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巨头，端坐在一起
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坐在一起，留下了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
人均正襟危坐，蒋居中，冯在左，阎在右。蒋一身戎装，笔挺而讲究，人比冯、阎瘦弱，坐在两人之间显得略带拘谨；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衬出满脸的憨厚与朴实；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看上去持重而老到。
颇具代表性的一幕场景。三副形态，三种风格，在北洋军阀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交替之际，碰撞交叉，书写历史，改变中国。
论年龄和资历，在冯、阎二人面前，蒋不过是小老弟。冯、阎同庚，均是1882年生人(另一说阎为1883年出生)；蒋是1887年生人，比他们两位小五岁。三人虽然都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但地位、作用大相径庭。辛亥革命中，阎锡山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主角，他所参与发起的山西起义，被认为是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期间北方诸省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阎锡山因此颇获孙中山欣赏与器重，被任命为山西督军，从而开始了他对山西三十八年的统治。作为早就从军的清军军官，冯玉祥参与发起了河北的涿州起义，之后他逐步羽毛丰满，很快成为颇具实力的牢阀，并在1922年成为河南督军。
和他们的显赫表现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才从日本回到上海投身辛亥革命，曾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出任团长。十年之后，1922年，即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的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受到广东督军陈炯明攻击，受困于珠江上的永丰舰，蒋介石自上海应召而来，因“护驾”有功，赢得孙中山的赏识，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次年，孙中山又委派蒋介石率团前往莫斯科，考察苏联的军事、政治及党务，蒋这才开始走到历史前台，成为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
然而，几年之后，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的地位、实力与影响已经超过了冯、阎，这就难怪在合影时，他被冯、阎两大巨头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中间。
有材料说，这张合影摄于1928年2月。那么，不知道此刻坐在中间的蒋介石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因为就在六个月前，1927年8月，迫于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压力，他曾宣布下野，回到家乡奉化。这是他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下野。
1927年8月22日的《时代》杂志，报道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从历史眼光看，这一期《时代》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报道蒋介石下野新闻的同一页版面上，正好有关于托洛茨基下台的报道。报道称，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赶出了苏共权力中心，还特地配发了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与斯大林的矛盾冲突白热化；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而向共产党大开杀戒。两位与1927年中国大革命密切相关、立场与态度绝然相反的主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个八月却有了同样遭遇，几乎同时离开了各自的权力中心。唯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的离开是永远的，等待他的是流放和暗杀；蒋介石的离开则是暂时的，他以退为进，还将复出。
“英雄下台”——这是《时代》报道蒋介石下野消息的标题。
“征服者”蒋介石在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半个中国之后，最近因受到指责而下台。上周他回到故乡暨出生地，上海南边一百英里(距离有误——引者注)之外的奉化的一个小
村庄。
他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夜色里抵达——因为在中国，一个“丢脸”的人最好悄悄来去。一个忠实的秘书只是说：“蒋介石将军和家里的人住在这里，开始完全引退的生活。在为国民党的事业付出一年的辛劳之后，他想好好休息休息。”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忙于请中国人翻译一份七百字的文件——蒋介石辞去革命军总司令的正式辞呈。
辞职——
在其辞呈中，蒋将军向“中国人民”讲到民族主义运动最初的辉煌胜利，以及目前令人伤心妁分裂状况。“我们的革命面临困难，乃是因为共产主义之故。”蒋介石将军称，他自己毫不手软地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被说成是他为了扩大个人的势力，一直受到回民党人的阻挠，结果，“我的国民党同志几乎在所有事情上失去对我的信任。”
蒋介石继续说，国民党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在清除共产主义，但最终却导致在国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对他个人的攻击。“我本应在春天就辞’职。不管怎样，我愿意放弃个人的地位以看到革命的成功。”
这些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是诚恳地发自蒋介石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人的内心，不过，他，上周的辞职，也是他的部队近来在进攻北京时接连失败而导致的一个紧迫事件。这些败仗上周转为溃败，在考验人的心理的时刻，蒋将军名义上的盟友、古怪的“基督”军阀冯玉祥，突然通电逼蒋下野。意味——
蒋介石的引退，导致他曾领导的南京政权——国民政府的分支失去意义，而使最初的汉口-国民政府在国民党整个事务中再度起到主导作用。被称作“基督”军阀的冯玉祥又在干涉汉口事务，他以出尔反尔著称，因此中国人认为他可能想很快由他本人来控制全部国民党的地盘。(《时代》，1927年8月22日)
蒋介石被迫下野有多种原因，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牢
事挫折。张宗昌7月25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索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的引追声明8月13日发表。(《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67页)
蒋介石下野了，但局势并没有向不利于他、或曰有利于冯玉祥的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对立面和竞争对手汪精卫，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吁请蒋介石出山。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几个月的私下运作，1928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才真正成了国民党党内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他的那些对立面，无论军事派别或者政治派别，都暂时不计前嫌，将他推到第一的位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之中迎来了1928年。
