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六六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在北京女十二中上初中一年级。一个人对自己的中学时代自然应当有美好的记忆，我的中学时代从时间上算差不多被“文革”占满。即便如此，记忆也不都是可怕的，但可怕的记忆确实存在。我有个发现，人的自我保护的天性拒绝回忆所经历的痛苦，而另一种贪图享乐的本能在推波助澜，把不快的回想一股脑推向遗忘之海。时间是最终的杀手，魔鬼终结者，它能杀死神经，丝丝缕缕连结痛苦记忆的神经。
       那么怎么办，就随它去?让与痛苦有关的记忆消失在远去的日子里，让痛苦和欢乐混为一谈，变成一场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糊涂梦，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对痛苦是不是还应该有别的处理方法?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和大家一样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可是昨天也是我的生命。
       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努力地回忆“文革”时期的生活，我发现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些片段的零碎的影像，却没有知觉。就是说有些事情确实发生过，我也记得，可当时的感受不复存在，所有活生生的感情演变成了纯字面的语汇，比如：害怕，恐惧，压抑，痛苦。我不禁诧异，那个被禁止走进教室，只能垂首坐在教室屋檐下的女孩儿是谁?她那么害怕每一天的到来，心口上像揣着一块大石头那么沉重，她的家门口贴着十几米高的大标语，要打倒她的父亲，那女孩儿是我吗?
       天哪，应该是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呢。
       我极力地回想，试图想起那些别的事情，可我感到困难。我发现回忆也是需要条件的，需要身心的应和。而我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可昨天也是我的生命。
       我不由想到了一篇文章，那是我爸爸在“文革”结束若干年后开始写的一篇回忆，没有写完，或者说刚开了个头。我重读了那些文字，这才感到我的神经并没有完全被杀死，在强烈的刺激下还会发出震颤。虽然这篇东西在几年前发表过，但我仍想在此再发表一遍。对我来说这是必要的。以下就是我爸爸的文章：
       天一亮，隔壁人民大学的高音喇叭便叫嚣起来。起先我以为是批斗人，后来渐渐听出是两派在互相咒骂，一阵阵刺耳激昂的辩论，叫骂，从清晨吵到傍晚。我烦恼，又说不出的惧怕，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切都像是针对我来的。尤其一位女高音，又念又喊，声调亢奋且单调，刺人耳鼓。酷热的夏天，本来我在小屋里就很憋闷，现在更加不能忍耐。但是一定要忍耐。我犯了罪，我说不清是什么罪，我却诚心诚意服了罪。这种混沌的感觉像一口无底的陷阱。
       半夜醒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心惊胆战。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会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我不愿叫醒睡着的方瑞和小欢子，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四面是乌黑的海，黑浪滚荡着，时而漂浮起几个没有眼睛、没有面目的人头，发出声声惨叫……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
       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
       白天走在街上，总能看到一群群被押着、被捆绑的人。那些人的脸上涂了一块块的墨迹，有的戴着尖塔一样的帽子，穿着被撕破的衣服，露出血淋淋的伤痕。造反派的小伙子把他们的头一个个揪起来，要这些“十恶不赦的老狗”当街示众。
       街道两旁站着看热闹的人，但是他们也都沉着脸，默不作声，甚至是肃穆。那些大喊口号的造反派是激愤的，也有些洋洋得意。老子把世界都征服了，你们早晚也有被收拾的一天。
       街上的人越沉静，口号喊得越响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队伍后面有时还跟着一队，有高个儿有矮子，有胖有瘦，是革命群众。大家穿着一样的灰黄色的衣服，谁穿得越旧越破就更革命。只有他们胳膊上戴着的红袖标使他们显出一种耀武扬威的意思。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尽可能躲开，我有罪，这是我时刻不能忘的。
