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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加缪小说《局外人》主人公默而索之死，与其说是荒诞力量促成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有着更为深刻内在的自我根源。默而索对荒诞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只看到荒诞造成了自我与世界的分离，而未能意识到荒诞同时也是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结。他极端坚持局外自我，企图战胜荒诞，不经意间却滑出了自我与荒诞相联结的时间性的局内，最终导致自我的毁灭。在此意义上，加缪的荒诞哲学构成了对他这部小说的潜在批判。
       关键词 荒诞 自我 坚持 毁灭
       法国文学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是存在主义文学的著名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对人生问题倾注了深沉的思考。现实境遇促使他体验到荒诞，并开始追问荒诞，进而构建起他的荒诞哲学。但是，加缪不同于大多数现代派作家仅仅把荒诞定格在对现代境遇的描述上。“荒诞”作为加缪思想的核心，蕴含着非同寻常的独特的内涵。在加缪那里，荒诞即存在本身，是人的基本状态，具有终极的意义。而这种终极性，在加缪的认识中，最根本地显示在时间上，即关于生死对立的强调上。死亡最终必然剥夺人，剥夺生活，这构成了人生最大的荒诞。人生的结局是死亡，是被陷于虚无，这种莫大的荒诞因此突出了一系列十分紧迫的问题：人生是否值得过?人生的意义何在?人应该采取怎样的存在态度?等等。
       在著名的《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的思考径直切入三个主题，即自杀、希望以及荒诞。他提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自杀者其实正是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追问者。加缪说：“我看见许多人死了，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为了那些本应使他活下去的思想或幻想而反常地自杀了(人们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前者撕破一切价值，直接暴露虚无，后者则包含舍生取义或乌托邦思想，坚定于某种生之外的价值，但二者都否定了自我，背叛了生活，极大地肯定或承认了死亡的价值。加缪认为自杀根源于个人思想，与社会没有多大干系，自杀是出于自我，是自我意识的结果。人之自我的意识实际就是反思行为，人意识到自我，同时也意识到限定自我的非我因素，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荒诞状态。在荒诞与自杀之间，存在一种向往关系，或者说，在荒诞感和对虚无的向往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人的命运必然要被虚无所掩盖，这种注定了的悲剧泯灭了一切希望。人的希望和人的怀念是相伴随的。人所怀念的生活是与人相统一的生活，人所希望的人生是与自我相一致的人生。然而，希望属于未来，怀念滞留在过去，都不能介入现实，唯一的现实就是荒诞。荒诞并不一定要求人们通过自杀或希望来逃避它，而只是表明世界的不可统一性，人只有意识到这种限制，才能重返自我，实现自我的一致。加缪指出，在人生荒诞的困境中，“真正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地坚持”，“持久性和洞察力是这场荒诞、希望和死亡相互辩驳的不合人情的游戏中享有特权的观念”。自杀或希望都一定意义上赞同了荒诞，只有清醒地坚持，才是对荒诞的反抗，才是人生自我存在的根本态度。
