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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性的地方，但它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变化的。在近代中国，可以设立几种地域。就经济地理，褚绍唐教授把中国划分十二个分区，即黄河下游区、长江下游区、长江中游区、东南丘陵区、云贵高原区、秦岭四川区、黄土高原区、东北地区、北部高原区、新疆地区、青康藏高原区(《新中国地理》)。
       探讨中国的地域时，要考虑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别问题。沃勒斯坦教授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分为中心、半周边和周边三个地域来分析近现代的世界结构。这个中心和周边的概念在中国可以适用么?当然，沃勒斯坦提出的理论是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对半封建社会或半资本主义的近代中国不可能直接适用。但是，我认为把中国分为中心和周边的分析方法还是有效的。这里，我用“中间地带”代替“半周边”，分析探讨一下近代中国的地域差别。
       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随着历史演变而进行移动，即北京、南京、重庆，最后是南京。关于经济，十九世纪后半期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四大广域商业圈，这些商业圈的中心是大连、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所以这个时期，中国有多个经济中心。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上海成长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周边离中心地区很远，政治上维持着事实上的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经济上跟中心的联系很少，而经济水平非常落后。典型的周边是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即清朝政府设藩的地方。在中心和周边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横亘。中间地带跟中央的交通比较方便，在政治上是中心比较容易支配的地方。由于较早地被编入广域商业圈，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并且，各个地域里也有中心、中间地带和周边的区别。所以，近代中国的中心和周边的关系形成了多层结构。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省份是不是历史性地域的问题。众所周知，省是原来清代正式设立的行政区划的名称，在设立当初不一定是历史性的地域。但是晚清以后，在很多省份形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的经济圈，经济上的统一促进了政治上的结合，并且逐渐形成了广东人、四川人等各省人之间的认同感。所以我想，在晚清以后，很多省份才成了历史性的地域。
       下面，我谈谈云南地域史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云南属于周边还是属于中间地带。第二个问题是云南省什么时候成了历史性的地域。第三个问题是云南内部的中心和周边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四个问题是云南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首先，把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合在一起谈谈。至少到十九世纪末，云南还是属于周边。因为云南是山地的省份，从中心到云南的交通和省内的交通都极其不方便。比如说，昆明与沿海的交通完全依靠人力步行和畜力载运，往返一次要半年时间(《近代昆明城市史》，19—20页)。从唐代到宋代统治云南西部的大国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首都处于大理。一二七六年，元朝建立了云南行中书省，把云南省的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昆明。清朝沿袭明制，仍以昆明为省会。但是，不能说那时候的昆明是云南省的经济中心，省西部的经济中心还在大理。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蒙自等三海关开设，改变了云南的封闭状态。云南省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省内的贸易也很发达，以昆明为起点的马帮贸易三大干线形成了。在昆明等城市，邮政、电信、电话开始配备，近代工业初步形成。这样，由于商业、交通、通信的发达，玉溪、蒙自、下关、昭通等交易城市在经济上联合了昆明，云南逐渐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省内统一市场。除了经济的发达以外，由于新式学校和军事制度的成立，昆明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而在知识分子、军人、大商人等云南省人里“云南为云南人之云南”的认同感也形成了。所以，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云南省才成了历史性的地域。
       云南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全国享有盛名。一九一三年以后，统治云南的唐继尧积极介入全国的政治纠纷，展开了向四川、贵州、广西等方面的扩张政策。这样，在政治上，云南越来越强化跟中国中心的联系。
       对民国前半期的云南，一九一○年的滇越铁路的通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这个省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云南的对外贸易飞跃发展。云南的主要输出产品是大锡，最大的输入产品是棉织品，前者经过香港运销欧美，后者也经过香港进入云南，所以到二十年代云南的对外贸易被广东商人和香港商人掌握，云南属于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商业圈。对外贸易的飞跃扩大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随着各种各样的洋货进来，近代商业兴盛，由于铁路的开通，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
       滇越铁路的通车对云南的政治、文化、风俗也带来很大的影响。政治家的往来比以前容易起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利用铁路去外国和国内大城市求学，国内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运入也增加了，由此云南的文化水平提高起来。随着欧美，特别是法国生活方式的流入，在昆明的繁华街出现许多西式或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物，建起了西式餐厅、咖啡馆，有些富人开始穿西服，吃西餐，喝洋酒。
       一九二七年开始的龙云统治时代，云南和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的关系紧密起来了。龙云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另一方面努力维持云南的独立性，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逐渐增加。在经济上，二十年代以前，向云南输入的商品大部分是外国的，但是到三十年代，在国内生产的商品开始占主要地位了。比如说，最重要的输入商品棉纱，主要是在上海生产后直接运入云南的。这样，原来属于华南商业圈的云南逐渐地被编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商业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中国国内，云南的地位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云南成了仅次于四川的第二个重要省份。这个时期，由于沿海地区一些工厂的迁移以及与资源委员会等中央机关的合作，云南经济的发展非常快，由于包括滇缅公路等十几条干线道路的建设，与邻接省的交通显著改善，由于西南联合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的迁移和很多知识分子的移住，昆明成了国统区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云南一跃而成了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地域之一。政治上，由于重庆的压力，云南维持半独立的地位越来越困难。国民党的各种组织渗透到云南各地，从一九四一年秋天，龙云最警惕的中央军的进驻也开始了。云南已经不是周边，而是成为中央政府的势力所能及的地方。
