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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小说家和艺术批评家的马尔罗沉醉于“想像中的博物馆”，沉醉于艺术形式永恒的不朽。古往今来的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在作家笔下变换为超时间性的形式，获得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揭示命运、改造现实、超越人类状况的有效途径。尽管小说创作的材料是文字，马尔罗却用语言文字缔造了与绘画作品相媲美的视觉效果和美学意义。他的小说文本超越了文字的界限，在同绘画形式的参照和对话中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因而创造了一个包含丰富哲学、美学和道德思想的艺术小说的类型。
       关键词 人的状况 想像中的博物馆 艺术变换视觉效果 美学意义
       经历了损失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开始对自己生存的困境，对孤独、死亡和人生的荒谬展开深入的反思。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赋予文学和艺术新的价值理念，小说成为“体现人类悲剧最优越的形式”，文学成为战胜命运的手段。印度支那之行后，马尔罗著有杂文《西方的诱惑》，论述东西方的文明及价值观。1928至1943年间，他创作的小说有《征服者》、《王家大道》、《人类的境遇》、《可鄙的时代》、《希望》和《阿滕堡的胡桃树》。这些小说作品是关于人的状况的思考，探讨人对生存荒诞性的反抗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尔罗成为戴高乐的忠实追随者，曾任政府文化部长。这一时期他著有《艺术心理学》、《沉默的声音》、《想像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等书，从美学角度继续探讨人的反命运的哲理主题。他晚年写有《被砍伐的橡树》、《诸神的变异》等几部艺术著作，探询了所有艺术的哲学意义与道德意义。
       关于人如何摆脱死亡的荒诞，马尔罗在他的小说里作出的回答之一就是通过冒险和革命行动来显示人的尊严，另一个回答就是通过艺术来摆脱人生的荒诞。追根溯源，马尔罗的小说写作形式与他的美学观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马尔罗是个小说家，但他首先是个艺术家。他曾经指出，“我写过一些小说，但我不是小说家。因为我从少年时代以来一直生活在艺术之中。”“我最重视的是艺术。我崇仰艺术如同他人信仰宗教一般。”“我对艺术的了解甚于文学。”实际上，马尔罗的小说创作阶段正是他的艺术观逐渐形成的时期，后期的艺术论著只不过是他对前期观点的总结和发扬。他自《西方的诱惑》开始便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提到人类与命运的抗争，后来他的小说又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的艺术进行了探讨和实践。所有这些表明马尔罗的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的艺术观的影响。
       从上世纪20年代起，马尔罗便开始研究艺术作品，思考艺术创造的美学方法和意义。历代传统的古典艺术对他进行了最初的熏陶，然而他的青年时代却又是在现代主义思潮中度过的，同法国画家毕加索、布拉克、尤其是卡拉尼的交往塑造了他艺术想像的能力，他从一开始便反对模仿事实和追求纯粹的美的创作方法，强调艺术作品的创造性。人的状况的哲学始终是马尔罗全部美学理论的基础，他建立了“报复性”的艺术使命论、“反现实”的艺术创作论和“形式论”的艺术史观等现代美学思想。他提出，艺术是对人的状况的一种永恒的报复，历史使人认识命运，而艺术则使人摆脱命运获得自由。马尔罗还提出了“反现实”的创作论的思想，即强调艺术家的天才条件，创作不是对现实的描摹和复制，艺术家不应从属于现实，而是向现实世界攫取形式以创造一个自我统治的世界。雕塑家、画家、诗人、作家都有原始意图，这些意图并不屈从于现实，而是通过线条、图画、文字和材料塑造自己的风格，艺术家自我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其风格应着力表现精神意义的世界，一个艺术家的生平便是他改造现实的历史。
