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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从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丝·厄德里齐的小说《痕迹》入手，结合美国《道斯法案》出台的历史背景以及法案给印地安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考察后殖民语境下和历史叙述中被边缘化的族裔——土著美国人——的历史境况，指出对厄德里齐所代表的当代印第安作家来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群体，从文学进入历史就成为他们抵抗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形式。
       关键词后殖民语境 美国土著文学路易丝·厄德里齐 《痕迹》
       文学界关注后殖民理论与少数族裔文学的关系问题，是近几年的事。自从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出版了《东方学》以来，后殖民理论方兴未艾，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指导意义。早期后殖民理论家们关注非洲、亚洲(以印度为主)和加勒比海地区，而殖民文化内部的少数族裔文学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几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人提出对少数族裔文学殖民语境的研究论题，为全球化情景下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殖民文化内部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也具有了全球化视野，因此如何界定后殖民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将以美国土著文学为例，通过解读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丝·厄德里齐的小说《痕迹》，探讨少数族裔文学的后殖民语境这一论题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及可能性。
       学术界对后殖民理论通常按时段划界，后殖民通指殖民统治之后的时期，确指殖民国家在殖民地统治的终结，指涉范围包括已经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时段划分法显露出很大局限。艾亚兹·艾玛德(Aijaz Ahmad)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横贯历史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或将要成为殖民国家、殖民地国家或后殖民国家。艾玛德认为，殖民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独立的时间划分，所以后殖民主义并不能被简单定义为殖民主义之后时期。在《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阿西克罗夫特(Bill Ashcrofi)提出，“后殖民主义”包括“从古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化”，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艾里克·鲍默(Elleke Boehmer)在《殖民和后殖民文学》一书中也提出，后殖民文学并不是殖民统治结束后的文学，而是批判地审视殖民关系、反抗殖民观念的文学。艾妮亚·鲁巴(Ania Loomba)在《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中说，与其从字面上将后殖民主义理解为殖民主义之后，不如将其视为对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的文明论争(contestation)。鲁巴的“论争”一词与鲍默的“反抗”意思相近，包含“内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鲁巴列举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加勒比血统英国人来说明少数民族所处的“内部殖民”语境。后殖民理论的核心刊物《后殖民批评》的编者在这一点上与鲁巴持有相同的观点，把“内部殖民”与“少数民族话语”相提并论，用英国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作为例子来说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少数族裔处于“内部殖民”状况。但鲁巴和《后殖民批评》的编者在讨论“内部殖民”时都没有提及美国印第安人的状况，这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考虑探讨美国印第安人的殖民语境的可能性问题。
