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拉诺时间
在电影《反观布宜诺斯艾利斯》中有一个短暂的镜头，火车从两堵高墙之间开来，既荒凉又充满回忆的瞬间，被孤零零嵌在其他镜头之间。我认得那个画面，那辆火车是自北朝南向贝尔格拉诺C线火车站开来的。我差不多每月一次去贝尔格拉诺的阿姆贝尼奥斯街采购中国货。这条街在与胡拉蒙多街交叉处也与通向河汊纵横的美丽风景区提格瑞的铁轨交叉。下火车后过了扳道口，就是所谓的中国城Barriochino：一小段街面上的几家中国饭店、超市、杂货铺而已。左边，即火车所停靠的月台上的大挂钟停了。每一次都显示着同一时间，8点45分。因此给我一种错觉，似乎无论早晚抵达都是在同一时间，贝尔格拉诺时间：一个不动点。时针就像射中靶心的箭，那支与火车同步的箭，从铸铁火车站出发，穿过跑马场、一片片网球场地、废弃的库房和车厢、天桥、游泳池、花园，穿过贫民窟、在两条铁轨间滚动的足球、风中的衰草、尖叫，也穿过广告牌、大片树丛、奔跑的狗的影子、铁栅栏、亲吻以及坐在车上的那个我，在火车停靠的瞬间射中靶心。一个终止在某一刻度的时间，反而提醒了对流逝的时间的注意。它促使我回忆上回，和上回的上回来到这里是什么日子。但根据“贝尔格拉诺时间”(而不是我的手表所示的时间)，我的每一次到来不过是一种重复，几乎在跨出车门的瞬间，我就读出了挂钟上的时刻，那个随意的、逸出时间之流的时刻。事实是：某年某月某日，贝尔格拉诺C线火车站西月台上的挂钟，走至8点45分时停止了。它以逸出时间的方式，让我注意到，或毋宁说主观地确认，挂钟由于不再走动，但又继续挂在那里而从一个有用的物件变成了一件雕塑作品。可能由于月台内侧的墙壁上有一个小神龛的缘故，它多少还带上了宗教色彩。但那儿为什么有一个小神龛呢?挂钟在一个瞬间停止了，停止使这个瞬间变成了永恒。
舞 鞋
法国姑娘，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克里斯黛，从马塞找到一个工作兼旅行的机会来看我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天，下着雨。她睡在我的书房里，起床，喝过咖啡后，时差还未调整过来，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去买一双探戈舞鞋。她不会跳探戈，至少不会跳标准的探戈，买舞鞋当然是为了学习。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那家专卖店的地址，她告诉过我，可惜我把它忘记了。总之，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雨找到了那条街。老板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祖籍意大利，对女顾客知道怎样才够殷勤。他方她介绍了店中所有款式的探戈舞鞋，每一种都很别致，只要尺寸对，似乎对于她都一样合适。老实巴交的克里斯黛，不知道被舞鞋还是被老板的炫目方式弄糊涂了，随便选了一双准备试穿。她坐下来，露出修长而白皙的“玉足”。但就在这个间歇，她得到了跳舞的邀请。音乐声起，老板欠身做出邀舞的动作。于是，在加岱尔忧郁的歌声伴奏下，她赤足在鞋店里翩翩舞蹈起来。 那双舞鞋在地板上，鞋跟像凯旋柱一般高高立起，比圣诞节的巧克力还要精美。
葡萄酒俱乐部
因为认识露茜拉的缘故，老巴勒莫的葡萄酒俱乐部成为我们常去的地方。她是俱乐部创办人的遗孀。第一次是她请我们去，接下来没有她，我们也会自己去，或陪着从法国来作短期讲学的教授、度假的亲戚、朋友一道去。俱乐部内有饭店、葡萄酒工艺展室和探戈小剧场。门厅的玻璃天花板上绘着酒神和采摘葡萄的农妇及少女图案，庭院内有喷泉与青藤垂挂的回廊。你可以坐在喷泉边的露天席间吃饭，也可以到小剧场内点菜，或边喝酒边看演出。里面有吧台，服务员随时会到你的桌边来服务。
每逢礼拜六，老钢琴家萨尔冈和他的乐队“EnVivolv。”固定来俱乐部演奏探戈、米隆加和华尔兹乐曲。乐队除钢琴外，由吉他；簧风琴(Bandoneon)、小提琴、低音提琴组成。墙上就贴着演出招贴画和许多照片，从照片上看那时他们还多么年轻!他们在此演出至少已有二三十年了。观众中上了年纪的票友，常常会随着音乐兴奋地哼唱起来，换曲目时就隔着舞台向演奏者抛去几句开心的玩笑话，那种气氛的亲切随和在南美实在很常见。当地人总喜欢说“删yfamiIiaI”(非常家庭式的)。
萨尔冈已经七十多岁，风度翩翩，戴着圆形眼镜，留着小胡子，干练而清瘦(钢琴家多数都清瘦)。他一弹出《维多利亚旅馆》的第一乐句，听众酌情绪就骚动起来；他的老搭档、吉他手德里奥身穿扎着花领带的白色西装套服,足登白皮鞋，身材肥胖，一副花花公子派头，但指法相当细腻；簧风琴手马尔库尼额头高高的，拉起琴来颇像失意的贵族。弹到得意处，他们会扭头相视一笑，为一个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效果。
露茜拉的儿子圣狄亚哥也有自己的乐队——“蓝桥”，音乐类型则属于新人类主义范畴，融合了安第斯音乐、非洲音乐和印度音乐。演奏方式也很特别，一种印度的弹拨乐器被像中国古琴一样平放着弹奏，创造出古琴那种强弱变化的颤音效果；长短不一的笛子则表现了印第安音乐特有的流动节奏活力。我感觉到他们正在挖掘一种更开阔的表达空间，那是与传统探戈不同的声音。探戈在当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正逐渐成为“旧时代的风流韵事”(柏桦语)。我听过的探戈歌曲演唱者大都是上一代的人，起初以为是偶然所见，后来听得多了，方知人们对这种艺术的喜爱带有明显的怀旧情绪。尽管跳探戈舞的年轻人依然不少，参加米隆加晚会的几乎全都是中老年了。
