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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美国是一个以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种族为主，以WASP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白色”在美国文学与文化中有着特别的含义，它不仅指一种生理面貌特征。而且在美国在的发展过程中它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象征性。在《白鲸》发表以前，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无一例外地对白色群体的优越性表示了赞同，对“白色”的高贵性和纯洁性进行了赞美。《白鲸》的发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白鲸》中，麦尔维尔不仅支解了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神话，摧毁了在“白色”种族优越论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文化土壤，并对“白色’’的内涵和象征性进行了重新建构。
       关键词 美国文学与文化 白色 象征意义 重新建构
       一
       众所周知，“白色”所象征的社会权力和神秘性浸透了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学者皮格·麦克特史(Peggy McIntosh)认为，“白色”是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万能钥匙，而白色的特权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没有重量却装有特殊供应品的帆布包，它包括有保证金、工具、地图、导游图、密码簿、护照、签证、衣服、罗盘、急救器械和空白支票。它把其他种族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同时为白色肤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保护伞。可以认为，白色在美国文学与文化中有着特别的含义，它不仅指一种生理面貌特征，而且在美国在的发展过程中它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象征性。著名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认为，白色是一种“没有声音、没有意义、深不可测、空洞无味、不容否认、神秘、隐匿、令人恐惧、愚蠢而且根深蒂固”的东西。她于1992在《黑暗中的游戏：白色和美国文学想像》(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一书中再次对种族等级(racil hierarchy)、种族排斥(racial exclusion)、种族弱性(racial vulnerability)和种族可利用性(racial availability)等概念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北美和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采用不同方法来维持白色的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1993年，美国社会学家路斯·菲兰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在他的著作《白人女性，种族问题》(White Women，Race Matters)中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特有的含义作了描述，他认为，“白色象征一种社会结构性上的优势和一种种族的优越性，它(白色)代表了一种视角，白人通过这一视角来审视白人自身，审视别人和社会……，白色指一整套没有标记和无形的文化行为。”美国学者大卫·罗杰(David Roediger)也认为，在美国社会中，“白色所带来的快感对白人劳动者起到了同劳动报酬一样的效果。这种赋予白色的特别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对由于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纠纷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它(白色特权)是对白人劳动者的一种心理补偿”。美国以白人认同感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着一种典型的双重性。一方面，它设法通过排斥和忽视文化混合的方法来维持白人文化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不断的文化混合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白色不仅指一种生理特征，它更是一种根深于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无形的意识形态。