       因此，在加缪看来，荒诞恰恰正是人生的真实，必须承认荒诞而非推导出荒诞，质言之，荒诞是事实性的，人就处在与荒诞的对立中。加缪分析了五种荒诞：一是对本质问题的过分执着追问。这种本质主义情结只是怀念与无知，反而否定了自我；二是肉体对时间的反抗。首先，人受制于时间，但又希图支配时间，因为人常常是靠未来生活的；其次，人归属于时间，但又认出时间是自己最为凶恶的敌人，因为时间计量着生命；三是世界与人之间具有某种厚度和陌生性。譬如，大自然强烈地否定人，“在任何美的深处，都潜藏着某种非人的东西，……转眼间就失去了我们赋予它们的幻想的含义”，“我们把握不住世界了，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四是人也散发出非人的东西，即人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五是人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无力感。这五种荒诞一以贯之，围绕着人的自我与时间问题，揭示出人的荒诞处境在于，人限于自我，并且存在于相对的时间中，时刻维持着某种紧张，不断被逐向非人，直至被剥离出生活。而与生活相剥离的状态，一种是死亡，另一种即是沦为局外人。死亡不单表现为最后一刹那的结果，而且是一个与生命相伴随的过程，从而制造出人生无法摆脱的荒诞性。这种荒诞乃至最后的死亡都是不可让渡的，必须由每一个个体自我切实担当；在生与死的连续与转折中，自我都是唯一的、当然的、不可替代的承担者和体验者。面对荒诞处境，人已把握不住世界，只有竭力把握自我。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致使人处在了世界的局外，但时间分配给自我的生死区间却为人划定了一个独对自我的局内。正如加缪论述的：“时间与他一起前进。荒诞的人就是那种不脱离时间的人。”一旦走出了时间，也就走出了生命，走出了自我，最终不仅走到了世界的局外，而且走到了人生的局外，彻底成了生活的局外人。
       小说《局外人》所讲述的著名故事，一贯被视为加缪荒诞哲学名副其实的文学个案。然而，前者并非只在于解说后者，二者之间恐怕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固然，小说主人公默而索意识到了荒诞，而且坚持反抗荒诞。默而索发现自我处在了与世界相分离的状态，这一分离使他更加维护自我，形成自我的中心。他甚至是顺应本能地生活。小说一开头，他对母亲的死表现出陌生和冷漠，在奔丧的途中也仅专注于他作为生者的自我感受，不断地提到天气酷热难当。到敬老院守灵的时候，他并未放弃自我，哪怕是生理上的需要，他不厌其烦地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一边还抽烟、喝咖啡。整个过程，他始终站在死者的局外，也站在了众人的局外。他全然依赖自我，而且过分依赖身体感觉行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与女友玛丽的关系上。很大程度上，他小心翼翼地有意规避自己的情感，着重指出他们俩的交流只是两具身体的交流。在这交流中，身体的主动与被动最根本地还是受动于自我，情感则常常使自我屈服于情感对象。默而索躲避爱情，是为了坚持自我，坚持与非我的分离，即坚持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世界的分离。
       加缪反复强调：“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它暂时是联结两者的唯一纽带”。荒诞是一种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对立的分裂的关系；或者说，荒诞是一个二项式，它“既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目前它是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在人们不赞同荒诞的情况下，荒诞才有意义。”但是，对荒诞的反抗不能是拆分二项式、舍弃其中任一项或专注于某一项，那样就破坏了荒诞，也就否定了存在。默而索一味突出自我，依赖自我，与他者、与世界格格不入，他不为人所理解，而他自己根本也不愿理解世界。譬如，他不想
       依照既定的丧葬礼俗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他不想知道老板为何起初计划派他去驻守巴黎办事处而后来又为何取消了这项决定，他不想弄清邻居雷蒙·桑泰斯与阿拉伯姑娘谁是谁非，等等。从认识论角度讲，理解是人的一个基本的存在方式。默而索拒绝理解，本身就透露出浓厚的荒诞意味。而作为荒诞的人，加缪为其描述了一种经验论的人生模式，“用经验的数量取代其质量”，消解价值论的深度模式。据此，人生不过是自我时间限度内的种种自我体验的总和，而且，这种种体验又仅停留于表面，不存在也不需要任何可供挖掘的内涵。默而索抛弃世界，一定意义上并不是出于价值判断或深思熟虑而认定世界无意义，而是沉溺于自我，他的拒绝是笼统而彻底的，在无所谓的背后隐藏着偏执的唯我论。他似乎毫无个性，对一切都不置可否，“怎么样都行”，他的说法是习惯了就好了。乍看起来，他形成习惯是为了适应世界，实则是为了保存自我，这可谓他典型的生存态度。甚而有之，在做了一段时间囚犯后，他竟然习惯了监狱生活，先前他所保持的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超然物外的自由在这里也得到了丰厚的土壤。