1月4日，刚在莫干山度过蜜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回到南京，5日即宣布复职，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国民革命军重新组建为四个集团
军，蒋介石本人亲自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镑山；李宗仁分别担任二、三、四集团军的总司令。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之后，蒋介石与冯玉样、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三人坐在一起，标志着以往恩恩怨怨的结束，更是未来戏剧化场面的开始。
此刻，三巨头坐在一起结为同盟，商讨共同继续北伐，直指盘踞北京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有谁能料到，同样是他们三位，两年之后将成为对垒交战的敌人。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车站事件中被炸死，奉系随即全部撤至关外，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蒋介石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两年之后，1930年冯、阎联手，与南方桂系军队遥相呼应，开始大范围倒蒋战争——中原大战。
1928—1930，三年硝烟弥漫，三年风云变幻。正是在这三年期间，冯玉祥、阎锡山两人陆续成为了《时代》的封面人物。登场时间分别是：1928年，冯玉祥；1930年，阎锡山。
2 父子均在漩涡中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6月19日的徐州。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6月6日的《时代》，报道了在关键之时出兵中原的冯玉祥：
驻扎蒙古的军阀冯玉祥，上周大举南下，未宣布其进军目的。他的庞大的由俄国装备的军队，欲轻取距北京西南方向约四百英里的郑州，这是位于京汉铁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一不确定的报道属实，冯将军将会在短期之内，在中国事务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他在被张作霖赶进蒙古时曾经失去的……(《时代》，1927年6月6日)
《时代》说得不错，冯玉祥果然在1927年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在与蒋介石会晤之前，冯玉祥6月10日先在郑州与汪精卫率领的武汉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一致。他被国民党左派认为是挽回败局的最后希望。但几天后，6月14日，冯玉祥又向南京方面的蒋介石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蒋介石欣然同意，并立即于6月16日率大部分要员赶赴徐州，等候冯玉祥的到来。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的生活》，第561页)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走到了一起。据说在会谈中，蒋介石答应每个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冯玉样的徐州会晤：
徐州府，距北京四百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的军队原是汉口“共产党派”力量的一部分，现已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接着，在欢呼声’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魁梧、高大、健壮，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子，脸紧绷着，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十四个月之前(见《时代》，1926年4月12日)，冯玉祥被满洲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撤退到蒙古，在那里养精蓄锐。接着，他匆匆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经济援助、装备、军火。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又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时代》，1927年7月4日)
同期，《时代》以“最后通牒”为小标题摘要报道了冯玉祥向武汉政府发出的通电：
冯玉祥宣布他已向汉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出最后通牒，从而让世人知道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在汉口方面控制的地区，商人、工厂主、地主正受到工农的迫害。中国人民不需要这种暴虐现实。由于共产主义教条在湖南省的传播，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家庭也受到迫害，他们的财产正被没收，别的罪行也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实行。”
“显然，为了实现少数激进分子组织的目的，结果把整个国家拖进了混乱……”
“现在，我考虑必须采取以下纠正措施：
“首先，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应该立即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去。第二，汉口政府执行委员会中的中国人，愿意出国休息的应允许离开。汉口政府中其他一些忠诚信奉国民党原则的成员，应立即加入南京政府。”
“为了尽快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孙逸仙博士的原则，个人的矛盾容易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尊重孙逸仙的遗愿。”(《时代》，1927年7月4日) 蒋、冯走到了二起。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和冯玉祥先后采取反共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JL子是冯洪国。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儿子的反应，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也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
自孙中山1923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多渴望革命的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在这样的革命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
然而，突变来了。
最先遭遇尴尬的是蒋经国。《时代》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反应：
莫斯科一位正在念书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蒋介石的儿子，年轻的蒋上周听到他的父亲如何开始在中国清洗共产主义后，给一家莫斯科报纸投书说：
