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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的同龄人大多下乡插队去了，从“红卫兵小将”变成了“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好像已不再那么“如火如茶”，一种怀疑的情绪在滋生。——学会自己动脑子想事的人确实多了起来。有人立即敏感到了，于是下达了一个“中央精神”：社会上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产生了一批“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后来还听说，这些集团常常标有“读书会”、“马列小组”的名号。既是“中央精神”，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小小山城(贵阳市)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很快，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就被挖了出来，而我赶得巧，成了其中的一员。，
       那个集团人数众多，据说我是属于“学生支部”的，可能还有“工人支部”和“总部”之类。反正一网打尽收进牢里的接近三十人，留在牢外进行审查的“外围人员”就说不清有多少了。还有在同一号子里呆着，而彼此不知道是“同案”的。——事实上这个集团的人大多互相不认识。
       我入狱的那年二十四岁，出狱的那年二十八岁。四年多的时间一直关押在看守所，是所谓“未决犯”。无人理无人问的“未决”状态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不免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应。——很没劲的事也会刻骨铭心!
       屈指算来，我出狱也有三十年了，有一个梦却一直在追逐着我。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号子里照例已有一帮人，有熟面孔也有生面孔。见到熟面孔还会打招呼寒暄，接下来是寻思怎样通知亲友(这些年还与时俱进地想找电话)，怎样找管教干部询问案由，还有怎样面对新的铁窗岁月。梦中时态是现在进行时，绝非过去情景的再现。我心里知道我已经出狱很久，考上过北大，到报社工作过，但案子又发了……梦变得十分真实，同样真实的是我的感觉与思想。焦虑、愤怒、猜测与盘算，剧烈的内心活动，清晰的思路，完全与醒着一般。最尖锐、最鲜明的是一种意志，我不能再忍受这无止境的牢狱生活，必须尽快开始想办法争取出去。绝食、越狱、铤而走险!
       这个梦还有一个姊妹篇，那就是我妻子的一个梦。而且也是现在进行时的。她老梦见我又被抓进去了，她得赶紧给我准备点东西送去。
       有完没完?这场大梦真是醒不过来啊!
       那年头，那地方，还有那样一种人生境遇，确实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已三十余年。眼睁睁看着老之将至，我终于提起了笔：横竖我写它一回！
       叙事曲
       四十年前的一个寻常的下午，我和一位机械学校的同窗好友隔着学校锻工车间的一个窗户在说话。说什么记不得了，我为什么会去车间找他记不得了，到了车伺我又为什么没进去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说着说着他忽然眼睛一亮，用手指着窗户上的铁栏杆说：“铁窗!”——车间的窗子很粗犷，不像如今装有防盗栏的民居窗户那么秀气，容易让人想起电影里看到的监狱。这个镜头似的片断永久性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清晰而又鲜明。于是我知道，我生命中有那么一个寻常的下午还没有完全消失。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也真够傻的，少年时好些人竟然对铁窗怀有一种向往之情!提起铁窗就觉豪情顿起，诗意横生。说怪也不怪，其实那也是我们的时尚。我们时代的英雄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本革命回忆录就叫《铁窗烈火》，还有《在烈火中永生》、《不死的王孝和》、《王若飞在狱中》，还有《红岩》、《革命烈士诗抄》，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还有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和老布尔什维克们……还有课内课外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革命故事：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杨靖宇、卓娅与舒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名人一多半坐过牢。
       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串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眼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所以曾坐牢二十年的旧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说狱中的日子是“生命的钟停摆的时候”。
       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
       从高高的铁窗可以看见窄窄的一段小山坡，山上草色青青，无端惹得我浮想联翩。我想象那草丛中突然出现一张至亲至熟的面孑L，笑着对我招手。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想象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即通知亲友来寻找这段山坡。当然这只是白日梦。看守所里是没有“接见日”(劳改营里的叫法)的，亲友只可送一些日常用品来，由管教干部转交。可以附上一张纸条，写明送了哪些物品，不得有其他话。里面的人在条子上签个字表示收到，更不能写别的。所以，山上的草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我的白日梦依然没有个尽头。偶尔还真听见山坡上有人声笑语，有一次还看见淡黄色的衣衫晃动(看不见头脸)，我只能庆幸我没有心脏病。
       冬去春来，眼睛还没看见绿色，鼻子和喉头倒先感觉到了。风很早就送进来青草的气息，苦涩而又清香。第一年我的身体也很敏感，两条腿肿得晶亮。有一位老犯看见后说：“春天来了。树木上水了，人也上水了。”我从此相信，人的生命也有着植物的节律。
       我住的那个号子，铁窗大约是西向的，阳光总是下午开饭前进来，开饭后出去。开饭的时间一般在四点前后。阳光一走，明显就暗下来了，号子里有一个漫长的黄昏。饭后的心情不再骚动，估摸着今天这—天再没什么盼头。一饭吃过了，提审和放人很少在这个时候进行。白天像狗一样竖着的耳朵耷拉下来，外面的动静变得不那么具有刺激性。人有点懒洋洋的。大好晴天，霞光晚照映射了几个来回，让号子里也能
       感觉到外面的黄昏是金色的。