       笔者认为，美国印第安人承受着来自统治民族的“内部殖民”统治。从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起，印第安人和白人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冲突和分歧、反抗和压迫。印第安文明因“内部殖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印第安人没有像其他民族／国家那样获得独立，但根据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鲍默和鲁巴等人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我们将美国印第安人作为后殖民主体是合乎逻辑的理论设定。正如伊丽莎白·库克琳(Cook-Lvnn Elizabeth)所指出的，对于美国印第安人和世界上所有土著人来说，后殖民理论的建构不应以“民族／国家”的独立为界，印第安文学研究也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成为解构殖民主义的有力武器。从理论上讲，印第安作家属于后殖民主体的一部分，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有据可依的。
       厄德里齐与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
       在一次关于路易丝·厄德里齐(LouiseErdrich)的采访中，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莱丝丽·M·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指出，厄德里齐的小说创作缺乏历史感，更注重后现代语言游戏和自我指向，忽略了美国土著文化的口述传统、社群经历或种族历史。她认为厄德里齐的小说《土著皇后》(The Beet Queen)有逃避政治和历史的嫌疑，违背了原创者的初衷。厄德里齐于1988年出版了小说《痕迹》(Tracks)中，针对西尔科的批评做了回答。《痕迹》是厄德里齐关于德克塔州印第安芝普亚部落(Chippewa)生活四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的创作花了十年之久。在完成了《爱之药》(Love Medicine)和《土著皇后》之后，厄德里齐又回到历史题材，以芝普亚部落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况为背景，揭示弱势文化在重新述说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
       厄德里齐在处理历史题材上的迟疑和困惑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代历史学的危机：当代作家们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方式书写历史，那种认为史家和文人可以直面历史、再现过去的观点已不合时宜。但是后现代主义在聚焦历史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疑虑。以拉康、索结尔和阿尔图塞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义无反顾地论证了历史的文本性：只有关于过去的文本，没有通向历史的直通车，所谓历史事实也是由语言构成的。罗兰·巴尔特指出：“历史话语与其他叙事作品的区别基于一种悖论：事实只有在语言学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成为话语的指称。然而我们却一直以为事实不过是现实的复制品。”德里达在解构历史与事实的关系时指出，“文本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看，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意在颠覆正统的历史。海顿·怀特(Hayden White)指出，“只有当人们从历史的重负下解脱之后才能创造性地面对现实，因此，历史学家们应学会如何摆脱历史。”但是，对那些尚未真正进入历史和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边缘化的族裔而言，如何摆脱历史则是一个不能谈的问题。琳达·安得森在《当代妇女小说中历史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女性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因为我们尚未来得及把自己写进历史，历史就消失了。”所谓历史的重负(Burden of History)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历史再现的缺失同样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在厄德里齐看来，美国历史一向都是排他的；印第安美国人是没有历史的群体。因此，从文学进入历史就成为他们抵抗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形式。然而，就在他们书写过去、陈述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却
       再次成为无法排遣的忧虑。由于自身文化在历史叙事中的缺席，他们在讲述本族裔的故事、以文学干预历史的任务也变得无比艰难。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小说《痕迹》特别具有震撼力。
       历史的坐标
       厄德里齐出生于美国北德克塔州龟山地区芝普亚部落，熟悉部落的历史和文化。芝普亚部落是北德克塔州唯一享受《道斯法案》(Dawes Act or General Allotment Act，或称《印第安土地法》颁布于1887年)土地分配政策的部落。龟山地区芝普亚部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迫迁徙至北德克塔州，直到1882年政府才建立了龟山保留区，因为美国政府计划把部落移到明尼苏达州和蒙塔纳州，以便白人定居者可以使用土地。政府在1882年分配给龟山印地安部落72000公顷土地，两年后又把土地配额减少到34000公顷。这一政策导致龟山印地安部落长期贫困化，这在厄德里其的小说《爱之药》里有所描写。《道斯法案》的目的是开发闲置土地供白人居住，最大限度符合白人利益，表面上实行土地托管，实质上造成印第安人流离失所，甚至无家可归。《痕迹》的历史背景与史实大体相符，描写这一时期龟山印第安芝普亚部落为保护土地与美国联邦政府抗争的一段历史。
