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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种人“文革”开始被叫得很难听，后来上面发给了我们一个雅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倒像是一句好话，挺让人感动的。可细细想想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我们天生就比别人缺了点什么。缺文化教育?大家都要上学，没人能够一落地就识字；缺思想觉悟?我心里也是不服。我要是没觉悟敢把党委书记搬上漫画?别以为造反派好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学校已经全面停课，大家基本上不再关心学业，但是我并没有把光阴虚掷，我做成过一些事情，用句时兴话就是演绎了一段精彩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事迹是我向文化大革命贡献了幽默，并把它用来制作漫画。第一张漫画大约是六六年十月初面世的，这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短短的半个月便把红楼底层全部贴满，那长长的走廊一时成了我们的画廊，红楼是上海戏剧学院一栋教学大楼，因为通体红砖红瓦，而被叫作红楼。红楼有四层高，它雄踞校园腹地，扼守南北的交通要冲，我们于此布下阵地向院党委发起强攻，说明我们还有点军事眼光。但六月份那时我们还没这个实力，总形势不太妙，我们被迫退却，将红楼让给了对方。那些日子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基本上昼伏夜行。天一黑我们几个就相约悄悄地来到了校园东南一座树林里，林子不大，几株桷树，一丛灌木，月光下树影婆娑，静谧而美丽，我们的反围剿斗争就在这片林子里展开，我那些漫画作品也在这沁人的夜气中开始酝酿。但由于革命正处于低潮，一切艺术活动只是停留在构思状态，尚未将创作提上议事日程。
       最初跑进林子来聚义的有十来个学生，这中间除了我，还有一个带资字头，其余均根正苗红无出身之累。我同他们混在一起与强大的院党委对抗，连我的对手都替我感到害怕。那是我系的一个同学，在我去树林的路上把我截住了。我俩平时关系不错，六月以后便势同水火。不过他还是决定给我一个仁至义尽。他站在一盏灯下，同我谈话时始终保持着两米的距离。由于打着顶光，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听得出他的语气中带着怜悯。他问我：五七年曾经有一个反右，知道吗?我说知道。他又问：历史如果重演，戏剧学院第一个右派应该是谁，知道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没作声。他说：想一想吧。说完便决然而去，有点各为其主的味道。这位同学的策反最终没能成功，主要是他低估了我对党的信赖。党的政策重在表现，我能够读上大学就是一个明证。党的雨露滋润别人，也滋润了我，我没有理由放弃革命背上出身的包袱。原先我并没有打算当造反派，“文革”开展以来院党委带领我们批《早春二月》批《海瑞罢官》批反动学术权威，大家的热情越批越高，到六月上旬学院已是遍地开花“牛鬼”满棚。事实证明院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得力的，群众也是拥护的。接着院党委按照上面的部署引火烧身欢迎大家提意见。这几年学院问题不少，作为领导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批评建议陆续上墙，一篇篇言词恳切，场面十分感人。
       没过几天情况发生突变，是因为赵全国贴了一张大字报。赵全国是表演系一年级学生，可这人胆子不小，院党委的一些问题看似平常，经他往纲上一提，那红旗就成为黑旗，共产党也变成了保皇党。大字报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贴出的，到天亮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满，许多人读了大字报都说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景历历在目，个别教师感情比较脆弱，当场就哭了。人们除了驳斥赵全国的无耻谰言，还要表达对院党委的赤诚之心；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墙上贴不下，干脆刷上了水泥路。就在这天中午，我坐在红楼的一间教室里陷入了沉思，我想赵全国这人可能思想偏激，给院党委的结论也下得过于武断，但那也是一家之言，让他说就是，何必兴师动众如此对待。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这时候站出来制止乱局拨正革命的航向。带着这个目的我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刹车》，呼吁全院师生立即停止对赵全国的围剿，大家回归正道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我刚写完，教室里又走进五名同学，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遗憾的是我的一番好心被群众严重误解了，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遭到愤怒反击，我们被看成了赵全国一党，我的造反派生涯也就从那天正式开始。起初，我们的压力很大，不久最高统帅下达了炮打司令部动员令，形势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仍有许多同学死保着院党委。这让我痛心疾首，于是就创作了这幅漫画。