西方老妇歌
一座花园等在小径的转角处，门边有一面凸面镜，一条可以拉动里面门铃的铜链子。M夫人的客人大部分都已先我们而到，她站在住宅的门廊下迎候我们。作为为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员，M夫人去过亚洲，也可能是这一缘分使她把同我们的认识和交往看作是那次遥远旅行的继续。
我被邀请在一个晚会上朗诵诗歌，在蒙德维得亚街的一个宽敞、通风的地下室里(我记得九三年在布拉格的一次朗诵也是在地下室，点着蜡烛，有一种演出神秘剧的效果)。来了六七十人，大都是退休的老人，女士居多。每个人都请我在分发给他(她)们的诗页上面签字，我受宠若惊，尽管我知道在此作为明星的是汉字而不是我。
M夫人想必足有九十岁了，雍容华贵，不久前摔伤的一条腿还未痊愈，由她的秘书搀扶着站到麦克风前，颤颤巍巍地做了演讲。主题是她的亚洲之旅。那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但她热情洋溢的叙述，很快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恒河或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地区。明净的水田、茶树、大象背上的轿子、丛林里的老虎和天堂鸟。种种当时显得破碎，在记忆中却变得完整的东方事物。还有人，蚁群般的人，肤色幽暗，因为上帝以另外的方式看顾他们，所以与西方人相反，他们更加热爱宿命。
她见过圣雄甘地，这无疑是那次旅行最富传奇色彩的部分。
我们(我和妻子)还荣幸地去过她城里的公
寓。什么样的老人，独自生活在伴随她多年的那些老式家具之间，身上却没有任何在她的年龄上通常都有的腐朽气息。给我们斟上葡萄酒时，她说：“nyaduvin，toutvabien．”我们听她谈漫长人生中遇到的种种奇闻逸事，谈欲望和性。她把阿根廷的现状归结为西方的没落，那时正值“9·11”事件和阿根廷经济危机发生后不久，她毫不掩饰谈吐中流露出的隐忧。我想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老人必定高瞻远瞩。
话题转到了诗歌。她说她喜欢我的那首《水壶》，理由是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东方人看事物的方式。顺便说一下，我的包括《水壶》在内的三首诗就是M夫人请L夫人从法语译成西班牙语的。令我惊讶的是，她说她本人最近写了一首诗，是平生所写第一首诗，灵感来得不迟也不早，所以题目就叫《西方老妇歌》。说实话，这个题目引起了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花园位于北郊小镇的瓦拉斯街11号，房子遮蔽在潮湿的浓荫中，茂密的树木挡住了围墙。沿着甬道漫步，不时会发现一些有浮雕的石头屏风、椅子；一个神龛或一眼竖立着铁支架的古井。浮雕表现庄园生活的景观：一个男人正用肩膀费力推动一个高过他的马车轮，他身后站着奶牛、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和手提圆桶的男人，有一个水罐摆在地上。我想象当M夫人一个人在这巨大的花园里回忆她的先祖时，那马车轮、圆桶、水罐都会发出声音，那些人中的一个会走向她，把一只手轻轻放在她的披肩上。
这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正当初夏，无花果树散发出淡淡的乳香味，高大的金合欢的叶子在午后的微风中柔软地下垂。从花园深处散步回来后，我们在棚顶边缘绕着一圈橙色帷幔的凉亭下喝茶。M夫人戴着一顶草帽，坐在客人们中间。因为新朋友身份，也因为M夫人，客人们的话题就主要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家世和有关中国的一切。
在落日将要以它的金黄涂抹树梢之际，也许是为了满足我的期待，也许告别的时候到了，M夫人用沙哑的嗓门缓缓诵读了那首《西方老妇歌》。我粗陋的翻译尽量保留了她诗中那剔除了悲怆的乐观的调子。
总有一天，香水和梳子都要弃我而去
一个在博物馆中我经常端详的中国花瓶
那令人愉悦的靛青图案
会成为我最后视线中的乐园
在穿越仁慈的上帝的死亡深谷之后
我仍将是同一个阿根廷女人
燃烧着，像火鹤一样
点缀在明媚的山水之间
杂 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散步，漫无目的，走到哪就算哪，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闲逛，也满足于通过视觉接受的种种印象，这种流动的方式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行走着，却并不到哪里去，正如写，并没有一个先在的主题，杨朱伤心哭泣的可南可北的道路正可迷失，正可自我放逐。抵达生活的表层——佩索阿如是说——完全是在无意之间。例如，在某大路口，正当行人为了赶在红灯亮起之前穿过街面，油然产生被催促的匆忙流逝之感，一排排汽车也紧凑地相挨着等待通过，这时，一些男孩或女孩就突然从路边树下窜出，站到斑马线上表演起双手循环抛球的杂技，有的还爬到另一个的肩上，颤颤巍巍地戏耍起来。车重新开动前拥向前去朝车窗里伸手，个个都是那么敏捷。因为假如动作不够快，就将来不及拿到赏钱。这类惊险游戏在很多路口都能见到。若是年纪稍大的，就在头上扎一块漂亮的头巾，玩的是抛沙锤或火棍，难度自然也就更大了。这些停留在生活表层上的瞬间，有时我们不能与之欣然邂逅，难道不是因为感觉有太多的东西在催促，而内心日趋紧张的缘故吗?