       小说的叙述人纳尼普什(Nanapush)是部落酋长，当年曾经孤军奋战，试图改变历史进程，使部落在与白人定居者的土地之争中立于不败。其中最激烈的争端是关于弗雷尔·皮里格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弗雷尔(Fleur)是芝普亚部落为数不多的纯种印第安人，根据《道斯法案》的规定分得一块林地。尽管纳尼普什为弗雷尔的土地所有权据理力争，但美国政府制定了强制性政策，掠夺印第安人的森林资源和土地，弗雷尔最终丧失了土地。弗雷尔一家的遭遇反映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掠夺和同化政策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芝普亚部落在20世纪初期濒临毁灭的边缘。小说的开头通过纳尼普什向弗雷尔的女儿露露(Lulu)讲述她先辈印第安人历史遭遇的叙述，以凄凉的笔触描写了世纪初芝普亚部落的艰难境遇。下面一段引文代表了小说使用的历史视角：
       冬雪降临之际，我们部落的人开始死去，就像这纷纷扬扬的雪片，人们无声无息地陨落、消失。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存活下来去等待死亡，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战胜了南方的天花，顽强地活下来，后来逃往我们曾经签订条约的纳多索。可是，祸从天降，从东方刮来的一阵风暴，政府铺天盖地的文件、条款，逼得我们无家可归，背井离乡。
       同胞们死无藏身之地。我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天灾人祸，无以复加。安尼施纳比的大地(Anishinabe)埋葬了你的先人。
       然而，大地是广阔无限的，我们的人民，他们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孩子，你是无名之辈的后生，你的前辈们在严寒将至、残酷刑罚和病魔的戕害之下，纷纷离开人世。瘟疫肆虐，亲戚们全都病倒了，苦不堪言，剩下的人不得不留在保护区，人越来越少，我们的部落就像一根破烂的麻绳，岌岌可危，年老年少一个接一个被病魔吞噬。我们的家人差不多都死光了，只剩下我纳米普什孤零零一个人，虽然我年近半百，可我已经是垂垂暮年的老人了。我饱经风霜，见过世态炎凉，也算得上老字辈了。在我活过的岁月里，我耳闻目睹的历史变故比别人在数千年里见的还要多。
       我的孩子，我所目睹的历史变迁、时光荏苒，是你永远也无法想像的。
       曾几何时，我率领我的部落指挥最后一次水牛狩猎。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土上最后一只熊饮弹呜呼。也是我捕到了大草原上最后一只山狸。联邦政府不平等条约的文字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拒绝签署那些掠夺我们的森林和湖泊的文件和合同。我也曾用斧头劈倒了最后一棵比我的年龄还要大的白桦树，我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最后一位皮里格的后代。
       厄德里齐在小说里刻意阐述一种具有颠覆性和修正性的历史观。纳米普什的故事是对美国官方历史的修正，对历史事件的再陈述。它把美国历史的宏大叙述陌生化，把所谓“历史进步”的代价展示给人看。厄德里齐不只是陈述历史事件或“事实”，而是质疑隐含在其中的强权意识。因为历史“事实”省略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和血腥恐怖的屠杀掠夺。小说第一段采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人民)，而最后一段则以单数第一人称“我”(唯一的幸存者)结尾，强调浩劫之恐怖。纳米普什讲给露露的故事以史的方式叙述，反映其自身叙事话语的局限性和语言与历史真实的矛盾：“我的孩子，我所目睹的历史变迁、时光荏苒，是你永远也无法想象的。”
       纳米普什一方面承认历史叙述的指涉意义和必要性，同时又告诫读者(小说中的听者)，历史的真实(或真实的历史)是露露“永远也无法想象的”。换言之，历史的复杂性超出他(或任何其他人)对其完整再现的能力(re－presentability)。尽管如此，纳米普什仍孜孜不倦地给露露讲故事、说历史，因为他只有构建自己的叙述才能行使历史的权力。
       权力与权力控制是小说的核心问题。《痕迹》不仅揭示历史叙述的局限，还暗示隐含在历史叙述中的政治取向和权力动因。历史文献是征服者意识的载体和文本，是刽子手镇压弱者的工具。美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只是一系列联邦政府为掠夺土著居民土地而制定的条约、法律和公文。可是，美国联邦政府与土著部落既签约又违约的历史证明，这些文献无法自圆其说，历史并非客观陈述，而是由当权者随意解释的文本。这种以书面历史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对被压迫的人民来说无异于精神和政治强暴。与之针锋相对，小说采用口述历史与之抗衡。作品带有明显的口述特征：作者没有交代叙述者和被述人(听者)的姓名，只是暗示其与叙述人的关系(“孙女”)。上面一段引文中的修辞手段也是口述文字所惯常使用的，如排比和复句(“我指挥”，“我目睹”，“我捕获”)等。厄德里齐在叙述时有意避免历史文献习惯使用的约定性语言：纳米普什把天花或麻疹称为“斑病”(spotted sickness)；使用口语化的部落名称(Nadouissioux，Anishinabe)，而不用英语化、文本化的指称(siux，Chippewa)；用形象的比喻“铺天盖地的政府公文”，而不具体指明联邦政府文件。