       无疑，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的学者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探讨和论述。而在《白鲸》发表以前，大多数美国学者都无一例外地对白色群体的优越性表示了赞同，对“白色”的高贵性和纯洁性进行了赞美。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著名学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和威廉·布莱德福特(William Bradford)最早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白色优越论进行了描述。在《普利茅斯记事》(Of Plymouth Plantation)一书中，威廉·布莱德福特详细描写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他们所看到的是美洲广阔和无人居住的大陆的一部分，这儿土地肥沃、很适合人类居住。但是这儿没有文明的人类，只有野蛮和残忍的人出没，他们(印第安人)更像是一群野兽”。在把印第安人归类为“野蛮”和“野兽”的同时，白人清教徒把自己归类为同印第安人完全不同的“文明”人，白色被认为是“高贵”、“纯洁”和“优美”的象征。科顿·马塞(cotton Mather)在大量的布道、日记、演讲和记录中，也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鄙视。例如，在《玛格诺拉》(Magnalia)一书中他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比作是可爱的羔羊而把北美印第安人比作是无处不在的野狼。美国早期的著名政治家约翰·杰伊(John Jay)写道：“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上帝把一整片的大陆给予了一个完整的民族——这一民族来自同一个祖先、说同一种语言、信仰同一种宗教、赞成同一种政府原则，他们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非常相似。”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认为，“新世界的纯白人的数量相对较少，所有非裔都是黑色或者黄褐色，亚裔大多数是黄褐色。北美移民(特别是新的移民)大多数也是这样。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和瑞典人属于有色人长相(swarthy complexion)，德国人也是如此。而唯有撒克逊人例外，他们同英格兰人一起构成了地球上的主要白人人种。我希望他们的数量会增加”。在《弗吉尼亚记事》中，托马斯·杰斐逊阐述了他对黑人的看法。他认为黑人的“肾的分泌物更少，皮肤的腺的分泌物更多，后者的分泌物给他们以一种很强烈的、难闻的气味”。“在理性思维方面，黑人比白人低劣的多……在想像方面，他们是迟钝的、无鉴赏力和反常的”。杰斐逊坚持，“黑人，不管本来就是一个独特的种族，还是由于时间和环境而变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在肉体和精神上的禀赋都低劣于白人。认为同一个属(genus)下面的不同的种species，或者同一个种下面的不同品类可以有不同的被赋予的资格，这并不违犯经验。”他把产生这个差别的原因归咎于黑人的本性而不是黑人的奴隶地位。因此黑人只有在奴隶制下才能生存。由于白人和黑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他们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许多白人认为应该通过移民的方式把黑人迁移到非洲，以便使美国成为一个完全的白人国家。
       19世纪，随着奴隶制在美国南部的确立，白色更具有了大家公认的象征性，它涵盖了人类的所有优秀品质：勤劳、虔诚、文明、认知能力和外表的美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象征性超越了时间和地理界限，并在报纸、小说、戏剧、诗歌、歌曲和美术馆中被广为赞颂，最后变成了一种大家默认的、永恒的标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美国文学中，所有作家笔下故事情节和英雄人物几乎都符合这一模式。其中，詹姆斯·菲尼莫·库伯
       (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小说最有代表性。库伯通过大家所熟悉的五部曲塑造了一个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人物：皮袜子纳蒂·班波。纳蒂·班波是一个精通在森林中生存必需的全套本领和技巧、熟悉印第安人的语言、挚爱大自然、能攻善战的英雄。他代表了一种纯洁、理想、文明、自然和自由的精神。而在小说中，纳蒂·班波多次称自己为“纯白人”(genuine white)。库伯不仅赞颂了以纳蒂·班波为代表的白人男性，而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白人女性形象，他笔下的白人女性大都来自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同莫里森笔下的克拉娣的布娃娃一样，她们长着“漂亮的金色头发”和“发亮的蓝色眼睛”，她们天真、善良、诚实、具有典型的维多利亚女性的魅力。其中，艾利斯·门罗(Alice Munro)是一个几乎集所有优秀品质为一身的白人女性的化身。小说中，库伯还描写了许多法国捕掠者、商人、士兵和其他人物，但他笔下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些具有盎格鲁一撒克逊白色血统的人物。在《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的结尾，库伯预言道：“白色的面孔将是大地的主人”(The pale-faces are masters of the earth)。