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芸真是我省知名的文学编辑，今天活跃在湖北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大多受过她的指点教诲。本文摘自她新近完成的回忆录《往事如烟》，真实、细腻、感人。它记录的是那个乖谬时代的一个片断，却能使我们感受到他们这一代以及她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某些可贵品质。
——编者
选“往事如烟”来做题目，是希冀以它沧桑的韵味，换得几分叙述的凝重，且又不那么令人伤感。过往的故事，悠悠然，似一缕轻烟摇曳着，淡淡散去……
往事如烟，如说它真的了无痕迹地如烟云散去，那是在打诳语。以亲历的往事，经历的那年年岁岁、日日月月，乃至抉择人生走向那分分秒秒的细节，都是生命数十载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一逝千里的生命长河，或惊涛骇浪，或微澜迭起，或波平如镜，点点滴滴，总会在胸中涌动；爱恨情仇，酸甜苦辣，依然藏匿记忆深处……然而，谁也没有那样的本领，能记住近两万个“每一天”的琐事，自然而然，人们有许多许多的健忘，这无可厚非。
而今，在大学同窗们的怀旧文章中，借得了几分胆气与智力，且让我撷取几段如烟的往事，一同回望人生吧……
沉默良久，他笑了笑说：“照我看——你就是吴芸真。”
从船舷望去，寒江，冷月，朔风扑面，船逆流而上，我等待着突兀于江中那小孤山的出现。这次外出几十天，借“大串联”作了一次政治漫游：去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接见，感触到“革命”的汹涌澎湃；回唐山探望老家亲人，目睹了故乡的萧瑟和被抄家的惶惑；乘船穿渤海、渡黄海，抵东海之滨的上海市，感悟到祖国博大辽阔和大都市的伟岸壮观……1966年即将过去，已是“造反派”山头林立的武汉三镇，不知又热闹成什么样子了。回到武汉，又如何面对那些“矫枉必须过正”的种种“革命现实”，于是乎，莫名地便有了一种企盼、一种期待，正像期待江中那小孤山的出现。
然而，夜深了，江雾沉沉，月色朦胧，眼前一片迷茫，惟有沿船舷吹来的行船风，清冷清冷……小孤山是看不见了，我怔怔地依旧伫立在船舷边。
“风太冷，回舱里去吧！”一位青年在一侧，话很轻仍然吓了我一跳。我向他道了谢。
不曾料到，第二天清晨正是这位青年，揭开了一个关于我的但我却丝毫不知晓的故事，更不曾料到这将近三年前的故事，竟持有魔法一般规定了我的人生走向。
清晨，在江轮图书室，我更换小说后遇见这位青年，他手中正是我还的书，我们一同回到舱内，开始了对话。我谈起了这位苏联作者，书是将发配戍边的苦难生活，以正面的形式将人物予以歌颂——以众青年的苦难换来一座城市的崛起。
他沉默许久，转了话题：“你是武汉大学的吧？”
问话让我一愣，答：“是。”
“哪个系？”
“中文。”
“哪一届？”
“六四届。”
他自报家门，说他是武大理科中一个系的，因病休过学，在学校曾见过我。可我没有印象。不料他接着的问话，竟让我十分尴尬。
“中文系六四届有个女生姓吴，叫吴……吴玉贞的吧！”他将名字在书上划了一遍，然后望着我。
我心中一惊！答：“对！姓吴。不是金玉的玉，而是草头下加‘云’的“芸”，真理的‘真’。”也在书上划了一遍校正了他，并问其详。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令人难以置信：他手中竟有这个女生的材料！
原来，他是革命烈士子弟，是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是“系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的学生代表。在他保管的文件中，有一份学校红头文件，是有关中文系阶级斗争动向的，内容是批判老中青教师热衷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多数是揭露中文系同学受封、资、修毒害的各种事例。那个“吴玉贞”单独有一大段，引了她的诗词，说她爱读《
红楼梦》，还说她“葬花”。因而他的印象很深。
我的心直往下沉，周身有点发冷，手脚忽地一下不能动弹，很不自在。“她”还葬花？我心中也十分诧异——这是材料，还是创作？很想听听他对“吴”的看法。又是意想不到！
他说：“我蛮佩服这个女生，看得出，她学习好，这就不简单。学了古典文学，还能写点诗词，说明她钻研了的。”我赶紧插话，那是小资啊！他重重地摆了摆头：“读书人，哪个没有一点！”这与红头文件持不赞同意见、与他红得发紫的身份很不相符。
此时此刻，觉得我浑身的僵硬才舒缓下来。我和他对面坐着，铺位紧靠舱门，这时，晨雾已散尽，阳光射进舱内，明亮且有一丝暖意。他不再说话，望着舱外。他对“小资产”的评说，倒引起我想起一段经历——
还在毕业那年，记得是在文科阅览室西头的一间屋子（现在取名“桂园”的校舍中的一座楼里），是一个下午，专门为我一个人召开的“向党交心”会，那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知是以什么名义，是小组扩大会，班级的、年级的代表以及一两个陌生人都来了。会上我检讨自己，发誓要克服小资产情调。走进高等学府，受四年半党和国家的教育，当时我知道：我所崇敬的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我仁爱还给了我要改造的思想。只是我也疑惑：尽管我父亲北洋大学时代曾在地下党同窗领导下大闹学潮、绝食卧轨、南下南京请愿，很激进，思想很进步；尽管在我读书期间他是部属三峡工程实验坝的副总工程师，受党和国家的信任，点名派他作为水利专家出国紧急救援，还不断被评为特等功臣、劳动模范，是省人大代表，但，他所缔造的家庭被我有阅历的同学评定为中产阶级，这样的阶级烙印哪能是“小资产”？虽说是人大代表，但不是代表工农兵的无产阶级。而我在小组扩大会上“交心”，只按照真实的思想、自己的思路讲，我的讲述是认真的、负责任的。与会的有人飞快地做记录，我的话结束，笔也停了，整个房间悄然无声，顿时，我感到很无助。抬眼望去，一圈模糊的身影背后是一圈高高的白墙。会议总结时，负责人强调了又强调，不是什么“小资产”，是受“封建”的影响，家庭的影响，是“没落阶级感情”，是“非无产阶级的”！这席话与当时那西晒的小会议室一样，令人燥热不安，它令我终生难忘……
