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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艾米莉·狄金森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深化和丰富了狄金森诗歌的内涵。本文以时间为脉络，梳理并分析了狄金森经典地位的形成，以及最近25年文艺批评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在狄金森学术中的具体体现，以说明文本与时代的互动成为诗歌解读与阐释的基础。
       关键词　艾米莉·狄金森批评　阐释　互动
       艾米莉·狄金森曾说：“如果名誉属于我——我躲也躲不过”(书信集265)。狄金森在此预示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她生前与死后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之悬殊却是她本人始料不及的。虽然与狄金森书信往来的亲朋都知道她会写诗，有些人还很欣赏她的才气，比如狄金森的好友，后来成为她嫂子的吉尔伯特·苏珊认为狄金森的诗歌因为形式与比喻的独到而具有很强的辨认性。当时颇为走红的美国作家海伦·亨特-杰克逊曾一再要求她把诗作付梓刊印。还有狄金森一直称为“导师”的托马斯·希金森，尽管对狄金森在形式方面对传统的颠覆颇有微词，也承认狄金森的诗歌及书信有着“奇特的力量”，他后来把这种力量解释成“对自然与人生最新颖、最深刻的洞察”，是“形象而逼真的描述力与想象力”。然而，直到1886年5月15日下午，身患布赖特氏病一年有余的狄金森与世长辞，走完了她56年的生命历程，她身边的人并不知道，这位足不出户、终身未嫁的妇人留下了近1800首诗和近千封书信。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1800首诗歌后来使狄金森从一个“家庭妇女”一跃而为美国诗歌史上与惠特曼争锋的经典诗人。在她去世后一百多年间，学者与读者对狄金森诗歌及其本人的兴趣此消彼长、长盛不衰。一个多世纪以来，狄金森学者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运用多种文学批评理论，从不同的层面对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进行阐释和解读。
       1890年到1945年前后：走向经典
       从时间上来说，狄金森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1890年由希金森和梅布尔·托德编辑的诗选第一辑出版到二战结束前后是狄金森研究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读者对狄金森的兴趣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各种版本的狄金森诗集、书信集及所谓传记的出版发行。因为诗选第一辑的出版大获成功，各占据一部分狄金森手稿的两个家族不断推出新的诗集。从1890年到1945年先后共出版了8个不同的版本。到1945年托德及其女米德森特·宾厄姆合编的《旋律的雷电》(Bolts of Melody)面世，手稿中的诗歌基本上全部刊出，“选编狄金森作品的第一次循环告一段落”。各种版本的诗集让读者对狄金森独特的个人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急于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和情感故事。为满足这种要求，早期的诗集编者编辑出版了狄金森的书信集，以期书信能够代替生平，成为“窥见作者灵魂之窗口”。然而，由于书信基本上反映不出狄金森生平经历的事实细节，满足不了读者的好奇心，20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若干捕风捉影的所谓传记以及根据这些传记改编的戏剧及小说。这些作品都极力迎和大众趣味，忽视了狄金森的诗人身份，把她刻画为情所困，因而弃世的伤心女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早期的传记鱼目混杂，但也出现了有价值的作品，比如乔治·维奇勒的《这就是诗人》(This is A Poet)堪称这一时期狄金森传记的杰作，在虚构的伤感备受重视的背景下，它首次把重心放在了解读艾米莉·狄金森诗文的文化意义上。
       其次，诗歌版本的推陈出新，也开启了积极评价狄金森诗歌天赋及严肃探讨狄金森诗歌价值的先声。狄金森学者简·埃博文认为，不同版本的诗集“让狄金森走近习惯了女性诗歌之附庸风雅的读者，并成功地激发了英美评论界的敬意和兴趣”，这个时期许多评论家、学者及诗人都高度评价过狄金森的诗歌。希金森率先宣称狄金森是“风格独到的天才诗人”，她的诗歌“对读者来说，好比连根拔起的植物，带着雨水、露珠和泥土的芬芳，给人无可传递的清新感”。如果说希金森作为狄金森多年的朋友，同时又是诗集的编者之一，此番评价或许夹杂着私人感情，豪威廉·豪威尔斯在同一年的评价就更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狄金森的作品“乃是对世界文学意义非凡的补充，是任何世界文学的记载都不能忽略的”。30年后，文学评论家、诗人康拉德·艾肯同样很赞赏狄金森“极富个人化的天才”，认为狄金森的诗歌天赋和“独具的人格之美……足以使她置身于该语言最优秀的诗人之列”。艾伦·泰特于1932年发表的《新英格兰文化与艾米莉·狄金森》一文，堪称1945年之前最具影响力的狄金森评论文章。文中泰特对狄金森诗歌与新英格兰新教传统的相关性探讨，为“后来以文化为中心解读诗人提供了模式”。40年代，以论述清一色美国男性经典作家成就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与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现》(American Renaissance：An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而蜚声学界的弗朗西斯·奥托·马提亚森也把《旋律的雷电》的问世看作“美国文学年鉴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可以说，到二战结束时，以狄金森的诗歌为学术研究主题的氛围开始形成，学界与读者逐渐把兴趣转向狄金森诗歌本身，不仅通过狄金森的诗歌探讨比喻、反讽及斜韵(slant rhyme)的含义，而且从性别、地域甚至性本能的角度探讨狄金森诗歌的蕴涵。
