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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静静的顿河》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即该作品并没有体现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二是非理性主义的人性观，即该作品所体现的人性观是人性恶；三是非理性主义的人生观，即该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是悲观的、宿命的。这些非理性主义因素，使作品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而是具备了现代主义美学特征。
       关键词 非理性主义特征 历史观 人性观 人生观
       理性主义哲学相信世界是按照理性的“设计”与“需要”建立起来的，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具体表现为历史的发展存在着规律性和必然性；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人性是善的，即使暂时存在着不善，也是可以改造的；人生是乐观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实践证明，上述的观点只不过表明了人类理性的自负和虚妄。20世纪所发生的一切让人们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按照理性主义者的设计像他们所一厢情愿的那样走向幸福，而是把人类导向更大的灾难。也正是在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世界是非理性的、是不可认知的。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神秘性，毫无规律可言；人性也并非是善的而是恶的，因为人身上的本能欲望、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常常控制着人的行为；至于幸福不过是美丽的幻影，总是稍纵即逝的，因而人生是悲观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性人”的颠覆，是对启蒙思想家所制造的理性神话的一种彻底批判，是对人类自身及世界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非理性主义哲学所持的人生态度比起理性主义哲学，看似消极，实则积极；看似悲观绝望，实则深刻清醒。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以下简称《静》)就是一部对理性主义价值观念提出全面质疑的力作，其标志则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历史观、人性观和人生观上。由于理性主义哲学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而非理性主义哲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因此，《静》在创作观念上又存在着巨大的美学突破，即该作品已不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具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
       一、《静静的顿河》并没有体现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肖洛霍夫在《静》中所展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神秘性和盲目性，并不存在什么规律。“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主体性的目的论或历史主义原则不过是一种哲学上的简约论，历史的发展根本不存在某种线性的、连续的因果链条，而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堆积。用某种永恒的、理想的人类目标来解释人类的过去和设想人类的未来，这其实不过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乌托邦，这种总体性的、简约化的和封闭的方法不仅不能为人类指明一个美好的未来，反而给人类带来了虚妄和欺骗，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类正是借着历史理性的口实，以实现未来理想的名义，从事杀戮、战争、暴政和迫害的。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种反目的论的倾向被推向历史极端，不仅历史本身终结了，历史进步的观念也终结了，或者说某个可认同的历史方向终结了，而且作为历史事实记载的书写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本身也终结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叙述，任何历史的书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构成，是诸事物在过去与未来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摆动、迟缓或延伸，是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东西的踪迹的散播，历史学不是由存在于时空中的客观事件系列所构成的，而完全是一种话语的编码，语言的重组，是不断的删除和不断的重写，总之，历史不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意愿创造的，或者确切地说，历史不再是由人的行动创造的，而是由人所无法左右的语言结构、无意识结构书写出来的。”