       这时候我们已走出树林重返红楼，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天气转凉，西风凋碧，在这落叶深秋，迎来了我们艺术创作的春天，根据蛇打七寸的原则，我首战就把党委书记推上了墙。漫画是我的拿手活，我很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弄成奇丑，再画龙点睛，给它个呼之欲出，我班同学没一个能逃脱我的魔手。关于这点党委书记本人也有一个说法，不过这话她是在四年以后说的，那时候她同造反派女生张炼关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过去的对手成了知心难友。回首当年点评得失，于是说到了这张画。党委书记首先对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给予肯定，而后她说：这事把我们全家都惊动了，我婆婆同我很亲，马上跑过去看，老太太一下子就从画上认出了我，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事，吓煞了。党委书记有五十多岁年纪，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说到这里却动了情，郁郁地半天没再作声。
       我的才能远不止此，这画的构思也很巧妙，画面上党委书记头戴一顶厨师帽请学生干部吃粥，她一边把镬子里的粥舀到学生干部碗里，一边问饱不饱。学生干部一个个摸着鼓起来的肚子连声说饱饱饱。镬子里的粥比喻党委指示，饱与保谐音，所以漫画的题目就叫《吃一顿，保一阵》。此画一贴出立即招致轰动，我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我系的那个同学当场就跳着脚骂我狗崽子，更多的人则拿笔直接在画面上“戳一枪”。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了画拍手称快，那时候大串联已经开始，一个河南来的学生说，他那个学校的领导也常常请学生干部“吃粥”。他把每次“吃粥”的时间地点以及引起的保皇浪潮都详详细细“戳”在了我的画上。随着漫画作品的不断涌现，红楼那长廊天天人似潮涌，热闹如龙华寺的庙会。每当人群散去，总留下一墙的斑驳，疮痍满目，那场面好不叫人得意!但这种得意没维持多久我就栽了，给我带来了悲惨命运的是另一张漫画。
       这时工宣队已占领学院，红楼再度易手。几百名产业工人开进校园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捉进隔离室，让灿烂的笑容又回到了昔日对手们的脸上，文化革命的箭头这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一天我被关押的教室里走进一名同学，我四年级，他一年级，是我的学弟。也许对我带点崇拜，他常常模仿我的笔迹写毛笔字，也一直在收集我的作品。此人原来也是造反派，据说因为能够及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而被工宣队派进了专案组。他坐到我的对面，拿出一幅画让我认。题目为《大人物》，画面是刘少奇的半身像，穿一件中山装，四个口袋装满了探头探脑的坏人。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全国批刘正搞得
       如火如荼，一天报上公开了毛泽东过去的一封信，其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小人物指的是李希凡和蓝翎，信上说得很明确。大人物却没有点名，但谁都能猜到那个人就是刘少奇，我一阵激动，当即提笔蘸墨作成了此画。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每当我回想起此事就心情沉痛。有人觉得诧异，就劝我说：那个年代，那种形势，谁不批刘?谁敢不批刘?对于这话我很不以为然。别人做什么我不管，我却不能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得到过刘少奇的好处，我能考进大学有他给我的一份帮助。不要以为刘少奇替我写条子什么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过去高校招生比较看重家庭出身，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女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正规的说法就是贯彻阶级路线。