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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玛格丽特·福勒是19世纪美国文学、文化史上一位卓尔不群的知识女性。与同时代男性超验主义思想家一样，她致力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坚持“自我完善”的超验主义信念，提出了“女性气质”和“姐妹情谊”等女权理论观念，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实世界和象征秩序中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获得了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为妇女争取平等的写作和研究权力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本文着重分析和论述福勒的主要思想，旨在探讨使其成为一个超越时代的自我的原因。
       关键词　福勒　女性气质　姐妹情谊　女权思想
       人类历史应是两性和谐相处、共同创造的结果。但从现有的文明史框架中我们读到的似乎只是一部男性史，主要描述了他的经历，即所谓“艺术家其人”(man the artist)、“狩猎者其人”(man the hunter)和“人及其环境”(manand his environment)。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还是被誉为平民政治和民主典范的美国杰克逊时代，妇女在历史长廊中的伟大之处被掩埋了。正如美国著名性别史研究专家M．E．威斯纳一汉克斯(Merry E．Wiesner．Hanks)所指出的那样，“各种世人皆知的范畴及范式的混乱搭配最终涉及了一个长期被当作整个史学合理焦点的话题——人(man)。把男性的经历视作普遍性的做法不仅掩盖了妇女的历史，而且也阻碍了人们按其本来面目来分析男人的经历。”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入影响，女性主义批评家觉得再用已有的各种范畴如民族、历史时期、社会阶层和宗教派别等去探讨历史中的妇女生活就难免失之偏颇。他／她们主张应重新考察历史结构的安排方法，把着眼点放在历史的另一半，即妇女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从而推动各学科领域对妇女历史发展的再审视。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许多历史上出现的，但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女性得以开掘。美国19世纪的才女、文化思想家玛格丽特·福勒就在这个时期重新得到关注，成为不同注意力的焦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猜度福勒，不无想象地解读这位谜一般的19世纪美国才女，深入透视其不拘一格的文化思想及其内涵。她的书信也被结集出版，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把她尊为她们的先驱。在某些方面，福勒的思想与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和斯皮瓦克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譬如她们都注重性别压迫研究，特别留意历史上被埋没的女性以证明“她的历史”与“他的历史”一样辉煌。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才惊呼自己原来不慎失去了一位女天才。为此，他们决定重新挖掘这位被遗忘的文化故人，一个被祖国冷漠、无情地拒绝了的“勇敢、雄辩、敏锐、有造诣、忠诚而且坚定的灵魂”。
       福勒开启了美国女性主义话语的先河。她那激进的、关于女性应享有政治、社会、经济、教育乃至性平等的观点直接启迪了当时美国女性的自我意识，鼓励她们独立思考，积极参与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她不仅思想前卫，而且善于交朋结友，常被称作一个“快乐的客人，总能带给人们妙语、趣闻、爱情故事、悲剧乃至神谕”。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福勒就是一个热衷于表达思想的人，“一开口就有辉煌的成功等着她”。爱默生曾经高度评价自己与福勒的交往，并把这种亲密的思想交流看作是分享真理、获取智慧的源泉。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与福勒“那富饶的思想为伴，日子从来没有长得难以消磨过”。爱默生与福勒交往甚密，前后长达十多年。他曾感受到福勒的暗恋，但出于婚姻和道德的自律，爱默生选择了一种不伤害对方感情的拒绝方式。一方面，他对福勒很有好感，想与她一直保持那种“可以分享快乐的崇高之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敢进一步发展新的关系。他把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写进了日记：
       你想让我爱你。我能爱你什么呢?你的身体?这个假设会让你呕心。你还想到、说到了什么?……除了现在和将来的情况以外，我看不见任何爱的迹象。我能爱你的勇气、你的胆量、你正在萌发的爱慕之情、你开放的思想、你的祈祷。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呢?
