最好的时期。当时我们受到很多优待，连上下飞机都是不检查的。
       问：您在印度期间一直学印地语吗?如何选课呢?
       答：是的，我们学习了3年零7个月。第一年是在德里大学的天鹅学院，以后我们转到北方邦贝拿勒斯(现瓦拉纳西)大学去了。我们主要是自由选课。出国前，教育部的人告诉我们，你们出去不用拿他们的学位，要灵活点，主要是了解哪些课程对我们将来有用，就学那些课程，不用死抠学分什么的，所以我们选课比较自由。他们系里开什么课，我们觉得不错，就听去。
       问：您觉得比较有印象的课有哪些呢?在求学期间有什么特别体会吗?
       答：比如作家研究。他们的作家研究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所欣赏的那些作家，我们不一定欣赏。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是从思想方面谈作家。他们讲的文学史我们也去听，他们讲的散文写作我们也去上，写了文章交给他们改。还有应我们的要求开设的翻译课(汉译印地)。他们不懂汉语，我们就把英语译本给他。什么重要的报告呀评论呀，我们翻过去，他参照正式出版的英译本给我们改。这个英语本只是参考，后来我们就不用英语本了，我们觉得将来我们的工作不会借助英语，而且我们的英语也并不怎么样。汉语翻译成印地语的时候，有一些它的特点。有的时候直接翻过去还好一些。由于以前没有总结归纳，我们自己开始摸索，如果这样摸索几代的话，那就好了。但是后来没有人继续去研究，所以现在外文局凡是翻译印地语的人，都是按照英语的模式。当然从语法结构框子来说，英语和印地语比较接近，都属于印欧语系。但是有一些东西，印地语的习惯和我们汉语差不多，通过英语一转的话，反而失去了很多精彩的东西。我们也没有想到学了回来会直接运用到教学中去。当时还不知道以后回来干什么呢!
       我对留学印度感受最深的是有足够的时间看书，你一天看24小时也不会有人干涉。当时中国刚解放不久，社会大变革、政治运动、政治活动、政治学习、党团组织生活和各种会议很多，很少时间潜心学习。到印度以后环境完全变了，我们有了充足的时间读书，效果也不错。另外，由于校方照顾，问我们学习上有什么要求，我们提出给我们安排一个咨询老师，为的是我们在读书中遇到问题，有人给我们解决。学校这样安排了每周两小时，我们受益很多。有的问题老师解决不了，也会指出找什么参考书，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对此，我至今仍存感激之情。
       问：那您1958年回国之后的情况呢?
       答：1958年以后，说实在的，搞什么业务呢?当时国内在搞大跃进，解放思想，大鸣大放。随便就可以不上课，去参加社会活动，参观徐水人民公社，去看人家大炼钢铁或大搞试验田。当时有关三面红旗，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思想改造的口号喊得很响。1960年到1961年，我就下放十三陵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9年到1970年和1975到1976年又先后两次下放了各一年。这么瞎折腾，怎么能搞好教学、科研?其实，我们出国学完回来，正该要发挥作用呢，可惜时间就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面了。还要说明一点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在担任的社会工作上面。
       问：您回国之后一直是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
       答：是呀，一直到文革结束一、两年之后，才开始重视搞业务。1977、1978年好多时间在拨乱反正。你要知道，当时粉碎了四人帮，为了消除其影响，肃清流毒，政治活动也很多。就是说搞业务的时间相对还是少，而且也没有那个气氛。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们早一点，或者比我们晚一点的，耽误了很多时间。
       问：那文革期间是否有很多年没有学生呢?
       答：1966至1969年就没有招生。1970年开始实验性地招收工农兵学员。那时候乌尔都语班学生还不多，可能一二十人吧。但是当时印地语的短训班人可就多了。短训班是学一年，在北大校本部学习。而长训班的学生在江西鲤鱼洲的基地上学的有五十多人。短训的走了之后，江西的长训班学生就回来了。当时印地语的短训班约有八九十个学生学习，分成好几个班。长训班被分成三个班，我分别承担了长、短训班各一个班的教学任务。
       问：1978年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了，您是怎么开始搞印度文学研究的呢?
       答：其实1958年回国之后，正值大跃进，在这种气氛下，就让我从9月开学时给四、五年级开设文学史课程。我匆匆上马，开始讲《印地语文学史》和配合文学史的《印地语文学作品选读》。时间仓促，逼得我开夜车。当时的政治活动又多。我说，别叫文学史了，就叫印地语文学吧。不过这样逼两三次，第一次是提纲似的，隔两年，就加工修改成一个讲义，到最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就编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讲义了，大约25—30万字。我把前面的十几万字交给印刷厂打印，当时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乱哄哄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把这些东西要回来。我跑到印刷厂去，要我的讲义。不料竟然被印刷厂的打字车间弄丢了。我觉得实在是可惜。没有办法，只好根据原来的那些素材再重新整理了一遍。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什么课也不上了，有那
       么几年，我都没有理它。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开始招生，要上课了。我就把它重新整理，写成了《印地语文学史》。我对这本书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还是比较粗糙，受当时时代的影响，政治色彩很浓。现在也没人去搞了，很遗憾。1983年整理好了，结果刚成立的学校出版社嫌发行量会很少，没有给出版。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于1987年正式出版了《印度印地语文学史》。
       问：接下来您又从事了那些方面的学术研究呢?
