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星在西方闪耀
1937年新年，《时代》照例一年一度评选年度封面人物，这一次，他们评选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Wallis Wartield Simpson)——英国王室变故中的女主角。
辛普森夫人这位曾两度离婚的美国女子，在有的人眼里既不漂亮，又爱虚荣，而且放荡。但她却令英王爱德华八世(EdwardⅧ)“不爱江山爱美人”，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王位，离开英国，与辛普森夫人结婚，从此成了众所周知的温莎公爵。二十世纪的英国王室，虽早没有了过去的显赫，但仍总是有吸引世界目光的爆炸性新闻发生，前有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后有戴安娜王妃。因此，选择辛普森夫人为《时代》1936年的年度封面人物，倒也在情理之中。从新闻的轰动效应而言，辛普森夫人当年确实超过了所有人，无论是西班牙内战烽烟中引人注目的佛朗哥将军，还是中国西安事变中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
然而，从对未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来回顾当年，我们便会发现，在1937年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轰动效应的，显然不是《时代》封面上的这位身着黑色礼服，悠闲地坐在天幕之下的辛普森夫人，而是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1937年1月在《生活》杂志出现的毛泽东。神秘的中共领袖、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第一次在美国(也可能是在全世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生活》杂志由《时代》的创办人卢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生活》以新闻图片为主，为四开本的大型杂志。大幅、彩色、清晰的图片，适应了新的阅读需求，《生活》顿时一炮打响，创刊号发行量即达到四十六万多册，一年后达到一百万册。如《时代》一样，《生活》创刊伊始就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于是，我们将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的两个重要杂志上，不断读到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的关于中国的报道。
对于一生关注中国的卢斯来说，《生活》创刊适逢其时。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在1936年底、1937年初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与卢斯的经历相似，赛珍珠也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1937年1月18日，《生活》杂志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不过，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文学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几年来一直行踪不定、神秘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
《生活》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九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几个月前他刚完成在陕北“匪区”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杂志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报酬。卢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各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了。这是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共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
卢斯也是赢家。他和他的杂志，有幸站在了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以他的职业敏感和魄力，介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变革中。
斯诺更是大赢家。
斯诺三十年代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后来成名的中国记者、作家萧乾是他的学生。萧乾先生曾告诉我，斯诺当年喜欢赛马，喜欢一赌输赢的快感，曾在一次赛马中大赢过。无疑，斯诺天生具有冒险精神，他大学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就是来进行一番远东冒险。热衷于赛马当然只是日常生活的插曲，真正的冒险是在事业中。
1936年10月，斯诺完成了三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毛泽东和他的长谈。斯诺夫人海伦把斯诺带回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的照相馆里洗印，其中就有《生活》发表的那些照片。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斯诺顿时成为全世界的记者明星，他的一生功名也由此奠定。
二十世纪有不少外国记者来中国冒险，而斯诺的陕北之行，堪称最成功的、最具历史震撼意义的一次冒险。
记者职业注定与冒险联系在一起。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借助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笔的分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阵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重要的目击者。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时，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发出独家新闻，让欧洲人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危机；还是这位莫理循，在担任袁世凯顾问期间，想办法将日本试图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内容透露给澳大利亚
记者端纳，使端纳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1927年，在广州、上海、武汉的一个个重要历史场面中，总是少不了外国记者的身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希恩、瑞娜……他们目睹了中国大革命的悲剧，目睹了蒋介石、汪精卫、宋庆龄、鲍罗廷、陈独秀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三十年代初，在宋庆龄、鲁迅周围，汇聚着史沫特莱、斯诺、海伦·斯诺、伊罗生等外国记者，是他们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白色恐怖；史沫特莱经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她，还有贝特兰，把发生在西安的一切，向全世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外国记者以他们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
在众多外国记者中，斯诺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国的政治之中，而且延续时间最长。从结识鲁迅开始翻译左翼作家的作品，到参与发起“一二九运动”；从陕北冒险写出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到六十年代初重访中国，写出后来被认为因受到“蒙蔽”而“片面”报道现状的文章；从在“文革”期间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到向美国政府传递毛泽东发出的希望中美和解的信息……
介入如此之深，乃至斯诺夫人海伦在回忆1935年他们参与策划“一二九运动”时，曾非常自豪地说：我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斯诺夫妇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了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自己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中国历史事件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点上，斯诺仍然可以说是一位大赢家。
二 蒋经国终于回来了
走进1937年，西安事变带来的局势变化，中苏关系进一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加快解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趋势，把一个年轻人又一次推到了人们视野之中，他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滞留苏联多年未归的蒋经国。
蒋经国1925年被送到苏联留学时只有十五岁。从离国到1937年4月回国，十二年间，在中苏关系上，在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对弈中，蒋经国一直是一颗重要的棋子，随着时局演变而被挪动，其间的奥妙与作用，耐人寻味。
据我的不完全阅读，截止1937年回国，《时代》先后三次报道过蒋经国，每次都与中国局势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次是在1927年。当时，蒋介石开始“清党”，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决裂，这使正在莫斯科留学的蒋经国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十七岁的他，面临着重大历史选择。他选择了与父亲的决裂，经塔斯社向世界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四处发表言辞激烈而严厉的演讲。1927年4月25日出版的《时代》，曾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的这次反应。与蒋经国同时面临与父亲决裂选择的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当冯玉祥决定与蒋介石结盟时，他也正在莫斯科留学。与蒋经国一样，年轻的冯洪国同样发表谴责父亲的公开信。
