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鲸须汪”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五十二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三年间有三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依次是：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截止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四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在1935年，先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蒋介石、溥仪、汪精卫三个人，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没有直接关联，难以构成一个整体。但再过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演变，三人的排列就有了新的历史意味。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历史竟是如此变幻莫测!那个早年一身豪气、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家，二十几年之后，又与载沣的儿子站在了一起，都成了日本的傀儡。
不过，1935年时的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五年后的演变。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无疑这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上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刀光剑影中他们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汪精卫心中一直笼罩着屈居第二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回到1935年。此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林森。这位国民党元老，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无论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或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都低调应对，以散淡风格求得彼此相安无事。
《时代》记者显然深谙南京政界的微妙之处，因此，当封面人物汪精卫在他们笔下出场时，是从林森和蒋介石开始，还特别配发了一幅林森的照片：
在南京，中国主席受人尊重，行止别致。林森主席蓄着现已少见的长须，颇具中国老派文人的风度。他冷静，有主见，喜怒不形于色。他代表的是老派中国。1929年周游世界时，他婉转而固执地谢绝海外华人的盛情款待。他说：“1929年日子很艰难，当许多人正在挨饿时，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大摆宴席上。”
南京新修一座富丽堂皇的“白宫”，但林先生却低调地另租地方住。他大概觉得，这座白宫最好归南京政府的真正掌权人蒋介石委员长用。委员长却也作出姿态说自己不是主席。政府每隔数月就宣称一次共产党军队“几乎被消灭”，但在上周，就是他们又给委员长带来很大麻烦，一名澳大利亚籍传教士被杀，结果委员长不得不亲自挂帅前去讨伐。留守南京主政的是中国多才多艺、卓越超群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先生。如今，他担负起与日本秘密谈判的重任……(《时代》，1935年3月18日)
“多才多艺、卓越超群”，这样的溢美之词，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内外舆论界对主政的汪精卫才能的厚望。
《时代》叙述汪精卫当年图谋刺杀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故事：
与大部分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不同，汪院长的文化修养来自法国文学(他不懂英语)，通常称自己是“亨利·汪”。1903年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开始追随孙博士。1909年，他赶到北京，大胆地试图暗杀当时中国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是小皇帝的父亲，而这位小皇帝正是目前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这个刺客：“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他机敏地回答：“原因很多。你要是同意，我会写出来的。”
清朝法庭已经衰败，胆大妄为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载沣的大罪而处决，反而允许大胆的汪洋洋洒洒地予以陈述，摄政王也颇为欣赏，结果汪只被判终身监禁。不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释放出狱。(《时代》，
1935年3月18日)
在《时代》的描述中，汪精卫与有古典遗风的林森明显不同，他是一个擅长鼓动的“街头演讲者”：
汪院长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完全是中国新派的风格，与老派的林主席迥然相异。以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两人之中汪院长所受教育要好得多，与林主席相比，他更像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年轻街头演讲者。
最近十年，是擅长即兴演讲和富有煽动性的街头演讲者耀眼夺目的十年，因此，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能胜任院长之位的人选。首先，人们不仅认为他遵循着中国已故的、被称为圣人的孙逸仙博士的遗愿，还认为可能就是他起草了这一政治遗嘱，在病榻前念给孙博士听，随后请其签名。
孙圣人的遗愿明显具有亲共倾向，要求中国与苏联、德国合作，希望继续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未预见到德国会出现希特勒。上周，德国著名将领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离开中国，在他的指导下，蒋大元帅的军队变得强大而有力。冯·西克特走后，留了一名德国军官作为他的继任者，但日本却拚伞向汪院长兼外交部长施压，要他不用德国人，而任命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军事顾问。(《时代》1935年3月18日)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须(whalebone)——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上周，急于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了解汪的经历即可得出结论，他至少如同鲸须。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外交部次长许谟去年恰到好处地这样归纳汪的执政哲学：偌大的中国可以大胆地与小日本冒险赌一把，因为“最终中国不会输!”……
在孙圣人的信徒中，汪先生最倾向共产党，因此，当由孙创造的南京政府后来放弃共产主义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汪先生反应曾相当激烈。(见《时代》杂志1927年4月25日)
隔上一年两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拿出一笔钱，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现在，这位院长对德国有好感，他的儿子正在海德堡留学。1932年，当委员长恼羞成怒时，“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在数周时间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就丈夫的未来讨价还价。人们估计，此时逃亡的汪可能认为，就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老顽固，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他又是个胆小鬼。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突然回来，再任旧职——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时代》，1935年3月18日)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八个月后，1935年11月，就将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
谁能想到，一个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主政者，转眼间就跌落于一片诅咒声中，并将继续朝黑暗的远处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二十世纪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2 南京的刺杀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的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说：“哪怕日本能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时代》说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即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在互联网上我搜寻到林思云先生的长文《真实的汪精卫》，其中写道：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呜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呜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真实的汪精卫》)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逐步公开和激化。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由此可见，有的书称汪精卫“一贯主张对日妥协”(《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并不准确。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完全弯曲了，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当时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主政位置，毫无疑问，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这大概让他感到稍许宽慰。七十年后，后人在编选这一年的图志时，用《1934：沉寂之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作为书名，或许可作为佐证。