       关于云南内部的中心和周边的问题，以及来云南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以龙云地方政权为例来说明。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民族的独立和国民国家的建设。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是国民国家建设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的有些地方也有一些现代化的进展。云南是现代化获得了某些成功的典型地方。
       一九二八年，任职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经过三年的内战打败了省内反对派，统一了云南。而一九三一年，他连续粉碎了两次倒龙政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从这一年起，龙云为了建设“新云南”，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比如，整编军队、清理财政、以及教育和民政的改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以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四年，致力于省内的经济建设，在抗日战争前夕其所属企业约十个。它不仅达成了云南的初步工业化，而且改善了省政府的财政。
       领导全省经济委员会的是缪嘉铭，字云台。他一九一三年留学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学矿冶专业。缪云台获得名声的转机是精炼大锡的成功。从一九三○年，他从事精炼大锡的工作，一九三二年组成云南炼锡公司。一九三三年精锡试炼成功，从此，云南炼锡公司之锡即可直接运销国际市场。一九三四年，缪云台被龙云任命为富滇新银行的行长，改善新行的经营。同年，他向省政府建议设立全省经济委员会，获得了龙云的支持。十二月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缪云台担任主持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从这个经历来看，缪云台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在南京国民政府里，有为数不少的技术官僚参与经济建设。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云南那样的边疆地区，也存在着如缪云台这样优秀的技术官僚。缪云台在一九二二年访问北京时，认识了十几年以后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翁文灏，而组织全省经济委员会的时候他参考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组织条例》，所以，云南省政府的经济建设和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有相关性与同时代性。
       第二，龙云政权的民族构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用说，龙云是彝族的上层人物，他的彝族民族意识较重，同情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但是，另一方面，他是儒家的信奉者，生活作风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士绅的形象。据说，他的民族观无疑受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因此龙云抱有彝族和汉族的两种认同意识。这样复杂的民族意识反映了龙云政权的民族构成。
       龙云政权的支柱是彝族统治集团，特别是彝族官僚在军队中占绝对优势。但同时，龙云任用了有才干的汉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才。比如汉族的缪云台和龚自知，白族的周钟岳等等。概括地说，龙云的统治是由彝族在军队中的优势和汉族官僚在政治上的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的。龙云建设了彝族统治集团和汉族、白族的上层分子之间的协力体制，因此在云南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政权。
       可以说，云南的近代是它成了历史性地域的历史，是从周边到中间地带转化的历史。我认为，云南清末时期成了历史性的地域，而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转化为了中间地带。这个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外因，即三海关设立以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和近代中国中心的吸引力和压力。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从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是云南人民为变革的努力带来了这样大的变化。
       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云南现代化的进展带来了省内一元化支配的强化和均质化。以民族问题为例，它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和汉化的推进。但这里也有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云南，从龙云政权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和汉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非汉族)的上层对还没汉化的少数民族进行的。
       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一般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划了界线。但是，民国时期，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的确存在，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界线还不明确，而少数民族内也有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民国时期云南的少数民族里存在两种类型，即编入“中华的民”的少数民族和还没编入“中华的民”的少数民族。前者的代表是白族和彝族上层。后者一般是住在山地的民族，比如苗族、傈僳族、景颇族等等。因此在云南诸民族里我们可以划两种界线，一种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界线，另一种是汉族及汉化的少数民族和还没汉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界线。我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划了明确的界线，其主要原因是民族识别工作的进展和少数民族内土司等支配层的消灭。
       在近代中国，民国时期是国民国家形成和现代化发展的时代。但是，它不但被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推进，而且也被中间地带和周边推进。龙云时代的云南是周边的现代化的典型。三十年代，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新桂系统治的广西省及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省，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例。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看中央的历史，同时也应该重视地方的历史。这是我们研究地域史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