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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虽是莲洲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但我的拼音实在没学好。打从那个群山环抱的村庄走出来后，那口土里土气的乡音就像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怎么也甩不脱。我就是操着这样一口塑料普通话出现在莲洲晚报星期天专刊部的。也许是我的形象不佳吧，星期天专刊部的记者没一个愿做我的实习老师，专刊部主任没奈何，只好亲自出马带我。主任姓石，是个秃顶。他对我说：“小胡，呵呵，这种天气，你还穿这么厚的军衣，不怕热啊?看看你背上的汗渍……”
       我说：“我不觉得热啊……”已是六月末了，我怎么会不觉得热?可除了这身大一军训时的黄军衣，我实在找不出一件更像样的衣服了。
       石主任大概看出了名堂，点了点头，说：“跟我出去一趟吧。”我也不好多问，闷头闷脑跟着他出去。到了一家服装商店，石主任这里看看，那里选选，当石主任把挑选好的衣服在我身上比划了一下，并要我试试时，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忙把衣服往外推，说：“我不要，我不要。”
       石主任笑道：“你这个伢子，换一套吧，这样才像个记者呢，回头把头发也理一下，理精神点。”
       “可是……可是……”我语无伦次。
       石主任说：“可是什么呀，你放心，我付钱，回头你有了钱再给我。”
       我真想跟他撕破脸，我穿什么衣服，管你鸟事?但说出来的却是：“石主任，可是……可是……我没钱……”
       我的确没钱，我爸妈为了我的学费，已经砸锅卖铁了。六十多岁的老爸，现在还在广州打工呢。
       石主任笑道：“这个伢子，真没志气，放心吧，跟着我实习两个月，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再怎么说，你总有点稿费吧?”
       听他这么说，我就不再推辞了。有新衣服穿，总是好的。穿上新衣服，人真的一下子就精神了许多，举手投足都有点不一样了，我恨不得跑回学校，让女友看看。
       到专刊部第二天，石主任就带我出去了。他亲自驾车，我就坐在他的身边。这是我第一次坐小车，感觉真的很舒服，心里特兴奋。石主任看出了我的兴奋，说：“呵呵，等过几年，你也买一辆。不过，现在你的注意力别放在车上。”
       我不好意思地说：“石主任笑话我。”说完这话，我侧头等他的下文。
       “今天我们是去干休所采访几位老八路，时间很紧，一上午就要搞完，所以我俩只能分头行动。你现在听我说，这些老八路能够活到现在，以前就算是个炊事员，现在也都是师长军长或司令员的级别了。他们在抗战时期，一定有过辉煌的历史，我们这次就是要抢在其他媒体前，把他们各自活生生的抗战经历挖掘出来，要有现场感，让读者感觉就像回到了六十年前……”
       这无疑是个好选题。石主任真是个不错的记者。都说秃顶人聪明，现在我算是见识了。在没来报社之前，我就听说晨报和晚报竞争厉害。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新闻媒体更是首当其冲。上周晨报策划了有关湖南芷江受降碑的宣传报道，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次石主任奇兵突出，一定会把读者争抢过来，扳回一局。
       可问题是，这样重大的题材，我能胜任吗?我还未人“师门”，就要我单干，我行吗?新闻课我听了几个学期，但现场采访我可是从没尝试过呀。何况，我一口塑料普通话，对方听得懂吗?我都不习惯跟陌生人说话，现在却要我单独面对战功赫赫的将军!
       石主任的话，我听了一半，就六神无主了，可我又不敢推辞。我怕一推辞，石主任一气之下，把我推出专刊部，那时我再找实习老师，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我只好茫然地朝石主任点点头。
       石主任说：“你听清了吗?”
       我一点都不肯定地说：“听清了……”
       说话间，车子已经在永红干休所的大坪里停下来了。我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好吧，我就豁出去了。
       在李干事的引领下，我先到会客厅。外面有很大的太阳，但不知为什么，一进室内，我就觉得怪冷的，冷得直发抖。其实不是因为冷的缘故，我是害怕了。我命令自己不要抖，可命令不管用。我只好端起李干事泡的茶，双手用劲捧着。
       这时候，李干事扶着夏卫华师长进来了。我放下茶杯，连忙站起来，把手伸过去，并且很快想到了金庸武打书里的一些见面用词“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幸之如何”之类。可我马上发现这些词放在书里读起来舒服，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根本说不出口。我的嘴嗫嚅了半天，居然没吐出一个字来。偏偏夏师长并不跟我握手，只双手合十，朝我揖了揖，弄得我更加慌张。我只能把伸到半途的手撤回来，学着他的样，合起双手，赔着笑，也揖了揖。直到采访结束，我才想到，其实我只要说声“您好您好，打扰您老了”就可以了，可那会儿脑子都蒙了，居然想用侠客的见面语跟老革命打招呼，不说笑死别人，想想我自己都会笑死，真是“实战经验”不足呀。
       坐下来后，我的心安定了一点，我暗暗打量眼前这位夏师长。老八路毕竟是老八路，抗战胜利都六十年了，人会不老吗?夏师长个儿不高，估计也就是一米六六的样子。一身的肉给一条狭小的背带裤兜着，身子还力图像一个军人一样直着，但显然有点力不从心。凡是露在外面的肌肤，全被老年斑占领了。我想，被衣服遮住的那一部分，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这个样子，与我刚才在车上想象的差距有点大。在这之前，我可从没机会与老八路见面，所以石主任一提要采访老八路，我就立马想起小时候电影里他们高大伟岸、英气逼人的形象来。我根本没想到，老八路竟然跟我们村里的老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夏师长虽然老了，但精神还好，听说我是记者，细小的眼睛里放出兴奋的光芒，依稀又有了当年的精气神。听了李干事的介绍，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哦，胡记者呀，麻烦你啦，呵呵，从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后，我就再没见过记者了。原本也没想到会活到今天，可这把老骨头硬是挺过来了……”
       我搓着手，笑道：“您老身体挺好的，一定会长命百岁。”
       夏师长把眼睛一闭，缓缓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活不到那时候啦……没必要再活啦……”脸上的神情一时有些淡漠，像个刚退休不久余威还在的大领导的模样。
       我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说什么好，干坐着肯定更不好，就结结巴巴几乎是对着李干事说完了这次来采访的目的。
       但是在我结结巴巴说话的时候，发现夏师长的左耳缺了半边，心中有了个目标，才稍稍镇定一点。这半只耳朵，肯定蕴含着一个激烈丽有细节的战斗故事。有了这个故事，我的采访肯定会有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了。
       但是，我确实一点都没有现场采访的经验，根本没办法把他引到我需要的话题上来，只要他一说话，我就不敢，或者说不好意思打断他的话头。我还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记者，还不知道人们对记者也就是对报纸的尊重，我只当自己是个刚出道的学生伢子，对面坐着的是个师长级的领导。人家对我一开口说话，我就激动得不能自己，慌乱得像一股风。我只有做一名
       忠实的听众，任由他说到哪里算哪里，我能做的就是让笔一直不停地在纸上写，生怕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