       作者的寓意十分明显：印第安人应该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部落的故事和历史。在小说(书写文本)中采用口述故事是为了抵制历史叙述的权威性，是一种反历史(Counter．history)。口述历史和书面历史同样重要。《痕迹》重写艾尼施纳比部落被摧残的历史意在颠覆或解构这段历史的官方文本。小说的各章节均以特定日期开始，标明季节和年份，然后用艾尼施纳比部落语言标出，最后是英文翻译。显然，作者刻意把两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语境呈现给读者：一个是土著、口述、自然的
       (按季节)记录历史的方法，属于文明冲突以前的原始文化记载；另一个是文本性、单线条、按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属于殖民文化。小说中印第安部落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交织在这两种历史语境之间，读者只有在阅读了这段文字之后才会对小说开头(1912年)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意义有所领悟。
       厄德里奇在小说中锋芒所向的那段历史指的是“印第安保留区时期”。根据已故的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丁泽民先生的论述，保留区时期大致在1867年至1887年。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印第安人被赶入各个大小不同的保留区。保留区是美国政府管理、改造印第安部落的基地。在这20年间，美国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保留区的管理和控制，对印第安人政策作了调整，让白人定居者获得更多土地。在镇压印第安人反抗斗争的同时，加紧出台一系列同化印第安人(美国化)的措施，以便把他们“从任意漫游的猎人和袭击者改造成为定居人，遵纪守法的和受政府保护的人”。1887年出台的《道斯法案》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的转变。法案规定解散具有法律实体的印第安部落，把土地分配给部落的成年成员。联邦政府拥有25年托管权，托管期满，把土地所有权移交给个人并授予承租人美国公民资格，剩下的保留区土地向非印第安人定居者开放。《道斯法案》使政府得以分割原印第安保留区的土地。对印第安人来说，法案的实施意味着他们已由“外化之民”变成美国“准公民”。
       《道斯法案》意在把像芝普亚这样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部落纳入资本主义私有制农业经济轨道，把印第安人同化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可是，法案并没给印第安人带来好处。首先，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贪婪的白人进一步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1906年，国会通过《博克法案》(Burke Act)，授权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主席缩短对“有能力印第安人”规定的25年托管期限。1917年，委员会主席卡托·赛尔斯在《政策宣言》中把具有二分之一印第安血统的印第安人视为“有能力”(competent)、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尽管《道斯法案》明确表明土地分配制度是为了维护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可结果恰恰相反：在《道斯法案》颁布以前，1．39亿公顷土地由政府替印第安人托管。到1934年，土地分配法几乎被正式取消时，部落只剩下4800万公顷的土地，许多印第安人丧失了土地，流离失所，甚至无家可归。由于托管期过后支付不起繁重的税务，许多人失去了分得的土地，或低价出售土地，或用土地置换生活资料，偿还贷款。
       小说的历史背景在这里十分重要。故事开始于1912年，书中的人物已经历了《政策宣言》公布之后灾难频仍的岁月。小说戏剧化地描写了美国土著居民在印第安土地法的重压之下潦倒的生活。尽管纳米普什通晓政府法律，为印第安人奔走呼吁，但他显然无力回天。弗雷尔、纳米普什、艾里、奈克特、马格丽特为缴税疲于奔命，部落文化也不得不转入美国大一统的经济模式。弗雷尔家的土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令白人资本家们垂涎欲滴。苛捐杂税也迫使部落分化，部落成员有的成了“亲政府派”，还有的，如马格丽特和奈克特，背弃部族文化，另谋生路。
       《痕迹》切入美国联邦政府与印第安部落土地冲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但作品并没有直接提及《道斯法案》这一历史事件。作者有意省略具体的所指(如称谓、事件、时间、地点等)，把历史作为潜在的文本，来印证印第安文化在官方历史教科书中的缺席。
       历史与故事
       《痕迹》揭示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问题：如果历史再现不是客观的叙述，而是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取向的故事，那么，历史的真实性何在?我们又如何区分不同的故事?