“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活下来的是一个反革命。他曾用美丽的语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时候背叛之。蒋介石不再会和张作霖作战。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时代》，1927年4月25日)
与蒋经国伺时在中山大学留学的另一个中国学生盛岳，后来在回忆录中更详尽地记述了蒋经国此时的反应：
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
般的热烈掌声。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次演讲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5页)
从这一回忆看，《时代》的报道想必源自塔斯社。有意思的是，对父亲行径严辞痛斥的举动，为蒋经国赢来了鲜花和掌声：
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儿，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情，而且我们都到处受到俄国人的轻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6页)
两个月后，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在莫斯科也遇到了蒋经国同样的尴尬。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的消息传来，冯洪国立即采取与蒋经国同样的举动——与父亲决裂，痛斥父亲。冯洪国在莫斯科当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是致父亲的公开信。他谴责父亲叛变革命，其语言和语气与蒋经国也大致相似：
父亲：现在很明白，由于你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头子。……你显然不想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只想利用他的旗帜，打着保卫工农利益的幌子，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从今天起，我把你当成蒋介石、张作霖一伙反革命分子当中的人。
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转引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两个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与父亲决裂的年轻人，后来又各自回到了父亲身边。冯洪国的情况如何未见记录，蒋经国则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了父亲的接班人，从而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出现。
发生在莫斯科的与父亲的决裂，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略而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因此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3“张之后的张”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日。
从6月2日张作霖宣布撤离北京，到7月2日冯玉祥走上《时代》封面，仅仅一个月时间，中国便发生了一连串令世人关注的新闻：民国元老、前总统黎元洪病逝；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秘不发丧直至宣布继承父位；在蒋介石安排下，阎锡山忽然替代冯玉祥成为占领北京和天津的新主人……
我有些奇怪，这一次《时代》为何没有选择张作霖作为封面人物。从称霸中国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到被日本士兵暗杀致死的事态之严重、背景之复杂，张作霖其实都值得成为封面人物。
不过，尽管没有选为封面人物，但自1923年创刊以来，《时代》在报道中国时，张作霖一直是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在1924年选择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时，《时代》便谈到过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拥有中国北方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头号军阀无人能取代。”对这位张大帅也有很高评价，说他“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在1927年大革命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释放鲍罗廷夫人等新闻的报道，都涉及到张作霖。
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1页)
。
不过，《时代》一系列关于张作霖的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的讥讽、蔑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厌恶之情，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出生草莽，粗野而缺乏教养的军阀形象。
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成为封面人物的这期刊物上，《时代》同时在版面上发表了张作霖的一幅照片，并在报道中写道：
满洲和中国北方最强大的野蛮军阀张作霖，上周仍是唯一一位仍具实力的人，或许他可以挡住目前在长江一带作战的国民革命军，不让他们从已占领的中国南方进入北方。
张作霖是旧式大军阀。他喜欢喝燕窝汤……
布里顿夫妇上周从北方抵达上海，讲到大军阀张作霖最近在北京打麻将，可以一口气连打三十七个小时，他选择三个对手，结束时，都是赢了对手，赢的钱也一样多。然而，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部下军官却因无票强行进入北京剧院，被他砍了’头。(《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用加以渲染的气氛和细节，为读者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张作霖。1927年4月18日的报道说：
“以所有的神的名义，以它们的名义，我告诉你，法国必须帮助我——必须!”上周，在北京的满洲残暴的大军阀张作霖，对一位法国记者暴跳如雷地如此说。他用剑鞘敲打桌面，接着说：“国民党的军队从南方向北方进攻我，是国际性重要事件。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胜利，它就会在全世界胜利。列强必须帮助我打败国民党，把他们赶回长江以南。然后，我将以兄弟之礼对待他们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我和他没有冲突，因为我听说他内心里其实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中国，只有两个派别在长江上对峙，一个伟大的劳工国家建立起来也并不困难，神会保佑和平。”
紧接着这番话，《时代》以“黄色奇迹”为小标题，讲述了在战场发生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个滑稽、奇特甚至荒诞的故事：
为证明说出的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话，张作霖上周紧急调遣儿子张学良将军南下。当他的军队专列驶入河南省时，沿着车厢撒满成千上万的黄色符咒。张的士兵一看，恐惧地发现上面印着巫师们画着红色小刀图案的咒语。符咒写道：“谁来河南和它的保卫者作战，谁就得不到他的祖先的保护!小心点！”