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郑重其事的“交心”会之后，会有人弄成材料，怎么还有我的诗，从哪里弄到的？还编造了“葬花”情节，当时心中忐忑，很不是滋味。
看来这位同船校友的思路并没有走出话题，又问我认不认识这个女生。
答：“认识，同班。”
沉默良久，他笑了笑说：“照我看——你就是吴芸真！”
他这六个字一出口，晴天霹雳般地令我震惊，半天不知如何应对。
平静之后我问，凭什么说是我？他说，启航后就在观察我：在校时同一食堂，一日三趟用餐常碰面留有印象；上船就看小说；昨晚迎风看江月，看得夜雾朦胧——想想看，“这只有像吴芸真一类学文学的人，才有这种习惯，这种情调。文化大革命半年了嘛！这样的人还有几个？”
我有点无可奈何，偏过头去看舱外涌动的长江水，许久微微叹了一口气，点头说：“对，我是吴芸真！”
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反而有些局促，许久不再说话。
红头文件，上纲上线的材料，无中生有的离奇故事，令我好奇，更令我不安。正如这位校友所介绍的，这份文件被誉为揭开中文系阶级斗争盖子的重磅炸弹，而今，这枚重磅炸弹也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希望能借来看个究竟。他答应先看望相依为命的母亲后，回武大再与我联系。江轮抵达汉口，街市较往日似乎更加喧闹，各种造反的旗帜，一眼望不尽的大字报和各色标语口号，无处不在张扬红色风暴震慑的威力，岁末的风依然凛冽，握别时他承诺“你放心”，便溶入黄昏的人群。
随着他身影的消失，我开始怀疑是否遇见过他，是否有过那份文件，是否有那些宛如真真切切又若虚虚假假的故事。我真的很希望江轮上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也如其它旅客一样，有一份安稳之心情。我之所以离开大串联队伍，提前回武汉，是为筹备婚事。而今，这份满纸批判揭露且大名赫然忝列的文件，像黑影一般自江轮跟定我，撵之不走，挥之不去。原本神经衰弱，这时节更甚，胡思乱想，甚至担心这不祥之兆会影响婚姻，不想结婚了。
挨过新年——1967年，新春结了婚。但那位同船校友却一去不复返，这原本重荷的心，又沉沉浮浮地悬了起来，让人难以琢磨，明明是真实的珞珈校友邂逅，却又仿佛是一段了无痕迹的梦幻，只有等待。等来的将是甚么？误判的文告？尖利的伤痛？还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檄文？
红头文件的标题是：“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
春寒料峭，这位同船校友跨过了新春，寻踪似的找到了我的新址——我婚后夫君的单位。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想办法借出来的。有编号。两天后我来取回。”话很轻，为避免来客登记，他没进大门，说完便离去。我居住的新址是个新闻单位，在武汉地区两派斗争激烈的当时，它被看做算是很权威、很政治的那一类机关单位，其保密、保安管得严格。我不在这里工作，对它也心存警戒。
手中像托着一块红烙铁。我飞快地上楼，这时下午人们刚上班不久，没有人见到我的慌张，进了家门即下锁，迫不及待地抽出文件，心里怦怦直跳。一排红字跳入眼帘，是武汉大学的文件，有编号，内文标题好像是：“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文很长。这份文件似仅载此一篇。
首先翻找有关我的那部分——整整一段“吴云贞”约有五六百字，大意是：父亲长航工程师；上中文系几年后，偏好古典文学，遇风花雪月，吟诗作词；爱读《
红楼梦》，中毒很深；常以泪洗面，清晨以手指枕，“点点泪痕，何时能干？”还学黛玉葬花；受没落阶级思想影响，进校时还申请入团，高年级不再求进步；是受封资修文学毒害影响很典型的例证。文中还引了我的日记。
这篇“阶级斗争新动向”，历数了中文系师生受中西文学“毒害”的一些例证，扣了各式的政治“帽子”，点了不少师生的名：如“丧失立场”，系党总支书记李毅成以《
资治通鉴》求教于“右派分子”程千帆；如“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点了1962年毕业的一位女生，她欣赏西方的“昏黯的路灯下，一辆四轮马车咚咚咚地从石板路上走过”；如“歌颂个人奋斗”，点了低班六五届一位男生，他的诗颂扬了百花凋零、肃杀时节的傲雪红梅……
读红头文件，开始心惶惶的，不知给定的甚么罪。读了两遍，心中不由得恨恨的了。
这哪里是我吴芸真哩？这明明是生造出的一个“当今林黛玉”嘛！
我恨不得大喊几声：“这不是我！不是我！”
红头文件说，爱读《
红楼梦》。读这部古典名著我比同窗或许要早、次数要多，这不假。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试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事出有因：父亲出生于大家族，家中有名著藏书，我少小时他常因我是独女而选《
红楼梦》一些篇章让我读，意在学些人情世故、礼仪风范，且家中留有四十年代评“金陵十二钗”每个人物的剪报和有关“红学”著名学者的评介，这给我留了个近水楼台。于是想就近得月。毕业论文是五年学业成绩的标志，且论文角度又是综合整部小说来写的，要在不到一年时间翻遍《