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1851年《白鲸》的发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从该书出版以来，众多的学者从神学、文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象征意义进行了探讨。当库伯等作家们塑造不同的人物以赞美“白色”和“白色”为代表的白人文化的时候，麦尔维尔却对这一思维提出了批评。他的作品通过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神学和伪科学等各个角度不仅对“白色”的象征性提出了质疑，而且抨击了白人把其价值观强加于其他非白人的做法。可以说，捕鲸的过程为麦尔维尔提供了一个掩护，在这一伪装下，麦尔维尔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利用象征、神话和共同的信念来支持“白色”优越论的假设的。通过大白鲸，麦尔维尔不仅从广义上而且从狭义上揭示了与“白色”相关的象征意义和“白色”在美国社会以及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中被赋予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和种族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深层次上完全摧毁了北美和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赋予“白色”的许多有形和无形的象征和“白色”所反映出的社会权力中难以捉摸的相互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彼特·诺博科夫(Peter Nobokov)在1991年发表的《土著美国人的见证》(Native American Testimony)一书中认为，大白鲸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欧洲白人的到来。他认为，捕鲸过程为麦尔维尔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和分析白色在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含义的机会。通过对“潘奎得”(Pequod)号捕鲸船与大白鲸的周旋的描述和对于哲学、历史、艺术和鲸类学的思考，麦尔维尔支解了几百年来存在于欧洲和美国思想中的有关“白色”的内涵和白人至上的观点。可以说，小说主人公艾什米尔(Ishmael)对于大白鲸的“白色”含义的不停思考实际上也是他于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神秘性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麦尔维尔关于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象征性的重新建构是对美国社会传统思想的反叛和对美国社会“白色”霸权的挑战。
       事实上，通过大白鲸，麦尔维尔探讨了与“白色”相关的各种象征意义，包括总体的意义和具体的意义。在麦尔维尔笔下，自鲸是鲸中最为凶猛危险的一种。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抹香鲸：它比大多数抹香鲸都大得多，能以极快的速度游动，额头雪白，背上有一个高高隆起的白丘，下颌畸形，像一把大镰刀。最为惊人的是，它还具有“无以伦比的机智和狠毒”，有疯狂的毁灭性。可以肯定的是，麦尔维尔的白鲸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他透彻地重新审视了一个通过艺术、科学和历史等文化途径、并在诋毁别的种族的基础上而创立的“白色”神化。因为正是通过大白鲸，麦尔维尔突出了在“白色”在美国人想像中的份量。通过创作一部专门捕猎大白鲸的作品，麦尔维尔仔细分析了通过创立一种与种族和文化霸权相关的理论来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赋予“白色”各种特权的方法。美国著名学者瓦莱丽·巴布(valerie Babb)认为，要想理解麦尔维尔的努力，我们不仅要直接地对大白鲸进行分析，而且要对其周围的事物进行分析。大白鲸的颜色本身并不重要，它们就像是自由浮动的浮标，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视角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白鲸的颜色只是被用来对众多的有关白色优越论进行诋毁的一种手段。《白鲸》至少具有两条线索：一条以“潘奎得”对大白鲸的追逐为重点，另一条通过对哲学、历史、艺术和鲸类学的论述论证了白色优越论在美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根源。可以说，在一些情况下，大白鲸就是一条鲸鱼，但另一些情况下，大白鲸又成为一个探求美国种族偏见的本质和形成过程的道具。因此，麦尔维尔面临着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在一个自然而然对“白色”产生敬意、期待和联想的文化传统中，摧毁“白色”的假面具，恢复“白色”的本来面目。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白鲸的白色”(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一章中，麦尔维尔开始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神话进行支解。在这一章中，他列举了“白色”的各种含义：美丽(beauty)、纯洁(purity)、荣耀(regality)、空虚(holiness)和恐惧(fearsomeness)。