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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三疯子
       廖三疯子，原名廖清福，祖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先人于清初康熙年间来到天津卫谋生，经过廖家三代人的共同奋斗，到他这一代，终于成为了天津卫屈指可数的大户。廖家老三很有心计，与人交往从不吃亏。假如到了非吃亏不可的时候，他便声东击西，装傻充愣，因此得了个绰号，就叫“廖三疯子”。
       廖三疯子麻秆似的，瘦高。头上戴顶瓜皮帽子，蓬乱的头发从帽沿里钻出来，翘翘卷卷，遮住一双精明、狡黠的小眼睛。别看廖三疯子这副打扮，却娶了个貌若天仙的媳妇，她就是天津南市昶欢楼的名妓昶菡菡。
       昶菡菡出身贫寒，父亲是东浮桥脚行的脚夫，不久前，在为船家卸白布的时候，闪了腰，人从跳板上栽下来，再也干不了力气活了。老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6岁的小儿子，老婆又患癫痫病。无奈之下，昶菡菡来到昶欢楼做了青楼小姐。
       廖三疯子是昶菡菡接待的第一个客人。当廖三疯子猴急猴急地撂倒她时，她茫然无措，就像一阵狂风拔倒的小树苗。狂风刮过之后，廖三疯子再次抱紧昶菡菡的时候，昶菡菡眼泪涟涟地说：“三哥，你娶我吧！让我做你的老婆吧！”
       廖三疯子突兀着眼睛，诧异地看着黄床单上那朵簇新怒绽的“红花”，他双颊酡红，心中不由一荡，用双臂紧紧箍住昶菡菡，说：“小昶，真没想到，你还是第一次……”
       昶菡菡就在廖三疯子的怀里轻轻地啜泣。
       廖三疯子被昶菡菡打动了，就和老鸨商量把昶菡菡赎出昶欢楼，娶回家做老婆，最后以1000块大洋和老鸨达成协议。
       廖家由于有了昶菡菡，日子如锦上添花，蒸蒸日上。
       不知不觉就到了清咸丰年末。
       这年，太平天国军队和清兵浴血奋战，清廷领兵大臣胜保指令天津道台购买燃放鞭炮的大批火绳，廖三疯子是天津道署兵房书吏，理所当然由他全权承办。觉得发财的时机到了，廖三疯子和昶菡菡商量了整整一夜，昏暗而寂静的胡同里传来打更人敲梆子的声音。家家户户都熄了灯，只有廖家微弱的灯火还在闪耀。天亮前，夫妻俩终于做出决定：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捞一把。当时，清军有明文规定：火绳由各兵部自己采买，不统筹配备。这样，下面在采购火绳上就可以钻空子做手脚，火绳质量不等，自然就有了不同的价钱，鱼龙混杂，滥竽充数。
       廖三疯子看上去疯疯癫癫，实际上却并不糊涂。处于对太平军的同情，廖三疯子瞅准这个空子，在采购火绳中以次充好，不仅发了一大笔横财，还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太平军。
       火绳源源不断地送到硝烟弥漫的战场，由于火绳点不着，清兵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枪炮成了赘物，接连吃了败仗。坐镇北京的胜保洞悉详情之后，勃然大怒，命令清兵乘快骑火速到天津缉拿廖三疯子。
       清兵一到，东门里石门洞胡同立刻乱成了一锅粥。被押赴京城的廖三疯子坐在囚车里，一点也不慌张，看去倒像是去轻松赴宴。昶菡菡拢着乌黑的头发，泪眼婆娑地望着他出门。
       日夜兼程，廖三疯子被羁押到了京城，胜保见了他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大吼一声：“廖三疯子，你个王八蛋，害我不浅！说，你在火绳上到底做了多少手脚？赚了多少昧心钱？”
       人头难保了，廖三疯子不急不躁，冷静异常：“大人息怒。大人您也不用脑子想想，凭我廖三疯子的这种台面，就是大人借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在火绳上做文章啊。更不敢在火绳上钻空子。不信，您可以派人去前线调查，经小人采办的火绳全有记号……”
       听了廖三疯子的一番解释，胜保似信非信，忙命令清兵速去查看验证。如其所言，有印记的火绳果然都能点着放炮。原来廖三疯子早料到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在采购劣质火绳的时候就已与商贩打好商量，命其在少量优质火绳上做好记号，其余不做标识。商贩不懂其意，廖三疯子却心中有数，令他不要过问，只管照办，酬金加倍。胜保查验后，却也无话可说，只得放他一马。
       廖三疯子费尽心机，终于逃脱罪责。反而因祸得福，得到重赏，又在天津城北面的西沽武库谋到一个薪水不薄的差事，做武库保管员。由于采买火绳尝到甜头，廖三疯子的胆子更大了，隔三差五变卖军火，中饱私囊。
       到了同治年，廖三疯子经过不断的积累，已经家资万贯，富甲一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股冷飕飕的春风从海河刮过，海河边上的茅草屋让风刮倒了，房屋坍塌无数。随着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八国联军陆续从天津城撤去，天津卫的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许多民众经过战乱，背井离乡，如今陆续返回津城，急需安家落业。廖三疯子觉得时机已到，就抽出2000吊钱在北马路一间门脸房开了一爿小押铺，起名“廖家押铺”。一阵鞭炮响过，廖家小押铺开张纳客。没几日，便生意兴隆起来。又加上老板娘昶菡菡长得漂亮，特别温柔和蔼，很能招徕顾客。