有传言说，面对这种威胁的恐惧，整个部队全停下来，年轻的张学良焦灼地给父亲张作霖打电报，要他也从北京运来更多的、更灵的巫师来对付符咒。很快，专列运来了巫师。他们开导士兵，应该把这些符咒撕碎，同时，自己在来福枪上系一个小小的“神布条”，然后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
由于巫师们从北京带来了大量“神布条”，士兵为之感激，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壮壮胆，鼓鼓劲，他们又向河南挺进了一大截。(《时代》，1927年4月18日)
正是在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候，张作霖越来越感到了来自南方革命军的压力。6月18日，他索性在北京宣布自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任命所谓国务总理。对于他，这显然是在紧迫局势下强作镇静的一个举措，以此来向外界表现自己的沉着、威严。他颇为精心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就职典礼，广邀各国驻华使馆人士参加。但从《时代》的描写看，那些应邀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只不过看到了一幕滑稽的闹剧而已。
这篇题为《“独裁者”发表宣言》的报道写得生动而坦率，倾向性很明显：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一百零八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搞得疲惫不堪。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国歌——对西方人来说，刺耳难耐。在这种狂欢式的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日本曾支持他的满洲政权。据信英国也私下为他提供援助。上周，他决定正式宣布自己为“统治者”。他用又尖又高的声音朗读自己写的二十字誓言，鼓励他的军队“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均毫无意义。张本人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差不多一年来他天天都在对记者说，他的军队即将“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上周这些军队却被南方杰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打败，正在向北京撤退。因此，上周“独裁者”张倒像是在喊出绝唱的第一声勇敢的音符。总而言之，在北京的外交官并不重视出席“就职典礼”，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时代》，1927年6月27日)
外交官们对张作霖的冷淡和厌倦显然事出有因。他们大概更愿意与以往段祺瑞、吴佩孚之类有文化、有修养的军阀打交道，而不愿意面对一个性情暴烈而无所顾忌的军阀。
《时代》说得不错，张作霖出任“大元帅”时的演说真的是一个“勇敢”的“绝唱”。他没有“消灭共产主义”，也没有打败国民革命军。相反，一年后，1928年6月2日，在各方压力下，他被迫通电宣布撤离北京，并于当天夜里坐上专列启程返回沈阳。6月4日早晨，当专列驶进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日本关东军一批军官策划了爆炸事件，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抬回大元帅府，几个小时后身亡。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竟以这种方式永辞人寰! 关于张作霖的历史功过，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我比较欣赏鲍威尔的一段评说：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3页)
张作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儿子张学良从此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据说张作霖在弥留之际吩咐其夫人：“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
“小六子”就是张学良。他紧急赶回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将近一个月后，《时代》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十七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
十七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一千万元的遗产。
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我要我们的人民专心于满洲发展，为了发展，关心我们自。身而非外部。从现在起，我们没有必要寻求扩张，或者侵犯中国别处……”
“我经历战争已达十年，深知其恐怖。我要让我们的人民不再身，受其害。”“至于国民军我们准备与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议。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不过目前暂时停顿有待于民国政府统一之后实施。如果他们想把我们排除在外，只根据他们自己的条款来取得和平，那么，我们自然不会与他们谈判。”(《时代》，1928年7月2日)
报道的行文，摘录的声明，为人们面前展现着一个与其父在性格、政治主张诸方面均有很大不同的张学良。配合这则报道，还发表了一幅张学良的照片。
早在几年前，张学良的照片就已经在《时代》上出现过，是在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的那一期，照片说明为：“张元帅，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照片上的张学良身着戎装，乙副少帅风采。此时的张学良出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在被张作霖精心培养之后，他开始身担重任了。
如今，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狡诈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二十七岁、只是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这一次，照片上的张学良，不是一身戎装，而是脱掉外套，露出一身白色的休闲服。他双手叉腰，脚上一双长统皮靴，倒也能让人感觉出一点儿镇定自若的神采。不错，在对父亲遇难消息秘而不宣的十几天里，张学良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从暂时的情况看，他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因张作霖的去世而可能引发的奉系内部的混乱，从而导致日本关东军的进一步阴谋。在这一点上，少帅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智
谋和坚韧。
《时代》照片的说明很有意思。上面一行：SMART SON CHANG，下面一行：His father wassmarter。这里，关键的词是smart，意为：敏捷的、精明的、狡猾的、壮健的……，在张氏父子身上，汉语中用哪一种表述更为准确?用“精明的”，还是“狡猾的”?我倾向于用“狡猾的”较为妥帖。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狡猾的儿子张”，“他的父亲更狡猾”。
“狡猾的”张学良在危乱之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他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他以这样的姿态，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相提并论的位置。从此，巨头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巨头。而这个比他们年轻的巨头，在未来时间里，将一次又一次地以他的参与而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行程：