红楼梦》（人民出版社1957年整理本）的四大本和《石头记》两厚本，还要参阅许多“红学”有关书籍，要做出一点学问来，能不认真投入进去吗？选题定了，这时不管对它“爱”与“不爱”，都得去读、去参阅、去做笔记、去分析综合，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予以归纳并升华，发表自己的观点，写出只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论文来。我的毕业论文，我自认为很不错，读过的同学也有同感，可惜按规定交卷时间晚了一周。导师不悦：“晚交要扣分，不然是可以得满分的。”做论文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过来人都十分清楚。
红头文件说，常以泪洗面。读这一段，我自己都好笑。孩提时患肺结核时好时坏直至考大学，十来年落下好激动好感动的毛病，激动不已即落泪。记得让我激动得一场恸哭的是1956年6月1日在南京，篝火晚会上我与同班好友尹真（而今南京大学物理系博导）十分激动，十四岁的我们都是中队委，即将初中毕业，不久我便溯江而回武汉，我俩真诚地交换了绸红领巾。这时的我们已读过《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英雄主义的鼓舞和篝火晚会的激励，我俩久久地握住对方的手发誓：好好读书，将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随即上教室打开日记本，用小刀划破中指，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血书，写完便伏案大哭直至手脚发麻，泪眼婆娑迎来东方发白。那时天真，但我知道为“血书”，我将付出终生代价。直至1967年春十多年，这也是哭得最厉害的一次。1959年入大学仅十七岁，算是“一张白纸”，自认为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大学数年深受党的传统教育、正规教育，精神正常的人，怎么还会常以泪洗面？犯神经病呀！想想这真令人不解，原本正规文件应是纪实材料，却变成了艺术创作，还煞有介事的，真是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好手！
红头文件说吟诗作词，情感颓废。我日记中是留有不少诗词，不过是借天地花木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而已：叹过花落如雨的樱，感慨岁月易逝、青春难再的无奈；吟过凌霜傲雪的梅，以歌颂1963年刘道玉等在莫斯科红场“反修”的壮举；赋过不畏风刀霜剑雪压的峰上青松，遥寄对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畏强敌、光荣孤立的赞颂。诗词讲究“兴、比、赋”，有的难免低沉，但并不颓废，更不是中什么“毒”！我曾在武汉大学的校广播台十分积极地工作了四年，曾前后两年在5月3日熬一整夜为“五四”青年节写出激越高昂的政治抒情长诗《青春赞歌》和《让青春更加壮丽》，“五四”青年节清晨在校播出，颂扬“五四”革命精神、讴歌青春的壮美，从而激发珞珈学子的革命精神和政治热情。这诗中哪里找得到一丝一毫的“颓废没落阶级情感”呢？在校广播台四年间，参与了根据电影剧本改编广播剧《自有后来人》（即《红灯记》，当时电影尚未上映）的创作，改编时，接受了我将原剧本的铁梅牺牲改成她上北山抗日、给人有革命后来人的希望这一符合生活本质的结局，广播剧应听众要求播放数次，反映强烈；还与播音组长向前同学共同策划编导了《革命烈士诗抄》配乐诗歌化妆联诵——狱中革命志士戴铁镣在《五月的鲜花》乐声中，抒发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革命豪情，在武汉地区巡回演出效果极佳，观众感动得落泪，《〈革命烈士诗抄〉诗联诵》在武汉地区高校文艺会演中获奖。倾心“诗联诵”，对革命烈士十分的崇敬，主导是新中国的建立、社会巨变、党的传统教育等等；还有一个切近的原因，是《革命烈士诗抄》里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一位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我父亲大学时代的同窗，闹学潮南下请愿的领袖人物，父亲敬佩并怀念他，给我讲述过当年的故事。正是基于这样对英烈人物、革命志士的深厚阶级情感，经过了再创造，才有了深深打动学子和观众的广播剧和诗联诵。它们体现出来的是昂扬的革命激情，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气，它与颓废的没落阶级情感绝缘。古人云：文如其人；哲人说：看事物要看主流。不可否认，人有脆弱的消极的一面，但我吴芸真扪心自问，鉴于学习、社会工作、写诗填词以及编创文艺节目，其人生思想主流不敢说百分之百是无产阶级的，至少是积极健康向上的。
红头文件说高年级不再申请入团，是无稽之谈！没能加入共青团，这是真的。在宣布毕业分配方案后，我知道了真相：团支部组织委员将我约至校行政大楼左侧通往大操场的路旁，告诉我：“不是你表现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年级负责人说：对吴芸真要多考验考验再说，就把时间拖下来了。”这位负责人是谁？他不敢说及，我不得而知。但这位负责人对党对团是非常负责，这是无疑的。当时，我无话可说；事后，我也无处可说。