       马尔罗主张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一种形式。作家和艺术家一旦将思想付诸笔端，他便从空想过渡到形式。任何作品都诞生于先前的形式，如果没有形式的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也无能为力。人创造艺术的途径不是别的，而是“从其他艺术形式获取自己的艺术形式”，因为“一种行将诞生的艺术，其原料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以往的艺术”。自少年时代起，爱好文学和艺术的马尔罗便被一个形式的世界所占据，他将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艺术加以比较，世界上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艺术家和流派，在他的头脑中组成了一座“想像中的博物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材料。马尔罗非凡的想像驾驭了这座“无墙的博物馆”中的各种形式，在借鉴、抛弃和变换其他文学和艺术形式的过程中，他开创了崭新的现代小说写作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
       透过马尔罗长达20年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清楚地洞察到他在除旧布新和灵巧运用表达形式方面的才智。马尔罗认为形式的不断变化，才是艺术的本质，他复活了想像博物馆中的各种艺术形式，将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转化到小说的人物再现、空间结构和场景布局中，并将其赋予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小说创作的材料是文字，但却缔造了与绘画艺术相媲美的视觉效果和美学意义。为了更好地探究马尔罗小说中艺术形式的魅力，我们将把他在小说中的表达手段与他在美学论著中探讨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进行一项对照研究，下面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分析马尔罗笔下小说形式与绘画艺术的交汇。
       第一，色彩。马尔罗非常重视使用那些表达色彩和形式的词汇，认为现代艺术的胜利其实是色彩的胜利。颜色是马尔罗的艺术想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同颜色的意象构成了一个象征、暗示的世界。如同印象派画家的画笔一样，马尔罗喜欢将色彩用“点”来挥洒出来，他从不追求色调的细微差异，而是注重颜色的整体效果。在描绘中国城市时，马尔罗习惯应用比较晦暗、模糊的色调，比如暗绿色、暗黄色、暗蓝色、褐色、灰白色等，以此表达亚洲世界变幻不定的命运。马尔罗十分欣赏西班牙画家戈雅(1746－1828)的雕刻艺术，在为《戈雅绘画》所作的序言中，他指出戈雅铜版画的黑色底版是“一种表达现实而非模仿现实的材料”。戈雅亦曾经在创作生涯的末期宣称：“大自然中只有黑色和白色。”马尔罗显然受到了这种“黑白美学”的影响，黑色和灰白色在他的小说里是最普遍的颜色，经常被用来渲染死亡的气氛和夜晚的神秘。除了描述景物，颜色还成为意识形态的象征，例如在《人类的境遇》中，蓝色表征着国民党阵营，至于共产党阵营则直接用红色来指代。
       第二，光线明暗。马尔罗有意识地运用绘画艺术中光线和阴影这一对元素来创造强有力的意象。我们虽然不能断言他模仿某位画家或某部作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充分认识到了光线明暗在绘画中的表现效力。同意大利画家卡拉瓦日(1573—1610)一样，马尔罗善于运用光线来加深人物面部的线条和轮廓，或者将人物或景物从背景中突显出来。例如，《征服者》中病重的加林的憔悴面容在明亮的灯光下暴露无遗，他下垂的面孔上颧骨凸出，皱纹