       一年后，廖家小押铺就发迹起来。廖三疯子见有利可图，便又融资4万多元，将“廖家小押铺”改为“廖家当铺”。廖三疯子打出了“少当少赎，量力而行”的牌子，别的当铺都规定24个月满期“当死”，而廖家当铺却规定30个月满期“当死”。所以很得民心，生意非常兴旺。再加上廖三疯子聘请了天津卫当时非常有名的古玩专家沈金儒担当店铺掌柜，这使得廖家当铺的生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那年，沈金儒老先生已经60岁，高挑的身材，瘦瘦的骨架，头戴一顶瓜皮帽，高高的鹰钩鼻子上架一副比瓶底还厚的近视眼镜，一副学究相。
       到了宣统年，廖家当铺已经成为天津卫最大的当铺。
       这天开市大雪封门。下了一宿雪，上午10点多钟，天上仍零零散散飘着小雪花儿。一辆人力车轧着积雪，嗞嗞喳喳来到廖家当铺大门前。一位身着绫罗绸缎的30岁模样的浪荡公子，搂着一位20来岁妖里妖气的女人，下了胶皮车，有说有笑地走进廖家当铺。隔着柜台，那男人一边在地上踏着脚上的积雪，一边嘻皮笑脸地吹了个响响的口哨，对正在敲算盘的沈金儒说：“喂，老掌柜，今天我他妈的又走背字了，这牌输惨了。这小娘们儿心真狠，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她还硬逼着我要到聚兴楼吃馆子，家里没什么可值钱的，这尊先秦紫香炉，你看看能押多少钱？等我赚钱了，再来赎……”
       沈金儒通今博古，对各种当物了如指掌，他一看这尊先秦紫香炉，两眼禁不住一亮，变得兴奋不已。这尊先秦紫香炉他曾经听说过，却是第一次看到。沈金儒如获至宝，当下就以4000元大洋，收下了这尊先秦紫香炉。
       晚上，沈金儒守在先秦紫香炉前拿着放大镜反复端看，他蓦地发现炉脚处有一道细细的印痕。刹那间，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冷汗浸湿全身———这紫香炉是赝品！
       传说这尊先秦紫香炉，是秦始皇征服列国后，一位道士馈赠给他的。道士经过多年的修炼，根据炼丹的原理，制作出这尊紫香炉。紫香炉平时的色泽和一般的香炉没什么区别，呈青铜色；但只要一烧香，香炉立刻变成紫红色，犹如刚从丹炉中取出一般，香气四溢。
       沈金儒老先生抑制不住懊恼之情，重重地连扇了自己四个耳光，连连说：“愚笨、老朽、不可救药！”一连几天，茶饭不思，耻辱难当，卧床不起。
       廖三疯子得知后，深夜赶到店铺中探望老先生。沈金儒悔恨交加，披衣跪地，老泪纵横。廖三疯子三思一番，将沈金儒让在太师椅上坐下，说道：“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准再议论了。你们照常做你们的生意，后面的事由我处理。”说完，转身出了房间。
       翌日，在廖家三疯子的精心安排下，以廖家当铺的名义，出帖请客，宴请了天津有名的古玩珠宝商人和同行的经理，以及《大公报》、《北洋官报》、《中外实报》、《天津日日新闻》的主编。
       
       在宴席上，廖三疯子当众把这只先秦紫香炉赝品扔在地上，然后抡起锤子将它砸碎，扔进熊熊燃烧的壁炉里。
       在座的人一片哗然。廖三疯子却泰然自如，他一边用眼扫视着面面相觑、交头接耳的人们，一边说：“大家怎么不吃？吃啊，喝啊，我今天此举只是要告诫那些骗子们，我们廖家当铺损失的4000大洋对我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毛毛雨而已，我们输得起！也借大家之笔，替我转告一声！”说着，他带头喝起酒，并用筷子夹了一箸子银鱼，塞到嘴里，边嚼边说：“好香！好香！”
       在一片议论声中，大家这才抄起筷子，吃喝起来。
       廖三疯子在侯家后聚兴楼请客的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都争先恐后地在头版上刊登了廖三疯子在聚兴楼烧掉紫香炉的特大新闻，一时间，此事成为天津卫街谈巷议的一大新闻。
       酒席散后的第四天。
       天津卫夜里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路面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房顶也像盖了层厚厚的棉被。廖家当铺的伙计们吃力地推开被积雪挡住的大门，见外面一片银装素裹，忙拿扫帚清扫门前的积雪。
       就在这时，一辆胶皮车陷在厚厚的积雪里，车上坐着一男一女。男人戴一顶黑礼帽，白耳套，身穿绫罗绸缎；女人戴着和男人一模一样的耳套，穿着红布衣裤，外披霞帔，下罩铃铛裙，软底红布鞋格外醒目。
       人力胶皮车在廖家当铺门前停下来。车夫的眉毛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嘴里冒着滚滚热气。
       柜内的小伙计一眼就认出这一对男女就是那尊先秦紫香炉的当主。他们立刻把柜头沈金儒老先生叫了出来。
