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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俄国文学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提出“历史诗学”理论，把“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这个理论受到了形式主义者和巴赫金的充分重视，并成为二者构建各自诗学理论的思想基础。20世纪60年代，互文性理论则建立了新的文本关联，打破了文本封闭存在的传统观念，赋予文本以开放和互渗性质。传统文本所具有的社会学的和历史主义的性质，在当下语境下被更改了——文本不是一种封闭的存在，而是处于对话和不断建构的状态。互文性理论要成为一种诗学研究，应该充分关注跨文化间的诗意意识、实证研究和艺术形式等因素。
       关键词 互文性 历史诗学 实证研究
       问题的提出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提出的“历史诗学”研究对象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自从互文性(intertexuality)理论建立了新的文本关联以来，它就打破了文本封闭存在的传统观念，赋予文本以开放和互渗性质。传统文本所具有的社会学的和历史主义的性质，在当下语境下被更改了：文本不是一种封闭的存在，而是开放着、处于对话和不断建构的状态。这样，文学研究在重新反思以往的诗学理论(包括历史诗学)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它们的当下命运。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与20世纪欧美文论的整体发展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伊格尔顿把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称作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开端(的确，形式主义对欧美文学理论的当代进程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在俄国文艺学里仍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主义传统。假如说，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诗学主要以社会学、历史文化学派为主题的话，那么，19世纪后半期俄国文艺学家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历史诗学”理论则独辟蹊径，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角度研究“诗意意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演变”，从文学演化的角度研究文体、风格、情节与描写方法，把“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确定为历史诗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研究路径，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普罗普、洛特曼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所谓“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涉及到两个方面：“诗的意识”和“诗的形式演变”。从前一个方面来说，“诗的意识”指人类文化发展中艺术感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包括整个民族的艺术感悟力、天才诗人个人的突破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诗的形式”涉及到体裁、情节、语言、主体等模式的形成和演变。维谢洛夫斯基运用实证的、历史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文学样式、文学形式、文学手段在成长过程中的演变轨迹——从诗人的产生、诗歌的起源到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的构成。他关注诗歌从原始文化中最初产生那一刻起诗歌形式的演化问题，一直到其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和文学对象时为止。归根结底，历史诗学研究是把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力图“从诗的历史中阐明诗的本质”，从文学的发展中阐明文学理论问题，研究对象主要以大量的资料为基础。
       但是，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正是欧洲和俄国实证主义的极盛时期，由于实证主义学说的影响，维谢洛夫斯基并未在多民族互相作用的大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的研究路径仍然是线形的和封闭的。这使其结论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是否具有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自西方解构主义文本理论产生以来，文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本不再属于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再是线性累叠的结果。“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其基本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凭空完成，全无依傍，此文本的出现以历史上彼文本的存在为依据和条件。作为一种文本理论概念，“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使用，其根本思想是对结构主义封闭文本的抗议。文本开放了，成为话语接触、交换乃至私语的空间。在这个语境下，如何理解历史诗学的研究对象呢?那种对诗意的历史主义研究路径，在削去深度的、拼贴的“新历史主义”文本关联中，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存在呢?
