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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复出的人骑在马上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了。第一次，1927年4月4日；第二次，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他，前两次的出场都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是下野。
       第一次下野，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
       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但仅仅四个月过去，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宁、汉双方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然返回家乡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四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对他的支持，再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的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
       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正好为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提供了机遇。而在此之前，他正为软禁胡汉民一事而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浪潮。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对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忿忿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他的被软禁，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汇聚到了一起。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
       《时代》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动向：
       如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中国脆弱、派别林立的政府上周试图联合起来。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则攻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双方的指责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广州和南京双方发现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一项协定。
       最大的传言是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呆在莫斯科，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时代》很快做了如下报道：
       主席上周释放了前南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三月时他被怀疑对主席不忠而被关押。在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胡汉民与蒋主席相互拥抱，然后立即开始说服他的广东政府的朋友加入南京政府。还有一个对中国的好消息，广东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署成立了一个爱国的联合体，他曾被怀疑倾向赤色阵营。陈先生宣布支持蒋主席：
       “中国的反日抵制运动的结束，取决于日本自身，取决于他们坦率、真诚地确认满洲是中国真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政策，随后中国才会考虑日本所要求的权利和利益。”(《时代》，1931年10月26日)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实际上，表面的联合暂时还不能意味着蒋介石地位的加强。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被动局面。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但蒋介石却在出席开幕式之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开始新的下野之旅。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两个月。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他，势力与地位更加难以撼动。几年的纵横捭阉，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惟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很快锦州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虽名义上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被分割，自身却在分裂、在内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一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发生激战、抢劫、骚乱、惨剧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过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六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那么委员长就要在六十个地区而不是六个地区里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对付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也可以看出，骑在马上的这个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晦暝，在苦难中挣扎。对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满洲国”的成立，还有他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1933年11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又在福建掀起浪潮，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交相呼应，这更令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雪上加霜。 那么，这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对他将意味着什么呢?
       2、他们走进中国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四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十四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二十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诞生地。三十四岁的卢斯急切地要亲眼看看阔别了的中国。
       二十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的理想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战后，美国也超过传统大国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编织着这一梦想。
       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危机。