马黛茶
一只手握着墨水瓶大小的圆形茶壶，壶中斜插着金属吸管，就到嘴边慢慢啜饮。坐着、躺着、或站着喝，还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喝。在星期天的公园、在橡树或回廊下、在摸三张的牌桌上，甚至在自由市场的货摊前，男男女女一律陶醉于这种神秘的巴拉圭植物的香醇中。我见过一张切·格瓦拉的照片，他就是斜倚着，肘支在床上喝茶的。而户外品茗，实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大景观，街头摆的茶摊也都备有热水瓶，跟在国内所见几无不同。
作为南方人，我虽不精于茶道，然从事茗饮，未尝有一日稍停，忝列茶之瘾君子大概亦不为过。此间人士热衷的马黛茶，精妙何在?与中国茶有什么差别?自然颇感好奇。一日偶翻《植物地理学》，知其含有咖啡碱，所以有提精神、清头目之功效，愈发急欲一试为快了。于是买了茶叶和茶具，回到家中立马操作起来。马黛茶看起来不似中国茶精致，叶如干草，且含细末，盖焙法不同耳。煮茶其实很简单，撮茶叶一把，砂糖若干置壶中，倒入热开水，稍加搅拌即可。果然味道苦而酽香浓郁，口感比云南普洱茶约略重些。国人饮茶并无加糖习惯，但在我闽东家乡，人家待客至今仍以冰糖佐之，所以马黛茶的风味我多少能够品出。饮罢，不禁吟哦起《
诗经》中“谁谓茶苦，其甘如荠”的诗句来。
在阿根廷人中间，若某某把自己正在喝的茶壶递给你，证明你已经算作他的朋友了，茶壶在众人手里传递，喝得脸红耳热，气氛也渐渐热烈起来，饮料你也许不习惯，但那些羊角、白银、皮革、葫芦等各种质地的马黛茶壶的精美，不可能不诱惑你想要拥有一个。每在周末露天市场闲逛，我总是四处寻找，有中意的必欲倾囊，正如见风景佳处便幻想造屋其间一样，常令内子讥笑。葫芦制的茶壶是我所最爱1，表面花花绿绿，若遇刻工精良的，摆在书架上，与斜出其上的银质吸管真可谓相映成趣，斗室乾坤里于是平添了些异国情调了。
废墟和记忆
我读过一本回忆录(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了)，讲述一个由以色列特工人员和被迫害的普通犹太人组成的别动队，秘密潜入阿根廷，活捉纳粹主犯之一艾希曼的真实故事，时间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书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本人即别动队的负责人，并亲自参加了那次行动的全过程。读这本书时的惊心动魄至今记忆犹新。艾希曼，那个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他埋名隐姓，通过连续搬家、不让子女与任何人接近的方式避免走漏风声。似乎预感到末日已近，当他被几个汉子忽然从身后架住并按倒在车内时，竟然非常识时务地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一下。他马上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在公开审判以前，阿根廷情报部门始终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那架前来参加国际盛会的飞机上坐着的是清一色的不速之客、焚尸炉的幸存者和自愿复仇者。
位于Arroyo街的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1990年被炸毁，现在，原先建筑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一个小广场，隔壁建筑的墙上有一个圆柱柱头的花饰印痕，看起来像一件浮雕作品，但更加突显了废墟的荒凉，它包含着残酷意味的消逝之美。尤其在夕阳之下，当几个放学的男孩在那儿玩着追逐的游戏，笼子似的铁栅栏里，小树几乎没有长出几片叶子来，某人留在一段
墙基上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你会发现，废墟犹如镜子的碎片，它的叙述是断续的、零散的。而记忆是另一种废墟，同样作为时间作用下的废墟。在事物的关联性中，记忆以不可靠的方式对遗忘的殿堂作出补偿性的说明，这种欲言又止留下的符迹或许就是文学。我从下榻的苏伊巴恰旅馆出来，沿门前斜街往下走几步，对面教堂墙上那个铜铸的纪念性铭文很快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浓 荫
我在自由街1236号那家旧书店寻找初版博尔赫斯的《阿特拉斯》未遇大感失望时，偶然发现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几本书，其中一本照片与文字合辑的书取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奇花异木》，意外地弥补了我的缺憾，因要价奇昂，我买不起；就站在书架前浏览起来。为一座城市的花木撰写一本书，无异于给一个前去参加弥撒的姑娘着上盛装。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夕，我做过一个梦：一个连着缓坡的广场，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树木撑开巨大的树冠。之后来到圣马丁广场，我立即认出了那些梦中的可爱树木。从一家照片洗印店出来，我坐在长椅上，为了能把它们细细观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候是如此适合于植物，几乎每个广场、每条街道都覆盖在细菌般快速繁殖的浓荫之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高大的蓝桉在拉普拉塔河滨公园随处可见，触摸一下它的叶子，余香在手指上经久不散；南美花梨木、金合欢、广玉兰或法国梧桐把盛夏的街道变成了绿色拱廊，任何方向都吸引游入朝它的幽深处走去；蓝花楹的黑枝干开花时节不太被注意，因为满树的花早已喧宾夺主，它们在冬天叶子落尽时看起来才最美；另一种醉树(Paloborra·cho)的主茎像上下细中间粗的酒瓶形状，比印第安人祭祀用的大坛子还要粗大，与属于木棉科的纺锤树颇相似，带刺，花红白两色，且春秋二度开放，那花只需一瞥就会使人感觉微醺，避开不去看是不可能的。《
