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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娃虚开增值税33亿元发票大案惊天
       陈学军，一个备尝苦难、历经磨砺的农村娃，一个曾与股市风云人物丁福根并起平坐的亿万富豪，一个将亿万元玩弄股掌却谈笑自若的地下金融大鳄。他小学学历，13岁便只身到城市做泥水匠，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他饱受了贫穷的尴尬、爱情的屈辱，最终怀惴着梦想来到北京淘他人生中第一桶金。来自广东的老朋友给他带来了打开财富宝库的咒语：在此后短短的两年内，陈学军与税务干部联手，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33亿元，制造了建国以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第一大案，使国家税收损失达3.9亿元，给国家税收征管制度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黑洞，震惊了北京和全国！案件波及到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众多大公司、知名企业，也创下了此类单个案件的卷宗数量之最，令人触目惊心……
       23岁的泥水匠陈学军认识了同是来自临海市的女孩唐凤莲，他们相爱并同居了。不久，他们在深圳的一家服装批发市场，靠陈学军积攒下来的几万元做起了服装生意。
       陈学军1973年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市东洋镇项庄村。1985年，只有13岁的陈学军因为家庭贫困和学习不好而辍学，这时候他刚刚读完小学。尽管他还想继续读书，但家里却无力供养他。母亲噙着泪摸着陈学军的头说：“孩子，咱家穷啊，等有了钱一定把你送到学校去。”母亲的泪眼让陈学军终生难忘。这是年少的他第一次尝到生存的艰难。辍学之后，陈学军跟随父亲下地干活，身体瘦弱的他常常累得精疲力尽。更让他苦恼的是同龄的孩子没有人跟他一起玩耍。尽管他也常常去找原来的同学玩，但别人都在上学，差距就慢慢拉开，陈学军开始变得郁郁寡欢。他下决心出去打工，自己挣钱上学。
       14岁的时候，陈学军跟着村里干建筑的人到县城的建筑工地上当泥瓦工。泥瓦工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对一个身高不足1米5的瘦弱孩子来说，简直是无法承受。因为身单力薄，干活的时候跟不上工作进度，陈学军经常受到包工头的责骂。有一次陈学军实在太累了，想躺在沙堆旁休息一下，但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差点让机器把他连同沙子和水泥铲进巨大的搅拌机里。包工头气得狠狠地一脚把陈学军踹倒在地。陈学军眼里含着泪花，一声不吭，为了能够赚钱上学，他只有默默忍受着。
       陈学军好几年都是工地上年龄最小的泥瓦工，在那个靠力气吃饭的地方，他也成了民工们闲暇时取笑欺负的对象，虽然他内心充满愤怒，但他谁也打不过，只好忍气吞声。年少的陈学军心里只存有一个念想，那就是读书上大学，摆脱这个恶劣的环境。然而，等他好不容易攒下几十块钱回家，交到父亲手里后，这点钱却应急买了化肥和农药。陈学军只好继续默默地打工。时间飞逝，转眼陈学军已经当了4年泥瓦工，长成17岁的小伙子，当年的小学同学都上高中了，陈学军虽挣了钱却都急用在家里了，从此上学的梦想也就渐渐淡忘。
       1989年，17岁的陈学军告别家乡，随着建筑队到了省城杭州做泥瓦工，之后又辗转到了武汉、宁夏、深圳等地。到1995年，身材弱小的陈学军已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了10年，在艰苦生活的磨砺中，长成身高1.75米的壮实小伙子，他也从一个小泥瓦工成为了小包工头。
       随着阅历和收入的增加，精明强干的陈学军已经不屑于当一个小包工头，他开始琢磨怎么样花最小的力气赚最多的钱。恰好此时，23岁的陈学军认识了同是来自临海市的女孩唐凤莲。这是1996年的春天，春天容易让人想到爱情。初生的爱意在陈学军的心中萌动着，也在唐凤莲心中萌动着。他们相爱并同居了。
       同居之后，两人商议着今后的打算，最后决定在深圳做服装生意。他们在深圳的一家服装批发市场，靠陈学军积攒下来的几万元做起了服装生意。
       节假日的时候，陈学军常常请了假，带着唐凤莲到建筑工地去玩。在工友们眼里，陈学军成了最令人羡慕的人，不仅仅是因为陈学军成功转行当了小老板，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友。
       天生丽质的唐凤莲看惯了城市的繁华，希望过上比城里人更好的生活。她把希望寄托在陈学军身上。服装生意赚钱多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有时候，一天下来只赚几十块钱，唐凤莲的脸上就会布满了阴云。
       陈学军做起服装生意后，很想在经营上有一番作为。他想，凭着自己聪明灵活的脑袋瓜和勤奋精神，一定会干出点名堂来。陈学军夜以继日地工作，当然也因此减少了与唐凤莲的沟通，他们在一起温存的时候很少，但偏偏唐凤莲喜欢让陈学军陪着她去，希望陈学军时刻守在她身边。她常常依偎在陈学军身边，说只有这时候她才感觉到自己很幸福。有时候，唐凤莲会突然跑到服装市场找陈学军陪她去玩，而陈学军正忙着自己的生意，她却不管不顾地拉着陈学军就走，好像陈学军是她随时可以挪动的一枚棋子，这样慢慢就出现了不和谐，唐凤莲常常发脾气、无理地吵闹，老怕别人把陈学军抢走了似的。唐凤莲常常问陈学军：“陈哥，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会嫌我吧？你要赚很多很多钱，我们才会幸福。”这些问题经常问得陈学军莫名其妙，而陈学军常常这样回答她：“你把心思用在正事上好不好，你天天问这些问题烦不烦？”
       唐凤莲跟陈学军一样来自临海农村，但天生丽质的她看惯了城市的繁华，希望过上比城里人更好的生活。她把希望寄托在陈学军身上，盼望他能够出人头地，赚很多很多的钱。陈学军也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夜以继日地忙活。唐凤莲在做生意上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她喜欢让陈学军拼命赚钱。有时候一天下来只赚几十块钱，唐凤莲的脸上就会布满了阴云。而赚钱多的时候，唐凤莲就会反复地数钱，只有这时候，她感觉到自己很幸福。
       有时候，陈学军实在太累了，想在家里休息一下，唐凤莲就会发脾气，嫌陈学军不勤奋。时间久了，他们从闹别扭升级到吵架，终于有一天唐凤莲把摊位都掀翻了，原因是陈学军进货的时候花了冤枉钱。她大吵大闹，把陈学军的脸给挠破了，也把陈学军惊呆了。
       陈学军需要的是一个女朋友、一个称职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
       陈学军与唐凤莲两个人相对的时候，有的只是伤害，无处不在的伤害。白天，唐凤莲会跟陈学军一块同心协力做生意，到了晚上，她就开始不厌其烦地数钱。而陈学军就常常靠喝酒来麻醉自己。
       陈学军是个孤独了很久的人，他在心底里还对他的初恋抱有幻想。然而，唐凤莲却撕碎了他的梦幻。
       有一天晚上，陈学军喝醉了，两个人吵了个死去活来，唐凤莲死活不让陈学军上床睡觉。他实在无法忍受了，就把唐凤莲反锁在房间里，独自跑了出去，冬天天气很冷，陈学军一边走泪水一边不自觉地流下来。从农村出来10年了，当了10年泥瓦匠，他不知道下一步和唐凤莲会怎样，街上的路灯已经熄了，陈学军一个人在路上无言地抽泣。深圳的大街上，没有人知道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会流泪，也没有人劝阻陈学军。
       晚上12点多的时候，街上早就没有行人了，陈学军就到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但他一晚上都没睡好，他知道唐凤莲找不到他总要闹事的。早上5点多陈学军赶回服装城的时候，他们的店铺前早已围满了人群，唐凤莲躺在地上，手腕上的血不停地流着，地上的血水把满地的衣服都浸湿了，很多衣服都被烧得千疮百孔。后来陈学军才知道，唐凤莲在陈学军把她反锁在房间里后，扯着门大喊大叫，自己割腕自杀，还要把店铺也烧了，多亏邻居把窗户上的玻璃砸碎了，从外面往屋里泼水才把火扑灭……陈学军打开门，默默地流着泪，为唐凤莲包扎好伤口，把衣服一件件收拾好，极力装出一副笑脸，把好心的邻居劝走了。
       
       陈学军知道，唐凤莲这样做都是缘于她对自己的爱，是少年的贫困和追求财富的本能造成了她性格和行为的极端。其实，渴望富裕也是陈学军的愿望。
       半年之后，陈学军他们大约赚了几万元。临近春节的时候，陈学军去一家公司要6000块钱欠债，但对方百般刁难，无论怎么央求，人家就是不给。陈学军回家后跟唐凤莲说，唐凤莲一直讥笑说陈学军无能，并对陈学军说：“你要不把钱要回来，我就不跟你过了！”陈学军怒火攻心，他拿起一把刀去了那家公司。那时候陈学军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拿着刀子站在那个老板的办公室里，逼着老板才讨了回来，陈学军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那样做，如果那个老板报案，陈学军就惨了。
       陈学军本来非常珍惜与唐凤莲的感情，但没有想到她是这样一个爱财如命的女人。陈学军拿到钱后，一气之下跑到建筑工地上一个朋友那里去了。一周之后，当他心力交瘁地站在唐凤莲面前时，她却悔恨交加地哀求陈学军原谅她。陈学军也没有办法，他爱唐凤莲，他是个孤独了很久的人，在心底里还对他的初恋抱有幻想。
       然而，唐凤莲却在撕碎他的梦幻。不久，因为一桩生意赔了很多钱，唐凤莲把怨气全部撒在陈学军身上，骂陈学军是个穷鬼。陈学军非常伤心，对她也丧失了信心，但此时唐凤莲已经怀上陈学军的孩子几个月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看不到陈学军会有发财的迹象，唐凤莲对陈学军说：“我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吧？咱们分手吧。”陈学军坚决不同意。唐凤莲问：“你能养活孩子吗？能够有足够的钱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吗？”陈学军像暴怒的狮子吼叫着说：“能，我一定能！你看着吧！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让我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
       唐凤莲从来没有见过内向的陈学军会如此愤怒，再也不敢说打胎的事情了。唐凤莲怀孕后，她的母亲也反对她跟陈学军的婚事，就把唐凤莲接回了老家。1997年10月，陈学军在北京中关村做生意的二哥，劝他到北京寻找发财的机会。一心要让将来的孩子过上幸福生活的陈学军，离开深圳来到北京。
       刚到北京，陈学军生活没有着落，只是租住了一个很小的房子住下。随着唐凤莲的肚子越来越大，为了照顾她，陈学军执意把唐凤莲和岳母接到北京。但唐凤莲到北京一看陈学军居住的条件连老家都不如，加上当时他也没有工作，就呜呜地哭泣起来，岳母对这个贫穷的女婿也不拿正眼看。陈学军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贫穷。他心里也很难受，觉得对不起唐凤莲。
       1997年年底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陈学军抱着刚出生的孩子，找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不见妻子和岳母的踪影。原来，因为嫌陈学军贫穷，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岳母就带着妻子跑了。
       1997年年底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他们的女儿出生了。陈学生喜不自禁，他跑前跑后地张罗着。生完孩子的第三天，陈学军去接二哥来看唐凤莲和孩子时，陈学军惊呆了，医院的病床上只有婴儿在哇哇地嚎哭，妻子和岳母却不见了踪影。陈学军抱着孩子找遍了医院，找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孩子的妈妈。后来才听说，因为嫌陈学军贫穷，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岳母就带着妻子跑了。
       这是个飘雪的冬天。陈学军抱着孩子离开医院，泪水流下来了，他感到泪水好像在脸上结了冰，他不知道下一步自己和孩子会怎样。
       街上的路灯已经熄了，陈学军就靠在路灯下无言地抽泣。陈学军知道，唐凤莲背叛自己、舍弃孩子，这一切都是源于自己的不富有。他在心里默默发恨，对自己说：“陈学军，你他妈一定要发财，要有数不尽的钱财，不然你就不是男人！”
       陈学军万念俱灰，他把少年的不幸、亲友的埋怨和妻子的离去等人生坎坷都归结到自己的贫困上。心中的郁闷加上焦躁，使陈学军陷入了失落的泥潭不能自拔，惟有女儿成为他的人生支柱。那些冰冷的日子里，陈学军精心照顾着自己的女儿，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陈学军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佳佳，他希望女儿的命运不像她苦难的爸爸，会好一些、甜一些。
       这是陈学军情感生活和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抱着女儿，在人地生疏的北京，他茫然不知所措。有时候老乡和朋友见他实在闷坏了，就带他出来散心。
       1998年元旦晚上，老乡带陈学军到一家娱乐城里玩，郁郁寡欢的陈学军见到了一个像中学生一样楚楚动人的女孩。女孩名叫吴晓红，长得很文静，不像其他小姐那样轻佻，很是惹人喜爱。起初，陈学军对这个女孩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别人都在唱歌，他们就聊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对陈学军的郁郁寡欢，吴晓红总是婉转地劝解。吴晓红的温柔与善解人意，让陈学军觉得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自己不再孤单。陈学军兄长般的关怀，吴晓红同样也感觉得到。
       陈学军万念俱灰，吴晓红的出现使他灰暗的心情渐渐明朗起来。那个时候，陈学军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寻找能够赚钱的机会，而吴晓红也在默默支持着他。
       吴晓红的出现，使陈学军灰暗的心情渐渐明朗起来。吴晓红总是及时出现在陈学军面前，她帮陈学军照料孩子，还帮他出谋划策如何寻找唐凤莲。那个时候，陈学军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寻找能够赚钱的机会，而吴晓红也在默默支持着他。
       每天当陈学军身心疲惫地回到家时，吴晓红总是非常关切地询问，帮他做些好吃的，有时候还陪他一起吃饭、喝酒，劝他打起精神。那时候，陈学军真的非常感激吴晓红。
       几天后，在外面找了一天工作仍没有着落的陈学军，在家独自苦闷地饮酒。吴晓红来后碰见了，就陪着陈学军喝酒，喝得醉眼朦胧的时候，陈学军哭了，他感到恐惧和无助。吴晓红走过来拥住陈学军的头，轻轻地劝慰他。就在那间陈学军租住的房子里，陈学军和吴晓红发生了关系。
       很快他们就公开同居了，吴晓红承担起照料佳佳的重担。那时候，陈学军真的打心底感激吴晓红。
       作为一个坐台小姐，吴晓红接触过很多不同的男人，尽管认识陈学军的时候他很落魄，但她感到这个说话不多的年轻人与众不同，将来肯定会有一番成就的，她就开始死心塌地跟着陈学军。后来时间久了，吴晓红觉得陈学军年轻英俊，凭着聪明才智开始慢慢赚钱了，能给自己钱花，有漂亮衣服穿，甚至要娶自己，像这样真心实意对自己的人几乎没有，也就渐渐地爱上了陈学军。
       陈学军庆幸自己重新拥有了爱情，他的生活因吴晓红而灿烂起来。但陈学军心里深深知道，吴晓红在灯红酒绿的风月场里混了好几年，刚开始只是为了赚钱才陪自己上床，起初跟自己也是因为看中了自己的英俊潇洒。如果长期在金钱上满足不了吴晓红，她照样会很快离开自己的。因此，陈学军开始殚精竭虑地寻找暴富的门路，期冀以此巩固爱情，他信誓旦旦地对吴晓红说：“我一定会挣很多钱给你的，我会给你最富有的生活，有了钱，我一定先买一辆最好的轿车带你回老家。”
       在中关村这样高学历人才聚集的地方做生意，只有小学文化的陈学军显然非常艰难，想迅速致富更是难上加难。但陈学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1999年初，他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来北京找陈学军，想托他弄一点增值税发票，以抵扣单位的税款。恰巧陈学军的一个浙江老乡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陈学军找到自己的老乡，帮广东的朋友开了几张增值税发票，那位广东朋友为了感谢陈学军，竟然一下子给了陈学军1万元好处费。
       一个特殊的机会使陈学军茅塞顿开。他急于知道用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的内幕。朋友讲给他听时，陈学军如同阿里巴巴得到了打开宝库的咒语，只要说一句“芝麻开门”，天啊，眼前全部是黄金珠宝！
       这个特殊的机会使陈学军茅塞顿开。陈学军急于知道用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的内幕，朋友形象地告诉他说，比如广东公司从北京公司购买了1万元的产品，北京公司给广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广东公司就可以凭这份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最多可抵扣1700元，等于广东企业可以少向税务部门缴纳1700元税额。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其间的暴利是不可估量的。陈学军如同阿里巴巴得到了打开宝库的咒语，只要说一句“芝麻开门”，天啊，眼前全部是黄金珠宝！
       
