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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潮落了,人走了,一切重新开始……
作者:李 辉

《收获》 2005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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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那一个寒冷的冬日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四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
       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
       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
       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
       向北京饭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拚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事时,他欣然前来。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则通电下野。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与此伺时,自民国初午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着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便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于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对舒尔曼说:美国是中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他吁请美国调解,以结束中国的内乱。据《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称,这次孙中山走得最远,他建议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共同干预,并在中国实行为期五年的监护统治!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一次同样如此。他所提出的“监护统治”的建议,尽管石破天惊,但对他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无法相信。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还说孙中山给他的印象如同一名精神错乱者。(以上参观《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二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后记)
       在1924年寒冷的冬天,这位“纯粹的人”最后一次走进北京,病魔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军阀面前,除了威望与神圣令人仰望,他再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和能量来改变现实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十一号行辕,享年五十九岁。
       梦想随他而去,留下一个伟大而笼罩神圣光环的名字,让人缅怀与仰视。他的梦想,以及试图实现梦想的方式与途径,成了内容丰富或曰庞杂的遗产。他身边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继承之。毫不奇怪,一个伟人身后通常容易出现类似的历史现象。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丰富及复杂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孙中山身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开始了。关于他的临终遗言,就有不同的说法:
       人们认为他临终还有许多遗言。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其他人则宣称,孙中山,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2 汉口:又—次义和团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一千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时代》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译自《时代》,后面不再注明——作者)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个步步凯歌挺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二十七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三十余人。
       《时代》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指出,此时中国与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有了巨大不同:
       暴民冲向英租界。一年半之前,在上海,有二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而被射击驱散。
       但一年毕竟是一年,当时广州的国民党实力尚弱,而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这样一来,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的命令则是:“不准向人群开枪。”
       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闹延续了四个小时。曾有二十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土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用刺刀桶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中国军队的士兵(国民党指挥的)突然过江赶封,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指挥官歉意地向英方解释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傻,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
       两天后,一群更多的暴民冲向英租界的栅栏,将它们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历史翻过了一页。炮艇本可以炮轰汉口,海军陆战队本可以向暴民开枪,——但是,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
       当然,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赶来了。他拜访英国领事,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时代》,1927年1月17日)
       尽管冲击汉口英租界的民众被称作“暴民”,但《时代》也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简单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别,哪怕政治见解不同,利益划分和权力分配上有种种分歧,但在1927年,“民族主义”成了所有的中国人手中的旗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指归。
       在发生汉口英租界被收回的事件后,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军队将达到两万名,一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周从伦敦奔赴中国,四百五十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消息甚至也引起了北伐军的敌人奉系军阀的抗议与反对: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时代》,1927年2月7日)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27年,“中国是中国人的”已是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如今成了西方列强必须面对而又
       忧虑与恐惧的现实。《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愿。”《时代》以《神圣的名字》为题报道此事:
       冯元帅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主义者,在企求己逝“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神圣的名字。此举意味深长。说明尽管冯元帅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他也不敢向他的本国人提出别的口号,而只能在孙博士的理想“中国是中国人的”引导之下。以孙的名义,而非马克思或列宁的名义。(《时代》,1927年7月4日)