在“封面中国”专栏之四《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一文中，我曾写到过这两个年轻人在1927年大革命中的小插曲。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蒋、冯两家还有另外一层特殊关系。即，在1926年，蒋经国与冯洪国的妹妹冯弗能一见钟情。美国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陶涵(JayTaylor)在《蒋经国传》中写道：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1926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十六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十五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
蒋经国和冯弗能旋即决定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当年(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指出，妮芝达诺娃(冯弗能的苏联名字)是“伊利札洛夫”(蒋经国)之妻。我们猜想他们也分配到一间夫妻档的新宿舍。……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收藏最完备的中文报纸。(《蒋经国传》，第41--42页)
蒋经国与冯弗能的婚姻，很快就被历史风暴吹得粉碎。《蒋经国传》写道：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苏联档案里有一份蒋经国在7月间写下的自白书，宣称他要和冯弗能终止夫妇关系。他指控说，国民党利用她来监视经国，影响他的政治思想。(《蒋经国传》，第50页)
在1928年托洛斯基被流放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托派被清洗后，冯洪国、冯弗能兄妹退出托派，启程回国，和父亲冯玉祥和好。蒋经国却留在了苏联。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深信，在未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蒋经国还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价值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斯大林的判断没有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经国开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出现了。1931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了蒋经国，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11月28日又写道：“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此后不久，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导致他下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蒋经国传》的作者则认为，“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系”。(参见《蒋经国传》)
蒋介石下野后又一次回到奉化，住进雪窦山上为他修建的小楼“妙高台”。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苏联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经国依然没有回来。
1936年1月，蒋经国第二次在《时代》上出现。报道称，蒋经国1935年底在苏联又一次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此时，蒋经国二十五岁，离开故国已经十一年。
上周，正在列宁格勒学习革命的委员长的儿子(蒋与被抛弃的非基督徒的妻子所生)蒋经国先生一他正在这里努力学习革命——发表谈话：
“母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羞耻!”他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发表的致母亲的公开信中说。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母亲，我的父亲是全中国人民的
敌人，也是他的儿子不共戴天的敌人。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时代》，1936年1月24日)
蒋经国此次引起关注，正是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共产国际1935年6月召开大会，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一背景下，中苏外交关系开始和解，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也在暗中悄悄进行。于是，留在苏联的蒋经国被推到了前台。他后来回忆，当时是在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召见他，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王明将已经代为草拟好的《给母亲的信》交给他，他开始没有同意签字：
他在次日去见国家安全部首脑雅哥达。这个抓了数十万人，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情报机关头子，不仅拨空接见蒋经国，还同情他，要求王明销毁这封信。蒋经国自己草拟一封信，信中不提希望回国，但是加了一句话“试图表达出思家之情”，这句话是：“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据蒋经国的说法，王明接受这一封信，可是却把原先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通过《真理报》公布全文。鉴于斯大林对蒋经国的重视——雅哥达不寻常的注意，王明代撰信稿事件，即是一个证据——很可能是斯大林本身认为，刺激一下蒋介石记住与唯一的儿子关系不睦，可能对苏联有某些战术上的好处。(《蒋经国传》，第72页)
根据上面的叙述，《时代》所摘要报道的蒋经国公开信，应是王明代拟的一份，而非蒋经国自己草拟的。
一年之后，蒋经国的归国之旅成了可能。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从前来谈判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那里，第一次获悉蒋经国即将回国的消息：
12月16日，周恩来抵达西安，见到蒋介石。……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预备接受他的领导，为示友好，担保经国可以由苏联回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蒋经国传》，第77页)
几个月后，1937年4月19日，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站在甲板上，凝望变得陌生的上海。十二年过去。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
1938年1月，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被选为1937年的《时代》年度封面人物之时，蒋经国的归国故事出现在《时代》上。《时代》回顾说：
西安事变随后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件是蒋的军队停止了与红军的作战，蒋的儿子蒋经国也高兴地带着苏联共产党的妻子从莫斯科归来。
“欢迎，儿子!”委员长高兴地说。然后，指着荚龄又说，“来，你应该见见你的新母亲。”
“父亲，我尊重你，但我要回到我的母亲、你的妻子那里去!”(《时代》，1938年1月3日)
归国仅仅一个星期，蒋经国就真的很快回到了奉化，拜见母亲、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就在他重返儿时熟悉的雪窦山，到著名的古刹雪窦寺参拜时，他与张学良相识了——西安事变中震惊世界的主角原来就被囚禁于此山之中。
在实行兵谏之后，张学良忽然执意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随专机前往南京，旋被逮捕。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当天下午，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九天之后，1月13日，张学良在戴笠陪同下，由南京乘专机到奉化，住进雪窦山上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
2005年的清明前夕，我前往奉化寻访，为了感受现代史的重要场景。沿崎岖公路驱车前往雪窦山，来到雪窦寺，即见到它的西侧依傍着一座院落。门前挂一块牌子——张学良囚禁处。
院落里草嫩花艳。草丛中央，耸立着张学良的雕塑。雕塑后面是一排风格简约的平房，青砖白墙黛瓦，尖屋顶舒缓而下，映衬着屋后青翠山峦。这幢平房，曾在1937年中秋节后失火被毁，后依原样重建。尽管如此，站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感受到强烈的历史苍凉。走进平房，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依次看过：张学良的卧室、书房、会客室；来访客人汪精卫、宋子文、陈布雷等居住过的房间……想象着叱咤风云的张学良，双翼被折断，再也没有机会翱翔天空了。想象着他在这里郁闷、叹息、反省、沉思。想象着他与蒋经国的相遇、相交：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用来软禁张学良的一栋西式洋房。他和张学良发展出一段相交逾半世纪的友谊。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头，都有威权性格。少帅也跟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对蒋介石不忠。他们两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
两人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蒋介石为蒋经国安排的古文老师——引者注)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蒋经国传》，第89页)
就在蒋经国与张学良在雪窦山漫步之时，北平卢沟桥响起了枪声，张学良在这幽禁之地，终于又一次仰天长啸。
张学良在雪窦山最激动的时刻，是在他听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平时，他一般在房间里用膳，那天特地到人多的餐厅吃饭，对着大家慷慨激昂地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中秋节，张学良特地到附近的妙高台过节。这天，由于高兴，平时不喝酒的张学良破例喝了酒，他激动地挥着手说：“我带你们打日本人去!”当晚，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战。(《张学良在溪口》，王舜祁，载《奉化文史资料》第四辑)