       此外，狄金森在各类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中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篇幅。而且按照美国英语教师理事会(NCTE)1948年的统计，狄金森还是当时列入大学文学课程的仅有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她在入选的所有作家中名列第17位，另外两位入选的女作家伊蒂斯·华顿和薇拉·凯瑟则分别排在第36和37位。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早期研究为狄金森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1955年到70年代末：严肃学术研究的起兴
       如果说从狄金森去世到二战前后的50多年间，不同版本的诗集、夹杂演绎成分的传记、相关的评论使读者逐渐认识到狄金森诗歌的价值，推动了狄金森的经典化进程，1955年则是狄金森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托马斯·H·约翰逊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在狄金森研究中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式的意义。三卷注释本的诗集共收录狄金森各种手稿中发现的1775首诗，以大致的写作年代为先后顺序，而不再像早期的版本按照“人生”、“爱情”、“自然”和“永生”等所谓主题来排列。诗集保留了狄金森手稿中的诸多特点，如诗歌不具标题(而以数字为编号)，沿用了她的拼写、大写及频繁使用破折号的习惯，很多诗歌后还附有手稿本身提供的替换词，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狄金森诗歌意义原本开放而非终结的文本特征。约翰·兰瑟姆认为该诗集是“20年来重要的文学事件”，一经出版就淘汰了此前50年间出现的各
       种版本，它与约翰逊和华德合编的三卷本《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集》一道，在后来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学者和读者依据的权威版本。
       与诗集的一枝独秀相比，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狄金森的传记研究则相对活跃，富有成效，若干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问世。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约翰逊的《艾米莉·狄金森：生平阐释》(Emily Dickinson：An Interpmtive Biography)、莱达的《狄金森的岁月与时日》(The Years andHouri of Emily Dickinson)、约翰·科迪的《剧痛之后：狄金森的内心生活》(After Great Pain：Inner Life of Emily Dwkinson)，以及西沃尔的《艾米莉·狄金森传》(The Life of EmilyDwkinson)。莱达的著作收集了有关狄金森生平与诗歌的所有文字材料(包括手稿和付印发表过的)，其时间跨度从1828年狄金森父母结婚一直到1886年诗人的葬礼，为研究狄金森的生平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文字依据。科迪与西沃尔的著作则从心理因素和文化渊源的层面提出了阐释狄金森生平经历及创作生涯的种种可能性。科迪以一名职业精神分析家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狄金森在1862年前后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产生的可能根源。西沃尔则沿袭了艾伦·泰特的做法，试图在新教传统的框架之下建构狄金森的生平，该书因为翔实的材料与客观的论述被称为“狄金森学者深为信赖”的著作。
       1955年以后狄金森研究有规模的发展还表现在出现了以狄金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此前对狄金森的评介主要见诸各报刊杂志。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莫里于1968年初创办了学术性杂志《艾米莉·狄金森简报》(Emily Dwkinson Bulletin)，后改名为《狄金森研究》(Dwkinson Studies)，该杂志直到1993年莫里的意外去世才停刊，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为学者交流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专门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狄金森研究的发展。从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阶段狄金森研究一方面关注诗歌文本的格律、语法、句法、修辞等特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学者致力于挖掘狄金森独特的文体手法与历史文化的渊源，指出了狄金森的诗歌节奏与圣歌体格律、其新颖的句法与拉丁语语法修辞及其奇特的意象与圣经和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之间的关联，为狄金森风格的创新找到了文化传统的依据，并揭示出她在美国诗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与女权主义思潮在文艺批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解读狄金森的性意识和女权意识成为该时期狄金森研究的主要潮流。利百加·帕特森可谓探讨狄金森性取向的第一位学者，她于1955年出版了《狄金森之谜》(The Riddle ofEmily Dwkinson)，书中详细分析了狄金森与苏珊的同窗好友凯特·司各特·安森的短暂交往以及两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私人情感，认为1859年与安森的相遇及后来安森的背叛是1861年狄金森精神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约翰·科迪、西奥多·华德、克拉克·格里芬斯等人则分别探讨了狄金森恋父、自恋、同性恋及其性格中的男性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说明狄金森对传统性取向的背离是引发其焦虑的根源。