       密布。光线对人物特征的彰显实质上表达了小说的基本冲突，即人类的意志对人的状况的斗争和反抗。在《希望》中，当马努尔在车祸中受伤后，他脸颊上流淌的血在电气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在这里被光线突出和强调的鲜血因而多了一层象征的意义，暗示着这是为西班牙解放战争而抛洒的热血。此外，勒内·于格认为卡拉瓦日通过向目标投射光线来反映一种对立。马尔罗同样喜欢向漆黑的阴影中突然投去明亮的光束，像《希望》中穿破深夜黑暗的汽车头灯，《人类的境遇》中监狱看守照向乔和卡托夫的灯笼。
       卡拉瓦日主张光线与物质、人物之间的强烈反差，法国画家拉图尔(1593—1652)却喜欢在他的画布上涂抹一层透明的光晕，将画笔下的人物与景致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马尔罗的光线明暗同样受到了拉图尔的启发，尤其是拉图尔所作的《悔悟的玛德莱娜》这幅油画，描绘了一个静谧又充满人生奥秘的夜晚。在小说中，马尔罗同样勾勒了许多蜡烛照耀的场面，柔弱摇曳的灯光将人物的行动与古老神秘、深不可测的夜晚联系起来。拉图尔总是想把神话的元素渗透到人类的活动场景中，然而马尔罗却主张从人类的行为出发去缔造新的史诗般的神话，于是他笔下的光线试图使人物摆脱短暂的瞬间而进入超时间性的神话，被永恒的光线环绕和辉映的面孔因而超越了荒诞的时间和尘世。
       如同拉图尔，戈雅也喜欢在幽深的黑暗中寻找不朽的永恒。马尔罗形容戈雅，“他的眼睛好比猫的瞳孔，因为他的想像只在黑夜里闪烁”。但是如果说拉图尔的夜晚意味着神圣和宁静，戈雅的夜晚却成了人类悲剧和宿命的符号，而且与蛊惑人心的巫术和无意识联系在一起。戈雅艺术是抒发人类恐慌和苦恼、痛苦和恐惧的歌谣，表现了人类在失去上帝的庇护后与社会现实的分裂。马尔罗的想像风格与戈雅有共通之处，光线明暗的作用不在于再现目标，而在于对现实的象征性变换，最终超越现实。在惨淡的光线下，戈雅绘画描述了许多恐怖的屠杀场面，马尔罗的小说中亦有许多关于残酷战争、监狱以及人民苦难的场面，背景大多是忧郁的夜晚。《人类的境遇》中被哨兵殴打、大声哀嚎的老人与戈雅作品《白痴》中大张着嘴巴疯狂吼叫的人物如出一辙，尤其是小说中处决乔等革命者的场地与戈雅作品《疯人院》的开放场地一样，光线的明暗对比烘托了死亡的气氛，表达了人生的荒诞。
       说到马尔罗艺术想像中的夜晚，我们便不能不提及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马尔罗认为伦勃朗画中的黄昏幻化成了永恒的轮回。在小说《希望》中，我们发现夕阳的光线促使人物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仿佛迈入了遥远的史前时代，与漠然的宇宙展开了对话。其中许多人物都是在夜光的映照下，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依照伦勃朗的方式，马尔罗试图透过世间万物的表象，抓住短暂与永恒的界限，小说中光线明暗的处理不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客观景象，而是创造精神意义的手段。在马尔罗笔下，黄昏和夜晚的柔光被转化为想像的光芒，昭示着白天一夜晚、过去一现在、生命一死亡的轮回。光线的明暗因此成为启示人生哲理、营造艺术般的氛围的有效途径，马尔罗的小说因此幻化为诗情画意、史诗般的永恒篇章。
       第三，框架。空间的分割是画家创作的必要步骤。马尔罗经常采用框架的方法将物体或人物定格，形成具有创造性的小说结构，我们将其区分为行文框架和视觉框架。几乎马尔罗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行文框架，最典型的当数《阿腾堡的胡桃树》，小说的开篇和结尾构成了一个行文的框架，因为这两部分的时态都是现在进行时，用的是斜体字，第一人称，叙述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而小说中间的几部分时态为过去时，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的是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如同喜欢在绘画作品中插入小的图画的法国画家古尔拜(1819—1877)和德拉库瓦(1798—1821)一样，马尔罗热衷于在小说的某个故事中穿插其他的小故事，形成一层层的行文框架，例如《征服者》中加林的回忆、《人类的境遇》中对卡托夫过去经历的介绍、《王家大道》中克洛德叙述的父母的轶事，以及《阿腾堡的胡桃树》中穿插在研讨会空隙中的小故事。作为叙述中的叙述，这些细枝末节的故事在小说的空间里勾勒了一帧帧微型的行文框架。