       陈学军从此干上了贩卖增值税发票的勾当，起初是一张空白的增值税发票卖500元左右，干了一个时期之后，陈学军发现，这样下去永远也不会富裕起来。陈学军需要的是从国税局里搞出来的大量真发票。
       在陈学军倒卖发票的日子里，吴晓红偶尔发现陈学军手提袋里有很多开过的发票票根，吴晓红好奇地问陈学军：“这些票根是哪里来的呀，是你的公司的吗？”
       陈学军说：“你不要管，有你吃，有你喝就行了。”
       吴晓红问：“那你靠什么养活我啊，你干的到底是什么工作？”
       陈学军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你知道太多对你没什么好处，我这样是对你好，你明白吗？”吴晓红再也不敢问下去了。
       春节过去了，陈学军倒卖增值税发票赚了一些钱，陈学军希望过一种安定的生活，不愿再让吴晓红呆在歌舞厅，而希望他专门做自己的女朋友，在家里好好带孩子。于是，吴晓红离开了歌舞厅。
       陈学军在倒卖增值税发票的市场上已经打开了局面，他慢慢地赚了一些钱。
       陈学军在虚开增值税发票上的精明是一般人达不到的，他总是在爆一些冷门，而吴晓红除了照顾陈学军的女儿之外，也只是在陈学军的指挥下做一些具体的事。这一年生意也出奇地顺利，到年底的时候，他们赚了几十万。吴晓红曾经对陈学军说：“我们结婚吧，我会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佳佳的。”
       但陈学军说：“让我考虑考虑吧。”陈学军知道自己做的“生意”是犯法的事情，他不想把吴晓红牵扯进来，即使自己将来被抓，外面还会有个人照顾自己的女儿佳佳。但痴情的吴晓红说：“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俩赚的这些钱，先买一套房子，再买一辆车，我们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吧。”
       但陈学军一直对此不置可否。从内心里，他希望与吴晓红厮守一生，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隐隐有些担心，惟恐东窗事发后全军覆没。所以，他们一直以朋友的身份同居，而没有结婚。后来，在陈学军扩大虚开增值税发票规模的时候，他干脆把孩子送回了浙江老家。
       陈学军长期包租了北京大地花园酒店、翠宫饭店等高档酒店的房间，当作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黑窝点。短短四个月之内，陈学军骤富起来，成为北京炙手可热的地下金融大鳄。
       在贩卖增值税发票过程中，陈学军发现，只有正规的公司企业才能够到税务局领购到增值税发票，如果自己有一个公司做平台，自己往外卖发票，那就可以一下子发了。2000年4月，正当陈学军费尽心机构筑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依托机构时，一个叫小胖的小伙子找到陈学军。小胖说，他有个朋友有家公司想转让，问陈学军要不要？小胖开价是2万元，陈学军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下来。等小胖把公司的相关手续交给陈学军时，陈学军考虑起该由谁担任公司法人的问题了。陈学军明白，这个虚假的空壳公司一旦出事，必然牵扯到法人，所以他绝对不会自己往这个火坑里跳。但这个法人必须是自己信任的人才可以。陈学军一下子想到了吴晓红。
       他从吴晓红那里拿来一张一寸免冠照，到街上做假证的人那里制作了一个假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吴晓明”。然后，陈学军拿着假身份证和那家公司的相关手续到海淀工商局门口，花钱找了一个代办的人到工商局办理公司法人的变更。拿到变更通知单后，陈学军将通知单交给了吴晓红，让吴晓红拿着假身份证到海淀工商局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陈学军以2万元购买了这家公司，得到了全套工商及税务手续、税控卡等，陈学军买公司是为了以该公司名义从国税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对外虚开。吴晓红把营业执照交给陈学军后，陈学军立即派人去购买了200份增值税发票，然后，马上转手卖给了广东来的发票贩子。仅仅牛刀小试的这一笔，陈学军就从发票贩子手里拿到了30万元。
       其后，陈学军又以同样的手段从别人手里购买了多家公司，到工商局办理公司变更手续后，就到税务局领出增值税发票，然后卖掉。
       为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便，陈学军长期包租了北京大地花园酒店、翠宫饭店等高档酒店的房间，当作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黑窝点。而他和吴晓红为了安全考虑，在北京的几个城区同时租了好多套房子居住，早上在朝阳区起床，晚上可能已经睡在海淀或者西城区的某个地方了。
       接着，陈学军又先后购买了北京持久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秦和永兴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然后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全部更换，公司的地址也分别填上了友谊宾馆、翠宫饭店、大地花园酒店等高档宾馆。利用这些空壳公司，陈学军等人先后为1000余家企图逃税的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983份，涉税总计人民币4亿余元，其中已被抵扣税款人民币3.633亿余元。到检察机关起诉时，由于那些拿到陈学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逃税企业大部分已经倒闭，致使3.93亿余元税款无法追缴。
       陈学军手下还有一批是专门联系需要增值税发票公司的“马仔”，陈学军将从海淀区国税局税务一所买到的产值税专用发票，通过遍布北京街头的“马仔”，以极快的速度迅速非法出售。“马仔”们与公司谈好价钱后，就把公司所需增值税发票上的内容传真过来，有公司名称、税务登记证号、地址电话、开户银行和账号以及物品名称、虚开的金额等内容。
       陈学军还曾雇佣了几十个“马仔”帮他写票，写票的人只需要按照这些内容填写就可以了。这个期间，几乎天天有传真，多的时候一天10多张，少时也有一到两张。经公安机关侦查，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千家企业非法购买了出自于他们手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不乏一些在家电、IT等行业响当当的国内大牌企业。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区中，更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陷入泥潭。
       陈学军等人通过非法出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敛取了大量非法钱财。2000年8月，陈学军买了一辆价值近百万元的宝马轿车。陈学军本人开着白色“宝马”整天出入宾馆酒楼，招摇过市。据陈学军交代，这辆“宝马”轿车是他以从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生意”不到一年的“收入”买下的。在亚运村的一处公寓里，陈学军还有一套面积170多平米、价值130多万元的高档商品房。在杭州，陈学军出手不凡，用现金一次性购买了价值304万元人民币的别墅。他被逮捕时，他信用卡里的余额仍高达390万元。
       陈学军买了宝马轿车后，吴晓红非常震惊，她还不明白陈学军怎么会一下子这么有钱。她问陈学军，陈学军不告诉她。吴晓红就缠着陈学军要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后，吴晓红又提出让陈学军给她买套房子，陈学军同意了，当时就给了吴晓红9万元交首付。陈学军给了吴晓红多少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吴晓红被警方拘捕后，仅仅从她持有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工商银行牡丹卡、招商银行一卡通等证据证实：吴晓红有个人存款人民币981081.23元。后来，警方查获冻结吴晓红名下的资产和存款就有150多万元。
       手头上已经有了多家虚假公司的陈学军，已经不满足于单线外围作战了，他需要打入税务所内部，与税务所内部人员联手，才能真正把“事业”做大。
       手头上已经有了多家虚假公司的陈学军，已经不满足于单线外围作战了，他需要打入税务所内部，与税务所内部人员联手，才能真正把“事业”做大。有了这个想法，陈学军开始请人调查税务所内部人员的情况。
       陈学军购买的空壳公司均在海淀区国税一所领购发票。很快，陈学军就把目标锁定在比自己小一岁的税务干部吴芝刚身上。这个吴芝刚从河北农村考上大学后分到了海淀区国税局税务一所，负责销售发票工作，他左眼失明，平时少言寡语。陈学军在中关村一家高档酒店里宴请了吴芝刚。陈学军和吴芝刚这两个怀着暴富心理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成为狼狈为奸的“朋友”。
       
       公司企业到税务所领购增值税发票需要经过4道程序，第一道是审批，第二道是开小票，第三道是收款，第四道是发售发票。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吴芝刚负责的开小票，吴芝刚开票时要在电脑上录入企业的税务登记证号，将审批的标证类别和数量录入，打印出用于领购增值税发票的小票。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用多少发票，吴芝刚都是清清楚楚的，陈学军的空壳公司短期内领购数量巨大的发票，没有吴芝刚是不可能的。
       陈学军开始找吴芝刚，是需要吴芝刚帮他通风报信，一旦有人来查陈学军的公司或者上级稽查部门前来检查，及时告知陈学军，以免出事，吴芝刚爽快地答应了。吴芝刚经常提醒陈学军逃避上级有关部门的稽查，有一次吴芝刚听说上级要检查时，及时给陈学军打电话说：“你公司有问题，你多注意一下。”之后，随着交情的加深，吴芝刚开始死心塌地地帮陈学军买票。每次陈学军安排人去买发票，就提前在电话上告诉吴芝刚，吴芝刚跟负责审批的同事打个招呼就过关了。吴芝刚开完小票，剩下交款和领票的事情就简单了。尽管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控制得很严，但陈学军的手下通过吴芝刚每次都可以多领几本。陈学军每次多领发票后，均给吴几万元现金。
       2000年9月份左右，吴芝刚对陈学军说：“你的捷优特公司出了点问题，但它的卡还能用。你办一家名字好听点的新公司，可以用捷优特公司的卡来读票。”之后，陈学军才买了泰和永兴公司，并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相关手续给了吴芝刚，而且让吴芝刚拿去办防伪税控系统，办后就能买票了。几天后，吴芝刚很快将相关材料还给了陈学军，告诉陈学军事情办完了，可以领票了。
       当然，陈学军给吴芝刚的好处也是巨大的。有一个时期，吴芝刚几乎是用袋子装钱往家里拿，具体是多少数额他根本就没有数。2000年7月的一天，陈学军将吴芝刚邀请到当代商城门口，说有一件礼物送给他，便塞给他一个尼龙袋。吴芝刚马上把尼龙袋拿到银行去，吴芝刚从袋子里一下取出20万元现金，存在龙卡里。而吴芝刚结婚时，陈学军帮助他大操小办，在大地花园酒店给他办了酒席，整个婚礼花去1.6万元，陈学军还送给吴芝刚一对“卡迪亚”情侣手表，价值4.7万多元。
       警方查封吴芝刚的财产时，仅仅扣押冻结的财产就有400多万元，其中有37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而根据海淀区国税局提供的吴芝刚个人经济收入状况，他一年全部收入3.6万元。只参加工作3年的吴芝刚却拥有了他需要工作100多年才能够合法拥有的巨额财富。
       每次陈学军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临海市，总是一副大款派头，给乡亲朋友的印象是在北京做生意发了，连左邻右舍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每次回家一趟，都有不少亲戚朋友和老乡要求跟他一起到北京，也“沾沾光”，挣点钱。陈学军也不客气，反正在北京的“生意”大，底下需要很多喽罗张罗、找买主。到北京以后，陈学军把一些稍小一点的“生意”给自己的亲戚做，让他们都挣点钱。在陈学军的老家，甚至有一个尽人皆知的荒唐说法：谁要是能够巴结上陈学军，马上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2001年1月，陈学军带着吴晓红开着他的宝马轿车回到了浙江宁海老家过春节。衣锦还乡的陈学军受到了所有人的羡慕和嫉妒。接着，他们又开车到了吴晓红的老家河南安阳，拜见了吴晓红的父母，对这个年轻而帅气的富翁，吴晓红的父母非常满意。
       几乎在拘捕陈学军的同时，警方又将在家熟睡的吴芝刚擒住。至此，建国以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第一大案露出冰山一角。
       2001年初，税务所开始实施购票人必须持身份证购买制度，但陈学军的手下到吴芝刚所在的税务所买票时，从来就没有验过证。就这样，陈学军和吴芝刚联手，制造了价税合计33亿元的惊天大案。这也引起了国税局高层以及警方的注意。
       2000年下半年，一封又一封举报信不断飞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有的还直接寄到了中纪委。举报信中说，在海淀区的一些大宾馆、饭店里，有一个叫陈学军的人，伙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非法出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数目惊人。许多企业从陈学军那里非法购买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借以偷逃税款，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
       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接到举报线索后，迅速组织警力，对陈学军等人开始布控，并暗中侦查。公安机关一方面抓紧调查，摸排线索，锁定目标；另一方面麻痹犯罪分子，等待时机。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基本查清了陈学军与税务人员相互勾结，非法出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
       在侦查中，警方发现，这是一个内外勾结、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层次分明，陈学军幕后操纵，物色“客户”，控制票源；原国家税务工作人员吴芝刚利用职务之便予以策应，源源不断提供票源，嚣张到“不分白天黑夜、不分上班下班、也不管是否有人在场”的程度……
       2001年2月19日，为了照顾患病的吴晓红，陈学军和吴晓红住到了翠宫饭店。但狡兔三窟的陈学军万万没想到，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几乎在拘捕陈学军的同时，警方又在吴芝刚的家里将熟睡的吴芝刚擒住。公安人员在海淀国税一所吴芝刚办公桌上起获多张电脑软盘，其中1张软盘经刑科所和海淀国税局人员共同破译，内存以持久公司名义向全国各地企业虚开的1100余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料。其中，有开具的每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单位的名称、地址、购销双方银行帐户、所购物品的名称、数量、开发票人、发票号码、税额、税率、出货情况等内容。
       陈学军被捕后对警察说，从我进来就心灰意冷了，如果你们用掌握的证据来给我定罪，我到了这个地方肯定活不了了，你们该怎么定就怎么定吧。但陈学军恳请警察说：吴晓红有病，请你们照顾一下，给她买点药。得知警方已经对吴晓红的病情妥善处理之后，陈学军千恩万谢。
       2001年7月19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在北京专门组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安和税务机关有关人员召开案件协查会，对涉嫌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进行协查取证。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反馈材料，多到需要用卡车拉，堆了整整半间屋子。通过此案线索，各地公安机关又先后破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44起，抓获100余名犯罪嫌疑人。
       陈学军、吴芝刚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立案后，因为案件复杂，经过缜密的调查取证，仅仅冻结查获陈学军的资产就达1000多万元。至此，建国以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第一大案露出冰山一角。
       不到两年时间，陈学军虚开增值税价税33亿元，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4亿元，给国家税收征管制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黑洞。
       此案涉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很多家企业，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2000年3月至12月间，被告人陈学军伙同被告人吴晓红，以其非法控制的北京盛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博公司）、北京捷优特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优特公司）的名义，先后从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海淀国税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3800份，并以上述二公司的名义，为数十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余份，虚开税款人民币2300余万元，已抵扣税款2100余万元，现已追缴税款人民币310余万元，未追回税款人民币1790余万元，其中企业因停产、歇业等原因不能追回的税款人民币560余万元。
       二、2000年5月至12月间，被告人陈学军经与被告人吴芝刚共谋后，由吴芝刚利用在海淀国税局第一税务所工作的便利，为陈学军非法购买未申请加入防伪税控系统的北京泰和永兴图文设计公司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7100份，并将上述发票的起止号码非法读入陈学军控制的盛博公司、捷优特公司的程控IC卡中，由被告人陈学军以上述二公司及北京持久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为数百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00余份，虚开税款共计人民币3.7亿余元，已抵扣税款3.4亿余元，现已追缴税款人民币8000余万元。有人民币2.6亿元未追回，其中企业因停产、歇业等原因不能追回税款人民币4100余万元。其间，被告人吴芝刚获取被告人陈学军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24.72万元。
       
       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学军、吴芝刚、吴晓红无视国家税收征管法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分别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系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被告人吴芝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上述三被告人均应分别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吴晓红在与被告人陈学军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据此，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学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
       二、被告人吴芝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
       三、被告人吴晓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没收全部财产。
       四、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予以发还或没收。
       不到两年时间，虚开增值税价税合计33亿元，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4亿元，区区一个农村娃的胆子真了不得！究其犯罪动因，与“贫穷”二字分不开：幼年求学无门；少年打工备受欺凌；初为人父，妻子却离家出走，人生的不幸叠加在陈学军身上，再加上知识结构的缺失和理性的匮乏，使得他认定只有金钱才能买来幸福和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同，亦是在这种极度膨胀的金钱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件对人们如何面对人生与情感的挫折，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无深刻的警示意义。同时本案也引发人们新的思索。采访时得知，本案主犯陈学军与一年前轰动全国的涉案金额54亿元的中国股票第一大案“中科大案”的第一被告丁福根是很好的朋友，都是把数十亿元玩弄于股掌的地下金融大鳄。与高学历的股市操盘手丁福根不同的是，陈学军只读过几年小学，年龄不过28岁，为什么这样一个素质并不高的人会屡屡得逞，给国家税收征管制度造成难以弥补的黑洞？这无疑与有关人员的渎职有关，也暴露了税收征管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完善相关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势在必行。
       
       
       女大学生租赁亚运村别墅开妓院
       “七号别墅”座落于北京北辰花园内，小楼白墙，于重重绿荫掩映下，若隐若现，弥散着神秘气息。七年前，震惊全国的首例女大学生组织卖淫案———“七号别墅”案，便发生在此处。它幕后精明干练的女老板刘春洋，从东北某专科学校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闯荡。先是做模特，不久后涉足色情业，并凭着出众的管理才能很快成为红遍京城娱乐城的抢手“妈咪”。在掌握了一本全面的“京城客户花名册”后，她迅速“撤军”，以巨额租金果断包租了北辰花园“七号别墅”，亲自坐镇吧台，做起了掌门“妈咪”。她招募了新的小姐班子，对她们进行特殊训练，并制定管理章程，利用花名册网络了大批客源。因为周到的服务和地域的雅致隐蔽，“七号别墅”的生意立刻火爆起来，成为嫖客圈广泛传扬的最特色最前卫的娱乐场所，许多高级官员、企业成功人士纷纷慕名前来，有的甚至在此葬送前程……
       刘春洋1971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毕业于长春市电力专科学校，做过工人，干过模特，后来经朋友介绍，又先后到过几家歌厅和桑拿房做领班，但她总觉得没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
       刘春洋在案发后的民间传说里无形中被夸张和传奇化，因为最初的宣传稿件中，声称她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不久就被演绎成为某某大学本科毕业生。记者通过查看她的卷宗才知道，她只不过是东北一所普通专业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很快涉足色情业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先是当按摩小姐，后来因为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出任领班，她手中还掌握了一本“花名册”和京城各色人等的客源。她干练而且工于心计，不信任任何人，包括她的副手张芳菁。比如，为了让张相信七号别墅另有幕后老板，她请来一位远房亲戚当“托儿”，出面跟张见面。她还把自己的亲妹妹刘春萍也带到七号别墅当小姐。七号别墅还经常召开全体会议，内容一般是要求大家讲究卫生，尊重客人……
       刘春洋1971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她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刘某某搞婚外恋，与有夫之妇陈某某生下了刘春洋和妹妹陈丽梅。小时候，刘春洋在生母身边长大，也随生母姓，叫刘丽红。刘春洋7岁时，生母陈某某和丈夫离婚后，靠一个人的收入抚养两个孩子，生活相当拮据。这个时候，刘春洋的生父刘某某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并给她改名叫刘春洋。
       不寻常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会在刘春洋的思想中印下怎样的烙印？会对她日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从那时起已经孕育了刘春洋对自身独立、对金钱的极度渴望？
       据刘春洋自己说，从上小学起，她就表现得非常聪明。刘春洋交代，她1982年至1985年在浑江21中初中毕业，1985年至1988年在浑江二中高中毕业，1988年至1992年在长春市电力专科学校毕业。1992年9月，她被分配到吉林省洮南市热电厂工作。
       刘春洋到底是不是一名大学生或者是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她自己并没有说清楚。
       在热电厂工作还不足两年，1994年5月刘春洋就离开了那里，她参加了长春市一个模特队。因为她拥有1.72米的身材，她做起了模特。干模特比在工厂挣钱的机会要多得多，从此，她的腰包鼓胀了起来。1997年，辞掉工厂工作、在省城闯荡数年的刘春洋，从东北来到京城之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模特队。由于模特队没有固定演出场所，天天到处奔波赶场子，挣钱不多还挺辛苦，干了几个月她就不干了。后来，经朋友介绍，刘春洋先后到过几家歌厅和桑拿房做领班，但她总觉得没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这个期间，至于她还干了什么其他挣钱的事情，刘春洋没有交代。她日后只在供述时说，干模特时挣了27万。
       1998年5月，北京某娱乐城老板齐某听朋友说起刘春洋，说在一个娱乐场所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妈咪”，叫刘春洋。说刘春洋有许多小姐和客源，如果把刘春洋挖过来，生意一定特别火。齐某听罢，遂向这个朋友索要了刘春洋的联系电话，与刘春洋联系。于是，刘春洋被聘到该娱乐城任桑拿部领班。
       齐某请到刘春洋后，还跟她签了一份工作合同。该合同约定，聘刘春洋任该娱乐城桑拿部领班两年，在该合同期满以前，刘春洋不能辞职，齐某也不能辞退刘春洋，违约者需要赔偿对方2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
       据刘春洋供述，她带着自己的同胞妹妹来到这个娱乐城。在这里，她干领班，妹妹干小姐。之后不久，首都媒体纷纷报道了马玉兰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刘春洋闻听后感到莫大的惊恐，她发现自己干的这个桑拿部领班就如同在玩火，不定哪天冲天的大火会将自己烧成灰烬。她慌慌张张扔下这个工作离开了该娱乐城。
       据刘春洋的交代和公安机关的调查核实，在七号别墅开张之前，刘春洋已经拥有说不清楚全部来源的个人存款150万余元。一个单身女子，干什么事情能如此迅速地致富呢？
       刘春洋离开娱乐城，只是因为怕“陷”进公安局。而干这一行的巨额收入，对她永远是挡不住的诱惑。
       1999年3月初，刘春洋听人说有人在别墅里开娱乐城，既隐蔽，生意又火爆。刘春洋心动了，她如果凭借自己干“妈咪”时的经验和网络，当然可以重整旗鼓，大干一场。
       
