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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纳桑尼尔·霍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像阿瑟·丁姆斯戴尔那样饱受人格分裂痛苦的人物，展现了人性中更深层自我的强大，以及人与它作斗争的悲剧性过程。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人性观去观察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说霍桑一百多年前就在像弗洛伊德那样研究人，像现代主义文学那样描述人，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并且认为人只有通过非理性的因素才能认识世界。
       关键词 意识 无意识 伊德 人格分裂 现代主义文学 非理性主义
       纳桑尼尔·霍桑写完他的小说《红字》时，评价说它“充满地狱之火，因此我发现我几乎不可能使它发出任何令人愉悦的光。”事实上，综观霍桑的所有文学作品，我们可说都充满这种“地狱之火”，即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看到他的人物，从阿瑟·丁姆斯戴尔、小伙子布朗到拉帕奇尼等，都受着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着，以至他们的行为和命运都不由自主地受到支配，他们的性格遭到扭曲，人格遭到分裂，终身不得解脱而饱尝悲剧性人生痛苦。因此，可以说，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为了表现人在与这种力量抗争中导致自我毁灭的永恒的悲剧。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麦尔维尔评论说，霍桑作品的力量正来自于对这种“黑色力量”的生动展现，它来自于霍桑的“加尔文的人性本恶观和原罪观。”霍桑生活在美国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是当时的主要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但对人性、对人生他却持有与爱默生等著名浪漫主义作家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时，一般浪漫主义作家都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讴歌人性之善，人不仅具有上帝的力量，更具有上帝那样的博爱和理智的禀赋。爱默生在《神学院的演讲》中就明确指出，善就存在于人的自身内。然而，受清教徒人性观的影响，霍桑抛弃了爱默生等对人性的乐观主义的观点，而直视他认为是事实的人性的严酷，并在他的作品中作了艺术而形象的展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虽然世界观、文学观和方法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霍桑作品对现代的读者和评论家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且事实上霍桑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越见突出了。特纳(Turner)在20世纪中叶评论道，“近30年来，他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珍视。”他的作品仍会在现代西方人的心里引起非常强烈的共鸣。本文作者认为产生此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霍桑塑造的这一个个惨遭人格分裂的人物中，现代读者看到，对人性，霍桑有着和现代派作家相似的关注和忧虑，展现出他对人类心灵之谜的不懈探求与现代派作家有巨大的相似性。雷塔·科·戈林(RitaK．Collin)在她的《纳桑尼尔·霍桑》中评论说霍桑“也写了我们的时代”。
       一、本体论上的非理性主义
       现代派作家在现代社会环境、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现代美学等的影响下，对人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人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即本能和无意识，它变化多端，深奥莫测，不可靠，甚至有从恶的欲望。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美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美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美学、到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和精神分析美学等等，都把非理性因素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弗洛伊德把心理过程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无意识。而他的全部理论构架都建立在“无意识”这个概念上。它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及这些本能所产生的欲望。弗洛伊德在《释梦》和《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等论著中均把它看作是全部精神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不但是意识的起源，而且是真正的精神现实。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及其命运。这些冲动和欲望往往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因为社会的法律、道德观念及其它种种习俗就是为了限制和规范它们才得以建立。它们在现实中不能得到满足，在意识领域中也没有存在的空间，故而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中。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中，被他的人格三重结构中的“伊德”(Id)所取代。他说：伊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各种本能冲动的总和。他形容伊德是一口充满了各种冲动、激情的沸腾的大锅，如果不加以控制，便是一切罪恶、痛苦的渊薮。他指出，“伊德”不服从任何秩序，一味追求本能的需要和满足。它完全无视任何道德规范，追求快乐是它的唯一原则。而这些冲动的被压抑又必然在人格上形成创伤，成为一切精神神经症的动因。