第一次，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胶着之时，张学良出兵关内，力挺蒋介石，导致冯、阎被打败，宣布下野，从此不再有向蒋挑战的实力；
第二次，1931年，在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一败涂地，撤进关内，整个东北转眼间陷入日本之手，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的时代；
第三次，1936年，张学良囚禁蒋介石，“西安事变”真正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不过，此时，1928年7月，张学良只是开始登场的主角之一，他的表演还有待于未来。于是，《时代》选择了另一个比他更为引人注目的人作为封面人物，他就是冯玉祥。
4 “基督将军”——战士或叛徒
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是用“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法会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十八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五百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则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飞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六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失，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二十年代多次采访过冯玉祥的外国记者。她第一次见到冯五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车，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走了两天，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后，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并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往郑州，她又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禁止举行任何每盘菜价值一元以上的宴会。这样就防止了中国官员通常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钱财的现象。用俭朴的名声来节省开支总比说成吝啬要好听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第72页)冯玉祥也回忆过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
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页)
或真，或假，“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斯特朗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冯玉祥转瞬之间的突变，令人诧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有过一次突变。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而现在，1927年，一周之内，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冯玉祥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再次令世人瞠目结舌。
于是，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1net)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指挥吴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接着发生的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Herbert H。Gowan)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开北京时，请他的荚国牧师、时任北京青年会干事长的盖利(RobertGailey)为之祈祷，希望尽快打败张……10月盟日，发生了吴的‘基督将军’的背叛事件，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强迫曹总统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并从后面攻打吴。”(《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其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被冲击，从中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两千七百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果然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再度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过去的传言，再次成了现实的故事。
5 盟友间，起承转合
昔日盟友，转眼间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中，阎锡山成了1930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位主角。
1930年5月19日，《时代》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二十天前的4月29日，阎锡山、冯玉祥分别向晋军和西北军下达了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军队开始总攻击的命令。1928年坐在一起的三巨头——蒋、冯、阎，在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不和、摩擦之后，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据史书称，此次大战历时七个月，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一十多万，战争波及二十余省，死伤官兵三十余万。
《时代》报道了近期战况：
大规模但又不猛烈的战斗，上周在北平与南京两个对立的首都之间的居中地带的东西向前线展开。这一战线基本在陇海铁路沿线。
阎元帅从他的前线指挥部致电，北平，，称他的部队大获全胜，歼灭敌军一万人，俘虏一万五千人，并迅速向南京推进——一种鼓舞士气的夸张。
蒋反驳阎的吹牛，宣布他的飞机完全摧毁了敌军，但也承认敌军的机关枪火力颇有威胁。（《时代》，1930年5月19日）
有意思的是，这一期的《时代》以《重新开战》为题报道这场大战时，没有分析引发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而是以美国北方的佛蒙特人和南方的弗吉尼亚人相互的区别来比喻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从彼此不同的性格来描述和解释战争的起因。这一视角虽然别致，活泼酌笔调也使报道别具一格，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和肤浅，似乎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南北双方彼此性格的差异而发生的：
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