艾什米尔认为：“白色除了可以产生所有这些想像、除了可以代表所有甜蜜的、荣誉的和崇高的东西之外，在它(白色)的象征的深处中还潜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它(白色)在人们灵魂深处所产生的恐惧比鲜红的血腥产生的恐惧还要大。”后来他又说，“所有一切东西中，大白鲸的白色最使我感到害怕。”艾什米尔多次提到他对“白色”的恐惧感，他列举了北极的白熊和热带海洋的白鲨。麦尔维尔通过艾什米尔问道：“是什么使它们(大白鲸)那圆滑的，像雪片一样的白色(smooth，flaky whiteness)产生如此强烈的恐惧感呢(ghastly whiteness)?”“……不正是它们那光滑的、片片的白色(the white gliding ghostliness)，才使得它们比原来更为可怖吗?正是那种幽灵似的“白色”揭示出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温和，这种温和比恐怖还要可恶。随后，麦尔维尔谈到了印第安人传说中的白色战马(milk-white charger)：虽然神圣的白色使得这种战马具有神圣(divineness)的特点，但是，“这种神圣性中所包含的白色，虽然博得了大家的项礼膜拜，但也增加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nameless terror)。”接着他又联想到了白化病人的白色皮肤，他认为，白化病患者同普通人一样，但仅仅因为他们的病态的白色才
       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厌恶之情：“为什么患白化病的人那么令人讨厌而且始终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同时也常常遭到他自己的亲友们的厌恶呢?那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他的名称之由来的东西——白色……然而，只是这种全白的外貌(all-pervading whiteness)，才使他比那种丑陋的畸形人还更令人厌恶(strangely hideous)。他还认为，所有的魔鬼都来自牛奶一样的白色的烟雾(milk－white fog)，而以“福音传教士为化身的恐惧之王通常也是骑着苍白的马匹(oallid horse)”。他还提到了“信天翁的令人恐惧的白色(pale dread)”“白浪风暴(white squall)”、“白巾党人(White Hoods of Ghenc)”、“雪白的披风(snowy mantle)”和“死尸的苍白(marble pallor)”。麦尔维尔认为，“按人的另一种心情来说，随他怎样把“白色”作为多么庄严或多么仁慈的象征，谁也不能否认，在“白色”这种最为奥妙的理想化了的含义中，到头来，还是不免让人想起一种特殊的幽灵。最后，他惊叹道：“白色为什么同时是最具有意义的神力的象征，又是基督教神的面具，而且事实上就是如此。一切事物中的强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类恐惧的东西。”在这一小段里，麦尔维尔还使用了许多与“恐惧”相关的词汇来突出“白色”的恐惧性，例如：transcendent horrors，terrible，terror，abhorrent mildness，terrific，fierce-fanged，heraldic，intolerable hideousness，irresponsible ferociousness，intensified terror，deadliness，treacherous，strange，ugliest，malicious和fearful等。可见，麦尔维尔的白鲸包含了一系列的象征意义：从纯洁到恐惧，从印象到具体，从色彩到种族，从善良到罪恶，从生命到死亡。“白色”从此具有了与美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中完全不同的象征性：它成为对立矛盾的结合。
       需要指出的是，麦尔维尔不仅仅是要支解人们强加于“白色”的象征性以恢复“白色”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在各个方面破坏在白色优越论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的文化土壤。他认为，首先，人们要敢于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并已经约定俗成的影响白色霸权形成的理论进行怀疑。例如，在《白鲸》的“词源学”(Etymology)和“摘要”(Extracts)两章里，作者通过介绍有关大白鲸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审视大白鲸及其“白色”的视角和认识“白色”霸权理论的形成的机会。在“摘要”这一章里，麦尔维尔提醒人们：“至少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以为“摘要”里乱七八糟的有关鲸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鲸类学，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可信。”麦尔维尔暗示，没有任何的知识是可以绝对值得信赖的，人们不仅要以怀疑的态度来审视有关鲸的知识，而且要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把人类的价值区分成高低贵贱的那些知识，即在美国文学与文化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对于“白色”的看法和白人文化优越论。这一章里包含了众多的有关鲸的提示：正式的和民间的，但无论那一种，它们都来源于西方的思想和观点。它们经常被用来美化西方文化，贬低其他文化。