       1999年3月初，刘春洋听人说有人在别墅里开娱乐城，既隐蔽，生意又火爆。刘春洋心动了，她如果凭借自己干“妈咪”时的经验和网络，当然可以重整旗鼓，大干一场。对于刘春洋来说，只要挣钱，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干的呢？
       刘春洋决定干。挣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自己最担心的安全看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自己又具备干这方面事情的实践经验。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找到了适当的路径，那就只剩下勇往直前了。
       刘春洋到街上买来一份《精品购物指南》报，在房地产专刊上面寻找到一家代理出租别墅的中介机构，她按照上面给的电话号码给某中介服务机构打了一个电话。按照刘春洋的需求，中介商很快给其回电话，向其推荐了位于北京城北凯迪克大酒店附近的北辰花园别墅内七号院别墅。
       北辰花园别墅地理位置优越，近邻有两个大的星级饭店，交通便利。别墅区内地域开阔，树木密集，小楼白墙，在重重树丛中若隐若现，是一个雅致的好场所。刘春洋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点。很理想，比想象的还要好。
       于是，她很快与别墅主人谈好租金，每月租金48000元，每季度交付一次。签约后，刘春洋和她的队伍开始进驻。
       七号别墅座落在整个别墅区里面，门口有保安人员站岗。在别墅区里生活、工作的人员均要办理出入证，外人来要进行登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为了加强对别墅的管理，刘春洋还真动了一番脑筋。她怕这么多小姐每天进进出出，让人产生怀疑，就只给自己和另一个司机办理了两个出入证，小姐每天上下班都由内部租赁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接送。凡来别墅的小姐均要交纳5000元抵押金，钱从小姐小费中扣除，走时再退给小姐。客人来别墅也要事先打电话报出车号，然后在指定地点等候，刘春洋派车去接。
       在开业前一周，刘春洋就已经约好了几个卖淫小姐来“上班”，又叫来以前在某娱乐城当服务员的范培祥、范少峰来当服务员和后勤经理。
       刚开业的时候，来的客人太少，刘春洋一方面绞尽脑汁寻找过去的朋友、熟人，联系客源；另一方面发动小姐联络客人，因为来别墅的小姐原来大都在别处的歌厅、桑拿坐台，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熟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刘春洋又找来了张芳菁当领班，张芳菁又带来了几个卖淫小姐。这些办法还真管用，别墅真的红火起来。特别是张芳菁来了以后，不仅负责管账、安排小姐服务给她帮了大忙，而且还带来了许多客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别墅开张到被公安机关查获，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最多的一天来此消费的客人竟达到了50多人，有时客人来到这里排不上队。
       队伍在一天天扩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这之后，经刘春洋同意，又有一些卖淫小姐和刘春洋的妹妹刘春萍投奔七号别墅，加入卖淫行列。不久，刘春洋的表弟冯军被刘春洋也留在别墅内做服务员。此外，经严格的面试，刘春洋还招募了一些长相姣好的女青年进入别墅做卖淫小姐。
       “七号别墅”每天晚上8点前后是高档车进入最多的时候，11点以后，高档车陆续离去。12点左右，“模特”们坐上班车回各自住处。女主人刘春洋最后检查完毕后，通常自己驾车离开。
       刘春洋的确很有管理才能，她有一整套管理规定。比如：每个到七号别墅来卖淫的小姐，要先交5000元人民币的押金、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300元饭费。嫖客每嫖娼1次，收费1100元，事后刘春洋返还给小姐550元。小姐不可以直接向客人要钱，不可以和嫖客吵架，要让嫖客满意；小姐也不能要客人的联系方式。
       一般而言，“七号别墅”每天晚上8点前后是高档车进入最多的时候；11点以后，高档车陆续离去。12点左右，“模特”们坐上班车回各自住处。女主人刘春洋最后检查完毕后，通常自己驾车离开。她们从不在别墅内过夜，刘春洋在朝阳区花家地另外租了一套简单的两居室，和在别墅当服务生的表弟冯军住在一起。当时，北辰花园租售出去的别墅并不多，住户比较少，灯火寥落，所以七号别墅显得格外招摇。
       事实上，根据法院事后调查，刘春洋没有任何惊人的背景，她敢于冒这么大风险完全是凭着自信和大胆，用主审这一案件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天民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她不走上这条歪路，恐怕会是一位杰出的女职业经理人。”
       在查抄了七号别墅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在七号别墅蹲守了将近两周，由一位女警负责接电话，当对方问到是否营业时，她告诉他们一切如故欢迎光临。别墅保安也面不改色地放行，惟一不同的是从那天起，刘春洋和张芳菁再也没有出门迎客。但是，多数来客忽略了这个细节。到警方收队为止，共逮捕了约56位客人。
       “‘七号别墅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掩护手段。”李天民介绍说，“不像一般歌厅、发廊或洗浴中心等有别的服务业做幌子，它纯属于一个性服务场所，用旧社会的话来说是个‘窑子’，就是个妓院。”无独有偶，当时见诸报端关于七号别墅的简短消息中，也曾重新启用过“妓院”这个被历史注销的名词。
       刘春洋和张芳菁以前就是“妈咪”，她们自然有许多“老客户”；小姐们也都有自己的客户，客户再传客户，北辰花园七号院别墅的卖淫生意果然迅速火爆起来。
       刘春洋的行为固然是十恶不赦，那些为了钱甘愿“牺牲”自己的卖淫女们，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她们？
       刘春洋的妹妹刘春萍跟男朋友吵架后来北京投奔姐姐，就直接到七号别墅“上班”了。刘春萍本打算去做小姐的，但这时候她已经怀孕了，做不了。刘春洋就让她在吧台，或者帮助收拾卫生，每月给2000元。但仅仅就在几天之后，刘春萍还是做了。因为客人多，张芳菁问怀孕的刘春萍能不能做，刘春萍说，要做只能用嘴做，也就是口交。就这样，刘春萍开始了接客。刘春萍的目的非常简单直接：为了赚钱。
       30岁的张敏看上去却像20岁出头的姑娘，她幼儿师范毕业后先在某市政府机关幼儿园工作。不甘平淡的她来到了北京，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公司搞起了药品推销，收入还算可观，每月可以挣到二三千元，但是天天到处奔波，也实在是挺辛苦。后来，一位朋友告诉她，在桑拿里干很挣钱，每个月都能挣好几万元，她心动了。就这样，经朋友介绍，她来到了七号别墅。张敏从未在歌舞厅或桑拿里坐过台，认为来到七号别墅就是给客人做正规按摩，可以边学边干。谁知，其他小姐给她介绍这里的服务项目，她听都没听说过。后来，刘春洋就让她向别的小姐学，她们去客房为客人服务时，让她在旁边看，一个个不堪入目的镜头，差点把她吓晕过去。出来以后，刘春洋对她说：“反正你也结过婚，还怕什么，要挣钱，就得这么干，不然你就只能到别的地方去。”看到其他小姐大把大把地挣钱，张敏心动了。心想，我在这儿干上几个月，家里谁也不知道，挣点钱再回去做点事情。就这样，张敏留在了七号别墅。
       章某高中毕业以后到某工厂做了一名合同工，后来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做生意。再后来，她的男朋友因为打架被判了刑，两人自然也就分手了。她只身来到北京当上了歌厅坐台小姐。一次聊天当中，一位小姐说七号别墅有桑拿，很挣钱，问她想不想去。一听说能多挣钱，章某当即就向那位小姐要了七号别墅的电话，很快便和刘春洋联系上了。这时七号别墅刚开张，正缺小姐，刘春洋自然很愉快地答应让她来试试。章某来到别墅，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多时一天竟能上钟4次，有时遇到身体不舒服，只休息一两天便迫不及待地去“上班”。在别墅里干了仅两个多月，竟挣了十多万元的小费。
       刘春洋和张芳菁以前就是“妈咪”，曾专干安排小姐向客人卖淫的活儿。她们自然有许多“老客户”。所以，当刘春洋宣布七号别墅开业后，这伙“客户”便如蝇逐臭，争先恐后，接踵而来。小姐们也都有自己的客户，客户再传客户，北辰花园七号院别墅的卖淫生意果然迅速火爆起来。
       
       来别墅玩乐的都是很出色的男人，他们大多是公款消费，开豪华车，平均每天在这里留下5万元。不足3个月内，七号别墅接客竟达600余人次，干得最好的小姐，2月余竟挣小费十多万元。
       来别墅玩乐的人，都是很出色的男人。
       某省政府某局副局长杨某，今年47岁，可谓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次杨某是与某市一家工厂筹建处主任季某来北京汇报工作。听说他们来北京了，曾和他俩一起出国考察的某机关干部徐某这天晚上请他俩吃饭。席间几人相互问候，共叙友情自不必说。推杯换盏之后，杨某他们觉得时间还早，不想回去，徐某似乎也觉得尚未尽到地主之谊，便试探着问：“咱们找地方去唱歌吧。”“光唱歌有什么意思？”季某似乎更坦率。一听这话，徐某心里明白了，“那就找个好玩的地方，我跟朋友联系一下。”杨某和季某会心地笑了。
       他们一行三人到达七号别墅附近的一个酒店时，那个朋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拿出一张刘春洋的名片说：“你打这个电话，就说是某某的朋友。”很快，他们就与刘春洋联系好了。四个人乘坐徐某的车，拐了几个弯便来到了别墅外面的大门口。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看到他们的车牌号，冲他们闪了两下大灯，彼此似乎都明白了。他们跟着微型面包车来到了别墅门前。已经恭候在门口的刘春洋微笑着把他们请到了二楼休息大厅。不一会儿，四个涂脂抹粉的小姐来到了他们面前，杨某和季某各自挑了一个小姐，坦然地来到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他俩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趟潇洒竟潇洒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宋某是某公司的总经理。有一天，宋某接到一个原来在某饭店认识的小姐刘某的电话。刘某告诉他，现在自己在七号别墅做按摩，那儿特别开放，让他有时间过去看看。宋某就应邀来到了七号别墅。刘某热情地把他领到了一个房间，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宋某便问刘某这里都有什么服务，刘某对他说：“我按我们学的给你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拉着宋某一起先去洗了个澡，接着按七号别墅的服务程序，为宋某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服务。这次来别墅，使宋某美不胜收。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又带着朋友、客户先后光顾了5次。有时是别人请他，有时是他请别人，其中有一次竟是他为了慰劳部下。
       来七号别墅的客人们，当然都是有权或者有钱的，而且有很大成份上是公款消费，因为七号别墅内记录消费收入状况的很多单据都销毁了，没有帐，当时就只有从刘春洋的库房里翻查出两张帐页来。5月29日、30日两天，收入是10万元，一天是5.3万元；另一天4.7万，一般的找一个小姐1100元，过后小姐跟老板刘春洋各得550元，别墅里的服务花样比较多，有“双飞”（同一客人找两个小姐）、冰火、波推等。所以，如果日收入达到5.3万的话，起码当天有50个客人。但是这些人，特别是付钱的是谁，很难有证据，交款人通常以某先生为记号，整个是一笔糊涂帐。
       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七号别墅接客600余人次，他们的慷慨让刘春洋不仅收回了房租等成本，而且所获颇丰。在那里的小姐工作不到三个月，据说最高收入有十几万元。他们一般支付现金，偶尔也支付单位支票，这些支票基本属公款。
       被查获的这些客人基本都被处以行政处罚，至少“双开”，并劳教三个月到一年不等，名声败落，政治前程无从谈起。可以说，正是七号别墅毁了他们。
       这天晚上，刘春洋忽然接到一个小姐打来的电话：“刘姐，我在七号别墅外面玩儿，看见你们周围有警察。”具有敏感嗅觉的刘春洋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和张芳菁打了个招呼，推说身体不舒服，匆匆驾车离开。
       北辰花园七号院，从表面看来，与从前一样的幽静、雅致，但是，别墅房间之内却鸡飞狗跳，淫声四起，藏污纳垢。
       别墅里传出的淫声浪语和天天进进出出的神秘人员，难免引起周围人们的怀疑。七号别墅被附近居民怀疑为性服务场所，一个举报电话打到了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七号别墅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包围了七号别墅，当时刘春洋不在现场，抓获的30余人中，除了张芳菁跟她手下的8名小姐、2个服务生和司机等后勤人员外，其余的就是这里的客人，多数是“回头客”。
       当日在场的客人中，最高职位是前面提到的某省政府某局的一位副局长，因为此次是来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工作，所以在七号别墅案发当晚，不得不连夜从某省再调来另一位副厅长，参加次日务必出席的汇报会。另外，有北京某区一行政执行单位的两名干部，他们下到辖区检查工作时，由地主出面请客嫖娼。还有一位外贸公司的经理，先后六次来过这里，不巧那天又来了。另外，还有一公司工会的主席和司机一起被扣留。
       这天晚上，刘春洋像往常一样在别墅里忙活着，忽然接到一个原来在七号别墅里干过的小姐打来的电话：“刘姐，我在七号别墅外面玩儿，看见你们周围有警察。”具有敏感嗅觉的刘春洋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和张芳菁打了个招呼，推说身体不舒服先走了。回到家里，她略微镇静了一下自己，马上给七号别墅打电话，座机没人接，又给张芳菁和其他小姐手机打电话，都没人接，她完全明白了。
       刚放下电话，刘春洋的表弟，七号别墅的服务员冯军瘸着腿，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原来，冯军当时正在二楼，看到那么多公安人员冲了进来，吓得他一下从二楼窗户跳出去逃跑了。刘春洋带着冯军，为了躲开警方在火车站设下的盘查，马上连夜驾车跑到了天津，从那里登上了回吉林老家的火车。到家后，她被守株待兔的公安民警抓获。
       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刘春洋将在漫长的改造过程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一个国家、人民花钱培养起来的大学毕业生，她的灵魂何时被玷污？对于人生的意义她是从来不知道，还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迷失？
       关于犯罪的动机，刘春洋有几种说法。首先，当年她从热电厂辞职去做时装模特的动因是哥哥患重病，无钱医治，刺激她立志赚钱；她又说，她想赚钱，是想将来开一个私立小学，让那些读不起书的孤儿到她开的小学来读书；她还说，她之所以用后母的名字开户存钱，是因为与后母感情好，希望给她一些钱养老等等。她的上述说法颇能打动人。可是，有谁能够认定她的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内心流露，而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呢？
       刘春洋希望获得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同情。在被羁押的日子里，尽管给了她充分的思考时间，但她始终没有认真深挖自己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思想根源，她仅仅是希望政府能对她从轻处罚，给她留条生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被告人刘春洋给本案审判长李天民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审判长：
       您好！
       我叫刘春洋，当我站在庄严的国徽和威严的您的面前时，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同时也强烈地感觉到法律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现虽已庭审完毕，我不得不再次向您详细讲述我是怎样走向犯罪道路及整个案情的始末……在整个案件中，我有着不可推卸及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我深知道自己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回想这20年所受的教育，我深深自责，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更对不起培养我的国家，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只请审判长念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和犯罪动机较特殊，以及我是初犯且是从犯的事实上，给我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从这件事上，吸取深刻教训并警醒我一生……
       然而，忏悔已经太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刘春洋没有上诉，表示认罪服法。刘春洋需要在漫长的改造过程中，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认真的反思了。
       