       接连有这么几个金色的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回荡着悠扬的口哨声。吹的曲子我恰好熟悉，是罗马尼亚作曲家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我在入狱前听过唱片，有一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来覆去地听了几十遍，恰好也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也许是接受了曲名的暗示，我觉得这曲子在回肠荡气地叙说往事，让我一个初涉世事的毛桃小子也好像有了一个悠远无尽的过去。出狱后看电影《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影片中，得了绝症的波隆贝斯库最后在海边用小提琴奏的就是这首曲子。过往行人中有人间：“这是什么曲子?”一个金发小女孩仰面回答：“多依娜!”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名，原先唱片上所见的“叙事曲”怕是中译者所加。无巧不成书，影片中的这一情节又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
       那口哨声把我感动得不行，让我成天琢磨吹口哨的人究竟是谁。起初我以为是一位“武装”(按牢里的习惯我们这样称呼驻守监狱的军人)，因为几位管教干部我已熟悉，知道他们不会吹这种曲子。后来也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了解到吹口哨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押犯人。我甚至打听到他的名字和所在号子!又巧了，他还是我一个间接的熟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早已听说过对方，只是无缘见面而已。这一回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就在这难得相遇的地方见他一面。我指望着调整监号时能把我们调进同一个号子。
       我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的。我入狱的那年有个“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看守所可能接到上面的指示，对“九·一三”以前进来的人封锁这个消息。因此，“九。一三”成了个分界线，之前和之后进来的人决无可能同号。我和那位吹口哨的朋友恰好分列在两边。——我是之前他是之后。
       然而命运还是给了我一点点机会。由于我们号子里自“九·一三”以后就是有出无进，人自然是越来越少。所方于是实行并号，把两个同类项的监号并成一个号子。人员于是开始流动，我被指令搬进另—·个号子，就在那位朋友所在号子的紧隔壁。——我们成了邻居。他当然还不知道我也关在这地方，并且一直关注着他。直到有这么一天，他哼唱曲子的声音传到了我的号子(对音乐有瘾的他显然在给同号子的一些人讲解音乐)，我于是扒在风门口对他喊话：“怎么?在开音乐会呀?”他也立即到门边来回话，一来一往就聊开了。不想当值干部早已悄悄潜至门边，把我们逮了个正着。这叫“串监”，很严重的犯规行为。
       我的，号子门先打开了。拎出去，加铐子，打。我跪在院子里，后脑勺挨了一下，顿时晕倒在地。好在这位干部下手不狠，我大约只是被打蒙了，很快又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自己已整个趴在地上。手是反背着的，戴着两副铐子，一松一紧。大概是因为第一副戴不紧，干部急了，又加了第二副。干部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没了主意，只说了一句：“你还有点犟。”说完就转身走了。我想他说的是我挨打时一声不吭，没有按照牢中惯例向他求饶。
       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趴着，趴了两个半小时。时间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那位干部转身离开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发出睡午觉的号令，那通常应是中午十二点。他来给我开铐子让我回监号的时间是在他发出起床的号令之后；那通常应是下午两点半。
       那两个半小时，我一个人拥有一片蓝天。趴在地上，侧脸望去，墙外的天好高好远。我就让自己那么趴着，一动也不想动。身体刚好在房屋的阴影中，只有半条腿伸到了阳光下。白云淡淡，清风徐徐，光影斑斑，都是阔别已久!院子里鸦雀无声。寸心所在，猛然间感觉到一阵柔和，眼泪于是夺眶而出。很想像浮士德一样大喊一声：“你真美呀!请停一停!”
       把我送回号子，接着就开了隔壁号子。——轮到我那位未得谋面的朋友受罚。他用狱内通行的“见官耍赖”的办法对付过去了。我听见他回了号子，又听见干部的脚步声出了院子，便再一次向他喊话。同号子的人于是劝我：“小朱，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当时竟突然有些愤激，回答说：“必要?什么是必要?你那个茶缸上绘了那么一朵花，有什么必要?你家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有什么必要?你成天想着要出这道门，有什么必要?这里不是有饭吃、有觉睡、有马桶给你拉屎拉尿吗?”
       我想是两个半小时的户外空气让我亢奋起来了，我不容他人置辩地一气说下去，如同发表了一席演说。对了，那两个半小时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我伸进阳光里的半条腿上，裤子没遮住的地方晒黑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整整三个月后才完全消退。
       我和那位朋友在牢里始终没见着面。后来他先出去了，还专程来给我送过一回东西。恰巧那天当班的干部就是罚我们的那位，把东西递给我时他竟有几分尴尬。——他其实是个老实人。
       太平洋的故事
       我自己喜欢把这个故事叫作太平洋的故事，尽管它与太平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故事是发生在大牢里面。大牢里面的人想事会想得比较绝对，比如总认为只要能出得了那道高墙，就算死一回也值。于是有好多人为了争取保外就医，做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来。比如说，有人把若干大头针吞进肚里想造成肠道出血，为增加杀伤力还特地把它们弯成钩状；有人用铁丝捅自己的尿道想造成尿出血。如此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造成一些症状之后还要再加上绝食(称病不吃)，因为绝食会死人，能造成压力。不在其中的人会觉得那些自残行为有点不可理喻，在其中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理解。
       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生命，另一端肯定会有相同重量的砝码，否则天平就会失衡了。而且那块砝码的重量会随处境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在牢里它就几乎只等于回家去住几天，。席勒不是在《华伦斯坦》里写过，“不拿你的生命去冒险，你的生命就不值一文钱”么?
