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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北京注册的妓院多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抗战时期，北平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政府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
       鉴于妓院是敌人的一个隐蔽场所，北京市公安局从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提出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依据市政府的规定，有关公安分局和派出所首先对妓院进行登记，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摸底。
       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有些公安分局刻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发至派出所。查到嫖客后进行教育，并将戳子盖在嫖客的身份证、货单上。有一次，一个50多岁的老汉逛窑子，由于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民警便在老汉的白汗衫两边领角盖上了两个鲜红的“嫖客查讫”大圆戳。后来，一提“打戳子的来了”，就会把嫖客吓跑。妓院从此开始萧条，有的老板关门歇业，一些妓女便跑到其他地区的妓院或转为暗娼谋生。
       1949年5月，北平社会治安的混乱现象基本消灭，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妓女问题。叶剑英市长指出：“妓院如何处理，必须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决定处理方针。”
       5月23日，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开始了调查了解工作。对全市200多家大小妓院和妓女的情况，公安局和民政局分别写出了调查材料，将妓院的历史、分布、等次、设施、营业状况和妓女的种类、来源、生活状况及沦落原因、思想情况等上报市委、市政府和中央公安部。
       民政局也选好了集中妓女的场所，为她们准备了锅、碗、炉灶等生活用具。市妇联负责对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干部进行政策培训，请卫生局的大夫讲解防病知识。企业局为收容后的妓女安排好了生产项目，如纺毛线、打毛衣、糊火柴盒、打夹褙等。
       10月15日，根据市委和市政府指示，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949年11月21日下午6时，总指挥部全体出动，以3人为一组，每组配备1名女干部，开始对北京的妓院进行查抄。
       几小时后，一辆辆满载妓女的汽车，从前门外、宣武门外、崇文门外、西郊白房子和东郊开到了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1949年11月28日，由北大医院、性病防治所等6个单位的57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陆续进入妇女生产教养院，开始对学员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
       教养院对学员的出路问题很慎重。学员出院需要办理手续：第一，具领人要持有区政府的证明信，证明接领学员出院的人确是有正当职业的居民；第二，要取得殷实铺保，填具保证书：1、该学员出院后须参加劳动生产或主持家务；2、该学员今后在任何地区不当明妓暗娼；3、根据政府婚姻法，保证该学员婚姻自由，不得有变相买卖婚姻的行为。如果具领人是学员的丈夫或结婚对象，须经卫生局检查有无性病。学员要持有院方发给的出院证明书，才能在当地呈报户口。
       此外，教养院还有通知书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可以随时检查具领人是否实行了保证书规定的内容。
       在学习期间，教养院请来了专业戏剧人员，帮助她们以自身的经历编排一些小型话剧，并集中整理，排出了大型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以一个叫金桥的女子被卖入妓院，又流落为暗娼，最后获得解放的经历为主线，揭露了娼妓制度的残酷、黑暗。从而帮助学员们提高认识，坚定意志，开始新的生活。
       教养院还特意成立了剧团。经过一个月的排练，1950年春节后，《冰》剧在鲜鱼口华乐戏院公开上演。这部话剧连演了一周，每天两场，戏票总是被一抢而光。
       经过学习和改造，在一千多名学员中，总计出院的人数为1077人。其余学员大都没有家，自愿留在教养院学习做工。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电机，包括织布机、织袜机等，并为她们开办了新生棉织厂。
       娼妓业的演变过程：
       金——金中都设有教坊，即养官妓之所。
       元——元大都对妓女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督察大员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
       明——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延续了宋、元以来的官妓制度。明代中期朝廷宣布取缔官妓。同时，明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适”。尽管有此禁令，地方官吏狭妓的仍大有人在。自此以后，娼妓业完全由私人经营。
       明成祖在宫廷里蓄养戏班的行为，使当时一部分地方教坊有了妓院性质，以荒唐著称的武宗还在太液池西南用黑琉璃瓦建了一个“腾禧殿”，将宣化晋王府的乐伎刘良女置于其中，供其淫乐，人们暗地里称之为“黑老婆殿”。
       清——清雍正年间，持续推行颇得民心的“除贱为良”政策，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废除了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的乐籍制度，使卖良为娼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使乐户作为一个阶层摆脱了娼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