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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叙事学理论对果戈理的短篇小说《涅瓦大街》的叙事结构予以分析，指出这部小说文本在整体结构布局、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设置、非叙述性话语运用等方面均体现出独特的叙述策略。基于这一叙述策略所完成的特定的叙事结构为实现现实主义散文的“批判性”逻辑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果戈理 涅瓦大街叙事 结构
       H．B．果戈理(1809—1852)被誉为俄国文学的“散文之父”。19世纪30、40年代，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在叙事艺术方面为俄国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从果戈理开始，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体裁小说的地位才真正确立。”
       果戈理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作品集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等。其中，《彼得堡故事》作为“都市小说”的范型，对19世纪俄国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在历史主题和叙述结构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彼得堡故事》包括有《涅瓦大街》、《鼻子》、《肖像》、《外套》和《狂人日记》等小说。这组小说以19世纪上半期京都现实生活为题材，揭示出俄国“近代化”或“资本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与此同时，《彼得堡故事》独具的叙事艺术其意义十分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散文艺术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取向。
       在《彼得堡故事》中，《涅瓦大街》(1835年发表于《小品集》)的叙事结构则较为独特，它的出现预示俄国现实主义散文的“批判性”逻辑。具体地说，短篇小说《涅瓦大街》在整体结构布局、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设置和非叙述性话语运用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品质。
       首先，在整体结构布局方面，《涅瓦大街》总体上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
       1．关于涅瓦大街表象的评价性描写；
       2．画家皮斯卡廖夫的梦想追求及其失败；
       3．皮罗戈夫中尉的情欲追逐及其失败；
       4．关于涅瓦大街实质的结论性评价。
       在这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整体结构中，蕴含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逻辑与论证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一性。它的具体模式为：现象的评价性展示(初步结论的得出)一故事叙述l(论据1)+故事叙述2(论据2)一现象的本质性判定(终极结论的得出)。作为一部叙事作品，《涅瓦大街》的第一部分对涅瓦大街所作的细致入微的评价性描写是别具一格的。例如：“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涅瓦大街更好的了，起码在彼得堡：对于彼得堡，它就是一切。这条街是我们的帝都之花——简直是璀璨夺目，美不胜收!”；“一踏上涅瓦大街，你就会感到一种优哉游哉的气氛。尽管你有要事在身，非急着办不可，可是一踏上涅瓦大街，你准会把任何事都丢诸脑后。这是惟一的地方，人们到这里来不是因为非来不可，促使他们到这里来的不是因为有此必要，也不是因为席卷整个彼得堡的惟利是图的利欲熏心”。在此，叙述者对涅瓦大街“非功利性”的“美”的特征予以确认。其后，叙述者从时间维度切入，展示了涅瓦大街“一天”的全景。涅瓦大街“一天”分为六个时段：即清晨到十二点；十二点至两点；两点至三点；三点至四点；四点至傍晚；傍晚以后。十二点以前的涅瓦大街由于其“工具性”而被忽略：“涅瓦大街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渐渐充满了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工作、自己要操心的事以及自己的烦恼，但是绝不会想到这条街。”十二点至两点的涅瓦大街“是充满教育味道的涅瓦大街”。两点至三点的涅瓦大街充斥着“现代文明”的礼仪：“无论您在涅瓦大街时遇到什么，一切都充满了体面和礼貌”，“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涅瓦大街上那样。人们相见时那么高贵和从容自然地鞠躬行礼”。三点至四点的涅瓦大街被下班了的不同等级的文官所充斥。四点至傍晚的涅瓦大街则人迹罕见，空空如也。夜晚的涅瓦大街则预示着另一种“文明”演绎的开始：“灯光给一切都笼罩上一层诱人的、奇妙色彩的神秘时刻就来临了。”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结尾指明，在“现象的评价性展示(初步结论的得出)”中，叙述者所描写的“表象”实质上是一种“假象”，而“初步结论”也不过是基于修辞策略的“谬见”而已。这种对彼得堡“都市文明”的批判经由“故事叙述1(论据1)”和“故事叙述2(论据2)”两个部分协同完成。具体地说，在“故事叙述1(论据1)”和“故事叙述2(论据2)”中，两个主人公——画家皮斯卡廖夫和皮罗戈夫中尉分别在两个“事件”(“梦想追求”和“情欲追逐”)中从两种相反的价值观出发展开行动，完成性格过程，从而突现出“都市文明”实质。