麦尔维尔认为，这些思想和观点以一种方式和另一种方式被广泛传播，它们包括：宗教文本(圣经)、历史和法律文本、旅行记录、政治文章、文学、哲学、科学文本、通俗文本等。所有这些载体都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散布白色优越论，美化白人种族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白鲸》充满了有关鲸类学的论述，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鲸类学只是一个途径，麦尔维尔在论述鲸类的同时，经常有意地离题，把人类与鲸类联系起来。这样，在形式上，麦尔维尔在谈论和探讨鲸类，但是实际上，他却在讨论神化“白色”和白人种族以及贬低其他有色人种的各种文化形式和方法，包括科学、艺术和宗教。通过对鲸的分类，麦尔维尔不仅重新审视了鲸的种类，而且分析了把人类划分成不同等级的方法。例如，在第24章“辩护者”中，艾什米尔介绍了人们对捕鲸业的偏见：写鲸并没有产生什么著名的作家，捕鲸业也没有出现过什么知名的编年史家，捕鲸的本身都是些卑贱的人，他们血管里淌的不是高贵的血。大白鲸本身从来就没有什么非凡的形象。虽然这些段落与捕鲸有关，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了双重的含义：它揭示了把白人价值观凌驾于其他有色人种价值观之上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而随后艾什米尔对于人们对捕鲸业和鲸鱼的偏见的批驳同时也是对于“白色”为代表的白人优越论的驳斥。艾什米尔反驳道：“他们的血管里淌的不是高贵的血吗?他们可是有比皇宫贵族的血更为高贵的东西……”在《白鲸》里，麦尔维尔在讨论鲸类学的同时，时刻提醒人们，人们不应该仅仅只重视大白鲸的表面价值，同样，也不应该只重视人种的表面价值。
       在《白鲸》里，麦尔维尔花了大量的篇幅试图对于以前有关鲸鱼的知识进行修正和重构。在对鲸鱼进行分类时，麦尔维尔写道：鲸类学这门科学之未定未决的情形，正是有待于事实证明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某些方面来说，它还有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那就是大鲸是不是鱼。之后，麦尔维尔对自然学家和白人种族主义的鼻祖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Linnaeus)和他为代表的关于物种划分的理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1730年，林奈提出了著名的“生物链”学说(Chain of Being)。在这一学说中，他把世界上的各种植物和动物从低级到高级排列起来，并说明了他们的相互关系。1795年，著名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和美国人类学的鼻祖约翰·弗雷德里奇·布卢曼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在林尼厄斯学说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生物链”理论即“大生物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理论。大生物链把所有的生物都联系在一个有机的等级体中，处在最高层的是上帝，在上帝的下面是天使，然后是人类，最后是最小的昆虫。低等的物种生存的目的是为了为高等的物种服务：植物要被动物吃掉，低等动物要被高等动物吃掉，动物被人类吃掉或受人类控制，人类受到上帝的主宰。在这一理论中，他把白人放在了整个生物链的最顶层。可以说，林奈是白人优越论的积极鼓吹者。他的理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并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人种差异性。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批驳了林奈的荒谬观点。他认为，林奈“上面提出的理由是不太充分的。”他把林奈称为“吹牛大王”。在另一个场合，麦尔维尔通过艾什米尔再次谈到了白鲸的起源和白鲸与其他种类的鲸的区别等问题，
       并由此暗示，人们对于人类人种的区别和界定是徒劳的，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不比其他人种高贵。麦尔维尔这样写道：“关于‘须鲸’这名称，极为值得提出的是，尽管这样的专门术语对某几种鲸的确认比较方便，然而，对于这种大海兽，要想根据它的鲸须、背峰或者是根据大鳍、牙齿来获得一种明确的分类都是徒劳的。……这些特征，暂时不考虑其他更基本的特点的本质是什么，可说是各种鲸类都具有的、没有差别的东西。……光靠鲸须是不能够正确地对格林兰鲸加以分类的。”巴布认为，这是麦尔维尔对“白色”特权和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最直接的指责。