但是，在许多教科书中和一些评论家看来，《静》及其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却反映了历史规律，即反映了哥萨克人经过“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最终走向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必然。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点，其原因有三：一是与近代以来对理性的盲目崇拜有关。近代以来人类借助于科技理性的力量，对自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征服。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起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所创造的神话使人们对科技理性产生了盲目崇拜，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被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因此，当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文学作品上时，便会认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包含着某种“真理”，体现着某种“社会发展规律”，因为只有具备这种“科学发现”的作品，才被视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用科技理性思维来抹杀文学本体性和主体性的做法，在崇尚科学的年代里，是见怪不怪的事。第二，与人们长期接受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关。20世纪是意识形态学说过分发育的世纪。意识形态把复杂的人类社会简约成一个理性的工程设计，一个宏大叙事。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学者及其由他们所编著的教科书，就必然会认为《静》中葛利高里以及哥萨克人的悲剧，反映了他们经过艰难曲折，最终走上苏维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局。由此我们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命运的评价，也常常持矛盾态度：一方面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因为他们不懂得“历史规律”(也不可能懂)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感到庆幸，因为这场灾难使主人公和哥萨克人获得了“觉醒”，只是他们为这种“觉醒”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大了些。这种以往我们常见的貌似辩证实则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屈就与图解。如果我们从文本出发，就会发现作品本身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意图”。首先，主人公葛利高里历经磨难，精神非但没有觉醒，反到越来越萎靡，直至精神死亡。站在家门口的葛利高里抬头远望，所见到的太阳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至于葛利高里所拥抱的两个孩子，也很难让人想到希望，而是徒增了几份担忧。在《静》中，作者是让葛利高里先后怀着三种理想(或希望)走向战场的。当葛利高里首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按照哥萨克人的习俗为沙皇而战，但是，这个理想不久就破灭了。战争场面的残酷、杀人竞赛的恐怖，使得生性善良的葛利高里感到困惑；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不久发生了“二月革命”，沙皇逊位，葛利高里失去了作战的目的和动机，退出战场。但随后不久，葛利高里又为哥萨克人的自治而战，特别是红军将领惨杀哥萨克俘虏的场面，以及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枪杀的结局，更加激发了他的作战欲望，他把原来对德国人的杀戮转向了对红军的杀戮，并因作战勇敢而当上了白军师长。但是，不久他便认识到，他不是在为哥萨克自治而战，而是在为多少年来一直与之对立并奴役他的那个阶层的哥萨克、非哥萨克以及外国贵族老爷们而战，因此，战败后他拒绝登船到国外去。这时他只得选择参
       加红军，但红军的不断肃反，以及作为村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科舍沃依的敌视态度，和红军购粮队对哥萨克人的横征暴敛，迫使葛利高里又不得不参加了反红军的福明暴动队伍。当这股暴动队伍被剿灭，情人阿克西尼娅又被流弹打死在逃跑的路上时，葛利高里失去了最后的生存借口或理想，他只好回到家乡。葛利高里的行为不是觉悟或觉醒，而是精神在不断挣扎中走向死亡。从葛利高里自身的经历也很难看出这种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历史必然性来，他不过是当时各种意识形态话语诸如沙皇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临时政府的资本主义，哥萨克的自制主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主义等相互交织冲突的牺牲品。意识形态话语本身来讲，都既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着片面性甚至虚假性，这也是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原因。因此，当有些学者提出《静》存在着“多重话语”的学术观点时，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突出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相对性。这种“多元话语”的提出，实际暗含着对历史理性主义独断话语的消解。