显然，汪精卫有信心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
已经侵吞东北三年的日本，此时，也向中国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汪精卫(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做出了积极反应：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
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真实的汪精卫》)
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从刊物的报道看，东北沦陷随着“满洲国”的成立，似乎已不在考察问题的范围之内了，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则是在世界大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如何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如何在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寻找有力的支持。关于这一世界经济背景，《
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明确而简略的论述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86页)
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在《时代》关于汪精卫的报道中得到印证：
目前，日本对蒋委员长和汪院长所施加的压力，首先是东京在试探，看看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财政崩溃，或者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这位长着猫头鹰眼睛的孔子后裔，能够做到的只是再贷款一亿美元。见中国已陷入困境，日本遂提出减轻债务的建议，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应该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
在上海的中国高层人士透露了日本提出的缓和条件：
1．中国完全停止煽动抗日，而发动促进中日谅解的民众运动。
2．日本提供贷款帮助中国应对财政困难。
3．聘请日本人担任金融、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顾问，取代其他国家的顾问，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
此类条件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之中，而汪院长采取的措施几乎是让中国政府的鲸须完全弯曲了。(《时代》，1935年3月18日)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卫的“鲸须”彻底地弯曲了。
弯曲了的“鲸须汪”成了众矢之的。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政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精卫于8月8日提出辞职，但被蒋介石挽留。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
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实的汪精卫》)
行刺的孙凤鸣的公开身份是晨光通讯社记者，他在受伤后第二天去世。汪精卫却没有被刺死，只是受伤，除背部那颗子弹留在体内外，另外两颗取了出来。
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接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离开了南京，又一次前往欧洲，在远离漩涡中心的地方疗养。曾听人这样说过：“汪精卫还不如在这次遇刺中死去，他就不会走到成为大汉奸的那一步。那么，对他的评说也就大大不同了。”然而，历史无法如此假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又回到了国内，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重返政坛，他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而他的对日态度与蒋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冯玉祥这样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在那里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4--95页)
同一年，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从重庆潜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轰动世界的“艳电”，继续着1935年的对日主和政策；再过一年多，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出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他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走到了被民众唾骂的幽暗处。
孙凤鸣1935年的行刺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留在体内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就医的汪精卫死于名古屋。这一天，距他南京遇刺整整九年；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
“鲸须汪”六十一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3 东亚前线炮声响起
遇刺后辞职的汪清卫，1936年2月离开上海前往欧洲。他的离去为蒋介石走到前台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提供了机会。
汪精卫离去也正当其时。在他遇刺一个月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大游行，抗议正在酝酿的“华北自治”，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日运动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终于第一次公开地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史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和进行
的，为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形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把目光转向国际视野，就不难看到，此时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直接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突变。也就是说，如同过去十多年的情形一样，苏联总是借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和遥控，影响着中国局势的变化。1936年同样如此。而这一点，过去的史书中论述得颇不充分，甚至没有提及。
就在汪精卫即将离开上海时，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上的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是一组人物中的一个，报道的背景是新年伊始在远东中、蒙边界上爆发的苏、日间的军事冲突，而参与军队还有支持苏联的蒙古、支持日本的“满洲国”。于是，这一期的《时代》封面，用了这样一个简洁的概括：“东亚：苏维埃与帝国”，同时出现的人物分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满洲国”的溥仪、中国的蒋介石。
《时代》一开始描述了在远东爆发的苏、日冲突：
落后的、表情死板的蒙古人上个星期突然全副武装，装备上了最新乡；战斗机。在东亚腹地的漫长战线上，他们被认为可将苏联势力与日本帝国的军队隔开，战斗中有上千蒙古步兵和日本装甲车参加……
苏联一直不愿意还击。日本对此也早有观察。然而，最终具有历史性的是，上周，苏联的坦克突然投入反击。这一未曾宣布的战争，是在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每天都可能发生冲突的矛盾紧张之时爆发的。本周，蒙古人，他们的资助者，他们的仇敌日本人，都在这一突然爆发的重大事件中出现。卷入的有四个国家：日本、苏联、中国、满洲国。还可说有第五个：德国。
在莫斯科，苏联官方目前的愤怒分别针对日本和德国。苏联害怕她会渐渐遭到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日德签订的军事同盟秘密协定墨水未干，它受到莫斯科满脸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著名的红军之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不停攻击。