       除了小说整体结构的框架，马尔罗还借鉴了许多造型艺术的形式来缔造图画般的空间。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基(1599—1660)喜欢将他画布的空间进行几何分割，画中的人物一般被镶嵌在门、窗、家具的各种四方形的框架中间。或许只有从构图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尔罗小说中各式各样的视觉框架。在《人类的境遇》中，乔为革命牺牲后的一个夜晚，他家里房间的灯彻夜亮着，敞开的门将灯光聚成了一个明亮的四方形，与老吉索尔房间的昏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扇空洞的门框便是老父亲孤独的写照。窗户也是视觉框架的重要元素，在《希望》中有很多关于伦理道德和革命政治之间矛盾问题的讨论，人物通常是走向窗户，面对窗外或热烈或清冷的景色有感而发，展开行动与死亡的对话。再者，当敌人从窗户里向共和军扫射的时候，窗户便成了荒诞命运的象征，当革命的战士透过窗户向敌人开炮的时候，窗户则暗示着抵抗命运的有意识的行动。如果说马尔罗运用一切的框架来构建他的小说空间，那是因为他知道唯有框架才能把景象变成图画，把现实转化为艺术。除了门框和窗户，望远镜、树木、镜子也都是马尔罗分割视觉框架的有效途径，既可展示人物的心理，也可传达预示的意义。不管是行文框架，还是视觉框架，都代表着马尔罗通过系统的形式创造来征服世界的意愿。
       第四，镜子。达芬奇曾经宣称镜子是画家们的老师，马尔罗也喜欢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挖掘镜子的象征价值。具有反射功能的镜子是“沉寂的声音”，可以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拉图尔在《悔悟的玛德莱娜》中刻画了一位面对镜子沉思的少女，她的左手放在一个颅骨上，右手托着腮，凝视着镜中反射的神秘的头骨。画家借助镜子放大了宿命的声音，反映了对生命与死亡的困惑。《王家大道》中的佩尔肯在照镜子时感受到一股要毁灭他的力量，那便是人的状况。画家戈雅在他的《镜子系列》作品中将人物在镜中的映像进行了漫画式处理，有人看见一只猴子，有人看见一只猫，有人看见自己的脖子变成了鬃甲。戈雅这种将镜中人物变换成怪物的手法在马尔罗看来是从玩笑向神秘的过渡，讽喻人类内心可怕的异化。在《人类的境遇》中，年轻的恐怖分子陈在施行暗杀之后，在电梯镜中端详自己，他看到的是高耸的颧颊和塌陷的鼻子。他惊讶在这张轮廓分明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人性的痕迹，微隆的鼻梁使他看起来像一只怪鸟。镜子将陈反照成动物，预示他从此踏上血腥、暴力和死亡的道路。镜子面前的梅意识到了自己对乔的不忠，西方人的性开放与东方人的爱情观背道而驰，镜中梅日尔曼式的白人面孔与乔东方式的混血儿面孔的对比意味着东西道德观的反差，令乔
       倍感痛苦和忧伤。总之，马尔罗通过镜子使人物超越时空的表象，在想像的另一个空间进行人生意义的探询。
       第五，面具。马尔罗很少着墨去刻画人物的身体，对人物面孔的处理也是寥寥数笔。他笔下的人物实际上是一幅幅面具，上演着一幕幕荒诞的戏剧，反映了内心深深的孤独和挥之不去的死亡的梦魇。马尔罗深受戈雅作品中怪物狂欢节的震撼，面具是人类心魔的化身，在惨淡的现实中，人物在妖魔鬼怪的面具下庆祝自己的胜利。这使我们想起了《人类的境遇》中的克拉比克的面具，他先是将脸孔紧紧挤压在玻璃上，将嘴巴扯到耳朵根，一会儿扮猴子状，一会儿扮白痴状，然后揪着眼角和耳朵，张开嘴巴扮青蛙式的鬼脸。宛如原始部落驱邪的面具，克拉比克野兽式的面具实际上是对死亡恐惧的伪装。面对孤独和恐怖，克拉比克抬出他的面具来克服极度害怕的心理，但这种解脱只是暂时的。意大利画家米歇尔·昂日(1475－1564)在油画《人与死神》中再现了一个巨大的头盖骨，空洞的眼窝和大张的嘴巴令人毛骨悚然。头盖骨也是马尔罗作品中最常见的面具，《征服者》中年迈的程泰与病重的加林的面孔的共同之处为深陷的眼窝、突出的脸颊、皱纹环绕的消瘦的嘴巴，令人不禁联想起骷髅。马尔罗笔下人物面具的作用不在于刻画心理，而是揭示生存的荒诞，最终逾越人命天定的无能为力的状况。