       勒福一度占据了爱默生的情感生活。难怪后者一见到福勒就有如此别样的感觉：
       她向我走来
       碧蓝的眼睛为我睁开
       让我沐浴在她柔情的目光里
       我愿耗尽最漫长的时日
       探寻那目光中深藏的秘密。
       爱默生尽管竭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世界，不与福勒发展进一步的关系，但他充分肯定这段近似情缘的感情交流，认为自己“每次见到她都会为她新的活力而感到惊讶”。
       福勒生前享有一定的声誉，尤其在新英格兰的文人雅士圈，常被誉为“最博大的女人，但不是那种想做男人的女人的人”。她是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少数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加社会改革活动，参与布鲁克农庄的组建，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并与爱默生、帕克和钱宁等新英格兰思想名流保持密切的联系。她没有写小说，但写了不少诗篇，也撰写了数目可观的散文、文学评论、旅行札记和演说词等。她以对话讲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她的《19世纪妇女》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5)一书集中体现了她的思想力度。作品为妇女的自立辩护，奠定了福勒在美国思想界的永久地位。然而学术界对她的评论似乎并没有重视这一点，尽管已有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想从她那里取经，试图找到某种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依据。作为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一名杰出的女性思想家，福勒无愧于美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的女性意识、文学观念和社会改革思想是19世纪美国精神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一、批评视阈中的福勒
       在早期评论家的眼里，福勒是个聪明过人的女性，不仅思想敏捷而且逻辑性强，写出来的诗歌，大胆、真诚，显示了独特的文学才华。但是人们似乎并不欢迎她的《19世纪妇女》，认为该书只是对一些常识和家常琐事唠唠叨叨一番，至多谈到了一些涉及男女的事情。全书没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不见有什么特色，根本概括不了19世纪妇女的实际处境。
       卡帕(Charles Capper)著有《玛格丽特·福勒：一个美国人浪漫的一生》一书，通过对福勒这位知识女性与众不同的生活变故和卓尔不群的思想意识的分析，揭示了19世纪初美国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及其困惑。随着不同传记的问世，福勒在读者心目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传记作家因过分关注她的个人生活逸事而忽视了对其人格的塑造。作为一个生性敏感而富有深刻思想的知识女性，福勒在美国女性文化建构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曾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表达了自己对社会问题、艺术文化和女性意识的诸多看法，显示了独特的思想魅力。同时代的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在论述福勒的思想时充分肯定她的自我修养：
       
       福勒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这是她一生追求的人生目标，远大而崇高，她像信奉宗教一样执著，简直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本身就是自我完善。如果她刻意追求知识和才干仅是为了超越别人以便获取名利、地位和别人的羡慕，那她就不是福勒了。我见到的福勒不是那种虚荣性十足的人。她是一位思想深刻，注重自我发展，且有着生活阅历的人。
       作为美国早期最杰出的一位女性学者，福勒充分利用公众舆论作为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阵地。与同时代的男性超验主义思想家一样，她也致力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采用感人的会话体，其语言说服力远远胜过了平淡无奇、僵硬刻板的书面语汇。她以对话的方式与人进行争辩，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当时聚集在她周围的一群女性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受其影响有着激进思想的知识女性。她们崇尚自由，热爱古今文学，并坚持“自我完善”的超验主义信念，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实现自我潜能的价值。难怪有人说她是“知识女性的超级明星”。