红头文件说吴云贞“葬花”，更是无中生有！入校初仿佛听说，毕业女生曾有人葬花，作为笑谈没介意，不想整材料却落到了我的名下。提及葬花，不由得勾起了我毕业时分的一个难忘的细节：因为恋爱关系已确定，我径直到对方男生宿舍去为他清理东西，一摞书中跌落一只信封，拆开一看，是层层迭迭压干了的樱花瓣，淡黄中留些微红。珞珈樱花怒放是武汉大学一景，以往落花时节，若遇山下风来，纷纷扬扬落红成阵，人于花雨中看景，花在人潮上争春，此时节叹一句“天上人间”也不为过。高年级时住“月字斋”，下课推门进房间，粉红花瓣散落满桌满床，妙不可言。可此刻间从信封里抖落出的残花，却令人极为诧异。他解释说，有同学收集来让他转交给我，要我去葬花。真是莫名其妙！陡然袭来的侮辱感，迫使我立即要去找他们评理，却被他拦住了。想想算了，即将各奔东西，还评什么理！两三年后被勾起来的这个细节，令我疑惑：当初文件中的关于吴云贞的材料在冬日早已写就，早就葬过花了，可现实中的吴芸真却并没有去葬过花！如何是好？于是便在珞珈山最后的一个春日收集了残花，力图辗转递我怂恿我去完成“葬花”，变“虚拟”为“真实”。倘若果真如我所推测的，那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同窗如友如兄弟，相煎何太急？
武大以“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为题，用“红头文件”形式内部发文，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按文中所述师生受“封、资、修”的毒害，这个系和这些人是无可救药了，包括五百字写的这个“吴云贞”。如此一来，这些师生不都被推到阶级斗争的另一方去了吗？
面对红头文件，五载珞珈山生活历历在目，浮想联翩，我兀自坐到黄昏。我自认为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当代大学生吴芸真，却被人刻意精心（不敢说是“别有用心”）艺术加工创作出了一个封建社会林黛玉式的“吴云贞”，白纸黑字，变成铁定的事实了。1964年毕业前夕，让我导排诗朗诵《毕业之歌》时，诗中有“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却要去做封建社会的林黛玉”。诗，崇尚想象、夸饰，有谁去“对号入座”？我并不曾介意。从毕业到1966年“文革”初期两年多，一份内部红头文件将这顶不明不白的“帽子”，真真实实落到了我的头上！
夜，将红头文件，放在新婚的夫婿也是同窗面前，他很认真地一页一页读完，对“吴云贞”的那段反复看了几遍，“青年学生的事，竟然上到阶级斗争纲上去了！”他一脸严肃，而后久久不语，想必感受也很复杂。我告之读后感，并说明武汉大学运动闹得厉害，文件取出很秘密。
新婚刚一月，相对无言，一夜无寐。
他再次来到我家，带来“关于吴芸真的汇报材料”
第三日，那位同船校友匆匆将红头文件取走，临别前他宽慰我：“吴姐，既然材料有许多不真实，您就别太介意它了。‘文革’开始后，各系都收集有学生的材料，只是中文系的最早最全。年末年初我不在校几个月来，在校学生将它们当作‘黑材料’来抄的。”时隔两日，本系一位因“文革”而未能在1966年毕业的校友来祝贺新婚，谈起系里有张大字报说，吴芸真分配到省里，是阶级路线有问题。（大字报作者有所不知：1964年的分配方案是历届最好的，四十多人上北京中直机关，余下到业务部门的也不少。宣布分配方案念到最后我是倒数第二个，是分配方案中最差的）。这位校友是党员，于是我讲到了红头文件，他认为对我不公正。不久，他再次来我家，带来一份几页纸的手写文稿——关于吴云贞的汇报材料，时间是1964年初，即毕业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说，“文革”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学生前后几次抄出过“黑材料”，这是在已抄过的“黑材料”堆中翻找而得的。还说，从这褪色的墨迹可以肯定，是你们年级的人操的刀！
这是一方格稿纸，钢笔字不算好看但工整。内容即是红头文件吴云贞那一段的概略，只是文笔远不如文件那一段那么精致漂亮而已。
当晚，将这份不同于红头文件的材料，放在是夫婿也是同窗面前，并问，这是谁的手迹。他读后很震惊，脸色变了：“这太过分了！”他拿着材料——真凭实据，要去问同单位的同班同学——曾先任过团支部书记、后入党任党支部青年委员。我对他说，我不否认我有“小资产”的东西，但这写的不是我！他下楼去找当年的青年委员谈了很久。
因为是亲历，这位党支部委员记忆清晰，当年参与的人和事他一一道出：经小组、团支部、班级、年级党支部、系团总支专职书记，反复几次修改加工，最后由团支部的人誊清上报。他说，其间还派人背地“弄到”我的日记。这位委员还谈到“社教”和北京来人搞调查的事。毕竟是属“整材料”，且层层加工层层加码，叙事完后，这位青年委员自觉有愧，向我的夫君说“很抱歉”。并向我转致歉意。
一声“抱歉”，能改变那段历史——那段冤屈吗？
我打电话给父亲，他匆忙由远方水利工地赶回来。我将红头文件和上报材料的整个过程细说一遍，为冤屈落了泪。父亲神色凝重。他读了上报材料，在一些重点处画上记号并归纳好几点，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从大学寄工地的信中看，你很努力，是个要求进步的孩子……”父亲没说下去，空茫地望了望窗外。
我深深地埋下头，虽是冤枉的，但出了这样的事，让他伤心、着急，我愧对老父亲。良久，父亲将材料递给我：“是则是，非则非。既然是不实之词，留它干什么？”材料捏在我手上，依旧沉甸甸的。父亲语气平缓，一字一句：“从小教你诚实听话好学，没教你学会躲避伤害。你要摆脱这事，要学会成熟。人生苦短，教训太沉痛了，你要牢记它一辈子！”然后说，“烧了吧！”拉上窗帘，看着我在脸盆里点燃手上的材料，直到它化为灰烬。
大约见我含着泪，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令人终生难忘：“你小时候孱弱多病，不能走路，我和你母亲没有气馁，没有放弃，坚持治疗扶你锻炼，一年后你终于直立迈步。人生也是如此。记得李白的诗吗——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你想想，谁在人世间也沉浮难料，但只要尽全力，不放弃，不苟且，虽不能功勋卓著，也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滴水穿石嘛。你好自为之！”