       答：随后在80年代，我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十多项大小课题。从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南亚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亚非戏剧》、《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古代印度文学史》等。90年代由于我承担了主编《泰戈尔全集》的任务，又承担了社科课题《普列姆昌德评传》，所以就没有精力参加季先生主持的其他课题了。
       问：那么在后来的研究中，您体会最深的是哪项研究呢?
       答：体会比较深的是《普列姆昌德评传》(国家社科项目)。为什么要写它呢?因为这是研究生的一门课，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现代大作家，不研究他不行，不开研究他的课不行。我对这个作家比较熟悉，还翻译过一些他的作品，在印度还参观过他的故居，我喜欢他的作品，不喜欢他的作品是没有兴趣写他的评传的。在系统写评传以前，在文学史中讲到他，课堂讨论中评论他，论文中也一再分析过他，甚至以他为题目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讨论他，所以也就比较顺利地写出来了。主要的问题是取决于对作家了解的程度。写完后正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想出版学术著作，得知这部书还是国家社科的项目，所以就出版了。
       关于写《印度两大史诗研究》，也是起源于要开这门课程，作为印度语言文学专业，要不研究两大史诗和开设这样的课程也是说不过去的。我不懂梵文，但在没有人直接从梵文研究两大史诗和开课时，用印地语去研究总算是“聊胜于无”，所以我就勇敢地或者说冒险地开始了。要看完《摩诃婆罗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集中近一年的时间看完了它。看一遍不行，有些地方还得反复看和琢磨，要不就搞错了。我们中国出的有关介绍印度的书中介绍到《摩诃婆罗多》时几乎都出错，或者介绍得似是而非，因为很少有人是看了全书后写的介绍，不出错才怪呢!这个课题是作为北大研究生院重点课程建设的项目完成的，后来又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我不是按照历史发展系统写的，也不是按照某种分类，而是选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题目，写了十几篇论文。去年这本书也出版了。另外补充谈一件事，90年代我和两位同行倪培耕、白开元还承担了主编《泰戈尔全集》(共24卷)的工作，全集接近一千万字。我还承担了十来个剧本的翻译。完成这个项目之后，我本来还想写《泰戈尔评传》，这当然也不容易，我还希望在退休前开这门课和搞这个课题，但未能实现。不过现在看来精力也不够了，只好知难而退了。
       问：那么这些年来，您一共翻译了多少作品呢?
       答：我主要是翻译了普列姆昌德的几部小说集、泰戈尔的十来个剧本。我认为翻译比写作要轻松点。翻译并不用琢磨问题的深度，而是根据你对语言的掌握和理解。书读多了，理解就不会出错，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所以翻译不需要你花太多功夫去琢磨一个问题，你掌握了那种语言，你不会理解错，然后你再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如果你写作还顺利的话，那就不会太费劲。你看，我刚才说的，泰戈尔研究是一个难题。这个难就是说，在众多人研究的基础上，你要有一些新意。像普列姆昌德没有人写过，你写成什么样都填补空白。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翻译要容易一些。我这十来年就没有搞翻译了，而且现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也不热门了，何况印度文学翻译!
       问：那你们翻译的《泰戈尔全集》都是从什么语言翻译的?
       答：《泰戈尔全集》大部分从孟加拉语翻过来。特别是诗，全部是从原文译的。其他小说、剧本部分从印地语翻译的。极少部分是从英语译的(包括原文就是英语的作品)。我们之所以同意从印地语翻译，就是因为从印地语翻译，也比从英语翻译好，多少保留了一些印度味。我译了10个剧本，其中有几个是第一次介绍过来，有几个过去有英译本，这次也从印地语重译了。也可以说，我们翻译的《泰戈尔全集》是前进了一步。再过若干年，全都从孟加拉语翻译过来，就更进步了!
       问：教书育人是老师的首要任务，您能谈谈您是怎样培养硕士生的吗?
       答：前不久，我还去参加了我校世界文学中心(即现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成立20周年的纪念会。世界文学中心是从1986年成立的。1985年东语系文研室(成立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东方文学方向第一次招收了6个学生，其中有两个是印度文学方向的。1986年世界文学中心成立之后，东语系后来招的东方文学研究生就划入了世界文学中心了。印地语的第一批两位硕士生是1979年入学的本科生毕业之后读硕士的。我指导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本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世界文学中心招的硕士研究生共11名，指导博士生6名，还指导了来北大进修的国内访问学者5人。以上硕士生、博士生和访问学者中，除了两位去美国留学和一位不知近况外，有8位已经成为教授、研究员和编审，其中还有两个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其他的都已经是副教授或其他副高职了，他们在有关印度学科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问：请您谈谈对印度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
       答：对我国学界来说，印度学科是一座半开采的富矿，它可以供我国各方面的学人去挖掘。当然，近期它不可能成为显学。特别是印度语言，是个复杂的问题，除了作为研究工具外，在许多场合，英语都替代了印地语乌尔都语和其他印度主要的地方语言。如果一个人能既掌握印地语又熟悉英语，那就可以在各方面占有优势，既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又可以参与广义的外交和社交活动，当然这只是从语言工具这方面说的。研究古代印度的典籍，除懂梵语外(梵语较难，通过梵语掌握材料很有限)，最好还要懂印地语，而几乎所有印度古代梵语的典籍都有印地语译本，用印地语写的研究专著就更多了。印度学科虽近期成不了显学，但它是有志于学术研究者较理想的专业，这座半开采的富矿总会提供宝贵的东西而不会让辛勤的开采者空手而归。
       采访人：高　鸿、王　旭
       访谈整理：高　鸿
       责任编辑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