       福勒对妇女地位的分析比较全面，涉及到政治、经济、公民权益和接受教育等，充分表达了其女权思想。不少学者迷上了她的那部划时代作品《19世纪妇女》。如今这部作品已被视作美国女权运动史上一部里程碑之作。《作为世界公民的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Fuller，Citizen of the World：An Intermediarybetwee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一书着重考察她对美国文学的贡献，专门论述福勒在欧美文学之间所起的媒介作用，基本上肯定了她的文学观念，认为她博学多才，吸收了包括古希腊艺术在内的欧洲各国文化。福勒是个翻译家，侧重翻译德语作品，但同时非常关注译自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并经常为《纽约论坛报》撰写译评。其主要批评观念在《批评家短论》(A Shoa Essay on Critics)一文中可见一斑。福勒对文学评论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认为批评家应该具有“综合批评能力”，不仅要在深入了解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评价一部异质文化作品，而且对其评价也应该采取一种充分的，具有绝对的、恒定的价值标准。这种批评标准还体现在她对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谴责上。在她看来，这位法国作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她尽管在不同场合也曾以赞赏的口吻谈论过他的创作，但在给《纽约论坛报》的书评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鄙视态度：“不要奢望能从巴尔扎克那里获得什么!别管他的那些充满自杀话题的作品。”福勒对但丁的作品情有独钟，认为他的创作中有一种受精神驱使的现实主义气质。正如弗里兹·富莱希曼所说的，是但丁触发了福勒对翻译的兴趣。她从具体的作品翻译中领悟翻译的意义，即所谓“翻译的不可操作性和翻译与批评或阐释的密切联系等”。
       福勒对神话的研究铸就其文学成就，她的书信集、会话体随笔和《19世纪妇女》都致力于一种神话建构，凸现美国妇女史的苍白。她发现在美国社会中妇女同样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在她可阅读的“美国历史”里，最初的探险征服者是男性，地主商人也是男性，政治领袖是男性；军队统帅和士兵都是男性。这里女性的身影是看不见的。事实上，早在19世纪30、40年代，美国妇女就开始了她们的反抗，抗议那些只想把女人禁锢在“女人圈”的企图。不少妇女投身于各种运动，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斗争。《塞尼卡镇信使报》在1848年6月20日“妇女权利讨论会”结束后发表了《原则宣言》，其中写道：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地球上人类生命中的一员，女人有必要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其异性无法替代的……也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她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对女性反复进行伤害、侵犯和蹂躏的历史，其直接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压迫妇女的完全意义上的暴政。为了证明以上论断，让事实还世界一个公道吧!
       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曾经明确指出，妇女的“身体特征似乎又决定了她们是男人便利的用具。男人们可以任意驱使、盘剥、玩弄她们，而她们同时扮演着奴仆、性伙伴、伴侣以及集生育、教育和监护子女于一身的多重角色”。在父权制的法律和习俗中，妇女处于一种奇怪而复杂的状态：“在想像里她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孩子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枚戒指。”法律和习俗规定的女人的地位就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的地位，决定了女人是男人的财产，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被剥夺了按自己意愿去思想和生活的权力。福勒以历史为镜，并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视角深度审察了这个由男人主宰的历史，勾勒出现实历史语境中妇女被压抑、压制和剥夺了个性自由的屈辱史，旨在颠覆现有的文化建制，以便提出自己对文化批判的见解。她让美国妇女认识到，历史是男女两性相互作用，并向更完美的人性进化的过程，其间妇女同样需要男性所需要的独立，或者“她自己的标准”。她的《夏日湖景》(Summer on the Lakes，1843)记录了许多对印第安人的描写，批驳了旅行者、传教士和商人对土著人所作的非人描写，审视这一被人贬抑践踏过的群体。在她看来，印第安人社会不像那些传教士所贬抑的那样，是个静止的、单纯的社会，而是复杂、多元的。她所揭示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充满生机、同白人一样的个人。她采用多元视角，比较客观地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她不仅深入印第安人社会，与他们交流，而且在审视他们的文化时同样也接受他们对自己的检视。在一次与印第安妇女的交谈中，那位印第安妇女借用她的阳伞，她把它戴在孩子的头上，一边瞧着她发出可爱、又作弄人的笑声，嘴里喊着“你怎么带一样只适合孩子玩的东西”。