       其次，在《涅瓦大街》中，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的设置同样服务于这部作品的“批判性”逻辑。《涅瓦大街》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模式。按照热奈特和普兰斯分别在《叙事话语》和《叙事学》中的分类法，《涅瓦大街》的叙述者“我”则同时属于“异叙述者”、“自我意识叙述者”和“主观干预叙述者”。也就是说，在《涅瓦大街》中，叙述者“我”并不处于小说情节中。他既不作为小说主人公，也不作为次要人物存在其中。“我”仅仅表明自身是特定的叙述主体，对发生在画家皮斯卡廖夫和皮罗戈夫中尉身上的故事加以“客观地”讲述。与此同时，须强调指出，叙述者“我”作为“自我意识叙述者”和“主观干预叙述者”表明“我”在故事叙述中“意识到自己在写作并经常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在作品中明显表现出自身的立场和看法”。
       在《涅瓦大街》中，叙述者“我”的第一个身份特征——“自我意识”，“是意识到自己是作家的自觉叙述者”。它主要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的溯源和故事叙述的接合方面，例如：“属于这类人的就有我们描写的这个年轻人——画家皮斯卡廖夫”，“我们好像在上面提到皮罗戈夫中尉与可怜的皮斯卡廖夫分手后便箭也似的去追赶那个金发女郎了”，“但是我们不妨先告诉一下读者皮罗戈夫中尉是何许人。但是在我们讲皮罗戈夫中尉是何许人之前，也不妨先讲讲皮罗戈夫中尉所属的那个社会圈子”，“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还上面提到的衮衮诸公以公道”，“但是关于皮罗戈夫的特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因此要把他们一一描写出来，那就没完啦”，“我认为，向读者简短地介绍一下席勒其人，应当不是多余的”，“因此我承认，我怎么也找不出词来形容这可悲的事”。“自我意识”的叙述者身份意在突现出“写作”的本身或过程。而这一叙述策略的选择则是由这部小说的“批判性”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对“写作”行为的强调必然导致对小说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摈弃小说的“虚拟性”特质，从而通过“理性在场”和间离效果实现对小说情境“历史化”，最后使之作为“历史材料”为社会批评提供“论据”。叙述者“我”的第二个身份特征——“主观干预”，主要表现在叙述者对小说的人物、事件以及总体情境等的分析、判断和情感认同等方面。“关于人
       物的道德和智能品质的议论。总要影响我们对那些人物活动所处事件的看法。因此，它难以觉察地渐渐变为关于事件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的直接声明。”在《涅瓦大街》中，叙述者“我”的“主观干预”的特质，主要经由“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来实现。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分析。
       与叙述者紧密相关的是对叙述接受者的设置。在《涅瓦大街》中，叙述接受者具有显在的特征，它与叙述者“第一人称”形式相对应，直接采用了“第二人称”形式(间或也使用“读者”的概念)。例如：“一踏上涅瓦大街，你就会感到一种优哉游哉的气氛。尽管你有要事在身，非急着办不可，可是一踏上涅瓦大街，你准会把任何事都丢诸脑后”，“这时候，无论您穿什么，哪怕不戴礼帽。只戴一顶便帽，哪怕您的衣领支楞着。离领结老远——也没人注意”，“无论您在涅瓦大街遇见什么，一切都充满了体面和礼貌”，“经过四十年的辛勤劳动才混到现在这个官衔的五品文官或四品文官的晚会上和宴席上，你们总会遇到他们中的某个人”，“但是我就让读者们自己去想象席勒的愤懑和恼怒吧”。另外，“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形式同样指示出叙述接受者的在场：“且让我们从现从清晨看起……”，“这年轻人属于这样一个阶层，这阶层是我国的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他既属于彼得堡的市民，又仿佛是出现在我们梦中的人物，但毕竟是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只能与纯洁无暇融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看到什么出乎意料的奇怪的事情时常常表现出的那种惊讶感”。诸如此类的个例还包括以上“自我意识叙述者”论述中的引例。在此，特定的叙述模式明显标示出文本接受“显在”。这一叙述策略强调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合作意向。表明叙述者意愿叙述接受者对文本世界的直接参与，同时对自身的理性判断和情感指向给予承认和同情。