众所周知，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十分出色，独裁者斯大林几个月前就预测日本——感觉德国也会与之站在一起——会不再迟疑地在前线择机进攻，即上周爆发的这种战而不宣的战争。在莫斯科，早有防范的独裁者斯大林，最近邀请表情死板但处事油滑的外蒙古总理和司令官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盛情款待，灌他们伏特加酒，与之密谈，以示友好。(《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联与日本终于发生军事冲突，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无论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这都是一个好消息。甚至可以说，从1931年起，为这一天，中国已经等待了四年多。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许多知识分子，都寄希望于国际组织和西方列强能够出面干涉中、日冲突，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在华利益，它们从来不会轻易容忍日本独吞。然而，中国很快失望了。正在承受经济大萧条痛苦的西方各国，特别是新崛起的美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冲突。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策划成立“满洲国”，除了口头谴责和采取“不承认主义”外，它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中国也曾寄希望苏联出面干涉。但令人失望的是，苏联走得比西方列强更远。美国等国对“满洲国”还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外交口径上还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以及与日本在分割中国利益上的历史恩怨，虽然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指导中共开展武装革命，另一方面却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与“满洲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甚至还撇开主权国家中国，直接与“满洲国”谈判出售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事宜。
学者田保国在论述“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对华关系的变化时，这样写道：
首先，苏联试图以外交手段遏止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向中国人民深表同情的同时，却不敢大声斥责日本的侵略行经。……1931年10月25日，出席中苏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向加拉罕提出苏联能否就“满洲事变”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时，加拉罕当即拒绝，说：苏联报纸已“很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永远也做不到。”为避免日本在中东铁路寻衅，苏联同意铁路局悬挂伪满旗帜，同意伪满在苏联设领事馆，甚至同意日本利用铁路运兵。当这一切仍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时，苏联干脆作出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的决定。……上述可见，苏联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险恶的远东局势，对日本采取息事宁人的姑息外交，必要时不惜出让部分权利来安抚日本，以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第228页)
他的这一论述，可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回忆中找到历史细节的印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占山将军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他曾率先在齐齐哈尔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兵败之后，他和另外几位将军乘火车取道莫斯科前往西欧时，却遇到了不愉快的事：
当时苏联不允许他们下车，中国使馆只好准备了一些中国饭菜送到车上。马将军在黑龙江曾以骗取日军的信任然后狠狠打击日军而闻名，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他的抗日功绩。苏将军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他也抗击过日军，但最后不得不撤退到满洲边境车站。(转引自《一个时代的侧影》，第59页)
夹在德国与日本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苏联，采取这样的立场或许有它的难言之隐，但对中国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当苏联不顾中方抗议，执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谁都清楚，实际上就是出售给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后，中国政府曾与之一度中断外交关系，无论如何，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举动。
几年过去，随着远东前线炮声的响起，中、苏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在1936年年初似乎一下子消失于冰天雪地的硝烟之中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苏联与“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接近于冰点。苏、日军事冲突是否会发展为战争?德国在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现状的严峻与未来局势的悬念，无疑值得世界所有媒体关注：
在满洲国的首都，大雪覆盖的新京，由日本人指挥的康德皇帝的政府，把上周的战斗称为“未经宣布的战争”，似乎已做好准备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下作战。上周，东京的积雪创记录地达到十二英寸，但气温则比新京暖和，不过日本政府却比满洲国政府更感到头上冷飕飕的。这些年来，日本一直虚张声势，而布尔什维克也只是限于偶尔越过边界制造偶发事件，或起草一些外交照会，日本外务省则对之或答复，或根本置之不理。但当上周苏——蒙军队真的开战后，日本战争大臣忽然发现机会来了，向东京的记者说：“苏联红军有一百三十万精锐部队，仅远东军就有二十五万，与日本全部现役军队差不多。”(《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日之间的局势后来并没有进一步恶化，
偶然发生的军事冲突，以苏联获胜、日本暂时停止了前进步伐而结束。苏、日之间似乎平静下来，但硝烟无疑为苏联的远东前景蒙上了阴影。有一个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的强大的德国侧卧身旁，苏联显然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团结的、能够对日本实施有效抵抗的中国，以减轻它的压力，保证它的自身安全。于是，它的对日政策有了根本转变，而一度失望了的中国，重新看到了希望。
写到这里，不由得感慨万分。其实，国与国之间，哪里有绝对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每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对自身实力与国际利害关系的权衡。可惜，看上去异常简单的道理，常常被人们忽略而不予正视。
悲哉!
4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哪里?
——《时代》1936年1月24日在报道苏、日军事冲突时，以这样的设问作为小标题，来叙述封面人物之一的蒋介石：
在上周发生的所有战斗和危机中，中国在哪里?蒋委员长的作用在哪里?目前南京政府的首脑又是谁?
几年以来，蒋委员长一直在努力避免与日本或别的外国敌人对抗，而继续派遣大量军队去全国各地与中国共产党作战。他取得了许多胜利，他的屠刀让数以千计的赤色分子人头落地，就在上周，大城市贵阳打败了强悍的中共萧克将军和贺龙将军的进攻。
在莫斯科，人们从未忘记，是共产党的经费，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以及共产党的鼓动宣传，帮助了蒋介石的崛起。没有他们，或许他不可能成为总司令，征服全中国。他随后反对共产党，抛弃他的非基督徒的原配夫人，与毕业于威尔斯里学院的一位美丽的、在《亚洲》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中国姑娘结婚，他本人也皈依荚以美教派。(《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内战中。
当汪精卫1934、1935年致力于“求和”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放在清剿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内战中。即便中共的中央红军1934年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创，不得不撤离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始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也仍未放松对红军的追击；即便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受到多方势力的猛烈抨击并突然遇刺受伤，不得不辞职而去，蒋介石的外交方针也没有因此马上改变。
中国必须抵抗侵略，不然就无法面对民众的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对此想必十分清楚。但他更坚决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最大的敌人，必须彻底剿灭之。“攘外必先安内”——在他那里，是无法更改的国策。于是，在坚决反共这一点上，蒋介石与侵略中国、威胁他的统治的日本，实在是又有共同语言。
因此，当苏、日爆发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是否会与苏联重归于好，其反共国策是否随之改变，必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直到《时代》把蒋介石放在封面上的时候，外界还没有看到他的变化迹象：
日本正在进行的一场战斗，也是针对共产主义，这正是蒋介石委员长多年来所进行的战斗。在苏联军队与帝国军队、南京政府及蒋委员长之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事业依靠于右翼而非左翼。右翼的主要方面一般属于日本帝国。另一方面，有不少日本人认为，在最近的突发事件中，蒋委员长如认为可以得到苏军支援进行战斗，那么他可能是完全改变立场，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上周中国政府在东亚日、俄之间的大战中并未发挥作为，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已经与东京互派新的外交使节，相信彼此都为之满意。具有中国式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中国学生代表团高喊抗日，燃烧起中国的激进主义，最近却受到蒋委员长的怒斥：
“你们既然说要打仗，那就参军去!”