       夏师长原名夏潘娃，1938年参的军，参军后改名夏卫华，那时他只有十六岁。从河北老家出发，加入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当卫生员。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他与一个诨号叫气死牛的垦荒标兵，旗鼓相当，一天垦荒三亩半，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点名表扬。后来，在一次阻击战中，他受了伤，没跟上队伍，死里逃生，回到河北老家潘家峪。半年时间，失去队伍的他在家乡拉起一支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得小日本晕头转向。小日本恼羞成怒，趁黑夜将潘家峪团团围住，架起机枪，将村里一千多百姓统统扫光，制造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当游击队和八路军从百里之外的地方飞奔回来，村子里已人兽无声，只有一条静静的血河在缓缓流淌。在这次惨案中；夏师长一下子失去了所有亲人，九族之内，不存一个。这血海深仇，使得他在以后的战斗中，最喜欢面对面肉搏，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上阵就是十来个滚溜溜的人头……
       当然夏师长说话并没有这么流畅，我只是为了记述方便，才一笔到底。事实上他也许颠倒了年代顺序，或者把一些重要事件给漏了，因为我一直听他把解放战争讲完，又讲到他人藏，就地驻军，当了一家军医院院长，也没有一件事与他的半边左耳有关。结果到中午吃饭时，我在本子上整整记了十五页，却还没采访到我最关注的一点。
       李干事对我耳语了一阵，他说我们主任叫我算了。我只好心有不甘地站起来，与夏师长告别。看得出，夏师长对这次采访很高兴，他讲得很累，却很兴奋。告别时，他好像还意犹未尽，有点被打断了的感觉。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故事一时记不清了，所以没讲。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李干事在旁边说，没讲的故事，等下回想起了，再请胡记者来采访。我忙说是的是的。他一时好像没有理解李干事和我的话，我离开的时候，觉得夏师长像一个被劈手抢走了玩具的孩子一样茫然得不知该如何反应。
       李干事先把我和石主任带到离干休所不远的天鹅宾馆，然后欠欠身，出去了。我以为他去请那几位老八路，没多久，他真的带来了一群人，但没有老八路。一介绍，才知是他的顶头上司宣传处刘处长和他的一班亲戚。也真是碰巧，原来今天正好是刘处长五十二岁的生日，他一家亲戚都来祝寿，李干事便把他们邀到这里来了。
       刘处长笑着跟石主任握手，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上午应该陪你们才是。”
       石主任笑道：“莫客气，你忙你的，我们有小李陪就挺好的。”
       跟石主任握完手，刘处长又要跟我握手，石主任在旁边说了一句：“我们那里刚来的实习生，小胡。”刘处长就很潦草地抓了一下我的手，说声欢迎，然后就调转头坐下了。
       宾主于是同乐。一时桌上觥筹交错，烈酒飘香，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动筷子才好。一张大转桌，摆了二十多盘大菜，而且盘盘色香味俱佳。说句不争气的话，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是，我不能显露出来，那样就太丢人了。我得把持住自己。
       没想到这些人繁文缛节很多。没吃两口，就要站起来碰杯，而且每次碰杯，都要讲出一番道理来，比如说，这一杯是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干的，那一杯是为刘处长大寿干的，再一杯是为初次相识干的，还有一杯是为辛苦了一上午的两位记者干的……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吃饭就吃饭，喝酒就喝酒，怎么能想出这么多话说呀?我还真的有点佩服他们。让我尴尬的是，每每等我把脸埋在碗里大块啃肉的时候，就又有杯子伸过来，要跟我碰杯。我只好把嘴巴鼓得像颗粽子，跟人家碰。一旁的石主任忍’不住暗暗摇了摇头，我立刻就觉得手不是手，脚不是脚了。
       我的脸当然又烧起来了，肯定是红了，但这回红了也就红了，没有人注意，因为大家的脸都被烈酒烧红了。好在后来，我居然给石主任长脸了。石主任虽然说话很溜，但酒量不行，没一会儿就被灌得头晕脑涨。我便主动担纲，凡是敬给他的酒，我一律喝光。看得出，刘处长有些不服，他发动他的男性亲戚和李干事轮番向我敬酒。但我有何惧哉?穷地方的人，富酒。我十岁时就可以喝光三大碗米酒。我爸没酒喝的年代，甚至喝过工业酒精，用水兑上喝。
       趁刘处长他们互敬的时候，石主任站起来上厕所，同时在桌下用手拉了拉我。我懵懵懂懂地站起来，跟着他到了厕所。
       “你这个活宝，行不行哪?”
       我说：“石主任，你放心，这点酒没问题。”
       “可别霸蛮啊，喝酒闹出人命也是有的，你可别懵里懵懂的。”
       我第一次夸口说道：“石主任，信不信我有一斤半白酒的量?”
       石主任所了，大笑起来，冲我点点头。上完厕所来到桌上，石主任就主动要我代表他向各位敬酒。我当即站起来，声若洪钟地向大家敬酒。酒是个好东西，俗话说酒壮英雄胆。我常常在心里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怯人，不要怯事，可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办不到。这一回终于办到了，并且办得很漂亮，这都是因为酒的缘故啊。
       刘处长哪想到一个瘦不啦叽的小伙子会有这么大的酒量，忙说算了算了，等下还有活动，喝醉就不好玩了。李干事见势不妙，也忙站起来说：“饭就吃到这里吧，我们再去休息休息，轻松轻松。”石主任一脸得胜的神色，满意离席。我就知道，我给他长脸了。
       我虽然没醉，但意识却已经有些飘浮，根本没看见宾馆三楼的玻璃门上“按摩中心”的字样，就飘飘忽忽地被一个服务生领到一间小房的床上躺下来，旁边的茶几上还放着一杯飘香的茉莉花茶。我以为这就是“轻松休息”。可这仅仅只是“轻松休息”的开始，当一个年轻的女孩，脱鞋上床的时候，我几乎是惊恐地叫了一声：“你要干吗呀?”
       女孩嘻嘻一笑，“给你按摩啊。”
       “你下去，你下去，我不要按摩……”
       “他们都在按呢，你不要?那你要……?”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躺一躺。”
       女孩浅浅地笑，“喝了好多酒吧?按一按挺舒服的呢。”
       我被她笑得心动了一下，就没有再坚持，而且再坚持的话说不定就显出老土来了。她见我不吭声，就把一个枕头塞到自己腿上，然后把我的头搬上去，十指轻轻在我眼皮和额头上按摩起来……
       开始我有点紧张，几乎没什么感觉，但是酒很快起了作用，意识一模糊，我就不紧张了，然后就感觉出了按摩的舒服。是的，真的很舒服。凉玉般的手指在我额头游走，力道恰到好处，像风像梦一般。我感觉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托着我的身子往上浮，我不得不用力地抓住床沿。后来，我模模糊糊的脑袋里不知怎么浮出一个老人茫然的表情来，我以为是我的父亲，但是又有点陌生，这个茫然的面孔浮了好久，我才认出来是夏师长。我浑身打了个激灵。
       然后我听到女孩的声音说：“你冷呀?”
       我说：“不冷呀。”
       “你在发抖呀?”
       我这才发觉自己是有点不对，就说：“可能
       有些冷吧……”
       她笑得花枝招展，说：“你这位先生呀……我给你盖床被单吧。”
       被单盖好了，我还是有点发抖。女孩又笑，“第一次按摩吧?习惯就好了。”
       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嗯一声。我觉得这个女孩很亲切，并没有报刊上报道的那么不堪。我渐渐地平静下来，但又想起了我的女朋友，我下意识觉得我应该向女朋友报告这件事，当然得找到一个恰当的方式。如果她要骂我，就由她骂几句吧。但愿她能够大度点，不那么小家子气。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让她这么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腿上，按来摸去，我也会受不了，吃醋是难免的。因此按摩，以后还是少搞。但是我又突然生出另外一个念头，我要是没有女朋友就好了……
       按摩完后，一行人出来，宾主握手告别。车子开动了一会儿，石主任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信封，一个给我，一个又塞回自己口袋。我拿着信封，莫名其妙，问：“这是什么啊?”。
       “劳务费呀，看看，多少?”