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又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里所说的南北双方的四位强人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
阎和蒋两人都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们两人都是东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两人均出自殷实家庭。两人都在1911年革命期间开始政治生涯。两个人都是好人。阎是一个中国的佛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时代》，1930年5月19日)
开始，我对把宋子文列在与三巨头平起平坐的位置感到奇怪，读完整个报道方知其中别有见地之处。《时代》认为，在蒋介石与北方冯、阎的较量中，身为财政部长和银行家的宋子文，能否从日本等国得到大量贷款，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29年4月结束的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中，蒋介石便是以权、钱收买对方重要将领，使之阵脚大乱，落荒而去。这一次大战，在《时代》看来，金钱依然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战争以三种形式进行：1．大量金钱贿赂，实际上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公告、宣言，任何一方的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用着，早巳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既定的习惯，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让它们发挥必要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时代》，1930年5月19 日）
中原大战的起因、过程，这里不必详加叙述。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人在酝酿、策划和发起中原大战之前的关系演变，它堪称一段现代传奇。
《时代》这样谈到盟友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
阎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许多方式是基督教式的。他乐于将儒学作为他的指导，但他对基督徒的态度很友善。他从不迟疑地与“基督元帅”冯结为同盟，在最近组成的由阎出任主席的北京政府中，冯就出任军事长官。(《时代》，1930年5月19日)
虽是“盟友”，但如果要说阎锡山是“从不迟疑”地与冯玉祥结盟则不准确。这也事出有因。他们之间的传奇大都是在幕后演绎，情节与细节的痕迹大都要到全部过程结束之后才会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对关系奇特的盟友。貌似亲密，实则心存芥蒂，勾心斗角，各取所需。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滚爬摔打，从一名底层士兵成长为二棵大树，拥有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一跃为山西督军，苦心经营山西，俨然是实力雄厚的“山西王”。前者有着敦厚、朴实、爽朗的外表，被人诋毁的善于多变，却也反映出捕捉时机的敏捷与聪颖，以及对新事物的嗜好和热诚。后者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冯可比。
现代传奇便是在这样一对盟友之间起承转合，演绎出无比的生动。
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芥蒂，应该是在1928年攻占北京、天津之时就存在了。
1928年，在选择冯玉祥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曾这样报道当时的北伐战局：， 最近，中国北方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天津相继被冯的军队攻占(见《时代》6月18日、25日)，但在上周，为了证明其伟大之处，这位古铜色的魁梧元帅，大造声势地放弃征服者的位置，只在城外留驻一点儿获胜部队，自己则谦恭地撤回到中原的河南省。
冯的朋友们说到冯，他有许多个人荣耀，有着对伟大理想的真诚，这个理想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是在一个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个政府，冯元帅主动提供支持，他以及自己庞大的、完全独立的军队均听命冬，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攻占了北京和天津。(《时代》，1928年7月，2日)
实际情况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占领北京和天津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阎锡山的晋军，并且这是在国内外各种势力影响下蒋介石与冯、阎之间达成的协议——一个明显令冯玉祥颇为失落的协议：
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
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
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
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
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
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对
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
已做了一笔交易，耶让阎锡山的军队
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
这一珍贵的战利品。到5月底，奉军
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
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
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
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
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
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
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政府任
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
北京的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
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
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
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二个事件，都
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
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
的部将韩复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
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