       然而,民族主义对于执政者或许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挥舞之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当年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对付西方列强,欲把它作为手中一张王牌加以利用,结果失控而仓皇出逃紫禁城,写下近代史最惨痛的一页。如今,对于刚刚夺取半个中国的武汉国民政府(《时代》均称为“汉口国民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需要这样的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政权;需要如陈友仁所暗示的那样,借民众的振臂高呼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是,一旦自己忽然成了执政者,陈友仁和他的战友们,并不能保证民众的一切行动都会在有效的控制之中。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没有想到,举凡大的社会动荡,群体性情绪被点燃之后,任何一个轻率举动,就有可能是整体运动致命的自伤。
       洪水一旦泛滥,即便不用木桨阻拦,也有可能还来不及疏导就会汹涌而至,将一切淹没。更何况,西方列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在寻找着任何一个借口,实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一样。
       没有阻挡也未能疏导的“洪水”,在汉口汇入长江,向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奔涌而去。那里,与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在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这一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成了《时代》描述的画面: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咸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新的中国在战火中;老的中国在庆贺中。(《时代》,1927年2月14日)
       “恭贺新禧!”这则报道的题目也采用中文发“"Kung Hor Sun Hay”,就如伺拼写“洋鬼子”一样。
       3 南京:炮声响起
       很快,1927年3月24日,混乱在南京发生。
       这一天,蒋介石手下的程潜将军率部打败直鲁联军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攻进南京城。南京顿时失控,市区出现抢劫,到处是燃烧的火焰,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集结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列强军舰,随即向城里轰炸。“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时代》所说的历史变化,在南京停下了步伐。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没有一致的说法。《中国革命史讲义》语焉不详,只是说“南京刚被攻下,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对南京市内和平居民开炮猛烈轰击,结果死伤军民两千多人,毁房屋财产无数”。《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称:“直鲁联军的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袭击了各国领事馆,造成外国人伤亡。”《时代》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鬼子”的洗劫:
       混乱无序和抢劫在南京爆发。尚不清楚是哪一方率先开始,他们冲进美国、英国、日本的领事馆进行打砸抢,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抢劫,只有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引者)幸免于难。因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军的军官有位妹妹在该校念书,他带来一从士兵,保护校园不受骚扰。
       ……在南京被杀死的人有:美国公民一人;英国公民二人;法国公民一人;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一人;一名未经评实的日本水兵。
       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Davis)和夫人、孩子,与其他逃难者一起匆匆逃往名胜地,即中国古代诗人所熟知的栖霞山,现代人则称作美孚山(即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地——引者)。此计划早就拟订,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能够以火力保护财产,求救信号是发射二赖信号弹。
       美国领事戴维斯,十一名美国海军士兵和二十四位逃难者大胆地决定从中国抢劫者的火力中夺回栖霞山。’只有海军普拉姆利(Plumley)一个人受伤,但尚能行走,他又继续向中国人射击。在栖霞山,戴维斯夫人以友其他逃难的妇女儿童,挤在一间浴室里,在地板上躺着。孩子们并不在意,数着射向美孚大楼的子弹。
       戴维斯领事与中国进攻者交涉,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试图花钱让他们离去,一直到困在大厅里的人再也掏不出钱。这时,一个中国士兵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杀人。”
       戴维斯领事的几个中国革命军朋友此时赶来了,带来一面国民党的旗帜。这让也举着同样旗子在进攻的中国兵很生气,他们把旗子撕成碎片,开始向荧孚大楼开火。(《时代》,1927年4月4日)
       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Wihiams)博士,是唯一在此次混乱中被打死的美国人。金陵大学校长鲍温(Bowen)博士,向外国记者叙述了他的现场目击:
       我和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们一起走过校园,这时,我们注意到被认为是北方军队的人(鲁军)在洗劫和点燃行政人员丹尼尔斯(Daniels)的房子。我们走向丹尼尔斯的房子,此时,遇到七八个身穿南方军队(革命军)军装的士兵。他们命令我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威廉姆斯博士是有名的中国通,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于是,他走上前去与一个士兵交涉,想制止他们的行为。这个士兵马上朝他的胸口开枪,他当场丧命。之后,他们继续抢劫,拿走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把他的衣服脱掉。
       在抢劫完我们和枪杀威廉姆斯之后,这些士兵若无其事地离去,相互闲谈,就像他们刚刚打死的是一头猪,一条狗。(《时代》,1927年4月4日)
       关于南京城里出现的混乱,《时代》的描述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有意识地与义和团进行历史连接,在美国政府的调兵遣将上更为充分地体现出来。汉口等地发生英租界相继被收回的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赞同英国提出的立即武装干涉中国的方案,但同时也紧急增派军队前来中国:
       上周,作战部命令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立即赶往上海,在那里指挥三千名海军陆战队,以准备寸能即将展开的与现代“义和团”的战斗。(《时代》,1927年3月7日)
       选派巴特勒准将来华绝非偶然。不只是因
       为他是海军陆战队中赫赫有名的一员猛将,更是因为早在1900年他就来过中国,参加过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斗。《时代》非常重视巴特勒的重返中国。巴特勒在前往中国和抵达中国后,一直是被报道的对象,屡次强调他与义和团的联系。3月底,巴特勒抵达上海。报道写道:
       巴特勒将军上周抵达上海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逢最初的骚乱开始平息。巴特勒将军持谨慎乐观态度。记者电报称,在长途航行之后巴特勒显得疲倦,他说:“别无其他,海军陆战队惟有保持良好状态,以确保在中国做我们应做的一切。”
       美国海军部部长威尔伯(Wilbur)先生上周接受华盛顿,的记者采访时,向他们重提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拳乱(义和团)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威尔伯先生说,这支海军陆战队已明确宣布并通报其他列强军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不应该向群体中国人开火。建议被采纳,中国人被宽恕;不过,随后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与一位外国官员交谈时,指责了这位海军官员,于是,他答复说:“哦,我不是说没有危险。”
       海军部长威尔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海军陆战队精神抖擞,堪与拳乱时期相比。(《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甚至把巴特勒选为封面人物。这样,巴特勒也就成了《时代》创刊后,封面上出现的第一个与中国事件直接有关的外国人。封面选用一张照片。未戴帽子身着戎装的巴特勒,正在审视一张地图。巴特孰回来了——这是报道的标题。
       “老将锐眼”,“凶煞般的海军陆哉队战神”上周以准将身份回到天津。二十七年前,他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少尉,当时,斜眼角的“中国拳民”紧紧包着北京的西方人的驻地,他急于与之作战。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他年轻时经历的战斗,巴特勒准将(见封面)上周抵达天津,率领一千八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先前是在上海登船。他知道南方的国。民军正稳步向北京前进。但他不能确定是否会再度发生“拳民”之乱。
       柯立芝总统上周从华盛顿下达命令,除非北京状况恶化,美国使馆和公民才会从北京城转移到天津港口。要确保撤离通道畅通,以在必要时开始撤离行动:这便是“老将锐眼巴特勒”上周面对的问题。《时代》,1927年6月20日)