       沈金儒老先生一见这对男女，眼中立即射出仇恨的光芒。老先生盯住那个嘻皮笑脸的男人。那男人皮笑肉不笑地问：“老掌柜，你还认识我吗？”
       沈老先生强忍愤懑，一语双关地说：“二位当主，我老眼就是再拙，也不能不认出你们啊！”
       “认出就好，认出就好……”女人一边酸不溜秋地说，一边掏出当票放到柜台上，成竹在胸地说，“老掌柜的，当票给您撂在这儿了，您老算算账，那尊先秦紫香炉也该完璧归赵了吧？”
       沈老先生心里“怦怦”急跳着，脸上却毫无反应，不慌不忙地用双手熟练地打着算盘珠子，清算着当本和利息。店里安静极了，那算盘珠子相互碰撞的声音，绕着房梁转了一圈又一圈，发出清脆的回音。
       这时，廖三疯子突然出现，立于门外。他的脸阴沉沉的，深不可测。
       这对男女迅速交换眼色，好像在说，这姓沈的老家伙故作镇静，猪鼻眼儿插葱———装象。这么想着，两人都把目光投向沈老先生，似在催促：老家伙，磨蹭也没有用，看你用什么办法把紫香炉变出来？
       很快，本和利清算出来了。沈先生向伙计使了个眼色，伙计就小心翼翼从里屋抱出了那尊紫香炉。
       刹那间，这对男女脸上就像泼上了黄粪汤，神情难看极了。尤其那男人，抱过紫香炉看了又看，反复几次，当他确信这尊紫香炉就是他当的那尊时，他脸上露出无限的懊悔，忿忿说道：“妈的，栽到家了，跳海河死去吧！”羞辱万分地说完，结了账，抱起那尊紫香炉，狼狈不堪地拽着女人，头回也不回地溜出廖家当铺。
       身后，传来廖三疯子痛快的笑声，他得意洋洋地说：“玩鹰的，能让鹰把眼鹐了吗？哈哈……”
       原来，那天廖三疯子当众烧毁的紫香炉，并非原物，乃是他亲手炮制的一尊赝品之赝品。廖三疯子故施一计，就是想利用报刊媒介和客人之口，对外宣传，让骗子自投罗网。不出所料，当主果然拿着当票来赎物。一双骗子终是中了廖三疯子的计谋。
       廖三疯子从此在津门更是声名显赫。
       廖三疯子活到96岁，无疾而终。翌年，昶菡菡随廖三疯子而去。
       书画家八爷
       八爷是清末民初享誉天津卫的著名书画家，冬瓜脸，鹰鼻，鹞眼，人高马大。八爷身穿黑长衫，脚蹬扁口布鞋，拿着一个长长的水烟袋,走路迈着外八字，行动迟缓，却很有风度。
       八爷是旗人，正名叫爱新觉罗·载泰。八爷到底和清代爱新觉罗皇室家族是一种什么关系，八爷说可以查家谱。
       八爷自幼研究颜真卿、柳公权。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大臣、著名书法家。八爷喜欢颜真卿，他一遍又一遍地熟读《颜鲁公文集》，研读其《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临摹其《字书告身》、《祭侄文稿》等。受颜真卿影响，八爷的正楷端正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颜筋柳骨，古法为之一变，开创了新的书法风格。
       八爷是皇室家族，在哥们弟兄中排行老八，故称八哥，后又被小辈们称为八爷。八爷这一辈子没生儿子，却养了四个女儿，都很孝敬八爷。八爷的书画在天津卫很受欢迎，由于八爷字写得好，人品也好，天津卫许多商家的牌匾都请八爷来写。八爷的老伴死得早，八爷没再续老伴。八爷有钱，他不愁身边没有女人。八爷雇了六个侍女。这些侍女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她们从各个方面照顾八爷。这使得八爷的房间里除了充满浓浓的皇家气息外，还处处弥漫着他熟悉的浓浓的女人气息。
       有一帧老照片为证。1906年2月16日，阴历正月二十三，由比利时商人投资的比国电车在天津通车了。天津总督为电车剪彩后，唢呐、笙、锣、鼓、镲、笛子等响器便欢实地演奏起来。崭新的电车车顶上U字形的大辫子紧紧贴着悬空的电线，车头的上半部都是透明的窗户，穿着西服的洋人立在操作台上，面带微笑地驾驶着电车。车速不快，绕着四四方方的天津城缓缓前进着。轻脆的电车车铃优美而有节奏地响着：冷根儿冷根儿冷，冷根儿冷根儿冷。
       认识八爷的人，透过电车窗玻璃，看到了八爷穿着长衫，受比国人之邀，带着他家的女佣人小红、小花、小叶、小兰、小翠、小娇坐在电车内，她们一边吃着冰糖葫芦，一边陪着八爷说话聊天，让看热闹的天津人好不羡慕。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八爷在当时天津的地位是何等显赫。
       陪八爷一块乘电车逛津城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宋秃子。宋秃子是八爷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宋秃子是沧州来天津谋生的剃头匠宋宝来。这宋宝来头上像块不长苗的盐碱地，稀稀拉拉没长几根头发，所以老天津卫城里认识宋宝来的人，直呼他大名的很少，都习惯管他叫宋秃子。
       宋秃子比八爷整整矮一头，人长得也是胖乎乎，上下一般粗，和信筒子相差无几。宋秃子走在八爷的身边，就像个陪衬人，更像八爷缩小了的影子。
       宋秃子祖孙三代都是剃头匠，晚清时宋秃子的父亲就给刚刚剪掉长辫子的八爷的父亲剃头；到了宋秃子这一辈上，他从小就给八爷剃头刮脸，这几十年，一直跟在八爷的身后，像八爷的尾巴。
