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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冬天，我受上级派遣，率领一班人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抓革命促生产。
       到了那里，得知大队正组织各生产队学习毛主席诗词，要求每个社员至少要会背三至五首。工作组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一天晚上，我刚从公社回到队里，队革委会主任汪卫红请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
       “批判谁？”我问。
       “王富贵。”汪卫红说。
       “她不是栽秧能手吗？为什么要批判她？”我感到奇怪。
       “越是有点本事的人，就越反对毛主席！”汪卫红愤愤地说。
       “哦？她是怎么反对的？”
       汪卫红道：“本应该先向你汇报的，这几天你到公社开会去了，就没顾上。这样吧，批判大会马上要开始了，详细情况我在会上讲。”
       一到大队部门口，只见屋里灯火通明，几条醒目的标语出现在我眼前：“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富贵揪出来示众！”“把篡改毛主席诗词的王富贵批倒批臭！”
       批判会开始了，汪卫红义愤填膺地揭露起王富贵的“罪行”来———原来，毛主席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于1976年元旦发表后，队里的文化室组织社员们学习这首词，规定人人都要会背。
       学习的那天晚上，王富贵不知什么原因，误了课，只是从同伴那里零星地学了一点。
       过了几天，汪卫红领着人来检查社员的背诵情况，轮到王富贵时，她开始还背得挺顺溜，谁知背了一段以后，哼哼出这么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坛子里还有一盒烟。”
       在场的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再背一遍！”汪卫红以为自己听错了。
       “三十八年过去，坛子里———还有一盒烟。”王富贵重复了一遍。
       有个女青年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来，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
       王富贵不知所措：“不是说毛主席的烟瘾很大，他喜欢烟么？用坛子密封保存，三十八年过去，还没烂掉呢。”可越是解释，周围的人笑得越是厉害。
       “你胆子太大了，竟敢诬蔑毛主席！”汪卫红喝道。
       “不是坛子里还有一盒烟，是‘弹指一挥间’！”有人小声跟她说道。
       汪卫红耐着性子道：“你跟我背完，接着背。”
       王富贵擦擦脑门上的汗，硬着头皮继续背道：“还有九天满月，就到湖上作业，还要凯哥玩一玩……”（原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自然又引起大笑一片。
       汪卫红终于忍不住了，“看来你是存心和毛主席作对，你等着吧，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批判会上，“打倒王富贵”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看着泪水涟涟的小王，我实在不愿再坐下去，于是，捂着脑袋装头疼，跟主持人告了假，匆匆离开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