       对人性的此种领悟，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有着诸多表现，畸形、梦魇、分裂和变态的描写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病态心理成了他们艺术意图的目标及最终目的。”詹姆斯·乔伊斯凭着他特有的敏锐和勇气，把笔触指向人类黑暗意识的深处，从全新的角度探索了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人的本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题目本身就暗示他所要触及的主题：人心之黑暗。“文明”的欧洲人在非洲腹地用枪和炮及武力暴露出的是赤裸裸的私欲和抢掠他人财富的欲望。故事虽然发生在非洲，说的是“文明”的欧洲人到了非洲后，受非洲丛林原始野性的蛊惑，心底深处的原始野性也复苏从而有意识、无意识地作出了一系列邪恶之举，但小说的开篇、中间及结尾对伦敦及欧洲其它城市的描述向读者表明，非洲的那种原始野性遍及人类世界。威廉·戈尔丁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都表现了在人的非理性面前人类文明的无能为力，及恶欲的强大。《蝇王》中杰克的非理性失控所表现出的凶恶和残忍是触目惊心的。
       对比研究霍桑的作品，我们可以说，霍桑一百多年前就在像弗洛伊德那样研究人，像现代主义文学那样表现人。非理性因素在他的作品中被夸大到了本体论的程度，而被染上了非理性主义的色彩。他的小说可被看作是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小说，表现了人物的生命本能在和文明相斗争的过程中细微而深刻的心理变化。他的人物都生活在有严格的信仰道德约束的社会中，必须按照社会规范行事，但在他们心灵深处总有更深层的本能欲望，使他们不得不受自己那深深的无意识的控制，因此而有意识、无意识地做出了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从而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良心的谴责，充满了触犯了社会文明规范后的痛苦和恐惧。如此的两种力量撕扯着，使他的人物一个个都不能自已，深受人格分裂的痛苦，只好努力满足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两种力量，同时顾及自己不同的自我。
       《牧师的黑面纱》中的胡珀牧师倍受他教区教民的爱戴，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在自己头上戴上了一块黑面纱，令他的教民们都不寒而栗。大家想尽办法也未能让他除去那面纱。这个故事的创作，霍桑是受新英格兰缅因州约克县一位叫约瑟夫·穆迪的牧师的故事的启发。这位牧师约死于霍桑创作该故事的前80年。他因年轻时失手杀死一位好友，于是从那天直到死都戴着面纱，不让人看到他面孔。可见，霍桑深知心灵的创伤、本能欲望的压抑都会造成人的压抑和自我的失调。胡珀牧师深受清教徒关于人性的教诲，为了遵循上帝的热望，他
       天天都生活在压抑自己的本能欲之中；但他发现本能的欲望又难以压制，因而对自己的本能欲望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一切罪孽的渊薮。因此，他规劝他的教友：“你们个个脸上都有一块黑面纱!”他的布道从此充满了忧郁。主题常涉及隐秘的罪孽，及那些人们对最亲近的人，对自己的良心都想隐藏的心灵的秘密。《利已主义，或胸中的蛇》中，主人公罗德里克·埃利斯顿胸中像有条蛇一样在时刻撕咬着他，使他痛苦难当。作者说，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他濒于放荡的生活方式令他感到内疚，为可怕的悔恨所折磨。因此，像现代主义文学那样，霍桑展现了人的艰难境遇：若他不遵守社会规范，不克服自己，任其本性发展，他将伤害他人；若他遵守社会规范、压制自己的本性，不伤害他人，却又意味着对自己的伤害。
       对人性的如此关注和探索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得到更加深刻而形象的呈现。作者分析了三角恋爱事件对三个主人公心理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这些人物如何痛苦地和自我做斗争，展现了他们潜藏在惶惶不安的心灵中的各种隐秘，呈现了人性的复杂、不可靠、甚至趋恶的成分。这些从不同角度述说的人物境遇，暗示着全人类共同的境遇。
       奇灵沃思和丁姆斯戴尔都深谙他们各自领域的人类文化，可也逃不脱被他们自己本性中那股无形力量控制的命运，而被引向自我毁灭的悲惨结局。奇灵沃思的生活原本似乎受理性、意志、规律所支配。然而，面对海斯特和丁姆斯戴尔给他带来的屈辱，他的反应仍只是报复和憎恨，是以恶还恶，忘却了自己多年所受的文明教育。报复和憎恨逐渐从内在到外表都改变了他，使他从里到外都充满着恶。看到自己的这种变化，他自己也深为自己的罪恶而痛苦不堪。然而，他深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报复和憎恨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离不开它。所以，丁姆斯戴尔的死使他失去了生活目标，他自己也随即枯萎而死去。在此，作者的评论意味深长：“恨和爱，究竟是否同属一类，这是一值得考察和探索的有趣问题。二者在发展到极端时，都有一种高度的亲密感和心的认识；二者都可以使一个人向对方谋求爱慕和精神生活的食粮；二者在完成使命后，都能够将自己热爱的人或痛恨的人同样置于孤寂凄凉的境地。因此，从哲学上看，这两种感情在本质上似乎是相同的，只不过一种刚好显现于圣洁的光芒之中，而另一种则处在阴暗惨淡的幽光之下。”(218页)它表明，促进生命生长的爱和毁坏生命的恨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圣洁的光芒”由“阴暗惨淡的幽光”映衬着，形成了人性中相互对抗的两股力量。