       八爷出身皇族，却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嗜好：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不洗头。如需要净身，八爷就用白肚毛巾来擦。在八爷看来，皇家的血脉至高无上，皇族的肉体更至高无上。受这种想法支配，所以，八爷尊贵的身体是不允许一般人摸碰的。
       宋秃子却是个例外。
       宋家几代人都是八爷家的下人，也许正因这种关系，八爷的身体再尊贵，对宋家的宋秃子还是打破这一惯例的，这源于八爷对宋家的特殊感情。有了这种特殊感情，八爷的头发、胡子，开始都由宋秃子的父亲来剃刮。宋秃子的父亲死得早，这个差事只好落在宋秃子的身上。
       当时，宋秃子岁数尚小，个子和八爷的肩头齐平，瘦弱得像个非洲饿殍。站在八爷的身后，就像个影子，八爷一点也不嫌。宋秃子就站在小板凳上，踮着小脚，给八爷理发，一刀子一刀子为八爷刮胡子。不知为什么，八爷一点都不担心，他甚至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起京剧《四郎探母》，享受着这一美好的时刻。宋秃子站在小板凳上，扎青系腰，显得格外精神干练。不足之处就是他的头上亮一块黑一块，像一个黑白世界。他一面精心地给八爷理发，一面含着糖球入神地听着，听着听着，他便进入角色，泪雨滂沱。那泪水像屋檐下的雨滴，扑嗒扑嗒地成串成串往下掉。到后来，宋秃子哽咽得肩膀都有些颤抖了。
       
       八爷就问：“宋秃子，你咋啦？”
       宋秃子也挺实在，他凄然一笑，老老实实地说：“您老总是哼哼这种戏，我心里受不了啦！”说着，抹一把泪，接着给八爷剃头。
       八爷就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塞到宋秃子的手里，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心肠这么软可是犯大忌的……”
       八爷这么说，其实，他的心肠也软，人也慈善。出身皇室家族的八爷，别看是天津卫的著名书画家，可他却非常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不摆。街坊四邻，不管穷富，谁家有事儿找八爷求字画，他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和八爷住邻居的有个叫郑三麻子的人，是个脚行，在大胡同码头扛大个儿。那年严冬腊月二十八，郑三麻子在码头装完船以后，一身热气又一身寒气地，在东门里一家包子铺，就着半个猪脸，喝了8两直沽高粱酒，还吃了一斤肉包子。从包子铺出来，郑三麻子一边打着酒嗝，一边在大街上晃悠。这时，城南黄龙水会一个小混混从他身边经过，两个人都喝了酒，谁也不给谁让路，郑三麻子首先撒酒疯，打了城南黄龙水会的小混混一拳，那小混混比郑三麻子还厉害，回手就给郑三麻子一个大耳光。两人在大街上滚打起来。大胡同的警察费大棒子正打包子铺门口经过，见此情景，挥舞着警棍前来制止。谁知，这郑三麻子狗咬吕洞宾，好人不识。他见费大棒子用警棍指他，就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费大棒子，还捣了费大棒子一拳。
       这下倒好，捅大马蜂窝了。被惹恼的费大棒子，不仅用警棒臭打了一顿郑三麻子，还不容分说，把郑三麻子抓进衙门里关了起来。
       郑三麻子酒醒后，懊悔万分，却晚矣。
       郑三麻子的老婆小凤仙得知自己的老公惹了祸，吓得哭哭啼啼，魂儿都丢了。郑家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靠卖力气维持生活，郑三麻子进了局子，没有出头日子不说，一家老小谁来养活啊！
       情急之下，小凤仙敲响了八爷家的大红漆门。一见八爷的面，小凤仙就给八爷跪下了，说：“八爷啊，八爷，大事不好啦，三麻子捅马蜂窝了，他把警察打了……”
       八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把小凤仙扶起来，让小凤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述说一遍。
       八爷是享誉天津卫的著名书画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知道一名普通百姓惹恼警察意味着什么。八爷对小凤仙说：“这穿警服、拎警棒、四处张贴告示的警察是那么好惹的吗？你骂几句也就罢了，怎么还敢打警察呢？这不是吃了豹子胆了吗！”八爷说完，立马卷起刚刚画好的一幅六尺的《八骏图》，叫了辆人力胶皮车，就向北门里衙门赶去。
       八爷跨进衙门门槛的时候，费大棒子的驴脸正拉得很长，眼皮撩也不撩，一门心思地看着警事簿，看也不看来人一眼，声冷色冷赌气地说：“出去！出去！现在当差，概不接客！”
       八爷冬瓜脸一沉：“费大棒子，你也太狗眼看人低了，你和他郑三麻子有过节，让我吃挂落儿是不是？”
       费大棒子听声音耳熟，这才撩起眼皮，一看立在门前的是八爷，大驴脸上立即浮现出笑纹：“哟，是八爷啊！不知道八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费大棒子说着，忙站起身恭迎道，“八爷，这是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