       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后现代小说的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通常凸现历史的虚构性。小说安排了两位叙述者，纳米普什和宝兰(Pauline)。宝兰是印第安部落的后代，但她与自己部落和美国社会都格格不入。在经历了爱情挫折、堕胎、生育、当尼姑后，宝兰发誓要与芝普亚部落文化一刀两断。为了排遣性压抑，她皈依天主教，生活在历史的遗忘之中。由于身份和信仰的差异，纳米普什和宝兰对同一历史事件的陈述和解释形成反差。纳米普什讲的是一个历史悲剧，而宝兰讲的是一个被同化的美国人的故事：她把美国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行径视为历史进步。纳米普什认为，美国政府把印第安人从狩猎者改造成农场主的土地分配政策是导致印第安社会贫困、饥饿和土地流失的根本原因，而宝兰则认为这是印第安人咎由自取，是部落荒蛮、落后、无知所致。纳米普什认为印第安文化的毁灭是悲剧性的，而宝兰则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是基督显灵的结果。宝兰还为美国政府掠夺印第安人土地、摧残印第安文化的行径辩护。她在圣凯瑟琳任教期间，肆无忌惮地诋毁印第安文化和语言。她采用白人教会为她起的名字，更名为利奥普多，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她明知同化是自杀行为，却认为这不可能逆转。她坚信白人基督教资本家们会赢得这场战争，而她要站在胜利者一边。
       小说通过纳米普什和宝兰两种相互冲突的叙述角度，反映了土著文化内部的矛盾，也验证了这样的主题：任何历史叙述都有特定的视角，从而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更为复杂。宝兰和纳米普什的叙述还表现了口述历史与书面历史的冲突。纳米普什讲故事给露露，而宝兰没有听者，只有读者，说明宝兰已经脱离部落的口述文化传统。作为纯种印第安人，弗雷尔是一个近乎神话般的人物。她在小说中不是直接叙述者。与弗雷尔相反，宝兰也无法为露露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宝兰屈服于白人文化，忘却过去、身份与经历，她是虚构的、没有内容的历史，她的声音代表了强权者的历史观。而露露和纳米普什的叙述渗透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真实地反映了后殖民语境下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在纳米普什看来，历史是灾难性的：
       官僚们肆虐的钢笔刺进印第安人生命的肌体，铺天盖地的法律公文、无穷无尽、毫无意义的墨汁淹没了我们的生命。在这铺天盖地的文件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时间证实了我的预言：现实惨不忍睹、苦不堪言。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尘封在档案柜里的部落，一个被卷宗、法律公文和政府文件压迫得近乎窒息的部落，一个森林遭砍伐、有家不能归的部族，一个不堪一击、星星之火便可付之一炬的部族。
       然而，纳米普什意识到，要反抗殖民者的压迫，保护安尼施纳比部落的历史和传统，土著人民必须以笔为剑，用文字暴力反抗殖民者的文字压迫。纳米普什在印第安文化传统与冷酷的现实之间找到了种族生存的武器，这也是他留给部落后裔(露露)的一笔宝贵遗产。因为他知道，仅凭口述把过去传给后代是不够的，没有书写的支撑，口述传统只是虚无缥缈、为白人的武力和文字所强暴的历史。
       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论述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属性时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乃是在与多种异己叙述(other narratives)的关系中形成的。”文化属性来自某处，具有其历史。但是，就像任何与历史有关的事物一样，文化属性不是永远固定在本质化的过去上，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互动。属性是在主体与历史叙述之不稳定的汇合点上形成的。由于它所处的地位与历史叙述息息相关，而话语又完全被侵占了，所以被殖民的主体总是处于别处，被双重边缘化。小说《痕迹》揭示了后殖民语境下文化重建的困难和可能性。作者指出，从来就没有客观的、中立的历史叙述。历史是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构建，是现代人与过去的对话。既然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从后殖民的角度看，厄德里奇的小说是对传统历史观的修正和反拨。这种新的历史观既不是单纯地回归历史现实主义，也非被动地承认后现代历史虚构性。《痕迹》抓住后殖民历史话语指涉性这一关键问题，重新透视历史，在浩劫之后的文化重建中开辟新的路径。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