张学良请求抗战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将与幽禁相伴一生。
卢沟桥的中日军队交战的枪声，未能改变这位少帅的个人命运，但中国乃至日本、亚洲的前途从此改变。
三 台风骤起
在北京，宛平老城和卢沟桥是少有的仍能让人直接触摸到当年抗战历史陈迹的地方。宛平城里重修而起的明清建筑，色彩过于浓烈，工艺粗糙而随意，让老城门好不容易聚集收拢起来的一些古老气息，消散得难见踪影。从城门洞里延伸城外直达卢沟桥的石板路，千百年车来车往，磨压出凸凹不平的深深的车辙。另有一段城墙，上面有多处弹孔，指示牌告知，弹孔正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期间日军攻打宛平城时留下来的。它们在诉说当年。
穿出城门，踏在石板路上，不时得跳跃一下，越过车辙里残留的雨水，躲闪从城外开来的汽车。目光所及，就是卢沟桥。
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初到北京时，汽车还可以在桥上通过，现在则禁止行车，完全供游客步行了。曾见过一张老照片，一名中国第二十九军的士兵，守卫在桥头，步枪架在狮子身上，身
背大刀，凝神瞄准前方，狮子旁是沙袋垒起的防御工事。这张照片很有名，几乎所有关于抗战的图书中，都选用过。我走在桥上，抚摩大大小小的狮子。然后，我特意根据照片显示的位置，走到靠近城墙这一端桥头的左侧，寻找那位中国普通士兵依偎过的狮子，定位他的身姿。历史想象中，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凝望前方……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卢沟桥的中、日军队冲突，到底是哪一方先开的第一枪，没有定论。《时代》当年这样报道说：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中国华北已在白天向北平附近调动。晚上枪声不断，据一份中国官方公报称：“在有人从丰台兵营朝在宛平城和卢沟桥周围出现的夜间调动的日本军队开枪之后，日本军队首先开火。”所提两个中心地带立即爆发战斗，日本炮轰不牢固的防线，日方十六人、中方二百人被打死，其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一位中国地方官员的空床上。战斗如此激烈，因此无法弄清楚在日本“首先开火”之前，谁是那个向日本人开枪的“有人”，但在南京的中国政府第一次表现出它已做好与日本作战的准备。(《时代》，1937年7月19日)
对于一个早就被肢解的中国来说，在承受了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整个民族积压的愤怒，到了一点即可熊熊燃烧的程度。因此，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在现实大背景下都随时可能爆发小磨擦、小冲突，而突发的小磨擦、小冲突也必然引发全面的对抗。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在所写的裕仁天皇传记中，对发生卢沟桥冲突的原因有恰当的分析。他说：
1936年4月17日，裕仁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要求，将其小规模的驻中国部队扩大三倍，从一千七百七十一名增加至五千七百七十四名。他还同意在位于北平西南郊区的铁路交叉点，距离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不远的丰台建立新的驻屯基地。中国人强烈的反对接踵而至，但是扩张后的驻军随着丰台军营的建设向前推进。不久，日本军在靠近中国军事设施的地方进行实弹训练，为与中国军队间不断冲突搭建了舞台背景。(《真相》，第216页)
舞台背景早就由日本方面搭建起来。在这一舞台上，中国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当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发生的中日冲突，就会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北方的局部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绥远抗战、长城抗战都曾以激烈的战斗令世人关注，但都没有发展为全面抗战。因此，《时代》首次报道卢沟桥冲突时，将之放在“远东”部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独列为“中日”部分。同时，“远东”部分突出的也不是中、日战争，而是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另一场苏、日军事冲突和苏联红军的一次哗变。
这一次，报道所用标题是《新台风?》：
上周，因为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爆发激烈战斗，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中断暑期休假，与皇室人员一起从海滨匆匆赶回正处在亢奋情绪中的东京。……
两周前，苏联在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上的岛屿边界上与日本爆发冲突，最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保证苏方立即后撤，但同时要求日方按照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的承诺，也予以后撤。(见《时代》1937年7月12日)上周，重光大使委婉暗示，日本并没有做出所谓撤兵的承诺，发怒的李维诺夫同志发现日本既没有撤兵，而且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重新占领了有争议的岛屿。截止传来日、苏爆发激战的消息，他的愤怒情绪仍未缓和。这一冲突发生在距有争议的穆尔河岛屿以东约一千英里之外的苏联西伯利亚边界上。李维诺夫同志向重光大使发出严重警告：“苏联边防军已接到果断命令，绝不允许日本和满洲国军队进入苏联边界，只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就将采取一切手段把他们赶回去。”
日本审查严格的新闻机构，在此期间则集中报道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哗变。声称“数百名红军官兵”在海参崴发生“拒捕”事件之后，已被秘密警察解除武装，押上两列火车，作为囚犯遣送莫斯科。“其余苏联远东军因逮捕而完全陷于混乱!”(《时代》，1937年7月19日)
西方媒体把远东局势变化的焦点，放在苏日冲突身上，有其原因。《
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荚的合作将得到推进。(《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90页)
正是在这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情形下，日本没有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重视中国出现的国共和解、抗日统一阵线业已形成的新局面，而是眼睛紧紧盯着苏联——比它的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真相》写到了裕仁天皇与内阁的这一选择：
但是，裕仁和他的战略家们不但没有看到这些，与蒋介石和他的主要对手毛泽东1937年上半年结成的“统一战线”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保卫他们在北方的过长的(而且是无防御的)供给和通讯线不受可能来自苏联的干扰。广田内阁的日本应变计划将重点放到了对苏联防御上。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更没有人为此做过准备。日本与莫斯科的关系随着关东军增强和扩展在内蒙古的活动，巩固与外蒙古接壤的北方边界的阵地而恶化。(《真相》，第216页)
然而，中国的这一次反应让日本吃惊，让世界刮目相看。在《时代》的报道中，中国的华北有可能成为远东新台风的中心：
过去，从未听说过蒋委员长的经德国顾问训练过的军队，即“蒋的嫡系部队”，向有日本军队的地方调动过。最新消息称，这些部队正在火速从华中地区派往华北，日本使馆官员已经拿到一份中国方面充满斗志的声明，令他们大吃一惊。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就在华北的“不友善表示正式道歉”，然后，“惩罚相关日本军官，赔偿中方损失”。
一位南京高官称：“我们已做好战争准备。”
意义。上周，本应是中国而非苏联发生激烈战斗，本应是斯大林而非蒋介石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这使远东观察家记住了一个开始，即年初以来南京政府与作战十年的中国共产党武装之间的悄悄和解，并达成了人民阵线，一直公开资助中国共产党武装
的苏联，向他们共同提供军火。今天，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中国的爱国者在广阔的家园到处高喊口号：“抗日!”
在东京，本周的突出情况是，不管日本政府是否相信日本报纸关于苏联红军发生哗变的报道，他们对南京做出的大胆反应感到吃惊。他们无法确定俄国熊是否以中国的上勾拳来回击日本在西伯利亚的进攻。在北平地区，日本军队多年来早已习惯于以强大压力来使中国人委曲求全，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中方本周的行为是莽撞和不合常规。
既然中国的军列本周已从南京接近北平，华北已经成为远东麻烦的“新台风”的中心。(《时代》，1937年7月19日)
台风即起。接下来的每期《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成了突出报道的重点。最终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的蒋介石，也由此开始走上声名的一个高峰。
上周在南京，中国的独裁者、智慧而具有远见的蒋介石委员长发表声明：“……中国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政府的政策始终如一，我们绝不放弃一寸土地，决不丧失我们的主权。我号召全国，动员一切力量，并肩作战，拯救中国!”
曾有报道称委员长正调遣精锐部队(“蒋的嫡系”)北上，欲将日本军队赶出华北，迄今已有数周。日本空军上周沿铁路南下八十五英里，一直在寻找这些中国军队可能抵达的地方，并猛烈轰炸保定城。(《时代》，1937年8月9日)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
当张学良在奉化仰天长啸欲上前线而不得时，西安事变时的另一位主角、参与兵谏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则刚刚抵达美国的洛杉矶。西安事变后，他被蒋介石解除军权，并以派往欧美诸国考察的名义迫使他离开中国。
初到美国，杨虎城获悉卢沟桥战斗打响，为之兴奋。这位与张学良一样不能亲赴前线参战的主角，在洛杉矶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
如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将军，是圆脸庞、戴眼镜的杨虎城。上周，当战线在北平一带铺开，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杨将军刚刚抵达遥远的洛杉矶，与他同行的有满脸紧张而可爱的夫人，还有他们的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儿子。杨将军做样子式地手持拐杖，欢迎机警的加利福尼亚的记者。他们想好好看看这位受赞美的中国司令长官——当他得知另一位中国司令长官已经绑架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一行动。