20世纪60、70年代是英美社会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蓬勃发展的阶段，在女权主义学者看来，作为诗人和女性的狄金森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来自男权文化下女性作家对自我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桑德拉·吉尔伯与苏珊·古巴在其合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en in the Attic)中指出，作者的主体性与妇女在男权全社会的从属地位的冲突，造成了女性作家分裂的自我和双重人格。而就艾米莉·狄金森而言，吉尔伯和古巴认为，她对“男性他者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其艺术中最为核心的悖论之一”。正是由于她对父权价值观及文学标准存有既服从又颠覆的矛盾心理，才造成了她在个人生活和创作中的含蓄风格，使她利用不同面具人物来实现自我的“消除”与“展示”。
       80年代后：多样化和全球化的学术趋势
       20世纪80年代狄金森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也是狄金森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早在50年代后期，兰瑟姆就肯定了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认定她为19世纪美国诗歌“两大力量之一”，到了80年代，这种看法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87年美国学者玛尔图·布拉辛对以惠特曼为美国诗歌先驱的定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惠特曼并不是美国诗歌之树的唯一主干，而与坡、爱默生、狄金森一道构成美国诗歌传统的四个分支。在1994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哈罗德·布鲁姆更是把狄金森抬高到与惠特曼并驾齐驱的地位，使其成为入选西方文学经典传统的仅有的两位美国作家之一。
       狄金森研究在这一阶段的繁荣表现在相关学术论述的剧增。通过现行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络书目检索系统(Hollis Catalog)，可检索出以狄金森为主题关键词的约500个条目，其中1980年后出版的就占了近300条。这也就是说在最近25年的时间里，狄金森学术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超过了此前80年的总和，而且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不同版本的诗选的一版再版，80年代以来的成果则以各类学术专著居多。然而，数量的增多只是说明狄金森研究勃兴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狄金森研究在批评方法上也日趋多元化。在心理分析方法从弗洛伊德转向荣格及拉康理论、女权主义从评介狄金森与女性文学传统的关系转而解读狄金森诗歌对传统父权语言的抵制态度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批评方法和审美理论进入了狄金森研究领域。
       首先，80年代新历史主义流派的盛行使狄金森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有学者重新回到艾伦·泰特奠定的模式，将狄金森置于时代背景中探讨其诗歌与传统的关联。但是新历史主义学者不再将狄金森简单地定位成所谓的宗教诗人，不再单纯强调清教文化对狄金森诗歌的影响，而是将狄金森放在更为宽泛的文化框架中，以审视宗教变化、知识变革、工业革命、大众文化、阶级关系、政治环境乃至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其诗歌之间种种可能的联系。巴顿·列文·圣阿曼德的《艾米莉·狄金森及其文化》(Emily Dickinson and Her Culture，1984)堪称该学派的代表作。阿曼德指出，解读文学作品犹如考古复原，要再现陶器完美惊人的弧线，需要考古学家不断挖掘陶瓷碎片。同样，要理解某种艺术形式的意义，必须重建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只有将作品置于文化背景之下，方能凸现其生命力和重要性。1996年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之诱惑》(TheSeductions of Emily Dickinson)也是一部“有意
       识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来解读狄金森诗歌的著作，该书的作者罗伯特·麦克卢尔·史密斯也相信狄金森的诗与书信无论在措词、观念、趣味还是策略方面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进入21世纪后，这种批评的潮流依然时有出现。多姆奈尔·米切尔则试图构建狄金森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狄金森的诗歌是对19世纪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对话性反应”(dialogic response)，表现了精英阶层面临政治经济变革带来的诸多威胁时的应对策略，一方面，狄金森优越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决定了她的文学及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作为特权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成员，狄金森又表现出颠覆某些等级制度的倾向。