       
       靓丽空姐血溅富商花溅泪
       空姐杨￥，25岁，出生于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曾留学瑞士。照片上她灿烂的笑靥，对未来充满憧憬、渴望的眼睛和透着淡淡哀伤的神情，楚楚动人。在航空公司实习时，杨￥与年轻的北京富商高晓斌在飞机上邂逅。一年后，他们重逢在北大。高晓斌惊诧于杨￥的单纯美丽，向她展开炽烈的爱情攻势。从未经历过爱情的杨￥一时溃不成军。她将自己的初恋以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刻献给了高晓斌。在亚运村罗马花园，他们度过了快乐的同居生活，杨￥兴奋、满怀梦想，她希望毕业后能与所爱的人相守一生。在此期间，杨￥意外怀孕，还为高晓斌打掉了一个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得知高晓斌在福建家中竟然早已有了妻子和孩子，她悲怆决绝地提出要高晓斌离婚娶自己，可高总是闪烁其词，迟迟拖延。绝望中杨￥给高的妻子下毒。偏执，最终让她选择了与情人的拔刀相向……
       杨￥灿若鲜花的笑脸仿佛一朵迷人的罂粟，是畸形和偏执让她变得像那神秘的花一样，把美丽和邪恶储于一身。
       2004年2月28日,笔者跟随法官到监狱回访时,在监狱里再次见到了“空姐杀害情夫案”的犯罪嫌疑人杨￥。经过两年多的羁押和审判，她显得平静了很多。杨￥在当空姐时认识了富商高晓斌，之后杨￥到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高晓斌的疯狂追求下与之同居。之后，杨￥发现高晓斌在老家已有妻室，为了达到与高晓斌结婚的目的，杨￥逼迫高晓斌离婚，之后又给高晓斌的妻子下毒。最后，在杨￥即将出国的前夕，她残忍地杀死了高晓斌，也挥刀斩断了自己的情妇生涯。
       经过两年的审判，2003年8月8日，这一天对杨￥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高级法院终审判决杨￥由死刑被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判决意味着她有了活下来的希望。宣判的时候，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按照常规来说，一个案子终审判决之后就算尘埃落定，不必再去触动那些尘封已久的岁月的烟尘。但是，五次追踪采访杀人犯杨￥，却给笔者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印记，这些印记也记载着杨￥不同的心路历程。是泪，是笑，都犹如一朵花的绽放与凋零———
       从2002年9月以来，笔者先后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秦城监狱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五次对杨￥进行了独家专访，并与杨￥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两次开庭，两次宣判，加上开庭期间的提讯，笔者见证和亲历了审判和判决的全过程。
       坐在笔者面前的杨￥，是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她的罪行是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从2001年10月9日被拘捕，到2003年8月8日被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她虽然经历了接近两年的羁押生活，但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除了头发剪短了一些，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002年9月2日，笔者第一次采访杨￥之前，杨￥曾强烈地拒绝采访。她说，这是她的人权。但在笔者与杨￥聊天时，明显感觉到杨￥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无论在庭审还是在提讯中，杨￥都一直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开脱的借口和原因。在笔者与杨￥似乎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她慢慢放松下来并主动讲述了她与情夫高晓斌的情感历程。整个采访过程，杨￥一直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她下毒和杀人的经过。笔者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
       杨￥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和她的所作所为，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让笔者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实在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气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尽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严肃的法官在场，看着杨￥灿若鲜花的笑脸，听着她银铃般的笑语，笔者的后背还是感到直冒冷汗。
       笔者想到了罂粟，是畸形和偏执的性格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像罂粟一样，把美丽和邪恶储于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理的疯狂恋情最后以悲剧告终。在第一次采访时，杨￥始终没有对她的行为作出忏悔。她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美好，讲自己本性善良，讲自己下毒和杀人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发出来的恶，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恶作剧。
       杨￥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她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
       杨￥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她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杨￥说自己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杨￥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她是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杨￥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高晓斌。杨￥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又分别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
       杨￥毕业于厦门一所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杨￥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杨￥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让她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杨￥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她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杨￥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半年后，在最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杨￥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高晓斌。
       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杨￥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杨￥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高晓斌，这一年杨￥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杨￥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
       高晓斌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杨￥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杨￥给他留个电话，借口是以后好找杨￥咨询。当时，公司对空姐们的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高晓斌挺诚恳地一再要求，杨￥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给他。杨￥经常会碰到一些多情旅客的纠缠，她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留，就一个传呼，回不回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后来到了厦门，高晓斌就经常呼杨￥，约她见面、吃饭。这个期间，杨￥只回过一次电话，以没有时间推辞了高晓斌。杨￥认为，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高晓斌每次到厦门都呼杨￥，但杨￥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继续读书，没有理睬高晓斌。
       在爸爸妈妈的建议下，杨￥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
       杨￥和高晓斌相爱是杨￥到北京读书一年之后的事情。在北大读书的第二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看电话的阿姨喊：“杨￥，你的电话。”杨￥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杨￥也“喂”了一声，她一下就特别清晰地叫出了高晓斌的名字。虽然隔了一年，但他的声音杨￥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杨￥很激动，心想，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着，还记得自己。杨￥就问高晓斌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的，高晓斌告诉杨￥，是杨￥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杨￥时，杨￥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高晓斌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杨￥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高晓斌。
       
       高晓斌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在与杨￥相处时，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很难让女孩子拒绝的。
       第二天，高晓斌就开着奔驰轿车来北大接杨￥。一年多过去了，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高晓斌时候的情景：他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角，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手里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杨￥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
       就这样，高晓斌对杨￥展开了爱情攻势。高晓斌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对杨￥这个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杨￥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那时候杨￥毕竟只有21岁，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学生。而高晓斌是个非常有朝气的青年富商，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他对杨￥说：“我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我要当中国第一个总统。”这番不着边际的自我吹嘘，却让杨￥感到高晓斌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
       其实，高晓斌当时在福建泉州老家早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但当时他没有告诉杨￥自己已经结婚了。杨￥也一直以为高晓斌是个“钻石王老五”。
       就这样，高晓斌经常捧了鲜花到学校门口等杨￥，因为他知道杨￥特别喜欢鲜花。高晓斌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杨￥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高晓斌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杨￥聊天，带她去十三陵。为了追求杨￥，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ABC开始学习。杨￥想，这人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尽管杨￥也知道，高晓斌到北大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高晓斌来了两趟，实在听不进去课，就再也不来了。
       只要不上课，杨￥就打电话给高晓斌，让他开车来接自己出去玩，高晓斌也成了杨￥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有一天，杨￥的手不慎被开水烫伤了，她鲜嫩的手背上马上起了水泡，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她捂住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立即想到了高晓斌，刚打完电话不久，高晓斌立即开车来到学校，急忙送她去了医院。
       从医院出来后，杨￥真诚地说：“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生意，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高晓斌听后只是笑笑说：“这有什么，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啊。”他的口气似乎是在保护一个小妹妹，让杨￥心里倍感温暖。
       随着与高晓斌越来越深入的交往，杨￥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每次看到高晓斌，杨￥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忍执着的男人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呢。那些日子里，杨￥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
       高晓斌给杨￥配了个传呼机，号码只有高晓斌一个人知道。拿到传呼机的时候，杨￥渴望高晓斌能呼自己。但是，三天过去了，高晓斌还没有呼。第三天深夜两点多的时候，传呼机突然响了。杨￥想，一定是高晓斌呼自己。她兴奋不已，急匆匆去给高晓斌打电话，可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她找了根绳子，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然后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等杨￥按下呼机的按键，却怎么也找不到号码，传呼机的屏幕上写着：今天白天晴，降水概率0%，北转南风2-3级……
       有时候下课了，杨￥经常幻想高晓斌会站在教学楼或宿舍楼的门口等自己，她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一个男人。无论如何，只要能跟高晓斌在一起，她就是快乐的。当然，杨￥知道自己跟高晓斌的距离是很远的，人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青年富商，而自己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加上年龄也相差10岁，杨￥一下子还跨越不了这些心理障碍。尤其是陪高晓斌出去应酬的时候，别人都争先恐后地给自己和高晓斌敬酒，杨￥知道，人家都是冲着高晓斌来的。
       杨￥从内心里并不喜欢高晓斌的那些大款朋友，她觉得那些人俗不可耐。有一次，她跟着高晓斌去赶一个饭局的时候，轻声劝高晓斌少跟他们来往。高晓斌说：“我知道，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好人。”
       在杨￥20多年的生命中，她可能碰到过比高晓斌优秀的男人，但在她心目中，他们跟高晓斌相比都黯然失色。杨￥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高晓斌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份。与高晓斌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杨￥心里融化成她对高晓斌的爱恋，不可磨灭。高晓斌占据了她全部的心，在杨￥远离老家，独自一人在外求学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需要高晓斌对自己的关照。
       有一天，高晓斌突然让杨￥下课后去亚运村的罗马花园。杨￥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杨￥近一点，高晓斌在房价很高的高档住宅区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让杨￥去是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杨￥很意外地见到高晓斌的家里有好多人，有他的同事、司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杨￥一下子愣了：其实，当时杨￥跟高晓斌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亲密无间的地步，但高晓斌这样做明显是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杨￥当时也默认了，高晓斌跟杨￥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你就搬过来住吧，杨￥就搬进了罗马花园。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庭审时，杨￥在法庭上泪流满面：“我跟高晓斌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是他首先欺骗了我……”
       2002年9月2日，笔者第一次采访杨￥的时候，提出给她拍几张照片。她在拍照的时候还摆了一些镜头感很强的动作，并且让笔者尽量把她拍得好看些。
       2002年9月9日，杨￥的一审判决书下来了，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笔者事先知道了杨￥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死刑。因为一直关注杨￥的案子，笔者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到秦城监狱为杨￥宣判，想在杨￥得知判决结果后再次采访她。
       初秋的阳光非常刺眼，进入秦城监狱后，笔者却感到了丝丝凉意。说真的，虽然对秦城监狱早有耳闻，但真正进入监狱内部却是第一次。按照监狱的规矩走过层层关卡后，笔者跟随法警把杨￥从监号里带了出来，她知道我们是来给她宣判的，但她努力表现出平静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监狱大楼西侧的一所平房边上，这是专门对死刑犯宣判的地方，宣判后警察会在法官的监督下为死刑犯戴上死囚特用的手铐，警察们说这叫“搋子”或者“死搋”，意思是说，如果死刑犯上诉没有被改判，将会带着这副“死搋”走上刑场。
       一般手铐是戴上即可，而“死搋”需要用重磅油锤砸，就是在死刑犯的双手各套一个用钢筋制作的有铆口的铁圈儿，然后用钢筋楔子直接楔入铆口，靠人力是无法打开了，除非用锯条锯断钢筋才可以打开。
       杨￥被带到宣判现场的时候，跟杨￥同时被宣判死刑的9名犯罪嫌疑人都被砸上了“死搋”，有的在哭喊冤枉，有的泪水长流，有的默默无言，现场气氛仿佛降低到了冰点。所有的警察和法官都严阵以待，惟恐某个死刑犯会突然闹事。显然，等待宣判的杨￥也注意到了这些，但她一直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
       因为曾经接受过笔者的采访，杨￥跟笔者已经认识，在法官为别人宣判的时候，杨￥悄声问笔者关于她的判决情况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判的吗？”因为涉及到审判秘密，在法官没有宣布之前，笔者不能向杨￥透露，只好轻轻摇了摇头。杨￥的脸上立即没有了表情。
       两分钟后，法官开始宣布对杨￥的判决。判决前，法官问杨￥对今天有没有思想准备，杨￥说有。显然，杨￥与同监号的女囚们不止一次交流过，也肯定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了刑法，她清楚自己的罪行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怜香惜玉的法警惟恐杨￥听到判决结果后会晕倒，问她宣判时要不要搀扶，杨￥说不需要。
       
       当法官宣判一审判处杨￥死刑时，她的眼光在瞬间的惊恐和木然后转而坦然，笔者问她的感想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我做了，就会勇敢地去承担，但我要上诉。”
       根据这两次采访的情况，笔者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女与尖刀》的纪实文章，发表在笔者供职的《法庭内外》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用了杨￥在监号里隔着铁窗的大幅照片。因为《法庭内外》杂志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全国发行的法制新闻月刊，这篇文章在社会和法院内部都引起了一些反响。《文摘报》、《作家文摘》等媒体相继转载，还有一些读者专门打电话跟笔者交流对“杨￥杀人案”的有关看法。在法院内部，杨￥一案也引起了很多议论。
       当时，关于杨￥一审的判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死有余辜，原因是杨￥给高晓斌的妻子下毒，又亲手杀死了情夫高晓斌，手段太残忍；另一种说法是“太可惜”，理由是杨￥是被高晓斌欺骗后成为高晓斌情妇的，高晓斌有错在先，杨￥杀人是在无奈之下的激情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大，应该给她生的机会。
       由于此案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对此案非常谨慎。杨￥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3月13日开庭二审杨￥杀人案。
       庭审时，杨￥显然消瘦了许多，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在最后陈述中，杨￥说：“我跟高晓斌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是他首先欺骗了我，告诉我他没有结婚我才跟他来往并成为他女朋友的。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去寻求法律的保护，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特别痛苦，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
       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杨￥由死刑改判为死缓，这个判决意味着她有了活下来的希望，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据主审法官讲，本案改判的依据一是被害人高晓斌隐瞒已婚的事实与犯罪嫌疑人杨￥恋爱并同居，有过错在先；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济南会议”中关于因家庭和感情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中“慎杀”的意见。
       先后4次庭审和宣判，笔者亲历了全过程，这是笔者担任政法记者以来惟一全程跟踪采访的一个案件。在多次的接触中，杨￥给笔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她的年轻漂亮，而是因为无论怎样挑剔，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极好的女人。她的话语和讲述几乎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包括她的泪与笑。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令笔者震惊。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时候，笔者想到的却是：她为什么会这么理智和冷静？难道杀人也仅仅是畸形和偏执性格的原因吗？
       因为法院已经终审宣判杨￥死缓，她在哽咽之后，显然放松了许多。加上笔者曾经多次采访过她，她很坦然地接受了采访。尽管采访时法官和法警们都在场，她的回答依然滴水不漏。
       在谈到她羁押期间的生活时，杨￥说，监狱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锻炼身体一个小时，主要是做仰卧起坐和慢跑，两年的羁押生活都这样坚持下来了，这样做是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杨￥告诉笔者，在监狱里主要是在读书，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外语上，希望将来能够为社会服务。监狱里的每个房间都发了《法律通则》等法律读物，在被羁押的过程中，她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当然，有时候她也读一些名著，比如林语堂的书。有时候到管教那里借书来看，管教也给她很多鼓励，鼓励她多设计一下自己将来的路，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杨￥告诉笔者，她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她想认真过好每一天。在监狱里，杨￥在排解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对于这一点，杨￥说她有三个收获：一是在个人修养方面一定要加强；二是性格方面过于偏执，以后要磨炼自己的性格；三是要学习法律，以后遇到事情要求助于法律。杨￥说，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比较顺利，承受生活挫折的能力比较差，原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与高晓斌的事情，如果早与父母商量一下就好了。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杨￥感到特别后悔，感到特别对不起家人。以后人生的步伐要稳健一点，生活上要有计划，不能因为生活的挫折改变追求的目标。
       在监狱里，杨￥告诉自己一定要活得坚强。因为她对生总是抱着希望，杨￥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将来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杨￥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看守所这个地方。杀人后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感激法院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珍惜这次机会。终审判决等于让我获得了新生，下一步我一定要认真做人。对于父母，我是巨大的不孝，惟一能够做的是好好改造。现在无法为父母做什么了，但我希望父母平安健康，别再为我操心，这就是我最大的孝心了。杨￥还告诉笔者，她父亲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上，时刻思念牵挂着她。
       杨￥非常认真地对笔者说，到了新的地方，在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的同时，希望能够再继续读书，将来在监狱里争取获得研究生学位。
       在第一次采访杨￥时，她还会爽朗地笑起来；之后在秦城监狱，笔者见到杨￥时感到的却是木然甚至是淡漠，甚至宣判她死刑时她都非常坦然地抬起双手让法警给她砸上“死搋”；而在法庭上，杨￥每次都会痛哭流涕。问起这些泪与笑的变化，杨￥说，当初的笑是因为回忆起与高晓斌曾经的美好爱情；之后在法庭上的哭泣是回忆起她在痛苦中度过的爱情和那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夜晚以及犯罪之后的悔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不可亵渎，为自己的错误而哭泣；而现在哭泣是经过2年的羁押和一年多的审判，听到最终判决后激动和感激的哭，是感谢政府和法院给她一个改造的机会。
       杨￥还告诉笔者，她在监狱里从来不哭，尽量保持愉快，不能因为哭泣影响他人，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由自己承担。杨￥还说，这两年来我考虑了很多后果，在我住的监室里，判什么刑的都有。但我认为我罪不该死，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在监狱里我就想，如果上诉后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的话，那说明我罪有应得，应该以生命赎罪，我决不会哭，而且一定会坦然赴死。
       采访结束的时候，杨￥说，我要怀着一辈子感激的心情好好活着、好好改造，因为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这个社会以及我的亲人，我不能辜负了社会和我的亲人。
       杨￥拉住高晓斌，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高晓斌当时也哭了。后来，他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离婚，给你个名份。”
       杨￥与高晓斌同居后，因为生活在一起，高晓斌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她了。有时候，高晓斌用闽南方言打电话，杨￥隐约能听出来他有一些事情瞒着自己。虽然杨￥在闽南长大，但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北方的家庭背景中，没有闽南的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可是，杨￥听高晓斌打电话吞吞吐吐的语气便觉出了异样。
       有一次，高晓斌打电话回老家，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时，让杨￥无意中听到了。杨￥开始怀疑他在泉州有家庭和孩子。杨￥没有直接询问高晓斌，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保姆打听。高晓斌家的保姆是他泉州老家的，对高晓斌比较熟悉。但知道内情的保姆支支吾吾不肯对杨￥说，只说：“高晓斌这个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
       一听保姆的口气，杨￥明白了一切。虽然杨￥爱高晓斌，但她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对这件事情，杨￥非常生气。有一天，杨￥拉住高晓斌专门谈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还没等他开始说话，杨￥就呜呜地哭了。杨￥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高晓斌当时也哭了，一个平时在杨￥眼里非常坚强的大男人，哗哗地掉眼泪，的确令人动容。他对杨￥说自己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高晓斌说：“我结婚的时候还年轻，不懂得爱情，本来一直想离婚，但后来有了孩子，离婚的事情就拖下来了，自从认识了你，我不想再跟妻子将就着过日子了，我会尽快离婚，然后娶你。”这一次，高晓斌为了表白与妻子没有感情，无意中泄露了自己在杨￥之前曾经有一个女友，是北京某服装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了高晓斌。
       杨￥说：“如果仅仅是你结婚了，跟你妻子两个人还好办，但现在有了个孩子，小孩那么小，现在怎么解决？”
       高晓斌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离婚，给你个名份。”杨￥见高晓斌这样真诚地对待自己，也就释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杨￥怀了高晓斌的孩子。因为她还是在校学生，又是第一次怀孕，她很害怕，但为了不影响学业，也不想因此牵掣高晓斌，杨￥就悄悄地跟高晓斌商量后，把孩子打掉了。打胎的事情，到现在杨￥都耿耿于怀。杨￥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理上一直不平衡，这是后来她与高晓斌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更深的矛盾是高晓斌是否真正离婚，然后娶自己。
       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份，这个名份不是“情人”，而是“妻子”的称谓。
       杨￥打胎后，高晓斌加倍呵护杨￥。但每次杨￥追问高晓斌离婚的事情时，他总是说：“我的孩子那么小，如果现在离婚的话，肯定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我不能因此伤害了孩子。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
       杨￥只好说：“我给你一段时间，但只能是在一两年内，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是否分手。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情人。”
       这个期间，正是他们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而且，只有22岁的杨￥很难理智地选择与高晓斌分手，而且杨￥也越来越离不开高晓斌了。一是两个人都在北京，彼此断不了电话联络，二是杨￥上学期间没有收入，也无法独立生活，只好靠高晓斌的资助来维持她的开销。对于这个问题，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杨￥是“争取一份不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意思是说假如杨￥果断地离开高晓斌，就不会出现后来杀死高晓斌的情况了。对此，杨￥在监狱里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思，她深刻明白法官的话是非常理智的，但遗憾的是，杨￥到了法庭上才听到。但反过来说，即使当时有人提醒杨￥，她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对于情窦初开的杨￥而言，她与高晓斌在一起生活，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延续性，不可能割裂一段生活，重新开始另一阶段。尤其是对于需要资助而又有些虚荣的杨￥，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豪华轿车、高档住宅以及美丽的花衣裳，都是杨￥所需要的。如果杨￥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她可能会安贫乐道，但她经历了，同时还拥有了初恋，这都是她无法割舍的。
       现在看来，杨￥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后来的拔刀相向。
       杨￥的情妇生涯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但高晓斌的妻子在杨￥心里一直是个疙瘩。一个刚刚开始初恋的女孩子，面对所爱的男人和他的家庭，情绪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杨￥在生活上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无缘无故地跟高晓斌吵闹，但高晓斌一直让着杨￥。
       这个期间，高晓斌的妻子赵丽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但她的存在，对杨￥而言是一种耻辱。高晓斌多次对杨￥说，你不是什么第三者，不是你来主动破坏我的家庭，你是在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下与我相爱的，你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我事先欺骗了你。
       在杨￥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晚上，高晓斌跟妻子讲了杨￥的事情，提出离婚。高晓斌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高晓斌全家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大年三十的晚上。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杨￥跟高晓斌一起回福建过年。腊月二十九那天，杨￥和高晓斌到了厦门，杨￥催促高晓斌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杨￥说：“你要自己做出选择，要么离婚，要么我们分手。这次回去过春节，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决了，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能持续下去了。不然我们就分手。”高晓斌虽然满口答应下来，但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况且父母对赵丽晶还是非常满意的。
       高晓斌略带为难的表情还是被杨￥看出来了。当天下午，高晓斌开车要回泉州的时候，杨￥为了坚定高晓斌跟妻子摊牌的决心，就说：“我送你一段吧。”
       高晓斌答应了，两人开车离开厦门。当高晓斌驾车快上高速公路的时候，见杨￥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他就有点生气，以为杨￥要跟着他到泉州去闹事，催促自己离婚。在车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杨￥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高晓斌越让她下车她越不下。她赌气地说：“我今天就跟你回泉州，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离婚，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其实，杨￥根本没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她出门送高晓斌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
       没想到高晓斌也不示弱，他恨恨地说：“走就走，一起去跟赵丽晶说。”两个人一较劲，他们就闹着去了泉州。在高速公路上，气哼哼的高晓斌甚至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赵丽晶说，杨￥要到泉州。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以为高晓斌开玩笑。因为直到这时候赵丽晶并不知道杨￥的存在。
       一路上，高晓斌告诉杨￥，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女性。为了防止杨￥做出过激行为，高晓斌劝慰说：“你要我跟赵丽晶离婚，我就要分一半家产给她，这样咱俩就没有什么了，能不能等一段时间再说？”
       但杨￥坚决地说：“我不管这些，你怎么补偿人家是你的事情，我们这个关系弄清楚。你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弃，这样不行，这个社会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
       他们一路争吵着到了泉州，但杨￥没有勇气去见赵丽晶，毕竟自己的身份很尴尬，高晓斌只好把杨￥安排到酒店住下。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杨￥只好打车回了厦门。临走的时候，杨￥咬着牙对高晓斌说：“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着办吧。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泉州。
       在杨￥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晚上，高晓斌跟妻子讲了杨￥的事情，提出离婚。赵丽晶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哭着跟婆婆讲了一遍，高晓斌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高晓斌全家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大年三十的晚上。
       事情闹到这一步，高晓斌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过年之后，他们就匆匆回了北京。
       没想到，他们刚到北京，高晓斌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随后赶来，目的是来北京看看促使自己儿子变心的杨￥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高晓斌的妈妈来北京后，跟高晓斌和杨￥一起住。这个期间，有时候看到高晓斌和杨￥吵架，高晓斌的妈妈就说：“你们吵什么，这不是你一定要选择的人吗？她不是对你好吗？这么好还吵架？”
       高晓斌的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杨￥跟高晓斌的父母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高晓斌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他们就认为是杨￥拿的，杨￥百口莫辩。这使得杨￥与高晓斌两人冷战了一个多月。在父母面前，高晓斌对杨￥态度也变得冷漠了许多。这次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杨￥伤害特别大。
       