       八爷见费大棒子脸上有了笑容，脸色也好看起来：“老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听说，我们的那位倒霉邻居，昨儿个多喝了点猫尿，和城南黄龙水会的人吵了起来，老弟好心劝架，他狗咬吕洞宾，反而和您老人家吵了起来……”
       费大棒子倒也聪明：“噢，八爷说的是那个郑混蛋啊！那个臭脚行，穷要饭的叫化子，我看他妈的是吃枪药吃多了，喝了点猫尿，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八爷笑呵呵地扑火说：“费警官，您大人别记小人过，看在我八爷的面子上，放他郑三麻子一马吧！”说着，就把画扔给了费大棒子，“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请费警官笑纳。”
       费大棒子展开一看，立刻喜上眉梢，咧着大嘴啧啧赞叹：“不错，是八爷的《八骏图》啊！我过去只听人家说过，真正看到，这是第一次！好！好！画得好，八匹马都画活了！”
       将《八骏图》卷起来，费大棒子改口道：“八爷，这点芝麻大的小事儿，犯得着劳您老人家跑一趟吗？那混蛋郑三麻子您尽管领走。告诉他，要不是看在您老人家的面子上，我非得让他把牢底坐穿！”
       就这样，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八爷把郑三麻子平平安安地领回了家。
       八爷乐于助人。不管谁生活中遇到坷坷坎坎儿，他都竭力相助，这就养成了他一辈子乐善好施的脾气秉性。对谁，八爷都能一碗水端平。八爷的字值钱，八爷的画更值钱。除了祖上留下来的一大笔数字可观的遗产，八爷每天在家里制造书画，再变成大洋，所以，八爷家不愁没钱花。八爷只要一想钱花，大笔一挥，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滚进他的兜门。八爷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八爷的出手自然大方。
       家里的侍女小红、小花、小叶、小兰、小翠、小娇都知道八爷的脾气，她们想要的东西，八爷绝不说个“不”字。八爷毫不吝啬。他家有。
       但要说八爷不偏向哪个侍女也是瞎话。六个侍女中，小红最出息，最有才，最聪明，也最勤劳，所以也最受八爷宠爱。在八爷家，小红什么都干，她为八爷烧火、做饭、沏茶、点烟、捶背、熨衣服。每当八爷写字画画的时候，小红总是恭恭敬敬守在八爷身边，为八爷铺毡子，研墨，打水，挤水色。八爷不收徒弟，却喜欢教小红画画。小红也心灵手巧，八爷一点就通，教什么会什么，她仿八爷画的《八骏图》可以以假乱真，若非高手很难识破。小红就是这样绝顶聪明，她每天伺候着八爷，那娇滴滴的声音，甜甜的，柔柔的，非常腻人，这也是使八爷的老年生活时时激情燃烧的诀窍，所以他的《八骏图》越画越有特色，越画越炉火纯青，很有卖相。
       春天一到，大街上柳絮飘飞，天津卫顿时热闹起来。
       偏偏这时，卢沟桥上一声枪响，抗日战争爆发了。
       占领天津的日军有一个叫龟田的副司令，住在海光寺。战前，龟田在东京国立大学学华语，对中国的书画造诣很深。龟田在占领军任副司令，日军占领天津后，很快就打听到八爷。他让翻译官佐藤，数次登门拜访八爷，想请一幅八爷画的《八骏图》。那是个秋风萧瑟的日子，大街小巷都落满了凋零的枯叶。室内也冷冰冰的，像地窑子。佐藤走后，八爷气狠狠地往地上啐一口唾沫。
       八爷对小日本早就深恶痛绝，但是又不能得罪他们。几次婉拒龟田后，八爷实在无奈，就让小红替他代笔，画了一幅《八骏图》，让日本翻译官带给了龟田。
       是日傍晚，日军司令部内，对中国翰墨造诣很深的龟田，拿着放大镜研究着翻译官带来的《八骏图》。他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倒不是马画得有毛病，可就是那八匹马均是老态龙钟，背景的青天上白日冉冉落下。毋庸置疑，那八匹马象征他们大日本皇军，而那青天白日毫无疑问就是他们大日本帝国了，龟田立即恼羞成怒：“八爷，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
       龟田一声令下，八爷便以“诈骗罪”被关到海光寺日本特务队。翌日，全天津卫的日本兵倾城出动，将八爷所有在古玩字画店里的字画全部搜走。自此，八爷画的《八骏图》在天津卫市面上再难看到。各个商家也纷纷将八爷的笔墨摘去，怕招惹是非。
       八爷被关进海光寺日本特务队后，细雨不停地飘着，又密又细，越下越凉。八爷的亲朋好友烦人走路子，想把八爷保出来，却怎么也说服不了龟田。八爷的四个女儿、女婿和侍女们也是办法想尽，无计可施。
       一日，小红挺身而出，来到海光寺日本特务队，要求侍候八爷。小红年轻漂亮，肤色白皙，如花似玉，蓬松的头发漆黑如墨。
       龟田让特务们把门打开，把小红放进来。那夜，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天空昏暗无边，雨声里似有鬼抽泣。小红在龟田的屋里交涉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升到三竿子，小红这才从龟田的屋里出来。雨浇霜打似的，一脸疲惫。龟田下令放了八爷。
       
       宋秃子见到八爷的时候，他哭了。除了他头上一闪一闪的亮疤，再有的就是一闪一闪的泪光了。