梁书》记载南亚的顿逊国：“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因未亲验，不能肯定二者是否同属一种，但据说醉树只生长于南美洲，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它受人宠爱，声名赫赫。
声音的细浪
起初我不知道那笛声的意义，它从下面街道的转角传来，竟然是悠扬的，在冬天听起来更显得几分凄清。它升上来，飘忽不定，总是那几个重复的音节，像空气的印章，像细浪。一生中某些时刻，借助于声音，我们会回到另一个时刻，回到从前。在七步，小巷石阶下阉猪人的笛声，现在被这另外的曲调唤起了。他步履如风，甚至有点英雄气概。我离开桌子到窗前去，想看到那个串街走巷的人，那个自行车摆上固定着磨刀石的磨刀人。有时，笛声被抑扬有致的吆喝所取代，只听见唱道：“Afi1ador，AfiIdor……”
某种程度上，我在异乡的写作仿佛是对必定消逝之物所做的挽留，时日，年华，正在到来的此刻，滔滔而逝，没有什么留下，连一点痕迹都没有，这种徒劳无益的努力之所以还在继续，完全是一种惯性作用，而我自己却就像一个空虚的场域，任什么东西从中穿过，一如那笛声穿过整个街区。
为了从事某种精神操练，过一段自愿的闭关生活是有必要的，“间数月出游”实乃消息盈虚之道，而懒慵如我既依赖它，又怀疑起它。有时，我会对霍桑笔下的怪人韦克菲尔德会心一笑。可能正是这种与心跳保持的距离磨砺了我的视听之区。内院里一根断电线被风吹动的沙沙声总是有我不了解的意味吧?它为何悬在那儿?令我想起电影《玻利维亚》中那些随便搭在公共电线上的私人电线；如果我调动想象，邻居的门发出的声音，就会展示另一个室内风景，另一个人的命运；早晨七点，喀刺喀刺的转轴声响起，准是街对面约瑟芬娜咖啡店在开铁门。生活，永远在重复中重新开始。摇铁门的女店主穿上了绿围裙，又要在门外一张一张地摆放桌椅了。稍后一点，遛狗人费劲地牵着二群大小不同，热气蒸腾的宠物，拥拥挤挤地出现在街角，吠叫，引起更多宠物的兴奋，终于响成一片。
早餐后那段时间算是白天里最安静的，如果未熬夜，我将喝着香喷喷的巴西咖啡，等待今天的灵感的惠顾。寂静不也是一种声音吗?在写作的寂静中，太阳的影子移过桌面，而文字是另一种听不见的细浪。偶尔传来的公共汽车刹车的金属声响，并不引起我的反感；内院窗口里某几个公司职员的谈话，听起来那么近，也不会影响我的专注。不知位于哪条街的学校的铃声，适时地提醒我正午已经临近，然后，‘从洪卡街那边，一群放学的女中学生拖着无所谓的懒散步子，用奶声奶气的歌惊飞广场上的鸽子，翅膀碰撞犹如一串爆竹升空。
幽静的深夜，纵使在美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这个异乡人而言，仍然难以排遣卧听的寂寥。街头偶尔响起一对从剧院走回家去的情侣的清越的脚步声，女人把手握在男人手中，口哨是令人愉悦的，像在码头上吹的那种口哨。逢到周末或节庆之夜，晚会的伴奏音乐有时会通宵达旦，有时晚会干脆搬到广场上继续进行。啤酒瓶和易拉罐。摇晃的肩膀。手提式收录机。我们没有被邀请，但实际上已经参加了那不情愿的狂欢。
帕瑞拉街3号
窗外，街心小花园。洪卡街与基多街斜向交叉，形成一个船头形无名广场，我的女神就伫立在由一圈低矮的等边三角形铁栅栏围起的高高的基座上，令我想到希腊人饰在船头的保护神像。可能是在卢浮宫，我见过一些通过想象恢复完整的《米洛的维纳斯》草图，但没有一幅像断臂维纳斯那样投射出残缺之美(这或许也是罗丹砍去巴尔扎克塑像一只手的原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一尊躯体完整的维纳斯塑像不知出自谁之手，我倚窗时，目光总是先被她所吸引。她指尖几乎触到裙袍的皱褶。这个姿势留给我们广阔的想象余地，提示我们一种还原到女神的生活场景中的可能性。比利时画家德尔沃画过一幅《睡着的维纳斯》，女神那光辉的床榻被置于神庙与宫殿之间的广场，引人遐思。一些无眠之夜，我站在窗前望着下面，想象我的女神从石头之身里走出，像梦游者那样，加入路灯下的街头游荡。
租下这间位于五层的寓所，不仅因为它是一幢老建筑，有我喜欢的老式电梯、橡木地板、壁炉，还因为窗外的视野可以拥有三条街。这实在是太奢侈了!内子考虑到我大部分时间在家面壁，除了孩子们各自的房间外，我至少应拥有一间书房，最终是我成全了她的美意。打开客厅的落地窗，外面是一个弧型的、带黑漆铁栏杆的阳台，小广场周围每户人家的阳台几乎都有盆景，与街树一道形成一个绿谷。大城市的主要魅力在于居民区的街道，而不是商业街，生活的秘密是由居民区的窗口展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此一需要而从东面的拉普拉塔河岸与南面的小河岸开始向西北无边无际地蔓延。希腊诗人塞菲里斯把亚历山大港比喻成一件斗篷，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完全适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斗篷下生活，是的，每一个港口人都披着这样一件共同的、看不见的斗篷。
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常取决于注意力的方式，如果你注意到意识对外界的知觉事实上有着蜗牛般的敏感，那么随意的一瞥，就是对街道的透视。38路公共汽车站在基多街这边，车经过圣马丁广场，正好是内子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上班的路线。我写作或阅读的间隙，或在窗边吸烟冥想的片刻，下面露天座位的白桌椅和绿色遮阳伞尽收眼底，读报人小口喝着咖啡，把脚放在无人坐的空椅子上，悠闲自在。有人能够一字不漏地把一张报纸读完，我从来没有做到，如今足以吸引我读完的好书似乎也越来越少了。书，马拉美意义上的书，只存在于片断中。