当然，作品中也安排了几个布尔什维克形象，如科舍沃依、施托克曼、伊万、丘本克，以及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波乔尔科夫等，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布尔什维克一直在领导革命，并最终取得政权胜利的必然性这一印象，但仔细阅读作品文本便会对此发生怀疑，因为上述这些“革命者”，除了宣扬一些令人费解的空洞理论以制造阶级怨恨外，他们那滥杀无辜的冷漠态度，也很难使人相信他们会代表正义和未来。对此有些学者解释为。“人身上的历史进步性并不必然与人性或人的魅力划等号，也就是说，具有历史进步价值的人反而可能并不具有人的魅力，相反不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可能富有人性，具有人性的魅力。”这种利用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相分离的方式，从而为历史反人道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做法，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实际上这仍然是历史本质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在于人之外的，其实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人性彻底解放的追求构成了人的魅力，因为“人是目的”(康德语)，但“人是自由的，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实际上人并非与什么历史主义相对立，而是人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社会、宇宙的无限性相对立，而所谓“历史规律”的假设则不过证明了理性的胆怯、狡黠和懒惰。理性的历史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由于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水平所限，人们对历史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设定的，不管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指向未来、过去，还是循环，但最终都要导向善。近代人们受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基督教末世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种观点不但强化了宗法社会的唯心历史观，而且还为其罩上“科学”的光环。其实历史并不是按照人们的理性设计或所谓的规律发展的，因为首先人本身就不是理性的，更多的时候是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由这样的人构造成的历史也必然是非理性的和不可认知的。因此，当我们用这种理性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肖洛霍夫为我们所创造的复杂的艺术世界时，我们已不自觉地犯了简单归纳的错误，也同时曲解了作品所体现的更为深刻的历史观。第三，是受战争胜负结果的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战争总是和各种观念纠缠在一起，战争的胜负往往与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文明与愚昧，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相关联。实际上战争的结果与这些观念并没有多少本质联系，战争的胜负本身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与武器的优劣、兵力的多寡、战术的正误、士气的高低，以及战争环境的好坏等因素有关。胜的一方并不总是代表进步或正义，失败的一方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落后或反动。历史上那些愚昧、落后的民族打败文明先进的民族的战争例子，并不比文明民族打败落后民族的战例少，甚至还要多。(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历史宿命，也许是出于文明传播的需要，“神秘的历史”常常要让相对野蛮的民族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然后则是在文化上让他们失败——被同化。)虽然有时战争的胜负往往对历史的进程影响特别大，但是“进程”和“进步”还不是一回事。说到底战争是个偶然事件，并不能体现必然性的东西。就作品本身来讲，布尔什维克最终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也仅仅如此而已，更何况我们在《静》中既看不到战争取得胜利后人们对胜利者的欢迎与拥戴(实际上是冷漠和敌对)，也看不到战后百姓的生活有任何改善(实际上正在恶化)，更看不到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人在精神上有什么觉醒，而看到的只是由于复仇的加剧所带来的恐惧，以及粮食征集队的疯狂征收所带来的新的怨恨。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静》中并没有体现出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必然要被布尔什维克所领导苏维埃政权所代替这一规律(事实和规律是两回事)，我们看到的只是发生在20世纪的最初二十多年里，一次次无数的谁也说不清是为什么的战争，以及它给哥萨克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场灾难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哥萨克家庭，就是毁灭了善良而无辜的一家，一个殷实祥和的家；落实到一个哥萨克群体，就是毁灭了一群世世代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某个特定地域的人们。战争是残酷的，历史是荒谬的、偶然的，因此那种认为《静》通过战争而让人们寻找到真理的观点，在葛利高里的悲剧结局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有人认为葛利高里走了弯路，那正路又在哪里?其实《静》恰恰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关系，它似乎告诉人们，那种企图靠改造社会或进行社会革命来谋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社会本身对人的强大异化力量，人与社会之间的荒诞关系，正成为西方20世纪文学的主题，而这一点已在《静》中已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二、《静静的顿河》所体现的人性是恶的而非善的