       绵绵秋雨不停地飘着。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塌下来一般。
       这一天，宋秃子平生第一次在给八爷剃头时没有听到八爷哼唱《四郎探母》，他一边给八爷剃头，一边流着眼泪。那大滴大滴的眼泪小溪一样地顺着八爷的头流到八爷的嘴里，八爷说：“小秃子，你哭啥？”
       宋秃子说：“八爷，你一定在日本特务队吃了不少苦吧？”
       八爷说：“我日他小日本的奶奶！”
       这也是宋秃子第一次听到八爷骂人。
       八爷从海光寺日本特务队出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并宣布挂笔，不再写字画画。
       那小红在八爷家呆了不久，就离开了八爷家，据说出家当尼姑去了。
       膏药旗在中国这片国土上降下去的时候，八爷迎来了他84岁的生日。那是5月21日，八爷生日前的一天，晴空万里，一股清爽爽的春风吹进了八爷家的大院。
       一大早，八爷家大门外就“嘀铃铃”地响起了人力胶皮车的车铃声。侍女们知道，这是宋秃子来爱新觉罗家给八爷催生吃饺子。
       是年，宋秃子已经56岁，身体却远远不及八爷硬朗。一双混浊的眼睛像是蒙上一层厚厚的霜。当时，宋秃子不知道那就是白内障。两眼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即使这样，宋秃子还是照样给八爷剃头刮脸。八爷呢，非宋秃子他是不肯轻易剃头刮脸的。
       尽管宋秃子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但他还是特别愿意为八爷效力。他为八爷服务了近50年，八爷身上哪块地方平，哪块地方凸，哪块地方长个痦子疙瘩，他都了如指掌。正因如此，宋秃子瞎了一双眼，仍可以为八爷剃头、刮胡子。八爷习惯了宋秃子剃头、刮胡子的手法。
       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宋秃子的头发已经没几根了，他的秃头光溜溜的，像个葫芦瓢。受穷，患病，经历坎坷，使宋秃子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头发没了，腿脚也不利落了，手上的老筋像爬满了蚯蚓，脸上的皱纹像盛开的菊花。每每看到宋秃子这种老相，八爷就会叹息，一声接一声，然后就怅然若失地说：“小秃子，你是心气不整啊！”
       这句话说到宋秃子的心底里。情到深处，宋秃子的一双老眼泪水涟涟，最后竟“嘀嗒嘀嗒”地流得一塌糊涂。
       八爷看了一眼宋秃子，他今天换了一身新衣服、新鞋，只是一双浑浊的眼睛像两口枯井，一点光亮也没有，八爷的心禁不住猛地一沉。就是在这天，八爷一反常态，主动让宋秃子为他剃头，重新哼哼起《四郎探母》。宋秃子听得十分开心，十分投入。他见八爷开心了，也一改平时的沉默寡言，变得心花怒放，他又像原来那样，滔滔不绝地把一个星期所听到的新闻像讲故事似地讲给八爷听。
       这次给八爷理发、刮完胡子回家后，宋秃子坐在屋里一句话也没说。喝了杯水，宋秃子无缘由地流了许多泪，然后不声不响地躺在床上，悄悄地睡下了。宋秃子这一睡，就永远睡了下去，再也没能醒来。
       翌日是八爷的生日。这天夜里，八爷做了一个恶梦：他梦见一只苍鹰在头顶上飞着飞着，突然折翅掉了下来，变成一条鱼，在岸上张大腮吃力地喘息着，一口、一口、又一口。八爷梦醒后，回忆起近乎要忘记了的残存记忆，越想这个梦越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到后花园去练太极拳，而是坐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地想着心事。透过落地窗，太阳红彤彤的，四周布满了粉红、橘黄的光晕，看上去很不真实，像一幅水彩画。
       小花、小叶、小兰、小翠、小娇早早就起了床，八爷的四个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外孙女也早早地来了。八爷坐在太师椅上，像木偶似地任凭全家人怎样精心打扮着他，他依旧沉着脸，一句话不说。许久许久，他才问：“宋秃子怎么没来？昨天说得好好的，他今天一早来……”八爷喃喃自语，“往年，他都是第一个来的啊！”
       就在这时，宋秃子的老儿子宋石头披麻带孝地闯进八爷家，八爷一家人这才知道，宋秃子今天凌晨4时16分长眠了。
       八爷听到这消息，蓦地觉得胸膛“扑通”一声，那拳头般大的心脏似乎陷到腹膛里一般。他眉头微颤，悲哀的情绪像大水一样将他淹没。许久许久，他才老泪纵横地兀自叹息道：“阎王爷，你一天派出这么多的小鬼来人间收人，不收别人，咋就单单把宋秃子领走呢！他受了一辈子的罪，还没享过福呢！”
       说完，八爷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再也不说话了。
       悲哀情绪如海潮般消却后，八爷慢慢平静下来。他脱下女儿们刚刚给他穿上的过生日的红长袍，迈着步子缓缓回到自己的房间。
       八爷一坐，不吃不喝，就是一天。
       又一天。
       任凭家人怎么劝八爷，让他离开自己的房间，出去到户外走走，散散心，八爷就是不听，就是不肯离开自己的房间。
       这样挨到了第三天黄昏。落日悄悄地把最后的一丝残阳收尽的时候，华灯初上，微弱的灯光轻轻跳跃着。到了午夜万籁俱寂之时，天津城北门，给宋秃子送葬的队伍缓缓而行。随着熊熊烈火，人们哭喊着宋秃子的名字。