       我把信封从侧面一捏，把两张钞票抽出来，说：“两百。”
       “这个你拿着。”
       我的脸一红，想都没想一下，就把信封递过去，说：“我不要。”
       “呵呵，宝里宝气，怕咬呀，又不是蛇。”石主任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傻瓜，想不到这样好酒量，真好，真好……”说罢，一踩油门，车子风一般向前蹿去。我往后一仰，手上的信封几乎甩出了手。
       二
       后来，我当然把这个红包收下了，因为石主任说这是行规。出去了，总会有个包的，一点小钱，是人家表示客气。但这钱对我来说，却不小，我本想把钱当作昨天的服装费还给石主任，但石主任说不急，要我先拿这钱买一些日常用品。我就真的按他的话做了，再说，服装费三百多，我现在才两百，还账还不严，也真不算个事。
       下午，石主任把他采访来的三位老八路的材料给了我，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写，然后自己睡觉去了。我拿着石主任的采访记录与我的一对照，就发现自己出大问题了。新闻中的五个必备“W”，我竟然有两个“W”忘了问。也就是说，我忽略了一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开始我准备偷懒算了，随便编造一下。但编着编着，就有些害怕了。这毕竟不是虚构小说，万一老八路看了不高兴，或者干休所的领导看了不高兴，打电话来报社质问，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要是第一篇稿子搞砸了，说不定完成实习任务都难了。
       黄昏的时候，看着窗外满天变幻的云霞，我硬着头皮，拨通了干休所李干事的手机。李干事在电话那头犯难了，他说自从晨报上周刊登了有关受降碑的报道后，各路人马纷纷来请夏师长他们作报告或者到主席台上作列席嘉宾，日程已排到一周之后了。我作不得声，心想这下可好了，石主任一定会骂死我，学了几个学期的新闻，居然新闻的五个基本要素都弄不清，还来实什么习?
       李干事见我在电话这头很犯难，就说：“要不这样吧，你来看看他们的档案，他们的事迹，档案里写得很清楚。”
       我想也只能如此了。如果我不赶紧写出来，让其他新闻单位抢了先，那石主任这个点子就狗屁不值了。没有跟石主任打招呼，我当即就搭公共汽车去了永红干休所。
       这一趟，还真有收获。甚至可以说，收获太大了。我不但补齐了夏卫华师长抗战时一些故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还看了他档案里的一份离婚申请报告。
       上级领导：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军XX师的离休干部夏卫华。现在我申请上级领导批准我与黄秀英同志离婚。
       由于身体原因，我于1980年从西藏离休到了本市。1981年，市妇联的一个女同志介绍我与黄秀英同志认识，两个月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五十九岁，黄秀英三十二岁。黄秀英嫁给我时，已经离过一次婚，身边有两个小孩，一个十岁，一个八岁。结婚后的开始七八年，黄秀英同志对我还不措(错)。我对他们母子三人也挺好的，我一辈子的积蕴(蓄)都用在了家里，花在他们身上了。两个孩子读不出书，也是我安排他们俩进厂的。可后来，黄秀英同志就对我不好了，她道德败坏，乱搞两性关系，她说我不能满足她，她还打我。我曾多次向组织反映过她的情况，组织也劝告过她，可她不听组织领导劝告，依然我行我数(素)，没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还把野男人带回家，我不准，她又打我，把我两根协(肋)骨都打断了。我实在无法忍受她了。
       间(鉴)于她种种恶劣的言行，我请组织批准我与她离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夏卫华
       1996年5月28日这些年来，每到八月和十月，电视里总要演一些战斗片，这些战斗片内容虽然陈旧，表现手法也有些幼稚，可我一直爱看。那里面的正面人物(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都活得扬眉吐气，死得轰轰烈烈，哪一个不是铁打钢铸的铮铮好汉?我可没想到，他们中居然有人会是这样一个晚年，而这人还是个师长!
       我内心一时有点失落，但又隐隐地有点莫名的兴奋。
       不知道什么时候，李干事已站在我的身边，突然问道：“看到有用的了吗?”我浑身打了寒战，就像一个小偷被当场用手电筒照住一样。但是，定睛看李干事脸上的表情，我的紧张就没有了。我的反应好像正在他的预料之中，而他好像是有意让我看到这份离婚申请书，有意把这份隐私拿出来与我分享。以示自己某方面的能耐。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地道。但是，对他这份对我的慷慨我还必须表示我的感激。
       “真没有想到，老首长会有这样的遭遇，你们不管一下吗?”我觉得我有点谄媚李干事。他不过是个干事，老首长的事肯定轮不到他管。
       “那时我还没分配过来，听刘处长说，管是管了，可越管他家越热闹，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会有这样的婆娘?!”我气咻咻地说。
       李干事哈一声笑，“世上什么婆娘没有?”然后突然压低了声音，“夏师长打仗是个好手，但是做丈夫可能不如他打仗厉害。”
       我一愣，觉得李干事说的话，有点超出了他的身份。我也不想听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夏师长的私生活，所以没接他的茬。
       我问：“他们真的离了吗?”
       李干事说：“不离怎么办?不离夏师长早死在她手上了。但是，虽然婚离了，她还是经常来找夏师长的麻烦。”
       我莫名叹了口气，“离了婚还来找师长麻烦?”
       李干事说：“是啊，主要是为她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单位的效益不好，都下岗了，那婆娘缠着师长，要他重新找工作。”
       “师长就这么听话?”
       李干事冷笑道：“就算师长听话，也无能为力啊。据说他俩以前的工作，都是干休所领导帮忙安排的。”
       我无话可说了，捧着李干事倒的茶，一口一口喝着。把一大杯茶喝完，我霍地站起来，就与李干事告辞，说晚上要写稿。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是的了，我发现师长缺了半边耳朵，是不是抗日时被日本鬼子咬掉的?上午我忘了问他
       这事，档案里好像也没看到。”
       李干事嗬嗬笑起来，“你啊，好在没问，要不然就犯忌啦。哪是日本鬼子咬的，就是那个婆娘咬的呢!”
       我一下子呆住了。好一会儿，我才说一句，“哎，这个师长……难道就这样放过她?”
       李干事说：“能有什么办法?我听刘处长说，那次师长捂着血淋淋的耳朵，只知道哭，哭着喊过世亲人的名字，哭着喊牺牲战友的名字，说那时子弹为什么不长眼睛，他盼都没盼上一颗……唉，遭罪啊。”
       当晚，我一点写稿子的心情都没有。我不但没心情写稿子，还没心情干任何事，只好蹭掉鞋子，上床睡觉。可我睡也没睡好，一会儿梦见自己变成了日本兵，被夏师长抡起大刀砍得抱头鼠窜；一会儿又梦见自己与夏师长联手把那个婆娘扑翻在地，然后开枪把她打死了；一会儿又梦见我的女友带着奇怪的笑看着我说：你搞按摩了……凶梦惊醒，我发现自己一身的冷汗。窗外夜车经过的呼啸声，惊心动魄。
       第二天，我把夏师长的事和我的一些想法对石主任说了。石主任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忙着自己手里的事，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说：“这有什么，不分高低贵贱，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也管不了。”
       我听了石主任的话，感到很失望。但后来我听别人谈起石主任的家事，才知道石主任说这话是有出处的。他看上去有钱有车也有点权，让我们这些一穷二白的后生羡慕得不得了，但他的家事也并不完美。七年前他的老婆就撇下他和六岁的儿子，去了日本，并且再没有回来过。
       石主任接着告诉我，千万别把这些事写到稿子里去。我还不至于那么犯宝。当然，我就算犯宝，石主任也会大笔一挥，把它划掉。这会儿，全世界都在营造一种纪念抗战胜利的喜庆气氛，人们需要这种气氛，至于老师长的隐私，我相信没人会感兴趣。
       六千字，我写了整整一天。忐忑不安地把稿子交到石主任手里，我像一个面临宣判的囚犯。随着石主任越来越严肃的面部表情，我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上了。不好了，稿子可能会被枪毙，我忙活了一天，可能白忙活了。不但白忙活了，而且还会让石主任彻底看低我这个人。早知这样，我应该再想想，再改改啊。现在可怎么办呀?