       为这么几天想拚命的人的确不在少数。有一阵子我所在的病号监差不多天天在．公开讨论。不是讨论用自残的方式应当不应当值得不值得，而是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残最有效，最能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
       有人在出去放风时还悄悄把一个绕钢缆的木滚子偷回来了，说是要用它砸断自己的手臂。那个滚子的形状像个圆柱体的工字，只不过上下两横比较薄，中间一竖非常粗。劳动号的人把它放在院子里作小板凳用的。也不知那是什么木料做的，拿在手上还真有点沉。把它偷回来的人在外面是个好打架的，江湖人称“黑头”。他成天拿着那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滚子能不能砸断我这手臂?”得到一致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又开始拟订计划。一只手砸另一只手使不出劲，得用两只手拿着那滚子砸，所以他请另外一个人帮他。说来你们可能不信，还真有人答应他了。接下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摆姿势：一个人手臂靠着墙，另一个人身子向后仰，把滚子举到头顶后方，看看是否能使得上劲；又或者蹲下来，一个人把手臂平放地上，另一个人把滚子高高举
       起……总而言之是想找一个最佳操作位置。
       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天，那位置始终没找好。其实当然是决心不好下。我观察了那么几天之后就对黑头说：“这个屋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把你的手臂打断，那就是我。但是我不会帮你，因为我判断你的案子不至于拖太久就会处理，你这么做不值。再者说了，手臂断了未必就能保外就医，带你到医院打了石膏就可以带回来，吊着一只手不妨碍坐牢。所以说，我倒想跟你商量一下，由你来帮我打。不是打手臂，而是打肋骨。你看如何?”他倒是不含糊，立即就同意了：“行啊!老子最心狠手辣的啦!”——我看中的就是他这四个字。顷刻间他的事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我的事。号子里于是又展开新一轮热烈讨论。
       争取保外就医，在我是蓄谋已久。原来我是关在郊区看守所，在那里就装病绝食过两回。一回的结果是住进了监狱医院，另一回的结果就是被转到市看守所的这个病号监来了。我在医院里时就听说，以后监狱医院只接收正在服刑的病人，看守所里的未决犯病重了只能保外就医。因为监狱医院属于劳改局，看守所属于公安局，原来就不是一个系统。“文革”初期眉毛胡子一把抓，此刻又开始要恢复正常。听上去这消息像是真的，所以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决定要利用这种机会。那第二次的绝食原本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我没想到还有转市看守所病号监这一招。市看守所配备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又从犯人中找了个医生出身的人来帮着他。所以这地方不制造出一点症状光凭绝食怕是没什么用的。病号监有个好处，人员少，容易齐心。当然也是运气，有一个靠不住的很快被判刑送走了。
       讨论中有人提出；“打肋骨不行。肋骨离内脏太近，很危险。这里没有抢救设备，反应又慢，搞不好就把小命丢了。你看，我从你外侧这么一踹，你的腿骨肯定就折了。”他的话很有说服力，让我又犹豫起来。一脚踹腿骨的办法也未见得可行。提议人虽然是条大汉，但胆子却很小，踹我一脚怕是只会让我痛半天而已。要真是有人敢使那么大劲给我踹断了，靠近关节的骨折不好接，只怕是要废了一条腿。踌躇再三之际，有一天我偶然把一条腿架在马桶上，却有了新的发现。我把我的那条小腿骨想象成一根韧劲十足的干柴棒，然后掂了一下手中滚子的分量，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猛一下就把它砸断。——那高度正好发力。我们不是都下过乡?有过砍树劈柴的经验?小腿骨折了也许还不足以获准保外就医，但我可以再加上绝食。腿还架在马桶上时，我的决心就已定了。
       于是我说了：“这事不劳烦你们任何一位了，我自己来。你们看，就这么一下。”可是那个提议踹腿的大汉又表示了异议：“不行不行!我踹你是要乘你不备。你要是自己预先知道你要打哪里，那地方的骨头强度会突然增强好多倍。”听上去好像又是很有道理。但这一回我不想再放弃了，我就不信我拚足全身力气都打不断这根干柴棒。
       接下来是选日子。离春节已近，我是想第二天就动手，争取回家过春节。但第二天是星期六，紧接着星期天是休息日(那时候还没定双休日)，医生会不在。犯人医生又做不了主，就得白赔上一天。最好是下周一动手，一鼓作气，争取在一周内解决问题。七嘴八舌这么一说，事情就定下来了。
       过了一个漫长的周六，又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日。到星期天晚上躺下之后，我竟越来越兴奋，恨不得立即起来行动。那情绪也真有点奇怪，信心十足，浑身是劲，跃跃欲试，没有丝毫畏缩和紧张。但我设计的借口是放风倒马桶回来后在楼梯上跌了一跤，(总不能说是自己半夜起来打的啊!)所以我必须耐心地等到天亮。
       一夜未眠。早上起来时我依然神清气朗，斗志昂扬。倒马桶回来，我立即开始安排，“你们俩帮帮我。一个站我右边，我打完后帮我接着这滚子，不要让它掉在楼板上，弄出响声让楼下听见。一个站我左边，我打完后扶着我，也别让我扑通一声倒下去。”我请的是那个黑头与他原先的搭档。他们的脸色有点变，问：“小朱，你真要干?”我说：“是呀，不是说好了吗?”这时候那位大汉过来对我说：“小朱，我的情况不同，我马上去躺着。待会干部来了，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吗?”他不敢帮着我撒谎，又不愿揭发我，我自然是同意了。