为了放上一张音乐光碟，或为了让眼睛休息一下，我又回到我常逗留的那扇窗前，点燃一支烟。这时，斜对面的公寓里一个穿工装裤的大汉正抱着一个大花盆出来，门外有两个人站着聊天，其中一个像门卫，另一个穿着红外套的他的熟人，动作夸张地把拉链扯到下巴上方，怕冷似地俯仰着身体；站牌下有几个人在等车，头发秃得只剩下一圈的那个老人右手拿着一本书在读，忽然把头深深低了下去，像腹部剧烈疼痛似的；露天咖啡座上，有人坐着看报，桌上的咖啡杯和小匙迟迟未动，狗就拴在桌下。他们或她们似乎一直就这么坐着，似乎来到后就不再想离开，要无限地坐下去。稍远些，沿着洪卡街，一个扛着一块木板的人正昂头走他自己的路。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常见的那位老太太身上，她不知何时又出现了，坐在长凳上，看人们鱼贯上下车，热天里穿着那身厚厚的黑冬装，老重复着一个动作：把头巾缠上又解下，或脱下鞋子拿在手上往里瞧。她坐在那里仿佛有一个世纪了，仿佛在等人，但等的是谁呢?离家出走的儿子或某个早年的情人?我是永远不得而知了。有一点，即她对街上来往的行人车辆毫无兴趣是肯定无疑的。如此说来她分明不在等任何人，倘若有什么人可等，情况或许就会好些。
洪卡街上的“北方”超市送货员推着垒得高高的货筐的矮平板车走过，是每天都可见到的。还有摇摆着穿过闹市的、送面包的自行车头上那种大篮子，本地人习以为常，对于我却格外赏心悦目。没有导演，没有主角，每个人都是仪式的一部分，交叉而过，互相为道具，这街头上演的戏剧常常只有我一个观众。忽然我心烦意乱起来，似乎看见自己走在人群中间，情绪恶劣，但谁都不曾注意到我。
花店
花之于城市生活的意义正如空气和水，不可想象一座没有花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花店喜欢设在街边人行道上，像书报亭那样，挂在亭外的小塑料桶里插满了各种时鲜花卉，那是名副其实的花亭，所谓争奇斗妍者，为市容增色不少。看着卖花人坐在小桌旁，专心致志地修剪花枝，这城市生活的日常一幕是很动人的。玫瑰，菊，黄菖蒲，天堂鸟花，紫罗兰，百合……甚至还有鸡冠花。这种花实在是很富贵。有人送过一束，插在威尼斯花瓶里，那几天我的目光总是被吸引过去，观赏之余不禁为花名之俗感到可惜。查李渔《闲情偶记》，发现他亦有同感，其文曰：“鸡冠虽肖，然而贱视花容矣，请易其字，曰‘一朵云”’。但“一朵云”毕竟又缺少了一些质感，不如改成“凤冠花”。我和儿子一起出去散步，转入金塔纳街(走过好几家花店)后，在街角那一家买了一束桂竹香，花色白，暗香袭人，它的西班牙语名字是alheli回家后，儿子把花献给他母亲时说：“a lily!”他利用谐音玩了一则语言游戏，而Lily也就是百合。
有些花店甚至通宵营业。有一次我从一个晚会出来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和几个来自魁北克的加拿大年轻人在里科莱塔墓园附近告别后，我步行回寓所。报亭还未开业，但当天的报纸已经抵达，一摞摞报纸堆在人行道上，业主正在清点，我买了一份《民族报》夹在腋下。稍往前数步，发现近旁的一家花店居然亮着灯，出于好奇，我隔着矮门往里探视，一个老人正坐在椅子上睡觉呢。我无意惊动他，但恰在此时他醒了(或许本来只是假寐吧)，见到我精神为之一振，忙问：“先生，买花吗?”有谁这么早买花呢?可能是我酒喝多了，要么就是他的花太诱人，我挑了几枝绣球花。这时天下起了蒙蒙细雨，街灯照着雨中的花束，显得愈加幻美了。
另一种街头卖花的人，抱着大捧鲜花，或等在酒吧、夜总会门外，或站在街角，有的则沿林阴大道逡巡，可称为流动花店。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过了午夜以后才热闹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此时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无需等到周末，每天都应是节日。也许这才是拉丁民族的生活态度?享乐主义?南方的颓废?随便你怎么解释。凌晨两点左右，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无望地瞧着灯火通明的过往汽车，用一只手遮住嘴打哈欠，累得在人行道上坐下来。那个钟点对她来说绝对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她不能去睡觉，至少得等到一个顾客吧?这头发微卷的卖花姑娘，使我的耳畔响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朝鲜电影里那首凄凉的卖花歌。
哥伦布剧院
圣母升天节之后不久的一周，人们到哥伦布剧院去，完全是为了玛尔塔·阿尔泽利许，去听她弹钢琴，去看她，想要知道她气色可好，头发还像当年一样浓密且富有光泽吗?想知道作为阿根廷人，他们或她们的同胞，这些年里是怎样过来的?在哪里?经常旅行、授课、参加各种颁奖仪式吗?是否祖国发生的一切令她悲愤，并多少感觉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节令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将近夜间九点钟，剧院侧门前的广场上云集着黑压压的人群，有的手里持有入场券，有的却在排队等待售票。人们当然是去听音乐，希望音乐能够驱散心头的愁云，但是，在目前阶段，以亲爱的玛尔塔·阿尔泽利许的名字命名的音乐节似乎另有意味，人们几乎是带着去教堂领圣餐的庄重神情坐在剧院里。一个中年妇女递给我一张传单，上面赫然写着：“一分钟沉默——艺术家重申他们的要求。”果然，乐队开始演奏以前在台上沉默着站立了一分钟，抗议剧院的预算被剥夺，抗议市政府没有将门票收入的相应数额归还剧院。我重新掏出那张揉皱的传单，有一些标语实在令人惊讶：“不要给企业家机会!”“反对私人企业侵吞人民的钱!”落款是哥伦布剧院全体艺术家。