       通过丁姆斯戴尔，霍桑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两种力量怎样激烈地在人心里斗争：一种力量要求他遵守社会法规，而另一种力量又强烈地要求他以满足自己欲望为最高原则。奇灵沃思注意到了他隐藏更深的这一面，评论说：“公众视他无比纯洁，他似乎也具有崇高的精神，但他从他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有一种强烈的动物本性。”(112页)因此，他虽确有一颗热爱真理，全心全意服务上帝的心，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总有一股力量在与他要顺应社会法规的力量抗争着，奋斗着要满足他的私欲。它使他失去控制而与海斯特——已婚妇人发生了恋情，使他直接违背了他所信仰的教义。从此，他的内心就更成了名副其实的两种力量的战场。他紧张的心情，恐惧的心理，恍惚的精神和下意识的行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种种幻象都充分说明了他内心深处斗争的激烈和痛苦。失去了平衡的心灵在两极之间晃荡、分裂、破碎。理性告诉他，他必须坦白与海斯特的恋情，获得上帝宽恕，并为海斯特分担罪责，但另一种力量又不断地制止他坦白，以便保全他的私利：他的世俗荣誉。这种强烈的斗争使他的人格遭到严重的分裂，他生活在双重身份之下：公众面前圣洁的牧师，但在他自己内心深处，有另一更强大的自我在捍卫自己的私欲，努力使其得到满足。此斗争一直在他的内心激烈地进行着，直到耗尽他的生命。像《牧师的黑面纱》中胡珀牧师一样，当丁姆斯戴尔把内心深处剧烈斗争的痛苦传给他的教民时，引起了他们心底深处深深的共鸣，得到了他们的爱戴。由此，丁姆斯戴尔的遭遇变成了人人的遭遇。
       海斯特·白兰的故事从更深层面上表现了她寻找真实的自我从而实现对自我的重构的过程。霍桑从心理学的深度揭示了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展示了她理性的自我和非理性自我的交流与互动。首先，这似乎是一个充满理性的人物：她与丁姆斯戴尔发生恋情，使奇灵沃思失去了家，但她认为这不是她的错，因为她与奇灵沃思的婚姻本来就是错误的，是建立在没有男女平等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当社会惩罚她、隔离她、羞辱她的时候，她仍昂首挺胸地出现在市镇的各处，她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欲使之更完美。但就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地发现了她真实的自我，即潜意识的自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意识到人人心里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秘，都有趋恶的冲动，不管他显得多么地圣洁。所以她不敢为她的仇人祷告，因她担心她的“祷告之词会无法抗拒地变成咒语。”(77页)它说明：如同她丈夫一样，她内心深处同样是两种力量的战场，一种是爱，能产生能量，是向着生的方向的；另一种是恨，它受死亡本能的驱动。因此，海斯特为人性的复杂感到无比地忧虑，焦急地探索着“人是什么”。当她常常看着她女儿性格中的狡黠之时，她无不忧虑地喊道：“孩子，你是谁?”的幻觉中，她多次看到她女儿的眼睛里有一张充满恶笑的魔鬼之脸。这是存在于她女儿眼中的恶魔还是她形象的投射?到故事结局时，她的认识更充分了。她一反故事之初自己的观点，转而认为自己因为罪恶而不清白。最后，她用她的墓葬形式传达了她对人性的领悟：“在一片黑色的土地上，刻着血红的字母A。”(222页)由于红字意象的多意性，红字也被理解为代表着生命，但这代表着生命的红字却从此伫立在一片黑暗之中，闪烁着比阴影更阴暗的永不熄灭的光。这与小说之初作者创立的意象是何等的相似：一簇鲜嫩欲滴的野玫瑰被代表着死亡的墓地和代表着罪恶的监狱包围着。如此的首尾遥相呼应，使开篇之意象和结尾之意象散发出了无限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深刻地传达了作者对人性的领悟：生命——命运——被无边的、强大的黑色力量包围着。此种描述就像弗洛依德对人的意识结构的描述：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意识过程不过是极小的部分，就仿佛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角，微不足道；而隐藏在水面以下的难以为人察觉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过程，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及其命运。
       二、认识论上的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的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不仅表现在对人的本性的把握上，也表现在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途径上。他们认为人的所谓理性认识能力只是一种自我欺罔的虚设，认为理性和科学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意义，要达到对真正实在的认识，只有依靠直觉，即通过烦恼、