父亲当晚要赶回工地，那里也在“闹革命”，但大坝工程进展离不开他这个“老总”。穿过闹市去车站的路上，父亲说了些轻松的话题，月台上父亲沉默许久，问：“你记得《
红楼梦》第一回‘幻境’那副对联吗？”没等回答，他继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假难辨时，就靠自己行得正，做得真了！”我记住了。父亲上车后抬起车窗，俯身说：“过完春节到现在，你瘦多了，回去好好睡一宿。往后别再提起今天的事了！”父亲走了，留下的是城市的喧嚣和高天的冷月。儿时，父亲每逢晚归便不换装，西装革履地将我牵着，趁着月色在庭院里踱步，有时猜谜背诗，或讲北方老家的故事；有时默默不语，只听见他笃笃笃的脚步声。今夜，冷月追逐的南行火车上，父亲能安然入睡吗？
我丢下十个月还未断奶的女儿，奔赴干校驻地——沙洋农场
父亲的话丝毫不差，“假作真时真亦假”。自此以后的生活告诉了我：凡是听过“武汉大学有个‘林黛玉’”故事的，或读到过文件的，莫不是把那个经过艺术创造加工的吴某，不由分说认定是我这真人的真事情。
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不断有电话电报催我，移交本单位留守工作，去五七干校报到。过完春节，我丢下刚满十月还未断奶的女儿，带着行李奔赴干校驻地沙洋农场。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有些兴奋，虽放心不下幼女，但也是大势所趋。单位同事去了干校，我留守期间，要一拨一拨搬家下去了，我一次又一次为整装待发的车守夜；发工资了，挨家挨户去送；闹菜荒了，冰天雪地背着背篓送菜；家属病了，常在凌晨两点穿过空荡荡的蛇山洞去挂号；需要传递消息了，立刻江北江南地奔波……一份责任在身，觉得对得起同事们。
整整一天汽车的颠簸后，我找到干校本连队芦席棚，坐在行李上。没有人接站，一座座芦席棚都关着，空无一人。等待，望着渐暗的暮色。一阵口号声过后，嘈杂人声由远及近，本单位的同事走近了，我正要打招呼，他们惊诧地不是低头，就是背过脸去，形同陌路。我来时的欣喜一扫而光，心直往下沉。我被局里一位女干部收留，住她的房间。天黑了，灯是有时限的，赶紧铺床，竹凳架着竹条床紧靠山墙，墙壁是一排缠了稻草的芦苇秆糊上泥浆，透风，于是支起蚊帐。匆匆吃了干面包权作晚餐，熄灯号响了。躺在床上，天地间一片寂静，远方偶尔有狗吠，似乎满世界只有它一个活物。傍晚，同事的神情，令人不解，更令人不安：在武汉为大家服务，被家属笑称“女雷锋”。而今，风尘仆仆下干校了，难道连“革命群众”都算不上了吗？要这般回避，这般孤立我？外面起风了，一阵紧似一阵，听得见有断枝杂物被吹得在地上跑，“呜呜”的风声愈来愈大，一直听到它响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在食堂一侧找到省委宣传部老涂同志，他是我夫君的入党介绍人。我自报家门，以新到借餐券为由询问干校近况。被告之：“中央下文件清查‘五·一六’。背靠背揭查。”
我恍然大悟。
他又告诫我：“遇事冷静，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生活，生活不会欺骗你。”
我端着碗，眼含泪。蓦然，普希金的诗浮现在眼前：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生活不由分说地在继续，不论是风起云涌，还是貌似波平如镜，都得认真对待。远方父亲殷殷的叮咛，眼前共产党员诚挚的劝诫，书籍中浪漫诗人对青年女郎的勉励，各是不同时代，但一层人生哲理贯穿其间：真诚去直面人生，遇逆境不逃避、不苟且，不消沉、不放弃追求；在阴沉岁月里要审慎，要清醒，要肯学习，要百倍努力，要有原则地改变自己！这是老人、友人、诗人的提示，还是我一夜不眠的顿悟？说不清！只觉得一夜风过，明晃晃的寒冬旭日，将一座座芦席棚照得金灿灿的，很有些生气了。
认真参加各种大小的会，不随意发言。几天后，连队党支部书记老郑同志找我谈话。我很诚恳地向她和盘托出，我和我家记者在“文革”中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解答她的问题。我的谈话内容归结一句，即是：我和家人与任何群众组织没有丝毫联系。最后，党支部书记郑重表态：“小吴！我相信你！党组织相信你！相信你的和你家这位记者情况的介绍，他是个不错的记者。很清楚了：你和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当她与我握手时，我止不住泪水落了下来：党组织是信任我的！在几乎所有同事和朋友都纷纷远离我的时候。我第一次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它令我终生难忘！
因为党支部书记谈过话，表了态，我和家里并没有问题，于是单位的人与我的关系也就正常了。雨过天晴！普希金诗情深含哲理：一切都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春耕播种插秧，大农忙开始了。
省五七干校地处江汉平原，临江沿湖一马平川，这里阡陌纵横，渠道成网树成行，南北向东西向的交通大道、机耕路，将田园划为无数的大方格，一格就有八百亩，这是国家十好几年开发的结果，若是在半空中看，说它是个大棋盘绝不夸张。这里原本是劳改农场，大批量的省直机关干部拖家带口下来——办干校，就将劳改犯调离。建校初期，顶风冒雪修造芦席棚，辛苦万分，我没能赶上；春天到大田劳作，是投入大自然怀抱，虽然也很累，内心却轻松得多。只是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是：清查，何以平白怀疑我？趁到大田分散劳动，向为人正直的朋友和武大学长寻求答案。