       二、福勒的主要思想及其表现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妇女的确受到男性的压制，丧失了话语权。英国文学的发展史就是明证。在16世纪的英国，妇女是沉默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妇女和小说》一文中写道，“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妇女通常不得不遵循男权社会的习俗和规范，不仅没有在受教育年龄享受到与男性同样的受教育权，反而忙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没有时间，也不允许去舞文弄墨。福勒认为：男人的成长包含了阳刚之气和阴柔两个方面，融合了力量与和谐、权力与美丽、智慧和爱情。一方面，她呼吁妇女要自立，不能完全依靠男人；另一方面，她又强调正是这种独
       立的女性意识才是异性间产生爱情的基础。为了更好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福勒深入了解历史，全方位地考察历史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在她看来，女性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不良影响，妇女总是因过于忠贞男人而失去了爱的自由，这不仅造成了她们的性冷淡，而且还使其婚姻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夫妻双方都不能按照本性自然地行使各自爱的权利。
       21岁那年，福勒回忆起自己有一天在爬楼梯时突然停下来质问自己怎么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成了玛格丽特·福勒。这个她在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直令她困惑，也给了她思想的灵感。自我追问使她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性，成为一名知识界的精英。“认识你自己”是福勒作为女性生命的前提。她的“自我一认识”之核心就是自我审视。一听到同时代人尤其女性对自己批评时，福勒就用日记写下自己的反省结果。她曾经这样写道：“我想感受、了解自己的痛苦，努力发掘痛苦的本质及其渊源。”她把个人的忧伤和痛苦看作是一种理解和成长的必要前提。倾听灵魂的召唤又是其“自我一认识”的内涵。信任来自心灵的智慧。她把神秘主义看作是“一种执著于聆听一种来自心灵的细小、安静的声音”。此外，她的“自我一认识”还包括了自我实践，即努力寻求适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其中既有情感的，又有感官、肉体的。在对待性别规约和社会习俗方面，福勒的反应也是独特的，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她在顺从或蔑视性别规约方面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主张女性应具有一种自我意识。她根据有机生长理论得出了“妇女必须学会依靠自我”的结论，认为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只是“被教导从外部学习她们的行为规则，而她们的内在能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示”。在福勒看来，每个个体生来就是一颗设计独特的种子，必须让它在其一生中充分“生长”。这一观点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格里姆凯等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基本相似，主张女性应该独立面对世界，不受外界左右，充分展示个人潜能，真正实现其愿望：“我总是回到我自己，做自己的精神导师、学生、父母、孩子、丈夫和妻子。”这是一种尊重个性的独立女性观，可以促使女性摆脱群体意志，独自生活，抛弃所有她们平常珍视的，社会和男人灌输给她们的思想，不再妥协、不再孤立无助。作为个体，女性需要自由地施展她的才能，发现自己的真理；而作为整体，她们又需要探究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而整个过程又必须由妇女自己去完成。福勒所谓“女性的最好帮助者就是别的女人”的说法是想说明女性秉承独一无二的天性。“如果她们的智慧足以帮助她们培养女人自己的实力和特有的美，她们将不愿变成男人，甚至不愿像男人那样生活。”福勒进而呼吁：
       妇女必须停止(向男人)询问，不再受他们的影响，而要回归自我，探询生命的基本成分，直至发现她们自己特有的秘密。然后，当她们再次出现时，仿佛受过洗礼一般焕然一新，此时的妇女已经知道如何把废物变成金子。
       这里，福勒强调的是女性真实而独特的天性，一种男人不具备的特别力量，这是区别于女性的主要资质。因此，她郑重表示：“女性所需要的不是要做那种想统治或行使权力的女性，而是那种作为女性最本质的东西，即女性可以按自然本性成长，获取知识和自由生活。”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假设，福勒还专门举例阐述女性的直觉智能：