……杨将军在本次绑架事件中的个人所得是三十万美元，还有此次由南京政府官方安排的轻松的出国考察，为期一年。他将挑选有兴趣的西点军校及其他一些强国的军事院校进行考察。本周，他前往华盛顿，计划拜会罗斯福总统。
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绑架，杨将军上周平和地将之称为“1936年的事件”。他在洛杉矾解释说：“它是为了联合中国——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时代》，1937年7月26日)
在发表这一报道时，《时代》配发了一幅杨虎城夫妇和儿子的照片。杨虎城站在右边，头戴礼帽，右手持拐杖，儿子站在中间，似是站在一个楼梯的台阶上，杨夫人在左边，左手拿一手袋。图片说明：杨虎城一家。
当记者问及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时，他回答得既委婉又坦率：
记者想知道杨将军是否认为他的俘虏、独裁者蒋现在是真的会带领中国抗日，还是会再度被绑架。“如果委员长领导国家顽强抵抗，全中国都会支持他!”杨将军坚决地回答。吸一口雪茄后，他又缓缓补充道：“如果委员长不进行顽强抵抗—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我们的伟大领袖会发生什么情况。”(《时代》，1937年7月26日)
几个月后，1937年11月，杨虎城从法国经香港回国，准备投入抗日。但他很快在南昌遭到软禁，从此开始长期的幽禁生活。1949年9月17日，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之际，他在监狱被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曾被《时代》记者描述为“满脸紧张而可爱的夫人”和“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儿子”。
四 “从未见过的……”
杨虎城在美国说得不错：“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率先由宋哲元将军任军长的第二十九军从卢沟桥开始，紧接着北平城和天津一带也展开了激战。《时代》报道了发生在北平城的一次战斗：
南京的中国政府已致电宋将军命令抵抗日本，驻北平的日本使馆紧张不安，请求增派兵力保护。五百名日本士兵，装备机关枪和装甲车，急速从丰台前往北平的正阳门(Chengyang Gate)。前门大门打开，冲进二百五十名日本士兵，此时，大门突然又关上，将这批日本士兵困在前门和正阳门之间，中国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日本对此“屠杀”暴跳如雷，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这使得本周仍存在着在华北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机。(《时代》，1937年8月2日)
从报道内容看，这应是当时一场规模不小的战斗，但我查阅了多种抗战书籍，均未见相应记载。《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只提到7月25日发生过战斗：“日军在广安门与我二十九军发生冲突。”《中国抗日战争史》提到过7月26日发生的一次战斗：
7月26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二团第二营，分乘二十六辆卡车于19日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二十二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后丰台。(《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13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叙述与《时代》报道提及的地点不同，且无细节，但情节较为接近，可以判断两者所说可能是同一次战斗。详情待考。
平津战斗曾一度停止，因为宋哲元想观望蒋介石是否真的派兵增援：
宋哲元将军本人整周都忙于与日本少将香月清司“谈判”，两人正在做的事情，是等着看宋的名义上的上司南京政府是否真的向北方派来“蒋的嫡系部队”，急于对日宣战。或者南京方面容忍在宋将军的地盘上成立“另一个国”，即日本的一个傀儡国，或许就叫做“华北国”。
宋将军既非叛徒，也非爱国者，不过是一个中国的现实主义者而已。他看到自己面临着土肥原将军的威胁，除非蒋委员长能在背后给予强有力的支援。本周，土肥原说宋将军突然态度变软。宋将军为华北最近的战斗表示道歉，同意处罚参战部队的中国军官，保证他一直在努力清除“反日主义”。但是，宋所做的一切只是“口头”的，中国方面对他是否向土肥原有过承诺一事保持绝对沉默。(《时代》，1937年7月26日)
中日之间的战争虽然在乎津打响，但是，显而易见，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
日本大约有战斗机一千二百架，中国大约四百架，日本首相非常清楚
中国的独裁者蒋对这些具有意义的统计数字也有了解。日本陆地作战装备远远优于中国，后者几乎没有坦克；日本的军火也占’优势，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有明显改观。日本有将近七百万平民接受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中国则没有训练平民，其所称的“二百万士兵”超过一半是装备简陋的乌合之众，日本则有二十八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然而，中国拥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非常巨大，日本则相当有限。……
宋—土“口头休战”的迹象，正好可以从南京的检查官审查通过的合众社的报道中看出：据今天可靠消息透露，中国中央政府尚未做好真正的军事准备以在华北与日作战。“中国的军事机器远没有准备好——按照非中国的军事专家的观点来看，它的许多部分都不配套。德国的装甲车无法使用捷克的机枪，法国的装甲车无法使用英国的机枪，在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驾驶美国飞机。”俄国训练或日本训练的军官，不懂得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运用战略战术，高级军官中充满个人嫉妒，很少有将军懂得要考虑进行一个团兵力以上的联合作战。
有着在中国长期生活经验的外国人士指出，海外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做好抗日准备并在华北开战，这一看法是不对的。(《时代》，1937年7月26日)
这些中国通的分析，有一半被证明是正确的，即蒋介石的确没有做好在华北开战的准备，他的嫡系精锐部队也没有如宣布的那样增援北方；但另一半他们却没有预料到，即蒋介石做好了准备，决定集中精锐部队在上海开辟新战场，8月13日淞沪战役(又称“上海会战”)打响。淞沪战役历时三个月，中方投入兵力七十余万人，日方投入兵力三十万人。一般认为，蒋介石在有外国租界和外国侨民集中的上海开战，其目的就是希望引起世界对中国局势的更大关注，促使西方列强介入中日冲突，以使这场战争在国际直接干预下得到解决。
在华北之外中国另辟主战场，这是日本没有预料到的：
有理由相信，卷入这场孤立的上海战事，不是日本人最初的计划，他们的陆地侵略计划是针对北平地区，有各种原因使他们不愿意消耗军火，分散军力，在上海另外进行一场战斗。(《时代》，1937年8月30日)
日本没有预料到的不仅仅是战场的转移，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从卢沟桥战斗到淞沪战役，中国军民士气空前高涨。历来被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在1937年表现出的团结、勇敢，令世界刮目相看。《时代》甚至说，中国在上海的战斗“创造着远东的奇迹”：
不管如何，上周，中国在上海承受日本最猛烈的轰炸，对其进攻予以抵抗，创造着远东的奇迹。抵抗者士气空前高涨。卓越的上海俞鸿钧市长兴奋地说：“当日本的轰炸开始时，我们的士兵像鼹鼠一样躲进地下防空设施，留在那里搓麻将；掷骰子，一直到轰炸结束。紧接着，他们又像雪貂一样跳出来，用机关枪、步枪、大刀向进攻的日本兵猛烈还击，把他们击溃。”(《时代》，1937年11月1日)
坚守在闸北苏州河岸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官兵，耀眼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上海。这是当年最为轰动的一次抵抗。史书记载如下：
四行孤军战斗：1937年10月26日，参加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五二五团奉命掩护大部队从闸北撤退。27日晨，完成任务后，该团第一营战士四百五十二人(上海报刊后来报导为八百人)，在刚升任团长的谢晋元率领下，又奉命进驻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四行仓库大楼，濒河负固，据众死守。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孤军抱着“宁愿死，不退让”、“不投降”、“决作壮烈牺牲”的决心，与日军苦战四昼夜。……(《中华民国史辞典》)
在《时代》的报道中，谢晋元官兵的故事被生动地赋予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比较少见。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理解，《时代》将四行仓库称作“中国的阿拉莫(Alamo)”。阿拉莫堡垒保卫战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事。1836年，在得克萨斯地区决定摆脱墨西哥统治的独立战争期间，圣安东尼奥教区人数不到二百的当地军民，面对近万名墨西哥军队的进攻，在阿拉莫堡垒坚守十四天，虽最后因弹尽粮绝而牺牲，但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壮烈的战斗之一。2004年，美国好莱坞根据这一史实拍摄了一部被称作史诗片的电影，片名就叫The Alamo(中译名《边城英烈传》)。
《“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壮举!”》——这是报道的标题。
在全中国鼓舞士气的是五百名“蒋的嫡系”部队、蒋委员长著名的八十八师的士兵，他们坚守在闸北的一个仓库。天亮之后，日本军队就举着太阳旗发动进攻，从三面迅速围攻仓库，另一面对着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当日本的装甲车集中火力炮击仓库时，全世界的报道的标题醒目地写着：“中国的阿拉莫(Alamo)”。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阿拉莫必须投降，不．然就会被消灭。它的中国指挥官谢晋元上校致信上司孙将军：“死，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时代》，1937年11月8日)
奉命撤出的官兵，从四行仓库进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欢迎他们的是守卫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时代》说，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他泪流满面。英国士兵把“中国的阿拉莫”的官兵当作英雄热烈欢迎。
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帕垂克准将(Patrek Drummond)感叹地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了不起的壮举!”