       判断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往往是区别一个人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的标志。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还不能正面对待自然，这时只能听任自然，也即天人合一，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只能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被看成是善的。既然把自然看成是善的，那么人性也必然是善的。(当然古人也有人提出人性是恶的，但同时又承认这种“恶”是可以被改造的，因此其本质上仍然和性善论是一致的。)到了近代，出现了性善性恶的分歧，大部分学者从解放人性的理性目的出发，承认人性是善的，因为他们想通过赞美自然人性来赞美人，解放人性；还有少部分启蒙学者从经验出发、实验出发，开始注意到自然和人类的对立面，开始承认自然为恶。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们征服自然能力大大增强，这时人们把自然看作是可以研究、索取的对象，于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由和谐变为对立和冲突，自然也就必然成为恶的，19世纪非理性哲学的出现，则是对人性为恶在理论上的肯定。对人性恶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人
       性认识的深化，因为它承认了人的自然本能，承认了人的意志自由。这正如康德所说的：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是从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作品。因此，人性恶的观点就成为诸种现代意识之一。
       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在《静》中得到了较大的体现。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充满了人性恶。人的本性为什么是恶的，这首先是由于人身上的自然属性所引起的。自然属性也即人的动物性，它不遵从社会法则，而是服从自然法则，是一种时常和人相对立的恒久因素，可以说只要人的生命存在，恶就存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在引述黑格尔对“恶”的论述时说：“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正是由于人的动物性，它常常把人从超越性状态，拉回到野蛮状态；其次，恶还表现在理性的软弱和局限性上。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依靠集体征服自然的需要，人的伦理理性受到高扬，而个人的感性需要受到压制；在近代社会，虽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但由于对科技理性的需要，人的非理性再度受到排斥。第三，是人所普遍具有的成见或偏见。人具有成见或偏见是较为普遍和正常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但受家庭教养、文化程度以及地域风俗等影响的差异，而且20世纪上帝失落、神学式微，而各种意识形态风行，在这种情况下，人更容易陷于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纷争之中。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艰难，从而使恶大行其道。总之，对人性恶的正面认识和对待，并不是对人自身的贬低，而恰恰是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自信。传统社会由于对人性恶的回避和鄙视，才造成压抑人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横行。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静》中所描写的人物，都不再是理想型的典型(典型也即“理想性格”，恰恰是理性的产物)，甚至连性格也不再鲜明，而是一些善恶并存的普通人。(其实“非英雄化”和“非性格化”正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葛利高里是善良的人，但也是一个生性残酷的人，只不过作者把他的残酷性格归咎于他的鞑靼人血统。葛利高里的作战勇敢和步步升迁是与他残酷地杀人分不开的，特别是他的哥哥彼得罗被杀死后，他的复仇欲望更加重了他的凶残，在一次战斗中，他竟然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葛利高里在情感上既爱着阿克西妮亚，却又和娜塔莉亚分不开，过着一种畸形的情感生活，给两位女性都造成了悲剧。葛利高里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都是由于或情欲的诱惑、或理性的软弱(犹豫)或性格的偏狭所造成的，是人性恶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同情他是因为人性恶作为人的一种异己力量，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葛利高里结局的精神之死，恰恰说明恶的力量之强大。