当政策收紧时这个比例就更小，甚至只给百分之二。而有两种人的子女还不在里面，一为著名右派；一为关管杀中的杀。但这只是内部掌控，对外并不宣布，所以报名处对这两种人的子女也仍一视同仁，交上一笔报名费，让监考老师陪着进入考场兜个圈玩一把，然后拜拜。我考的是舞台美术系，这个系的政审更严，倒不是该专业带有保密性质，那是为表演系考虑的。我们的舞台不能光让工农兵站着，否则就没有戏，那些细皮嫩肉的配角反角往往来自于比较复杂的家庭。所以到时候该系就得发扬风格让出一定的指标，使得招生工作在整体上政治达标。我当然对于这一切浑然不知，要不然早就没了状态。初试复试都顺利通过，最后进入面试，四位老师在我的对面坐成一排，先是出了几道知识题，我均回答正确，双方颇为融洽，然后转入家庭调查，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关于父亲的，我回答说我父亲是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解放初已被人民政府镇压。我想我的回答没有错，可是四位老师的表情却起了变化，考场里的气氛也凝重起来。停顿有几秒钟，老师又开了口，他们不问别的，还是问我父亲，问得很详细，等我走出考场发觉自己比别人多考了将近一倍的时间，这才感到情况有点不妙。
       招生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一天要决定录取名单。一张大桌上排开了两条长龙，上面一排为我们的考卷，下面则对应摆上了政审材料。政审情况看来不能令人乐观，我那一本卷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老师们站在一旁紧皱着眉头，谁都不敢上前拍板。这时系主任孙浩然走了进来，他也是系招生办的主要负责人。孙主任走到桌前朝那两条长龙浏览一遍，然后伸手往中间一劈，说道：今天我们只看上面不看下面。一下将我劈进了大学之门。这是我的绘画老师最近告诉我的，他目睹了当年这惊险的一幕。可惜孙主任已经去世，否则我一定要当面去问他哪来的这个胆量。其实我不问也已经知道，他背后有人撑腰。史料表明，那年一月中央在北京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以后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那年的高考也淡化了阶级路线。是刘少奇轻拂橄榄枝将党的一滴雨露洒到了我身上，对于这样一位恩人，我不仅没能结草相报，反而在他落难之时投井下石给了他这张漫画。
       我作画一般不打草稿，也不留底稿，墨迹未干就贴到了红楼墙上，我常常这样奢侈地对待自己的精神产出。这张复制品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我打算将我的创作意图对我这位学弟作一次全面：的阐述，趁这个机会表一表功劳，没有功劳嘛也有苦劳。我刚要开口，他却转身走了。这个人平时沉默少言，表情也很含蓄，叫人摸不准他的思路。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和蔼，甚至还带有一分敬意，可是他的来访总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分明看到那四个口袋上分别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尽管它们都被打上了引号。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那同学是来履行一道程序的，在我供认不讳之后，这幅画就被制成了影印件。凡有东西被制成影印件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行为也因此有了作案的嫌疑。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友谊电影院开了一个重要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上海市四位最高领导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我的作品就在这个会上被高规格地展示出来，徐景贤拿着影印件向台下介绍起了画面内容。我的作品由徐景贤来介绍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他同我们．的漫画有点缘分。那事情还要从六六年说起，大约在十月底，一天我路过红楼走廊，被一个同学叫住了，他从围看漫画的人群里指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告诉我，那是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我于是也认出了他，确切地说我先认出了他头上的那顶解放帽。