       ……内心是多么沮丧啊，又压抑又气愤，但更多的是恍恍惚惚。世界完全翻倒了，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世界。那满墙的大字报，那些横行霸道的红卫兵。我住的院子有许多邻居，我走进院子里，平时与我点头问好的老太太们、叫我“曹爷爷”的孩子们都不理我，因为我是染了麻风病的。最初的打击与悲伤似乎已被木然所代替，可在我心深处我永远不能不痛心。
       回到家里，方瑞正抱着我们的女儿小方子说话。小方子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十三岁的孩子，她见到我喊了一声：爸爸……喊过就转身走开，坐到里屋的床边去了。我看着她流下眼泪。她觉出我在望她，就用袖子擦去泪痕，低下头玩手里的猴皮筋，一拉一松，一拉一松，一会儿就把猴皮筋扔到地上。
       我们家门前有一棵海棠树，春天海棠开花的时候，小方子和她同班的女孩子们边唱边玩跳皮筋，“一二三四五六七，马莲花开二十一……”如今再没有同学，也没有玩耍。晚间方瑞低声告诉我，学校的红卫兵命令小方子每天一早去学校报到，报到之后就在教室外面坐着，不允许走进教室。这是对黑五类采取的办法。红五类还在教室的地上画一个圈，让这些黑五类的孩子一个个走进去，站到圈里。我和小方子说能不能不去。孩子说不行。
       我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斗，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但是孩子不干。她没有心情受任何人的爱抚，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只有小欢子好些，她晚出生几年，还在上小学，因此比她姐姐幸运。还有同学来找她，另外两三个幼儿园时的小朋友也来家里和她玩。几个小姑娘凑在一起，不觉得世上的风暴，还是那样傻乎乎的，红润的小脸常常都在笑，时而还大唱革命歌曲……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这个歌她们觉得很有趣，翻来覆去地唱。
       姐姐冲到小欢子面前：唱什么，讨妈妈说：随她唱吧，她不懂。
       文章到此就断了，再也没有写下去，本子后面是空白。空白突兀而刺眼。在空白处，有些东西浮现而出，我希望能真切地把它们看清，但又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六六年的夏天，在我初一的第二学期，一种新奇莫名的气氛在校园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回想起来那是从墙上的大字报散发而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操场边的墙上，吸引了一拨又一拨人来看。那些大而无当的批判和指责让我又惊异又迷惑，由于它们超出了一个十三岁学生的理解力，我觉得它们和我没有实际的关联。但这种幻觉很快被打破，所有的秩序在顷刻间坍塌，我完全不明白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已经身在其中了。比干枯的荒草更容易点燃的是少年那悸动的心。
       我记起在六六年的六、七月间自己干过的
       一些傻事。我家的院子是中央戏剧学院宿舍，我和院里的孩子们找到了一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一家一户地去偷窥。借夜色掩护我们趴在一扇扇窗下，刺探屋内的活动，金山和孙维世夫妇是我的邻居，那时他们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我们虽是几个毫不知情的孩子，可“文化革命”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你身边的人都可能是坏人，都有罪恶，你生命的意义就是把他们揪出来，打倒。
       金山夫妇家的窗子拉着窗帘，灯光从窗帘里透出，但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于是放大胆子在白天进行监视，捕捉到人在走动，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清，那感觉很像孩子在看一场描写大人的无趣的电影。后来工作组进入了学校，学生们被组织起来护校。那时那句著名的荒诞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没有出世，因此我也参加了护校。护校是什么?就是不上课，用上课的时间在校园里溜来溜去。
       地面上的巡逻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警惕与怀疑，我们就爬上房顶。我在校园最后一排教室的房顶上趴着，密切监视后面胡同里的人家。那是一个小院，有朝南朝西的房子。我耐心地遥望，但毫无动静。终于门开了，一个老太太从北屋走出进了东屋，我一阵兴奋，又等了很久，还是那位老太太，她又从东屋走出回到北屋。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是谁的家了，我爸爸带我到过那院子，是英若诚的家。那个下午直至黄昏，英若诚叔叔和吴世良阿姨始终没有出现。天渐渐暗了，我离开了屋顶。