       开放文本：俄国诗学语境里的历史轨迹
       20世纪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巴赫金所谓“多语、杂语、众声喧哗”的局面，各种“主义”应运而生，如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文学研究逐渐趋向于文化研究，出现了跨学科、反学科、文化多元互渗的语境，这就使得历史诗学在考察单一民族的诗意意识及其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得出来的结论，受到了文化多元互渗语境的考验。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实证主义，这一方法与德国美学研究的抽象理论和先验方法相对立。它重事实、重实证、重归纳，着重考虑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重复性，从大量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因果性、规律性，并反复用新的可比系列来加以验证。在同一民族语境下，民族文化彼此的独立性能够保证材料与问题的彼此契合，而民族文化间彼此渗透以及文化多元的语境则打破了材料与问题的这种契合，而呈现出互渗局面。历史地看，维谢洛夫斯基对文学文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文本开放出来。但是，这种开放是历史性的，即：把文本与生成它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更特殊一些的艺术领域，我们都被传说所束缚，并在其中得到扩展，我们没有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它们采取了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著名形式主义文艺学家日尔蒙斯基的著作《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里得到了解释。日尔蒙斯基说，历史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就在于阐明“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历史诗学”的基本立场和任务就是把诗的形式要素(体裁、题材、意象、手段、技巧、隐喻、主题、风格等等)作为研究对象，揭示积淀在形式要素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审美意识。巴赫金在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时认为，维谢洛夫斯基发现了“文艺学与文化史的联系”，揭示了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符号学涵义”。巴赫金认为，“历史诗学”使“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具有“符号学涵义”，这里的“符号学涵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的功能。从这个理路看，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文本，乃是把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视野中的文本存在方式(文本是现实的产物或个人生活经历的写照)变成了长远时间内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
       这一局面在形式主义诗学出现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论文《词语的复活》中提出，文学必须返回“艺术本身的规律”，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什克洛夫
       斯基认为语言的“文学性”才是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为“文学性”确立了若干重要原则。应该看到，从影响方面来看，形式主义者的确对文本采取一种封闭的态度，他们强调“艺术的旗帜绝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那面旗帜的颜色”，拒绝文学文本的社会学阐释，然而，形式主义诗学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的研究，却并不是封闭在单一文本内部，而是具有开放性。罗曼·雅各布森认为：“逐步探索诗学的内部规律，并没有把诗学与文化和社会实践其他领域的关系等复杂问题排除在调查研究计划之外。”这意味着，形式主义诗学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把文本完全封闭起来。在对诗歌进行共时研究的过程中，“诗性语言”的文学性必然在非诗性语言的对比中形成，这就决定了形式主义不可能封闭文本。也正是在共时性研究这个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形式主义文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的相关性：两者都是在开放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
       巴赫金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以语言为中心的思想，却不赞同其静态的研究模式，而更为关注文本语言的“对话性”。在他看来，“对话交际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巴赫金提倡文本的互动理解，他把文本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正是有感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克里斯蒂娃给文本与互文本下了最后的定义：“文本是使直接瞄准信息的交际话语与以前或同时的各种陈述发生关系，并重新分配语言顺序的语言实体。因此可以说，文本是一种生产力。”这就是说，文本是众多文本的重新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隐含着相当复杂的思想，对她而言，“互文”已超出了狭窄的文本范围，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
       克里斯蒂娃根据巴赫金的语言学理论与话语理论建构了互文性理论，旨在解释多元文化间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现象。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不仅表现在语义层面、话语层面、文本层面，而且还表现在诗意及其表现形式层面。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互文性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在此，文本空间是纵横交互的平台，文本不局限在写就的文字中，也不局限在作者与读者的交互关系中，文本空间连接着此文本与其他任意文本。互文性研究否认文本有任何固定的意义，强调文本意义的流动性，而且更重视意义的生成过程。从互文性的视野来看，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这意味着，任何文本的意义也不是已被规定好、静止不变的。文本不能把意义封闭起来，文本也就不能把诗意封闭起来，诗意也在文本空间中存在。这种思维方式突破了文本与意义间的本质关系，而表现为可变性，使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历史语境化。
       巴赫金的文本话语化和狂欢化
       互文性理论建立的文本空间对历史诗学设定的对象来说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把维谢洛夫斯基所提出的“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存在空间由单一民族文化语境转换为多元文化语境，这到底有什么价值?