       卢斯个人的变化同样令人惊奇。1923年他创办的《时代》获得巨大成功，不到十年，已一跃而成为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在美国乃至世界影响显著的新闻周刊，甚至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2年5月7日，卢斯与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他们高兴地碰到了两位旅伴。一位是司徒雷登，他曾是卢斯的父亲在山东传教的同行，现为燕京大学校长；另一位是考古家、自然学家安德鲁斯，他以对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六次探险而闻名，1923年曾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卢斯在甲板上散步，他与安德鲁斯、司徒雷登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和亚洲。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这样记录说：“司徒雷登、卢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到北平后，卢斯曾有机会与胡适等中国学者聚餐，塞夫林豪斯写道：“卢斯如通常一样，不停地向这些学者提出问题，如共和的进步、国际关系等。”“他总是谈话的中心。我很吃惊他熟知如此之多领域的事情。”(参见《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从美国回到中国，作为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四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四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有着政治或家族的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蒋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予他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共产党和日本人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但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很高兴能与宋子文见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联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将证明，宋子文这一次重视卢斯的来访，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他的聪明之处。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美国民间援助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卢斯会见宋子文之后，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然后从汉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卢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产党人：
       他们前去北平。“火车时速从未超过二十五英里。夜幕降临后，我们穿行在山峦之间，这是土匪猖獗的地区，但并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去过莫斯科一段时间，会讲英语。很自然地，他和卢斯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紧张但又礼貌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讨论进行时，我完全被忽略了。”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写到。(《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这位与卢斯同车旅行并敢于公开其背景与经历的共产党人到底是谁，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样的交谈，与行走中国的目击景象交织一起，加深着卢斯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侵；共产党在中国顽强地存在着，国民党正对红色苏区进行围剿。
       几乎与卢斯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在1932年启程前来中国，他是冈瑟·斯坦(GuntherStein)，在以后十二年里，他将先后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伦敦《新闻纪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他回忆初到东方的见闻：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暴政的三千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
       (《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七十多年后，再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摈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荚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二十年后，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故事，几乎成了冷战时期的历史象征。
       显然，中国陷入分裂和内战，是已将东北吞并的日本最愿意看到的。不仅仅如此，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还认为，其实苏联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分裂。她这样写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作为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陷入的困境：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32页)
       韩素音的叙述是否准确尚有待考证，因为同样是共产国际和苏联，1936年在西安事变爆发后，采取的却是极为缓和的立场，促成了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不过，韩素音毕竟为历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中国处在风雨晦暝中。就在这一背景下，同样还是在1932年，另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德国人来到了中国。“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说这话的是奥托·布劳恩，后来，在中央苏区他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国名字——李德。1973年，李德在苏联出版了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虽明显在为自己辩护；且具十分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值得一读。
       抵达中国后，李德先在上海等地活动，1933年秋天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所在地，行前他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抚河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的中心地区。(《中国纪事》，第40页)
       李德踏上了前往中国神秘地区的行程。他这样回忆走进中央苏区的过程：
       在整个旅途，我像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中国纪事》，第43页)
       一个令所有共产党人注目而又陌生的德国人，就这样走进了瑞金。几个月后，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顿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他所拟订的军事防御战略，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蔓延开来，将根本改变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命运。
       3、最后耀眼的亮相
       就在李德刚刚走进瑞金，开始与中央苏区的中共领袖们认识并迅速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至尊地位之际，1933年12月关于封面人物蒋介石的报道，向世界披露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现状和蒋介石1933年9月开始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
       然而，上周蒋委员长却面临着一个紧要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统治真正具有严重威胁的，是已经发展壮大的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控制着富饶的江西及周边约二十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见地图)。他已紧急公开购买多达一万张床位的医院设备，大量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军需品，他分别悬赏八万大洋以取得中共头号将领朱德、二号将领毛泽东的头颅，如果尸体完整赏金则为十万大洋。这两住家喻户晓的中国人曾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南京方面的三十万军队，在蒋本人的指挥下，在该地区集结，准备开始剿共。突然，他召集所有将领和参谋来到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在这个直接面对苏区的地方开会。委员长宣布，他可能会将剿赤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刘峙将军，令其立即赶往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投入战斗。(《时代》，1933年12月11日)
       在1927年年底，《时代》曾报道过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广州暴动，自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子在刊物上几乎消失了。在长达五年的中国报道中，频频出现的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派别的纠纷与争斗、中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从高潮跌入低潮、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中国共产党的踪影，一时还难以进入《时代》的视野。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1931年6月22日的《时代》，在以《新元首》为题报道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中，曾这样写道：