如果他们参加蒋的军队，这些学生最有可能是被派去对付共产党，极少有机会去与日本帝国打仗。(《时代》，1936年1月24日)
“对付共产党”——这正是蒋介石几年来的主要行动。独裁者(Dictator)——这一专用名词也成了《时代》对蒋的称谓：
当然，过去五年里蒋的最成功的战斗，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
独裁者当时认为不可能战胜日本，故放弃与日本对抗，转而调遣大批军队围剿共产党军队。……1934年，中国造反的共产党大批军队在江西被蒋清剿，委员长的军官等候命令，他们信心十足地向他保证，如果采取措施将红军赶到“海里去”，即南面的海岸地带，他们在那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消灭。
共产党却没有被赶到海里去。他们逐步撤向内地，在独裁者军队的紧紧追赶下，行程两千英里，穿越七个省份，一直走到他们现在所在的甘肃，他们没有被消灭。这些省份，过去大部分统治者都不听从独裁者蒋的指挥，但在受到红军的攻打之后，他们感到恐慌，于是开始欢迎蒋的军队，虽然并不情愿。
日本一直对中国有猜疑。上周，东京的评论家发表评论，认为独裁者蒋如果最近与独裁者斯大林签订了苏中军事援助的秘密协定，那么他就会加强其目前的强大防线。此点尚无证实，但日本人很久以来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穿越七个省的大撤退过程中，是在“给蒋的军队带路”，这肯定是根据莫斯科和南京之间的秘密协定在行事。中国也相当怀疑日本和德国也签订了军事援助的秘密协定。(《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与此同时，《时代》也注意到了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所采取的与蒋介石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的做法：
共产主义在穷苦阶层中煽动对中国人的威胁，是官方新闻检查官严厉禁止的话题。上周，一位中国著名的领导人、保守的“模范督军”、北京西南方向的山西省的阎锡山元帅，就此问题明确表达看法。温和的省长注意到并一直敦促南京的委员长，考虑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将每个村庄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有能力的村民。这一简明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每攻下一座村庄后所宣传的主张，并在此之前，先把地主杀掉。阎元帅采取的方式是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强迫他们以土地来购买为期十五年的政府公债，在十五年里，它也许值钱，也许分文不值。
这位阎大元帅说：“我的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传播到我的山西省。共产党的军队现在聚集在陕西，就靠着我的边界上。他们许诺分给农民土地。如果我们开展我所建议的这一改革，在共产党进入山西之前，我的省里的农民就会已经非常满足，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来促使他们参战，抵御进攻，保卫家园。”(《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解冻”中。
苏、日关系恶化，最终爆发军事冲突，的确为蒋介石提供了改变国策、避免重蹈汪精卫覆辙的可能。恰如上面《时代》报道中所提到的兰些日本人担心的一样，蒋介石开始了重新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秘密之旅。
实际上，国、共之间的“解冻”之举，是在
1935年冬天开始启动的。当然，这样的举动当时不可能为外界所知。据相关史书记载，1935年冬，国民党先由宋子文，后由陈立夫主持，寻求和中共的联系。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帮助下，国民党人士与中共北方局的一位领导人周小舟取得了联系，周小舟传达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条件：1．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等。1936年年初，苏、日爆发军事冲突，无疑加快了“解冻”过程，国、共的接触进入到更高级别：
1936年2月，蒋介石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国共自1927年决裂近十年后恢复接触。本月王、邓会谈。邓表示蒋决定与中共谈判，并提出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建议。王明建议同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接触，以便谈判具体条件。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
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毋庸置疑，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引导与推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据史料，1935年7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于是，在1936年，国、共两党之间一次又一次重要的会面、决策在历史场景中出现了。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与蒋介石委派至西北地区指挥“剿匪”的总指挥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此时，延安是张学良的指挥部所在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还在保安。史书一般认为，周、张的会谈是双方的秘密和解，但我更倾向于把它放在国、共开始“解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在强调张学良厌战、反对继续“剿共”的因素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内在影响力。
无论如何，在国、共关系一步步的缓缓解冻中，历史的天平开始向中国红色的西北倾斜。时间将证明，这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倾斜。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屈辱中。
