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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精神分析理论在现代欧美传记中的应用，从精神分析方法对传记的介入这一角度，探讨精神分析对传记真实性的影响及其成因。本文认为，精神分析理论一方面带来了对于传记真实性问题的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认识和实践上的迷误，因此，现代传记家在借鉴精神分析理论的合理观点以更好地探索传主“深度真实”的同时，对虚构与真实、解释与事实之间的界限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 传记文学 精神分析 真实性 传记证据
       美国当代学者玛丽·利埃尔与戴维。苏克夫指出，在最近几十年中，作为一种文类的传记在当代批评理论、社会学界与史学界都在经受着一种“合法性危机”，其主要表现就是传记的“真实性”或者说“真实内容”遭受着公开的质疑。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来自传记领域“外部”的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挑战。比如，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类科学的目标就是要“消解人性论”，福柯发现了历史的“可构建性”以及这一构建行为同权力控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对个人科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拉康利用语言学将弗洛伊德关于“分裂的自我”的观点进行重新解释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质疑作为个体的人的“可叙述性”。而根据德里达的著作，有学者认为，传记、自传“这些概念都承载着其他概念的踪迹”，它们“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其概念中所包含的目标”，因此必须用一种解构主义的阅读来取代它们。本文在此不拟对后现代与传记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展开全面讨论，而只拟结合精神分析在现代传记中的实践，从精神分析对传记解释的介入这一角度，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对传记事实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传记的真实性的影响。但由于“后现代”已经构成了这一关于传记“真实性”论争的语境，笔者也希望这一来自传记实践“内部”局部的探讨能够在有限意义上对传记合法性的质疑有所回应。
       一
       与古代传记相比，现代传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解释”这一要素的凸现。在这一背景下，某些学者矫枉过正，反过来对传记的“事实”一反常态地加以贬抑。他们声称，在“意义与阐释”问题面前，“对于方法、有效性、可靠性、普遍性以及相关的传记方法的理论问题的关注必须让路”；传记以及建构传记的方法“都是文学的产品，传记是任意的建构物”。显然，某些学者对传记解释倾向的重视走向了消解传记的“真实性”这一极端。这除了与他们自身的理论偏见紧密相关之外，还与现代传记实践中不断强化的解释倾向紧密相关。我国学者杨正润指出，现代传记中不断强化的“解释”是“一把双刃剑”，在使传记有可能获得深度真实的同时，“也可能颠覆和瓦解传记所需要的历史真实性和精确性”。从西方现代传记的实践来看，此一问题更多地出现在那些使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解释的传记作品之中。这和精神分析看待“事实”与“真实”的复杂而独特的观点相关，同时也和精神分析传记的实践者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度依赖相关。这反过来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深入考察精神分析家以及那些信奉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作者所持的“真实观”，以寻求和理解其可能“颠覆和瓦解传记所需要的历史真实性和精确性”的深层原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心理学教授彼得·洛温伯格认为，精神分析的“真实观”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一点就是它对待“真实”和“真实重建”的态度。弗洛伊德指出，分析者的任务是“根据其遗迹”来建构过去，他“从记忆的碎片，从联想和从分析对象的行为中做出推断”，幻想及心里想像的东西与真实的事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真实的和想像的事件在梦中会立即显现出相同的效果，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梦中，在产生更为重要的心理结构的过程中也是这样”。这样，弗洛伊德就将时间的维度引入了对事实的重建，他称之为“回溯性幻想建构”(the retrogressive phantasy-making)，他相信，无论何时何人，“纵使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免于无意中使过去的时期混有现代和近时的色彩”。对此一“真实观”，美国叙述学家华莱士·马丁有精当的概括：精神分析可以被称为这样一种艺术：它从人们那里诱出自传，并且通过对被忽略的插曲的发现和事件关系的澄清而帮助改写它们。……两项有关叙事的精神分析结论具有普遍意义。1．一个事件的意义可能取决于后来发生的事件。……“事实”成为取决于时间之物。(比如被构建的性压抑)2．病人生活中的某一关键经验一精神分析诱出这类经验是十分困难的一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这并不改变其重要性。