       (妇女的)直觉不仅更为迅速而且准确。人们常常会发现才智甚高的男人对气候变化一类问题极端愚笨，而气候的变化与他们周围种种形式的生命体有着细微的、难以察觉的联系。而普通女人……能以准确的辨别能力捕捉并描述出这种变化。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福勒是最早提出女性差异性理论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认为如果社会允许妇女发挥她们的特性，她们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她是把妇女解放和改良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福勒在夸耀女性独有的某种超越理性的直觉的同时，竭力赞扬女人的丰富想像力。她悲悼社会长期以来对它进行讥讽和排斥而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不公正的排斥使得公共社会缺少了一种微妙的洞察力而变得片面有限。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她提出了汇集女性气质的主张，并从瑞典神学家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的新柏拉图哲学观念中吸收灵感，大胆地提出了雌雄同体文化的设想，认为人类的成长是双重的，即男性化和女性化过程。就这两种方式的分类而言，它们是能量和谐、力量与美丽、智能与爱情的划分。只要双方能够得到圆满和谐的发展，它们就会像地球的两个半球一样，相互呼应，相互完善，最后产生“一个令人欣喜的和谐状况”。福勒坚信这种女性气质与公众社会的有机结合会产生一种令人向往的女性化文化，即建立一个植物般温和、融洽、平和，并远离暴力、酒精和毒品的友好世界。女性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充当了一个“暴怒成分的协调者和消解员”。福勒一方面宣扬其女性气质，致力于女性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女性长期生活在一个大男子主义、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男性中心论的毁灭性影响，其结果出现了“现在根本没有女人，有的只是一个长过了头的孩子”的可悲现状。她曾抱怨道：
       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温柔而又大方，但总觉得我的这些品质一直没有被人认识到，好像它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似的。我已是21岁，但过去的生活毫无价值。我也不愿去想我是否做错了什么事。我多少有些心高志远。
       因此，要建设女性文化，必须首先揭示男性主义的思想偏见在语言、艺术、文学、教育、政府机构以及宗教中留下的痕迹，并加以摈弃。她的《19世纪妇女》就是一部专门剖析男性主义社会思想偏见的著作，提出了“女性气质”、“社会协作意识”和“基于妇女相互之间广泛而深沉的姐妹情谊”等女权理论观念，主张以女性为中心，弘扬女性情感中积极、仁慈的特点，进一步凸显母亲的力量以及作为社会内聚力的母爱精神：
       母亲很乐意把巢筑得越暖越舒适。大自然本身就会这样。没有必要替唱歌、飞翔的鸟儿修剪羽翼，也无需为它担心是否能长出搏击长空的翅膀。不按自然规律，强迫出来的东西往往多半是不适宜的。
       福勒对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反对那种所谓“妇随夫”或“女人象征贞洁”的传统观念，认为这是套在女性脖子上的绳索，禁锢她们的自由思想。长期以来这种狭隘的性别观念主宰了婚姻，大大损害了妇女的权益。而现时代的两性关系恰恰就是由建立于其上的婚姻观念决定的。
       19世纪40年代，美国创立了傅立叶公社，旨在探讨人类未来和新型的生活方式。当时傅立叶的思想和意向是要创造一个可以满足人类一切欲望的社会。在这个傅立叶式的社会里，一个全新的爱的世界里，所有虚伪的情爱荡然无存。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将被废弃，就像只从事一种工作的情况不复存在一样。每一个成员都将融入一个复杂的联络；每个人都将佩戴一个徽章以表明他或她的特别之处。个人所
       全力关注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倾向。这一点，在傅立叶看来，是唯一真正值得人们关心的。为了满足人类所具有的所有情感，每人应建立全方位的人际关系。比方说，一个男人应有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柏拉图式的朋友，另一个女人作为工作伙伴，第三个女人是传统意义上的情人，而第四个女人是精神上的知己。女人当然也应有同样范畴的人际关系。而且所有的性爱关系都是可以得到的，性爱可以扩大到两人以外的群体。傅立叶主张无论从一般的情欲到特殊的渴望，以及肉体和精神欲望的真正完美结合，一切都应得到重视。但这种两性观念在当时的新英格兰是受到禁止的，不能作为社会话题来讨论的，惟独福勒这样思想开放的女性敢大胆冲击并加以研究。福勒与爱默生之间的友／情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也是傅立叶全方位人际关系的体现。