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
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
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
武器。(《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98页)
冯玉祥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与上面有所不同，他说他很赞同改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占和管理京、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从这里(郑州)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囚天
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署之间恐亦不宜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我的生活》，第604页)
“前有帝国主义，后有共产党，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拨离间之手段，稍有不慎，即坠其计。此次北伐，官兵死亡如是之多，百姓流离如是之苦，由国家推至个人，吾等均应精诚团结，合作到底也。”(《冯玉祥年谱》)
从冯玉祥自己的叙述看，他并没有对失去再度进驻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没有与阎锡山之间出现隔阂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军事要员们欢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冯回忆说，在蒋离开后，他与阎两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他对阎说：
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种种慷慨激昂，向天发誓，有时是当不得真的，何况是各自拥有重兵的军阀。几天之后，1928年7月10日至12日，冯、阎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各持己见，未能团结一致。会议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等。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会议在讨论裁兵原则时，冯玉祥主张淘汰老弱不良者，取“精兵主义”，而阎锡山主张各集团军平均缩减，取“平均主义”。《
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冯玉祥在此时就表现出了对蒋、阎的不满：
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800页)很快，不满演变成了对抗。1929年5月，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冯玉祥即宣布反蒋。但战事未起，冯手下的几员大将转而支持蒋介石，冯玉祥在阎锡山的劝说下，不得不于5月28日匆匆通电下野。一直驻守山西静观事态的阎锡山，此时，盛情邀请下野后的冯玉祥访问山西。6月21日，危难之中急需寻找盟友的冯玉祥，接受这一邀请，开始了山西之行。
无疑，阎锡山是在打冯玉祥这张牌，以在蒋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的分量；冯玉祥则也意在借阎锡山之力来实现反蒋之目的。两人在8月商定共同讨蒋，冯军粮饷由阎供应，并约定一俟冯军抵达洛阳后，阎即通电表示态度，实行西北军和晋军的携手合作。
分明是一步险棋。
冯玉祥走进了阎锡山的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性格与计谋的较量，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冯、阎之间情节曲折的一场大戏，拉开了序幕。
6 自治或割据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现在划归定襄县。将近二百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遥想一个世纪前，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把阎锡山送走又迎回。1900年，十八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和父亲一起因躲债而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再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总是喜欢回到河边村，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从袁世凯称帝一直到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都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乱世而不倒。
1929年9月30日，阎锡山又一次回到家乡河边村。这一次，他带来的贵客是冯玉祥。
七十五年后，2005年4月，我有了一次山西之行。这一次，我特地去踏访阎锡山故居，追寻七十五年前阎、冯在这里上演过的一段传奇。
有数百间房屋之多的阎锡山故居，如今被河边村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包围着。故居大门乍一看，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我想象中的豪门气派。但走进去，即可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的故居，是他在辛亥革命发迹之后费时二十多年陆续修建的。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的实用需要而与恫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建筑群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庭院衔接交叉，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诡谲与幽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本人的狡黠，更渲染出一个大军阀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人行其中，方向难辨。却顾来径，一片茫然。
七十五年前，冯玉祥走进河边村车站时，想必没有我这种感受。他正期盼着与阎锡山尽释前嫌，共同反蒋。阎锡山精心安排的欢迎场面，也是刻意要在冯玉祥面前表示出友好与诚意：
阎锡山陪同冯玉祥来到河边村汽车站时，只见黄土垫路，清水洒街，到处张贴欢迎标语。河边川至中学和小学的学生，手持红绿小纸旗，打着横幅，列队欢迎。有两条标语，红纸黑字，贴在宽大的灰白布上，一条写着：“旗旌遥临，同亲仰望”；一条写着：“锦茅壮挂，共目思光”。两条标语由学生簇拥着，在秋风中不住地点头。阎书堂(阎父)等人早已在站台上等候。于是停了车，阎锡山和冯玉祥走出汽车。冯玉祥又高又胖，比阎锡山高出一头。他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里述勒着一条布腰带，脚上穿着布鞋，完全是一副农民打扮。冯玉祥见到阎书堂，急忙行礼。(《阎锡山与家乡》，第93页)按照商定，寄寓阎锡山家乡的冯玉祥向他的西北军再次发出了伐蒋命令，1929年10月10日，蒋冯战争正式爆发。
然而，阎锡山却止步不前了。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老谋深算。冯玉祥不知道，阎锡山在向他表现友好的同时，一直还在与蒋介石暗地交涉。阎历来善于伪装自己，迷惑对方，这一次依然如此。据《阎锡山与家乡》叙述，在冯玉祥到山西后，阎一面与冯周旋，共商反蒋大计，一面为了迷惑蒋介石，还假意做出准备下野出国的样子，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购置服装和用具，外人完全看不出一场大战正在密谋酝酿中。