不久便清楚了：一是有人喜好打小报告。记者到处采访，又常上北京，于是就牵连了我；二是有关领导按我“以往情况”，被上级点过名，把我列于阶级斗争对立面，逻辑下来认为可能。朋友和学长说起往事，我这才明白，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什么角色。
“文革”初就有人闹着，要将我从群众组织中除名，说我不配，说新社会还葬花，问题很严重，几近反动。幸亏有老学长说，葬花的是她高班学长，不是这个小吴，这才罢手。但此后，这个组织不再向外人说有我这人；1964年我毕业前夕，省里宣传、社科、文教部门的人，大都晓得武大中文系女生吴某某，是当今的林黛玉。相传是省委宣传工作会上曾部长报告中点的名。
由此唤起了当年的回忆：一个细节是，1964年到省文化局报到，人事处很热情，说：“武大几次推荐才定你的，是独女，按政策应该留武汉。”这时才醒悟：省局接纳我很勉强。当年系里很难分配出去。另一个细节是，第一次去剧场看彩排，在门厅被局团委书记拉去见局长，他先上前嘀咕了一会才召我来介绍，重复两遍“就是武大中文系的那个、那个小吴”，“哦！哦！哦！”局长应承三声盯着我：“你就是武大的那个嗯——小吴？”，与我握手的同时，又转身向跟随的一行人介绍我。两人的语气都怪怪的，谁知道他“那个”的潜台词是“当今林黛玉吴云贞”呢！局长身边一排人不知低声说笑什么，令人局促。局长又大声鼓励我：“听说你古典文学好，对搞戏有用。目前要提倡现代戏，要下去生活，下去好好地锻炼！”到干校了才醒悟：1964年，我未曾分配，就被套上“吴云贞”的名字，已经臭名远扬了！
因为感激党组织的信任，因为真心要改造思想，也因为想要洗清众多人的误解，让自己有个较大的改观，所以，劳动起来我很拼命，尽快使自己思想上工农化，生活上能靠劳动自食其力。五七干校，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抗大”道路，没指望回武汉；单位已成了连队的一个排，也没指望回城市。因而还有一个很实际、生存最底线的想法：长期不能回武汉，两地分居，一旦有了危机，自己能带一个孩子过下去，在干校当一辈子农工。因而我很下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学会了所有的劳动技能：剽学了浸种；趸秧是把好手；选到插秧机上喂秧，一天插五十亩；收割时，割、挑、碾、晒、扬、风（风车），直到装麻袋，都学得很像样；做棉种营养钵也很专业；懂点化学，给植保员当了助手，背着喷雾器打药，一天走下来脚肿脸肿；学会了种前测地温、施肥、移栽、打药、掐顶打叶、收晒的棉田管理；上播种机播麦籽；使扦担尖挑麦捆垛上拖拉机；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参加麦子脱粒的最后工序；种过菜，收获茄子、辣椒、西红柿，还种过西瓜；大面积种花生，凌晨四点开始薅草荒至日落；还学会了自己不曾想到的本领——在庄稼地里打蛇，我打死了十二条蛇……干校两年半我是二十八到三十岁，人憔悴得像四十七八岁，拍的集体照，连我都不认识自己。
干校中期，我曾被派去当老师，在子弟学校的小学、中学任教，教出了“四好班”。我很尽心、很投入，讲课，讲革命故事，教唱歌、跳舞、唱戏，带去拾稻穗麦穗、积肥、采中草药，搞夜行军。许多学生表现出众，我得到了学校的鼓励和家长的好评。开始课堂是沙土地上建的单座芦席棚，敞门敞窗，讲课时常有不相识的人在门外观看，后来才知道是宣传文教系统的，再后来重新整编团队，我要求回连队。参加劳动中，与这些同志也熟识了。他们夸我教得有声有色，人也是朝气蓬勃的，“看不出什么悲观厌世的东西”，其中一位就是宣传部的副部长。
干校后期，住上了瓦房，电灯也很亮了，晚上也不开会了，在学习规定的马、列的书外，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厚厚的两卷，两位伟人的通信，令我震撼：为撰写《资本论》，马克思负债累累；为担负马克思全家的生活和革命活动经费，恩格斯不得不去做资本家式的工厂管理。信中透出信仰的坚定，也透露出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伟人，在某个时期、某个生活层面，有时也很无奈，可为革命他俩现实面对，一往无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创建了最先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书信集》里，感到两位革命导师很亲切。那时，已有个别人抽调回武汉，夜晚聊天打牌下棋的多起来。可我想想自己，大学毕业七八年，除了运动和劳动，没有一天是搞正式业务工作的，珞珈山五年所学能用的有多少？不趁着假日和夜晚读点书，一直劳动下去还勉强，三十来岁一旦分配，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人还能是什么？这时的读书，是心怀虔诚的。
我终于以我脚踏实地的有效工作，以超负荷的自觉劳动，以认真的读书态度，让人认清了一个真实的我！干校两年了，我学懂了许多东西，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干校，干校生活改掉了我一些东西，学懂了许多，不再虚幻，变得踏实，也有了一些自信——一步一步地走好人生道路。
相比宣传文教系统干校的同志对我的同情与关怀，来自珞珈山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改变。在省干校汽车站，我遇见了当年的系团总支书记。她为毕业分配的事，曾找我谈过话，说我是独女，按政策应留武汉，不必填外地了。她的笑容很职业化。我表示不希望照顾想离家北上，她脸色陡然一变，说以我的情况，工作单位很难找。我感谢了组织的关怀。她的笑容和严肃，至今我记忆犹新。在站外等车，她双手插在褪色短大衣口袋里，满脸风霜，头发蓬乱，看来在武汉大学五七干校有些时日了。我上前自报家门，她认出我来，我谈起红头文件的事，想听听如今她怎么看。可能这事触动了她什么，脸色沉了下来：“那材料是‘文革’前的，有‘四清’文件，没有错！那是材料，还有什么可翻案的吗？”或许她察觉失当，又降低了音调，“材料好像是刘永济女儿、那个报社记者写的。封资修的毒害是事实，阶级斗争的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接着她声明不在中文系了，不管这些事，抖了抖大衣转身一边去了。