       福勒对自己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并不感兴趣。在评论英国诗人伊丽莎白·巴瑞特·勃郎宁时，她还以男性的口吻表达自己对诗人的看法：“批评家感到快乐的是要表达他对她的景慕之情。”文章接着又把女性易动感情和关注细小事物的特性描写一通，而结论是：“很高兴读了一遍这样的诗歌，但再也不会去读它们了”。即使在《19世纪妇女》中她也没有直接使用女权这样的字眼，而是从更深的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探讨女性观念的形成及其变化。探讨的是男女两性对灵与肉的平等诉求，追求两性在教育、文化和生活各个方面的绝对平等，敦促男女双方各自尊重对方，互相视为“一种思想的均衡两半”。福勒对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使用的那句“女人的名字是脆弱”的话非常不满，毫不犹疑地将它改成了“男人的名字是脆弱”。她从男女平等出发审视婚姻，提出了对纠正婚姻中两性关系的设想。在她看来，男女应该结婚，问题是在现实婚姻中男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不平等因素。显然，妇女结婚后并没有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妇女想获得真正的平等还必须面对严峻的挑战。这种愿望和思想会遭到来自传统婚姻观念的抵制。因此，从现实来看，结婚不是妇女刻意追求的理想的两性结合方式，而只是让男人拥有一个听命于他的女仆而已。她认为这是错误的婚姻方式，基本决定了妇女不可能造就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个性，相反总是“从属于她的男人”。福勒意识到婚姻对双方的约束和义务要求，但同时又认为以婚姻形式的两性结合富有神圣性，其中包含了精神上的联合。她从前人那里借用了“家庭伙伴”(householdpartnership)的思想并用以解释婚姻关系，即所谓“夫妻完美的结合应该以一种宗教式的体悟方式，领会平等”。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婚姻便是涵义丰富的两性结合，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合伙行为，双方共同承担生活的义务，即所谓“女人要找一个聪明能干但又善良的丈夫而男人要找一个贤惠、温柔的妻子”。其次，这种婚姻又总是让双方以各自对对方美化来营造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过一种“地窖生活”。再则，婚姻双方还应是“知识伴侣”(intellectual companionship)，文学家、艺术家或从事公共事业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妻子那里获取智慧、灵感、自信和精神慰藉。
       福勒在超验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女权主义思想和对妇女权益的宣扬是分不开的。她积极参加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活动，并与爱默生、霍桑和钱宁等知识界的名流保持联系。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书信往来中，福勒得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福勒不仅用写作、对话和演讲表达自己别具一格的思想，而且还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她更注重作品的思想内涵，尤其那种具有超前意识或带有挑战性的作品。她本人就是激进思想的表达者。她认为作品中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与读者的交互作用方面。由阅读产生意义，进而实现创作与阅读的互动是她对文学意义的诠释。她尤其关注这种交互活动中的权力平衡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她对文学主体性建构的设想。由于福勒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作者用来表达思想意图的某种途径，因此她的文学观念中意识形态性很强，明确表达自己对社会改革和女性生活欲望的看法。无论《夏日湖景》还是《19世纪妇女》都显示出作者强烈的语言表达欲。福勒即便与人发生争论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她的自信和坚定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男性作家，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1846年去欧洲之前，福勒接连走访康科德，并在爱默生家多次做客。她与爱默生频繁通信，交换日记、手稿，并交流思想。这些交往流露出诸多由性别和欲望引发的话题，其中不少观点对爱默生的思想构成了某种挑战。从爱默生给福勒的回信来看，这些信札中有一种内倾性的女性主义思想框架，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爱默生对女性的态度以及他如何尊重女性的某些做法。更重要的是，爱默生非但没有排斥福勒的女权观念，反而让自己的思想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他渐渐地对女性读者产生了依赖，希望她们阅读自己的作品。而福勒也在阅读爱默生著作的过程中接受思想的洗礼。前后明显的差异是，两人交往过后，福勒的公共意识和政治企图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交互影响在爱默生的日记中可见一斑：“我让你吃个够，而且从不揍你。女人还要什么呢?”好丈夫说。在另一场合，他又写道：“社会靠金钱生存而女人就知道要钱，懂得钱的好处。我真不敢做女人!……除了请她吃草莓和奶酪还能指望她做什么?”