       在互文性理论的视野下，“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应该具有在多种文本间建构的意义空间。实际上，历史诗学从维谢洛夫斯基的一元文化语境过渡到了巴赫金的文本理论，即语境变成了“长远时间”。巴赫金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不能脱离开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研究文学，那么把文学现象封闭在创造它的那个时代里，即封闭在它的同时代里，结果那就更糟了。……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而且往往比在当代更活跃更充实。”这里所说的“文学作品”就是我们所指称的文本，在此，巴赫金认为文本不应在单一时代背景中予以考察，相反，我们应该把个别文本置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将它的语境开放出来。
       开放具体文本语境的同时，也就开放了诗意意识建构的模式，把形式放在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去审视，使之具有新的历史视野。从维谢洛夫斯基到巴赫金，历史诗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研究对象从单一的形式嬗变过渡到形式的多样化，具体到巴赫金的批评实践则表现为狂欢化和复调小说的理论。巴赫金是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的复调现象和对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的狂欢化”这一概念的，而文学的狂欢化又是巴赫金从历史诗学角度进行的有关复调小说的渊源研究。狂欢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原指那种包括了庆典、仪式和游艺的民间狂欢节。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即是民众对人生的诙谐体验。在此背景下，狂欢节化颠覆了等级制度，主张平等、民主的对话精神，反对权威，消除界限。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方言、职业语言等交汇在一起。“狂欢节体现了诸种意识形态——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的互文性，怪诞的肉体也突出了自然的互文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巴赫金指出，陀氏的小说使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系，对话中各种意识、各种声音的争论与交锋，构成了不同的对话形式，强化了复调结构。在揭示了陀氏的小说是“复调”类型小说之后，巴赫金从体裁发展史即历史诗学的角度论述了陀氏小说的体裁特点，他指出：“一种体裁总是既如此又非如此，总是同时既老又新。一种体裁在每个文学发展阶段上，在这一体裁的每部具体作品中，都得到重生和更新。”也就是说，新的体裁总是借鉴、吸收了先前体裁的特点，是互文性作用的结果。
       “诗意意识”和“形式”不是固定的搭配，在德里达的“播撒”、罗兰·巴特的“文本游戏说”和弗莱的“诗只能从别的诗中产生，小说也只能从别的小说中产生”的思想中，它们之间的固定所属关系被解构了。“意义”在嬉戏中被延搁了，“形式”突破了具体时空的框架。这就使得“诗”的研究并不局限在诗歌文本、戏剧文本、散文和小说虚构文本之中，而是突破了传统的艺术形式的框架。文学研究从文学文本研究、文学话语研究走向跨文本、超文本的话语研究，进而走向“日常生活诗化”(洛特曼语)、历史文本虚拟化以及文学研究越界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维谢洛夫斯基之历史诗学的开放文本在巴赫金的文本狂欢思想中，已经演变为对文本独立性的解构：单一文本不再具有独立自足性，它介入到古往今来的话语活动中，完全消解了历史决定性质。单个的文本成为多个话语狂欢的平台。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的视野里，文本间性同样成为话语嬉戏的平台。孤立的诗意叙述
       和诗意阐释，乃是对文本做单一话语的结构性阐释，这既与互文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取向相悖，也不符合解构主义的理论倾向。
       诗意存在的三种方式：文本、跨文本、超文本
       互文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放了文本的同时也消解了文本，它扩大了诗意存在的空间，同时也消解了传统的诗意本身。但是，西方文本理论的发展进一步超越了固有的文本观念。20世纪下半期，产生了列菲伏尔、赫勒的“日常生活艺术化或审美化”的思想，把日常生活话语化；80年代美国出现了新历史主义思潮(也有人称之为“文化诗学”)消解了文本叙述之间的差异和隔绝。前者旨在对日常生活诗意化或审美化进行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后者通过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进一步消除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把历史叙述、日常生活都看成是一种普通的叙述。这些理论思潮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所谓“超文本理论”——书写的文本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沟通。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如何来进行诗意研究?我们认为，“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这一历史诗学设定的命题仍然具有合法性。