       “文化革命”要彻底清除的是人们心中的善意，理解与宽容，取而代之的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高三年级一个矮矮胖胖的女生在我的记忆中脱颖而出，她的名字叫丁映秋，后来我知道了她是郭沫若儿子的女朋友。郭世英在“文革”中自杀了，周国平写的关于郭世英的文章里提到过丁映秋。一个时期丁映秋是女十二中的最高领导者，红卫兵司令，具有无上的权威。她高高在上，运筹帷幄，她的眼睛根本看不到我，但她的威慑力却那么直接。她们，红卫兵们，具有统一的外貌，胳膊上戴着大大的红袖章，褪色的黄军装上扎着宽皮带，回想她们我竟然产生这样的联想，想到好莱坞科幻片中的机器人和外星人。她们的红卫兵司令部像高贵的魔窟，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女孩儿个个肩负使命，浑身散发出青春的狠劲。那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世界，那时的我很像鸵鸟，尽可能地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像一个睁眼瞎，不去看那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在我的心底有一个隐隐的愿望，希望她们不存在。
       我们班上也有几个出身好的红卫兵，而大部分都是黑五类。红卫兵禁止黑五类进教室，我们只能听从命令坐在教室外的屋檐下，不许说话不许动。班里有一个女同学非常厉害，每天上学时一想到要见到她我心里就十分沉重。她们有很多重大的活动，抄家啦，斗争会啦，可是她们也总有空闲。那时候我们就倒霉了。有一次她们在教室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不大的圆圈，命令我们围在一旁，她们的目光像探照灯在我们身上搜寻，突然地抬手一指，点到谁谁就得走进圈里，一条腿站立。要记住这不是游戏，我们胆战心惊。还有一次她们让我们学动物叫，猪、狗、猫之类，不伦不类的叫声逗得她们忍不住笑了，有一会儿甚至忘记了我们是她们的敌人。有一个女同学性格腼腆，她叫不出来，哭了。哭是没用的，最后她还是叫了。每一次我都觉得她们的手会点到我头上，那是很可怕的感觉。后来在校庆的日子我见到了那个最厉害的女生，她已是一名医生，工作很出色，没有人提到过去，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且我发觉自己的内心中也确实没有一丝异样的感觉。毕竟我们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但昨天也是我的生命。
       我记得若干次批斗会。一次斗争的是一个初三学生。我还记得她的模样，茂盛的头发编成两根短短的粗辫子，个子很高，眼睛乌黑。斗她的原因是她有两个上中学的哥哥，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反对“文革”和毛主席。这罪名实在太大了，大到我无法想象。我完全无法把台上被斗的女孩儿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以我的记忆，大部分被斗者都低着头，显出垮了的样子，可她不是。这个女生的黑眼睛里透出不屈服的光，让我惊愕，愈发不能理解。她非要抬起头，被人用手打下去她就再抬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了，那时她就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有信仰的人，不然她的态度不可能那么强硬。另一次批斗会斗的是一个高三女生，她的罪名是日本特务。因为她爸爸在日本呆过，而她有一张照片，背面有她自己写的一行字：看，多像一个日本姑娘。我对那女孩儿的眼睛同样记忆深刻，她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在斗争会结束把她从台上押出去时，她走过会场中间的通道，两边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她的口号，她边走边向两旁瞪视，目光闪射着赤裸裸的敌意。我惊异于那敌意的光芒，那强烈的眼神似乎在瞬间把我拉到了她的位置上，以她的目光看待发生的一切。原来我的感官只对周围所发生的事物感受害怕，压抑，难过，从未感到过怀疑，是她把怀疑像刺一样扎到我心里。再一次批斗会，押上台的是红卫兵，高二年级的贺莉。贺莉的爸爸是老红军，部长，她个子高大，皮肤白皙，姿态与众不同，是红卫兵中显眼的人物。这次轮到她挨斗了。那天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死一样的阴郁，那高大白皙的身体那么沉重，像一块浸透水的木头，偶尔她翻起眼睛看看台下，没有任何表情。有人揭发说她和几个要好的男孩儿女孩儿偷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甚至还用流氓形容他们。后来我和贺莉在一起插队，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那时候她曾点着蜡烛，和一个男生在黑屋子里演《奥赛罗》。她坐在田埂上对我讲述她神秘的地下生活，眼神和语调透出无限忧郁。