       我心脏差不多要爆炸了，石主任突然把稿子一合，叫道：“不错嘛!看不出你这个伢子，呆头呆脑的，写起文章来，还真有一手。”
       听了这话，我的心自由落体般地掉了下去。一手心的冷汗，这时才悄悄拿纸巾去擦了一下。我满脸绯红地笑道：“谢谢石主任，谢谢石主任……”
       “谢我干吗?我得谢你才是啊。嘿嘿，这班化生子这回可看走了眼，都不愿带你，让我捡个漏子。”石主任呵呵笑道，笑完又说，“小胡啊，你要是能打字就更好了，现在报社提倡无纸化办公。以后，你就在我的电脑上练习练习吧。”
       我大喜过望，忙说：“好的好的。”谁不想用电脑写作呀?可学校的电脑要三块钱一个小时。我到哪里去找这笔钱?这回我要利用石主任的电脑，把五笔练熟，以后找工作，无疑就多了个砝码。现在单位用人，都需要懂电脑的。
       《追忆激越年华》，这是我的标题。石主任把它改为《黄河在咆哮》，并添了个副标题：老八路追忆激越年华。还有，在标题下，添上了刘处长和李干事的名字。这让我好不理解。实习前，班主任就反复讲过，写稿时，一定要把实习老师的名字署在前头，这既是礼貌，也是规矩，要不然鬼都不会做你的实习老师。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实习老师给你出点子，带你去采访，又帮你改稿，署他的名字当然应该。但有必要署刘处长和李干事的名字吗?
       我撇了撇嘴巴，没吭声。石主任看出了我的不舒服，就笑，“你这个伢子，贪功了不是?做人要圆和，既然他们对我们客气，我们给他们挂个名也是应该的。挂个名，对我们没什么，他们又不要稿费。可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这是他们宣传干部的业绩，与他们以后的提拔和年终奖金都可能挂钩。”
       我听了，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脑袋。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石主任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哎，署他们一个名也是应该的。
       石主任刚说罢，李干事就打来电话，问稿子写得怎么样了，还要不要他帮忙?我忙说不要了。石主任朝我眨了眨眼睛，我一点就通，就在电话里告诉李干事，稿子已经写好了，马上会见报，到时他和刘处长的大名都会在报纸上看到。
       李干事果然开心极了，笑着说：“我的名字就算了嘛，署我们刘处长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说：“怎么能算?你陪了我们整整一上午，又陪我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刘处长的名字署不署没关系，但你的名字一定要署。”
       李干事忙说：“谢谢，谢谢，那拜托你一定要署刘处长的名字啊，不然我的名字也就不要署。”
       我笑着说知道了。两人闲聊了一阵，李干事告诉我，明天夏卫华师长在长星小学有一场爱国主义教育演讲，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要看我们主任的意思。放了电话，我把这事报告了石主任。石主任说：“当然要去呀，你可以写条小通讯，放在社会新闻栏发。我知道你们实习要算篇数，这不又一篇吗?”
       我忙说：“谢谢石主任。”
       石主任笑道：“呵呵，嘴巴甜一点也好。对了，你得告诉李干事别通知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了，要不然稿子一冲突，你的就发不出了。”
       我忙打电话给李干事。李干事同意了，并预祝今后合作愉快。我听了这话，打算下一篇稿子也署上他的大名。
       三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长星小学。由于转车，再加我不熟悉小学的位置，等我赶到那里时，长星小学的操场上已坐满了花花绿绿一大片人，主要是小学生，也有很多围观的市民。一个粉头粉脸的家伙(大概是校长)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准备发表开场白。我看到夏师长一脸笑容，坐在主席台中央，脸上黑褐色的老年斑，乍一看，如一群附着的苍蝇。
       两次见面，只隔一天，但我的内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上次见面，我对他是又敬又怕；那么现在，我对他只充满了同情。我甚至觉得他的慈眉善目有些窝囊。他怎么就不长得威严一些呢?怎么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呢?顶着个将军头衔，怎么就没有一点将军风范?
       校长开始讲话了。校长的声音像一只打鸣还不得其法的小公鸡，在劣质的扩音器里嘶嘶地尖叫，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利器在戳他们的耳朵。加上他有点夸张自己的声音，舌头在嘴巴里用足了力，以致吐出来的字夹杂了太多的气流。他的话，我几乎有一半没听清。但下面几句，我还是听得非常清楚，“……至今活着的老八路，是历史的见证!人民的财富!共和国的丰碑!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他们!爱戴他们!关心他们!”
       这话讲得太好了，我忙掏出本子把它记下来，回去肯定用得着。不但我觉得校长讲得好，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校长讲得精彩，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校长用双手使劲地把掌声往下压，压了几回，才压住。
       这时两个小学生站起来，迈开脚丫子奔向
       主席台，一个给夏师长戴红领巾，另一个在夏师长的脖子上套了一个鲜花环。
       轮到夏师长讲话了，可夏师长大概过于激动，对着麦克风，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只用手把眼睛擦了又擦。这让在场的好多女市民也都抬起手拭眼睛，唏嘘感慨，说老八路能活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后来夏师长总算开口了，声音有些颤抖，他说自己是太激动了，他已有十年没见过这种场面了，他感谢人们还没有忘记他。他将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余热。接着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同我那天听到的差不多，等讲到一把寒光闪闪的钢刀把鬼子砍得滚瓜流水时，声音里明显有了底气，高亢起来，长满老年斑的脸上居然容光焕发。后来为了让听众明白他当时杀鬼子的痛快，还打起了手势，样子很像我们的战争片里首长在做战前动员，还真有些将军的风采了。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在这如潮的掌声中，我心中却突然莫名其妙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
       夏师长的演讲算是非常的成功，但讲着讲着就跑题了，竟然痛心疾首地点评起如今社会的阴暗面来，对那些灯红酒绿、丰乳肥臀、贪污腐败等现象喋喋不休。“……我们那时，哪有这种现象?刘青山，张子善，才贪污多少呀?说杀就杀了!”
       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而且讲得这么率真，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前天李干事没有请他们这些老八路去天鹅宾馆吃饭。
       小学生开始交头接耳，围观的市民在摇头笑，不知是笑夏师长，还是笑时代的变化让人不明白。后来，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把麦克风的插头拔了，他悬在空中打雷似的声音才猛然跌落下来。过了一会，校长对他耳语了几句，他迟疑地点点头，两个人就扶他下了主席台。我怀疑校长骗他线路出了毛病。果然校长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太阳太大，将军有心脏病，需要休息，而且麦克风也出了点问题。演讲到此结束。”
       大家轰然而散。我有心想跟老师长打声招呼，犹豫了一下，老师长就被一群人扶上了小车，走了。
       回到报社，今天的报纸早已出来了，我昨天的那篇文章登在纪念抗战专刊上，占了整整一版，还有剩，转到别的版面了。组版编辑把版面弄得花花绿绿，俗是俗了点，但挺惹眼的。拿着报纸，我心里美滋滋的，准备重新读一遍。这是迄今为止，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了。
       电话铃响了，我抓起电话，又，是李干事。他在那边很夸张地把这篇文章赞扬了一番，对我有刮目相看的味道，说我“年轻有为”，尽管隔着电话，他的声音还是极有感染力。赞完文章后，又问我上午去听演讲没有?我说去了，正准备写稿呢。他就说好的好的，不打扰我了，然后挂了电话。
       有了第一篇文章的成功，我的心里踏实多了，也自信多了。提起笔，哗啦哗啦，把上午演讲的精彩部分叙述了一通，写到结尾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老师长是联系实际演讲，但实际上跟演讲的主题不符合，怎么办?后来我灵机一动，我也来个联系实际，对小泉蠢蠢欲动的参拜行为及复苏的军国主义严正地批判了几句，胜利结尾。稿子大约千把字，我一个一个把它们输进电脑，忙到晚上八点才散工。我感觉打字的速度也提高了不少，心里对自己很满意。
       署上石主任的名字，再署上李干事的名字，最后署上我的名字，交给石主任。石主任读完，说声不错。然后在电脑里删了几句话，再一点鼠标，就把稿子发到总编室的存稿箱去了。扭头对我说：“放心，明天一定会见报。”
       我嘿嘿憨笑。心想，把你的名字署上了，不见报才怪。我发现我的脑子越来越好使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我突然决定晚上去拜访一下夏师长。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出于一种敬意，还是一种同情，或者纯粹是稿子写完了，写得顺畅，心情愉快，而要找一种发泄快乐的方式?再或者是英雄在自己心中平民化后，我要去感受一下内心的那份舒展自如?我前天采访他时，的确是太紧张，太狼狈了。
       总之，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永红干休所。
       先打电话给李干事，李干事在电话那头有些为难，“晚上拜访他?不好吧?”