当淞沪战役激烈进行时，华北的战斗也在有声有色地进行。蒋介石调兵遣将，昔日的军阀对手、政治敌人，如今都与他一起站在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前线，而共产党的战绩——平型关大捷——也在《时代》上得到了报道：
在此期间，蒋介石迎来了从南方赶来的能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对长期的军阀伙伴。八年前，这两位叛逆者反对蒋介石，因为他当时不愿意抗日，而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这么做。上个月，白将军成为委员长的重要将领。上周，彼此之间的失和最终在南京得到修补，随后，李将军北上指挥先期从南方调来的五万军队，准备在山东抵御日本的进攻。山东省主席、著名的韩复榘将军，日本人曾经想贿赂他，上周也下定决心，表示：“我敦促所有部队发誓抗日，直至战死!”
所有一切意味着日本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上周已使全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明显比以往团结得多。在南京恢复的信心，给中国报纸带来热情，他们不加保留地报道夸耀的消息，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夺回了雁门关和平型关，“消灭了五万日本军队”。
显然，在名义上已由日本“控制”的地区，中国军队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此种不断骚扰的游击战，对于在上周已经把战线拉得很长的入侵者来说，将被证明很有效。因为日本必须拥有漫长的军需供给线，其总长度已达到一千英里以上。(《时代》，1937年10月25日)
“游击战”——Fly Tactics——这个军事术语第一次在《时代》出现了。伴随它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著名人物走进了南京。一位是中共领导人、时任长江局组织部长的秦邦宪(博古)，一位是中共领导人、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
在南京一种东方式的隆重气氛中，走来了秦邦宪同志，原中华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的主席，其军队已加入到中国政府的军队。“我们勇敢的共产党军队，南京政府的第八路集团军，上周在山西取得了两个大胜仗。”秦宣布，“他们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日本兵，包括指挥官，六十辆军用卡车，一架重机关枪，两千发子弹。在这一迅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下，日军防线已被突破。一千多名日本士兵被打死，一万名蒙古兵和日本兵被缴械。在第二场战斗中，我们共产党军队以‘游击，战’战术深入到日本防线的后方，这是我们在与南京方面作战时常常运用的战术。”(《时代》，1937年10月11日)
朱德的名字不止一次在《时代》上出现过，此次又提到他时，将他称为“红色拿破仑”，还配发了他的肖像照片，拍摄者注明是斯诺。有意思的是，与朱德同时提及的是国民党的将领卫立煌，《时代》称他是“常胜将军”。国、共两党的两位将军，联袂参加指挥山西忻口、太原会战。他们一同飞赴南京，汇报战况：
此外，不断进行骚扰的中国游击战，最近广泛得到运用，已明显切断了日军的供给线。中国的游击战总是在运动中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上周，他们的指挥官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介绍了两周前的战斗情况。作为“打了就跑”的将军中的主要领袖，走来的是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朱德和有“常胜将军”之称的卫立煌，上周，他们并肩不断骚扰日本人。尽管四年前，中国政府曾悬赏十万大洋活捉“红色拿破仑”，悬赏八万杀死他；赢得“常胜将军”称号的卫将军，也在围剿朱德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打过不少胜仗。(《时代》，1937年11月1日)
被悬赏缉拿的将军，率军围剿的将军，如今并肩站在同一条战壕，抵抗共同的敌人，身后是士气昂扬的士兵。这就是1937年下半年的中国震撼人心的画面。
五 榻榻米上的办公
“七七事变”和淞沪抗战期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日本人。他们一是日本首相近卫，一是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他们分别在1937年7月26日和8月30日的《时代》上亮相。
封面上的近卫，身穿和服，坐在沙发上。看似悠闲，但《时代》的“小标题”——Bedseat Driving(榻榻米上的办公)——颇能反映出近卫此时此刻的紧张万分。《时代》报道说，卢沟桥战斗刚刚打响，天皇等皇室人员立即中断休假从海滨赶回东京，近卫则早就通宵达旦地召开内阁会议了：
连续几天，近卫首相召集内阁成员通宵达旦地举行会议。日本的企业家如通常一样，看不出上周日本士兵到底是在听从政府的指挥进行作战，还是当地驻军长官不愿错过良机，自行其事，进行小规模的战斗。
中国开始真正让日本担忧、恐惧了。
……一切取决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最终做好了准备：冒险一搏，对日开战，动用装备有美国军舰、意大利战斗机和经过德国顾问训练的部队，即中国人称做的“蒋的嫡系”。
所有这些兵力，独裁者蒋在日本轰炸和侵占上海时都没有使用过。
日本政府第一次害怕中国政府可能会转而派遣飞机来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民众该如何应对轰炸呢?日本副战争大臣加藤在一次语调紧张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谈到中国的轰炸时说：“如果局势严重到极点，整个国家都将变为战场……那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告诉内阁成员：“我无法向你们确定中国的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告诉他们，他正派遣军舰前去“保卫”的地方，不仅仅限于中国的主要港口和江河入海口，而是远至南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印度尼西亚——引者注)，以及北至苏联西伯利亚的海岸。在考虑到“中国采取的非法的、残暴的、挑衅性行动”之后，日本战争大臣杉山将军透露，日本国内部队已派往中国大陆，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因此，他叫喊道：“既然中国空军已经开始调动，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让当地民众防范空中轰炸。”(《时代》，1937年7月26日)
近卫还面对着来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挑战，他们仍主张把主要目标放在攻打苏联上：
上周，在东京，一批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官气焰嚣张地叫喊，他们的帝国应该首先打败苏联，反对在解决好莫斯科的问题之前与南京打交道，他们认为后者是战略的、政治的出卖。这些日本的少壮派把斯大林看成是蒋的绝对后台，但日本的“自由派”，如近卫首相认为，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放弃任何一次与中国打交道的机会。如果现在蒋委员长会在苏联的背后支持下集中全中国的力量抗日，那么，在榻榻米上通宵达旦办公的首相，就将完全陷于恐惧。他希望在“自由派”的支持下，能促使天皇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时代》，1937年7月26日)
关于近卫内阁与中日战争的关系，《
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一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29页)
“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这就是近卫的如意算盘。他以缓和的语调谈论对华政策，称日本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侵吞领土。他甚至将反对共产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加以突出，试图以此来分化中国刚刚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嵌进彼此的历史宿怨：
在东京，尽管帝国政府对华北出现的任何战斗都感到惊奇，有名的报纸还是提前向日本民众报道即将令人振奋的消息，称日本的影响在扩大，将在一至三个月的时间里结束战争。
日本外务省官方新闻发言人坦率地说，中国人将在与满洲国接壤的地区成立自治的华北，因此，日本当然不能、也不会干涉、介入这一“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这一坦率的相当粗鲁的承认，在上周日本首相近卫向内阁发表的演说中，以另一种的文雅表达出来：
“我认为在中国政府中有不少人理解日本，包括蒋介石将军。我认为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调是使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作为东方人原有的本质上来。”在解释共产主义为非东方之后，他同时有技巧地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他们目前已加入到中国政府
之中。日本首相和婉地补充：“中国按照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调子跳舞，给东方带来麻烦，显然是以自己之手来削弱东方自身。我热切地希望中华民族能尽快觉醒过来，认识到作为一个东方民族的本质，从而与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合作。日本不需要任何领土，只需要合作……如果我们有占领的目的，整个华北的领土早就被不可战胜的皇军占领了。”
在这一日本的声明中，专家注意到了真正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印记，即去年德日签订的合作反共协议的印记。(1937年8月9日《时代》)