       在报道中,boxers(拳民)是反复出现的字眼,而且少见地用了slant-eyed(斜眼角)这个专指东方人特别是中国、日本人的形容词。《时代》为“拳民”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拳民”是“义和团”的成员,一个发誓驱逐“洋鬼子”的中国组织,如目前发誓赶走“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
       1900—1927,二十七年跨度的时间,在现实中,在《时代》报道中,就这样成了前后衔接的历史整体。
       继汉口、南京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倒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洋鬼子”。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糊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在聚焦上海,聚焦中国。
       4 上海:征服者
       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月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 CHIANG KAl-SHEK
       (蒋介石将军)
       ……rose out ofthe Sun-set
       (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一百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时代》,1927年4月4日)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炫耀世人: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洋鬼子”们不能不关注他。从1926年北伐开始,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步步上升。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这种分裂,却正是忧虑重重的“洋鬼子”乐于看到的。他们害怕义和团运动再度蔓延,害怕北伐军会夺走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在席卷长江、凯歌高奏的国民党领袖中间,蒋介石一步一步走近他们。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作,出了一种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73页)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下,“征服者”蒋介石走进了上海。他们显然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局势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对3月底蒋介石走进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表现出更大兴趣。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虽然他们不可能预测,八天之后,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浓重夜色就将笼罩上海。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两千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体。行文之中,倾向性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敖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故事是这样被描述的: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二十三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放荡。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当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服务,不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剖中华民国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斗之中。
       接下来讲述一段蒋介石向孙中山请缨攻打惠州的故事:
       问题在于如何攻打惠州。孙博士的将军们认为不可能。蒋介石请求面见伟大的孙博士,向他面呈自己的计划。
       此时孙已年衰。他也许早已决定蒋应该如日中天了。据信他们过去从未见过面;但当年轻的将军走进来时,孙博士夸张地站起来,仔细端详蒋介石的脸,兴奋地说:“啊!这就是第二个孙中山!有一天他会接替我的地位!……说说你的计划吧。啊,年轻的正在升起的太阳。”
       ……
       蒋指挥攻城战斗。他的一万军队有九千一百人阵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没有受伤,在此次自己的部队遇到巨大伤亡之后,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参战。
       这位改过自新的罪人,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英雄。凯旋之后,他退隐到一个寺庙里沉思冥想了三个月,此事后来他反复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担任孙博士的军事联络官,当时刊,已经决定为了实现以民族主义,即“中国是中国人的”,来征服中国,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时代》,1927年4月4日)
       这里显然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剪辑到了一起,且具有中国说书一般的渲染与夸张。孙中山召见蒋介石是在1922年6月,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被军阀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是在1925年春天,而此时孙中山已到北京、病人膏肓。或许是素材来源有误,或是故意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不管如何,《时代》之所以选择蒋介石,一方面是他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洋鬼子”注意到他与共产党逐渐拉开了距离,而这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走向: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八天之后,突变在上海发生。
       在二十世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至12日凌晨的上海之夜,恐怕最让世人震惊。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转眼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宏的街头革命和工人起义,突然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南京的一时混乱招致列强的轰炸和紧急调兵遣将,上海进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南昌等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又有谁能料到,与汉口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存在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向成为新的统治者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遇难的美国人威廉姆斯博士的女儿回到美国,她在纽约曼哈顿接受了记者采访。父亲遇害时她并不在现场,但她却认定射杀她父亲的人,“是保守的蒋介石将军的军队(分道扬镳之前)中的一个共产党士兵”,她的镇静与清晰,令记者们感到惊奇:
       记者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威廉姆斯小姐不是以痛苦而是以相当清晰的思路,谈到目前中国妁局势。许多人做不到,但她做到了清楚地区别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和共产党派之间的区别(目前两派已经分道扬镳)。因此,她并不指责这位保守派将军,而是把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保守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对中国的拯救。(《时代》,1927年6月6日)
       说出这些话的威廉姆斯小姐,被《时代》称为“头脑清醒的逃亡者”——这是报道的标题。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征服的不只是半个中国,还有“洋鬼子”的信赖与期望。
       5 汉口:满城风絮,一江云烟
       且把叙述的时间上推到1927年3月中旬。
       此时,山东军阀张宗昌还控制着上海,“征服者”蒋介石的车队更是看不到影子,一艘苏联小火轮从远东海参崴驶进上海,停泊在黄浦江港口。这艘船名叫“纪念列宁号”,船上装载着茶叶,目的地是汉口。一天,船长迎来了四位神秘的客人,他们的主人是一位俄罗斯中年妇女,船长马上为她腾出自己的房间。这位妇女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另外三人是她的随从。
       鲍罗廷夫人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成为中国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人质。
       “纪念列宁号”离开上海港,缓缓驶进伟大长江。鲍罗廷夫人走出包厢,和船长一起站在舷梯上。这很危险。“赤色”国民党的船只在浦口必须穿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人和“白俄”军队的夹击,才能溯江而行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当船行至浦口时,满载中国士兵的巡逻船从岸边驶来,鲍罗廷夫人和她的三个随从躲起来逃避盘问。