       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国民党第五次大会选举产生。
       直到上周，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蒋的政府承认，共产党军队最近“在江西、湖南、福建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两万政府军”。“许诺者”蒋许诺将派遣二十万军队清剿红军。(《时代》，1931年6月22日)
       毫不奇怪，共产党根据地位于远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偏僻地区，中外记者都很难走进去一看究竟。“苏区”的现状和“剿共”的进展，往往只能根据官方的消息发布，外界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了解也就限于细枝末节，甚至常常是捕风捉影。譬如，称朱德、毛泽东都在国外接受过军事训练，明显有误。朱德曾在欧洲留学，但并非学习军事；毛泽东从未跨出国门半步，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学习过军事。尽管如此，一幅配文章而发表的绘制详细的地图，却多少为世人勾画出了中国内战动荡的范围。
       相比之下，关于“福建事件”的报道就要生动详尽得多：
       福建是上周的最后一个严峻的叛乱地区。这一新的苗头打乱了蒋委员长指挥江西剿共的计划，迫使他召集军事委员会开会。
       上个月，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时代》，11月27日)。上周，福建大胆的造反者敢于宣称，是他们而非南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猛烈抨击蒋委员长，宣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这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殊死保卫上海(参见1932年2月22日等期《时代》)。老牌的十九路军的残部，在招募新兵后战斗力得到加强，将在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它的“智囊人物”——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陈友仁。正是他使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是他迫使蒋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指挥来对付福建。(《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被称为“智囊人物”的陈友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读史书，福建事变的风云人物中常提到的是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出任“福建政府”主席的李济深，而对出任“福建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少有提及。但在《时代》报道中，真正占据中心的焦点人物却是他。
       毫不奇怪，从192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罗尼达的归国华侨陈友仁，就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外国媒体接触最多、报道最多、最感兴趣的对象。1927年大革命期间，作为外交部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分表现出激情、爽快、犀利，为中外媒体一时竞相报道。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流亡苏联，试图成立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关于他和宋庆龄结婚的流言蜚语，更使他成为世界性新闻人物。当他结束流亡于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了每一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1933年12月，骑在马上的蒋介石，仍不得不面对1927年的这个老对手的挑战。
       蒋介石对陈友仁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陈友仁是“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当时，《时代》曾报道了蒋介石发表的攻击陈友仁的谈话。谈话中，蒋甚至把陈称为“外国人”，攻击陈在拿“苏联的钱”。这是颇有意思的一次报道：
       出征之前，蒋主席通过其新闻机构，公开指责他的最聪明的夙敌、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我们奉劝你回到你出生长大的特罗尼达去，回到你的妻儿的怀抱中去，不要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干涉他们的内政。”
       精明的陈出生于特罗尼达，随后前往伦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富有的律师。1926年陈和蒋(现在抨击他的人)是广州的革命战友。两个人都拿俄国人的津贴，但蒋元帅在征服了半个中国(1927年)之后与俄国决裂，陈则没有。在蒋征服中国的战争期间，陈是他的头号宣传鼓动家，以他的“傲慢无礼”、“怪诞言辞”、“华丽辞藻”(蒋攻击陈的语言)为蒋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帮他打赢一次次战斗。
       如今，陈先生回到广州，重新开始1926年的革命。在怪诞的传单上，蒋主席被画成一个想当皇帝的傲慢无礼的形象，古城墙环绕的蒋主席的首都被说成“南京徒有其表”。(《时代》，1931年6月29日)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友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主张对日绝交，未被采纳而辞职。再过两年，他成了福建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现的各派别的暂时统一，如今再起波澜。而在《时代》看来，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重要领袖：
       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的坚强的陈，样子颇像吉卜林扮演的列宁。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达，在伦敦酒吧开始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陈先生也就很少说磕磕巴巴的中文，而是习惯于敲打椅子，脾气暴躁。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发生争执，此后，愤慨之极中他暴跳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独裁者”。
       蒋正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征服了中国。南京方面仍称为“国民政府”。上周，广州政府不仅要求蒋委员长下台，还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重组，给予国民党更多管理国家的权力，人们从中
       看到了陈友仁深不可测的奥妙手腕。由于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的领导人，如陈友仁，都是靠威望而成为政治家。
       南京和北平的政治家是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则几乎均是接近于共产党的激进派。福建的叛乱和广州的呼吁，意味着中国南方的政治家事实上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以粉碎南京政府背后真正的权力中心“宋家王朝”。(《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这里被生动描述的陈友仁，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后辉煌的亮相了。匆匆揭竿而起又未能与中共联合起来的福建革命政府，孤立无援，独自面对中央军的大兵压境。《时代》这样报道蒋介石的调兵遣将：
       七艘军舰连夜运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启程前去从海上攻打造反的军队。在上海的中国城，颁布了战时条令。一趟趟军用专列开往福建前线，委员长从南京派出轰炸机飞往福建，在投掷炸弹的同时，飞机还撒下传单：
       致十九路军
       同志们!
       消灭冒牌的福建政府，不然，南京政府就会将你们彻底消灭!
       蒋委员长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李德回忆说，1933年11月前后，他在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陪同下前往中央红军设在建宁的前线指挥部，和朱德、周恩来等人见面。就在那里，他们得到十九路军即将反蒋抗日的消息：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中国纪事》，第63—64页)