阿克西妮亚是葛利高里的情人，她热烈地爱着葛利高里，但是由于禁不住情欲的诱惑，她竟背着葛利高里委身于其雇主小利斯特尼茨基，并且初次的懊悔并没有能阻止她一而再地热情约会。如此处理一个追求爱情的女主人公，这在现实主义作家是不敢想象的。因为爱情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理念中，已经被理性化、神圣化和理想化了，岂能让她遭到丝毫的玷污，但是在由饮食男女所构成的社会里，神话般的爱情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偶然的、个别的。潘苔莱·麦列霍夫作为一家之主，他总是谴责葛利高里情感的不忠和儿媳达丽亚的放荡，但是当他在草棚中一次偶然地与达丽亚相遭遇时，因为禁不住她的色情诱惑，竟沦为扒灰公公。达丽亚这个女性是不幸的，但是人性的恶恰恰表现在，即使达丽亚患上梅毒准备自杀的瞬间，出于嫉妒，也没有放过对娜塔莉亚的精神摧残，即故意透露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幽会的秘密，从而造成娜塔莉亚对葛利高里再次负心的报复，结果导致娜塔莉亚因强行流产而死亡。如果说这些人性恶都只是表现在麦列霍夫家庭成员中的话，那么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所处的社会，以及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恶，描写得更加触目惊心。由于长期的战争和不断地相互厮杀，使敌对双方的理性都降至到最低点，人的生命被极端贱视，有些人甚至仅仅为了一件衣服，一双靴子，就把对方杀死。战场上滥杀俘虏的场面时常发生，作品中所描写的最为残酷的杀戮场面是红军和哥萨克自治者们之间的一场杀俘虏竞赛。先是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波乔尔科夫，把本应由他转送押运的40名哥萨克军官俘虏，擅自下令全部处死。在他首先用马刀把一个俘虏砍为两段之后，其他人也加入了砍杀行动，场面及其惨烈。“两个哥萨克砍死了那个身材高大、威武的大尉。他抓住刀刃，血从被割破的手巴掌上流到袖子里；他像小孩子一样喊叫着，——跪到地上，然后仰面倒下去，脑袋在血地上乱滚着；他的脸上只能看见两只血红的眼睛和不断呼号的黑洞洞的嘴。尽管马刀在他的脸上和黑洞洞的嘴上乱砍不止，可是他由于恐惧和疼痛，还是一直在尖声喊叫。那个穿撕掉腰带军大衣的哥萨克，大劈开两腿，跨在他身上，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鬈头发的士官生差一点儿冲出包围圈——但是一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的一颗子弹打在一个中尉的肩胛骨中间，中尉正在飞奔，风吹起他的军大衣，像长了翅膀似的。中尉中弹后蹲下去，咽气以前，一直在用手指头抓自己的胸膛。一个白头发的上尉被就地砍死；在与生命诀别之际，他的两脚在雪地上刨出了一个深坑，而且如果不是有几个可怜他的哥萨克结果了他的性命，上尉还会像拴着的骏马一样，刨个不停。”没过多久，波乔尔科夫所带领的红军就遭到了报复，尽管他们是经过谈判主动交出武器的，但他本人连同77个士兵被全部处死。其中一个在对德战争中曾荣获全部四个等级乔治十字章的哥萨克，那昔日的民族英雄，也被处死，尽管他跪在地上一再苦苦求饶。作者写到了当时的场景，“可憎的屠杀场面、正在死去的人们的惨叫和呻吟声、等待枪毙的人们的吼叫声，——所有这种无比凄惨的、震惊人心的场面把人们驱散了。”不光是这些人，就是那些作为“正面形象”的布尔什维克如施托克曼、伊万、丘本克、科舍沃依也都生性残忍，杀人如麻。施托克曼和伊万在政策上采取极“左”态度，随意杀人，葛利高里的岳父到镇上送粮食，便被枪杀。正是因为他们的滥杀无辜，才导致哥萨克的再次暴动。后来成了麦列霍夫家女婿和村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科舍沃依，为人残酷，他不但一枪就把向他求饶的彼得罗打死，而且还狠毒地用手去挤压彼得罗的心脏，以便使更多的血流出来，加速其死亡。为了报复他贫穷时所受的侮辱，他在白军撤退的村庄里进行大肆放火，把数不尽的富裕人家的房屋，都化为灰烬。回到鞑靼村后，他不但烧掉了格里沙卡爷爷的房屋，还开枪把他打死，这样做仅
       仅是因为“我在打仗以前也给你们打过麦子，我那年轻的身体都被你家的粮食口袋压伤啦，现在到了算帐的时候啦”。后来也正是这个科舍沃依掌权后的疯狂报复，才使得葛利高里再度逃离鞑靼村，当上了土匪。可见人性恶不分身份，不分职业，不分党派地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一切人的身上。
       在这场战争中，人性的恶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人性变恶是否由于战争之因?应该说战争本身在“促进”人性变恶上，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战争只讲胜负不讲手段。但战争只是外因，而真正的内因则是人性本恶，只不过在战争中更加突显了这一点罢了。说人性恶并不是对人自身的贬低，而是让人们更好地正视人身上这个异己的存在，时时刻刻警惕它的膨胀，并努力用精神因素去克服它，驯顺它。因为对恶的漠视往往就是对恶的放纵。
       三、《静静的顿河》所体现的人生观不是乐观的而是悲观的