然而，中国方面的抗日热情和士气，让近卫“用最小代价尽快征服华北”的设想变为了泡影。淞沪战役的激烈程度更是让他没有预想到。于是，“最小代价”到1937年8月底就变成了日本正规军的倾巢出动和日本的全国总动员
上周，在东京，日本的内阁成员们在护城河环绕的裕仁天皇的皇宫忙进忙出，他们要求天皇做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最重要、最轰动的高层军事决定是，派遣日本全部正规军，约二十六万人，前往中国。
在上海，差不多有十万日本军队参战，此场战役不再是孤立的，一场新的地面战斗已经扩大，北平、上海、西部山区之间的广阔三角地带，都将可能成为战场。(1937年9月6日《时代》)
在日本各路人马的紧急调遣中，最引起美国方面注意的不是关东军，也不是空军，而是海军。一方面因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海军曾是日军的作战主力，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与日本一样，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它早就密切关注着日本海军实力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于1937年8月30日把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确定为封面人物。
封面照片上，米内身着海军服，手持佩剑，看上去干练而信心十足，威风八面的样子。他大概觉得自己有理由自豪，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自1931年以来日本海军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超过出尽风头的日本陆军，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实力。
1931年，侵占满洲时，日本的海军未来得及派上用场。上周在上海，日本海军则几乎是独立地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斗。上周不断有消息说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赶往上海，但几乎所有真正可见的增援部队都是奔赴华北，补充北平一带的军力。在北平，圆脑袋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两周来一直在南口的窄长地带抵御日军进攻。上周，北方的其他一些军阀赶来支援他，可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不过，在上海，日本海军不只是投入了最激烈的战斗，而是日本海军至少有一半兵力派来了。联合舰队的旗舰，由英国制造，已服役三十七年的“出云号”旗舰停泊在上海公共租界对面，经历了十天的轰炸、射击，包括一次鱼雷袭击，旗舰仅受到轻伤。沿黄浦江到长江口，十六英里的河面上，汇集着日本舰队群，共五十多艘战舰，包括四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三十八艘驱逐舰，以及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时代》，1937年8月30日)
在这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中，上海俨然成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实验场，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于实战的鱼雷快艇。《时代》报道说：
由于上海这场大战是在一座现代城市进行，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被观察得最仔细的交战。因为公共租界有自己的无线电通往全世界，这也是现代第一场大战可以不经审查就能把新闻发送出去。然而，军事观察家和记者，还是错过了一件事情：上周周末，等待已久的日本增援部队抵达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预计将有五千名士兵登陆，与中国猛烈的战火相对。中国指挥部立即传出话来，他们的时速四十五海里的鱼雷快艇，每艘装备两枚鱼雷，一架机关枪，已经击沉一些日本舰艇，数目多少尚不清楚。没有外国人亲眼看到，所有外国海军军官都等待着亲自看到。这种鱼雷快艇是德国、英国，特别是意大利大量投资研制的，这是它们第一次用于实战。国民党中国至少拥有十二艘此类快艇，其中英国六艘，德国六艘，目前等待着进一步测试，以确定未来是否有更大作用。(《时代》，1937年8月30日)
指挥日本海军与中国作战的米内，熟悉中国，喜欢中国书法：
作为一个日本人，米内将军身材可谓魁梧，五英尺十英寸高，这与他的显赫政治地位很相配。五十七岁的米内一直是海军军官，老谋深算，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他受命指挥旗舰。……米内喝酒，但有节制，爱喝日本厉害的烧酒。他的主要爱好是书法，用驼毛制作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中国字，这是练习手的稳健的一项运动。两周前，裕仁天皇召见他，将处理上海难题的任务交给他。他的一双有力的日本人的乎正在工作着。(《时代》，1937年8月30日)
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止米内一人，出任淞沪战役中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两位同志”——《时代》甚至以这样的标题来突出松井与中国的特殊渊源：
为进行这场大战役，日本政府任命松井石根担任海陆联合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松井熟悉中国的程度几乎同他熟悉自己的国家一样，并曾与中国热情的爱国者、“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合作过，在中国推动“泛亚细亚主义”。尽管这一主义是针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也是反对俄国。但松井的狡猾足以蒙骗大量没有戒心的中国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伸开双臂欢迎他。现在，他的工作不再是蒙骗他们，而是与他们作战。(《时代》，1937年9月6日)
曾与中国人合作过的松井石根，现在成了侵略中国的指挥官。
日军见上海久攻不下，改变战略，又从国内调来增援部队，改从杭州湾登陆，从背后向中国军队实施致命打击。上海沦陷了。三个多月的激烈抵抗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结束。此时，松井石根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 ’
获胜的是长着一对长耳朵的松井将军，有记者问他日本是否继续进攻，占领蒋委员长的中国首都——在长江上方距上海二百英里的燃烧中的南京。松井将军缓缓地说：“你们最好去问蒋介石未来的发展。据说蒋已经预计要打五年战争。好啊，那就打那么长。我们不知道是否继续向南京挺进，这取决于蒋。”(《时代》，1937年12月12日)
他的军队继续向南京进攻。他的士兵以冷酷、残忍的面目出现了。
日本的进攻，目前以每天五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本周占领紫金山，控制了位于南京郊区的用价值三百万美元的大理石修建的中山陵。日本轰炸机对南京城也进行了轰炸。本次进攻中，日本的英雄是两个下级军官，他们比赛看谁的军刀最先杀死一百名“中国抵抗者”，最新记录：野田少尉，七十八名；向井少尉，八十九名。不管莫斯科是否把迫使蒋加入共产国际作为苏联援助的条件，上周从苏联飞来了三百架800型双引擎、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苏式轰炸机。日本声称在燃烧的南京，他们已经击落了其中
的十架。蒋委员长似乎已弃守南京，尽管他曾发过誓，要“坚守到最后”。(《时代》，1937年12月12日)
就在《时代》这期杂志出版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开始了。近卫“榻榻米上的办公”与松井石根率领的日本军队的凶猛残忍汇合一起，形成巨大的阴影，把南京笼罩，把中国笼罩。
六 远处的世界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立即向世界报道真相的主要是一批西方记者。他们中间有一位是《纽约时报》远东特派记者哈立德·埃邦德(HallettAbend)。
在报道这一历史惨剧之前，埃邦德已在上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淞沪战役开战的第二天，8月14日，上海就发生了罕见的两次轰炸惨剧 一是发生在南京路外滩，一是发生在大世界。世界各大媒体包括《时代》对此都予以报道：
在英国人集中的地区、著名的外滩与南京路相交的拐角处，两周前中国飞机在前去执行轰炸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的任务途中，一枚脱落的炸弹落在位于此处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引者注)，另一枚落在一英里之外的大世界，造成五百人伤亡。(《时代》，1937年8月30日)
这里，两起爆炸都L兑成是因中国飞机的失误而造成的。但《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的记载有所不同：日军炸弹在南京路外滩爆炸，死伤一千六百九十四人，其中外侨卜五人；我空军炸弹误落大世界，伤亡两千零二十一人。
埃邦德亲历了几天后发生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口的爆炸，这一次的元凶是日本军舰发射的炮弹。《时代》生动描述了埃邦德的现场亲历：
上海十一天的战斗中，公共租界里的顾客都涌进南京路上的两个隔街相对的商店——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购买持续包围期间所急需的商品。集中购物的人群中，有《纽约时报》的特派远东记者埃邦德和毕林罕姆斯(Bilhnghams)。埃邦德坐在车里等候毕林罕姆斯去买一副双筒望远镜。一声如同快速列车汽笛声的警报响起，一颗从军舰上发射来的炮弹就在大街上空爆炸，两个商店的店面都像纸一样被撕烂。两个商店里有三百人伤亡。记者埃邦德拖着受伤的脚一跛一拐地走进永安公司大楼，只见毕林罕姆斯正用力拉开电梯门，炸烂的左臂血流如注，胸部还中了三块弹片。关联社记者哈瑞斯(Morris J．Harris)跑到人行道上当即写下报道：
“数以百计的尸体堆积地上。巨大爆炸力将他们炸起又抛下。……血流淌进电车轨道和下水道。头、腿、胳膊的碎片，粘在店面墙壁上，其余洒落街道两旁。”(《时代》，1937年8月30日)