       那还是两天前，我们在文化广场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徐景贤被上面派来出席会议。由于这是上海造反派的首次集会，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也开得轰轰烈烈，最后让徐景贤代表市委表个态。没想徐景贤站上了主席台却支支吾吾说，这一类全市性的组织上面不给搞，他不能擅作主张给予承认。徐景贤一盆冷水泼下，反而让群众火冒三丈。有人一把抓过话筒高喊打倒奴隶主义口号要徐景贤朗读最高指示，不料徐景贤一摸口袋忘了带毛主席语录。这性质就严重了，顿时全场乱成一片，愤怒的小将纷纷朝台上冲来，有的已经爬上了台唇。我那时站在侧幕后面注视着现场有点着急，我想徐景贤再不是东西也得对他讲政策，看他这一副身架也经不起群众的三拳两脚。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就一步上前按住了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他是扬剧团的演员，我去该团实习时就认识了他，他来自苏北一个农村苦大仇深，那双眼饱含着泪水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被我劝住了。可后面仍不断有人涌上，有几个已越过了警戒线把徐景贤围在中间，其中一个一把抓下他那顶帽子并将它扔到了地上。
       眼看徐景贤就要吃亏，我们在台上的几个学生只得奋力插入将他与群众隔开，并把他保护进了后台的一个化妆间。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关起了门继续同他谈判，但徐景贤仍是不肯松口。他靠着一面镜子站着，垂头耷脑，那顶帽子已经被他拣起来又重新戴到了头上，也许是紧张，那帽子没戴正，看上去总觉得碍眼。不知怎的他这个形象就从此刻进了我脑子里。这以后徐景贤频频向公众露面，可我老觉得他那顶帽子戴得不够妥帖，表情也有点滑稽。这或许不能怪徐景贤，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这时只见徐景贤脖子歪歪在人墙里钻进钻出看得很投入，完全没注意到背后有人正对着他虎视眈眈，我那位同学要拖我上前去与他理论，也许还想把他教训一顿，可我正忙着，再说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就抬抬手放了他一马。没过几天徐景贤突兀而，出在市委后院放了一把火，并很快成为张春桥姚文元以下的上海滩第三号人物。在他云起造反的那些日子里，我班上一个姓陆的同学一直在他的身旁，出于对小将的尊敬，他称呼我那同学为老陆。一次他说：老陆，你们戏剧学院的漫画有意思，我看了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大会上，他手持我这幅漫画左右比划一定有了新的启发，果然他对着全场一千多名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张漫画的炮制者出身于反动家庭，对我们的党有着杀父之仇。徐景贤的嘴巴就像个榔头，一下就敲断了我的
       脊梁骨，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当然没有资格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但是我很快就听到了传达，不过我是在一种极不舒适的状态下听到的，那时候我的双臂被两名同学反拽向上，全身呈现出喷气式战斗机的形状，而且脑袋朝下，正仿佛要俯冲大地。六月二日我被押上了全院大会的批斗台，工宣队营长传达完徐景贤的批示后，就有几个同学相继上台宣读批判文章，由于这种批判会三日两头开，一套程序已是驾轻就熟，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批判的火力也一个比一个猛。这一天校园里几乎成为“蒋寄梦日”，我成了各传媒的焦点人物，大字报的通栏标题称我为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广播台那公众熟悉的脆型男声滚动播出通讯：蒋寄梦不要做梦!我的种种行为与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似乎也有了某种联系。这并非拿我的姓名做文字游戏，革命群众还不至于这样无聊。这实在是我母亲的一个疏忽。父亲死后，母亲为减少政治压力，将我们姐弟三人都改了她的姓。母亲出生于奉化溪口，蒋姓为当地大族，论辈分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但早巳出了五服，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原想不会有事，哪知道文化革命也讲名人效应，就硬把我扯上了这门恶亲。