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一直承受着日本军事、外交双重的屈辱，这在世界目光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1936年11月9日，当蒋介石在一年内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时，中国承受的屈辱，是《时代》首先报道的内容：
尽管中国的脸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日本羞辱，蒋委员长没有改变基督教式的左脸挨打后再把右脸送过去的政策。他甚至命令警察驱赶和逮捕成百上千在北平、上海、天津举行抗日游行的中国学生。……仅仅在日方要求下，中国史学家也将反日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时代》，1936年11月9日)
“中国史学家也将反日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时代》的这一说法，事出有因。
正好我搜集到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一是初版本，出版时间为1934年2月；一是第五版，出版时间为1937年6月，对照两个版本，可以看到一些有反日内容的章节在新的版本中被删除了。关于这些删除，实有必要详为介绍。
“小学生文库”的主编为王云五、徐应昶；编辑人有周建人、赵景深等。《东三省》一书由臧启芳、曹树风编。经校勘，与1934年2月的初版相比，1937年6月第五版的《东三省》主要有以下删除：
一、第五章《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第63页至第101页)全部被取消。本章计有以下各节：1．侵略的野心；2．侵略的历史；3．侵略的一般：交通、行政、军事、产业、土地、人口、金融、教育、司法；4．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事变的情况，事变的原因，事变的扩大；5．日制满洲国出现的前后；6．国联处理东三省问题的经过。
二、第七章《青年对于收复东三省应有的认识》(第125页至第136页)全部被取消。本章计有以下各节：1．破除错误心理；2．永远抵抗暴日；3．依靠自己；4．利用环境；5．积极准备收复。
由此可见，一本本来只有一百多页的地理小册子，被删除的有反日内容的章节居然将近五十页。如今，把两个不同版本的《东三省》放在一起，除封面完全一样外，厚薄无论如何也难称为同一本书了。
在被删除的章节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不但国联不可依靠，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是为自己利害着想，对于我国没有爱护的理由。(第129页)
东三省问题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国收复东三省的绝好机会，最主要的是善于应付，得到帮助，好驱除我们的敌人。到那个时节，如果不能利用，机会一经失掉，不但东三省没有收复的希望，要想国家复兴也作不到了!(第131页)
觉悟的青年!快下决心锻炼你们的能力和精神，作收复东三省的准备!现在把一个歌词写在下边，给你们作日常咏唱的资料：
东三省，东三省，／有地肥而广，／产物博且丰；／举世稀有之宝藏，／系我国脉与民命。／强邻窥窃数十年，／九一八，肆吞并，／彼强我弱唤奈何?／卧薪尝胆功夫永。／我们今日小学生，／他日中国主人翁；／主人翁，小学生，莫忘领土东三省!(第133页)
七十年过去了，读到这些被删除的文字，仍让人强烈感受到编写教科书的史学家胸间的痛切、悲愤和激昂!不仅仅如此，让人感怀的还有他们对现实的冷静思考，对世界局势发展前景的准确预测。看到书中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字样及相关分析，不由得对他们的睿智油然起敬。须知，他们是在整个民族承受屈辱时写下这些文字的!
走出屈辱的一天迟早要到来。当1936年11月9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时，世界关注到的正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变化。
5 出 拳
1936年11月9日的《时代》，看到了蒋介石在屈辱中的出拳，少有地以兴奋的笔调渲染中国在外交上对日本做出的反击——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它显然来得太迟，来得远远不够：
目前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消息，令世界观察家们兴趣浓厚地予以关注：中国终于挺起了脊梁，将与日本宣战。在过去六个月里，日本政府已做出明显姿态以缓解其咄咄逼人的好斗。过去两个月里，中国政府则开始表现其令人吃惊的大胆。东京与南京均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从而封锁了远东的这一特大新闻。然而，到了上周，渐为人知的情况是，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委员长，这位最轻量级的拳击手，在他迎来五十大寿之际，为他的国家打出了重量级的一拳，这是中国聪明的出拳，可能会将对手击倒，从而结束了将近十年来南京政府一直奉行的忍受屈辱的政策。
在东京，外务省、军部、贸易部之间一直不和。蒋委员长越是成功地统一中国，购买美国战斗机，悄悄地修筑战壕，日本的战争机器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今年夏天，日本军界急
于挑起新的战争，迫使外务省向南京派出大使川越，中国人十分厌恶他，仅仅几个月前，他在天津任日本领事，四处干涉，公然鼓励日本人、朝鲜人走私，他宣称：“我发现我们有法律把向日本走私货物视为犯罪，但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项日本法律规定日本人或朝鲜人向中国走私是犯罪。”
当川越大使气势汹汹乘坐日本军舰抵达中国时，蒋院长离开了南京，前去争取南方的联合。这下子，日本官员有充分时间来大喊大叫：“没有多的话!如果中国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日本将采取行动!”
让日本大使吃惊的是，当他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将军提出要求时，他遇到了相反的要求——受尽屈辱的中国这些年里从未提出过的要求。中国一种新的精神已经出现。……
更让日本感到难受和吃惊的是，独裁者蒋回到南京后，拒绝与日本大使谈判。他多次接见日本使节，而且非常客气，但他坚持，必须由外交部长张群来处理外交政策和谈判。哑剧一般的外交中，日本的脸被客客气气地抽打了。(《时代》，1936年11月9日)
在外国媒体眼里，几年来总是在日本人面前唯唯诺诺的蒋介石和中国的外交官，这一次少见地表现出强硬态度，以特殊的冷落方式，开始了新的外交策略和风格。看惯了中国以往的屈辱，这无疑是令他们惊奇的变化。难怪《时代》把这称作“中国聪明的出拳”。