       架好了腿我没有犹豫，高举滚子叫了声“苍天有眼!”就砸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肉陷下去了一块，呈白色。但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手软，没使上全身的劲，而那响声又好像是回弹过来的响声，骨头很可能没有折。于是我问：“断了吗?没有断吧?要不要再来一下?”这时候那位大汉蹦过来了(我打腿的时候他一直蜷缩在被子里没敢看)，一边大哭一边大喊：“小朱!肯定断了!肯定断了!”我当时正气盛，只冷冷地冲他说了一句：“你回去睡觉。”他于是又回到屋角他的被子里去了。最出人意料的是那位黑头，他说：“我刚才把脸掉到一边去了，都没敢看。太残忍了!”(我幸亏没请他帮忙打!)只有一个人支持我再打一下，“人家已经挨了一下，你们就别再拦着。”
        我当然不能等他们讨论完毕再做决定，举起滚子我骂了一句粗话：“我日你烂妈!”就又砸了下去。我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那条架在马桶上的腿在我眼里哪里还是我的腿，真像是一根干柴棒了!——所以怕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上去。这一回响声要哑一些。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的是，这一下竟打在了刚才陷下去的那个坑上，一点没偏。
       把滚子递给一个人，蜷着伤腿让另一人扶着我回到自己的铺位。我一点不疼，但却止不住地从胸腔里发出粗短急促的哼喘声。躺下后我下意识地从枕下掏出一块私藏的碎镜片(牢里不让带镜子)，举到眼前时发觉镜像一片模糊，我知道是我的瞳孔放大了。看起来有一种痛感可以被叫作超痛感。 ”
       接下来是同屋的人开始喊报告。犯人医生闻声过来看了，说：“医生回家探亲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躺着别动。”这才叫始料末及!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这位医生探亲却不等到春节期间，倒像是知道我这几天要干什么似的。
       隔了一会儿，我想小便，就请人把我扶起来。起来以后我试着用伤腿触地，不想一下就双脚站立在地上，好像根本就没什么事。——看来是失败了。当时我的知识不够，不知道这根骨头是管状的，叫胫骨；强度远胜于一根同样粗细的干柴棒。而且腿的外侧还有一根腓骨在帮衬。我那两下子的确不怎么的，只在胫骨上打了一个坑。后来有骨科医生用手一摸后说：“噢，硬砍上去的。”那是后话。当时的我只觉得万分沮丧又万分的不甘心。忽然想起有人传给我的“秘方”：“一次服下二十颗阿司匹林，就会出现发高烧等症状。”得知这个“秘方”之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常伪称头痛向医生讨要阿司匹林，并早已攒足了二十颗。这就叫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立马把那二十颗阿司匹林吞了下去。
       整个一下午又没什么事，除了小便增多以外。我觉得这“秘方”也是个编出来的故事而已。但此刻我的腿开始疼，犯人医生还装模作
       样地给我上了夹板。我说他装模作样，是因为他应该知道我这腿其实不用上夹板。不过我也乐得他这样做，本来不就是要闹腾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于是我决定，索性就用这条腿再加上绝食来达到目的。
       没想到到了晚上睡觉之后，阿司匹林的药性发作了。没有发烧，只是耳鸣不断，呕吐不止。那耳鸣声仿佛几十架鼓风机同时在响，完全可以叫作“轰鸣”。至于呕吐，由于我一整天未进食，所以吐．的就是胆汁而已。三五分钟吐一回，比晕车要难受好几倍。到了夜里，呕吐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我觉得神智有些模糊，怀疑自己会晕过去。当时我还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那滚子上沾有铁锈，我会不会因此得了破伤风?——因为那位传授阿司匹林“秘方”的人告诉我的“症状”没有恶性呕吐这一条。
       我想到了死。不过那想法平淡得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反反复复不过一句话：“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了?”这时候有人醒过来问我：“是不是需要急救?要不要我们替你喊报告?’’我说：“不用了。如果是破伤风，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是阿司匹林，我能告诉医生吗?”
       那时候我还有股冲劲，相信意志能够战胜死亡。一个简单的念头在我心里逐渐占了亡风：只要我今夜不让自己晕过去，就不会死。于是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意识，努力保持清醒。我默默地用眼睛数着排列在地板上的杯子和挂在墙上的毛巾：这是某某的，这是某某某的……然后又认真地想地板上铺位的顺序：某某过去是某某，某某过去是某某某……一遍过了再来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一个通宵。
       感觉到天快亮了，我支撑着坐了起来。忽然感觉到从铁窗口吹来一阵晨风，拂面而过。也奇了，那几十架鼓风机好像被这阵晨风关了总闸，顿时停了下来。耳鸣一下就消失了，那世界真安静!紧接着同室的人都起床了，准备着出去倒马桶和洗脸刷牙。有人来帮我把夜里撒在一个罐子里的尿倒进马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小朱，你的尿里有白色沉淀物。”我说：“我明白了。把你们积攒的所有水都给我。”——我开始一缸接一缸地喝水，想借助于排尿来排毒(出狱后得知是“酸中毒”)。