       70年代至80年代初若干手稿版诗集的陆续面世使学界与读者又一次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狄金森诗歌文本。但是不同于新批评的是，这一时期关注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研究文本对读者可能产生的效果。换言之，从80年代开始，批评界把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引入了狄金森研究。手稿版本的出现让读者有机会接触狄金森更多富有个人特色的诗歌形式特征。从影印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不仅选择措辞有待于读者的介入，就连诗行的长短、诗节的分隔、字词的间距和行距都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这就从一个方面颠覆了读者对狄金森诗歌格律与音韵的传统定位，并令他们对原先的编辑在多大程度上篡改或背离了诗人的本意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狄金森的诗歌基本上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而不是已经由作者完成的终极产品，诗人通过含混的文体手法营造诗歌可能对读者产生的审美效果，读者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借用罗兰·巴特的观点，提出文本作为“方法论的领域”，唯有通过“生产活动”即阐释行为才能体会，所以在狄金森对读者的诸多期待中，唯独没有阅读的消极性，相反，她希望激发读者成为文本的共同构建者。这样狄金森就修正了浪漫主义流派把诗人看作意义唯一决定者的传统理念，打破了诗人与读者之间统治与服从的二元对立关系。
       读者的解读过程同时又是意义构建的过程，而不同读者不同的背景立场、知识结构，不同的理解力和文学倾向性，则必然导致阐释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狄金森研究又被纳入到解构主义的学术范围。所谓解构主义，用之于文学或诗歌的解读，其基本的观点就是认定“文学文本抵制任何试图固定其意义的阐释过程”。从德里达到美国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学者所强调的乃是文本分析中并不存在超越语言的“真理”，即不存在明确终极的“意义”。狄金森虽然没有系统的诗学理论留给后人，但也有不少有关诗歌解读与审美鉴赏的见解散见于诗歌当中。狄金森认为“内在的差别——才是意义之所在”(Poem，258)，在某种程度上就与德里达的“意义延宕”不谋而合，说明意义产生的基础不在语言符号，而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别，所以意义的确定只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拉曼·塞尔登还指出，狄金森的诗歌有时也会表现出“缺乏形而上的信心”，在她的笔下，“思想”虽然具有物的力量，但它的源头、目标、意义、本质乃至存在都难以确定。如果话语只是意义的延宕，则语言既不能捕捉在场，也不能再现思想，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失去了明显的界限，二者时而合二为一。
       解构主义从哲学的源头看是尼采的相对怀疑主义的延续。解构主义的解读实际上把狄金森的诗歌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在一个多世纪的狄金森研究中，一直有学者把狄金森看作思想者，关注她与超验主义、神秘主义哲学的渊源，探讨她在诗歌中反映的人对世界的认识问题。早在1938年，伊沃·温特斯就指出，狄金森的诗歌以人的困境为主题，说明人作为“按意愿自由行动的个体，因自身的本质特点在宇宙中成为外来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分裂”，以及人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局限性。80年代以来，存在主义哲学的复兴也为解读狄金森诗歌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有些学者试图在海德格尔、维根斯坦、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框架下解读狄金森的认识论和存在观。弗雷德·怀特曾明确指出，狄金森的世界观乃是存在主义的世界观，狄金森的诗歌无论是从历史渊源、面具人物，还是诗歌主题都表现出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特征。狄金森虽然承认个人判断力的局限性，在认识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怀疑主义倾向，但她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是不断寻求以诗学语言突破现实局限的可能，把写作当成思考过程，利用诗歌提出一系列的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思想观点，因而也有学者把她当成“严肃的思想家”，她的诗歌表现了诗人对“后现代困境”(post-modempredicaments)的认识和刻画。
       20世纪后半叶由于核武器的扩张、世界人口的增长、贫富分化的加剧，造成了社会文化冲突，也导致了诸如大气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恶化，因而在文艺批评的焦点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等意识形态问题的同时，一种关注自然体系的潜流悄然形成并不断壮大。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成立，标志着系统的生态批评方法进入文学批评实践的开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自然写作、城市生态、区域环境等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狄金森最早曾被奉为“自然诗人”，早期的编辑把她的诗歌按主题划分为“自然”、“人生”、“爱情”与“永生”等几大类。后来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分类或许让我们感到好笑，但我们却找不到更令人的满意的选择与排列原则”，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自然在狄金森诗歌中的重要性。90年代后的狄金森研究无疑也受到生态批评潮流的影响，开始重新解释狄金森对自然的重视。雷切尔·斯泰因指出，自然在美国传统观念中向来被当成“处女地”，与女性、土著和黑人一样，都是男性白人征服的对象，艾米莉-狄金森等四位女作家则通过重新诠释自然，改写并修正了美国人关于自然的观念，从而把女性从“社会客体”变成了“自我授权的主题”。