我坐在位于剧院第六层的观众席上，不知道玛尔塔对此有何看法，不知道除了钢琴和音乐以外，她思考些什么?乐队演奏了一些曲目后，她出现了，拖着略微滞重的脚步走向钢琴，有点疲惫地向观众挥挥手，观众则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他们的感情中不排除礼节性的敬意。然而，她的手指一接触琴键，空气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音乐——波洛库维耶夫的钢琴协奏曲第一号，从她手指下涌出的那股激流，很快就使人陷入迷狂，似乎敲在琴键上的每一下，也都敲在我们的心跳上。音乐就是有那种拯救的力量，像宗教，像爱情。玛尔塔·阿尔泽利许，阿根廷的女儿，音乐的女儿，你所向披靡!在那些致命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刻，每个人的心跳都汇入了同一节律之中。
看门人
看门人尼古拉满头银发；背微驼，每次见到我，总是向我翘起大拇指——起初我不太习惯，不久就对这种阿根廷式的问候方式感到亲切起来。有一次，当我用刚学会的几句粗陋的西班牙语跟他交换对时势的看法时，他却同时伸出了拇指与食指，做了开枪的手势。意思我清楚，翻译过来应是：您该知道祸从口出吧?恐惧，我所熟悉的恐惧，在这个美丽的民主国家依然占据着人心。军人统治时期，数千年轻人失踪了，有些人死后，尸体被扔到拉普拉塔河中。至今，游人还可在五月广场看到定期在总统府玫瑰宫前示威的失踪者母亲们，尽管知识分子和媒体已开始公开讨论这个历史事件，警察在一般民众心中尚未建立其亲和力。
尼古拉和他的妻子住在底层，因为她常年卧床不起，我们从未照过面。肯定是贫困所致，一天，有人看见尼古拉在无人进出大门时，悄悄把垃圾袋提回家去。这是他的私事，他没有必要披露给谁。下一回见我从电梯出来，他照例很快离开上面摆着一盏漂亮台灯的桌子，驼着背去为我开大门。他站在门边，说着问候的话，照例向我翘起了右手的大拇指。那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常见到的优雅体面，当地人或许反而是习而不察的。
西班牙大使馆
晚九点，沿基多街散步。西班牙大使馆就在这条街上。我记得洛尔加说过，“诗歌是某种漫步街头的东西。”他的《诗人在纽约》正是此一观念的产物，然而这并非他的发明。布莱克写伦敦的诗、波德莱尔写巴黎的诗不也是散步的产物吗?波德莱尔通过他的写作甚至把散步变成了一条现代主义的原则。现代诗人必须成为闲荡者，因为正如本雅明评价波德莱尔时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闲荡者懂得凝神式或浏览式观看。经验告诉我，如果不收集印象，并忠实于对那些外部印象的感觉，有再好的诗歌理念写作也无从开始。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街道史，每条街道亦有着自己的诗学。
每次经过西班牙大使馆门前，总有申请签证的人排着长队候在那儿，将近一年来，每次都是这样，没有变化。这些港口人或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沿着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1516年发现的河口到达白银之国的首都，一座明媚、富足的草原城市，有过自己的黄金梦想，神话与历史，曾经令欧洲也为之向往。今天，是什么使一个国家濒临破产?使抵达之港再度蜕变成出发之港?排队的人中，有的甚至带来躺椅，准备通宵达旦呆在街上，这景象使我不只一次地想到了逃难。
空 气
写作，欲展现一座城市的魅力，最困难的是气氛的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冬日晴天的空气是如此纯净透明，同我在别处所感受如此微妙的不同，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词来描述——然而它或许就在BuenosAires(直译成汉语意为“好空气”)这几个音节中，命名它的人若无所发现，这个名称就不可能存在。同样，皮肤的感觉不会骗人，一如接触香水瓶喷起的雾气。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蓝，与蓝楹花、羽扇豆、百子莲相一致的蓝，提香或普桑画中的蓝，阿根廷国旗和博卡足球队运动衫选择了那种基调。
穿过七月九日大道时，斜阳照在街道南侧的建筑物和国旗纪念碑的上端，阴影中的街树透出丝绸般的柔和气息。朝东远远地望见港口那边的红色起吊机，那些巨臂正在拉普拉塔河岸上低垂着。近处的人行道上，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把一只脚踩在街灯柱约半米高的底座上，在跟人聊天，她那种大大咧咧简直是另一幅《无产者肖像》。在自由街，我还看见一个围着绿条纹围裙的侍应生，手里举着一个放着咖啡杯的托盘斜穿过街道到对面去。那边有人点了咖啡，他给他(或她)送过去。可能是一个业已动弹不得的老人，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在孤独的黄昏思念起咖啡的浓香，于是就拨了电话，于是他就给他(或她)送过去。那张隐藏起来的脸我们是看不见的。而在街上，在斑驳的光线中，我注意到有些老妇人的脸上总是显得很刚硬，仿佛那些生活磨砺出来的线条不刚硬就不足以保护尚未彻底毁损的容颜似的。博尔赫斯接近五十岁写过一首诗，我记得最后一行是：不停地折磨着我啊，死神
里科莱塔
里科莱塔墓园一带，除了有全城最古老的救援圣母教堂——坚韧的石头百合，还有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树，令人心醉，还有像伦敦的电话亭一样漆成红色的老电话亭，红砖砌的墓墙，而且连邮筒也是红色的(不是作为邮电象征的那种普遍的绿色)。博尔赫斯在《勃朗宁决定当诗人》那首诗里把伦敦描写成“红色的迷宫”，而红色也正是里科莱塔区的基调，当然还有圣特尔莫。
同一棵树荫下，一边是长眠的人，
另一边是准备背井离乡者。一个女人
在电话亭里流泪。我无所适从，
剥开金合欢树上落下的豆荚状的果实，
种子显露了出来，它们会不会生根?