       颅相学是另一个麦尔维尔试图摧毁的影响到“白色”霸权理论形成的堡垒。在1775年，德国歌亭根大学(University of Gottingen)的医学教授约翰·弗里德里奇·布卢门巴赫(Johann Ffedfich Blumenbach)首次采用颅骨学(craniology)的理论对世界人种的区别提出解释。在多年的研究中，他收集了大量的不同种族的人类颅骨，根据不同种族颅骨形态的不同，约翰·弗里德里奇·布卢门巴赫把世界的人种分成五种类型：北美人、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高加索人和马来人。布卢门巴赫对人种的分类通常用五种颜色来代表，它们分别是“红种人”、“黄种人”、“黑人”、“白人”和“棕色人种”。1780年，瑞士科学家卡斯帕·拉瓦特(Caspar Lavater)应用观相术(physiognomy)来对人种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卡斯帕·拉瓦特对原来的个人外部长相决定了其命运的理论进性了扩充和改造，他的新的观相术认为不仅每个人的外貌会决定其命运，而且一个种族的外貌特征也会决定这一种族的命运。他认为人种的肤色的差别决定了某一个种族的内在特征，而黑色是最丑陋的一种颜色，它代表了堕落，白色则代表了高贵和完美。1812年法国自然科学家、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格·居维叶(Georges Cuvier)写道：“欧洲的白人文明种族长着椭圆形的脸型、直发和直的鼻子，这一切显得非常漂亮，他们在天资、勇气和行为上也比其他的种族优越。好像有一种残酷的自然规律，它使那些长着扁平的头颅的种族永远处于劣等的地位……经验证明了这一把面部的美丽和精神的高尚联系起来的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颅相学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霸权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它成为摧毁“白色”虚幻性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学者泰勒斯·H·希尔韦认为，“很明显，麦尔维尔对于颅相学很有兴趣，这是因为他对于人类的性格和行为的关注，以及他对于所有知识表现出的浓厚兴趣。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被这两位伪科学家所欺骗，反而认识到了他们理论的局限和不足。”在《白鲸》中，麦尔维尔对充满种族偏见的这一理论进行了讥讽。例如，在《白鲸》的第10章里，麦尔维尔通过颅相学理论把魁魁格比作华盛顿：“……但是，就颅相学的观点来看，他(魁魁格)的头长得肯定是第一流的。说来也颇为可笑，但它的确使我想起人们常见到的华盛顿将军的胸像的头。胸像的眉毛的上方也同样有一个规则的、逐渐退后的斜度，两道眉也同样突前，活像两个树木丛生的长长的海岬。魁魁格就是一个野生野长的华盛顿。”文学评论家卡罗琳·卡彻在谈到麦尔维尔的这一段描述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19世纪，美国人把华盛顿和莎士比亚放在人类进化的顶端，而把黑人放在最低层。这可以想像麦尔维尔所承担的风险之大。”鲫可以看出，在表面上，麦尔维尔在评论鲸鱼的头颅，但是，实际上，他在试图摧毁颅相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一点可以在麦尔维尔多次把鲸类的颅骨与人类的颅骨相比较中看到：“如果你把它脑壳里的鲸油块拿掉，然后再从它的后面，看看它那高高隆起的后脑，你定会吃惊地发现，你从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条件看人的后脑，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真的，如果把这只倒置的脑壳(把它收缩得跟人的脑壳一样大小)与许多人的脑壳同时放在一个平盘上，你会毫无意识地把它们混为一谈，真假难辨。同时，当你看到它头顶的四处后，你准会用颅相学的术语说——(这种人类)毫无自尊自爱之心，也无虔敬尊上之意。”麦尔维尔认为，人类的真正价值不可能通过外表来发现，而应通过其内在品质来发现，而不是通过分析其颅骨的低下。他认为：“颅相学家们忽视了一件大事，即他们没有把调查研究从小脑进一步扩大到脊髓管。我相信，一个人的特点大都可以从他的脊髓骨里找到暗示。鲸类学上的分析为麦尔维尔提供了方便的途径，麦尔维尔对试图通过伪科学的方法对人类进行区分的理论嗤之以鼻。他认为人们应该从脊髓骨——人类的精神、道德、伦理的原则来区分人类，而不是种族。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白色”虚幻性的根基。通过揭露鲸类区分的缺陷，麦尔维尔批驳了用来区分人类的颅相学的伪科学特性，从而否认了利用生物学上的差异来区分人类的高低和贵贱的假设。
       三
       在试图摧毁和支解“白色”的象征意义和“白色”霸权理论基础的同时，麦尔维尔开始对“白色”的象征性进行重构。在“白鲸的白色”这一章以至于在整个小说中，作者列举了对于“白色”多种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象征性说明。麦尔维尔试图告诉大家，对于白色象征性的解释，不论是神话、神学，还是物质的，都受到了多种假设和环境的影响。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设法对白色附加了多种的种族含义。文学评论家马莎·维克(Marsha Vick)认为，白色并不是单一的颜色。在“大白鲸的白色”中，叙述者一反人们通常对于白色的比喻，把白色描述成一种明显的颜色的缺乏(visible absence of color)。“通过描述白色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麦尔维尔设法摧毁了原本有关白色的象征性的陈规老套的解释，并消除了有关(白色)的任何的善与恶的含义。他使用了‘无声的空白’(dumb blankness)的矛盾修辞手法来一笔勾销了白色所固有的表示优越性的象征意义。”维克认为，只有通过文化环境，“白色”这一“颜色的缺乏”才被赋予了意义。通过提供对于“白色”的众多的不同解释，麦尔维尔对任何武断地强加于“白色”的象征意义提出了否定。麦尔维尔暗示，白色并无任何的具体含义，白色所象征的优越性并不是固有的和内在的，它是欧洲和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有产物。许多人加入到“白色”的造神运动里。而经过支解后的“白色”恢复了它的本来意义。