       随后的发展却与李德的回忆所说相反，中共未能与福建方面联手，因而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良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博古等人反对与福建方面结盟，这与李德的回忆完全相反：
       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3页)
       仅仅一个月过去，福建事变轰轰烈烈但又来去匆匆，悲壮的一页翻了过去。马上戎装威风凛凛的蒋介石，在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别的较量中，又一次占了上风。
       福建政府失败后，陈友仁被通缉，遂流亡法国。1938年，他回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逮捕，押至上海。随后，陈友仁拒绝参加汪伪政权，遭到软禁。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据《中华民国史辞典》)陈友仁的身影消失了，但这位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却不应该被淡忘，被忽略。
       其实，应该有一本关于他的书。
       4、千秋惨淡，皇帝一梦
       风雨晦暝中，十九路军瓦解了，陈友仁走了，蔡廷锴走了……
       战火硝烟中，蒋介石又马不停蹄加紧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堡垒林立，步步推进，中央军新的围剿战术，把采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分兵防御战术方针的红军，推向消耗战的困境。随着时间推移，红军最惨烈的失败和大转移，即将开始。
       这时，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却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就是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3月5日，他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三千支步枪，十五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三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五千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尽管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清王朝被推翻，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如同世界其他被废黜的皇室、王室一样，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派兵逐出紫禁城，他携妻妾仆人仓皇逃至天津日租界隐居，曾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1927年，当北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重新浮出水面，接受记者采访。《时代》曾以《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
       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谦恭的青年溥仪，在消失多月之后，上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
       “我们今日在中国所见，除了政局混乱、背叛、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太多腐败将军所致。他们到处都有，进攻、撤退、再进攻——不是为中国，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
       “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一个好皇帝要为臣民着想，是臣民之慈父。我的能力和智慧尚不能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将会有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肯定是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
       当亨利·溥仪上周在天津谈到中国的“腐败将军”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在结盟，以二十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时代》，1927年7月4日)
       所谓谦恭，实则为一种姿态。嘴上说“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但溥仪一直沉迷于恢复清王室的梦想。1924年后虽隐居于天津日租界，溥仪却不甘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过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他梦寐以求的仍是恢复祖业，他不愿意被世人淡忘，他要以各种方式向世人证明他的不容忽视的存在。读《爱新觉罗·溥仪生平大事记(1906年2月7日一1967年10月17日)》，即可见到如下记录：
       1925年10月，溥仪奖赏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助其实行“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溥仪就位统治的“复国”计划。
       1926年9月15日，溥仪接见英军司令官和驻津英国总领事。同时应邀前往彼德斯飞号军舰，与英王四太子乔治会晤并共进晚餐。
       1927年9月4日，溥仪派郑孝胥赴日为复辟奔走。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溥仪发誓报仇。
       1929年10月10日，在溥仪视为“国耻纪念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刻，由远山猛雄引导，携弟妹观看日本小学生运动会，以激发“复国”精神。
       1930年5月12日，陕西大旱，溥仪接见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继而以库存玄狐、貂皮千余张助赈。
       1931年8月，豫、皖、粤、湘、鄂大水灾，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捐出一串珍珠助赈。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但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来，满洲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1931年11月2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为前提的挽留。八天之后，11月10日，他就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抵达营口，同月下旬移居旅顺，住进了日本满铁的大和旅馆，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在几岁时就早早失去祖业的他，终于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契机。
       哪怕是当一个傀儡!
       或许溥仪内心非常明白自己尴尬的处境，但渴望称帝的欲望早已压倒了一切。日本方面最初只想将东北从中国分离，成立一个“满洲国”，委任溥仪担任“执政”，而非如溥仪所设想的帝制，加冕为皇帝。溥仪称，如要他出山，就一定要称帝。日方却不肯让步，在日军司令坂垣征四郎发出最后通牒后，溥仪只能同意先出任“执政”。但在讨价还价后，日方也答应溥仪提出的“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条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一年多过去，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帝。
       溥仪与日本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便这样说到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四十八面鼓，四十八张锣，用玉锤敲打八根长长的硬木板，二十四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极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登极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
       3月1日是登极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伪满宫廷杂忆》，第102－104页)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看作整篇报道的基调。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成为皇帝的经历：
       只有二十八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有两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她的侄子、三十七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其罪名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摆脱满洲老朽们的欺压，方式则是请他们自尽。1908年11月14日，据说慈禧太后的两个侍卫潜进光绪房间，将他杀死。太后挑选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