亚当·斯威廷认为，自然是艺术活动的中心，把自然当作艺术主题展开的背景的传统是对自然的轻视。独特的气候条件与自然景观给予狄金森丰富的灵感，自然界的生死变化也有“警世作用”，永生的象征并不只是预示“死亡的来临”，更重要的是提醒诗人“必须抑制自己的希望”。狄金森不同于宣扬个人主体性的启蒙思想家，她并没有把自然看成完全服务于人的意志的工具，而是承认人在自然面前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而在朱迪思·法尔看来，种花和写诗是狄金森生活中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两者都体现了狄金森的创造性自我。种花人对花卉的亲密了解，为诗人表达各种体验与情感提供了形象的比喻。花卉与个体生命，自己的小花园与阿默斯特镇的大环境以及生物的兴衰荣枯与人的生老病死之间的类比，反映了狄金森的审美敏感和对事物相关性的关注，她对园艺的热爱，把花卉当成有灵性、可以与之交流的对象，也符合生态批评家所提倡的
       “万物有灵”和“生态整体逻辑”观念。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文艺理论的多元化趋势在狄金森研究中有了长足的表现，然而前面提到的种种流派没有囊括狄金森批评方法的全部。比如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依然有学者不遗余力地探究狄金森隐逸独身的根源，但他们却逐渐把切入点从以性取向为基础的心理分析转向较为单纯的病理研究。玛丽安娜·加尔伯斯凯指出，狄金森“害怕走出父亲的宅邸”，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根源在于她患有严重的“恐旷综合症”(agoraphobic syndrome)，属于精神上的紊乱和失调。詹姆斯·格里思则认为狄金森的自我隔绝与视力问题有重大关系，眼疾限制了她与外界的交往，也决定了她后半生的生活方式，60年代左右外斜视(exotropia)眼疾的恶化，几乎使狄金森失明，诗人不得不“囿于内宅”，犹如“迟开的花”，错过了“青春之夏”，而到“成年之秋”才开放。此外，还有学者把巴赫金的“对话性”及“杂语”理论用于解读狄金森诗歌与书信中的多种面具人物和多重叙述声音。说到书信，就不得不提及晚近狄金森研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重新评价并定位狄金森的书信。迄今为止，不同时期的编辑都把狄金森的作品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裁：诗歌与散文书信。按照传统的文学体裁划分，诗歌是艺术作品，书信则关乎作家的生平细节。然而狄金森的书信充满了诗性语言、诗性意象、诗性节奏，却看不到有关诗人生平经历的事实细节。通过研究手稿，学者发现狄金森的有些诗歌与书信在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比如在约翰逊版诗集中的第二首诗原本是狄金森用散文的形式写给兄长奥斯丁的书信，因此在弗兰克林版诗集中，这首诗就没有被列入诗集正文，而只出现在附录中。总之，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书信也是狄金森文学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
       狄金森研究在最近25年，不仅批评方法多元化，学术范围也呈现全球化的趋势。1988年“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协会”(EDIS)成立，该协会主办的《艾米莉·狄金森学报》自1991年以来每年出版两期，专门刊登反映狄金森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论文。协会还分别于1992和1995年两次成功举办以狄金森研究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为狄金森研究提供了交流研究成果的专业平台，促进了狄金森研究的全球化发展。据“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协会”官方网站提供的数字，目前全球的狄金森学者有70余人，所在国家超过20个，遍布除非洲之外的各个大洲。在我国，狄金森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兴，近十多年来不断发展，每年有十几篇以狄金森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在各种级别的刊物发表。2000年到2004年五年间发表的狄金森生平及诗歌研究论文占到了我国该阶段美国诗歌研究论文的百分之十八，狄金森研究成为中国“十五”期间美国诗歌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
       然而，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狄金森研究并没有穷尽狄金森经典的所有内涵。乔纳森·贝特曾经说过，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学科，而是与时代的政治及道德关注密切相关的，随着政治道德观念的变化，文学批评的潮流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谓文学经典，就是能跨越时空界限，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凸现与时代的某种关联。一方面文艺批评的发展，为理解诗歌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狄金森的诗歌本身因为风格与主题的含蓄多变，也留下极大的诠释空间，不同时期的读者都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从狄金森诗歌中发掘符合时代的现实意义，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的狄金森学者既体验阅读的欣喜，又迎接挑战，在扩大诗歌解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同时，不断丰富狄金森诗歌的内涵，不断把狄金森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卫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