       杨￥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高晓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4月，杨￥去了瑞士。
       杨￥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高晓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杨￥也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自己的身份是很尴尬的。高晓斌的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了福建，他们无法拆散高晓斌与杨￥，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但他们坚决反对高晓斌跟赵丽晶离婚。
       这是1999年的上半年，杨￥只有22岁。到了下半年，因为学业结束，杨￥离开了北大，跟高晓斌生活在一起。由于她与高晓斌矛盾的出现，杨￥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杨￥出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是逃避她与高晓斌的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杨￥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她的母亲，常年定居在加拿大，他们也希望杨￥能够出去读书。对杨￥出国读书，高晓斌也很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4月，杨￥去了瑞士，在一个学校学习酒店管理。杨￥本来以为，这样远隔重洋，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冷静下来。高晓斌的越洋电话无时无刻就会打到瑞士，有时杨￥正在上课，她的手机都会突然响起来。
       杨￥在瑞士是边工作边学习，就住在学习的酒店。晚上，杨￥把手机关掉，高晓斌找不到，他能从酒店的楼层挨个房间打电话，直到找到杨￥。高晓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脑子特别灵，有时候找杨￥同事喊杨￥接电话，杨￥的同事因为嫌距离远不愿意叫杨￥的时候，他就骗杨￥的同事，说自己来瑞士了，正在机场呢，让杨￥同事满酒店里找她接电话。
       杨￥到瑞士的第一个月，仅仅是打越洋电话，高晓斌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这更使杨￥坚定地认为高晓斌是深爱着自己的。杨￥在瑞士的学习是3个月一个学期，一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高晓斌就打电话给杨￥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想得快疯了。”就这样，一到放假的时候，杨￥的同学都到瑞士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杨￥就回国跟高晓斌团聚。杨￥的同学都开玩笑说，杨￥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
       当时杨￥和高晓斌两个人虽然有点矛盾，但他们分开后还是互相想念，每次团聚都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杨￥不喜欢高晓斌跟香港老板这样的人在一起，但又无法劝阻他。慢慢地，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
       随着阅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杨￥眼里，身为商人的高晓斌慢慢变了，他们开始有了分歧。每次杨￥回国，都发现高晓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质化，这大概是高晓斌长期在商场拼搏沾染上很多商人习气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高晓斌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后来进出口贸易不好做，赶上房地产热，他就改行做房地产。
       在高晓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跟高晓斌合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对高晓斌的影响很大。那个人在南方有3个老婆，广州、深圳、香港各一个，还有5个孩子。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
       杨￥不喜欢高晓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又无法劝阻他。为了应酬，高晓斌经常在夜总会的KTV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杨￥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恰好他跟客户在KTV包房里唱歌，杨￥看见高晓斌把手放在歌厅小姐的腿上。杨￥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高晓斌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
       高晓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这是杨￥喜欢他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一次，他觉得杨￥很不给他面子，把自己的客户得罪了，非常生气。他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见杨￥还不依不饶，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她脑袋打过来，把杨￥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
       慢慢地，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高晓斌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而现在，他在杨￥眼里完全变成了商人。杨￥很痛苦，有时候她问自己：“你是爱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但他现在已经变了，杨￥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她却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高晓斌因为杨￥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杨￥，但回国后他们仍然藕断丝连。为杨￥办签证的事，高晓斌仍是跑前跑后。
       在杨￥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她从瑞士回国看望高晓斌。这一次仍然是不欢而散，两人心灰意冷地去机场的时候，高晓斌在路上告诉杨￥，在杨￥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妻子赵丽晶的名字买的。高晓斌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他不能买，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
       杨￥听后非常生气，觉得高晓斌根本没把自己当回事。但高晓斌解释说：“用赵丽晶的名字买房，我们也不会吃亏，因为将来离婚，家产也是一人一半。”高晓斌还告诉杨￥说，过几天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高晓斌的父母提出来的。杨￥一听就明白了，高晓斌父母的用意是让他们巩固夫妻感情。
       杨￥伤心了，高晓斌那么热情地把自己从瑞士接回来，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恩爱，说穿了自己不过是一个情妇的角色。自己转身一走，高晓斌马上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深爱着高晓斌的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在机场，杨￥催促高晓斌赶紧下决心跟赵丽晶离婚，但高晓斌的态度依然是吞吞吐吐，一副左右为难的神态。
       就在首都机场，杨￥临时决定去泉州跟赵丽晶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杨￥找了个借口，让前来送行的高晓斌离开机场。接着，转身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的，买了一张机票，当天就飞到了泉州。
       在飞机上，杨￥正不知道用怎样的手段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后到医院急救的报道。一下飞机，杨￥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想给赵丽晶喝下去。同时，在寻找接近赵丽晶借口的时候，杨￥想起高晓斌曾经提起过给赵丽晶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她给赵丽晶打电话，告诉赵丽晶自己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赵丽晶答应了。
       杨￥和赵丽晶见面后，赵丽晶询问自称是香港户籍办理人员的杨￥，如何办理移民香港的户籍。杨￥说移居香港要做身体测验，说完就给了赵丽晶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杨￥就让她喝了水银。见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杨￥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飞回了北京。
       赵丽晶喝完水银后，见杨￥神色慌张地离开，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立即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高晓斌一听赵丽晶描述给自己下毒的女人的情况，马上明白是杨￥干的，高晓斌当天立即飞回泉州处理。
       而此时，杨￥也乘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
       回到瑞士后，杨￥一直忐忑不安，惟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而赵丽晶被杨￥下毒后，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医治。之后，赵丽晶经过多方治疗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尽管当时赵丽晶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但杨￥已经离开国内，加上赵丽晶后来痊愈，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
       经过给妻子下毒这件事情，高晓斌开始疏远杨￥，杨￥对高晓斌渐渐失望了，打算跟他分手。恰好这个期间，杨￥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想让杨￥到加拿大念书。
       2001年4月，杨￥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从国外回来，杨￥的心气也高了，加上价值观不一样，杨￥的妈妈也强烈地要求杨￥跟高晓斌分手。杨￥去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将来在国外定居；二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三是逃避与高晓斌的感情。虽然高晓斌因为杨￥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杨￥，但回国后他们仍然藕断丝连，高晓斌为杨￥办签证的事情也是跑前跑后。
       
       这时候，杨￥和高晓斌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杨￥跟高晓斌同居，现在高晓斌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杨￥。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杨￥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居住。
       在抢夺中，杨￥又把刀刺向了高晓斌的脖子和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他们都没有力气了，面对面坐在地上，高晓斌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杨￥从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高晓斌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高晓斌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杨￥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的时候，高晓斌回来，一见杨￥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杨￥说，我想见你，有事情跟你说。高晓斌说，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杨￥没有走，高晓斌把门打开，他们就进了门。
       进门后，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问了高晓斌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杨￥，然后就进了卫生间。杨￥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杨￥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杨￥跟他说自己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高晓斌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杨￥摁在床上，疯狂地跟她做爱。
       完事后，高晓斌睡着了，但杨￥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考虑自己跟他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杨￥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高晓斌醒了，看到杨￥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一边抢夺电话本，一边打一边骂杨￥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
       追打杨￥的时候，高晓斌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杨￥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高晓斌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杨￥情急之下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杨￥冲过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杨￥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杨￥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杨￥立刻把刀拔出来，他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高晓斌突然把杨￥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杀人啦！”
       杨￥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他们都没有力气了，面对面坐在地上，高晓斌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
       杨￥说：“我要带你一起走。”然后，杨￥把高晓斌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
       杨￥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下楼开着高晓斌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打车回自己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杨￥把高晓斌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把他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杨￥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了一个更大的箱子。
       等杨￥从蓝岛大厦买了箱子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在打电话报警。杨￥知道是保姆发现了高晓斌，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杨￥下楼到高晓斌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治疗手上的伤。
       几天后，杨￥在亚运村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下来。直到2001年10月8日，杨￥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
       
       
       冷血杀手误打误撞绑架吴若甫
       王立华，京城某绑架团伙杀人不眨眼的冷血魔王，曾经弑母闯“江湖”的亡命狂徒。他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父母的娇宠助长了他的嚣张和霸气。他自小酷爱枪支，梦想成为呼风唤雨的京城黑帮“老大”。他先后两次入狱，17岁时因抢劫罪被判9年有期徒刑，在孤苦的牢狱生涯中，他精心酝酿了抢劫国库的惊天阴谋，扬言要把北京闹翻天。出狱后，他又模仿电影《寻枪》中的情节，只身到贵州寻枪；在狱友小海的帮助下，他在云南顺利弄到了一批制式手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喜不自禁。后来，通过绑架家产亿万的年轻公子哥王大亮，不费吹灰之力轻易得手300万巨额赎金，王立华绑架团伙尝到甜头。2004年2月3日，他们又在三里屯某酒吧前盯上了一辆宝马车的主人，未曾想到这次误打误撞，竟然绑架到著名演员吴若甫……
       妈妈的溺爱纵容了王立华，他从9岁开始就明目张胆地偷家里的钱。不到一年，家里几乎不敢放钱了。在学校，老师们的钱也频频失窃。王立华冷笑着，自称“从小就很坏”。
       王立华面对记者的时候，脸上仍然带着一副淡漠的冷笑。很显然，他已经不止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了，他甚至知道记者想问什么。谈起小时候，他自称“从小就很坏”，讲起少年时期的斑斑劣迹，王立华似乎很陶醉，仿佛为自己后来成为犯罪团伙的“老大”找个“根红苗正”的理由。
       记者试图探寻王立华从孩子变成恶魔的轨迹，但遗憾并令人迷惑的是，王立华自称“天生就是个坏孩子”，并没人教他学坏。甚至他自己也没有真正探究过他越来越冷血的原因。
       与同龄人相比，王立华的家庭条件是比较优越的，他小时候从没有缺过零花钱。一是母亲的溺爱，给他钱，二是没有钱他就偷。王立华上面有个大他6岁的姐姐，父母34岁的时候才有了他，因为是家里的老小，家人对他宠爱有加，甚至有些放纵，这使他从小缺乏一种自控能力。跟其他孩子比较，除了男孩子固有的调皮，他的性格中多了几分霸道。
       在家里，父母可以放纵他顺从他，但在学校，王立华却无法让同学顺从他。这使王立华很苦恼，他整天苦思冥想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让别的同学心甘情愿地追随自己呢？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王立华手头不缺零花钱，他经常去买糖葫芦吃。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王立华非常大方地给一个同学买了一支，这个同学很高兴，后来王立华还给他买了贴画等玩具，这个同学就像“跟班儿”一样整天围着王立华转。几毛钱就能换来“权威”，王立华见这一招很管用，就用同样的方法笼络了很多同学。
       被前呼后拥的感觉真的很好，很多同学为了一支糖葫芦，都学着当时港台电影的口气叫王立华“大哥”，这大大满足了王立华小小的虚荣心。
       王立华觉得钱真是一个好东西，但他不过是一个小学生，没有来钱的渠道，平时攒下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花光之后，王立华开始寻找借口从父母那里骗钱。但等骗来的钱很快花光之后，父母就不再多给了。
       王立华最怕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一个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人，但是他的妈妈却溺爱王立华，每一次爸爸的管教都会引来父母之间的争吵。有一次妈妈甚至对爸爸说：“你要是怕他拿钱，就别往家拿。”一番话气得爸爸一边喝酒一边抽闷烟。
       妈妈的溺爱纵容了王立华，他从9岁开始就明目张胆地偷家里的钱。有一次，为偷亲戚寄存在他家的钱，他谎称自己去上学，但出门后在楼道中一直躲藏着，直到看着父母离开后，他用斧子劈开了家里的橱柜，拿走了里边的钱。
       不到一年，家里几乎不敢放钱了，父母把家里的钱都放在单位。全家人防贼一样防着他，夏天王立华妈妈穿着裙子，没有兜，她做饭的时候钱包都要拿在手里，要不然就拿皮筋勒在胳膊上，以防被王立华偷走。
       从家里偷不出钱来的时候，他的目光盯上了老师的钱包。老师们的钱频频失窃，引起了学校的注意。经过排查，发现是王立华所为。学校找到王立华的父母，当然，这一次王立华免不了爸爸的一顿拳脚。而爸爸的管教，也加剧了王立华对父亲的仇恨。
       在工读学校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中，王立华反而学到了更多他闻所未闻的犯罪手段。从此，他也变得更加冷血。
       12岁那年，因为王立华再次偷钱，已经被气得发疯的爸爸一边打他，一边喊着：“我今天打死你，也不要家里出个贼！”而王立华挨打时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爸爸，流着血的嘴角还不时发出一阵冷笑。
       