       老太后等到了小溥仪被裹以黄龙袍，加冕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淳亲王成为摄政王，宣统皇帝被送回去抚养。六岁时，他刚露面，就在广州伟大的刊、逸仙的革命成功之后被废黜。他继续住在紫禁城，由原威海卫海关官员；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试图获得民国政府许诺的四百万元经费，但从未到手。
       1917年，他再度成为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几天后，段琪瑞总理靠日本的资助，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只同意用三十分钟时间来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时代》，1934年3月5日)
       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他不仅未能改变其“工具”的角色，而且处境更为艰难。下面由《时代》讲述的几个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作为三千万满洲人——约十分之一为正宗满族血统——名义上的统治
       者，溥仪的愿望是最好的。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他说：
       “在我的统治下，我祈望上天明示，使我能与周王朝伟大君王们相媲美。不管我们两国政治如何不同，但我保证满洲帝国愿和美国一起，共同努力创造长久和平。”
       “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
       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十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十一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要的外交会见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三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中去一个样，这时心中的惊慌、羞愧、恐惧和难过等心情，都交织在一起。(《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第79-80页)
       溥仪去世于1967年，正是“文革”大动荡之时，过去关照过他的要人们，已自顾不暇，无法顾及他了。据最后为他治疗的张崇信医生的回忆，溥仪最后一次因肾病发作，住进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同病房还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他的记忆力更糟糕，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空尿液后，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溥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也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医生们赶到他跟前，作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此刻，除了李淑贤之外，没有一个亲友在他身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附录，第719页)
       生于末世，死于动乱。曾经三度登基、半生沉迷于皇帝梦的溥仪，在凄凉中离开了人世。他走到了终点。他彻底解脱了。
       5、真相
       欲要历史真相显现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又一个客观、执著而认真的人，潜心于往事，将纷繁紊乱的史实归纳、梳理，从而相对准确、全面地描述历史。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P.Bix)便是这样的人，他所撰写的日本裕仁天皇的传记《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中译本改名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厚重、扎实、客观，把历史的隐秘一层一层地剥落出来。
       参照《真相》一书，再看《时代》当年的相关报道，更加证明当年日本在占领东北，策划建立“满洲国”时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在蒙骗世界。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日本立即向国联承诺撤军。与此同时，他们马上实施在东北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的计划，也就是成立所谓“满洲国”。东北军被赶出沈阳后，退守锦州，准备在那里抵御日军进一步进攻。但日方认定，张学良不可能获胜，不可能回到沈阳。因此，他们声称：“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而这个所谓满洲当局的领导人他们早已确定，他就是溥仪。
       占领沈阳之后，进攻锦州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此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成了轰动世界的又一大新闻，但日本方面却否认轰炸机进行轰炸的真相：
       明显出于外交原因，上周日本政府坚称他们不是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在满洲——中国的一部分——战争行动正在继续。
       日本飞机在京沈铁路上的大虎山轰炸了三列运载中国士兵的火车。
       在东京，军事长官南将军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轰炸机”，解释说是“侦察机”上飞行员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三英尺长的空弹壳”，它们不可能爆炸。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继续做技术性的解释，说是日本“已从满洲撤走了所有战斗机”。
       在轰炸了被撤职的满洲中国长官张学良设在锦州的军事指挥部之后，日本飞机低飞盘旋，撒下解释性传单。文称：“日本皇军一直努力为民众赢得基于正义准则的权利，将清除支持张学良的力量，以及他所任命的锦州政府。皇军正采取果断手段摧毁他的老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清除张学良的影响”的方式，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的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就是肢解中国。《分离运动》——这是《时代》报道这一动态的题目：
       已向国联承诺从满洲撤军的日本，上周撤离了部分士兵，但被激怒的中国人并没有平息。
       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抖动他的白胡子，宣称日本军队对沈阳的“军事占领”已经结束。他解释说，他的士兵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
       中国人指出，日本士兵还“保护”
       着满洲在沈阳的金库。存放着满洲几个最大银行财产的五十个金库，目前由日本人控制和守卫。曼哈顿的国家城市银行沈阳分行有大量银币存放于中国银行的金库中，需要在上周同时运走，分行经理请求日本管理当局允许沈阳的银行开门，但没有被理睬。
       与此同时，在沈阳的中国省政府的官员惊恐万分，已经逃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声很臭的组织，中国人称为“人民维持会”，他们似在策划宣布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其他的分离运动也被披露出来(由日本报纸)，包括哈尔滨、吉林。是日本的战争大臣南将军秘密指挥了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见《时代》，9月28日)上周，他出现在日本内阁面前，小而坚硬的手中挥着一摞电报。据南将军称，哈尔滨的中国公民已热情赞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为这一目的，他们已在张景惠将军的领导下汇集起来。(《时代》，1931年10月12日)
       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轰炸锦州军事行动的直接关系，但世界媒体对此表示怀疑：
       在东京，日本的官员们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南没有下达射击和轰炸的命令，本庄繁将军和他的日本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负责”。
       这一托词让历来与日本关系友好的伦敦《泰晤士报》也感到不可信。“如果承认在沈阳的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国人投降或者大爆发?”(《时代》，1931年10月19日)
       几十年后，比克斯在《真相》一书中则证实了裕仁天皇与轰炸的关系。他写道：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的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的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真相》，第168页)