我感到抱歉。今天是星期天。
“聪明人应该诞生”，他诞生了吗?
公墓夕旷场上那棵美洲橡皮树撑开巨大的树冠，覆盖面比我故乡福建的榕树还要大，虽然有许多支架帮忙，树枝还是几乎垂到了地面。这棵树是僧侣瑞科里多斯兄弟1800年间种下的，坐在La Biela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伸手即可触及枝叶。它真是无比壮硕，超级茂盛，像一座绿色大喷泉。它的存在，对于面朝里科莱塔墓园方向喝茶的人，在黄昏悄然到来时不免产生的感伤是一种慰藉。越过围墙上方看得见墓园中镀金的天使塑像和十字架，沿围墙走一小段，就能感受到死亡那边渗出的清凉气息。如果一个夜间的散步者就着灯光识读一则墙上的告示，他读到的可能是“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这样的警句。这座城中之城的街道与外面的街道一样整整齐齐，黑色大理石就像足以摄人人之魂魄的魔镜一样光亮，并且，许多棺柩并不是埋在地下而是摆在门洞里，透过有花饰的格子看得见它们仿佛临时摆在那儿展览似的，仿佛航海史上一艘艘大帆船的模型，令我想起张枣的一句诗，“死亡也只是衔接了另一场漂泊。”对于无信仰依托的灵魂而言，死亡或许是一场更大的漂泊。尽管如此，死亡也被视为荣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门望族，哪一个不想在此占有一席之地呢?我听说庇隆夫人死后，遗体曾经躲躲藏藏，最终还是葬人园中。一些人为了体面的需要，竟然先租下一块墓地举行葬礼，然后再把死者悄悄安置在别处。不知道博尔赫斯选择身后流亡有何用意?但据说他在日内瓦的墓地上仅极端朴素地插着一块木板。
墓地附近通常都是较冷清之地，此处却是个例外。围墙外面的胡宁街曾经是红灯区，如今则罗列着一排飘散烤肉香味的饭店，年轻小姐穿着短裙站在门外招徕顾客；教堂左边是里科莱塔文化中心，经常有大型艺术展览。天气晴朗的夏日，草地上总有人躺着晒日光浴，恋人们在拥抱接吻，人体雕塑表演者以各种扮相逗引孩子们。缓坡向着自由大道一侧倾斜，销售各种手工艺晶的集市摊点沿坡逶迤至大道边，直达法
兰西广场。彩绘玻璃杯、木偶、马黛茶壶、印第安人的泥塑国际象棋、首饰、邦乔式印花布连衣裙、大蜡烛、纪念章……摊主悠闲地喝着马黛茶，看游人挑三拣四，有中意者则买去，概无议价之说。我喜欢看秋日黄昏时分在墓园的高墙下跳的探戈。男舞者戴着黑礼帽，围着白围巾，鬓角留到腮边，面色苍白；女舞者穿着袒胸露背的丝裙，足登高跟舞鞋，目不旁视，起舞时身体始终略向前倾，脚尖触着地面，随着旋转的舞步脚下偶尔踢起落叶，橙色的大腿因舞步的跌宕而抬起，压向男舞伴僵直的、略向后退的身躯，裙子撩起，像火焰在地平线上腾跃。几步之外，录音机播放的探戈歌曲，与V．罗佩斯街角那边从楼梯上方倾泻到街上的夜总会的音乐响成一片，它们甚至要传到墓园内，去吵醒死者。
国立图书馆
国立图书馆原先在墨西哥街。有一次我和妻子一道在圣特尔莫散步，特意到这条街上去，就为了看看博尔赫斯工作过的所在。我还记得博尔赫斯的一件轶事。当庇隆政权垮台后，他即将被新的政府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消息已经传出，他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家禽稽查员”的耻辱历史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馆长之职实在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在母亲的陪同下，他来到未来的琅娠福地，他并没有进去，而只是在门口站了一站。博尔赫斯后来回忆时解释说，因为迷信，他不敢在正式任命前跨进那个门槛。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但丁式寓言的翻版。经过了漫长的地狱和炼狱(庇隆统治长达十年之久)，现在终于来到天堂的门口，不免诚惶诚恐。博尔赫斯的热情读者们都知道，他在诗中喜欢把天堂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隐喻来使用。
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
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
——《天赋之诗》
也许鲜有人知，原国立图书馆的大楼是为国家彩票总行而设计和建造的。最近，在参观国立图书馆新址时，又听说那幢位于解放者大道附近的造型奇特的建筑，原先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成为图书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甚至是庇隆被允许出国前最后的藏身之所。“庇隆躲了起来”，博尔赫斯曾经写道。他支配过的九十万册书籍浩浩荡荡地进驻了独裁者的避难所，这种变化谁能料到?