在我省乃至中央宣教部门，都认定武大中文系有一个“葬花的林黛玉”
1972年夏，我告别干校，回到了文化局系统，1973年参与创办《湖北文艺》。打倒“四人帮”后，过渡到省文联的《长江文艺》。这里的人们都从干校来，有的曾看过我教学，我们一起劳动，他们接受并理解我。从此，我有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一位学长亲口告之，“文革”初期她为我辟谣，平抑了众多人的责难。一些文学前辈鼓励我，“名牌大学毕业的，只要努力，你会成为很不错的编辑”。经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党中央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后，编辑部议论那位曾部长隆重平反的事，一位编辑说：“小吴！你也有点‘冤’、‘假’、‘错’，可没有‘案’！连‘平’个‘反’的机会都没有！”我先是一愣，立即回过神来：“我早就给自己平反了！“对！”两位资深编辑立即附议，“在干校你教学时，群众大伙就给你‘平’了‘反’了！”在文学前辈这随意笑谈间，忽如一阵驱云祛雾清凉的风,我心中豁然开朗：将近二十年里的那些阴霾的日子，真正已成为了过去！
毕业十年才开始正式工作，我很珍惜，很投入。八九年后我已是个较称职的编辑了。
一日，我去《长江日报》宿舍串门。主人是一个新到的负责人。她住报社宿舍，书房布局如她人一般优雅。我落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她挪过书桌前的椅子对面坐下，开启的话语很亲切，对我的协助予以褒奖，辞令讲究又娴熟，若落在纸上便是一段不错的评鉴。创刊期间谈的都是组稿、版面，未及其它，这时节时间很从容，我感谢她的信任，为获得这一锻炼机会而感到荣幸。沏茶的水开了，她走了出去，我环顾墙壁，一片空白。她进书房，我随即建议：“这墙上似应挂上刘永济老先生的墨宝。”许是书房寂静，我的话让她微微一愣，缓下来她说：“‘文革’初抄家抄完了，一幅都没留下来。”转问：“你听过他的课？”“六十年代初听过一次讲座。”我说起印象最深的事：1959年进校之初——刚进中文系，一位办公室的教师介绍说，“开学了，原本老系主任全国有名的‘五老’之一刘永济教授要来同大家见面的，可是为开学他写了三个字,他一向写字很专注投入，结果累得出了一身汗，病了一大场，不能来见大家了。”先生对事业的投入，传为美谈，令人难忘。
“那时我家在二区！”她的话很感情，轻柔的话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父亲的怀念。“我知道，您是刘永济先生的女儿。”我声音也不大。她有些惊诧。我说出了协助她创刊的缘由——我是慕她的名而来！
还在珞珈山时，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武汉大学为使中文系著名的“五老”之一刘永济教授学术后继有人，特将他的女儿——颇有声誉的报社记者调回他身边。一堂文学史课，大家刚坐好，一位女士进来，她一袭浅米色西装套裙，自然波浪式短披发衬着端庄的面容，明亮的双眼透出睿智，右手拿着褚红色大开本笔记簿，她略微巡视了一下，然后坐在第二排边位上。她将一教室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优雅自然，却光彩照人。我心中钦慕，暗想：将来我也要像她一样！
我将二十年前的这段往事细细道出。她说，绝没想到她的出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只连说“老了老了”，看得出“文革”对她的伤害很大，她头发依稀花白，人也纤弱了，但依然娴雅睿智。
“还有您绝没想到的——‘慕名而来’的第二个缘由！”我笑了笑，刻意淡然地说出那段沉淀于心灵深处的往事：“文革”初期的“红头文件”；1964年的材料；曾部长的报告；系团总支书记在干校的指认。
我带一点自我调侃又毫无伤人的语气说：“那材料里写有个葬花的吴云贞，指的就是我。”我尽量把话说得缓和一点，怕吓着她。
“真的吗？”这是她决没想到的事，一脸困惑地盯着我。二十几年前的材料里，除了程千帆先生以外，可能她一个也记不住。而今，一个被她“写过的”名字就立在她眼前，她能不感到诧异吗？世界真太小！
我赶紧解释：因是陈年旧事，又多有不实，我并不在乎了，只想问问材料形成的过程。
她轻叹一声：“真对不起啊，小吴！”一双明眸暗淡下来。一切安慰都是多余，书房静静的，给予她和我搜寻往昔的空间。她很快调整了情绪，慢慢地叙说当年的情景。她也许是心怀歉疚，很客观很平静地回述。我低着头，没有正面看她，怕影响她的思路，更怕搅乱她的心境。她的声音像缓缓的流水，随着她的回忆，珞珈山上的生活场景不断在我的眼前翻过。
我的笔拙，只能简述这一过程：她回珞珈山，是组织委派，任务单纯：为父亲刘永济教授整理学术成果。因而，她极少参与中文系的活动，同教师联系也不多。一位副教授自称是她父亲的学生，从驻苏大使馆回国不久，常去她家，与之熟悉了。他当时在政治上很受信任，她并不清楚这些零碎的材料怎么会集中到他的手里。这也不是系里交办给他的任务，他只说自己整材料不内行，来请她帮忙。她碍着父亲这层，勉强接受了。但材料涉及师生个人，又很零散，凑不成文章。她以此推脱。副教授带来补充材料，才知道武汉大学在师生中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北大没搞。高教部和中社科院文学所派了人来系里作文科教学调查。这个要整的材料是否为调查而整的，她一概不知。因为有了补充，她分几种思想类型整理成文。交稿后，她再也没问及此事。
