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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入的九篇文章，是为《收获》杂志的“世纪金链”专栏写的，自2004年第一期起连载，至2005年第三期。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那词多半来自英文deadline，直译为“死亡线”，可见其凶险。但也正是这贼船带我乘风破浪，窃得此书。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尤其上半叶)的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它冲破了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的国际诗歌。．这一诗歌的黄金时代，无疑和工业革命、“上帝之死”、革命与专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大清洗、原子弹，即和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黑暗有关。我不想给它穿上“现代主义”小鞋，那是西方理论主流话语中一个霸道而混乱的概念。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也许正是由于过度消耗，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和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之是白银时代。我没接着问，估计是废铜烂铁的时代。
       自1999年起，我在美国大学教创作课。让我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国际诗歌，特别是对这一黄金时代所知甚少。为此我挑选我所喜欢的大师的作品，编成教材，在课堂上带学生们逐首细读。久而久之，自有些心得体会。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带来进一步误导，使本来在批评缺席、标准混乱的诗歌中转向的读者更糊涂，相比之下，老一代诗人兼翻译家倒在岁月尘封中脱颖而出，译作依然新鲜硬朗，让人叹服。至于我对某些译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权威性，而是希望能引起警醒，取长补短，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本书中不少片断是在路上写成的。从委内瑞拉山区的小旅店到马其顿湖边的酒吧，从柏林出发的夜行火车到等候转机的芝加哥机场。正是这种跨国旅行，与诗人写作中的越界有对应关系，使我获得某些更深层的体验。为了这种体验，我有时会专程前往某地，比如德国的马堡。在那里，由于失恋，帕斯捷尔纳克告别哲学转向诗歌，写下他早期的重要诗作《马堡》。只有在马堡街头行走，似乎才得其要领，因为这就是首行走的诗，一切都在行走中复活了。
       我所热爱的九位诗人，他们用不同语言写作，风格迥异，构成了二十世纪诗歌壮美的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我无意勾勒全景，再加上时间精力等原因，还有不少重要诗人未能收入本书。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九位诗人中的两位——特朗斯特罗默和艾基依然健在，而且我有幸认识他们。在关于他们的文章中，我以朋友的身份进入他们的生活，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采用的是一种较复杂的文体，很难归类。依我看，这无疑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个人与时代、经验与形式、苦难与想象之间的复杂性相关。有人在网上说这是“诗歌传记”，我看不无道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两个人。首先是我的妻子甘琦。这本书的最初构想就是她提出的，并在她的劝说下，我终于上了贼船；她又是第一读者，每篇文章都先由她悉心校阅；我在种种压力下陷于绝望时，她的鼓励，就像孤独的长跑者得到的唯一掌声。另一位就是李陀。他对每篇文章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为我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把关。当然，还得感谢《收获》的程永新和编辑们，正是由于他们在“死亡线”那边的耐心等待，才有了这本书。
       
       
       
       
       2005年5月15日
       
       
       
       于美国戴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