       曾经是我们的战地红楼，这时候成了我们的囚室，我被关在顶楼东边的一个房间。也许是批判从严吧，有关部门并没有当真将我作为潜伏破坏一类人明正典刑。又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就不太有人来理会我了。我成天坐在窗前闲看华东医院的屋顶和屋顶上空载载浮云，倦慵慵如唐诗中的一名怨妇。革命群众并没有闲着，他们都被调去红楼西部作战，因为那里关着一只活老虎。那是我的一个漫画战友。我代号红画刀，他即为红画枪。红画枪也是我院的革委会主任，地位比我高，名气比我大，我是胁从，他是首恶，我或能不问，他却是要必办的。我与他虽然同在一个楼面，但是中间隔着个排练厅，加上戒备森严，楚囚相对却彼此打不上照面。然而他还是设法传了一张纸条过来，写道：苦战四年得此下场甘心否?笔答。我看着那一行字心情十分复杂。我明白他身陷重围渴盼增援，可他哪里知道我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徐景贤那一榔头也是打亮了我的眼睛，使我痛苦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的一块料。当我能够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六八年中央文革的那个文件，我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据说这是专门发下来对我们这种人讲政策的，只要我们能够背叛家庭，与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便可望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一个称号。看上去是心疼着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那好意却十分可疑。文件首先假定我们有原罪，然后根据我们的表现，给予法外施恩那种宽大优容，事实上将我们划进了贱民那一类群体，并烙上了制度化的标记。我这才明白所谓天下也者，原来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天下，我不说没人把我当哑巴，我不干也没人把我当傻瓜。我没有能够夹紧尾巴做人从而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想通了这个道理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面临的现实。我发誓从此远离政治，去他妈的革命造反!我要是再画一张漫画就是小狗；对于红画枪的问题我决定给予沉默，纸条也被我冲进了厕所。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红画枪也开始交待问题了，这其中有许多辛酸，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总之他缴枪了，而且缴得很彻底；包括那张纸条的事。我天性不善藏秘，所以当专案组过来向我追问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纸条上的内容我也背得一字不差，专案组对此表示了满意。下一步就去向那个替我们传纸条的中介进行核实，没想这最后的一个环节出了麻烦。
       那是表演系的女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张炼。此人虽然也是造反派、但属于另一个山头，我们这个组织以前还整过她。这次专案组特地将她关在我的隔壁，原以为在我和红画枪之间可以加筑一道政治藩篱，却没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位信使。张炼十分虚弱，前不久她被送进医院抢救过一次，目前专案组对她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即让她在康复中审查，或者说在审查中康复，总之她的身体正在慢慢地恢复，起码可以歪歪斜斜自己走出来透一透空气。张炼是我院唯一被隔离审查的女生。她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参加了赵全国的反夺权阴谋。反夺权行动发生于六七年的一月，赵全国这人总爱玩新招，正当我们还坚守在学院阵地同院党委苦战，他却将兴趣转移。他先去北京漂了一阵，回来即伙同张炼几个跑上社会云合雾集拉起了“上三司”这支队伍，并将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一天深夜，我刚躺进被窝，“上三司”一名女将风风火火闯进宿舍把我叫起说：外面正闹得天翻地覆，你还睡大觉真不像话!接着向我出示一份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要我连夜赶制一幅宣传画明日见报。我不敢怠慢提笔就画。三位工农兵昂首挺立，背后一面大旗，旗上书以“新上海公社”五字。画面下面我又配上个大标题：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据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的绝岩吟啸，后面的话是：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当我拿起笔来，眼前立刻湘江奔涌鹰飞长空。由于带着激情，下笔呼呼生风，画面一片靓丽，女将看了连声叫好，当即把画取走。可是久等不见那画发表，二十天后当它由文汇报刊登出来时，赵全国已经坐进了班房。画面上三位工农兵风采依旧，那旗帜上的字却已改成为“上海人民公社”。