       爱默生与福勒之间存在复杂的情感，双方在感情的层面上都有过拥有对方的企望，因为他们彼此在乎对方的思想。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学者加朋友的关系。爱默生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坦诚地谈到自己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承认自己对女性缺乏那种“动物性”的欲望，因而往往对自己最喜欢的女性也会流露出冷谈。他恪守婚姻的伦理，既然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就不能在情欲上放纵自己，而应在情感上与别的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看不惯那种在男女感情上缺乏自律的情欲性男子，认为在他们“贪婪的眼神里流露出邪恶的目光，总希望在爱情以外再从感情上占有更多的女性。这种人的眼神表现与其心灵境界总是分离的”。从爱默生与福勒的交往来看，两者都是忠实于自我的典型，刻意追求一种自我独立性，寻找对自己的绝对真实。但在具体表现上两者的出发点是有差异的。爱默生对历史人物的筛选注重男性，譬如他在《代表人物》中奢谈历史上的伟大男性，列举了柏拉图、莎士比亚、斯威登堡、蒙田、拿破仑和歌德等。
       福勒则不同，她对历史的第一反应是为何不见女性的名字。她特别关注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尽可能开启女性的情感世界，旨在让女性认识到历史是她们与男性一道创造的。如果说男性的历史是辉煌的，那么女性的历史同样壮观。她主张女性应该充分自信，积极与男性分享受教育权。她在书中明确强调自己常说的人应该包括男女两性，两者缺一不可，不仅在思想上可以互补，而且共同创建了人类历史。她
       也列举了一长串名字，如诗人萨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妇女形象以及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和俄国的卡特琳等。福勒心目中的人类历史是两性合作的成果：
       哦，美利坚的男女同胞们，眼前所见的确让人感到恐惧：让我们拥抱那些代表人民，懂得他们的愿望，随时可以为他们的正义去献身的男人吧，接受他们为我们合法的领导者和统治者……朋友们、同胞们、所有珍爱德行的志士、所有热爱自由和真理的人们，大家都应警惕起来：切匆安于现状，只会营造安乐窝。千万记住“人类历史只有一个，这里跃动的是男女双方的心”。
       人类文明的文献记录中，男人对自己梦中情人的描绘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对女性人生的男性观点通常成为很多人想像女性欲望的唯一源泉。潘多拉、夏娃和阿芙罗狄忒等都是男性心目中的女性欲望、性的表征和梦中情人的典型例证。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对性欲和色情的喜好和追求大都避而不谈，独自掩藏起来。福勒对生活内涵的要求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美国女性所能想象的，她们只能望其项背。爱默生充分肯定福勒的聪明才智。在他看来，福勒就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在其题为《妇女，抑或艺术家?》一文中，他把福勒的笔说成是“不导电的东西”。不过，福勒对自己的评价显得更有说服力。她把会话能力与写作素材的匮乏作了明确区分：
       如此看来，像我这样一个既得体又才华出众的女性在与男性的谈话中显示不出任何优势。他们往往对我们的本能反应感到惊讶。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从哪里获取知识。但是，当他们步履蹒跚地迈着艰难的步伐时，我们却能推着车子走，而且可以飞翔，朝着更高更远的地方，用准备好的眼神去打量所有弱点……不过，写作就不同了。我们在完全没有别人暗示的情况下宣布了我们自己身上的思想。因为我们好像无所不知。他们希望我们告诉他们一切，但发现我们说得太少，几乎放弃了他们初识时对我们可能存有好印象的信心。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
       福勒的性别观念及其女权思想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最初声音。她的女性主义审美观和创作观至今仍是有待开掘的思想宝库。她的社会进步理想建立在她的个人主义信念与群体责任之间的冲突上。她并不满足于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做法，而是致力于先辈开创的理想主义传统。她不断地改造自己，从单纯的知识女性发展成为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其思想不仅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且每每都是超前的，激进的。她又是个重情感的女子，对爱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女性应像男性一样大胆追求爱情，表达自己的情感。正如有论者所说，福勒“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追寻与男性的肉体关系”。
       总之，福勒的作品具有挑战性，不仅富有思想性而且着实晦涩难懂，需要读者仔细揣摩。但福勒作为美国文学、文化的经典作家，其思想和对文学的思考值得深入探讨。她对语言、翻译和文学批评均有独到见解。她并不因传统社会习俗对女性的压制而俯首帖耳，而是以抗拒者的身份向社会挑战，进而全面开拓自己。她在与同时代男性知识界的接触和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并凭借自己独特的语言天赋大胆施展翻译才华，逐步把自己培养成一位思想超群的女性知识分子。难怪有人赞扬其语言才能，认为“她的知识结构和独特思想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她是一个罕见的语言多面手，能驾驭几种语言”。此外，福勒在男性中心的现实世界和象征秩序中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获得了同男人平等的权力和机会，也为妇女争取平等的写作和研究权力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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