其实，在中国，更称得上“出拳”的是正在进行着的绥远抗战。绥远是当年的一个省，辖今呼和浩特、包头及周边地区。1936年6月，内蒙古的德王等在日本的策划下，组成了“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可将此看作年初苏、日军事冲突后的延续。8月，德王的军队向绥远东北进攻，民国政府任命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等率部抵抗，是为“绥远抗战”。
《时代》以欣喜的笔调描述中国外交的出拳，是在1936年11月9日出版的刊物上。就在第二天，1936年11月10日，伪蒙军由百灵庙进犯绥远北部，被傅作义的部队击退。到本月底，在塞外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中，中国军队由防御转向进攻百灵庙，顿时，百灵庙成为整个中国民众为之注目的焦点。11月24日，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全歼日伪军；12月9日，再收复大庙。这一天，距“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好整整一年。史书一般认为，在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绥远抗战是唯一一次中国打赢了的局部抗战。(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书)屈辱中，中国人终于打出了漂亮的一拳。
在蒋介石被选为封面人物的这一期《时代》，绥远抗战刚刚开始，刊物来不及报道，他们的笔墨还是集中在蒋介石近几年的经历，其中不乏溢美之辞：
在承受了五年的忍耐后，蒋走进了1936年，他的脸已被日本抽打得红红的，但他的头脑和意志，已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独立地修建起大量公路，其长度超过了过去三千年的总和。卡车和公共汽车现已通往农村，那里的依旧贫困的农民，可以买到点灯用的煤油，比买汽车票要便宜得多。公共汽车主要由蒋的士兵使用，卡车用以运输食品和物资，以使政府进行防洪和救灾，这曾是几百年一直困扰中国的难题。(《时代》，1936年11月9日)
在上面叙述的历史背景下，仅仅略有变化、主动出拳的蒋介石，被《时代》描述得似乎胸有成竹、前景一片光明。此时，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年满四十九岁，按照中国传统，也是庆贺五十大寿的时候。于是，在《时代》里，我们看到了在南京围绕他的五十寿庆而渲染的特殊气氛，并以“生日炸弹”为小标题，来突出祝寿与准备对日宣战的关系：
在庆贺院长的五十大寿之际，南京举行了最具战争气氛的游行……如果战争可以用宣传画来宣布的话，中国上周就以到处悬挂的巨幅宣传画宣战了。南京的宣传画上，蒋委员长登上长城之巅，手挥中正剑，指挥着中国军队跟随他越过长城向日本占领的满洲国挺进。独裁者的基督教生日蛋糕不是插着五十支蜡烛，而是五十架外国制造的最新式轰炸机，这是中国民众送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苦力捐铜钱，银行家捐银元，祝寿飞机基金募集到大量资金，政府上周希望能够用这笔钱再购买五十架战斗机。南京还流传着一个未证实的消息，称：“蒋已秘密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毒气工厂。日本已经获悉此事。”
国民党全会原定于11月12日在南京召开，以颁布中国新宪法。上个月，这一日期突然延迟至1937年1月3日。由于准备与日开战，蒋委员长已召集中国各地军事长官开会，这些人不再被称．为“军阀”。过去，这些狡猾的人物，总是拒绝前来或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可是，上周独裁者可以夸海口说中国的每个省都响应了他的召唤。几年前已退隐的著名的“基督元帅”冯玉祥，与中国北方的另外三巨头一起出现了：山西的“模范省长”阎锡山将军；前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近年来在中国声名鹊起、受人关注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据南京官员称，他们已向独裁者表示，一旦与日作战，他们将和他站在一起。
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背景下，院长的五十大寿庆典，达到他的经历的高峰，他向友人和同胞发表这样的演讲：“我的政府已经克服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分裂这两个并存的危机。……”(《时代》，1936年11月9日)
从上面的引文看，这或许是蒋介石几年来最为得意的时刻。然而，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料到，他的演讲余音未息，一个月后的12月12日，在屈辱中挣扎数年的少帅张学良“出拳”了——他在西安发动兵谏，把前来责怪他“剿匪”不力的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全部拘捕。
要说“出拳”，这才是1936年中国真正重量级意义上的出拳。它将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1936年12月28日出版的《时代》，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西安事变。这一次，封面人物选择的是日本裕仁天皇，而非西安事变中的主角蒋介石和张学良。画面上，突出的是高耸人云的大炮，在大炮下面走过的裕仁和随从，显得格外不起眼。显然，《时代》在强调虎视眈眈和黩武主义的日本，更焦虑地关注着西安发生的一切，以及可能引发的中国对日本的全面抗战。
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中，首先突出的主角与其说是蒋介石，不如说是宋美龄。报道的开篇就是以“悲痛欲绝”为小标题开始：
数亿人上周都在说到一个最不幸的女人——蒋夫人的名字。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想象独裁者蒋介石的夫人，在南京的豪宅里，如何悲痛欲绝地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绑架者张学良少帅从中国中部的西安播发的广播，称他的部下绑架了蒋，并将中国的独裁者杀死了。
蒋夫人悲痛欲绝的事情，已通过南京官方的新闻审查翻译成英文。此类报道的主要审查官就是蒋夫人自己。独裁者的夫人，是最迷人、最成功的威尔斯理学院的毕业生，过去由她
自己翻译独裁者的演讲。他向她咨询所有事情，也正是她促成他皈依基督教(见《时代》1930年11月3日)。上周，蒋夫人；她的哥哥宋子文——中国的财政之王；她的姐夫孔祥熙——在中国出现可怕的紧急状况之时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东亚的命运。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使世界历史的行程发生对中国不利的转变。那么，他们将采取什么措施呢?