       精神分析这种对待事实“重构”的态度以及对时间因素的强调，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一方面，它可能包含着深刻的洞见，它使我们关注传记中的事实尤其是“自传事实”的复杂性，正如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所说，“赤裸裸的事实不是以自然的状态而存在。它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赤裸裸。”“真实”恰恰是经由解释才成为赤裸裸的，而真实的解释则必须面对记忆与时间对于“事实”的过滤与变形作用。比如在处理马塞尔·普鲁斯特关于童年时期的“晚安吻”记忆时，英国传记家派因特尔注意到了传主在两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让·桑塔耶》与《追忆逝水年华》——中对这同一事件的叙述颇不相同，由此揭示、分析了普鲁斯特母亲的去世这一后来发生的事件对他记忆(叙述)的变形作用以及他的心理的微妙变化。他的这一处理重视了时间对记忆的变形作用，显然比莫洛亚对这同一传记(自传)事实的处理高出一筹，给人一种更加接近真实的阅读体验。
       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可能进而导向极为浅薄的谬见，它将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弄成一团迷雾，以至诱导传记家不再区分事实与虚构，而心安理得地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从而主动放弃对于真实性的追求。比如，有学者认为，一部传记曾被看作对传主过去生活的精确纪录，但现在却被看作关于这一生命的诸多故事或虚构之一种，由此否认存在着某种所谓“真实的过去”。我们认为，探索一个传主的“真实情形”是很困难的，但这和主动放弃对真实的追求是不同的。当代传记理论家盖尔·波特·曼德尔指出，“传记家提供的解释是建构真实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仅仅是逼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真实——即传主的本真真实的象征性方式。”这就是说，承认对于同一事实存在着多种解释并不意味着承认曾发生过、曾存在过的“本真真实”的不可把握，而是意味着同一事实可能有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侧面；承认解释是通向真实尤其是深度真实的必由之路也并不就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都能够有效地“逼近”那一个“本真真实”。尽管我们很难将某个事件与对于这一事件的“象征性”表现(即解释)进行区分，也很难将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不同解释进行真伪、优劣的判断，但传记家至少在观念中，还是应该将传主生活的“本真真实”作为一个“底
       本”置放于传记写作活动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传记家的义务和责任，是传记伦理对传记家的一种要求，如戴斯蒙德·麦卡锡所说，传记家是“被誓言约束的艺术家”，这誓言就要求他／她尊重事实，追求真实。
       二
       伴随着精神分析介入传记写作，学者们就一直担心，传记家对于精神分析的滥用往往会将“纯粹的猜测”固化为“公认的事实”。著名传记家理查德·埃尔曼指出，当代传记家倾向于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模式“塑造事实”，以至于常常“歪曲”事实。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传记的“事实”与精神分析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精神分析理论能否被作为一种“事实”或“证据”?即便精神分析理论是真实有效的，这种“真实”能保证传记解释的“有效”吗?
       弗洛伊德曾有言，由于“精神分析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隐藏着的材料的卓越方法，我们将斗胆通过分析列奥纳多关于童年的幻想来填补他生命历史中的空白”。对这句话可能有两种理解：一是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所试图“填补”的只是一种解释意义上的空白，亦即通过分析现有材料来对传主生命历史的空白之处进行“理解”；二是他要用对传主童年幻想的分析结论来对生命历史的空白进行“代替”。从弗洛伊德在《达·芬奇》一书中实践来看，尽管某些地方有“削事实之足适理论之履”的嫌疑，但他总体上还是为自己的解释提供了大量的事实性证据，他所填补的大体上也还是一种“解释”意义上的“空白”。
       遗憾的是，某些传记家基于对精神分析的过度认同与依赖，产生了一种对于“理论”的狂热与神化倾向，并且传记家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信念越坚定，这种情绪就越加强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个传记作者就声称：“我梦到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周围有一种磁力，它将我提升至和他们同样的高度。精神分析确实使我达到了我曾梦想到的高度，这部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分析传记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位作者看来，其他的证据都不重要：“数不清的传记，以及伍尔夫本人的大量小说、日记和书信都用铺天盖地的词语遮蔽了她的真实情形(the real story)”，重要的只是精神分析的发现：“我相信现在揭示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对她的历史和她的作品进行一番仔细的精神分析，在此，我们把她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看成躺在治疗椅上的病人所做的自由联想。”在这样一种甚至还有待于“分析”的精神状态下，我们不难估量其所持的“理论”对于事实进行肆意揉捏的程度。