       那二十天里上海滩波诡云谲英雄沉浮，文化大革命这出戏也拉开了最为扑朔迷离的一幕。就在我赶制宣传画之时，赵全国与二兵团的耿金章联手进入康平路市委大楼宣布上海夺权成功，并向中央发电报捷。赵全国在电文中引人注目地提议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提议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各级干部自有一套例行的选举任命制度，可他却别出心裁弄出了这两个提议。赵全国电报打了可他心里没底，一千人坐在会议室里久不见中央的回电也有点急。赵全国吩咐手下再去邮局发电报，每隔半小时发一封，发了若干封电报仍无北京方面的反应，正彷徨着，他身边的耿金章忽然不见了。
       原来耿金章被张春桥请进了兴国宾馆的一间客厅，张春桥把徐景贤叫过来一起同他亲切交谈，先是帮助他回忆起苦难的童年，接着又请他吃了一碗肉丝汤面。耿金章吃完面放下碗回到康平路招招手将他的队伍全部撤走，只留下赵全国一支孤军驻守。又过了几日，也是一天夜里，徐景贤打电话通知赵全国去他那里商量联合夺权，赵全国说：权我早已夺了，要联合你们过来。徐景贤放下电话，王洪文接着再打，王洪文话没说完张春桥又拿过了话筒，张春桥叫赵全国马上过去，有什么想法过去当面说。赵全国回答说，过不过去他要等中央的指示。张春桥说那你就等吧，便挂断了电话。十几分钟后一辆大客车开到康平路市委机关门口，几十号人冲进大楼将赵全国团团围住，工总司的潘国平跳上一张椅子大声说道：赵全国这小子破坏上海联合夺权，把他抓起来!赵全国没料到对方来这一手，调兵遣将已来不及，当下被推推搡搡弄上客车扭送进市公安局。一名值班干警
       听说是张春桥指示抓人，便递上一张纸请徐景贤履行手续签个字，徐景贤客客气气将纸递给王洪文，王洪文又转递给了潘国平，潘国平当仁不让伸手拿笔正要签，忽一想不对，就写了“革命群众”四个字。
       这一夜惊变让“上三司”群众看得云里雾里，张炼当时没在现场，得到消息也立刻懵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大家横想竖想却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小将们还比较豁达。转眼间一年过去，六八年春节来临，节前张炼领着一支宣传队下部队慰问，带队的市革委会首长正是潘国平。潘国平个头偏高，那脸带着几分秀气，倒是块台上的坯子。他在“文革”前曾报考我院表演系，录取的话应该与赵全国同一个班，可惜命运没给他机会。他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试场，但对文艺的一份挚爱始终还在。这一段日子歌舞升平，潘国平有事没事总往宣传队跑，同张炼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一天终于开口对张炼说：告诉你，主席是肯定你们夺权的。主席收到了你们的电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肯定了你们。就是说，正当赵全国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消息，毛泽东已经对他的两个提议表了态，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最高指示：我赞成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这条指示当夜由北京传往上海，却被张春桥半空拦截，赵全国被他自己提名的这个人害了。张炼一时脑子没转过弯来，问潘国平道：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我们?潘国平嘿嘿一笑：告诉你们，你们不就得意了吗?张炼原来是个开朗活泼的女生，从那以后她变得沉默了。
       春节刚过上海形势忽地变得严峻起来，据说发现了一股逆流，究竟它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那方向一时还看不清楚，决定先查了再说。于是上海滩硝烟又起，各高校纷纷往外揪人。因为当年向张春桥反夺权的主角都在我院，红楼便又一次成为“文革”的主战场。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原“上三司”成员相继倒戈，那风风火火的女将也表示要同赵全国划清界限。惟独张炼不发一言。群众对张炼的态度很为愤慨，要求惩办她的呼声很高。这时候我们这一派已全面接掌学院的党政财文。手中有权，但也不能滥用。我同红画枪将张炼分析了一番，认为该同学的问题性质尚属人民内部，能拉一把的就不朝外推，决定把政策在她身上用足，于是把她找来谈话。在我们长时间的苦口婆心之后，张炼站起来走了。事实证明她没有转变立场，连一句认错的话都没有。这就不能怪我们了，是她把自己送进了隔离室。