       可见，默而索的生命本能主宰着他的自我，很大程度上使其本我化了。事实上，从小说情节的发展看，默而索起初并非怀有生的意识，而只有生的本能。他信马由缰，放任自我，顺其自然，显示着生命的真实，孰不知这种生物化倾向，损害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庄子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保全自我的内容，但其自由观在于逍遥的理想、超脱的态度，默而索却坚持停留在与世界的对立中，他并不逃避，没有遁世的企图，他本能地热爱生命，他的感觉非常灵敏，体验非常强烈，身体即是他的存在标志，他对自我的坚持往往是在坚持自己的身体感觉，除此之外，他并不相信任何超越的价值。他作出诸多异乎寻常的古怪行动，大都是顺从了当下时刻身体瞬间感觉的指导，而这种种感觉纯属个人体验，他人不得而知。甚至从小说的叙述来看，默而索对自我的把握，几乎只是对自我生命即身体的把握，而且相当多情况下，身体及其本能所处的非理性状态常常将他带入盲从，或无所适从、束手以待。直至他因为杀人而被捕，在审判面前，他才出现了反思。他一方面受到他人的审判，另一方面也开始自我审判。他的意识被激活了。兴许他一直就是个觉醒者，他曾经凭直觉洞察到生命的有限性，因而尽可能地体验着生命，但只有在此时，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审判彻底唤醒了他。他要为自己辩护，在庭审时，他试图进入辩论，却一直被撇在一边。他好像放弃了自己的局外人姿态，其实，他那一贯保持的局外人角色也旨在维护自我，如今，他期图介入局内，同样是为了维护自我。但这回他被迫再次做了局外人。默而索那个非理性的自我始终是个局外人，一直以来他依据身体而生活着，当审判者们以理性去分析他的犯罪行为时，便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效果。据默而索供认，他只是在感觉冲动的一瞬间作出了杀人行动，但这与理性的因果必然律不合，法律对此无能为力，它惟有借助其程序化的推理来了解事实。如同卡夫卡《审判》中的K一样，在审案过程中，默而索被排斥了。
       默而索不得不沉默下来，但他的意识已然被激活了，就不可遏止地奔流起来。在小说最后的那些段落里，先前那阴郁窒闷的氛围一扫而去，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虎虎生气，默而索开始摆脱生物化倾向，树立起自我作为人的形象和思想来。而且他愈加坚持自我作为人的价值，并拒绝任何所谓的超越。临刑前几天，他近乎疯狂地向神甫发泄自己的愤怒、不满与固执见解：
       他[神甫]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什么都不重要，我很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
       默而索在此明确了他所意识到的真理，那就是：死亡在既定的未来不可动摇地守候着，必须绝对地把握好自我，必须充分利用我们被限定了的时间和生命，荒诞带给人生的等值性提醒我们生活的方式仅仅都是自我的选择，并无本质不同或高低之分，正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到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任何决定也只能有一次，不存在比较，不存在试验，只有由行动所铸成的经验。加缪通过默而索已宣布，生活即是这各式各样的经验的容器，人生不过是自我有限的体验之和。