蒋介石其实未必不清楚阎与冯之间的真实心思，但他仍想分化他们。蒋暗地派人去太原，欲说服阎出兵反冯。蒋还亲赴北平与阎会晤，委任阎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冯玉祥翘首以盼阎锡山出兵配合之时，11月5日，阎锡山却宣布就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同时还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服从中央；10日，太原各界又召开庆祝阎就任副总司令大会。阎锡山完全抛弃了冯玉祥。
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冯玉祥被软禁在建安村窄小的天地里。冯玉祥为了表示抗议，甚至从10月23日起开始绝食。他曾率随从执
意前往太原，但阎的士兵将其团团围住，不予放行。士兵们在他的车前长跪不起，苦苦劝阻。冯觉无奈，只得重回软禁之地。与一个多月前初到河边村的欢迎场面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独立反蒋的败局已无法挽回。1929年12月1日，蒋军攻占陕州，冯军全部退回潼关以西。蒋冯战争以冯军失败而结束。
然而，一切又在变化中。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通电讨蒋，他与冯玉祥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就在通电反蒋的这一天，阎锡山专程来到建安村，向冯玉祥道歉。翌日，两人分别乘车回太原。为表示与阎锡山结盟的诚意，冯玉祥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留在太原，自己则在3月8日由阎派宪兵开道离开太原，9日从风陵渡越过黄河，10日进潼关城，14日，冯、阎联合反蒋才由秘密筹划转为正式公开。(以上相关叙述均据《冯玉祥年谱》)
硝烟弥漫之中充满戏剧性的内幕，外人如何知晓?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终以冯、阎失败而结束。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人物，是“张之后的张”——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通电拥蒋，派东北军人关，十天内占领了平津和华北地区。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中原大战失败后，晋军、西北军分别由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桂系、冯、阎相继告败，中国已没有别的军阀可以向他挑战。蒋介石到此时成了真正的大赢家。但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如烽火一般在全国不同地区燃烧而起的共产党根据地，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他将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只不过，此刻他不会预想到自己未来的惨败。
我搜集有一份中原大战期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讨逆画报》(1930年7月5日)。画报为四开两版，刊有十幅政治漫画，其中一幅是组画。被讽刺和鞭挞的对象，是向蒋介石宣战的各路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及桂系，以及以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对派“改组派”。
漫画一：冯玉祥坐在宽木条凳上，左手抱着日本人放在左腿上，右手抱着俄国人放在右腿上。说明写道：“冯逆玉祥勾结日俄残害人民叛党卖国”。
漫画二：一条黑白相间的狗，身上注明为“阎冯残逆”，四周是滚滚硝烟和刺刀，硝烟里分别写有“讨逆军”的字样。漫画说明写道：“孽畜!还向哪里逃”。
漫画三：阎锡山和冯玉祥被画成两个骷髅，站在坟堆间，他们脚下四周所竖的木板上，分别写着他们的几位大将的名字：逆军傅作义、逆军吉鸿昌、逆军孙良诚、逆军李生达……之墓。说明写道：“为反革命阎冯二贼而死，真是死了还留永世贼名”。
漫画四是组画《冯逆玉祥之将来》：冯玉祥在前奔跑，空中一架“讨逆军”飞机在追击；冯跑到一块写有“逆境”的地方；冯继续奔跑，飞机来到他的头顶，扔下一颗炸弹；炸弹爆炸，地面上石块纷飞，冯被炸得只剩一双脚，飞机远去。
一篇针对冯玉祥在河南的军队的《告建国牢》，让人看到了金钱在中原大战中发挥的作用：“蒋总司令的命令，士兵投诚来归的发恩饷一月，士兵携步枪一支，来归的奖洋二十元，并发恩饷一片，官长携大炮一尊来归的奖洋一千元，官长率领士兵来归的升一级任用……”
卷入百万士兵的军阀混战，早已陈迹难寻，一份意外得到的画报却让我触摸到了当年的场景，嗅到了硝烟的浓烈。
且回到冯、阎身上。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曾经叱咤风云二十多年，如今全部瓦解。失去实力的冯，在中国的影响力从此日趋式微，不再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这一次彻底失算了。他精心经营近二十年的“独立王国”，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从不容许外省势力进入的山西，此时也无法拒绝别人的军队开进。此结局恐怕是阎锡山最难接受的。
一直被视为谨慎、狡黠的“山西王”，在二十年代北洋军阀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总是奉行“中立”政策的他，此次怎么会孤注一掷与冯玉祥联手，发起一场针对强大的蒋介石的战争?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阀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二十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人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二百九十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上参见《山西史纲》，第320页、324页、第305页)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闾，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
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o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冯玉祥年谱》)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九”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九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九”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的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完稿于2005年5月5日，正值北京狂风大作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
《千千万万中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王鹿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
《我的生活》，冯玉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冯玉祥年谱》，蒋秋生，齐鲁书社，2003年9月
《阎锡山与家乡》，陈应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
《山西史纲》，降大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