       爸爸气急败坏地问：“你怎么那么坏，跟谁学的？你周围也没有坏人啊！”
       王立华回答得很干脆：“我心里也觉得挺奇怪的，也没人教我啊，我天生就是坏种吧。”
       王立华这样的回答，免不了再次换来一顿更猛烈的棍棒。被打急了，王立华就往外面跑。这一次，妈妈以为儿子会像往常一样过不多久就会回家的。但是，整整一天了还不见王立华的身影，到了晚上，妈妈打遍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的电话，别人都说没有见到他。妈妈只好哭喊着到外面去找，整整一个晚上，妈妈找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直到第三天下午，在别人的指点下，妈妈终于在崇文区夕照寺街铁道旁的涵洞里，找到了像小叫花子一样的王立华。妈妈搂着王立华的头哭着说：“好孩子，咱们回家吧，你爸爸说他再也不打你了。”
       但王立华哭喊着，死活不回家。他冷冷地对妈妈说：“打死我也不回去，他（指爸爸）把我往死里打，这辈子我再也不回他那个家了，除非你跟他离婚，我再也不敢见他了。”妈妈知道儿子的脾气倔，说到做到。她只好把兜里所有的钱给儿子留下，哭哭啼啼地回家了。
       王立华就一直住在涵洞里，靠妈妈留下的一点钱买点饭吃，实在没有了，就到附近的市场去偷。过了一个多星期，妈妈哭着来了，一见王立华就把他的头搂在怀里哭着说：“走吧，妈妈已经离婚了，咱们要到一个新家去了。”
       妈妈带着王立华和姐姐搬到崇文区的家。一开始，王立华觉得父母离婚让他终于摆脱了爸爸的约束，可以信马由缰地为所欲为了。但是一年后，王立华发觉家里已经没有钱让他偷了。
       王立华13岁那年春天，他像往常一样翻开妈妈的钱包之后，发现里边除了只有不到两块钱的毛票和几张粮票时，王立华心中怵然一惊。他知道，靠妈妈在城建公司上班挣来的微薄工资，养活3口人已经捉襟见肘，还要供养自己和姐姐上学，再加上自己不时地从妈妈钱包里偷钱出去，这个家已经一贫如洗。
       尽管王立华在别人眼里是个浑蛋，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很爱自己的妈妈。他轻轻把那两块钱放进妈妈的钱包。从那以后，王立华再也没有偷家里的钱。他感到自己已经13岁了，应该到外面去闯荡，不能再祸害妈妈了。
       王立华突然改邪归正，让不知内情的妈妈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妈妈想不到，王立华并没有改，他只是转移了盗窃目标而已。
       家里没钱可偷了，王立华开始偷邻居家或周围的小商店，这使得王立华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最多的一天，因为打架、偷东西他曾经五次进派出所。但由于他年龄太小，民警大多是对他进行一番说服教育后，就把他放了。在这种偷抢打闹的日子里，王立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小学毕业后，妈妈见没有学校肯要一个成为惯偷的坏孩子，就把他送到了工读学校。而王立华也非常愿意去工读学校，因为他觉得工读学校里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坏孩子”，在那里他更容易找到当“大哥”的感觉。
       在工读学校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中，王立华反而学到了更多他闻所未闻的犯罪手段。从此，他也变得更加冷血。从工读学校毕业后，他甚至用一把土枪将自己武装起来。
       1995年5月，喜欢操枪弄棒的王立华因为违犯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自制土枪被拘留15天。在这次被拘留的过程中，他在拘留所里认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小金，他们两人的家住得不远，在聊天中他们成了好朋友。离开拘留所后，小金就开始跟着王立华出来闯“江湖”，靠打家劫舍过日子。1995年7月13日，17岁的王立华带着15岁的小金手持菜刀和假手榴弹，闯入居住在丰台区的一个浙江商人住处，抢劫了手机等价值2万多元的物品后，被警方逮捕。
       1995年11月28日，丰台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王立华有期徒刑9年。在法庭上，王立华把判决书拿过来一看，疯狂地撕毁了判决书，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对于尚未成年、心理承受能力还比较差的王立华来说，9年徒刑仿佛预示着他将要在监狱里呆上一辈子。
       绑架银行行长、抢劫国库，这个想法他已在监狱里酝酿了整整7年。王立华曾预谋杀掉母亲，“舍”去这世上他唯一的牵挂，然后放开手大干一场。
       到监狱之后，王立华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抓住，是因为没有干成大事。如果自己有足够多的金钱，就会摆平一切。在监狱里，王立华就暗暗发誓，出狱后要轰轰烈烈地干点“大事”，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干大事需要钱，可从哪里搞到足够多的钱呢？绑架银行行长、抢劫国库，这个念头是他1996年入狱不久后产生的。
       在王立华的狱友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银行工作人员。王立华有意和他套近乎，问他银行的一些事情。在聊天中，王立华得知银行的金库是由行长和保卫科长共同掌管钥匙，王立华想：只要绑架了银行行长和保卫科长，带着他们去金库，不怕拿不到钱。这种想法王立华酝酿了整整7年。他在狱中读书看报看电视时，还暗暗记住了一些银行的位置和银行行长的名字。
       2002年9月，王立华因为改造积极被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开始着手实施他在狱中就策划好的抢劫国库的计划。而他计划的第一步竟然是准备杀掉自己的妈妈，以免后顾之忧。因为这个世界上惟一让他牵挂的就是妈妈，他明白自己要是抢劫国库被抓住，罪行比上一次会更重，被判死刑是无疑的。妈妈肯定受不了这种痛苦，与其让妈妈为自己痛苦，不如瞬间结束她的生命，然后无牵无挂地放开手大干一场。
       王立华的冷血在于他做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他认为有舍才有得，比如他曾预谋杀掉妈妈。在王立华的天平上，衡量的砝码一个是他的私欲，一个是妈妈的养育亲情。王立华知道这样做对不起妈妈，但他觉得亲情再重也不抵自己的私欲，就打算把妈妈“舍”掉。这种伤天害理的逻辑在冷血的王立华看来却是天经地义。
       2003年3月，王立华决定到电影《寻枪》的拍摄地贵州去“寻枪”。他单枪匹马来到贵州松桃县，在县城闲逛时，无意中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后胯上鼓鼓囊囊，凭经验，他断定那就是一把手枪。
       搞枪是王立华计划中的第二步。王立华搞枪的目的是先抢国库，然后拉起一帮“兄弟”把北京闹翻天，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所以，王立华从出狱后就开始了他的寻枪生涯，而且从来不避讳告诉身边的朋友“要搞枪”。2003年1月，王立华的一个小哥们，想回东北老家一趟，他吹嘘自己有很多朋友都有枪，问王立华去不去。王立华立即找来朋友的一辆车，和这个名叫“小二”的朋友辗转到辽宁铁岭市、黑龙江虎林市，搞到了3杆猎枪。
       这些枪显然满足不了王立华“干大事”的需要。2003年2月的一个晚上，王立华和一个朋友在北京五棵松附近的一个歌厅找小姐，他的一个手下带来一个叫小海的哥们，这个小海是北京人，因在云南作案被判刑，刚刚被放出来。王立华见到小海后，就毫不掩饰地提出让小海带他到云南买枪。但小海从别人那里得知王立华是个胆大包天的人，买枪后担心出事牵连自己，没有答应他。王立华一气之下，决定单枪匹马去寻枪。
       2003年3月，王立华决定到电影《寻枪》的拍摄地贵州去“寻枪”。他单枪匹马来到贵州松桃县，在县城闲逛的时候，他尾随一个中年男人进了一家饭馆。那个男人后胯上鼓鼓囊囊，凭经验，他断定那就是一把手枪。
       王立华要了酒菜坐在了那个男人对面，三杯酒下肚，两个人聊上了。那人果然是个枪贩子。这个姓吴的男人卖给王立华3把仿“六四”手枪，还有3发子弹。王立华当时试枪打了一发，发现手枪能够使用，就把枪揣起来带回了北京。这次买枪，王立华花掉了9100元。
       
       2003年9月，他再次约见了小海，并给他1万元当路费，为自己搞一大批枪支，做自己的开路先锋。还答应买到枪后会给他好处。这次小海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们约好10月份在云南会面。
       2003年10月，小海先行到了云南，王立华随后带了60多万元赶到。在云南，王立华分别找到了4个人订购枪支弹药，共预定了180支枪，仅仅订金就交了30多万元。一个月后，花光了所有钱的王立华回到北京。这次，王立华买了2只手雷，还有几支折叠冲锋枪、手枪等枪支弹药。
       为了把这批枪支弹药安全地运回北京，王立华让他的手下梁军雇了一辆捷达轿车和一辆面包车，带了十几个兄弟到云南接货。
       王立华买来的枪除了自己使用，都装备了他手下的兄弟们。有意思的是，2003年夏天，王立华在丰台一个饭馆吃饭，恰巧碰到以前的一个狱友，酒喝多了，王立华从腰里摸出一把损坏的“六四”手枪，竟然顺手把这支枪送给了这个朋友。而在警方审讯王立华时，他无论如何都想不起这个朋友的名字来。
       因为买到的大多是普通猎枪，这些枪太显眼，用起来远不如制式手枪或者冲锋枪。王立华想，如果能够搞到一批制式枪支就好了。但上哪去弄那么大一笔钱呢？
       正在为难之际，他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叫王大亮的人。
       王立华见“六哥”连忙起来跟来人打招呼，但领头的小伙子只是傲慢地点了下头。朋友告诉他，来人叫王大亮，父亲是做大买卖的，有亿万家产。
       王立华出狱时，他的几个“朋友”带他到一家很高档的酒店为他接风。这时候，从楼下走上来几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王立华的朋友中有一个叫“六哥”的人连忙站起来跟来人打招呼，但领头的那个小伙子只是很傲慢地点了一下头。小伙子的做派让王立华很不舒服，他盘算着，“六哥”至少也有六七千万的家产，还对这个小伙子这么客气，这小子肯定有些来头。当“六哥”介绍王立华是自己刚出狱的朋友时，那个小伙子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抢了两万块钱吗？算个球啊，要是早找我，我跟公安局长打个招呼就把你捞出来了。”
       王立华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眼前这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出口太张狂了，自己蹲了7年多的监狱，在他眼里竟然不如跟公安局长说句话。等这个小伙子走后，王立华问身边的人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牛”。朋友告诉他，来人叫王大亮，父亲是做大买卖的，有亿万家产。王立华当时没再说什么，但他暗暗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给这个小子点颜色看看。
       王立华锁定的第一个绑架目标就是这个王大亮。经过精心策划，摸清了王大亮的情况后，王立华网络了几个帮手，开始实行绑架计划。王立华之所以把目标锁定王大亮，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王大亮家里有钱，二是因为看着王大亮“别扭”。
       王立华叫来了在服刑时认识的王庆晓、董立民和其他几个“朋友”，在平谷的一个理发店里绑架了王大亮，并且打电话向其父亲索要500万元。在电话中，王立华特别强调让王大亮的父亲不要报警。为了救出儿子，王大亮的父亲被迫答应王立华的条件。但是，他同时也报了警。2003年9月7日凌晨1点，王立华与王大亮的父亲约好在京开高速公路大红门收费站南交纳赎金。在走之前，王立华交待留下看守王大亮的董立民说：“如果我失手，在明早六点前就把人‘办’了！”
       王立华并没有失手，他拿到了分别装在两个袋子里的300万元。但是，王立华觉得王大亮的父亲报了警，并且在交纳赎金的时候，王大亮的父亲对自己太“横”了，所以王立华决定杀掉王大亮。就这样，王大亮被王庆晓用铁链勒死后埋进了他们事先挖好的坑里，那一天，王大亮离23岁的生日还差3天……
       在得到300万元的当天，小二拿走了30万元，董立民拿走了10万元，王庆晓拿走了6万元。这些钱除了买了两部二手桑塔纳轿车，到云南购枪花了60多万元等开销外，其他的钱王立华都用在赌球、吸毒和吃喝玩乐搞女人上了。王立华还在北京和河北租了10套房子供他的女友和手下居住。他同时包养着2个女人，还不停地去找小姐。有一次，王立华玩完了觉得心情不错，一把甩给小姐小费5000元。
       2004年2月3日凌晨，气急败坏的王立华一伙又于三里屯某酒吧门前，将目标锁定了一辆宝马吉普车，而吉普车的主人正是演员吴若甫。
       大手大脚地挥霍和购买枪支，300万元赎金根本不经花。没钱了，王立华继续带人出来绑架。他们先是准备绑架王大亮的弟弟王小亮，没有成功。之后，又连续绑架他人，却发现绑错了人。王立华非常恼火，他决定不再像以往那样踩点后再绑架，而是见到谁开豪华轿车就绑架谁。2004年2月2日，在朝阳某歌厅门前，王立华团伙选定了一辆奔驰跑车，绑架了驾驶员杜某，当得知杜某是借别人的车，自己无钱支付赎金后，气急败坏的王立华一伙又于2月3日来到三里屯某酒吧门前，将目标锁定了一辆宝马吉普车。
       这辆宝马车就是演员吴若甫的。2004年2月3日凌晨1时许，王立华带人绑架了吴若甫。关于绑架吴若甫的情况，很多媒体都做了详细报道。只是王立华没有想到，第二天，从天而降的北京特警就把他和同伙抓获了。抓获后，警方在王立华的内裤夹层里找到一把手铐钥匙，王立华说这是自己随时准备逃跑用的，早知道警察用了高科技的金属探测器，就做把木头钥匙了。2004年10月，王立华等人被判处死刑后，他当时没有表示要上诉。但在上诉期将满的第15天，王立华和他的同伙一起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之中。不知道是冷血的王立华怕死，还是想履行他与兄弟们结盟时“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诺言。
       