       我说：“没事吧，我就想看看他。”
       李干事沉吟了一下，说：“今晚我有点事……要不这样，你自己去看他，我就不陪了，反正你们也认识。他就住后面的老干楼，6幢3单元201室。”
       我说好的好的，顺手从报社拿了好几张当天的报纸，就坐公共汽车去了。下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九十六元钱。我拿出其中的二十元，买了几斤苹果。我想仅仅带几张报纸去，还是不怎么好。
       进干休所，右拐，到宿舍区。1幢、2幢、3幢……找到第6幢3单元。正爬到二楼的拐角处，楼上左边的门呼地开了，明亮的灯光和粗暴的声音汹涌而出，一下子朝我冲来，我本能地后退两步，在黑暗中站住了。
       “你急什么急?我还没要你赔偿青春损失费呢!”紧跟声音出来的，是一个打扮得很年轻的老太太。“我儿子的事，你能解决也要解决；不能解决也要解决，跟我装熊，没门!”一边说，一边朝楼下走。看样子，这个老妇人就是师长的前妻了。
       为了避免被当作是楼道里的偷窥者，我只好敛着头往上走。一抬眼，我就看见夏师长那颗苍老的头颅了。夏师长的身子没有从房子里出来，出来的只有一颗头颅和一只手，手拉着门把，大概是想把门关上。头颅上的嘴巴正张开着要说话，但看见我来了，立马把话吞进去了。
       我笑着说道：“夏师长，我是小胡啊，我来看看您。”
       夏师长整个肥胖的身子都从门里出来了，他阴郁的面容改作了笑脸，他说：“胡记者?稀客啊，请进请进。”说罢，双手合十，朝我揖了揖。
       这回我老练多了，也双手合十，回揖了几下，进了门。
       夏师长反手一用力，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一落脚，才发现客厅地板上满是碎瓷片，心里颇觉尴尬，讪讪笑道：“师长，我可能打扰您了吧?其实我来没别的意思，只想把我们报纸给您送过来。”说着，我把苹果放在茶几上，把报纸递给他。
       夏师长接过报纸，脸上消失的笑容又浮上来了，他说：“没事，没事，我家以前的保姆在跟我闹呢。”
       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只哦了一声。
       夏师长接着解释，说：“没文化，又没一点组织观念，我早把她辞掉了!”
       我又哦了一声，小声问：“她今晚找您有事?”
       夏师长笑道：“什么屁事?没事!说是这几天又看见我出现在报纸上了，以为我还有什么响动，就来找我帮她儿子调动工作。”
       我又哦了一声，点点头，不敢再问下去了。
       我不问，夏师长却还要说：“可我不能违反原则，是不是?她儿子当初的工作就是我给找的，怎么能想调动就调动?那国家还不乱套
       我说是的是的，说着拿起客厅角落里的扫帚扫起来。我想还是扫拢的好，要不然脚随便动一下，就会碰到那些尖利的碎瓷片，嗤嗤拉拉地响。要是一脚踩上去，把鞋底都能扎透。
       夏师长说：“呀呀，怎么好意思，要你帮我
       扫地?……哎，这个女人不讲理啊，气得我摔了一个花瓶，才把她轰走!”
       我说：“您老别生这么大气啊，犯不着，为这样的人……对了，您家的浊斗呢?我把垃圾装一下。”
       夏师长说：“你放那吧，等下打电话让小兵嘎子来搞。胡记者，你说的有道理，可我就这副牛脾气，打了半辈子仗，火气大啊!”
       我想，碎瓷片已经扫拢了，我就不必再跟他深究这个问题了，这个花瓶究竟是不是他砸的，还不知道呢。我说：“师长，看看我们的报道吧，看您满意不?”
       夏师长坐下来，慢慢摊开我们的报纸，手向桌子摸索着，我忙把桌子上的老花镜递过去。夏师长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认真地把报纸翻了翻，看了主标题、副标题和几个小标题，然后说：“好好好。”
       “您满意就好，您满意就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您了。”我站起来，搓着手，我终究还是感觉不自然。
       夏师长笑呵呵的，说：“那好吧，谢谢你们了……你看看，还提些水果来干吗?你把它带回去。”
       我不好意思地说：“师长，只是个意思，我还是个实习生，没钱，您老就别嫌弃。”
       夏师长笑道：“也好，我若推辞，你还以为我有什么想法，呵呵，我也啃不动了，回头我叫那些兵嘎子来吃。”
       走出干休所好一会儿，我还是一副没精打采、若有所失的样子，心里乱糟糟的，不知想个啥。今晚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我是一点理由都没有了。
       四
       这事过后很久，干休所那边再没与我有任何联系了。石主任带我满市跑，有时还跑到外市，有时甚至跑到外省。跑了不少新闻，其中很多新闻都是围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做的。
       这期间，我真的长了不少见识，而且，还拿了不少稿费和劳务费。还给石主任给我垫的服装费后，我把二千元钱存进了银行。
       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额啊，这时候，我真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妈，不要为家里那三万元债务忧心忡忡了。我爸在广州扫街，一个月六百元，除了吃用租房，还剩三百元。一年掐头去尾和来回路费，可以存三千元。以老爸的存钱速度，我家还要十年才能还完欠债。而那时我老爸都已七十多了。他能不能活这么长，还是个未知数。指望我哥替我家还债吗?也不可能。自从我侄儿侄女读书后，我哥自己也欠着债呢。所以我妈不可能不忧心忡忡。
       可她还不知道，等我毕业了，赚钱的方式就再不会跟老爸一样了。事实上，现在我的赚钱方式就跟老爸不一样了。这时我若能打个电话给老妈，老妈一定会高兴得哭起来。可是偏僻山村，哪来的电话呢?我只能把一肚子喜悦放在心中独享了。
       关于夏卫华师长其人其事，也慢慢在我心中平淡下来。可就在我要把他作为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符号放在记忆深处时，李干事突然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夏卫华师长今天要参加和平大厦兼并成功并且重新上市的剪彩仪式。
       接到这个电话，我感到很奇怪。和平大厦是莲州市最大的综合性商场，七年前，由海河投资有限公司和日本人山本纯田共同投资建造。其中海河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百分之五十一，山本控股百分之四十九。可几年后，海河投资有限公司在其他生意场上节节失利，现在已经亏空十几个亿，不得不宣告破产。
       山本纯田打算把和平大厦所有的股份都高价买过去，海河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了，莲州市政府却不同意。山本纯田便许诺无偿提供给莲州市政府五千万元，用于莲州市政工程建设，市政府这才同意下来。一切手续趁着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东风，很快就办齐了。
       董事长山本纯田曾在一个联谊会上发表讲话，说为了两国的世代友谊，他愿尽最大的力量，让这幢标志着和平的大厦，永立于莲州不倒!同时他还指出，日本国内目前猖獗的右翼势力也是他反对的，他希望小泉不要再去参拜靖国神社，不要做出让中韩人民遗憾的事情来。他的这段讲话，经莲州市各家电视和报纸一宣扬，和平大厦几天来的营业额都超过了历史之最。据东方经济电视台调查，在过去的一年里，和平大厦是莲州市所有商场中的最大纳税户。
       现在双方最后签字了，山本纯田决定搞一个隆重的剪彩仪式。我奇怪的是，这事夏卫华师长也有兴趣凑热闹?按他的经历和脑筋，不至于会答应这事呀?我跟李干事说了自己的疑问。
       李干事在电话那头呵呵一笑，“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心里一格楞，觉得李干事不会说话，但转念一想，人家这话说得很在理啊，这种事情都是领导们做主，我一个子头老百姓瞎掺和什么啊。
       “夏师长这一剪下去，可有五千块钱的收入呢。”李干事在电话那头又说道。
       听了这个数目，我一惊，心里有点艳羡。我说：“日本人还真大方啊，他怎么就想起要请夏师长了?”