       ……突然,中国军官抓到了鲍罗廷夫人,“你是谁?”
       “我是格拉斯贝格太太。”她回答。虽是撒谎,但却又绝对是事实。从1908年至1917年之间,她和著名的丈夫。在荚国芝加哥的确是格拉斯贝格夫妇,丈夫是格拉斯贝格预科学校的校长。上周,这个真实的撒谎没有作用。中国军官可能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鲍罗廷夫人即将到来。他逮捕了她和她的随从,把她们押上武装守卫的火车,作为有价值的人质送往济南,那里是她们的主要敌人、卑鄙无信的军阀“张山东”的省会所在地。
        ……中国人会认为,“格拉斯贝格太太”将证明她是中国内战期间最有价值的人质。(《时代》,1927年3月21日)
       夫人被捕的消息,令在汉口早就焦头烂额的鲍罗廷雪上加霜。如今他正从声望之巅跌落下来。他将黯然失色踏上归国之路,面对斯大林的质疑与斥责,随即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Land)写过一本
       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探险与磨难的书,书中这样描写处在汉口风雨飘摇之时的鲍罗廷:
       不妨让我想象一下壁画中的鲍罗廷。
       他也许看上去像一个绅士,处在这幅画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位置,坐在吴佩孚那辆有棕色坐垫的防弹两用旅行车里,几乎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予很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剖,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标上只有五英尺十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三十几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八十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个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户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主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司晰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旧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两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九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99页)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自治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拎单是一组画,有些像荚、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两个中,国人的脖子上,两个中国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如此。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反共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正在北京学
       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四十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十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地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时代》,1927年5月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棍乱、突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工、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但一旦不能控制,就遗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冯玉祥曾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柞霖求情,希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六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搜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史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时代》,192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历史的慨叹。
       6 莫斯科:流亡者的冷寂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遗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耐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人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
       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犬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转引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6页)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月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而奋斗的力量,从而使人们相信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真正继承人的谎言。”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我还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生活着,战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对宋庆龄最大的打击则是来自斯大林。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联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备受指责。1949年,早已被打人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六十七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参见《走进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
       《走进中国》一书这样写到此时的莫斯科:
       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予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琉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走进中国》,第70页)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
       7 上海—广州:婚礼与暴动,一切重新开始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两千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着地向一位女士求婚。众所周知,起初他被拒绝了。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述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羌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时代》,1927年,12月12日)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振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
       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丈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五千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四十八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参见《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68页)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七十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完稿于2005年3月8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尚明轩主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美]史扶邻,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走进中国一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美]彼得·兰德,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