       
       55万元买断厅级高干的绝对权利
       王宝生， 1976年从部队复员后，到中纺院化纤机械厂做了一名电工，办事踏实勤奋，与年轻有为的李开特别投缘，成为好朋友。几年后，李开荣升为副厂长，王宝生担任了厂供应科副科长，成为李开的左膀右臂。在机械厂最困难的时候，王宝生顶住压力，奋力工作，为工厂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2001年妹妹和弟媳的下岗，使王宝生的人生发生转折。他经过急遽的自我斗争，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利用手中大权谋取巨额私利。后来，一次偶然的职位调动，引起了王宝生思想上的恐慌，他认为是李开发现了自己的秘密，要将自己从机械厂除名。心怀鬼胎的王宝生不堪折磨，渐渐对李开由惧怕到憎恨，最终，以55.2万元的天价制造了这起轰动京城的雇凶绑架杀人案……
       2002年9月1日深夜，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纺织机械厂厂长李开的遇害震动了京城。案件侦破后，数百名工人自发伫立在寒风中送别他们的好厂长。
       2002年9月1日深夜，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纺织机械厂厂长被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劫持。次日，在昌平区京密引水渠发现了李开的尸体。
       案件发生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向中央企业工委办公厅提交了《关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被劫持的紧急报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等领导对此案作出重要批示。北京市刑侦总队总队长王军、副总队长张毅和大案支队支队长亲自坐镇现场指挥破案。刑侦总队大案支队会同朝阳、昌平分局成立专案组对此案进行侦查。多次研究分析后，专案组认为此案的犯罪动机可能是因为矛盾冲突引发的劫持、报复杀人。
       2003年1月16日，是个阴冷的三九天，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3号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化纤机械厂的门前，数百名悲痛欲绝的工人长时间自发地伫立在寒风中。离别了4个月的李开随着一曲《回家》的旋律，再一次回到他工作和战斗过的沃土，回到他朝夕相伴的职工身边。他的遇害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近500名各界人士参加了李开的遗体告别仪式，这其中有他的很多同事和好友，但有一个好朋友没有到场与李开告别，他叫王宝生，是李开的直接下属和尽人皆知的左膀右臂。此时，王宝生正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讲述着他与李开的恩恩怨怨，供述着他对李开由同事到朋友、由佩服到仇视，直到出资55.2万元杀害自己曾经的好友与顶头上司的心路历程。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即使在警方拘捕了王宝生之后，熟悉王宝生的人仍然不相信他会雇凶杀人。就在不久前，当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在机械厂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副院长被绑架杀害的消息时，王宝生伤心欲绝的哭声让在场的人记忆犹新，那种伤心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而且，王宝生人缘很好，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甚至在他因涉嫌杀害李开被抓获之后，在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机械厂向警方提供的王宝生工作表现中，还提到“厂内对王宝生比较了解并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志认为：王宝生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生活，要求自己比较严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业务能力，在工作中虽然发一些牢骚，但都能以大局为重，按厂里的要求完成任务”。甚至王宝生在全厂2001年度评比中，以得分最高名列全厂56名中层干部第一名。
       王宝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入伍到东海舰队服役，在部队期间入党并多次立功受奖。1976年，王宝生从部队复员后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下属的机械厂当了一名电工。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活中乐于助人，尤其在人际交往中真诚朴实，加上多年部队生活养成的军人素质，使他很快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电工，但却受到全厂上下的一致赞扬，周围的人们也都愿意跟他交往。由于王宝生的出色表现，1984年他被调入到很多人认为是肥缺的机械厂供应科担任采购员，并成为聘用制干部。
       命运似乎很青睐李开，1992年9月，年仅33岁的李开就坐火箭一样成为中纺科研院化纤机械厂最年轻的副厂长。
       几乎在王宝生担任供应科采购员的同时，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李开调入机械厂技术科担任助理工程师。因为供应科和技术科是紧密协作的业务单位，工作关系使两人开始熟络起来，加上两人的性格都比较直率，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那时候，比李开大6岁的王宝生对机械厂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对刚刚进厂的李开也非常照顾，李开非常尊重地称王宝生为“王哥”，而王宝生对这个年轻有为的小老弟也呵护有加。因为李开是从河南上完大学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在人地生疏的北京没有亲友，王宝生对李开的关心让他感到兄长般的温暖。工休之余，两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几乎无话不谈。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人生，谈论工厂发展大计，相互鼓励着干好本职工作。
       1985年7月，年仅26岁的李开被任命为三金车间副主任。作为朋友和老大哥，王宝生虽然感到一丝落寞失意，但依然真诚地为李开的进步感到高兴。那天晚上，为了庆祝李开荣升，很少喝酒的王宝生喝了很多酒。趁着酒劲儿，他搂着李开的脖子说：“老弟，你比老哥有出息，以后你当了大官，可别忘了老哥啊！”而李开也非常真诚地对王宝生说：“王哥，咱们俩是好朋友，多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我坚信你是最棒的，凭你的素质肯定会成功的，你一定会比我强。”
       确如李开所言，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的王宝生很快受到了领导的重用。1990年6月，李开和王宝生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张中层干部的任命书上：王宝生被任命为供应科副科长，李开被任命为检验科副科长。他们两人都是机械厂的中坚力量。从此，这两个在单位里都担任要职的好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密切了。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他们都会前途无量。
       然而，命运似乎很青睐李开，1990年年底，只当了半年副科长的李开被任命为检验科科长并成为厂里的主要后备干部。1992年9月，年仅33岁的李开就坐火箭一样成为机械厂最年轻的副厂长，分管着包括供应科在内的生产技术部门。而王宝生的职务却原地踏步，依然是供应科副科长。
       对于李开的荣升，虽然王宝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点小小的嫉妒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和工作。尤其是李开分管供应科之后，随着工作交往的日益增多，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这个期间，王宝生和李开分别都成了家，他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感情也渗透到两个家庭中。他们两家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会一起相约外出吃饭、聚会，这种同事加兄弟之间的交往令厂里的人羡慕不已。
       李开是个事业型的男人，尤其是担任副厂长后，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为了推销本厂的产品，他经常到外地出差，每到周末的时候，王宝生都会开着车拉上李开的爱人和孩子到香山、颐和园等风景点去玩。甚至李开的儿子过生日时，为孩子购买生日蛋糕并为孩子唱生日快乐歌的都是王宝生。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家属区主要集中在朝阳区的中纺里宿舍区，李开在生活上非常谨慎，甚至担任副院长以后，还一直住在中纺院的筒子楼宿舍。王宝生家住得也不太远，加上工作的关系，他们接触就比较多，不管是李开还是王宝生跟朋友到外面去应酬，都时常叫上对方一起去。而大多时候，王宝生下班的时候也经常约李开一起回家。时间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多私车。李开当了副厂长之后，虽然单位里给他配了车，但他很少用于私事。王宝生开的是一辆面包车，他对顶头上司李开的事情非常殷勤，只要李开家有什么事情，用不着李开打招呼，王宝生肯定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王宝生的面包车是李开的家人乘坐的最多的车辆。后来，李开的爱人觉得不好意思总是给王宝生添麻烦，就对李开说：“以后咱们别老给王大哥添麻烦了，人家家里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再说，王大哥老拉着我和孩子去逛公园下馆子，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再说，还不知道别人在背后说什么哪。”
       对此，李开还开玩笑对妻子说：“你这个人还这么胡思乱想啊？王哥是我的好朋友，又是同事，人家的好心好意咱们怎么好拒绝哪？”
       李开非常欣赏王宝生，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王宝生因此掌握了全厂的供应大权。
       李开是一个在人际交往中非常谨慎的人，虽然很多人对王宝生有所微辞，说他善于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这些话传到李开的耳朵里，他只是一笑了之。李开之所以与王宝生成为好朋友，除了王宝生众所周知的好人缘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还有一件事让李开感受到王宝生的侠肝义胆。
       那是一次意外的人生变故，机械厂的一名职工家属在家中上吊自杀，舌头伸出了很长，样子非常吓人。消息传出后，很多人在这个职工家的楼下围观，但没有一个人敢靠前搭把手帮帮忙。当天恰巧这名职工的家人都不在家，其他的亲友也无法联系，很多围观的人都怕接触死人沾上了晦气，远远看着不肯上前，在场的一些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场面一时难以控制。正在这时候，闻讯赶来的王宝生二话没说，拨开人群走进那个平时与他素无交往的职工家中，手脚麻利地为那位职工家属处理了后事。之后又跑前跑后，尽心竭力地帮助人家处理善后事宜。王宝生的这一举动，一时在厂里成为美谈，使他赢得了很多称赞，也使出差回来听说这件事的李开对王宝生增添了一份尊重。
       李开愿意与王宝生交往，除了感情上走得比较近，李开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工作上的配合。作为工厂的供应部门，全厂的原材料和部分加工业务都离不开王宝生负责的这个部门。而且王宝生在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交往中，一直谨慎有加，一是他不跟有求于自己的客户吃饭，二是即使偶尔在一起吃饭也决不喝酒，甚至连香烟也不抽别人的，在多年的工作中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有人说王宝生“狡猾”，但王宝生笑笑说：“这不是狡猾，是一个供应科科长应有的谨慎，即使我没有照顾别人，但如果我因为跟材料供应商吃了一顿饭，别人就会说三道四，就会影响工作。”对于王宝生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李开是非常欣赏的，觉得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1995年9月，李开接任机械厂厂长职务时，厂内资金异常紧张，职工工资难以保障，各项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厂里第四季度还没有订单，当时全厂一个月的工资需要60万元，而厂财务账户上只有10万元流动资金。面对市场萧条、企业面临停产的困难，李开知难而进，大胆创新，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亲自带队跑市场，视用户为上帝，学习“海尔”集团的先进经验，实行星级服务，并努力开发顺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使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大大提高。2000年3月，由于李开的出色业绩，年仅41岁的李开被任命为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机械厂厂长，享受副厅级待遇。
       在李开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期间，作为原材料供应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王宝生一直是李开的得力助手和左膀右臂，无论厂里需要什么材料设备，王宝生总是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好货源。北上沈阳，南下贵州，只要厂里安排王宝生出差，他二话不说，提起简单的行李就赶赴目的地。对此，李开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觉得王宝生这个老大哥，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是值得依赖的人。尽管有人私下里提醒李开说，王宝生手中掌握着全厂的供应大权，每年从他手里花出去的钱有几亿元，王宝生难免不为自己谋一些私利，甚至有人直接提醒李开，说王宝生跟厂外一些为本厂加工零部件的个体老板有超出寻常的交往，让李开注意一下王宝生。李开仍然以大局为重，在1999年机械厂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后，毅然提议王宝生担任供应科科长的职务。后来考虑到王宝生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为了支持王宝生的工作，更好地开展供应科的业务，李开又安排自己的秘书王卫平担任了王宝生的副手，协助王宝生工作。
       2001年年初，王宝生的妹妹和弟媳妇先后从工厂下岗。王宝生便以妹妹的名义注册了北京乾显商贸有限公司，再以乾显公司的名义低价购进各种机械零部件后，高价卖给单位供应科，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王宝生虽然当上了科长，但他心里并不舒服，一是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强，这个供应科长早该是自己的了，二是他觉得李开把王卫平安排到自己身边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王卫平年轻有为，比自己更受李开的欣赏。王宝生已经年近50岁，身边有这么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做副手，下一步的工作成绩肯定比自己强，即使自己在厂里继续干出多大成绩，也很难有什么政治前途了。所以，为了王卫平当副科长的事情，他在心里窝了一把火。他经常想，既然自己的政治前途不看好，不如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多捞一点钱。
       对李开的不满，刚开始的时候王宝生并没有表现出来。担任供应科科长职务后，他表现得更加勤勉尽责，积极地配合李开的工作。尤其是李开带头开发研制的“半自动卷绕头”成功后，以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优势，为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商机，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企业销售额实现了年增幅度130%的飞跃。这其中有着王宝生的汗马功劳，很多零部件都是王宝生亲自采购来的，其中就有卷绕头需要的连体轴承，王宝生的进货价比从国外购买每根节省了将近4000元，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但谁也没有想到，王宝生购进的连体轴承中还隐藏着许多猫腻。
       2001年年初，王宝生的妹妹和弟媳妇先后从工厂下岗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王宝生先后帮助她们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如意，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全家人都心急如焚。后来妹妹说：“你们厂每年从你手里花出去那么多钱购买材料，买谁的都是买，你要是随便漏一点，我们全家都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别那么死心眼了。”在亲友们的劝说下，王宝生动心了。为了帮助妹妹，2001年4月，王宝生以妹妹的名义注册了北京乾显商贸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就在机械厂的对面，主要经营机电配件。尽管公司的法人是王宝生的妹妹，但实际的老板却是王宝生，公司的客户都是王宝生所在单位的客户。
       有意思的是，王宝生所在的机械厂供应科根据纺织部的要求对外改为物资公司，供应科对外的称谓是天显公司，而妹妹的公司叫做乾显公司。王宝生以乾显公司的名字注册，目的就是以谐音混淆，让原来机械厂的客户以为王宝生仍然是以机械厂的天显公司在与自己交易。实际上，这两个公司都由王宝生一手操纵，他充当法人的妹妹在公司里只负责收货发货。
       王宝生以乾显公司和天显公司作为平台进行着暗箱操作。他以乾显公司的名义低价购进各种机械零部件后，再高价卖给天显公司，从中赚取差价。同时，王宝生再以乾显公司的名义向天显公司低价购进机械厂的产品，然后高价卖到外地的化纤企业。
       王宝生大权在握，自然有很多人巴结他，他的好朋友芦文林也是其中一个。2000年春节后，芦文林说：“实在没有活，我可以帮你开增值税发票，可以帮你倒现金，你只要给我20%的税款就可以。”但王宝生还是没有立即答应他，他只好怏怏地走了。
       但王宝生没有忘记芦文林的话，之后不久，王宝生跟一些小公司做生意时，因为用现金购买价格便宜，他便以现金低价购进产品零部件到他自己的乾显公司，再加价卖给天显公司，从中赚取差价。他再找芦文林帮着开具高额增值税发票，每次王宝生都给芦文林超过20%的好处费。前前后后，王宝生找芦文林开了七八十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而芦文林的刹车片厂是国家减免税的福利企业，税率低，他可以从中赚取国家给其低税率与正常税率间的差价。王宝生拿着发票下账后，领出钱来再继续低价购买配件，如此循环，他从中赚了不少钱。
       无风不起浪，为了机械厂的利益，李开把业务给了中纺研究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做，掐断了王宝生的财路。王宝生从此恨上了李开。
       无风不起浪，已经不止一个人提醒过李开要注意王宝生了。王宝生在经营中的所作所为，也很快传到李开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李开还不相信，后来通过核算价格，发现通过王宝生进货的连体轴承价格偏高。不管王宝生有没有从中做手脚，李开决定跟王宝生好好谈一谈。但王宝生一口咬定他绝对没有从中牟利，同时满是委屈地表示连体轴承的业务他不干了。他信誓旦旦地对李开说：“我是你提拔起来的，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和机械厂的事情。”
       虽然王宝生矢口否认，但李开还是有疑虑，毕竟王宝生的进货价格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李开跟王宝生谈完后，觉得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为了机械厂的利益，也为了阻止那些对王宝生不利的传言，机械厂就此还专门经过公开招标，把连体轴承的业务给了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做。这样，一下子就掐断了王宝生的财路，他从此恨上了李开。
       自从连体轴承的事情之后，王宝生在内心里对李开越来越疏远了，但表面上还是一如既往，毕竟李开是单位的一把手，王宝生不敢轻易得罪。而李开渐渐地就把这种不愉快忘到脑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了。毕竟，在李开的心目中王宝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不愿意相信王宝生会做出对不起自己和机械厂的事情。
       后来，李开安排王宝生负责追债和赔款的业务。王宝生认为李开是在有意架空自己，感到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
       在机械厂的经营过程中，一些客户欠了机械厂很多债务，后来，为了填补王宝生的业务空缺，李开就安排王宝生具体负责追债和赔款的业务，这在王宝生眼里是“缺德带冒烟”的事情，他觉得李开太霸道了，断了自己的财路不说，还让自己去得罪人。因此，对李开的不满变成了仇恨。
       同时，王卫平担任供应科副科长之后，负责了供应科的很多工作。这其中就有很多王宝生认为油水比较大的业务，所以他认为李开是在有意架空自己。
       
       前途的渺茫如同给王宝生泼了一盆冷水，为了试探李开的真实意图，王宝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李开要拿下自己让王卫平当科长的话。王宝生想，这些话肯定会传到李开的耳朵里，如果李开找自己谈话，说明这些传言不是李开的意图，那么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假如李开沉默的话，自己的担心就是真实的。这些话由王宝生说出去，很快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之后再传回王宝生的耳朵里，越传越邪乎。而李开却一直没有找王宝生谈话，这让王宝生感到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加上自己以乾显公司倒卖连体轴承、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一旦败露，必将承担刑事责任，做贼心虚的王宝生越来越害怕了。
       心怀鬼胎的王宝生被自己制造的传言吓坏了，本来性格就有些懦弱的他，精神上支撑不住了。白天忙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便会萦绕在他的心头。每每此时，独对孤灯的王宝生就特别渴望李开能够打个电话来安慰一下自己，哪怕是聊聊天也好。可是，李开却一直没有给王宝生打过电话。
       有很多次，王宝生想给李开打电话谈谈，有时候想到李开的办公室里，像以前一样推心置腹地谈谈各自的想法，但他无数次都欲言又止。有时候到了李开的办公室门口，敲门的手一次次举起又一次次地放下，他担心谈话之后会加快自己倒霉的步伐。随着时间推移，王宝生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落和悲哀。
       尽管王宝生在2001年度考核中名列中层干部第一名，李开也在全厂大会上公开表扬了他，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自己下一步可能被拿下的后果，王宝生难过得都想大哭一场。
       而在这个期间，王卫平和李开的接触越来越多。王卫平有时候当着王宝生的面，打电话跟李开汇报工作；而李开安排工作的时候，也大多找王卫平而不找自己，更让王宝生心里不是个滋味。
       其实，王宝生自己散布出来的传言李开根本就没有听到，虽然王宝生的一些做法让他越来越不满意，但李开并没有撤换王宝生的意思。而且，王宝生清偿债务的工作不利时，李开还像以前一样该批就批，该提醒还提醒。李开不但在私下场合狠狠批评过王宝生，还在中层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他。以前每次李开批评王宝生时，王宝生觉得领导眼里有自己，还有一丝丝得意；而现在王宝生却变得如坐针毡，加上自己追债工作不但没有什么进展，还与客户产生了更多的纠纷，这更使王宝生疑神疑鬼。那段时间里，心怀鬼胎的王宝生夜不能寐，他以为李开是有意在找茬，他越想越害怕。
       王宝生陷入无边无际的困惑中。他想，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李开的手中，如果不除掉李开，自己就全完了。正在王宝生最苦闷的时候，他的好哥们芦文林也气急败坏地来找他。
       2002年2月，机械厂进行人事调整，李开以业务不佳为由，免去了机械厂一位主要干部的职务，准备将他调往郊区担任新建工厂的副总指挥。那位干部不愿意去任职而提出退休，经李开同意后办理了内退手续，这件事情更使王宝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觉得下一个撤换的对象就是自己了。更让王宝生心有余悸的是，在那位中层干部退休之后的2002年6月，李开找王宝生谈话，让他去担任新建工厂的副总指挥，使王宝生顿感如肉在砧。
       担任新建工厂的副总指挥，在职务上要比王宝生现在的位置高，李开实际上是在重用王宝生，但王宝生可不这么想，他觉得到郊区去任职，辛苦不说，而且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他多年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会随着自己的调离而解体，因此他认定这次安排自己当副总指挥是李开要拿下自己的前兆。虽然现在只是李开找他谈话，还没有下正式文件，但谈话之后这个正式文件会很快下达。如果自己被撤职或者调离，无论是政治前途还是经济欲望都无从谈起。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开，王宝生越想越恼火，越想越后怕，王宝生陷入无边无际的困惑中。王宝生想，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李开的手中，如果不除掉李开，自己就全完了。
       正在王宝生为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想办法除掉李开的时候，一件小事情加快了王宝生犯罪的步伐。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内部进一步控制成本、节约挖潜。2002年8月初，一位销售人员打电话向李开汇报说，在一个重要项目投标过程中机械厂没能中标，主要原因是机械厂的卷绕头价格降不下来，造成企业竞争失利。李开对此也心急如焚，在对制造卷绕头的所有环节进行衡量之后，李开明确提出进行内部挖潜，下一步降低成本要从供应采购入手。此举再一次惹怒了王宝生，致使他铤而走险。
       王宝生像只被关进铁笼里的老虎，他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
       就在王宝生在办公室里生闷气的时候，他的好哥们芦文林也气急败坏地来找王宝生。一进门芦文林就发牢骚说：“王哥，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活干，你想让我那几个哥们喝西北风啊！”
       王宝生正没处撒气，见芦文林这样说，他也没好气地说：“以后你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了，我这个供应科科长马上要被李开拿下了，以后你干脆把厂子关了吧！”
       芦文林忙问缘由，王宝生就把李开准备安排王卫平当科长，让自己当副总指挥的事情和盘托出。说完之后，他咬牙切齿地说：“李开这人太坏，太霸道，惹急了老子找人把他办了！”
       听王宝生这样说，为了博得他的欢心，芦文林拍起了胸脯：“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手头上有一帮小兄弟，专门干这个的，绝对没问题。”
       王宝生原本也只是口头上说说气话而已，但在芦文林满口答应下来之后，他觉得即使不杀李开，找人收拾一下他，起码也要打得他几个月上不了班，他就不会拿下自己。这样一想，王宝生也就坦然了。所以，当芦文林提出雇佣杀手需要10万元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芦文林拿到王宝生的10万元后，果然没有失约。不久后，他约见了王宝生，说教训李开的人已找好。这时候，王宝生表现出少有的果断，他恨恨地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做掉省心！”
       过了几天，王宝生把10万元现金用报纸包好，给芦文林打了个电话。芦文林开车来到机械厂，王宝生把现金从车窗外将钱扔给芦文林，两人没有说话，互相心领神会地对视了一眼，芦文林开车一溜烟走了。
       芦文林果然没有失约，不久之后，芦文林约见了王宝生，他说：“人已经找好了，并且已经盯上了李开，只要有机会就下手。”
       这时候，王宝生表现出少有的果断，他恨恨地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做掉省心！”
       王宝生并没有问芦文林找的是什么人。其实，芦文林找的人王宝生并不陌生，就是他在机械厂的同事武治国。平时对李开不满的武治国一听有钱可赚，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弟弟———无业游民武治君，武治君曾经先后因打架和抢劫，两次被劳教和判刑，出狱后成天跟一帮狱友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赚钱的机会还是留给弟弟吧。
       2002年8月初，武治国找到弟弟武治君说：“我们厂有个人挺孙子的,有人想出钱找人收拾他一下。”
       武治君也没在意，随口问：“是谁啊？”
       “李开。”武治国淡淡地说。
       “这人我认识，挺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不是你们中纺院的副院长吗？他怎么惹你了？”
       “别问那么多了，你办不办吧？你要干，人家马上就给钱。”
       “办！你就别管了，我去找人办。”
       两天后，武治君找到了与他一起在新疆服刑的狱友董国兴。董国兴一听说有钱可以赚，立即答应下来。两人一起到李开居住的中纺里宿舍区去踩点，但都因为李开到外地出差没有等到。
       就在武治君准备向李开下手的时候，他的哥哥武治国告诉芦文林找到人了，芦文林当着他的面给王宝生打电话，在电话里，王宝生说：“干脆把李开做掉就省心了！”王宝生的想法很快通过武治国转达给了武治君。2002年8月17日，芦文林从王宝生处拿的10万元“杀人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了武治君。
       