       不仅如此，有的传记家甚至会真的出于对精神分析的信任来“创造”一件符合理论的“事实”以填补传主生命史中的空白。约翰·考迪的《巨创之后：艾米莉·迪金森的内心生活》(1971)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勾画了一幅颇富神秘色彩的艾米莉画像：22岁的艾米莉·狄金森在走路时为避免遇见别人，她总是早早地去教堂以避免面临众人的尴尬；28岁时形成了一个“习惯”：门铃响起，她便要跑开；30岁时她听到老朋友们叫她便躲进屋里，只在极少的情形下她才会见老朋友：屋门微开，她和客人隔门而谈；生病的时候不许医生做检查，医生只好就在她裹着严严实实的衣服走过门口时瞥上一眼而作出诊断。考迪试图利用精神分析理论对狄金森的人格之谜作出解释。传记家对狄金森的诗歌进行了分析，结合精神分析理论成果以及临床发现，推测出狄金森“应该”在儿童时期经受了母亲对她的一次残酷的拒绝，这成为她幼小心灵的“巨创”。狄金森的诗歌作品中所选择的特定隐喻和象征，她所表现出来的与病人相似的某些症状，精神分析理论对这些症状的描述与解释，在传记家看来似乎都支持这一猜测。但他在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自己的这一猜测认定为“事实”，并以这一无法证明的“事实”为基础来解释传主神秘的人格：“可以说，正是因为她那毫不突出的、没有才华的、平平淡淡的母亲，爱米莉才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鲫这一无视历史真实性做法受到了质疑。
       传记家为了使其评述和结论更具有客观性而避免对事实进行太过个人化的解释，往往从心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那里借取理论模型，这本无可厚非。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本身或从理论出发的解释，其有效性也必然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本身的有效性，而任何理论包括精神分析理论的真理性总是有限的，其中既有理论所产生的特定时代和文化的局限，也有理论作者自身的局限。传记家在利用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理论框架揭示传主“真实情形”的同时，也极有可能由于理论自身视角的局限而遮蔽更多的“真实”。比如，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童年时代遭受性侵犯与虐待这一说法，有她本人的许多自传性叙述作为证据，以及当代精神病学家发现的诸多临床症状作为佐证，大体上可以认定为一个“事实”，但许多采用了精神分析视角的传记作者由于接受了弗洛伊德“童年期性诱惑虚构说”而不愿面对这一事实，将这一“自传事实”看成伍尔夫的幻想和虚构，从而淡化了甚至消解了这一对传主的人生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的事实。
       此外，精神分析理论还可能诱惑传记家赋予适合这一理论框架的孤立事件以过多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在传记家处理童年经验那里往往比较明显(传主童年材料的稀缺往往使得传记家“铤而走险”)，而这在许多情形下是夸大其词。比如，唐纳德·斯珀托在其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希区柯克传》中就处理了这样一则材料：童年时有一次希区柯克醒来后发现父母不在家，他自己被独自留在了家里，吓坏了的小希区柯克闯进厨房，找到了一片肉，边吃边哭。传记家就此评述到：“这一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希区柯克呢?无疑，这使他终生背负了一种对于孤独或黑暗的恐惧……”更有不少传记家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传记家纯粹从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推演，将传主童年时期的便溲训练与成年人格建立了过多的甚至决定性的关联，颇受诟病。此类过分依赖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被有些学者称为“无理取闹”。
       人们通常认为，研究人类的一般情形所得出的结论能够应用于解释、预测某个特定群体及个体的行为。美国当代心理史学家威廉·鲁尼恩认为并非如此。他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解释和预测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主要依赖于在那一个独特层面上所进行的分析而得到的特殊认识，“如果有人仅仅利用普遍概括就企图解释一个人的生命历史，那么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普遍概括的局限”。并且，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与它所依赖的根据发生联系的那种方式，对各种的知识来说，事实上并不都是一个样”。这反过来说明，从任何单一的理论视角出发所进行的解释总是有局限的。对传记家来说，对某种自诩为普遍理论原则的推导和应用并不必然导向传主的“真实”，要达到对于事实的解释的尽可能真实有效，就需要多种理论视野的综合和比较，要通过掌握和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才有可能找到传主的独特
       行为模式(idiographic patterns)。对于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理论在传记写作中的限度，反倒是当代精神分析学家有更清醒的认识。莫里蒂斯指出：