       我们应该打破习惯上将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文本或单一文本研究的思维定势，同时还应该打破日常生活诗意化、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及用越界实践来替代文本研究的做法。我们可以把文学研究区分为文本研究、跨文本话语研究和诗意实践研究三类，即：单一文本的诗意意识之生成与形式之间的关联、互文性或文本空间中跨文本诗意的生成及其形式的演变关系、超文本(文学文本与日常生活话语互渗)中诗意存在的形式及其演变。文学研究的对象可以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首先，诗意意识的语境化和文化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诗意认同是有差异的，因而，诗意必然是历史化的。它不仅是历史化的，还应该是民族化、地域化的。民族文化作为中介，其差异性影响到诗意认同。承认诗意认同的语境化和文化化，也就意味着承认诗意的差异性，意味着承认诗意的边界是移动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认同的诗意是不能沟通的。相反，不同语境下认同的诗意仍然具有联系。这里的关键是承载诗意的“形式”。不同民族间诗意认同的差异，其沟通的关键是“形式”。形式的差异或相同，成为理解诗意的重要中介。维谢洛夫斯基在建立“历史诗学”理论体系时把重要的形式因——“体裁”——作为一个重点来探讨。他认为，各种体裁蕴涵着原始民族的“历史记忆”：“它们潜藏在我们意识的某个隐秘阴暗之处，就像许多经历和体验过的事似乎被遗忘了，却蓦然使我们震惊。这恰似某种不可理喻的启示，某种既新鲜又古老的体悟一样，我们无法认清它们，因为往往不能确定那种出乎意料地重新唤起我们古老记忆的心理活动的本质。”巴赫金也认为，“文学体裁就其实质来说，反映着较为稳定的、经久不衰的文学发展倾向。一种体裁中，总是保留着已在消亡的陈旧的因素。自然，这种陈旧的东西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就是靠不断更新它。一种体裁总是既如此又非如此，总是同时既老又新。一种体裁在每个文学发展阶段上，在这一体裁的每部具体作品中，都得到重生和更新。体裁的生命就在这里。因此，体裁中保留的陈旧成分，并非是僵死的，而是永远鲜活的。换言之，陈旧成分善于更新。体裁过着现今的生活，但总在记着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开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体裁才可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里，他说，艺术家是“用充满沉甸甸含义的形式”进行创作的；每一种体裁，“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这就是说，诗意不是固定在某一个文本、某一个语境和某一种文化里面，它是变化着的。但是如何变化呢?这就必须在文本间的关联中寻找轨迹。维谢洛夫斯基提出，诗歌的原始形式是“混合型”的，是多种艺术因素的杂糅，其种类分化是在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发生的。在这里，互文性观念起到很大的作用。正是依据互文性观念，可以将不同文本联结在一起，不同的却关联着的文本在比较中产生了差异，而在差异中生成诗意。
       其次，文本间要建立起诗意的关联，就必须借助实证的研究。如何说明此文本与彼文本之间的诗意关联?缺乏了实证研究就不能说明这一点。在诗学研究实践中，对于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倾向的互文性理论来说，历史诗学所拥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是极为重要的。法国学者吉拉尔·热奈特在其文本研究著作《隐迹稿本》中对具体的互文手法作了更详细的实证分类和研究。热奈特归纳了文本所从属的五个类别：互文性、类文本、元文性、超文性、统文性。从文本研究的立场看，这五个类型已经概括了文本间的所有关系。
       第三，互文性研究要成为诗学研究，就必然要建立形式空间。诗意沟通关键在于形式，单一文本的形式内蕴是可以感知的，一是从语言、韵律格式、结构面貌等因素中感知，二是从与“内容”的关系中感知。但是，互文性语境下的形式则不同。互文性语境下的形式感知是在文本间的差异中获得的，呈现诗意的形式诸因素及其结构上的差异，使互文性条件下的形式更凸显其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互文性文本研究实质上是比较文学研究。只有在文本的比较研究中，才有可能获得不同文本的诗意内涵，而诗意内涵的获得与形式比较具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如果围绕“浮士德”问题对歌德的《浮土德》与英国“大学才子派”的《浮士德博士悲剧》进行互文研究，我们就会体会到，艺术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艺术表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互文性诗学研究实践实际上不可能脱离形式研究。当然，在超文本(transtextualité)条件下，诗意及其形式的关系则更加多样化，例如，这里存在着诗意交往的公共空间和私人情怀问题等。
       互文性理论以及在它之后衍生的解构文本、超越文本的理论，对以单一文本为中心的传统诗学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后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不能固守在传统的诗学研究框架中，应当调整诗学研究的思路，介入当下多文化语境的具体实践，使诗学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保持开放。然而，无论怎样开放，诗学研究的核心因素——形式——总是处在视野的中心。因此，在开放诗学研究对象或领域的同时，理解形式的不同空间及其诗意生成机制，就成为专业文学研究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