       这以后是五天的绝食，到第六天头上医生出现了。那天离年三十已经只有两天时间。医生开始劝我复食，话说得很有说服力：“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保外就医。可是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能帮你找谁去?谁在这两天还管你这事?我又做不了这个主。我看这样吧。你先吃饭，等过了春节我一准去找你的预审员反映。”我有保留地同意了：“我可以吃。可是我是有病吃不下，得给我做病号饭，而且我肯定只能吃一点点。”：“行!能吃多少是多少。”——我把这场对话看成是我和医生之间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
       整个春节期间，我没敢多进食，的确是一顿只吃一点点稀饭(病号饭)。原因是我有经验，如果多进食，几天之后能从身体形态上看得出来。牢里人都饿得很瘦，可是绝食几天后肚子会更往里扁，肋骨会更往外翘，那形状我们有时戏称之为“鸭屁股”。
       那一年春节天气晴好，一连几天窗外都只见阳光灿烂。号子里也有不少欢笑。每天每天，只要高墙外隔壁宿舍楼离我们铁窗最近的阳台上出现了那位漂亮女孩，就会有人喊：』、朱，你的情人出来了!”而我就会一个前滚翻翻到铁窗边，两手拉着铁栏杆用一条腿站立起来，凭窗凝视。
       春节终于过去了。医生来视察，问我吃了东西没有。同号子的人回答说：“吃了，但一顿只吃了一点点。”医生显然不相信这个“一点点”，只说了一句：“吃了就好。”说罢就扬长而去。看来他并不认为他和我之间有过什么“协议”。我于是立即决定再次绝食。
       同号的几位又开始帮我喊报告。这其间出现了一个意外，一个当班的干部烦了，要把一个喊报告喊得最勤的人给转到别的号子去。当时我问那个干部：“他是帮我喊报告，你凭什么要惩罚他而不是惩罚我?”(病号监的条件总是比别的号子要好得多)干部回答：“我这不是惩罚，我是在调整号子。”说完就把人给带走了。这人就是唯一支持我打第二下的那位。人一走，我这厢突然就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叫人把我抬到号子门边，坐在地上我隔着专用来递饭菜的风门口大声喊起来：“报告干部!报告干部!……”似乎是郁积了两年多的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控制了我，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保外就医这档子事，豁出去要跟干部们较量一回的模样。
       那个干部当然不会再理我，倒是医生过来了：“喊什么喊什么嘛?”
       我说：“我几天没吃饭了。不喊没人理我，请别人喊别人就被提出病号监，所以从今往后我都要自己喊。”
       “你干吗不吃东西?”
       “我吃不下!你没看见这号子里吃的是什么吗?”
       “那你想吃什么?”——意思是你做了犯人难道还想吃什么好东西不成?
       “鸡鸭鱼肉，你有吗?”——我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此后每天至少两次，我就坐在门边地上扯着嗓子喊报告。喊到第六天，预审处的处长来了。
        一进来他就开门见山：“说说看，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活了二十六岁，坐了两年半的牢，又断了腿病在这里。原先还想回家看看，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有抵触情绪，承认不承认?我这还没给你上纲上线……”
       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他又追问一句：“你不怕?”你要上纲上线
       我回答：“不是不怕，是没办法!”
       听完这话后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干部来把我转到了楼下劳动号，我知道事情至此已经有望。没想到在劳动号又呆了三天，后来知道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我的家人。一我父亲被“疏散下放”到乡下，回城请求解决问题成了“倒流人员”，是不太好找。那三天我当然还是一口没敢吃。
       终于回到了家里。所谓家，是一间八乎米的阁楼。瓦顶裸露，向一边倾斜，低处人站不直。楼板也坑坑洼洼，摆不平一张床(需垫砖块)。这是我妹妹的住处，当时我们家只有她一人有城市户口。尽管如此，毕竟是家居所在，一块桌布就已经使我感到了家的温馨。亲朋好友很快就被惊动了，没多久小屋子里就挤满了人。
       我妹妹自告奋勇去郊区一家工厂找我那隔墙相守多年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单边二十公里路程，现在看来不能算远。但那时公交不正常，不一定能赶上车。我妹妹后来告诉我，去的时候还好，乘车乘了十几公里，又走了几公里。回来就不行了，根本见不到公车的影子。所以她们是走回来的。我妹妹又补充说：“她一路的小跑，我只得跟着跑，跟还跟不上，可把我给累死了!”
       到晚上八九点钟，她来了。一进门兴高采烈地一挥手，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姿势。接下来满屋子好像只剩下了她的一双眼睛，当然当然，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亲朋好友们见此状自然是很快就告辞了，我妹妹也说去朋友家借宿。留我俩单独相处了两个小时。午夜十二点，她说她要回家，明天一卑再来。我没有挽留，那年
       头一个女孩在外过夜会惹很多麻烦，而再晚一些路上也不太安全。’ 她一走，我立即睡着了。就那么平躺着，一夜没有翻身，身体的每一部分好像都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十分十分地妥帖。再加上一夜无梦，我这个人似乎有那么几个小时根本就不存在了。到清晨六点，醒了。这一醒就是全醒，没有残留任何睡意。内心只觉清虚空明，一片宁静。于是想到：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宁静啊!