“标题是‘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吗？”我问。
“不！”她否定了，“那是1964年初啊！标题是以后加的。”
她叙述完后，像卸了重负一般显得轻松一些，又笑着叹口气：“那时没到‘文革’，也够‘左’的！”她是说当年？还是说文章？耐人寻味。
提起“葬花”，她才有印象的。我说：“那不是我，‘吴云贞’那段多有不实。”她认真地看着我说：“从这次创刊接触看，在你身上找不出那个‘吴云贞’的影子。”
“太好了!您这是给我‘平反’了！”我俩相对笑了起来。我开玩笑补了一句：“要闹平反，我还得去找曾部长！”
她问起了部长报告的事。我告之，是听过报告的学长告诉我的，报告大约是提到读《
红楼梦》，提了葬花，点了武汉大学的名，点了中文系，点了“吴云贞”的名。她连连说“抱歉”。
“这不是您的错！”我赶紧打断，调侃地，“他做报告，我出名。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班学生，不管是‘臭名远扬’也罢，‘名声大振’也罢，反正在全省很是风光了一次。这也很难得呢！”
“还去找那个副教授吗？”她问。
“不了！”我说，我知道“文革”期间他也受到一些伤害，相信他也不会那么健忘，他被伤害的体验，或许会使他因伤害过一些师生而感到良心不安吧。对二十年前的“红头文件”，他是“维持原判”，还是重新审视，是他自己的事，不管他怎么看，对于我来说，这都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她轻舒一口气：“你能这样宽解。我真没想到！”
整个下午在对话中度过，二十年的时光在这书房里飞快地倒流演义，从欢愉到沉闷又恢复到轻松。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个时代赋予的沉重！
书房暗淡下来，我起身告辞。她在寻觅什么，是想给我留件纪念品。
“不用了！您在二十几年前就留下了纪念品。”我指的是她出现在课堂，她给我留下的震撼，“美好的回忆，终生难忘！”
“好吧！”她浅浅一笑，握住我的手，有遗憾，有欣慰：“崇尚美好，埋葬丑恶：心灵就会变得美丽！”
在门前我们告别，都有些动情地挥手“再见”。她和我同样明白：我们这是向那伤害和被伤害的年代告别！
心里不平静，不想立时回家，便信马由缰地登上了长江大堤。华灯初上，沿江大道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码头和船只灯火辉煌，笛声悠长，惟有浩浩的一江秋水，映着两岸灯火，静静地流逝。面对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刚告别了的书斋，显得静谧，温馨。坐在堤上，仰首苍穹，令人感慨时空的博大，乃至不可知喻。
在提起她给我留下的纪念时，除了她光彩照人的一幕，还因她敏感而不敢贸然说出的东西——载于红头文件的材料整理稿。
我不敢妄加评说，当年的那位副教授为什么要抛出这份冠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标题的材料，以致1964年曾部长在报告中点学生的名，“文革”初它又载入武汉大学的红头文件，内部广为传播。一个经艺术加工塑造的形象——吴云贞，在我省乃至中央的宣传文教部门，都认定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封建时代的林黛玉”、“当今的林黛玉”：一个酷爱《
红楼梦》，效颦“葬花”，每日以泪洗面，只知风花雪月，不屑争取进步，持没落阶级情怀，无甚阶级觉悟，受“封资修”文学毒害深重的学生。
这二十年来，它在我的生活、工作中不断设置障碍，在精神上的打击、重创，几句话能说得清吗？
尾声·悠悠然、一缕轻烟摇曳着淡淡散去
人世间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悲喜剧，“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回首往事，一份文件引出这么多的故事，如若发生在性格刚毅的人身上，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三十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不是弹指一挥间，从愤怒痛苦，到平静不在乎，再到说他人，如故事一般，心路历程也不是直线的。三十八年中，有雷、有电、有风、有霜、有雪、有雨，当然，也有日、月、星辰。其实，人生道路上，除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还有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事业兴衰等冠之以时代使命的重大课题。也正因如此，三十多年的文字编辑生涯，令我深刻领悟。
个人的事业歧误，较之于国家危难，又算得了什么？且为编辑出版事业的认真付出，从而得到了社会的真情回报，鉴于此，往昔的伤害、坎坷，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走出暗淡，也并不都是灿烂的日子；向往高洁，却依然在平俗中跋涉。故，回望旅程，无甚可令我同窗、学长乃至前辈欣慰的。
但是，比照1964年毕业时节，他们对我的关注或担忧乃至失望，或许有二三事聊可一叙：一是，脚踏实地做默默无闻的编辑，始于《湖北文艺》，后改《长江文艺》，再调《长江丛刊》，后与校友创刊《今日名流》。始终未忘年轻没入团的遗憾，虽被个别人调侃为“低潮时”，仍在八十年代末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今，也都“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