       拿到钱的武治君加快了他杀害李开的步伐。武治君因为跟李开认识，担心自己亲自去绑架被别人认出来，他们决定找几个人先把李开绑架后，到郊区杀害抛尸。
       2002年9月1日晚，李开和妻子刚回到自己居住的朝阳区中纺里5号楼下，便被一伙人从背后反铐了起来，其中一人拍着李开的肩头说：“我是公安局的，你涉嫌嫖娼，得跟我们走一趟。”
       2002年9月1日，晚上11点左右，李开和妻子开车去学校送完孩子又到一位职工家走访之后，回到自己居住的朝阳区中纺里5号楼下。李开刚打开车门，胡国杰他们三人提着手铐就把李开围了起来。胡国杰拍了一下李开的肩头说：“我是公安局的，你涉嫌嫖娼，得跟我们走一趟。”还没等李开反应过来，他们三人拿手铐就把李开从背后反铐了起来。李开大声喊叫道：“请你出示证件。”一听李开这样喊，他们三人连忙将李开推进自己的车，一溜烟跑走了。
       绑架李开后，胡国杰他们用胶带粘堵住李开的嘴巴，立即给武治君打电话说：“人逮着了，怎么办？”武治君让胡国杰把李开拉到北京朝阳区望京小区附近，然后武治君约上董国兴一起去实施他们的杀人计划。
       武治君不知道，他的亲哥哥武治国其实从芦文林那里拿到的“杀人佣金”是16万元，自己扣下了4万元。而武治国更不会想到，芦文林先后从王宝生那里拿到的“杀人佣金”是55.2万元。甚至在李开被杀害几个月之后，芦文林还编造了杀手在杀人时受伤需要换假肢的谎言，向王宝生要钱，最后胆小怕事的王宝生只好东取西借凑了5.2万元给芦文林。
       第二天，李开的尸体被发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前后用了66天，武治君等杀人凶手终于落入法网。
       2004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对王宝生雇凶杀害李开案进行了宣判：以故意杀人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两罪并罚，判处王宝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十万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治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芦文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两罪并罚，判处董国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治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胡国杰有期徒刑三年；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胡国杰的两名同伙有期徒刑各二年。
       雇凶杀官案的迭出确实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为官员营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
       王宝生因工作对李开产生不满，竟出资55万余元雇凶将李开杀害。此类案件现在已算不得多么新鲜了，在网上近年来居然有1700多件类似的雇凶杀官事件的报道。由此看来，雇凶杀官案件的迭出也确实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
       血淋淋的屠刀架在官员的头上，上千起案件摆在那里，这说明什么？近年来发生的雇凶杀官案件，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下级杀上级，同级杀异己，副职杀正职，偶然也有上级杀下级的。杀人动机无外两条：一为升职，二为获财，其中以升职为主。作案的手段几乎惊人的雷同，雇凶的官员此前就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交往密切：官员为黑恶势力充当官方势力的保护伞，黑恶势力为官员充当武装势力的保护伞，遇到关键时刻，彼此都可以“两肋插刀”。
       以矛盾论的眼光来看，任何人处在任何环境中，都难免会和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需要法律、法庭来调整规范、调解裁决，但是，我们吏治机制总是寄希望于依靠用组织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来处理官员之间的矛盾，但事实证明，组织的、行政的手段虽然解决大批矛盾，但有时也仅仅是掩盖了部分的矛盾，而激化和隐藏了更大的矛盾。这种状况是建立文明的官场秩序、追求文明的吏治机制绝不允许的。消除吏治危机，为官员营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
       
       走私“大鳄”打造跨国象牙“绿色通道”
       在北京一家歌舞厅，懂得某种外国语的李哲华，遇到了某国驻南非大使馆的书记官李某某，简短交谈后，即被认定为协助李某某走私活动的理想的“中国象牙大使”。李哲华在发财梦的刺激下冒死一搏，初次的侥幸和巨额的回报，促使他丧心病狂地踏上这条不归路。他不仅走私象牙，还涉足羚羊角、豹子皮、犀牛角等珍稀物品的走私，于此同时，他还与另一条走私“大鳄”辛宗海联手，将驻外使馆官员、中国海关人员以及象牙制品加工、销售机构打造成一根紧密的链条，铺开一条畅通无阻的跨国象牙“绿色通道”……
       李哲华出生于吉林省一个普通家庭，在铁路局做过工人，由于偷窃单位财物被开除。为维持生计，他到乡下务过农，到造纸厂当过临时工。1996年，李哲华又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了北京。
       李哲华现年44岁，出生在吉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并不富裕的父母省吃俭用让他从小学读到了高中。高中毕业后他成了吉林市铁路局的一名工人，两年后，由于他偷窃财物，被单位开除。为了维持生计，他到乡下务过农、到造纸厂当过临时工。
       李哲华是个头脑灵活很有想法的人，他总觉得这样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给别人打工，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不如自己做点什么。当市场经济的改革之风刚刚吹到中国大地时，李哲华便成了较早下海的弄潮儿。他在吉林市开起了一家小饭馆，从摸索经营到红红火火，收入一天比一天高。几年后，李哲华不满足于现状，他觉得在小城市挣不了大钱，于是又先后来到长春、大连开饭馆。这期间，他结婚、生子。妻子贤惠，儿子可爱，生活虽辛苦点，但经济宽裕、家庭幸福美满。
       1996年，李哲华又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了北京。他觉得这个大都市是块热土，有钱人也多，来这里开饭馆一定能发大财。他们找了个房子住下来，李哲华便寻找着合适的机会和场地开饭馆。可北京的地盘太值钱了，位置好点的地方租金高得吓死人，位置不好他又不敢贸然经营。因此，李哲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经营地点。因为他懂某种民族语言，后来他到一家歌舞厅给外籍老板开车，他想先以此认识点朋友，摸摸门路再说。
       在一家歌舞厅，李哲华与某国驻南非大使馆的书记官李某某相遇。由于有“共同语言”，他们很快就熟识了。李某某相信李哲华一定会成为他的“中国象牙大使”。
       这家歌舞厅是中外合资经营的，很多有钱的外国人经常光顾于此。某国驻南非大使馆的书记官李某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来这里的目的不光是享乐，他更想结识一些懂某种外国语的中国人，因为他在担任驻外官员的同时，还在做着象牙走私的非法勾当。中国是走私象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他在中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伙人。由于李哲华会说一口流利的某种外国语和汉语，李某某便经常接近李哲华，由于有“共同语言”，他们很快就熟识了。
       为了试探李哲华，李某某有一次从包里拿出一堆象牙制品，全是项链、手镯、烟嘴等小物品，让李哲华帮助推销。李哲华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过推销经验，自然没办法把它们弄出手。可他急于挣大钱的欲望却被李某某观察得一清二楚，他相信李哲华一定会成为他的“中国象牙大使”。
       不久之后的一天，李某某请李哲华喝酒聊天。李某某问李哲华：“我这里有笔挣大钱的生意，你想不想做？”
       李哲华睁大了眼睛说：“当然想了，什么生意呀？”
       李某某告诉李哲华说是销售非洲象牙。李哲华从李某某狡黠的眼神里感觉到这是违法的生意，一听很失望：“这生意我怎么做呀？一没门路，二来也违法呀，我干不了。”
       
       李某某忙说：“这你不用愁，货我负责进来，你只要去机场接我，再把货送到我告诉你的买主那里就可以了。你就是跑跑腿，没什么危险的。我不懂汉语，有你帮我方便些。”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较量，金钱的诱惑终于占了上风，李哲华决定先试一次。1998年10月，李某某携带了150斤象牙非法入境。
       李哲华有些担心，他决定回家想想再答复李某某。晚上，他躺在床上，想想自己来北京这么久了，还没有固定收入，老婆没工作，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虽说手头有点钱，可在北京开销这么大，不能坐吃山空呀。他和老婆商量，老婆说：“你现在开饭馆又没合适的机会，再说了，一天从早忙到晚，累死累活，虽说挺挣钱的，可过得哪像人的日子啊？还有那些有钱人的钱，有几个是守法挣来的呀，他们不都平安无事么？”最后，两人一致认为他们只是接送货，假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被抓住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较量，金钱的诱惑终于占了上风，他决定先试一次。
       1998年10月，李某某携带了150斤象牙非法入境，李哲华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国际机场接货，然后，又把货拉到玉泉营环岛转卖给买主。当拿到李某某给的300元美金时，他兴奋得心里怦怦乱跳，开车辛苦一个月也就是这些钱，可现在半天不到就轻而易举地赚到了，而自己所做的无非就是搬搬货、开开车、数数钱而已。虽然有点胆战心惊，可这样来钱多容易呀！他庆幸自己会说某种民族语言，更庆幸自己认识了李某某这个贵人。
       一次、两次、三次，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李哲华就这样跨进了走私象牙的行当，一笔笔数额渐涨的美元像快乐的天使不断地跳进李哲华的口袋里。从前他的脑子里开饭馆、做生意的念头鬼影般地消失了。
       海关工作人员加入他们的走私阵营，为李哲华开辟了一条走私象牙的“绿色通道”。
       但是好景不长，1999年底国际机场新候机楼启用，旅检十分严格，李某某无法带进象牙了。可李哲华不甘心就这样断了自己的“钱程”。做的次数多了，他的胆子也渐渐大了。师傅领进门，李哲华还真是一个好的修行者，他开始寻机为自己开辟一条走私象牙的“绿色通道”。
       一天，李哲华找到经常光顾歌舞厅的朋友，此人自称在首都机场工作，平日里与李哲华关系不错。李哲华问他如何进口没有手续的货物，他说自己有个朋友李石在海关工作，可以让他想想办法。经过朋友的撮合，李哲华与李石一拍即合。当然，这是以给李石好处费为双方合作的基础的。
       李石是关键的中间人。被北京海关开除的李石的价值在于，他知道货物流向怎么走。他以木材的名义报关，但这需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一张入境货物通关单。而在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恰巧有他的旧相识、货物管理监督处职员吕小伟。
       与物流相对应的接应程序是：每次到货后，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货运部市内营业室进港组做班长的李巍负责接收运单，通过货物运单号在国航电脑上查询出货物的品名、重量等相关资料，再将查到的资料分别告诉报关员和吕小伟，报关员制作货物合同、发票等手续，吕小伟开出入境货物通关单，报关员再拿着这些手续和通关单到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如此顺利地将走私象牙的货运通道打通，李哲华兴奋极了，这条道路意味着他们每次可以运进远远多于客运渠道的走私来的象牙。另外，有海关工作人员加入他们的走私阵营，李哲华的心比以前踏实多了。种种有利因素，使李哲华对于金钱的欲望更加高涨，他决定在这条弥漫着金子味儿的大道上好好地打拼下去。
       海关工作的李石似乎不是这条路上的新手，狡猾、谨慎有加。从几百公斤到成吨的象牙，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李石帮助李哲华一共进口了约六七吨象牙。
       李石似乎不是这条路上的新手，狡猾、谨慎有加。他让李哲华先从非洲发一批木头的样品来，一来先证实一下这条路的可靠程度，二来想探探李哲华的虚实。这样发过两次小量木头后，他们的合作关系才得以确定。这之后李某某把象牙夹在木头里，从非洲发到李石联系好的齐刚所在的远东国际贸易公司。货是没有手续的，李哲华每次接到发货消息和运单号后就打电话告诉李石，李石再告诉李巍并同时转交部分应交税款，李巍再找到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吕小伟办理动植物检疫证明，然后，齐刚以泡桐原木的名义报关。货物报关进口后李巍通知李石，李石再通知李哲华提货，提完货后李石再将余款交给李巍。
       就这样，从几百公斤到成吨的象牙，在1999年12月到2000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石帮助李哲华一共进口了约六七吨象牙。每次象牙出手，他们都会得到每公斤90元的好处费，李石、李巍平分其中的50元，剩下的40元再由李巍、吕小伟、齐刚分配。
       在这样环环相扣的链条中，每个人都缺一不可，但联系起这个链环的李石却不能真正制约其他人。从利益分配角度上看，李石反而是这个链环里的一个多余者。加上李石恋赌，一赌就是几天几夜，需要他时常常找不到他的人影。2000年2月，李哲华他们抛开李石，开始直接和李巍做。
       到2000年底，李巍等人以同样的操作程序帮助李哲华进口了20几票约20余吨的象牙。一批象牙通过虚假的包装、伪造的品名，像正常的进口货物一样顺利通过中国海关。
       辛宗海是中国象牙走私网络的另一条“大鳄”。他与李哲华几乎是走私象牙的“中国总经销商”。他最终成为一个重量级人物，是因为与李哲华的联手。
       在走私象牙的过程中，李哲华在北京国际机场“提货”时经常碰到一个叫辛宗海的人。这个人也是吉林人，39岁的辛宗海也和李哲华一样，给某国大使馆走私象牙的官员蔡某某接货、联系买主。两个人在机场经常打照面，但彼此心照不宣，各做各的。
       其实，辛、李二人算是老乡，辛宗海户籍所在地是李哲华家乡吉林市的一个县级市。李哲华与辛宗海之前并不知道这层关系，他们只是在圈内享有盛名，彼此常有耳闻。1999年，两人在首都机场的一个停车场终于见面，并很快开始合作。合作的前提是，李哲华的销路少而走私渠道顺畅，而辛宗海尽管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却没有通关的路子，两人的强强联手恰好弥补了对方的不足。
       辛宗海是中国象牙走私网络的另一条“大鳄”。有人认为他与李哲华几乎是走私象牙的“中国总经销商”，他是排名在李哲华之后的“全国最大走私象牙案”的2号人物。
       辛宗海走私象牙的道路是硬闯出来的。其貌不扬的辛宗海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字也不识几个。但辛宗海却懂得某种民族语言，也因此与李哲华一样得以进入象牙走私网络。
       与李哲华遭遇相当，辛宗海也曾是北京朝阳区劲松桥附近某民族特色餐馆的小老板，生意还好，吃客中甚至有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其中，为辛宗海带来转机的是某国驻非洲某大使馆的官员蔡某某。多掌握一门语言的辛宗海颇受赏识，不仅为蔡某某做翻译，甚至蔡某某将他当作在中国走私象牙的合作伙伴。
       除了象牙，李哲华、辛宗海还涉足羚羊角、豹子皮、犀牛角等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的走私。在1999年到2000年间，他们先后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海关直接走私进口非洲象牙共计约9000余公斤。
       刚刚开始销售象牙的时候，辛宗海的客户还都是小户，小户们一般都先拿货再付钱。据说其间发生了一件事使辛宗海威名大振：一个小户从辛宗海那里购货后没给钱就跑掉，辛宗海后来找了一帮人出去讨债，结果是那个小户的下场很惨。此后，圈里的人评说辛宗海“不是人，太狠了”。
       1999年底机场客运严查后，辛宗海进口象牙的路自然被切断了。他看到李哲华仍然有办法弄进象牙，不禁妒火中烧，却又不得不借势于李哲华，让其帮忙进口象牙，并答应给其好处费。李哲华无意中扩大了自己的业务，心中暗喜，未加犹豫便应承下来。
       
       从此，他们的密切合作开始了，蔡某某每次从非洲将象牙运上飞机后，便将运单传真给辛宗海，辛宗海再将运单交给李哲华，李哲华通过自己的“绿色通道”将象牙提出后，再通知辛宗海约定交易地点。
       李哲华提供的路子无疑使辛宗海的走私规模进入到全新阶段。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说，在1999年到2000年间，他们先后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海关直接走私进口非洲象牙共计约9000余公斤。而李哲华在与辛宗海走私这些象牙的同时，自己又单独直接进货5000余公斤。
       除了象牙，李哲华、辛宗海还涉足羚羊角、豹子皮、犀牛角等珍稀物品的走私。这些珍贵制品被江苏省某特种工艺厂、广州市某工艺品经营部等工艺品加工厂家和一些个人等非法收购。
       3月24日上午，侦察员在丰台区成寿寺附近将李哲华、辛宗海抓获。法庭上，李哲华目光有些呆滞，或许他在想：辛苦了四年，拼死拼活挣了那么多钱，可到头来怎么什么都没了，甚至连自己也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
       3月24日上午，侦察员在首都机场货运站布控，发现有三人提取该货物，于是他们尾随观察。当三人将货运进丰台区成寿寺附近的民房时，侦查人员迅速将他们抓获，这三人中有2人是李哲华、辛宗海。他们到辛宗海的住处搜查时，还在他的卧室的保险柜里查获了蔡某某托他藏匿的“LORCIN”牌手枪一支和9毫米“LUGER”牌子弹50发、9毫米“FEOFRAT”牌子弹50发。
       海关警方查明这宗团伙大案共有四个链条：发货人朝鲜官员、海关工作人员、接货运货人、象牙买主。在警方的努力下，除去朝鲜官员，其他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在法庭上，李哲华往日灵光的眼神有些呆滞，或许他在想：四年的北京生活恍如一梦，辛苦了四年，拼死拼活挣了那么多钱，可到头来怎么什么都没了，甚至连自己也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为什么？可是一切都晚了。
       在法庭上，辛宗海对检察机关的指控矢口否认。他一会儿说象牙是某机构的一名外交官委托他销售的，一会儿又称在机场拿到的皮箱子里装的是木头。辛宗海甚至还自称是某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但又拿不出相关证明。他的辩解引来旁听人员的阵阵哄笑。
       抛开罪大恶极的始作俑者，我们更该看到本案的另一层面：走私份子何以屡屡得手，而长期不被发现？是我们的工作程序的疏漏，还是他们真的侥幸？任何一个环节不畅，都足以让此类罪恶夭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金钱面前如此藐视法律，怀揣侥幸游走在钢丝上？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和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必然引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震荡。在这种大环境下，走私分子受暴利驱使，某些海关工作人员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不法商贩贪图暴富，他们结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大肆掠夺非法财富。在不成熟的商品经济社会里，物欲横流、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对你，对我，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一种考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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