最近，获得南京审查通过的一则报道称，只有日本通讯社在制造“骇人听闻的错误”，说来自西安的广播称独裁者已被打死。南京政府说，绑架者的确发表过广播讲话，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的现代化的电台转播器已经录下了他的真实讲话。在摘引他的话之前，政府称少帅和他的军队是“十足的绑匪”，这反映了政府在其尊严下面所持的对张少帅的态度。……(《时代》，1936年12月28日)
来自西安的消息扑朔迷离。忽而说蒋介石已被杀，忽而说他还活着。在综合了各方消息、传闻后，《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现场情况的叙述。尽管后来对西安事变已有比较系统的和确切的说法，但当年外国媒体的报道，今天来看，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至少，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着历史细节，渲染出事发之时世界为之瞩目的气氛。《时代》写道：
如果这些暗示如实，西安局势的进展大致如下：
在星期六，喜欢泡西安温泉的独裁者，由少帅和他的部下带着更衣入浴，正是这些部下杀死过蒋的卫兵。星期六剩余时间，及星期天、星期一上午，被绑架的独裁者以典型的中国式策略坚持着：他一言不发，表情不变……
在星期一下午，以拒绝单独与人讲话而幸运保全住性命的独裁者开口了——不，是改变了态度。他们的对话，并非与大量赎金有关。显然，张少帅没有说过如果得不到赎金就将独裁者杀死。那无疑是无稽之谈。这两个中国人的地位都极为显赫，权方巨大，几百万元上下的金钱，对于他们不像对温莎公爵那样重要。如果说这是争论，这是两个恺撒之间的争论，一个是征服过中国的蒋，一个是统治过满洲的张，后来他失去了满洲，即现在成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帝国。
独裁者蒋多年来一直玩着冗长的等待游戏，而少帅十四天前作为“赎金”提出的希望南京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公开要求，已引起千百万中国人的共鸣。绑架者宣布的政策迅速传播——哪怕它也许是一个前吸毒者不太聪明的主意——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为它所吸引，甚至独裁者蒋也不例外，他现在知道他再也不能拖延了。(《时代》，1936年12月28日)
南京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应急对策：
根据南京审查过的报道，可以得知独裁者的妻子蒋夫人，不同意她的姐夫、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上个星期处理局势的做法。他紧急调动上万军队，向西安一带包围，并宣称实有紧急调遣军队之必要，因为，中共军队正从内地马不停蹄地向西安集结。这些共产党人的麻烦是，他们被视为不一般的中国人。独裁者的军队曾屠杀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他落到他们手中，他的拒绝回答不会让他们感到棘手的，恐怕早就把他砍了头，或者让他为“一万名牺牲者”而被打得哇哇嚎叫。
蒋夫人显然认为，孔博士派政府军来阻挠共产党军队前往西安，很容易让被绑架者雪上加霜，这样，他反倒会害了她的丈夫，而不是促成独裁者与日本作战。孔博士的不明智还在于，他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上周发表官方广播时这样说到她的丈夫：“我们为蒋委员长的获救而焦虑不安……同时，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人的个人性命不应该成为干扰……西安事态的发展令人悲痛。”
这一讲话，可能被绑架者蒋本人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的最忠实的助手马上向南京的孔博士带来紧急命令，要求立即停止调动军队，而孔博士刚刚发布的命令却是所有军队不得停止进军。这就令南京陷入窘状，从而需要宋子文的才能。著名的宋先生向来有“中国的摩根”之称，上海不少传言说哥哥宋子文与妹妹蒋夫人的关系一向并不十分密切。宋氏家族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有时也会出现摩擦。
独裁者是否拖延了足够长的时间，或相当长，或太长，难以定论。“中国的摩根”处在权衡中国公众舆论、世界舆论和日本局势的较为有利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他的妹妹和妹夫蒋。
据西安最后消息，几乎所有人，包括日本，都努力在绑架事件中保持克制。西安正变成一个论坛。宋先生可望坐飞机前来。有消息说蒋夫人也将飞来。中国北方地方军阀阎锡山元帅已经派来代表，其他地方军阀也纷纷派出“顾问”抵达西安。如果被绑架者蒋还活着，那么他就有了难得的机遇来表现他的卓越才能。(《时代》，1936年12月28日)
日本也在关注着西安事变局势的发展，按照《时代》的说法，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与苏联的联合：
东京本周最大的担心与恐惧，是宋子文先生判断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目前的现状，正是中国进行战争的最佳时机。日本人尊重宋子文的判断，如果他倾向于战争，那么他们肯定会马上听到来自左边的隆隆声。斯大林肯定要回到中国，每时每刻，苏联的轰炸机都有可能从海参崴飞来，在未宣战之前对东京进行轰炸。当年日本在旅顺口对沙皇尼古拉的军队，采取的就是这种不光彩的计谋。(《时代》，1936年12月28日)
张学良石破天惊的出拳!兵谏真相、蒋的生死、局势前景……西安的一切，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乃至整个世界。有谁会想到，1936年的中国会以这样的局面辞旧迎新。
6 目击历史，改变历史
从《时代》的报道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爆发时，没有一位记者——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立即从现场发出消息。诸多现场细节、经过，要等高潮过后才慢慢被披露，被描述。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是亲历者之一。
史沫特莱刚到西安时，在华清池迎宾馆居住。1936年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所有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住到城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内当时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它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进住，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招待所，但被史沫特莱拒绝了。还未等蓝衣社采取下一步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便联合“出拳”了。
12月12日的夜晚，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经历了兵谏过程。她回忆说，她对那天夜晚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开始甚至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
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
史沫特莱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招待所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她听到的声音，显然便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
在亲历了骚乱和抢劫之后，史沫特莱很快就抛去不快和恼怒，沉浸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以上参见《中国的战歌》)
不过，真正亲自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直接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是澳大利亚人端纳(William Donald)。
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顿时也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对象。
1936年12月28日报道西安事变的这期《时代》，选用了端纳的一幅照片。他头戴礼帽，背着手，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颇为悠闲。经过图片处理，周边镂空，只有他的身影。图片有一简洁的说明：“张的端纳。亚洲和平也许掌握在他的手上。”夸大了的表述多少也反映出当时外界对端纳重要性的看法。
关于端纳，《时代》在报道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写到他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与张、蒋二人的特殊关系：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期间，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决定聘请端纳先生，每月支付一千五百金币请他撰写经济公告，其中大部分相当出色。他拥有可能是北平最豪华的住宅，还有用昔日辉煌的庙宇改成的美轮美奂的避暑别墅。他收藏中国工艺品，包括吸鸦片用的各种古老烟具。法国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古巴雪茄，他应有尽有，虽然自己从不抽烟喝酒。