       李干事笑道：“你这话就说得外行了，夏师长这阵子风光得很，你没发现，他的见镜上报率多高?他是剪彩的最佳人选，山本纯田说请他来剪彩，意味着结束过去，展望未来。”
       这个主意倒也不错。但我终于憋不住问道：“那夏师长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开始是不愿意，说有出场费他也不愿意，他一把年纪了，当然不在乎钱。但挨不住刘处长左说右劝，说中日人民应该向前看，历史虽然要记住，但开拓未来更重要。要他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说到“组织安排”四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李干事放慢了速度，很强调这几个字对夏师长的作用。我还要再说什么，李干事笑道：“还聊啊?那边快要开始了，你不去啦?我听组织人员说，去的记者都有点小意思呢……”
       我忙说去呀去呀，挂了电话，拔腿就往椿树路赶。当我汗流满面赶到和平大厦门口，仪式刚刚拉开序幕。硝烟弥漫中，几盘大鞭炮摆在当街，稀里哗啦地炸；还有很多礼花也呼啸着往天上冲，白天放礼花，当然看不到花，只听到天上空洞洞地响，估计主办方要的就是这种响声。高高的氢气球拉起长长的条幅，在风中呼啦啦地飘。艳阳下，大大小小的照相机摄像机都齐齐对准大门口几位首要人物。其中一位就是胖乎乎矮墩墩的夏卫华师长。夏师长身穿西服，颤巍巍地站在那里，一脸茫然的笑。
       最后一个鞭炮炸响后，主持人宣布剪彩正式开始，先请和平大厦董事长兼总经理山本纯田讲话。山本纯田讲的是日本话，叽哩咕噜的。人们正等着翻译把他的话翻成中文，突然前面就乱作了一团，很多人往门口跑去。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也急忙挤到门口打听，但被警察挡住了。只十多分钟，门口的人就散开了，主持人对着麦克风说：“没事了，没事了，剪彩仪式继续进行。”大家才安静下来。这时我突然发现，夏师长已不在剪彩的队伍中了。我感觉刚才的事一定与夏师长有关，可究竟是什么事呢?
       剪彩仪式完后，我不等回报社，就在公用电话亭打了李干事的手机，李干事的手机一直忙，我打了好几次都没通。我只好悻悻地回到报社。
       我又打李干事的手机，还是占线。真不知
       怎么了?
       我只好拿着材料去问石主任，石主任笑道：“你这个哈宝，好笑咧，我坐在报社都听说老八路闹出事来了，你去了现场，反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你这个记者就当得好咧!”
       我搔搔脑袋，难为情地笑。其实当时我问了身边好几个人，他们都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那还要不要提一下夏师长?”
       “还提什么?一个字都不要提他了，就当他今天没去过。”
       我说是，转身准备去写稿。石主任又叫住我了，教训道：“你今天站哪里啦?做记者就得有个做记者的样，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尽量争取离事件中心最近。”
       我又说是，心里却不以为然；今天和平大厦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我就是把自己削成一根木桩，也插不进去了。山本纯田许诺和平大厦今天百分之八十的商品打六折到八折。很多市民只等剪彩一结束，就想进去捞点便宜。我去得那么晚，往哪插呀?
       如果有夏师长在，这事可以写通讯；现在夏师长不在，就只能报个小消息了。我写了四百字，然后在电脑里打好，交差了。
       交了稿，我再偷偷打李干事的手机，这回通了。李干事不等我说话，就说：“好了好了，这个倔老头终于醒过来了，要不然，我们算完了。”
       我问：“究竟出什么事啦?”
       李干事说：“我哪知道呀?我今天没去，你不是去了吗?”
       “可我站得太远……”
       “我听别人说，老头子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本来好好的，一听到日本话，就浑身颤抖起来，像鬼附体了似的，疯了般冲上前，找山本拼命。多亏了工作人员眼疾手快，要不然他一把剪刀肯定能要了山本的命，闹得那个凶呀，怎么看都不像个八十几岁的人，所有的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听了哑口无言。可想想夏师长的身世，九族之内，全被杀光。这血海深仇，时时纠缠在胸。今天的过激行为，也不见得如何无理。
       半晌，我才问一句：“后来呢?”
       “后来要不是犯心脏病晕过去，还不知会怎么收场呢。”
       “哎，既然那么恨日本人，又何必要去剪彩呢?”我自言自语。
       李干事说：“干休所的领导也这么批评他，他说开始是想服从组织安排，可后来一听山本纯田在讲日本话，几十年前的潘家峪一幕，一下子就占住了他的头脑，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我嗯了一声，说：“也许他的确把时空搞混了，毕竟八十多岁的人了。”
       李干事说：“是呀，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年制造潘家峪惨案的，是一个叫山本归田的军官指挥的，与山本纯田只差一个字。他大概把两人当一人了，才会突然发癔症。”
       “现在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吗?”
       李干事叹一声气说：“哪呀?还在哭呢。说领导不该向着日本人，又说日本人在中国建大厦，就是不对，就是有野心，无非是想软刀子杀人，我们政府迟早会上当的。”
       我叹了口气，心里像有万般滋味。
       与李干事结束通话，我就把详情告诉了石主任，潜意识里可能是想“亡羊补牢”吧。石主任笑道：“刘处长算是逃过一劫。”
       我懵懂问道：“这跟刘处长关系很大吗?”
       石主任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夏师长能拿五千，那他们宣传处就不止这个数。一个商场剪彩，敢到干休所借老八路撑门面，不放点血，行吗?”
       晚上，我花了五十元，买了一个花篮，瞒着石主任，去探看夏师长。一进病房，我就发现自己的花篮买错了，病房里的花真多啊，多我一个花篮不多，少我一个花篮不少。好在病房里的人不多。我进去，才两个，就夏师长和我。
       一个多月没见，夏师长更显苍老了。见我提着花篮进来，夏师长想把身子撑起来，我忙止住了他，俯下身，对夏师长说：“夏师长，我来看看您。”
       “你是……?”夏师长眼神迷惑。
       我说：“莲洲晚报的小胡啊，采访过您，您不记得了?”