       加缪同等程度地使用着“荒诞”、“理性”、“意识”、“限度”等概念，在他的思想中，这些语词具有同等的意义。他强调理性，强调清醒，因而也是强调意识。他所描述的理性是洞知理性之界限的理性，从而确认了人之自我的限度，也确认了荒诞。“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在此当中，意识到荒诞，意识到人的限度，对于把握自我、把握存在是个根本前提，“一切都以意识开始，一切都因意识而有价值。”同时意识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它把自我从世界中分离出来。默而索坚持自我，同时就是坚持一种与世界相分离的状态。固然，这种分离不是他一人之力造成的，也不是他想造成的，更不是他想造成就可以造成的，而是一种超乎个人的、客观的、且要求被认识并加以承认的状态。
       默而索对荒诞的认识根本上存在相当片面的偏差，他意识到荒诞，却只意识到人与世界的分离，以及自我与世界、与他人之间的陌生性，并以此出发，把坚持自我变成一种唯我论，最终反而戕害了自我。加缪深刻地阐发了荒诞的内涵，指出荒诞既是人与世界的分离，又是人与世界的联系，“它暂时是联结两者的唯一纽带”，“在人类精神之外”和“这个世界之外”，都“不能有荒诞”。对荒诞的反抗应该保有某种微妙的平衡，清醒地坚持，如加缪所言：“这个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细腻的。”加缪称之为形而上的反抗，这是一种在生命界限内作出的反抗。荒诞与人如影随形，坚持荒诞也就是坚持存在。虽然荒诞被“定义为一种对立和一种无休止的斗争”，但是，恰恰由于是无休止的，因而也就不可以简单地给出胜负结局，也许当你自以为战胜了它时，却不料更深陷于荒诞，甚至否弃了自我。默而索没有省悟到荒诞也在于人注定被捆缚在世界上，人不可能逃脱世界。人与世界的不和谐乃至分离，
       完全遮蔽了他，他一味地漠视与拒绝世界，却不能承认和坚持受限于世界。默而索任由自我遁形于世俗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荒诞的分离力量的同谋，加剧了自我与世界的间隔以及自我与他者世人之间的不理解。在小说中，人们最为不齿的就是他那些违情悖理的反常举动。这些举动原本是作为他反抗荒诞的标志，却显示出比生活本身更强烈的荒诞性。归根结底，默而索未能始终坚持人生的限度，这使得他对自我的坚持适得其反。对于人生而言，荒诞是不可解决的，“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荒诞作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结束于死亡，而死亡带来的是毁灭，决非解决，它彻底将人与世界分离开了。加缪的节制观正是他的荒诞哲学逻辑的必然结论，他再三申明：“荒诞并不解脱，而是连结。它并不允许一切行动。一切都可允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禁止。荒诞仅仅是把一切行动的等值还给这些行动的后果。”荒诞的人的道德是自律。默而索坚持和放纵自我，据他供述，只是他自我的一时冲动，他开枪杀了人。他想证明什么呢?证明荒诞，嘲弄荒诞，还是用荒诞来消解荒诞?人是荒诞的，世界是荒诞的，于是就可以用枪驱散它们，将其夷为虚无吗?对此加缪恐怕会愤而斥责的——当然，这已是后一个思想阶段的加缪，在那时他的反抗哲学里，杀人当然招致自杀，这是必须付山的代价。而回到《局外人》这部小说，同样，默而索的杀人行动最终导致自我的毁灭。默而索由坚持自我而至毁灭自我，这中间确实意味深长，而且决无可能否认默而索自身是主要原因。
       加缪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又把默而索视为现代基督，这或许是一个令人大可怀疑的矛盾，在加缪那里，既不存在救世，也不认可彼岸的超越。自我不可能被替代，也不可能被代表，每个人都必须直面并承担荒诞，直面并承担自己的人生。西绪福斯(sisyphus)是加缪最为推崇的反抗荒诞的英雄。在那帧往复推石上山的象征图景中，西绪福斯始终表现出坚持的荒诞或荒诞的坚持。默而索则一味坚持自我以至坚持与世界的分离，而最终未能坚持荒诞，结束了人生。
       或者，反过来再审慎考察一番，兴许可以认为，默而索毁灭的原因也在于他没有将他的局外人的角色坚持到底。他无可无不可地介入了邻居雷蒙·桑泰斯与阿拉伯人的纠葛。另外，更深一层的是，他坚持人的个体性即自我的感受与体验，那么，在生死问题上自我也只独自面对自我的死亡，可是他却去干预乃至决定他人的死亡，杀了人，并且在死者身上补射了几枪，令人产生许多似是而非的猜度。默而索把自我保存在世界的局外，反倒去侵入他人的局内，这种不能一以贯之的行为不应当仅仅是反讽吧。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