       在写作传记时，尤其是开始的时候，需要一个蓝图，一个可以将不同的、常常是矛盾的材料组织起来的指导性图式。但生命的独特性会对所有的蓝图——心理学的、哲学的或社会学的——提出挑战，并使它们中即使是最好的也成为不完整的。随着传记写作过程的展开，由不同理论模式提出来的普遍性图式都会向后退却，一种迷人的新鲜意识开始呈现，此时过去经验和概念模式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在许多学者看来，精神分析对人的自我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精神分析对人性所作的解释在某种意义和层面上已经“固化”为“事实”。哈罗德·布鲁姆将这一影响称为“无情的事实性”(brute facticity)，但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实际上，尽管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事实”有着不可轻估的“塑型”作用，理论并不能成为“事实”。精神分析在现代传记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同时，传记家也要警惕对于理论的迷信。英国批评家瑞恰兹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指出，“要是根据弗洛伊德已出版的著作去评判列奥纳多·达·芬奇，或者根据荣格的著作去评判歌德，心理分析学家就不免是特别无能的批评家。”为避免理论包括精神分析理论成为限制、遮蔽传记家解释视野、扭曲甚至“创造”事实的异化性力量，传记家应该有能力突破固定的理论框架和关于人性的现成观念，立足于事实，从总体上对传主的人性和人格真实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揭示。如利昂·艾德尔所说：“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形式，一个传记家一定要找到能够表现这一生命形式的理想而独特的文学形式”，传记家一定要重视“在一个生命中发现原初性东西的洞察力以及表现这一生命原初性的技巧”。他还指出，对于精神分析，传记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得洞察力，理解传主的动机，而后他就“必须像精神分析从未存在过一样写作”。
       三
       厄内斯特·迈休(Ernest Mehew)认为，“一个好的传记家在应用理论与进行解释之前要先收集与检验事实。”传记真实性的基础是确定“事实”，确定事实就要考察“证据”。关于证据，柯林武德曾说，“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地就叫做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文献是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历史学家加以思维就能够得到对他有关过去事件所询问的问题的答案。”他还认为证据之作为证据就在于其某种客观性和自然性，其中并不包含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史前的燧石或罗马的陶器获得身后的历史证据的资格”，“并不是制造它们的人想到它们会作为历史证据，而是因为我们想到它们作为历史证据”。国但在精神分析的考察之下，传记的“证据”本身也变得无比复杂。理查德·埃尔曼指出，“对于早些时候的传记家而言，信件不啻为神圣的遗物；对于弗洛伊德之后的传记家来说，它们却是表里不一或至少是不完全的。”精神分析带来了对于传记证据客观性的普遍怀疑。
       “证据”的这种“表里不一”可能源于某些证据本身的内在属性，比如对于传记家来说，传主所留下的“忏悔”记录是不是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就是一件很难确定的事情：“从认识论角度看，忏悔和托词、事实和情感、行动和关于一个行动的陈述和解释，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具有统一的可能性，即进行忏悔和寻找托词的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和动机的认识是正确的。”而由于人的自恋、自欺倾向与自我的防御功能，人很难“正确地”、真实地认识自己行为的动机，这一点由于精神分析对无意识动机的揭示更加显然了。安德烈·莫洛亚详细地探讨了常被传记家作为“证据”的日记、书信、文学作品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之后也不得不对其“不确定性”表示了无奈：“我们一再地被迫接受这一想法：没有一种传记真实是严格科学性的，我们被迫拥有的是一种心理想像性的资料，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特定事件的真实性是无法确定的。”
       还有一种情况似乎也很值得注意：似乎是对柯林武德观点的反驳，某些预感到自己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传主的人物确实有可能“想到”对传记材料进行控制，或甚至“制造”某件自传事实；因为他们有一种要使他人像他们希望被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他们的强烈动机，他们就往往通过毁灭或者故意创造“证据”来左右传记家对他们的理解。这样，主观意图进入到了看似“客观”的证据。比如弗洛伊德在28岁时(1885年)就曾在给未婚妻一封信中得意地宣称：
       我刚刚下了一个决心，对此某些人……会反应强烈。……他们就是我(未来)的那些传记作者。我销毁了我14年来的日记、信件、科学笔记以及所有出版物的手稿。只有一些家书保留着。你的信件，我亲爱的，从来没有如此危险。……让那些传记作者恼火吧；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陶醉于他们自己的关于“主人公的发展观念”吧：甚至在这时我就已经快乐地想到了他们误入歧途的情景。
       但同时弗洛伊德似乎也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个关于童年的“记忆”，琼斯在其权威性著作《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中对此作了记载：