       夏师长哦一声，缓缓地点点头，说：“记得，你去过我家……”
       我忙说：“是的是的。”
       夏师长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我以为他对我也要控诉日本人软刀子杀人的事情，控诉对当下的不满了，没想到他突然一副羞愧的样子，对我说：“胡记者啊，我是老糊涂了，我浑啊，这么一把年纪了还犯错误，今天的事，我对不住党，对不住政府哇!”说着，浊泪就从他迷离的眼睛里流出来了，顺着弯曲的皱纹，洇到枕头上了，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慢腾腾去擦。
       我急道：“夏师长，今天的事不怪您啊，大家都没怪您，真的。”
       夏师长长叹一声说：“你别安慰我，领导都批评我了……哎，想当年，毛主席叫我们打就打，叫我们停就停，我没犯过一次浑啊?!怎么人老了……”
       我说：“您这不叫犯浑，您这叫情不自禁。”
       夏师长点点头，说：“胡记者，今天的事，可别往报纸上写，我虽然做错了，可我一心向党啊，我只是好心做了错事……”
       我说：“不写不写，您放心，所有的记者都不会写，要写也不会说您的不是……是的了，怎么这里只您一个人啊?”
       夏师长似乎放心了点，说：“不写就好了……白天的人可多啦，一拨一拨的，晚上人就少了，大家都在忙嘛，我也正想一个人躺一躺……这个世界，跟我们那时不同了啊，很多事，我都弄不明白……”
       正说着，一个小兵嘎子跑进来朝我叫道：“出去出去，你怎么进来的?我才去趟厕所，你就进来了!”
       我忙解释说：“我是记者，是夏师长的熟人，来看看他。”
       小兵嘎子说：“那也不行，首长需要休息，我们领导叮嘱过我，谁也不能进来!”
       没奈何，我求助似地望着夏师长。夏师长早把眼泪擦掉了，他摇摇头，对我苦笑了一下，又点点头说：“胡记者，你回去吧……跟你说了几句话，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我沉吟了一下，说：“夏师长，那我回去了。想不明白的事……”我还想说什么，却被小兵嘎子推出了门外。
       五
       女友来报社看我。
       暑假快要结束了，女友提前返校，顺便来报社看我。经历了一个夏天，经历了一个夏天的“双抢”，女友像从非洲来的黑姑娘。我从没像今天这样感到女友的土气。在见到她的一刹那，我发现对她的思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强烈。
       尽管如此，我还是挺高兴的，毕竟两个月没见到她了。我们像两只麻雀，叽叽喳喳，在办公室说个不停。我给她讲近两个月来遇到的一些事。她则给我讲在家里如何干农活。她说如果不是太远了，她真想从她家跑到我家去，帮我妈搞“双抢”，听了这话，我差一点要流泪了。这个女孩土是土了点，但心眼儿真好。
       我们正说到动情处，石主任突然抬起头，说：“小胡啊，注意点影响啊，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
       我和女友听了这话，赶紧噤声。女友吐了吐舌头，露出满脸愧怍的笑。我脸上不由自主的表情应该跟她差不多。可我心里对这种谦卑得近乎奴性的笑，特别反感。别的记者在办公
       室打牌，谈恋爱，高谈阔论的时候又不是没有，石主任何苦要单单针对我呢?两个月来，这可是第一次有人来办公室看我，又是我的女朋友，石主任平时对我招呼来招呼去，我也算了，今天他这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太没意思了。
       我刷地站起来，对女友说：“走吧，我们出去。”然后一脸阴沉，率先走了出去。女友跟在后面，像一只惊慌的小鼠，对这个记者点点头，对那个记者点点头，满脸赔笑。
       走到街上，我对追上来的她冷冷地扔了句：“你干吗呀!”
       女友不明就里，怯怯地问：“什么?”
       我说：“没什么……饿了吧，我请你到餐馆去吃饭。”
       女友说：“你哪来的钱?我们等下还是在你们食堂吃一点吧。”
       说到这个话题，我的心情马上好起来了。我说：“这就不用你管了。我还从没正经请你吃过饭呢。”
       蒙娜丽莎西餐厅。我给女友点了个辣仔鸡煲仔饭，自己点了个肥肠煲仔饭，还叫了一个水果沙拉。我看见报社年轻的男女记者经常来这里吃饭。我很高兴自己也能在这里请女友吃饭。
       可女友太扫兴了，一直问我哪来的钱，好像怕我吃饭不付钱似的。我只好告诉她，这两个月，我赚了一点钱。可女友又说，赚了一点钱，就这样大手大脚，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家庭。我突然感到非常难受，一点吃饭的兴致都没有了。
       正好这时，我买回还不到十天的二手手机响了，我打开手机，是石主任的。石主任说，今天是夏卫华师长的追悼会，要我跟他马上去一趟葫芦山殡仪馆，争取写篇稿子回来。
       我大惊失色，夏师长死了?!才几天啊，怎么就死了，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我说：“我五分钟就到。”
       关了手机，我对女友说：“对不起，我要去采访。你一个人吃，吃饱了自己回学校，好吗?反正过几天我实习就结束了。”然后飞奔回报社。
       石主任驾车风驰电掣。当我们赶到葫芦山殡仪馆时，追悼会已经开始了。来给夏师长送葬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多得难以计数。石主任带着我，杀开一条路，直往殡仪馆的大厅里挤。我现在才明白石主任所谓“尽量离事件中心最近”是什么意思了。
       好不容易挤进大厅，我发现夏师长真的慈眉善目地躺在了花的海洋中。他的确死了。虽然刚一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吃惊，但是，我心中又似乎隐隐预料到了这件事，所以很能接受这个事实。市委副书记在致悼词，追述着他一辈子的丰功伟绩。这些丰功伟绩我都耳熟能详了，所以听起来没精打采。我扭过头，去看各种挽联和花圈，发现市委市政府等五套班子及多种社会团体组织都送了花圈或挽联。可见这场追悼会的规格非常之高。每副挽联的字迹都不相同，或行或草，或楷或隶，写得各具特色，颇见功底。
       我一副一副地读着，突然发现有一副挽联居然是用日本字写的。我马上想到了山本纯田，就四处搜索他的身影。
       他真的来了，就站在市领导一级的干部中。与市领导不同的是，他身边还有一位打扮得非常得体的小姐，长得既漂亮又苗条。我看她的时候，她正与山本纯田窃窃私语，我估计是山本纯田的私人秘书，正在给山本纯田翻译市委副书记的悼词。我的目光自粘上她后，就再没离开过了。天，这座城市居然还有这么美的女孩，比经视卫视的女主持都要美。她那种含着淡淡雾气的笑容，真让人迷醉。
       突然，我的后脑被敲了一记，回过头，发现石主任正盯着我看，我的脸马上红了。石主任低声喝道：“你的注意力跑哪去了?到时看你拿什么来写?”
       我只好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悼词上。这时才发现，致悼词的已换作了干休所的领导。干休所的领导致完悼词，又轮到家属致悼词了，说是夏卫华师长的儿子。我马上就想起了李干事提到的那两个下了岗的儿子。夏师长虽然与他们的娘离婚了，但他们仍然前来送葬，可见还是有点孝心，并不像李干事说的那么不堪。
       但我时不时就走一下神，我眼角的余光隔不到半分钟，就要扫视一下山本纯田身边的那位小姐。然后我发现，不但我走神，很多送葬的人都在偷偷地瞟这位女孩，她实在太惹眼了。
       李干事从人群里挤到我身边，给石主任和我小声打了个招呼。石主任问：“怎么就死了?”这也正是我想问的。
       李干事摇摇头，说：“哎，人老了，身子经不得熬，那次在医院苏醒后，以为没事了，他自己也说没事了。就把他送回家，再没有人敢去沾惹他了，可他时而笑时而哭，不到十天，心脏病又犯了，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我和石主任同时叹了一声气，我不知道石主任为什么叹气。我叹气是因为我觉得夏师长的死还是与那次剪彩的事有关。他的头脑没转过弯来啊，这样气着闷着，心脏病不犯才怪呢。
       李干事也跟着我们重重地叹一口气，说：“老头子八十四了，是喜丧，大家应该高兴点。他也算是个有福的人了，要不是赶在今年，追悼会能这么隆重吗?我在干休所也有几年了，送走了几个级别都比他高的老同志，可谁的追悼会有他这么高的规格啊?市长、市委副书记亲自致悼词，难得啊。他这是死在节骨眼儿上了。”
       石主任点点头，感慨道：“是啊，人老了，活着就是受罪，早走早了。”
       我心里别样滋味，一句话也说不出。
       回到报社，已是下午三点钟。一进办公室，石主任就笑我：“看你这呆货，也想吃天鹅肉?你知道这女子的来历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就是看看嘛，她有什么来历?未必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鹅?”