       紧接着又想起麦哲伦当年环球航行的故事。在南美洲过麦哲伦海峡(当然是后来命的名)，遇大风暴。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风暴平息之际进人了一个新的大洋，眼前只见一片阳光一片开阔一片宁静。麦哲伦于是当即把这个新大洋命名为太平洋。
        白老头
       白老头是个有信仰的人。
       他信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解放前曾任上海圣芳济学校的校长，解放后基本上都在坐牢。先是从上海作为反动教会人土被押送来贵州服了十年刑。刑满后被劳改农场“留用”。那时候刑满释放后仍被认为是“劳改释放犯”，也不会有什么“单位”接收。所以“留用”是个一举两得的政策，一方面是给刑满人员安排了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便于对他们继续进行控制和改造。白老头“留用”没多久，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据说台湾那面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成熟，大陆上的“阶级敌人”则“欢欣鼓舞，蠢蠢欲动”。白老头被认为是“欢欣鼓舞，蠢蠢欲动”者之一，于是又被抓进看守所关押审查。这一审查就没完没了了，到我1972年遇见他时，无人间无人理的“审查”已“进行”了八年多的时间。
       我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的。还在郊区看守所时，我所在的号子里有人生病住进监狱医院，在那里碰见了从市看守所来住院的白老头。回来后赞不绝口，一个劲地向我“推荐”：“你该去见见这个人，真有学问!物理学家，年轻时留学法国。你想想，坐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到大西洋!对了，他年轻时还是个优秀的足球队员哩!”看得出我们号子里的那位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马六甲海峡都沾了光。
       我第一次装病绝食，有一半原因就是想到医院去见白老头这个人。
       果然如愿以偿。我住进了监狱医院，白老头也还没有出院。只是一开始的一周左右时间我被隔离在一个小病房里，不得与大病房的病人接触，其中当然包括了白老头。我之被隔离，不是因为患了传染病，而是因为送我来住院的预审员认为我表现恶劣(绝食是一种可以上纲上线的行为)，要求院方这样做以示惩戒。院方其实没那么多耐烦心来教育我，病房一紧张就把我并到大病房去了。于是与白老头有了二十多天的近距离接触。
       实际上在小病房时我就已多次向他挥手致意，他也每次都回应了我。要认出他并不难。我那位同号子的哥们早就对我描述过他的体貌特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在南方人中算高的)，身材显得瘦削修长。穿一身英国呢料的黑色西服，满头银发上戴着一顶同样呢料的黑色八角帽，与西服配成一套。这样的穿着在当时是罕见的，何况他身上还透着一种特别的气质。
       我那位哥们还告诉过我，白老头为人很谦和，愿意与年轻人交往。由于他说普通话，牢里的年轻人就都按北方的习惯直呼他为白老头(我们那里称老头为老者)，他也不以为忤，总是回答得嘎崩脆。待到我和他见面之后，我也就沿袭了这一称呼，没有刻意地改为白老师之类尊称。不过那时候老师二字也不像现在叫得这样随便(是个老家伙就叫他一声老师)，总是要真的有教有学才能以师生相称。按说我倒是有理由叫白老头为白老师的，因为那二十天他确实于不经意间给我开了一门课。——讲解基督教的《圣经》。
       每天吃完晚饭，他和我就会在院子里并排散步，那就是我们的上课时间。那是一个不大的长方形院子，大约只有三十米长，五米宽。所以我们的散步总是直线走到头然后转身往回走，不兜圈子。我们的课也是这种风格。从《创世记》讲起，直线行进，没有任何枝枝蔓蔓的闲话。人狱前我是读过《圣经》的，不过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经典来读，与白老头眼中的“圣经”当然会有些距离。我原先理解为寓言的，白老头都认为是事实，信与不信之间不免会发生冲撞。但白老头并不急于向我传教，他尊重我的理解，就把《圣经》作为一部典籍来讲。那态度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
       可惜时间太短，《出埃及记》还没讲完，我就出院回监了。我很遗憾，白老头好像比我更遗憾。后来我有机会碰上当时同病房的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你走后白老头有半个月吃不’下饭。”我懂得白老头当时的心情。给我讲解《圣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满足。每次我一提问，他就会两眼发亮，兴奋地说：“你瞧你瞧，我正要给你讲这个问题。”苦难中的人，这种精神满足尤为珍稀。与食物短缺造成的饥饿一个样，坐牢人对精神和感情层面的交流也有很强烈的渴求，并且特别敏感。这种敏感会导致脆弱，我自己在同号子的一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出狱之后，就曾病了好几天。旧俄时代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说，当她在狱中喂养的一只麻雀死掉时，她曾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说完还特别补充说，与她很亲的舅舅的死讯传来时，她却只感到淡淡的悲哀。
       事实上，我回到看守所后也曾梦见过白老头，有一次梦见他去世了，我竟从梦中哭醒过来。
       说起来我和白老头还真是有缘，居然在狱中又得重逢。那是在我们分手三个多月之后，我从郊区看守所转到市里的看守所，而白老头也已出院回来了。我住进病号监，他在劳动号。两个号子紧相邻。而且，病号监里人少，劳动号还分了几个人过来。因此，我和白老头常能照面。有时候干部偷懒，让病号监和劳动号一起放风倒马桶，我们俩还能简短地说上几句话。
       有一次，他悄悄地塞给我一包烟。看着他那副偷偷摸摸犯规的模样，与他的风度气质实在是不相称，我差一点要笑出声来。劳动号的人可以抽烟，但传递给病号监却是绝不允许的。我不想让他受罚(那太过分!)，所以没接，不想他倒急了，一脸的执拗，一脸的虔诚。我知道虔诚二字用在这里有点不妥，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我后来想，这老头过于单纯，做什么事恐怕都有这么一股虔诚的劲头。后来他还给我带来过几次香烟，直到病号监移到楼上，不再有机会与劳动号一起放风。我总算松了口气，尽管也失去了与他见面的机会。
       在市里的看守所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白老头是那个看守所的一个名人。七十岁的人了，没什么体力也没什么特殊技艺，放在劳动号里显然带有照顾性质。可是，看守所里却是有口皆碑：只要那天院子里特别干净，所有人就都会说，今天一定是白老头当班扫地。有一阵看守所接了外活，帮厂家组装自行车。劳动号有人告诉我，白老头干活的速度当然不是最快的，但干活的质量却总是最高的。他组装的车，从来没出现过不合格的问题。
       只要与他同过号子，提起他都充满敬意。
       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是：“他呀，跟，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有一个评价比较中肯地概括了这种“不一样”：“这么多年了，没有人听见他有过一句抱怨，一句牢骚。”
       别小看了这个评价的分量。坐在牢里的人，长吁短叹是家常便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自怨自艾。像我这样很愿意把苦难当作磨练来接受的学生哥，也时常会忍不住大喊一声并且用粗话骂娘。白老头却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好像坐牢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人还补充说，不单是没听见过他抱怨自己的处境，而且还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有一哥们在他旁边故意开玩笑说：“耶和华就是我。”他立即就作出反应，两眼瞪着那哥们说：“放屁!”