       另外，麦尔维尔认为，美国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白色”及其象征性的重构，更需要的是道德的重构。当然麦尔维尔的种族观点和他作品中对于非白人的描写也是充满了矛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多元文化主义下他对于白人种族认同面临的困惑的认识。一方面，作为白人，他对于美国民主的理想充满了同
       情，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一制度在种族关系上的非民主性。但总体上看，麦尔维尔提倡，美国的理想应该是一个文化与种族多元化的相互平等的社会。他认为，就像“潘奎得”号捕鲸船一样，美国应该是一艘由一群由“混血的背叛者、光棍和生番”等不同种族的船员组成的大船。。再者，通过艾什米尔对这些“野人”态度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艾什米尔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迷途的羔羊和一名教师，但是，随着故事的进展，他成为第一个文化宽容性的接受者。他与魁魁格的关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在故事的开始，艾什米尔对魁魁格充满了恐惧和偏见。麦尔维尔这样写道：“……我虽然不是个胆小鬼，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个贩人头的紫色家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无知是恐惧之母，对这个陌生人我已是迷惑不解，糊里糊涂，我承认，我现在已经被他吓得像是魔鬼在深更半夜闯进我的房间来一样……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发抖了，因为这时候那个野人又在做些什么，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也使我确信他就是个异教徒。”虽然在一开始艾什米尔对魁魁格感到恐惧，但随后他的态度在不停地改变，由恐惧到好奇，然后到认可。最后，他得出结论：“……他的举动不仅有礼貌，而且真的和蔼可亲……但大体上来说，(他)还是个整洁清秀的吃人生番。我自忖着，我闹了半天是在干什么呢?他跟我一样，也是人；就像我害怕他一样，他同样害怕我。”第二天醒来所发生的进一步象征了文化与种族的相互宽容、依赖：“第二天早上，约莫天亮时分，我一觉醒来，发现魁魁格的一只胳膊非常亲呢地搁在我身上。人们看了会以为我就是他的妻子。”他接着写道：“这个镇定的野人已经把众生给超度了，他坐在那里，他那十分冷漠的态度证明他天生毫无文明人(白人)的虚伪和甜言蜜语的奸诈，他虽然是一个野人，虽然看来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我却已开始觉得我自己是神秘地向往着他了”，“但是天哪!这些捕鲸人的行动立即就让他看出了文明人的卑劣与邪恶”，“普天之下，就是一个共同和睦的世界，我们这些野人必须帮助这些文明人”。“不论谁一抬头向他(魁魁格)望去都不免相形见绌，一个白种人站到他前面去，仿佛就是一面向要塞求降的白旗”。艾什米尔与魁魁格交往经历了初次见面——好奇——认识——理解——宽容和最后成为朋友的过程。在故事的结尾，艾什米尔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身体上发生了变化。经过纹身的艾什米尔失去了其引以自豪的纯白的肤色：“我现在告诉诸位的这个骷髅的大小尺寸，当时都认真仔细地抄写在我的左肩上。后来，我又把这些数字纹在了右肩上，因为在我浪迹天涯的生活中，实在没有更妥当更保险的办法来保存这么珍贵的统计资料。而且，由于我身上的空间不多，同时还想留下一些地方，来记录下我当时在构思的一首诗——这些地方是留着干这些用的。鉴此情况，对大鲸的尺寸，我也没有计较那些零头小数了。”通过纹身，作者使艾什米尔在肤色上与魁魁格更加接近，从而使他们两个人的种族差异更加模糊。因此，艾什米尔的纹身这一行为极具象征性，经过纹身的艾什米尔丢弃了他执着于白色肤色的偏狭，他的身体从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也得到了新生和升华。这样，“白色”被还原成了它本来的面目，“白色”成为他肤色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他的全部。但与库伯笔下的纳蒂·班波不同，艾什米尔并没有为自己失去纯白的肤色而后悔。
       艾什米尔的文身代表了他对于“白色”的全新的认同和对于“白色”的内涵和象征性的重构：他不再因为自己的肤色是“纯白色”而感到自豪，也不再因为自己的肤色是“非白色”而感到悔懊和害怕。艾什米尔对于魁魁格和以魁魁格为代表的有色人种的态度的变化说明，人们不再沉溺于对以盎格鲁－撤克逊为主的白人文化的崇尚和对其他族裔文化的排斥，它暗示，作者希望美国将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问题。实际上，作为“潘魁德”号的唯一幸存者，艾什米尔成为了种族和文化宽容的象征和白色重构的希望所在，同时，艾什米尔也代表了美国的希望所在。通过对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和“白色”的神秘性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麦尔维尔完成了对于“白色”的象征意义的支解和重构。这样，麦尔维尔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在文化和种族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对“白色”认同问题的钥匙。可以说，这是麦尔维尔对于美国文学的最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