       传统社会认为人生是乐观的，现代社会则认为人生是悲观的。因为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还没有觉醒，因而，对苦难的体验还不够深刻。由于对自然认识得肤浅，人们便很容易从主观愿望出发，来解释自然现象，以便解决人和自然的对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苦难的回避，自然会对人生作出乐观的判断。即使到了近代，这种乐观主义仍存在于某些启蒙思想家中，并为此找到了“科学”的依据。这是因为，虽然近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入从自然中摆脱出来，把自然当成对象来看待，但出于征服自然的目的需要，人们还必须借助科技理性，因此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只不过是理性的觉醒，而并非感性的人本身。当个体在传统社会里还生活在“家族”、“国家”等集体观念之中时，当个体在近代社会还生活在“理性王国”或“民族”之中时，生活在这种虚幻整体观念中的个体，避免了个体面对一切所带来的困苦，因而此时的个体自然是幸福的和乐观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伴随着个体意识觉醒的加强，个体开始不满足于社会群体对个人的压抑和漠视，开始寻找自身的价值。当个体开始与自然、社会处在对立局面时，一方面能够体会到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快乐，同时他也会感到有一种前途莫测的恐惧感和个体生命易逝的悲剧感，因而此时个体眼中的现实生活自然是悲观的。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就是尼采、叔本华、萨特等哲学家对黑格尔所建理性大厦的颠覆和对非理性哲学的创立，因此，对生活持有悲观的态度，是现代意识建立的标志。
       肖洛霍夫的《静》是一部充满了对人生悲观与绝望的作品。在该作品中，作者灭绝了任何可能透露出来的希望之光。作品以生活较为殷实的麦列霍夫家族为着眼点，来展示整个哥萨克人的悲剧命运，更进一步用象征手段展示人类生存的悲苦。这个昔日充满欢声笑语的人家，到了作品的结尾却彻底土崩瓦解了。葛利高里的情人阿克西妮亚，这个饱经生活磨难的不幸女人，却轻易地丧命于和葛利高里逃亡的路上。潘苔莱这个一家之主，却患上了伤寒，客死异乡，临死前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彼得罗在一场战斗中被打死，他那妖冶多情的妻子达丽亚在绝望中跳进了水流湍急的顿河。娜塔莉亚，这个历经情感折磨的女人，也因流产出血过多含恨死去。葛利高里的老母亲伊莉妮奇娜，这个在丈夫的淫威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一辈子的女人，也在屡遭生活的打击下，在对儿子的极度思念中默默死去。特别是作者关于伊莉妮奇娜对儿子思念的细节描写，让人读之无不为之动容。这位老母亲把收到儿子的信当成了儿子本身，每天晚上都让阿克西妮亚给她读信，“时间已久，用化学铅笔写的字母渐渐模糊起来，很多字完全认不出来了，但是对阿克西妮亚来说，这并不困难：这封信她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早就背熟啦。就是到后来，那张薄薄的信纸已经变成了碎片，阿克西妮亚也能不打磕巴地把信背到最后一行。”如此思念儿子的伊莉妮奇娜，临终也没能见到儿子，过于悭吝的命运对于这位母亲真是太苛责了。对于主人公葛利高里，作者虽然没有让他战死沙场，而是侥幸活了下来，但是活下来的只是生命躯壳，而精神早已死亡，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这是麦列霍夫家族悲惨的生活结局，那么在家族之外的社会又是怎么样的呢?葛利高里所生活的鞑靼村，这个昔日富裕热闹的村庄，如今却变得死气沉沉。在这几年的战乱中，鞑靼村几乎每家都有死伤的人员，因而村里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很少看到年轻人。即使偶尔有本村的年轻人从战场上侥幸回来，也会很快遭到军事委员会主席科舍沃伊的怀疑、审查或逮捕。在生活上鞑靼村的人们变得更加艰难了，“不久前在一个小杂货铺子的基础上建立的统一消费合作社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肥皂、糖、盐、煤油、火柴、烟丝和车轴油——所有这些头等重要的生活日用品全都没有……但是最使人难熬的是没有盐吃。”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粮食征集队还是照样征集粮食，人们稍有反抗，就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鞑靼村人仍然生活在紧张和恐慌之中，并且这种局面丝毫也看不出会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对于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局势的悲惨状况的描写，肖洛霍夫似乎没有表达出任何同情和怜悯，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以任何好的结局。如果我们从一种良好的愿望出发，我们就会责问肖洛霍夫，在爱情上为什么不能让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为什么没有让葛利高里人格和思想在磨难中得到升华呢?为什么葛利高里在老母亲临终前没能赶回来呢?为什么葛利高里的妹妹杜妮亚要嫁给一个丧失人性的仇人科舍沃伊呢?所有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肖洛霍夫都没能让它实现，也许这过于残忍，但这却就是生活本身。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偶然无序的、杂乱无章的，乐观的生活观是理性的生活观，是对生活的简单化；而悲观的生活观是非理性的生活观，是对生活原状的认可，是对生活本身认识的深化。只有采取悲观的生活观，才能对生活的丰富性有更深的认识，才能重视人生的生存质量，才能更好地抵制来自生活本身的各种不幸和打击。这正如美国表现主义戏剧家尤金·奥涅尔所说的，“悲剧使他们在精神上对事物有深刻的感受，使他们从日常的琐碎欲求中解放出来。”
       总之，从上述对《静》的历史观、人性观，以及人生观等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静》存在着非理性主义思想特征，这种哲学观已使得《静》在美学上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文学特性，因此，《静》已经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如该作的诺贝尔奖评语中所说的：《静》“以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创造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