历史学家奥拉修·冈萨雷斯先生是现任副馆长，我在一次晚会上认识他，不久又荣幸地和妻子一道应邀到他家里做客，那天他的夫人到罗莎利奥演出去了(她是探戈演唱家，到过中国)。客中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位来自法国的教授。他家的客厅正对着院内的花园，窗前垂下挂着串串小果实的盆栽植物的柔蔓。在弥漫着阳光和书香的午后，大家很随便地边喝酒边闲聊。我向他询问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这位阿根廷怪杰，因为他在思想史著作《修辞与疯狂》中用很多篇幅谈到他，还因为他曾是青年博尔赫斯的引导者。我想，这位不相信有死亡的人或许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我没有读过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书，只知道他是《不朽长篇小说博物馆》一书的作者，博尔赫斯为他的遗作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序言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绝妙的肖像。有时候，透过只言片语，我们就能触摸到一个人的性格，费尔南德斯正是这一类型的思想和怪僻的发明者。奥拉修建议我，闲时可到国立图书馆去找他，如果想看费尔南德斯的书，也有馆藏。而我心里想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前面提到的愿望。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拿着奥拉修的“手谕”，由一个年轻的馆员引导着，参观了图书馆。阅览厅里的长条书桌属于旧馆，倾斜的红色皮桌面，天平形状的台灯架两端配着绿玻璃灯罩，不多的几个读者在安静地阅读。中心位置的一面墙上，装饰着一张反映旧馆阅览厅内景的巨大照片——上下两层的回廊环绕着中央大厅，颇像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中的描写，只不过结构并非六角形。新阅览厅的玻璃长窗是向外开放的，一面对着开阔的拉普拉塔河，所以采光很好。而楼梯是不带阶级的缓坡式走道，我们走在上面时，年轻的馆员告诉我，这样便于搬运书籍，我却觉得与我想象中的巴别塔通道相似。
我被带到珍本藏室，它的别名是格鲁萨克室。一位优雅的中年女馆员接待了我们。进门左边墙上一溜悬挂着历任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肖像画，博尔赫斯在倒数第二位，他的前任之一格鲁萨克在倒数第四位。玻璃柜里陈列着大开本拉丁语彩印书籍，每一页都有宽边的植物纹饰。沿另一面墙立着高高的书架，上面的皮面精装书每一本都是无价之宝。我在书架前静立了一会儿。想着这些书中必定有一本，博尔赫斯生前来不及阅读，而成为他幻想宇宙的阿基米德点。珍本藏室内还有两张书桌，一张是格鲁萨克的，上面摆着他使用过的老式打字机；我猜墙角处的另一张应该是博尔赫斯的，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么说他的一些书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写成的。我注意到椅子后面还有一个空的旋转式书架，那上面必定曾经摆满他特别心爱的书吧?某一天，当他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成为一个盲人时，他感到沮丧，于是他缓缓转动书架，不禁感叹：“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与黑暗”。
博卡的船
也许纯属巧合，阿根廷最有竞争力的两支足球队的命名都与河流有关：河床与博卡(即河口)，那个地区不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发祥地，也竞争探戈的发祥地。然而，多姿多彩的博卡区为全世界所熟知还是因为足球。那里的体育馆外墙上绘着巨幅壁画，给我的印象仿佛里面是一个超级天体实验室似的。
自从1535年8月，西班牙人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船队在拉普拉塔河西岸登陆以来，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船造访。卡洛斯，一位自称无根者的先生向我描述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塞罗那的漫长航程，使我想起博尔赫斯在一首诗中曾以五个月亮丈量过那片大水的宽度。往昔称霸海上的雄武的西班牙大帆船，如今在一些博物馆可能还保存着龙骨和碎片，到处可见的是那张疲惫的蒸汽船抵港的照片。时间是1910年代的某一天，不是来自西班牙或意大利，而是一艘法国船。乘客站在舷梯上用新移民的眼神望向这边，前面的另外两个舷梯正在卸货。皮箱或木箱都用绳子绑着，一些可能装着邮件的麻袋已经在码头的遮棚下堆起。人群中可以注意到，除了忙碌的码头工、海关人员，甚至还有一个年轻的水兵。
布宜诺斯艾利斯命定面水的地理，使得初来乍到者一开始就染上了浓重的乡愁，阿根廷人的性格深处至今还保留着这种早期移民的乡愁记忆。布城人自称港口人，这个称谓显然含有临时的意味。一艘退役的大船泊在码头上，供人冶游，它也充当了阿根廷历史教科书之移民篇章的角色。博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格林威治村或蒙巴那斯，很多艺术家云集在这里。
画家Vicdor CUnsOldo一直在画码头和各种体积的船。那些游弋在里亚切洛河上的彩船仿佛从遥远的星球驶来。在《码头》这幅画中，一条蓝色小划船就泊在一户人家后门的木梯子下方。船是空的，除了承载我们的目光以外，就是空虚无有，也没有画上能够弄出水声来的船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