       第三，在《涅瓦大街》中，非叙述性话语的运用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所涉范围上均十分突出。非叙述性话语的运用与作家的意识形态立场直接相关。作为广义上的“议论”，“虽然它们可能同样起到其他作用，但是它们主要的正当作用，是按照一种或另一种价值尺度来造成读者的判断。”在《“心灵的事业”。——果戈理——道德家和神秘主义者》一文中，奥夫夏尼科一库利科夫斯基指出：“果戈理也属于这一类作家。他是我国道德说教的艺术流派和独特的道德说教政论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因而非叙述性话语在果戈理的小说创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涅瓦大街》中，具有各种意旨的非叙事性话语大量分布于四个部分。严格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文本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全部由非叙事性话语结构而成。这些非叙事性话语通过其各类功能的实现，直接参与了小说文本“批判性”逻辑的建构。在此，非叙事性话语功能分别有：
       1．设题功能——对空间对象(涅瓦大街)表象的评价性描写；
       2．解释功能——对主人公性格形成历史的概述；
       3．定义功能——对人物特定行动(性格)的理解；
       4．批判功能——对社会现实及其结果的否定；
       5．论理功能——诉诸“理性”，对现实生活矛盾或悖论的评定；
       6．表情功能——抒发对人物、事件或状况的情感旨向；
       7．定性功能——对空间对象(涅瓦大街)实质的结论性评价。
       在上述的非叙事性话语的七项功能中，“设题功能”和“定性功能”决定了这部小说文本基于“批判性”逻辑的论证性结构。在这一特定的框架中，“表情功能”和与“定性功能”密切相关的“批判功能”具有典型的意义。
       非叙事性话语的“表情功能”与作家独特的心理气质和创作手法相联系。“我们在果戈理的创作中，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显著的旋律：激昂的抒情和无节制的抓人的笑。这两种旋律很难溶为一体……在大部分作品里，它们单独存在，没有溶为一体。只交叉在一起。”对于《涅瓦大街》而言，相对于“笑”，“激昂的抒情”则更具结构价值。在《涅瓦大街》中，多处出现具有“表情功能”的非叙事性话语，它们分别对人物处境、具体事件发展和整体社会现状等表达出特定的情感指向。其中，对人物(主人公)“同情性”话语则具有代表性。关于画家皮斯卡廖夫，叙述者指出：“他的理想，他那神秘的偶像，他那幻影的原型，他朝思暮想的那个她，他那么可怕、那么痛苦，那么甜蜜地日思夜想的人儿”；“可怜的皮斯卡廖夫，这个疯狂的热情的牺牲品，就这样毁灭了；他文静、胆怯、谦虚、幼稚而又老实。他身上并不缺乏才能的火花，也许假以时日，他的才能会进发出来，他会大展鸿图，光彩夺目。”
       在《涅瓦大街》中，非叙事性话语的“批判功能”是作为其“定性功能”必要的“前导”出现的，前者对后者具有特定的指示作用。“言词，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价值标准和态度，与我们认为是独立于言词的事物其实是不可分的；言词就在事物之中，在我们始终是从这一或那一视点来检验的事物之中。”叙述者在描写女主人公身居的“魔窟”时，指出：“由京城金玉其外的文明和可怕的人满为患所产生的可鄙的淫乱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在这个魔窟里，人亵渎地践踏并嘲笑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切纯洁和神圣的东西；在这里，女人这个世界之花、创造物之冠，变成了某种奇怪的、暧昧的生物；在这里，她和她纯洁的灵魂一起已经丧失了一切属于女人的东西，却令人作呕地学会了男人的举止和作风，以及男人的厚颜无耻，现在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柔弱的，那个美丽的，那个不同于我们的生物了。”在此，叙述者通过对“人性”的堕落和“女性”本质的丧失给予揭示，对京城“文明”的虚伪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由此，合乎逻辑地导出具有“定性功能”的非叙事性话语。它们“概括整部作品的效果，使它看起来具有超出事件的刻板事实之上的、一种普遍的或至少有代表性的性质”。最终，这类叙事话语作为《涅瓦大街》的主题出现，它既揭示出现实世界中人的命运所包含的悖论，又具体指明“文明”标志的荒谬实质：“我们的命运是多么奇怪地和不可思议地在捉弄我们啊!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过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呢?我们什么时候达到过我们摩拳擦掌，刻意追求的目标呢?一切都适得其反。”“但是最古怪的还是发生在涅瓦大街的事。噢，请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条涅瓦大街!每当我路过这条街的时候，我总是裹紧自己的斗篷，极力对迎面遇到的东西视而不见。一切都是骗局，一切都是幻想，一切都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条涅瓦大街任何时候都在骗人，但是它骗人最甚的时候是在夜色渐浓笼罩着街面……这时魔鬼便亲自点燃起街灯，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使一切都不露出真相——这时候的涅瓦大街才最具欺骗性。”
       综上所述，作为俄国文学的“散文之父”，果戈理的短篇小说《涅瓦大街》在整体结构布局、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设置和非叙述性话语运用等方面均体现出其独特的叙述策略。这一独特的叙事结构的完形为俄国现实主义散文“批判性”逻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