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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饶而又宁静的“巴拿马海滩”社区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的贝县。1991年5月30日早上9点左右，18岁的詹尼弗走进父母的房间去叫她的母亲凯，却发现她毫无反应。她慌忙给身为佛罗里达州法医的父亲塞波思打电话，父亲劝她保持镇静并表示马上返回。急救人员和法医办公室派出的医生迅速赶往事发地点，但是回天乏术。死者凯今年52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医生在现场宣布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死者的丈夫塞波思是位法医，他匆匆赶回家中，并要求把尸体直接送往殡仪馆。第二天，佛罗里达州执法部人员接到一个匿名的举报电话，举报者对凯的死亡和塞波思的举动提出了疑问，警官斯科特同意开始把塞波思列为怀疑对象。
       案件的疑点在于，死者生前身体一向很健康，而身为法医的塞波思却并没有检查尸体，而且他没有拨打911电话，警方闻讯而来后，塞波思的助手反而要求警方离开。塞波思应该清楚，所有无人在场的死亡事件都要进行尸检的手续。
       调查人员就此询问了塞波思，以了解他不照章办事的原因。塞波思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当时有点心烦意乱，我、我……”他显得非常烦躁，思绪混乱，似乎妻子的死亡让他很难接受。在凯临死的前一晚，他们在外面就餐：“我们一起喝酒，玩得很开心……后来她说感觉有一点不舒服，胸口疼得厉害……”凌晨四点左右，凯叫醒了丈夫，说呼吸困难，一吸气就疼，胸部和左肩疼得厉害。塞波思到卫生间拿注射器，给她抽血化验，因为凯“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家族病史”，塞波思打算抽取一些血液，以便第二天早上化验使用。但他说自己笨手笨脚，在经过两次尝试之后便放弃了，于是凯又睡着了。
       塞波思医生说他第二天早上向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想询问她的情况，但始终没有人接听。斯科特侦探希望塞波思出示注射器，他却声称，注射器针头在第二天早上随同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了。
       塞波思医生提供的所有信息，以及他对针头的处理方式都让警察困惑不已。作为一名法医，他怎么会把注射器针头连同家里的垃圾一起扔到路边的垃圾桶里呢？这些异常的举动在侦探们的心中敲响了警钟，他们决定进一步调查凯的病史。但结果却和塞波思反映的截然不同：凯并没有心脏病或糖尿病病史。“我们收集了凯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档案，根据这些档案记录，我们从中没有发现她患有任何类型的疾病”——塞波思法医蓄意伪造了妻子的病史。
       凯的尸体被迅速送往位于彭沙科拉城的独立法医办公室。外部检查结果显示死者的右臂上有两个明显的针孔，这和塞波思医生所说的曾经两次试图从她身上抽取血液的情况相符。但这也可能意味着他给凯注入了某种药物。针孔的附近有鲜血流出，这表明针刺的行为发生在她死亡前。
       调查人员准备继续进行毒物学和基本组织学检测，心脏被作为内部器官的检查重点，但结果显示，死者的所有器官都很健康。侦探加里始终无法对凯的突然死亡给出合理的解释。尸体的样本被送往戴德县法医办公室接受毒物学家的检验，但他们面临一个巨大考验：尸体经过了防腐处理――很可能已经严重破坏了注入其体内的药物或毒物的痕迹。不出所料，结果令人非常失望，检测结果没有为警方的怀疑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
       调查人员把目光转向了死者的子女。塞波思的女儿坚称父母的关系非常好，母亲看上去很正常，父亲也非常关心家人，她甚至承认母亲有家族病史。死者的女儿最后见到凯，是在她死亡的前一晚。她的父母回来的时候，看上去非常高兴，心情不错，她还和妈妈聊了一会儿。女儿不相信母亲的死和父亲有关。调查工作变得一筹莫展。警方别无选择，只好归还了死者的遗体，运往她的家乡爱荷华州。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他们重新整理了卷宗，以期找出被忽略的疑点。通过电信公司提供的通话记录，调查人员发现，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塞波思频繁拨打着一个固定电话，有140多次。在事发的当天早上也有两次这样的记录。经过检查，这个固定电话是塞波思过去的实验室同事的。在调查人员的努力下，她最终承认自己和塞波思关系密切，但她坚决不相信塞波思会谋杀妻子。