       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傀儡——伪满洲国政权，裕仁天皇也完全知情。1931年11月6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向天皇报告说：“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持……傀儡政权。”(《真相》第169页)无疑，正是在天皇、军界、外务省共同合作下，“满洲国”在东北酝酿成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负责处理外交纠纷的日本外相币原，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他的表态，关注他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方式、风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传承，寄希望于中日冲突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此，《时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陆军大臣南将军，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而是币原外相。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报道日本策划的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满洲国”的行动时，将之与美国特奥多·罗斯福总统当年鼓动巴拿马独立，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一事进行比较，并预测币原是否会是“日本的罗斯福”：
       日本的罗斯福?在中国本土，上周从满洲传来的分离消息被认为是日本制造的一连串谣言。被本庄繁将军赶出沈阳的张学良元帅，正在疗养但仍在发烧，他在北平的医院病房里宣称：“中国永远不会承认明显是由日本扶植成立的满洲分离政权。”
       在南京、广州、上海，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把满洲与巴拿马联系起来。他们说，当特奥多·罗斯福总统需要哥伦比亚的一部分领土，以开通巴拿马地峡时，就发起了一场分离运动。结果，巴拿马被分离出来。罗斯福总统立即承认其为一个新的、有主权的国家。巴拿马也立即同意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如果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谁又能阻止它随后和日本合并呢?中国的爱国者忧心忡忡，关注着日本的罗斯福。他会不会是日本著名的币原外相呢?(《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把币原称为“日本的罗斯福”，还在于《时代》认为他与特奥多·罗斯福有相像之处：“矮小，敦实，果断。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锐利目光。他长着大胡子，喜欢大笑，与罗斯福颇为相像……”
       按照当年的报道，币原以及外务省属于日本内阁里的“鸽派”。《时代》报道说“币原以主张和平而著称”，曾顶着军方压力，于1928年8月27日促成日本成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的签约国。该条约即凯洛格一白里安条约，要点是条约签署国声明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在日本被称为“不战条约”。可是，条约的签订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步伐。于是，“主张和平”的币原，“九一八事变”后的职责之一是向全世界掩盖真相：
       作为外相，币原尽力在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他向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他说：“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所有公民支持分离运动，可以确信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庄严气氛，这样，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日本都能够充分从中获利。(《时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欢大笑的、声称内阁和天皇对关东军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的币原，曾经一度使国联中各西方列强的外交家们感到可亲而可信，从而对中国外交家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但《真相》一书却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币原：
       (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真相》，第155页)
       (1931年)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真相》，第170页)
       作为外相，币原发挥着个人影响，在世人面前掩盖真相，为日本军队辩护。可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军方攻击。1931年12月11日，币原及他所在的若概内阁辞职，由犬养毅接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币原走了，日本分离东北的行动仍在继续。1932年2月“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1934年3月，“满洲国”易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加冕……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0月，在东久迩内阁辞职之后，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联合国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同意了这一任命。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真相》一书说，自战时的小记国昭和铃木贯太郎内阁以来，币原就一直是“稳健派”的重要候补人，他将继续执行维护日本天皇“国体”的政策，但是会采取减少对抗、更为灵活的方式。
       然而，重新走上执政之路的币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行事方式一样，仍在对历史真相进行新的掩盖和改写：
       东久迩辞职后，币原首相进一步改写历史。194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丈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文件还采用了明显虚假的表述作为正式见解，称天皇一直是一位热爱和平的立宪主义者，对攻击珍珠港实施细节并不知情。
       如果说联合国军事占领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太平洋战争史》轻视了日本对亚洲人民发动的战争，那么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931年起对中国的侵略和1940年开始对东南亚的入侵置于不顾。(《真相》，第416页)
       读到这里，令人无限感慨。把目光从现实向历史延伸，我们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处游荡的修改历史的魅影，其实早在六十年前日本刚刚战败之时，就已经在尘烟弥漫的废墟上闪动了。从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态度里，我们不难看到币原喜重郎所谓稳健、温和方式的背后掩藏的强硬与狡黠。现实与历史竟有如此之连接，悲乎!
       当1945年10月8日币原被任命担任首相，重新走到历史前台时，溥仪已被挺进东北的苏联红军抓获，押送至苏联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大满洲帝国”已不复存在，溥仪重振祖业的梦想，最终永远化成了碎片。
       蒋介石此时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他曾调兵遣将围剿红军，悬赏八万大洋以得到毛泽东的首级，如今，十二年过去，在他面前挺立的却是这个老对手的巨大存在。他不得不与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全称《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国、共两党是否会长期和平共处?中国是否会再次爆发内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利害攸关的现实，他们的目光不能不从世界收回来，集中在中国本身。刚刚战败的日本，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显得淡漠而遥远，中国人无心关注也无力关注了。
       在风雨晦暝中走过的人们，又在向新的风雨晦暝之中走去……
       完稿于2005年9月6日，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Swanberg,huce And His Empire(《卢斯和他的帝国》)，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
       《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英]韩素音，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纪事(1932——1939)》，[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伪满宫廷杂忆》，周君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