       孤寂、绝望等心理意识，才能直接体验自己的存在。叔本华看来，人类依靠理性或逻辑思维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本质。他把支配人的认识的所谓理性看作只是意志的奴仆与工具。吃东西的意志产生肠胃，抓东西的意志产生手，走路的意志产生脚，繁殖后代的意志产生生殖器官。因此，人的许多行动只是意志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追索。存在主义更强调人是被无缘无故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被遗弃的、孤立无援的漂泊者、陌生人。所以，人根本不能认识世界，也不能认识自己。人凭借感性和理性所获得的所谓知识只是一种虚幻。人们越是依靠理性与科学，就越是使自己被愚弄、欺骗，从而造成自我更深重的“异化”。但人生在世，又不得不面对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问题，又必须对世界作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把握。怎样才能认识世界呢?叔本华断言只有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途径。尼采更是认为对理性认识的尊重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主张用意志、本能和直觉代替理性认识。柏格森也在认识上贬低理智而推崇直觉，他认为抽象的概念分析只能歪曲实在，唯有依靠本能的直觉才能经验世界的本质。
       综观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我们可看到诸多的因不能认识自己和世界而痛不欲生的人物。卡夫卡的作品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他对此的领悟。《审判》中的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予以逮捕，莫名其妙地被审讯，又莫名其妙地被处决。他唯一知道的是：在黑幕般强大的现实面前，反抗毫无用处，只能“像条狗似地死去”。《城堡》中的城堡近在眼前，似乎条条道路都与之相通，但事实上条条道路都却是死胡同。城堡就像“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人们永远无法弄清它在哪里，也永远弄不清自己与这个城堡的关系。伴随着人们的只是疲惫、失望、孤独。表现主义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就以罗伯特·马约和安德鲁兄弟的人生际遇揭示了人类因无法认识现实世界的奥妙，无法安置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恰当位置而注定要失败的现代悲剧。他的《安娜·克里斯蒂》表现了人生的不幸是人类永远猜不透的宿命。大海给父辈制造了悲剧，陆地给女儿也制造了悲剧。历经磨难的女儿，最后又重归于大海，不测的未来还等待着她。所以，老克里斯在剧本结尾时，面对漫天大雾无可奈何地说：“雾、雾、雾，老是雾。你看不出你是到哪儿去。”这些悲剧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怅惘，对人认识能力及自信心作了无情的嘲弄，揭示了人类妄想认识世界而受挫的尴尬处境。
       霍桑的作品也同样塑造了一个个试图用理性、科学的方式认识世界而尴尬受挫终身痛苦的人物，而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孤独飘零、他们的绝望才使他们体验到了人生。阿瑟·丁姆斯戴尔、胡珀牧师、海斯特·白兰、奇灵沃斯等等都是一个个期望用理性和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上幸福生活却又痛苦孤独了一生的悲剧性人物。海斯特·白兰爱上了丁姆斯戴尔，因她以理性的思维在看自己的处境，在争取自己的个人幸福，而后又以此在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她发现她的这一切努力不但未能改变她的境地，反而加深了她的痛苦和孤独。她开始沉思自己的处境，沉思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这是她觉醒的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开始，也是她更加离开这个世界的开始。深重的孤独感、陌生感打破了她长期依赖的理性思维赋予她的心理平衡、自豪、自信。在孤独、绝望中，她终于领悟到了人生的境遇，最终又回到了那令她受辱的市镇，重新背负起那耻辱的象征，而且将它延续到死后的永生。丁姆斯戴尔和胡珀牧师也同样是在痛苦的孤独、绝望中体验到了人生，并把他们对人生的领悟融汇在他们的布道之中，从而使他们的布道直触教民的心怀，他们也由此而备受他们教民的爱戴。
       由上可见，霍桑所塑造的这一个个遭受人格分裂痛苦的人物，表现了那隐藏在人的意识表层下的巨大力量，表现了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表现了他对人的认识能力和途径的洞察。在此，理性、文明和科学是那样地无力，而那原始的冲动、基本的生命本能却能支配着人类行为，影响着个人的命运，并使人在痛苦和绝望中体验到生命。这种描写表现了霍桑对人类历史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创造力与破坏力的深刻认识与把握。把霍桑对人的如此展现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观点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说明在对人生、人性的探索上，霍桑的洞察是不无超前意识的，而更接近现代主义文学对人性的描述。对人的意识、心理能做出如此的理解和解释，对人性阴暗面做出此种自觉的认识，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作如此的解构而崇尚人的非理性认识能力，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人才能做到的。而作为19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霍桑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类生命本体就做出了如此深刻的思考，这无不表明霍桑眼光之敏锐和深邃。而他对人性的这种观照，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如此认识在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