一些年后，中国不再向他支付报酬，端纳靠出租他在北平的房子作为收入，其房客是今日张少帅的花花公子式的弟弟。此位年轻人在不同肤色的女人中间猎艳有术，为公众舆论所唾弃，直到张少帅从沈阳来将这个花花公予驱逐出门。端纳先生心疼地看到他的漂亮房子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不过，张少帅从他那里找到了友情，并延续下来。如今，他们的关系几乎如同父子——或曰如同儿子和严厉教导的大叔。事实的确如此，在张大帅遇难之后，张少帅在北平仍未根除毒瘾，因为他的妻妾们总是偷偷地往医院里送毒品。于是，严厉的大叔端纳转而求助于为人非常善良的中国人宋子文，端纳带张少帅到上海一位公谊会的传教士医生家中，宋先生派士兵守卫，禁止妻妾入内，强制病人戒毒。后来，少帅为了感谢，向公谊会捐款七十万元。接着，他前往意大利，学习驾驶飞机，并陶醉于崇拜墨索里尼。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上周端纳在东亚的重要性，这位有名的猎艳高手，现在脾气变得阴郁，坐着少帅的豪华专机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是否能寻求来一种智慧的、缓和的方式解决危机，决定着中国的全部未来。任何一种意想不到的分裂爆发，都会被日本利用，过去十年间在独裁者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巨大的进步，也将毁于一旦。端纳大叔一直都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但他审慎地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暗示出西安扑朔迷离的局势。(《时代》，1936年12月28日)
从后来其他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端纳在解决整个事件中的经历：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官，也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
转机由此来到。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了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也是经端纳等人的劝说，蒋介石才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斯诺这样说：“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
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从她个人的角度甚至这样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
张学良12月12日的“出拳”石破天惊，同样，他释放蒋介石并执意“负荆请罪”，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又一次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
史沫特莱在西安机场目睹了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这一天是1936年12月25日：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
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部下。史沫特莱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中国的战歌》，第158—159页)
东北军年轻军官的预见，不幸很快被证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直接的代价就是张学良反被蒋介石关押、判刑，叱咤风云十几年的少帅，从此在幽禁的处境中彻底与世隔绝，寂寞地走完一生。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他为何这样做?他的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直到他去世，也永远是个谜。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最大的历史之谜了。
可以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中，来揣摩一下张学良从果断兵谏到执意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大起大落、瞬息万变过程的内心世界，或者说难言之隐。
本文前面写到过，1936年的苏联，对德、日两个军事强国签订军事同盟协定感到恐惧，它希望看到在东方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与日本对抗，以使自己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战略考虑对于自身来说非常现实和英明。可以想象，如果在纳粹德国大举进攻的同时，日本也从东部压来，它将面对多么严峻的危机。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支配下，从西安事变一开始，苏联就主张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促使与南京政府团结的前提下组成统一战线。后来事态的发展，基本上与苏联的思路相吻合。
12月14日，《真理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标题是：“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该报还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对事变本身公开进行指责，特别是对张学良个人进行猛烈抨击。社论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该社论甚至认为，是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策动了事变：“(汪精卫)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在流亡国外期间依然不忘为其主子效力，他……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参见《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第238--239页)
同一天，苏联的《消息报》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其中写道：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相当可观地团结在南京政府的周围……很清楚，无论它(指“西安事变”——引者注)打出什么旗号，提出什么主张来伪装自己，它代表着一种危险，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且也是全中国的危俭。人民统一战线……不应被看作反对南京的阵线，而应当是与南京团结的阵线。(转引自《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第240页)
12月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自满洲事变以来无论直接间接，未曾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立即在西安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西安负责电台广播的史沫特莱写道：
这时，苏俄的官方报纸《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实质上是通知中国共产党人释放蒋委员长，也许苏联政府认为蒋介石比曾经公开勾搭希特勒和日本人的汪精卫可取。但是当时怨恨苏联的冷嘲热讽曾像巨浪般席卷了整个西安城。(《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在我看来，对于张学良来说，把西安事变说成是汪精卫的策动，把他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恐怕是他感情上最难接受的。“不抵抗主义”、东北沦陷，五年前的一幕已经使他背上了“卖国”的罪名；无休止地“剿匪”，也使原本实力强大的东北军日趋衰微……他要自救，也要救民族与国家，他绝对不愿意再朝历史的幽暗处往前走一步、半步，更害怕与汪精卫有半点相同之处。他的性格、智慧、经验、能力等，都使他远不能从容地应对兵谏突然发生之后的复杂局面。在只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向世人证明自己一身清白，与汪精卫毫无关联，要想证明他不反对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恐怕就是释放蒋介石，并以“负荆请罪”的方式走进南京。
依张学良对蒋介石性格的了解，对兵谏性质的了解，他对自己将受到蒋的惩罚怎么可能会没有预见呢?但是，对于他，一个三十几岁的少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道还有别的更好选择吗?我想不出。因此，当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离开西安时，我想他一定有“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冲动。
西安事变的历史帷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不同的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行动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三个月时间里，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
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斯诺文集》(2)，第397页)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政治格局了。对抗多年的国、共两党，终于公开和解，就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开始了谈判。史沫特莱的概括则更有历史感：
“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中国的战歌》，第160页)
1937年的中国走来了。
完稿于2005年11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苦笑录》，陈公博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田保国著，济南出版社，1999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一个时代的侧影》，陈小卿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
西行漫记》[载《斯诺文集》(2)］，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张功臣著，新华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