       握住这一丝线索，警方把组织样本送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威洛格罗夫国家医疗服务实验室――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最先进的刑侦实验室。著名毒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同意介入案件调查。在尸检报告中，他发现了潜在的线索：“为什么有钾元素？”死者的眼内液体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钾元素里面还搀杂着其他一些元素。人体自身的钾元素含量水平比较低，如果向人体注入大量钾元素，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红血球中的钾和铁的含量相等，而在死者身体的一些关键部位，钾元素与铁元素的比例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毒物学家弗雷德里克说：“肯定有人向死者体内注入了钾元素，而这正是导致她死亡的一个原因。”这一发现为凯的非正常死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为了证实这一切，必须从死者身上获得额外样本。这的确很难，因为凯的遗体已经在爱荷华州安葬，州法律规定他们只有征得她家人的同意才能开棺验尸。
       “这不可能！”塞波思医生坚称自己对事实真相毫无隐瞒，并一口拒绝了警方的验尸要求。为了避免这起案件就此不了了之，警方向佛罗里达州司法长官哈里求助，后者同意对这起案件提起公诉。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就遇到了难题：辩护方对唯一能够证明谋杀的证据提出了疑问，人体本身就含有钾元素，如果没有额外样本，就不足以证明死者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钾。
       人体死亡的时候，红血球会大量分解，这导致大量的钾元素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学术界对此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人体被注射了钾元素，除非马上进行检测，否则体内的钾元素和人体本身含有的钾元素根本无法分辨。虽然法庭已经做出无罪的结论，但警方仍坚信塞波思谋杀了妻子。要证明塞波思是凶手，他们必须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否则这只是推断。由于科学技术的水平所限，凯的尸体在此时沉默不语。
       这起1991年发生的凯被杀案，在历经数年之后仍然是个谜团。根据毒物学家的检测，佛罗里达警方对塞波思利用致命剂量钾元素谋杀妻子一事深信不疑。但法庭对这些证据却不置可否。另外特约检察员哈里对死者丈夫，也就是法医塞波思有关凯死于心脏病的证词也表示怀疑：“在尸检过程中，我们对死者的心脏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病的迹象。而且根据我们掌握的所有间接证据，也没有发现引起死亡的真正原因。”
       1997年2月，警方正式签发了对塞波思的逮捕令。他这时已经退休并且和那位关系暧昧的前同事结婚了。塞波思对警方的行为提出抗议，在考虑到健康等因素后，他交纳了30万美元的保释金，并同意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后获得了保释。除了会见律师和去教堂外，他不能擅自离开。
       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特约检察员积极进行准备，他们又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在凯死后的数年里，宾夕法尼亚州威洛格罗夫国家医疗服务实验室的毒物学家们发明了一些全新的刑侦检测方法，使检测水平得到了提高。
       由于尸体的组织和器官完全都经过处理并处于冷冻状态，这些样本在保存许多年后仍然完好无损。伯尔德医生首先要确定样本中的致命药物成分——一定存在某些药物，可以导致人体内钾元素含量升高。
       伯尔德医生利用“四极飞行时间质谱仪”对组织样本进行检测。这种仪器具有分子显微镜的功能。样本上的所有分子都被分离开来，每个分子再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利用这种先进复杂的检测设备测出微粒的重量，再把样本的分子重量和已知药物的分子重量进行比较。
       通过对凯的肾脏样本进行化验分析，结果表明里面含有致命的药物——琥珀酰胆碱。如果把琥珀酰胆碱和其他麻醉药物注入体内，这个人全身牵动四肢运动的肌肉甚至包括对呼吸至关重要的横隔膜都会陷入麻痹状态。在冷冻柜中沉默了数年的尸体在这个时候给予了最直接的证词。
       作为医生，塞波思很容易就能得到这种特殊的药物，并运用它来实施谋杀。警方断定，1991年5月30日，在婚外恋的驱使下，同时为了回避高额的离婚费用，塞波思向自己妻子的体内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药物。随后他又凭借自己首席法医的身份来掩盖自己的罪行。2000年1月，法庭宣布塞波思谋杀妻子的罪名成立，佛罗里达州彭沙科拉法院判处塞波思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