       这时辰，八爷家的小叶，端着莲子汤，推开八爷屋的大门，见八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喊几声“八爷！”八爷不理，小叶这才发现八爷已经死在那里，人早已没了气息。
       八爷的葬礼很盛大。
       八爷没有儿子。是郑三麻子打的幡，这也算是他对八爷的一种报答吧！
       签有八爷名字的《八骏图》至今还流传在天津民间。有人说，这是八爷的真迹，也有人说，是小红画的；不管是八爷画的，还是小红画的，能值20万元。一般仿造得不错的赝品也值5000元。不过，街上到处卖的八爷的《八骏图》几乎全是赝品。
       警士宋绍博
       1917年腊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冬日。天阴沉沉的，硬风卷着枯树枝，枝头的冰溜儿纷纷削断，玉剑似地射向地面。就是在这冰冻三尺的日子里，22岁的宋绍博由在英国工部局当翻译的姨夫马洪顺领着来到工部局。
       宋绍博是天津东郊军粮城人，16岁在庄子里被抽丁，送到袁世凯为清朝皇家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当兵。1916年，在一片唾弃声中，袁世凯像一只被击中的乌鸦，从洪宪皇帝的宝座上一头栽下来，病死在北京。宋绍博从直系军队里开小差逃到天津城西北角，投奔到在这里居住的姨夫马洪顺家。
       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太阳从西边刚刚落下去，马洪顺一拉门，见是宋绍博失魂落魄地立在门外，吃了一惊。马洪顺曾在军队里当过差，知道开小差若是被抓，会遭杀身之祸。情急之下，想到英国工部局正在招考巡捕，这不正是外甥躲避风险的藏身之地吗？就灵机一动，打定主意。
       翌日一大早，马洪顺便带着宋绍博来到英国工部局。马洪顺见到一个高个英国佬，悄悄对宋绍博说：“绍博，这位英国人就是这里的头，叫米斯特顿。”姨夫说着，走近米斯特顿，指指宋绍博，和米斯特顿嘀里嘟噜说了一些外国话，宋绍博别的没听清，只听清两个字“考巴”。
       姨夫走过来的时候，宋绍博小声问姨夫考巴是什么，姨夫轻声对他说：“考巴就是巡捕。”
       宋绍博刨根问底地又问：“巡捕是什么？”
       姨夫说：“傻小子，巡捕是租界地的警察！”
       说话间，英国佬米斯特顿指了指磅秤，让宋绍博站上去。宋绍博不解地看看姨夫，马洪顺说：“让你量量体重！”量完体重又拿皮尺量身高。身高1米78，体重110斤。英国佬一边满意地点点头，一边递给宋绍博一张印满英文的白洋纸大卡片，姨夫替宋绍博填好后，英国佬俯视着宋绍博，赞许地点点头，又和马洪顺说了些什么。
       姨夫马洪顺脸上堆满笑，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米斯特顿走后，马洪顺就对宋绍博说：“绍博，恭喜你，你被录取了。米斯特顿对你很满意，他让我给你找个保人……”
       
       马洪顺说着，就拿着英文保单带着宋绍博匆匆来到法国菜市，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一个老表，让他在保单上画押签了字。
       这天，对宋绍博来说，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晚霞红得像是快要熄灭的篝火，宋绍博的心里像火一样激动。他庆幸自己不仅逃过人生的一大劫难，而且成为英租界的一名考巴，谋到了在警务处负责租界里的治安保卫工作。他每天巡逻站岗，收入不菲。
       那年头，英租界大多住着有钱人，军阀官僚、富商买办，不管是谁，只要肯出大价钱，都可以向英国工部局申请，雇佣警察在他们的宅院大门口站岗护院，对财产和人员予以特殊保护。在工部局做巡捕的有华人，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相比，英国人对印度人比较信赖，负责巡查的大多数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工部局的纪律森严，误岗、吃私，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坐牢。
       宋绍博在部队里当过差，接触的人很多，处世就圆滑。他在董事道上没干上半个月，就和这里的地痞、混混打成了一团，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不过，好事往往难以成双。工部局有个叫瓦杰的印度巡捕，不知为什么特别讨厌宋绍博。总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挑宋绍博的错儿。宋绍博是个性子暴躁的人，一次与瓦杰发生争执，吵了几句，两人就动手打起来。宋绍博把瓦杰打得鼻青脸肿。瓦杰就去工部巡捕头头梁家萍那儿告状。
       瓦杰和梁家萍关系不错。这梁家萍长得格外单细，像颗豆芽菜。灰色的面容，细小的眼睛，塌陷的鼻子，仿佛淤积了黄泥的大马牙，还有那如刀削了一样的尖下巴，好似一尊刚刚出土的兵马俑。