       由此可见，马尔罗小说的风格好比画家的调色板，它的各种成分：情节、人物、场景、冲突、氛围，都像颜色、线条、光线那样调和在一起，小说文本超越了文字的界限，在同造型艺术的参照和对话中形成了独特的表意风格。从整体上来看，艺术在马尔罗一系列小说中的重要性是逐步增加的。马尔罗对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借鉴主要有两种功能。
       第一，参照功能。从具体的情节来看，马尔罗善于利用他丰富的视觉记忆，引用知名画家和艺术作品的名字。比如，《人类的境遇》中绘画爱好者克拉比克在酒吧看到一位陌生的年轻金发女子时，第一反应是认定她是鲁本斯作品的人物，少顷又推翻了这个判断，觉得她更像约旦的作品；《希望》中出场的天主教作家盖尔尼科被形容成维拉斯基笔下的画像。绘画艺术的介入加强了小说景物和人物展示的视觉效果，同时这些迅捷的视觉形象不仅避免了冗长的描写，便于刻画人物形象、心理和事物的特征，更便于烘托小说的艺术氛围，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像空间。
       第二，构建功能。从小说的叙述结构来看，艺术想像的形式在马尔罗小说中具有组织场景的功能。作家经常以直接和暗示的语言拉近某个场面与著名艺术作品的距离，旨在创造富有寓意的场景，将普通的现实变换为超时间的艺术。比如《希望》中有一个场面描写洛佩兹的民兵们赤膊上阵，扶着轰鸣的大炮轮子，仿佛法国大革命雕塑中的人物。这个指涉不仅拓展了西班牙革命的意义，而且在后文中衍生了许多类似的场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赤裸着上臂、汗流浃背地投入革命的将士，共同昭示了人类为自身的解放和自由所作出的牺牲和努力。艺术世界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小说世界，其使命便是将混沌的现实改造为有序的状态，达到视觉形式与精神意义的融合，驱除人类境遇的悲剧。
       总之，面对可怕的虚无世界，马尔罗始终如一地关注人类的境遇和艺术的变化，对人的概念、艺术的变形、古今文明之间的永恒关系进行思考。他一贯主张创造另一个世界来实现生命的永恒，这另一个世界便是艺术的世界。艺术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变换和修正，现实世界的生命是注定要死亡的，而艺术世界则可以超越人类的处境，抗拒荒诞，战胜死亡，它是人类最高价值的表现。马尔罗的小说创作观与他的艺术观在实质上是共通的，他的文学理念和对艺术世界的长期思考都是对艺术创造的重新诠释。面对现实的世界，画家与作家的创作初衷是一致的，即不屈从于外界的表象，征服世界，抵抗宿命。评论家吉·特·哈里斯认为，在马尔罗的小说世界中，人类的境遇以造型艺术的形式得以具体地显现，充分证明了他在艺术上的天分和造诣。马尔罗小说同绘画艺术一起，在古老的赋予宇宙意义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成为“反命运”的形式，可以抵御时间的侵蚀。
       马尔罗沉醉于艺术的世界，沉醉于艺术形式永恒的不朽，古往今来的艺术在作家笔下获得了新的价值和形式，成为揭示命运、变换现实的强有力的手段，也是小说人物与死亡对话、获得自由心境的重要途径。马尔罗堪称一位形式改造的大师，形式创造正是通往“绝对”的一枚硬币，但是这里的任何形式都不是什么华丽的装饰，而是艺术提出的基本疑问。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小说是一种“诗意”的文学，表达的是作家对世界独特的看法。作为小说家和艺术批评家的马尔罗将词语语言提高到艺术语言的地位，成功地在语言表达和绘画艺术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克服了词语的线性表达方式，像画家组织颜色和图像一样暗示和讽喻意义，使小说成为包含丰富哲学、美学和道德思想的艺术小说的类型。他的小说世界充满了浪漫神秘的传奇色彩，从他的作品中人们能够读出一个想像的世界，一个用语言描绘出来的富有造型美的艺术世界，一个以异常沉重的目光关注人类状况的人道主义的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杨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