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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多年来一直处于模糊状态。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1976年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泽东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都直接与其秘书米士奇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对华国锋触动极大，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并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的支持。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毛泽东的手稿如何处理的问题；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
       会议一开始，江青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材料以及各种信件，历来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发、保管、存档。从中央苏区长征出来一路上直到延安，从西柏坡进城到如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因此，毛主席处的文件、档案以及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仍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处理。鉴于目前大家都在忙于主席的丧事，我建议现在暂不处理，先把它们封存起来，任何人不经中央批准，不得翻阅和取用。”
       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汪东兴同志的确很忙，同意先把它们封存起来。华国锋同志最后又补充一句：“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见没有人再发表什么意见，只好选择了沉默。“四人帮”再次受挫。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从9月13日收到华国锋的信息，到亲上华家拜访，中间隔了整整九天。在这漫长的九天里，他一直在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华国锋？怎样回答华国锋？叶帅一生谨慎，对解决“四人帮”这样的大事，他不敢掉以轻心。经过九天的痛苦思考，他决定支持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在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方式问题上，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三人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华国锋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此时，“四人帮”也在抓紧活动。张春桥曾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不能不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9月29日夜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主要讨论如何安排好毛主席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各项活动。会议开到很晚，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因身体欠佳，请假提前告退。
       正当会议正常进行中，江青突然站了起来，尖声地叫嚷道：“散会了！散会了！”
       委员们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江青见大家坐在那里不动，又大声以命令的口气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其他委员这才缓缓离开会场。
       汪东兴没有动，仍坐在离华国锋不远的位置上。
       华国锋对江青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慨，但是为了大局，他不动声色地端坐不语，待蛇出洞。
       空荡荡的大会场只剩下六个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字摆开坐在华国锋、汪东兴对面。
       又是江青打“头炮”，她以毛主席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作为突破口，继续纠缠华国锋，要求他表态；她还要华国锋同意，将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大”组织的人去处理。张春桥想拿毛远新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继续给华国锋出难题。
       然而，四个多钟头过去了，“四人帮”一无所获地吵得有气无力，会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华国锋微闭双眼，斜倚在高脚扶手椅上，“稳坐钓鱼舟，任凭风浪起”，最后，不屑一顾地由汪东兴陪同走出会场。
       9月30日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由于9月29日晚“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双方斗争激烈，阵线已基本明朗，所以叶帅与汪东兴已经清楚彼此在同一战壕，故谈话直接进入主题。叶剑英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要以快打慢。接着，叶剑英又马不停蹄地再次造访华国锋，希望华尽快下手解决“四人帮”。当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俩人沟通了各自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的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方案来向华汇报。
       
       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还必须得到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这两支武装力量的支持。动用这两支武装力量，则直接牵涉到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华国锋看来，汪东兴绝对可靠，但对吴忠还不了解。
       吴德向华国锋保证：吴忠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于是，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级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976年10月2日晚上8点钟，汪东兴让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他的办公室开会。
       汪东兴对武健华等人道：“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武健华等人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他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10月3日凌晨4点，一个完整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形成了。然而这一方案能否执行，必须得经过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批准。
       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认为这个行动方案可行。并让汪东兴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
       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意见，并说：“按照部署，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帅幽默地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他与华国锋、吴德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防止一切意外发生。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武健华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向大家宣布了两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下午5时，武健华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开完会，已是下午6时，暮色徐徐降临。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临战前静穆浓重的气氛，缓缓袭入每一个参战者的心田。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今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过的“五间房”休息。汪东兴责成警卫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了“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
       晚7时40分，华国锋款款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从晚7时55分“突袭”王洪文，到顺利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只用了3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