可以相信，《时代》的报道正是埃邦德本人讲述的经历。南京沦陷之后，埃邦德继续履行着一个记者的神圣职责，他根据得到的来自南京的材料，连续报道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
恐怖笼罩着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弃的中国首都的美国传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有确证的细节，证明占领南京后日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由此导致集体屠杀平民，处决解除武装的士兵，强暴、屠杀妇女，有计划地摧毁、洗劫财产，其中包括外国人的产业。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说：“整个局面被频繁的屠杀、大规模的洗劫、不加节制地骚扰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妇女的安全等行为而损毁。”(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98页)
《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25日——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上海1月24日(未经检查的独家报道) 撕开日军以军事需要、辩称情况不安全，以及其他种种表里不一的理由所能构成的借口，从而展示自从得胜的日军攻破中国往日首都城门之后南京城内引人注目、恐怖异常的事实。南京的情况竟是如此无法无天，如此令人惊骇，以至于日军当局除了无法拒绝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许外国人访问南京城。(转引自《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第127页)
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拥满了难民，其生存状况被这样描述着：
在上海，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了从战区逃亡的一百万中国人的状况：“肮脏、疾病、饥饿、发疯”。有一个剧院里，一万四千名难民像蚊蝇一样生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生命的进程仍在继续：一百万难民中，每分钟诞生一个婴儿；每三分钟一个人死亡；每个小时有十三个母亲死于分娩。(《时代》，1938年1月3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的。”——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此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AnthonyEden)。他是有感而发。因为淞沪战役期间发生了一次英、日外交纠纷，即日本飞机轰炸英国驻华大使的专车，造成大使重伤。《时代》当时以《“无法遏止的愤怒”》为题，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一天上午，两辆长款豪华轿车从南京向上海行驶，每辆车的前盖上，都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在风中猎猎发响。距上海约五十英里处，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一架日本飞机就俯冲而下，离第一辆汽车还不到二十码(约十八米——引者注)，用机枪猛烈扫射。开车的是英国武官弗雷泽(Lovat Fraser)少校，停车一看，只见在后座中央坐着的五十一岁的英国大使纳希布尔·休格森(Knatchbull Huehsson)，腹部鲜血直流。大使是英国最精明也最年轻的外交家。他的背部受了伤，胸部也中弹。他的此次活动使命就这样结束：本是要到上海拜会日本大使，递交一份英国不厌其烦地提出的和平方案。此时，大使不是前去与之见面，而是由同行中未受伤的人急速送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乡村医院，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药剂师立即为他输血。(《时代》，1937年9月6日)
艾登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事件：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不遵守文明时代普遍接受的法则。到8月底，休·纳希布尔·休格森爵士首途上海。他和他的同事们分乘两辆汽车，车上挂有英国国旗，汽车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大使受重伤。日本驻伦敦大使立即代表他的政府及他个人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他自己感到很尴尬。我对他说，他的话不能认作是正式道歉，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任何责任。中国大使也在同一天(8月27日)下午来访。他说，这次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当前远东正在蔓延的无法无天现象。这班年轻的日本空军人员是决不会停止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径的，他们追求的口号是“东方是亚洲人的”。
……最后，9月21日，日本政府在受到伦敦更大压力之后，才正式和公开表示深为遗憾，以及对于惩处有关人员一事作出的不甚令人满意的保证。事情虽然了结，但它说明日本政府已不能完全控制其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是以野蛮著称
的。(《艾登回忆录》，第955页)
然而，来自西方列强的仅仅限于抗议而已。蒋介石最初企盼的外国直接干预，并没有如期发生。
英国的心理颇为微妙而复杂。尽管发生了大使被炸事件，但在南京沦陷之后，英国采取的是观望的外交政策。《时代》用颇为俏皮的笔调对此加以描述：
上周，远东最坏的政治消息，或许可算是英国政府已经让它在南京的大使，撤离到长江上距南京四百英里的汉口，目前那里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所在地。但忽然又命令大使跋涉六百二十五英里前往广州，再从那里乘船航行四百九十三英里抵达上海——日本占领了的城市。英国政府与日本商定，日本飞机将不轰炸车顶上画有巨大英国标记的火车，大使可以坐火车快速前往广州。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团，本周还留在汉口，即，与蒋委员长的中国政府呆在一起。英格兰的那些绅士们，心里在盘算是否承认最终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中国政府，譬如由日本扶植的傀儡形式的政府，这大概是一个必要的猜想。按照英国外交部的经验，外交的艺术就是远离任何局势紧张甚至危机四伏的地点，舒适地躲在上海水域的英国旗舰上，英国国王陛下的大使，将如同一只猫敏捷灵活，因为人类战争的缘故而跳向任何地方——包括英国。(《时代》，1937年11月13日)
美国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哪怕它的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它也仅仅限于抗议和索赔而已。
令中国人失望的世界。和中国感情深厚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回忆中认为，美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消极，错过了第一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1937年又错过了第二次：
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个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机会，是在1937年12月。当时，日本飞机在南京附近的上空，有计划地轰炸、扫射，终于炸沉了长江中的美国海军炮艇“潘纳号(PANAY)”。然而，美国国务院居然采取了一种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政策，反而促使日本对美国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玩弄一种忽紧忽松的手法，最终导致了四年后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310页)
在这种情形下，最感到失望的莫过于在国际场合进行外交努力的中国外交官。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此时正在布鲁塞尔出席国联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日本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态度也不积极，更谈不上坚决：
中国政府官员急切地希望罗斯福总统、张伯伦首相，能够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以采取反对日本的具体行动。但他们痛苦地看到张伯伦先生上周在伦敦对下议院发表的讲话：“集中一起参加此次(布鲁塞尔)会议，谈论有关经济制裁，施加压力和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去是要实现和平。我们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扩大矛盾。”
假如这意味着张伯伦首相认为以制裁、压力、武力来反对日本，只是“扩大矛盾”，中国人就担心张伯伦先生肯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既然没有任何更强硬的——反而是采取更软弱的措施，甚至比“压力”更软弱。他们想证实越来越多的传言，说英王陛下的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更偏向于日本、意大利、德国，而不是中国、左翼西班牙和苏联。(《时代》，1937年11月1日)
张伯伦刚刚就任英国首相，后来他以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主义”而著称。可以说，他的“绥靖主义”其实早在此时对待中日战争的态度中就初见端倪了。