       石主任说：“我听知情人说，她是山本去湖南桃江县旅游时，挖掘出来的。当时这女孩刚好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却没钱去读，闲在家里，被山本相中了，出钱送她到日本读大学。一年前，他们在日本结婚，年龄虽然相差近二十岁，但看起来也蛮般配的。女孩叫杨小丽，结婚后就叫山本小丽了。几个月前，她来我们市，帮山本打理和平大厦。”
       “我还以为是山本纯田的小秘呢。”说罢，我叹了口气。
       石主任笑道：“你叹什么气?”
       “我觉得山本真有福气，这女孩真有运气……”
       石主任道：“那是，什么人配什么人，所以你看也白看。去写稿吧。”
       我说是，然后就去了电脑前。可打开电脑，我发现不知道怎么写，写什么，只好硬着头皮去问石主任。石主任讥道：“我说你傻了吧，该看的不看，该想的不想，你动动脑子，老八路是怎么死的?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死的，是全心身投入到揭露日本侵华事实的运动中累死的，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死的啊……反正，今年他做的事多了，随你怎么写，都行。”
       我木然地点点头，转身又去写。但不知为什么，思维老不能集中，一会儿是老师长在头脑中晃，都是他在医院里的情景；一会儿是那位名叫山本小丽的女孩在头脑中晃，一会儿是自己的女友在头脑中晃。头脑昏昏沉沉，键盘上，一个字都敲不出。后来着急了，硬着头皮敲了几百字，读一遍，发现文气干涩枯燥，又一点鼠标，
       删掉了。
       黄昏下班时，石主任看我还在写，就说：“你还没写完啊?我实在太累了，先回去休息了。今天的稿子我也就不看了，就按我下午说的写，稿子写完后直接发到总编室的存稿箱，让总编室的人改去，我明天看报就是了。”
       但第二天他没能从报纸上看到我写的通讯。不但他看不到，我自己也看不到。上午八点，报纸拿到手上，我从一版寻到十六版，寻了三遍，都没找到我昨晚写的稿子。我就知道，稿子被总编室给毙了。
       一上午，我都坐立不安。石主任什么时候来办公室，成了一个重大时刻。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时刻。我希望石主任永远不要来办公室就好了。整个上午，我喝了六杯凉水，可还是觉得热，觉得渴。
       我去饮水机接回第七杯水时，石主任闯了进来，他把一张报纸摔在我的办公桌上，把我满满的一纸杯水惊得四散奔逃!而他身后的两扇玻璃大门，在他进来N秒钟后，还在吱嘎吱嘎晃动不已。
       石主任真的动怒了!
       我一脸霉样，扫视了桌上的报纸，发现报纸并不是我们晚报，而是晨报!晨报的头条总喜欢刊一张特大的照片。这一回也不例外，他们刊登的是山本纯田向夏卫华师长献花圈的照片。我迷恋的那个女孩，仍然在山本纯田身边。
       照片下面，用大黑做了一行触目惊心的标题：日本人向中国老八路鞠躬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下，晨报他妈的真想得出啊!这样的新闻，多具有爆炸性!我们同样去了现场，而且离事件中心非常近，可就是没从这个角度抓新闻。难怪很多读者认为晨报比晚报好看。
       石主任开始数落我，“你是有意让我下不了台吗?我昨晚明明告诉过你，可你是怎么写的，啊?说什么老八路是因为剪彩事件气死的，你证实过吗?你凭什么这样说?老师没教你，新闻应该实事求是?!”
       我低着头，小声嘀咕了一句：“本来就是气死的嘛。”
       石主任举起双手，重重地一摔，叫道：“你真是气死我了!你怎么这样笨啊?你一点都不适合搞新闻!哎!我不跟你说了，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吧!”
       说罢，用手指在报纸上，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我顺着他敲的地方一看，才发现晨报整个头版都是关于夏卫华师长的追悼会。照片的标题下面，是一小段文字，说明献花圈人的身份及他为本市作出的贡献，还有他曾经和现在发表过的言论。山本说，他敬重夏卫华师长的为人，敬重他的优秀品格。是老八路的精神气质，让他由衷地献上了这个花圈。
       接下来，是报道本市政要出席夏师长的追悼会以及追悼会的空前盛况。居中是夏师长一生简短的回顾；下面是一些背景消息，比如说，市有关部门决定安排夏师长两个下岗儿子的工作。右边是一篇较长的评论，点评了夏师长的一生，并且说夏师长是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而牺牲的，是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而牺牲的(这话同昨天石主任说的如出一辙)，号召所有市民向老八路学习。评论最后对小泉政府和日本猖獗的右翼势力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判。
       我自叹不如，比如批判小泉政府的话我也说过，但人家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真是好话说在刀刃上了。我想石主任也会自叹弗如。如果知道夏师长的追悼会可以做出这么大的新闻，他就不会随随便便撂给我。如果不看晨报，我们就算做，也最多是写一篇千把字的通讯稿，先介绍一下出席追悼会的领导，再介绍一下夏师长以前和今年的事迹。这样不痛不痒，做了也白做。石主任冲我发那么大的气，有些过分。要论起来，他要负的责任更多些。
       我浏览报纸的时候，石主任坐在一旁，叹了口气，说：“你这个伢子，我本来还想找机会跟社长说说，让你分进来。现在好了，社长看了晨报，刚才差一点没把我骂死过去，还说我身边怎么会有一个……”可能是考虑我的自尊心，石主任把下面的话咽了下去。但这比他说出来还让我难受，一方面是受到别人的轻视，另一方面，想不到我就这么没运气，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啊。
       我与石主任都不说话的时候，办公室其他的记者围上来了，他们拿着对手的报纸，也忍不住叽叽喳喳地夸赞起来，有个记者说：“这次追悼会，让他妈的晨报做了最大的赢家!”
       坐在沙发上轻轻敲着秃顶的石主任冷笑一声，说：“比起山本纯田来，晨报算什么赢家?想想看，他只花一个花圈的钱，却为他的商场打了多大广告?”
       这个广告的确非常大，一周内，全国很多报刊转载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在互联网上更是炒得火热，点击率动辄上百万，而回贴率动辄也上千数呢。
       两个多月实习结束后，报社决定录用我们班上两个实习生，一个在要闻部，一个在群工部，没有我。但我也并不是无功而返，除了花销，在这两个月内，我靠采访各类纪念抗战胜利的新闻，存了三千元。钱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学了不少社会经验。有些经验，还是以“吃一堑，长一智”的代价换来的，因此显得尤其宝贵。
       今年元旦节时，我去广州参加了一个招聘见面会。被广州一家很有名望的广告公司录用了。我想实习的那段经历应该在暗处帮了我不少忙。冲着这一点，我也有些感激老骂我的石主任。 最后顺带说一件事。 回校后，我与女友老吵，老吵，女友说我出去两个月像变了个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没一个星期，我们就分手了。分手时她哭得很伤心。我虽然也痛心，但想到未来也许可以找一个像杨小丽那样美的女孩作女友，我胸中就充满了力量。石主任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实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说不定有一天就飞黄腾达了，那时就是去日本找一个比杨小丽更美的女孩作女友，也不是没有可能，她的名字也许就叫樱子或者百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