       在两岁的时候他似乎还常尿床，是他的父亲(而不是那溺爱他的母亲)责备了他。他回忆起自己曾有一次这样对父亲说：“别担心，爸爸。我会到纽特茨恩(Neutitschen，当地的最大的镇)给你买一张红色的漂亮的新床。”
       据弗洛伊德回忆，还有一次他出于性方面的好奇心，曾经溜到父母的卧室里，父亲很恼怒地命令他出去。对这些回忆琼斯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赋予了重要意义，他认为“正是从这些经验中很典型地建立了他的信念：父亲对儿子而言代表着否定、抑制与权威原则”。弗洛伊德曾将达·芬奇关于秃鹫的回忆处理成一个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幻想”，在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关于父亲训斥的回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理论抱有极高的信念，并且也希望别人以同样的信念来看待他的理论。这一信念与这一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他的记忆的某些特定方面是需要加以仔细考量的，甚至更有学者“怀疑这是弗洛伊德有意无意编造一个故事以符合他的理论”，因为“一个人对两岁时的事情的回忆很难令人信服”。无论如何，琼斯对这件事的解释满足了弗洛伊德“希望被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他”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他对于后来传记家在如何讲述关于他的故事方面的有意无意的“控制”。
       卡尔·普莱奇将预期中的传主对于未来传记家的这类控制看作是他们人生整体构想的一部分，他进而将其称之为“自传式人生”，其中就可能包含着一些虚假的自我理解和神话，对此传记家要加以辨析，才能揭示其中的真实意义。正如普莱奇指出，“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过一种自传式人生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产生
       了‘虚构’，它们将更为深重地阻挠传记家接近‘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对此精神分析传记家伊丽莎白·扬－布鲁埃尔说得更明白：
       事实上，我想最好的传主——但这是我的偏见——恰恰是那些牢牢地守护自己隐私的人。他们将隐私藏在里面，所以你就能够发现；但那些在自传或者回忆录里向一般公众四处传播自己隐私的人……却引入了各种复杂性，因为……传记家接近他们就必须通过他们的自传性叙述这一中介。抵达一个真实的人是桩可怕的任务——你需要穿越个人神话。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传记事实与证据的这种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传记家所要面对的“客体”——传主——同时也是一个曾经生活过或仍在生活中的“主体”：他／她携带着自身全部难以把握的“主体因素”，包括他／她那沟通并混合了过去和现在、难以还原的“自传记忆”，稍纵即逝、一去难返的碎片式情感体验，凝聚在他／她身上的特定历史文化观念，以及他／她那错综复杂的、有待于穿越的“自我理解”和个人神话，等等，这些都给传记家追求“本真真实”留下了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这都使我们怀疑，传记家面对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断言的“分裂的主体”?它是可以把握或至少可以描述的吗?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对于传记事实不确定性的揭示毋宁被看作是对传记事实在新的理论视野中所获得的更为深人的理解而不是消解，传记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挑战而不是一场灾难。对传记作者和自传作者来说，所有这些只是意味着这一理解：“不存在一个可以使我们看得清楚而客观，可以使我们站在外部‘认识’传主的安全视角。”而切入到传主人格与心理的内部正是现代传记的一大特征，现代传记追求“深度解释”也正是出于对这一外部的“安全视角”的有意放弃。无疑，这使传记家面临更大的考验，现代传记家所面临的传主形象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了。追求这一深度的、复杂的真实是艰难的，不啻于灵魂的历险，但我们也认为，“真实性”是传记的灵魂，在传记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的时候，只有对其“真实性”进行捍卫才能够“拯救”它。斯宾诺莎说，通向认识真实(“知自身、知神、知物”)的道路“确实艰难无疑”，但“假若拯救之事近在手边，不费许多劳力可以求得，如何会几乎被所有人等闲忽略?不过一切高贵的事都是极稀有同样也是艰难的”。他的话令人心动，发人深省。
       以上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真实观”、精神分析的“理论”对传记“事实”可能带来的扭曲、遮蔽，以及传记证据本身的复杂性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精神分析对传记真实性的影响。一方面，精神分析带来了对于真实更为复杂的理解，这对传记家在追求真实、确定事实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关于传记真实性一些错误认识，这些错误并不一定是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具有的，但作为对其进行理解和应用的一个后果，也应该引起传记家的重视。如阿兰·艾尔姆斯所言，精神分析所处理的传记数据资料和所作的解释“具有更高层面的暧昧性”，传记家操作起来更需加倍小心，对虚构与真实、解释与事实之间的界限要有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