       事关信仰，他不让步。依我看，他已经用自己的品格赢得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尊重。因此，上面所说的例外的确只是一次例外。
       在牢里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宗教生活。据说他每顿饭前都要先做祈祷。当然不能大张旗鼓，他总是躺在铺上，用一张手绢盖住脸悄声地做。时间长了，这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们则装着不知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听人说后，才想起他在医院里时确实有盖脸卧床的习惯。当时我不明就里，以为人老了总会有些，怪癖。其实那时他教我念过祈祷词。那些格式化的词句，在他口中念起来没有丝毫例行公事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所以才倾注了特别的感情。哪里知道他每天每天都在反复念诵!
        病号监移到楼上以后，我与白老头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少了。有时候劳动号的人列队从我们的窗下走过，如果我恰好站在窗旁，彼此也会招手致意。有一次赶上我正靠着窗口唱歌，他们过来了，白老头特意用手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再缓缓地挥向我。那动作十分优雅十分“西化”(那时候是很少见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他早年曾留学法国的经历。我想他是在赞赏我的歌，但更有可能是在赞赏我的唱。——不是赞赏我唱得好，而只是赞赏我在那种环境中纵情歌唱的行为。
       过了一阵以后我又装病绝食，在获准保外就医之前临时被转至劳动号“寄放”，得以再次与白老头同住一屋。我那时一条腿伤了，在劳动号基本上是躺了三天。夜里小解不便，就用一个罐子。白老头怕那罐子满了，夜夜起来为我倒尿，让我很是不安。聊天的机会却是没有，因为劳动号的人总是同出同进，不可能避开别人，而我们想聊的那些话题在当时却恰恰是犯忌的。但有这么一天，他们都出去劳动了，号子里只剩下我一人躺着，白老头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我想他是编了个理由来和我说上几句话。一进屋他就径自地蹲到我身边来了(牢里人都睡在地板上)，并且两手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很想抱你。”语气诚恳热忱，不像是出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接着他说道：“记得在医院里你给某某剪脚趾甲的事吗?那天我装着看你剪，走到你身后用肩膀在你背上轻轻压了一下。我是想表示我的敬佩啊。”．
       我记起来了。那也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由于中过风，手脚都老是在颤抖，非常不灵便。那天他用一把剪刀(那地方当时找不着指甲刀)哆嗦着想剪自己的脚趾甲，我在一旁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便蹲下来帮他剪。白老头特地走过来我也是知道的，但那种表示我却毫无觉察。现在经他这一说，我倒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有理由认为，他抓紧时间告诉我的，就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我原以为他欣赏我的原因在于我的聪明，在于我的好学，在于我对《圣经》的兴趣与理解，没想到他并不看重那些。他所看重的，倒是我不经意间做的那么一件小事。
       于是我又想起在医院里我和他的一段对话。我那天有点掏心窝的冲动，话说得比较动情：“我想我这么个人，如果能给我机会，不成材也能成器。现在看起来这机会是没有了，不过我并不沮丧。我相信哪儿都有生活。”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使我必须终生在监狱里度过，我也会热爱生活。但白老头没让我进一步发挥，淡淡地打断了我：“你倒别这么想，你不见得就不再有机会。”然后立即就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在安慰我，此刻却觉得他压根就没把成材成器当回事。他对生命的意义显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出狱多年之后读到一本题名为《活出意义来》的书，是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过来的心理学家写的。其中说到，把人生的意义只寄托于取得成功，恐怕是过于狭隘了。在成功之外，至少还有两件可以使得人生具有意义的事：一是忍受苦难，一是沉思默想。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白老头，并因而相信了这位作者的论断。那是后话。
       白老头已经站起来，我知道他得赶紧回他的劳动场地去，轮到我该说几句了。我于是说道：“白老头啊，我相信再怎样拖，你的案子很快也会有个了结。你会走出这道门安度晚年。我只有一个忠告，就是能享受时且享受，不要让自己活得太清苦。我认为上帝不会因此责怪你的。”他笑了一下，点点头走出去了。躺着看上去，我这才发现，他的背已微微有些下弯，步履已显得有些老态。突然间我意识到，此一别当成永别。于是支起身子来看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同时想起李商隐的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来了个死刑囚徒
       我们号子里来了一个死刑囚徒。脚上带着一副铁镣，手里拿着一纸判决书，他蹒蹒跚跚地就进来了。
       几句活一说，他的情况已大致清楚。刚开完公审大会听了宣判，就从区级看守所“集中”过来，等候五天后从这里(市级看守所)拉出去执行。那年代的“上诉期”只有五天时间。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死刑囚徒一样，他没打算上诉。不是不觉冤枉，是知道上诉“没什么球用”，认了。他的案情很简单，抄写了四份《少女之心》。《少女之心》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手抄本，被认为是黄色读物。抄写四份自然就有给人传观毒害别人的嫌疑，已属“罪大恶极”，这案子因此没什么可争议的。坐牢没坐几个月就公审宣判了，在当时这种办案速度算得是奇快，原因自然是“形势需要”。——说穿了就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那位死刑囚徒原是农民出身，初中文化程度，参军复员后到了一个化工厂，案发前一直在那里做工人。这回做了死刑囚徒，又只在我们号子里呆五天，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过客。“地主”们自然会礼让三分。可是这位过客还是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一脸的谦恭，只差没说“打扰了，不好意思”的模样。五天的时间里他显然还在不自觉地做一种努力，以适应我们号子的习惯和气氛。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在努力适应我们号子的“号子文化”。人啊，人!一生一世都活在某种“框框”或者说某种“引力场”之中，到死都不得超脱啊!