       这是张炼第二次被隔离，成了我的邻居，我同她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们从不讲话。一方面有人看着不让讲话，另一方面我故意把头转过去不同她讲话。她同我性质不一样，她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横竖横。我还是要革命的。我想我的问题总会清楚明白，春桥同志景贤同志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六月二日大会之后我一时没了感觉，这以后也就开始改变对张炼的态度。我先是同她眉目传意，继而偷偷摇手打个招呼。我们的交流一般是在楼梯上进行的，因为四楼没自来水，吃过了饭那碗得下去洗，洗碗的时间又必须错开，我上她下，或她上我下，这就给我们造成了机会。我们常常在擦肩而过时传递个无声的信息，利用这一两秒钟来——次心灵的沟通。没想就在那天我洗了碗经过她门口时，她一步走出，朝我的碗里扔进了这张纸条。那是她去排练厅拉绳子晾衣服时从红画枪手里接过来的，纸被折起来打成了一个V，她没看内容就传了过来。如今两个主犯都已招供，她这个从犯甚至不用讲话，点个头就能使这桩串联案的侦破打上个圆满的句号。可她偏不肯配合，于是一场批斗不可避免。
       会议设在红楼三楼的一间教室，张炼被押到现场时，我已经坐在群众背后等着她了。张炼参加这样的批斗已经不止一次，行前显然都有过一番着意打扮。今天她那一头短发照样梳理得很整齐，一件血牙红的衬衫也是干干净净。她走到指定的位置站下，正面而立，苍白的脸上显示着一份美丽的庄重，令我不恰当地想起了《红岩》里的江姐。一位女生看不下去站起来喝问道：张炼，你为什么不低头?张炼对着她反问道：你也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我为什么要向你低头?张炼的话激怒了在场群众，立刻有两名男生上前按住她的头往下揿，揿了一会男生把手松开了，张炼把头发理顺衣服拉直，又抬起了头。男生觉得丢了面子，再把她往下揿，并且加大了力度，可手一松张炼继续反弹。如是几次以后主持会议的工宣队连长不耐烦了，挥一挥手宣布道：不管她了开会!连长话音落下，便先后有几个人站起来发言，他们均以严正的立场声讨张炼对张春桥反夺权的罪恶行径，接着责令张炼交待在审查期间的现行活动。他们伸手直指张炼的鼻子，气势十分凌人。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好意，他们是在给张炼机会。可张炼就是不肯领情，索性将脸转向了窗外。问了几遍以后连长又不耐烦了，把桌子一拍：蒋寄梦揭发!
       我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我本以为连长会将事实公布逼张炼承认从而了结此案，万没想今天要我来出演这么一种角色。可是开弓已无回头箭，我只能将这个角色演下去。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总的感觉是我成了一个甫志高，那低眉嗫嚅的样子一定非常丑恶。在我说话那时，工宣队连长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以为我正在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从此将洗心革面。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青年，在那疯狂的年代我曾经给许多人造成了伤害。但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恰恰是这个会上的表现，说实话我宁愿走上去同张炼站在一起，哪怕是再坐一次喷气式，再过一个“蒋寄梦”日。我终于说完了。我说完以后在场群众对着张炼又是一连串的责问，随后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大约差不多的样子连长站起来作总结发言，他说不管张炼交待还是不交待，两个人以上的供词就能将她定罪，今天的会打掉了她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所以开得很成功，毛主席万岁。
       批斗会以后张炼搬出我隔壁，被转移到了红楼下面的一间琴房，就在那里她同党委书记交上了朋友。我是半年以后再见到她的，那时候林彪已经垮台，学院里的政治气氛略显得宽松。我们被安排到了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在学习的间歇中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走到她面前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这个机会我等了半年，所以我很严肃。没想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说：没事，我知道你那时候处境不好。我那时的处境酌确很糟糕，何况还背了个沉重的出身包袱。可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母亲于五七年划为右派，父亲是个资深记者，这几年被当作黑线文人屡遭批判。她与我同属可以教育好一类，可当狂风恶浪席卷来时。她挺起削瘦的肩膀站立起来，我却缩进脖子躲到了她的身后，作为一个男生我更感到惭愧。
       张炼现在旅居美国，每当她探亲回国总要约上我和红画枪过去聚聚，我们的友谊开始于红楼的那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