       被斗争的更多的是老师和学校领导，但由于那是过于平常的事我的记忆十分模糊了。焦校长名叫焦若愚，是个身材小巧的女人，戴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带着自然的卷曲，看上去有点像一只鸟，也让人联想到一件易碎的瓷器。我很难把她的形象和一个老革命联系起来，可她确实是一位老革命。六六年夏天，我常常看到焦校长身上泼满墨汁和浆糊，被押来押去。
       我对地理老师记忆清晰，他被我们叫作王地理。王地理高高个子，梳着蓬松的背头，经常穿一身中式对襟衣，冬天戴着毛线的脖套。第一天给我们上课，他大步走进教室，跨上讲台，一句话也不说，抓起粉笔，抡圆胳膊在黑板上画起来，粉笔噼噼啪啪断成几截落到地下，一只线条生硬的“公鸡”、中国的地形图出现在黑板上。他潇洒地把粉笔随手一扔，两条长胳膊撑住讲台：谁告诉我，这是什么?
       王地理被剃了光头，多次被批斗，我没有参加过他的斗争会，但我看到过他剃光头的模样在眼前一晃而过。那时我自顾不暇，只是心中一惊而已。现在想来他在六六年八月间之所以比其他老师被斗得更惨，是因为以女人的眼光看，他是好看且有吸引力的男人。据说“文革”前曾有高年级女生给他写条子表示爱慕，据说恪守为师之道的他把条子交给了焦校长，据说
       焦校长的反应十分人性化，意思是没什么了不得的，据说在后来残酷的批斗会上他揭发出这件事，成为焦校长的一大罪状。时至今日，什么传言都找不到依据，很难证实，姑妄听之吧。
       六六年的八月过去了，它并没有比任何一年的八月长出一分一秒，九月、十月也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学校里变得空空荡荡，学生们都去大串联了。
       我也串联去了，去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也长了见识。第一次知道了饥饿的滋味，对性有了肤浅的认识。那认识的过程倒也简单，从柳州坐船沿江而下去广州的时候，一对上海学生，一男一女，他们在晚上睡觉时把三等舱里隔开铺位的木板拿开了。我不由为他们担忧，想，男人和女人挨着睡不是要怀孕吗。
       到了六七年，我也是一名红卫兵了，我们同班几个女生自己成立的，名字叫做：赤全球红卫兵。我们也到布店扯了红布，做成宽大的红袖章，把赤全球三个字用黑色的字印在袖章上，我们一天到晚在各个中学的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走动，串来串去，不知所云地谈论，辩论，争吵，写大字报，游行，印传单，办报纸，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忙得深更半夜才回家。我们这些男同学和女同学们，我们不自知地彼此吸引。
       六八年又有了新的变化，运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身外事，而我整天在街上游荡，白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梭，晚上坐公共汽车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男孩儿们的追逐让我乐此不疲。那就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现的那段时光。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七号，十六岁的我和几百名学生坐上一列火车离开了北京，去东北插队……
       也许我还能回忆起很多，我当然能回忆得起来，但似已没有必要。因为更多地涌进脑海的回忆将是关于青春，恋爱，种种的微妙与可爱……而我的本意是回忆痛苦。
       为什么要这样，只回忆痛苦?因为“文革”只能是、绝对是痛苦的，它所带给人的一切绝无欢乐可言。
       那么我所提到的自由与快乐呢?他们不来自“文革”，他们来自生命本身。生命的力量是永远的胜利者，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看，这是真的，人性的觉醒使“文革”终结。
       有时我希望自己能站得更高，更加居高临下，但我时常觉得我在被时光淹没，随潮流翻卷。我的眼光既看不到更远，也看不清过去。也许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不要真被杀死，能始终保持一点清醒，一点警醒，我希望。
       我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可昨天也是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