未能争取到国联诸国特别是西方强国的直接干预，顾维钧失望而悲愤，他为世界缺乏远见而忧虑重重。
我在1937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说中，暗示了隐藏于缺乏远见和能力，不能以实际和有效方式来处理中、日问题的危险性。我是这样结束演说的：
“主席先生，国际和平也像一国的国内和平一样，如要持久，就得保卫。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这类行动还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如果因犹疑而耽误得太久，那么，肆虐于远东的暴力和动乱，不久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96--697页)
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回声。他的忧虑和预测却不幸被言中。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开始改变后，中国期待已久的来自西方强国的支持才姗姗来迟。
七 输赢之赌
一年过去了。又到了评选年度封面人物的时候。这一次，《时代》挑选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对于《时代》的读者，蒋、宋已经不是陌生的面孔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两人曾联袂成为封面人物。不同的是，此次当选的是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为什么选择他们?《时代》说，“两次当选过年度人物(1932年和1934年)的罗斯福总统，肯定不会成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因为，1937年是他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成为醒目的、标志性人物。”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劳工领袖刘易斯、英国新女王、英国新当选首相张伯伦，都没有太大的轰动新闻。西班牙战争也在激烈进行中，虽有佛朗哥将军这样的人物，但谈不上显赫，于是，《时代》把选择转向了远东：
在1937年世界上引人关注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与日本在陆、海、空开战，而日本是自机器时代以来总是征服他国的唯一的非白种人民族 上周，在遥远的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瑞典伟大的亚洲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在瑞典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构成一个警告，更是一个最后的信号，即白种人的负担将由一个更愿意承担的日本接过去。白种人在远东的统治即将结束。”
在1937年，如果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本人创造了如赫定所认为的现实，那么这位日本人就肯定能当选为年度人物。但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日本领袖，能够控制日本内心的野心欲望。更大程度上，它像一座蚁山，在冲动驱使下去征服另一座蚁山，日本就这样走向了战争。既无拿破仑，也无俾斯麦引导他们。日本的天皇和老年政治家，日本本土的陆军、海军的将领，内阁，驻扎在中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将领，全是互相竞争的对手集团。
然而，正是当日本没有卓越的领袖率领来进行她的巨大冒险时，冒险的受害者中国却有了最有才干的领袖。整个1937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领导，其间并非没有光荣之举。在这对夫妇的领导下，长期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人——其中千百万人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词——已经逐渐具备了民族意识。
……每位关心要闻的读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上
海被卡住了十三个星期之久，它的时间表第一次被中国的战争机器粉碎了。现代世界看到了中国不辜负战争机器这一名称。蒋委员长被迫使用他的战争机器，至少两年前当它刚刚形成时，他的手被激进的爱国者逼迫。同时，他也被狡诈的日本人所逼迫，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败中国，就将永远无法打败之。如今，蒋委员长夫妇一直不承认中国已战败，他们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们将持久作战，用游击战拖垮、消耗、最终打败日本。如果蒋委员长真的赢得战争，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巨人。能否获得这样的胜利尚难预料。但在此期间，他和蒋夫人已经使他们本人成为了1937年的夫妇年度人物。(《时代》，1938年1月3日)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战役，以上海、南京一带相继沦陷而结束，尽管如此，《时代》还是选择了蒋、宋成为1937年度封面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是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成为个人大赢家的一个标志和说明。
蒋、宋成为个人大赢家的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壮烈。当然，这与《时代》的主人卢斯与中国的感情深厚也有着密切关系。与许多西方人不同，这位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后代，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它有广袤的土地，它的人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加之，1932年他重返中国时，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感，佩服蒋介石的能力。南京虽然沦陷，但日本战初所宣称的“三个月打败中国”的预言，却没有变为现实。在很多人对中国抗战前景感到悲观，气氛一片低迷时，他的《时代》却对中国充满信心，仍能乐观地预测未来：
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已经逃离的事情是本周的一个军事机密。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发动一场抗日的游击战争，就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o)将军抗击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Coolidge)的军队。对蒋这样一位资源雄厚的人来说，战争并非没有希望。日本不是美国，它的资源已经严重消耗，可以相信，这一战争长期继续打下去，将使她的经济崩溃。中国也不是尼加拉瓜，她幅员广阔，任何入侵者都必须有漫长的但又易受攻击的供给线。众所周知，她的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不可能消耗殆尽。她的最大弱点在于过去一直缺乏士气，如果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将他们的意志变为中国的意志——该意志被说成“任何牺牲都不会白白付出”——中国的前途是美好的。
本周，一位合众社记者“在长江流域某地”与蒋、宋夫妇在一起，他证实年度夫人因患流行感冒而卧病在床。他引用了年度先生的话：“请告诉美国，充分信任我们，战局已经发生变化，胜利最终属于我们!”(《时代》，1938年1月3日)
中、日之间的输赢尚在悬念中。
战争初起时，在布鲁塞尔，两个西方外交官曾为中国和日本谁将是最终的赢家打过赌。他们一位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首席代表戴维斯的副手亨培克(StanleyHombeek)，一位是法国驻国联代表拉加德(1agarde)。
亨培克是个中国通，早年曾在中国杭州任教，又担任过近十年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拉加德是法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而言，顾维钧说亨培克对中国局势的了解要比美国或法国的国防部高明。亨培克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不会放弃抵抗；拉加德则认为，中国的抵抗在1937年年底就将结束。他们为此打赌：
谈及中国的军事形势，亨培克说，拉加德曾和他谈过此事，给他的印象是，中国坚持不了多久。按拉加德的说法，中国的抵抗年底以前就要结束。因此，依拉加德看，会议对支持中国的抵抗立场起不了什么作用。亨培克则说，中国一定会继续抵抗。他和拉加德打赌：六个月以后不论情况如何不利，中国都不会停止抵抗。拉加德同意和他打赌。亨培克问我的意见，我说和他的看法一致，中国全国一致拥护抵抗日本侵略，决心坚持战斗到底。
亨培克说，他并不习惯于打赌。不过，这次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要和拉加德赌个输赢。他说，平常人们只按表面统计数字来判断局势能不能坚持下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而中国人抵抗的精神很强烈，而且准备付出牺牲。他说，即使在华盛顿，军事权威也只会根据有关部队、大炮、坦克、飞机等数字来判断形势变化，而不考虑部队的精神和士气的因素。(《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611页)这场打赌，亨培克成了赢家。
完稿于2006年1月9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杨克林、曹红编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陆束屏汇辑编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
《艾登回忆录》，武雄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