       但是，感叹归感叹，他的努力还是打动了我。第一夜他起来小解，我那时正醒着。看见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提着脚镣，吃力地跨过“路上”横七竖八的身体，嘴里还轻声骂着：“这鸡巴脚镣磕天绊地的!”(原话用方言说是“款天磕地”，在我们当地引申的含义有牛逼烘烘的意
       思)我知道他这是不想吵醒别人，由此便对他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我开始与几个年轻哥们商量，每顿饭都多领一罐进来，让这位就要去死的哥们吃几天饱饭。号子里有三十来号人，炊事员隔门递饭总是数得匆忙，谎称“还差一罐”不难蒙混过关。关键在于号子里须得心齐，没有人去揭发检举。我那时正在装病绝食，我的克制力和每顿只吃几口就让给别人的病号饭(稀饭)使我在号子里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没人会去嫉妒死刑囚徒，所以我的计划竟得以圆满完成。五天的时间，一天四罐饭，终于吃得他不断地打馊嗝儿。
       到第六天早上，最后一顿饭领进来了，我开始跟他开玩笑，说：“慢着慢着!据说待会出去还要给一顿吃的，你这会要是吃得太饱，待会吃不下人家会说看把你给吓的。”他的回答是：“不碍事，不碍事，待会照吃不误。反正今天也不会再打馊嗝了。”
       临走时他又习惯地用手提起了脚镣。我说：“别。就这么走吧，你还能吵着谁呢?”
       那个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左右，一种骚动开始在彼此隔绝的号子之间传播。与烧开水很相似，渐渐的，嗡嗡声越来越大，终于达到沸点，发出尖利的叫声。起因很明白很简单，到四点还没看见手板车拉着肉从那道大铁门进来(平时四点已经开饭了)，今年这个三十夜怕是连祭牙的荤腥都没有了!看守所虽然封锁很严，这点动静却逃不过犯人的眼睛。有那么几个号子，可以从风门口张望到那道大铁门，他们至迟下午一点就开始轮番在守候，而后把自己的担忧、不满和愤怒一点一点地、逐渐升温地向外辐射，传遍全监。他们不可能不传，不传会把他们自己憋死。
        四点多钟，炊事员们送来了开水(平时是在饭后送的)，结果把号子里的“水”催开了。骂声四起，从人身攻击到“反动言论”都出来了!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差不多可定为”反革命骚乱”来进行镇压。以严厉著称的所长(一个山东老头)很快出现在走廊里，他的夫人是炊事员中的一位，那天受到的攻击也最多。实际上那老太太善巴巴一个人，平日里在犯人中是以菩萨心肠著称的。犯人们那天也真有点过分!
       “静一静!”所长开言了，大家屏息以待。
       “讲个事啊，”所长的声调出乎意料的和蔼，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和蔼，“今年猪肉特别不好买，我们已派人排大队去了。什么时候买来什么时候下锅，就是熬到半夜，也一定做给大家吃!”
       话不多，说完了走人，受够气的炊事员们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撤了。号子里一下变得异常安静。接下来是守望者们坚持在守望，不能守望的继续在监听，目标还是那道大铁门。果然是一直到晚上，天黑了好半天后那道铁门才发出巨响，然后是一个声音在传：“是!是肉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欢声雷动。再一次的等待，这回等的是送菜饭的脚步声。那一夜炊事员们也回家过年去了，是“劳动号子”里的犯人代庖。他们挑着担子穿过院子进得走廊走到号子门前时，风门内外真是笑脸相对贺声不断喜气洋洋啊!
       “今夜无人人睡”，号子里久久地洋溢着一种幸福感。我清楚地知道，这种幸福感不完全是来自口腹。借用现而今一本书的宣传用语来说，那一夜我们“装在胃里”的是“文化”。吃肉已绝不止于是在“祭牙”，而差不多是在祭祖了。那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亲情(吃“团圆饭”嘛)，象征着归属。——生活在一种传统中，你才是一个族类的一员。这些当然都是我后来的感想。当时我只是惊讶犯人们的反应何以如此强烈(我自己倒比较理性，不认为大年三十吃肉与平时吃肉有多大的分别)，因而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比吃重要得多的理由。
       更让我惊讶的是干部们的态度，他们不仅容忍了人身攻击，而且容忍了“反动言论”!——他们认可了犯人们的反应，显然是因为他们认同了犯人们的“理由”。在那个“政治挂帅”六亲不认的年代，古老的“人之常情”那一夜在一个监狱里(堪称“阶级斗争第一线”)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全部政治原则和政治压力都被犯人们和干部们一同抛到了九霄云外。
       
       
       
        写于 200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