       梁家萍是个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人，他把宋绍博叫到办公室，“兵马俑”愤怒了，他一见宋绍博的面，就破口大骂，骂得宋绍博狗血喷头，一向伶牙俐齿的宋绍博在自己的上司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啦。临出门时，梁家萍警告宋绍博：“我告诉你宋绍博，你年年轻轻别七个不行乎八个不在乎，总想跟我耍心眼动心计。巡捕这碗饭你要想吃得长远些，就好好干；否则，别怪我梁家萍翻脸不认人！”
       从梁家萍的办公室出来，宋绍博感到这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冷得他直缩脖子，他被派到海大道三段小白楼放流动岗。一脸沮丧的宋绍博正在街上闲逛，印度巡捕瓦杰阴冷着脸走了过来，不怀好意地笑着。那种笑，很有内容。他挨了宋绍博的打，却一点也不怵宋绍博，还想没事找麻烦。
       恰在这时，先农里俄国澡堂子的水车从岗旁经过，车上的水箱漏了，车把式不知道，水嘀嘀嗒嗒流了一地。正是滴水成冰的日子，很快就在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瓦杰指着宋绍博的鼻子，说：“姓宋的，你这是玩忽职守，不想吃这碗饭了。这水滴了一地，结成薄冰，别的车还怎么走？你告诉拉水的，赶紧把水箱修好；水箱不修好，别再从这儿过了！”
       宋绍博知道瓦杰有后戳儿，不敢跟他顶嘴，他就拿拉水的车把式出气，他拦住水车，上前质问车把式：“水箱漏水你知道不知道？存心捣乱是不是？想把道路搞滑，让别人走不了路？我可告诉你，这水箱不修好，你从今以后甭打算从这儿经过了……”
       宋绍博没想到，车把式不知为什么，比他的火气还大，他一边吆喝住牲口，把马车停到路边，一边拉住手闸，指着宋绍博的鼻子说：“你一个小警察，有嘛牛气的？你哪这么大的火气？早晨起来吃多了是不是？你不让我从这儿经过？你有这么大的道行吗？你敢！”
       车把式这么一说，宋绍博更来气了，他涨红着脸，针尖对麦芒地说：“你他妈的一个臭车把式还挺牛？我不仅要扣你的车！还要罚你款！”
       “你敢？”车把式寸步不让。
       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吵得激烈。
       站在一旁的瓦杰，不怀好意地冷笑，光看热闹，也不劝架。
       宋绍博哪里知道，俄国澡堂子的老板和他的顶头上司梁家萍是拜把兄弟。水车一赶进工部局的大院，梁家萍的脸就立刻沉了下来。瓦杰和梁家萍咬了一会儿耳朵，也不知对梁家萍说了些什么坏话，梁家萍就怒气冲冲奔宋绍博走过来，指着宋绍博的脸，愤怒地说：“姓宋的，你他妈的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水车漏得这么厉害，你让它赶进院来，是不是想给我‘戴眼罩’，砸我的饭碗啊？”
       梁家萍说着，对车把式说：“你赶紧，赶紧把水车赶到院外去！”
       那车把式不依不饶地对梁家萍说：“梁哥，这不是我要来的，是他让我来的。他不是存心捣乱吗！”说着，他指了指宋绍博，挑拨离间地说，“梁哥，这可是他让我给你添腻歪的啊！”
       “走！走！走！”梁家萍说，“你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这时，宋绍博发现瓦杰站在白玉兰树下偷偷笑。见宋绍博向他这边看，瓦杰得意洋洋地吹烟圈。宋绍博知道上了瓦杰的当了。霎时，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骂了句“日你妈妈”。
       果然，姨夫马洪顺被叫到梁家萍的办公室。
       马洪顺和梁家萍都在工部局给英国人做事，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吃过几次饭，多少有点私人交情。宋绍博和印度巡捕瓦杰吵架就犯了大忌，再加上动手打人，按照工部局内部规定，宋绍博是要被关押治罪的。但是，看在马洪顺的面子上，宋绍博被从轻发落，从此丢掉了这个月饷8元每天能有6元外快的职业。
       宋绍博一下子成了个无业游民。成天到东浮桥大局子，也就是天津市老警察厅对面的空场地上混着玩。这里聚集着许多闲散人员，摔跤的、练武术的、踢毽子的、举礅子的、练石锁、驯狗玩鸟的，各种各样的人，三教九流。
       宋绍博是个福将，仰仗着他英俊帅气，个子高，体型好，来这里不久，就被警厅厅长杨以德的人看上，选中。经过培训，被编到天津警察厅差遣队。
       天津警察厅差遣队共有400人，8个队每个队50人。其中有4个队在警察厅听候差遣。差遣队员们穿的制服非常讲究，冬天是清一色的黑呢子警服，夏天是清一色的白卡叽制服。警服是按每个警员的身高、体形，量好由名裁缝制作的。穿在身上，合体、挺括、帅气，风度翩翩。称为“差遣队”，其实就是给天津军政各界的达官显贵的宅邸站岗护院当保镖。
       因祸得福，宋绍博有幸在杨以德手下当差。
       当时，警察厅杨以德在天津有财有势，苦心编织了一个关系网。靠着这个关系网，杨以德就犹如一条轻巧的大鲨鱼，体态俊美地在海河一带游弋，总能够到达水草丰美的水域。杨以德好摆排场，当年，在天津当官的坐小轿车的除了省长曹锐，再就是杨以德了。
       宋绍博没见到杨以德之前，对这个天津警察厅厅长充满了敬佩之情。然而，真正和杨以德接触后，之前所有的好印象都破灭了。当时，杨以德为了攀上段祺瑞这个高枝儿，他不仅拜段祺瑞的母亲为干娘，还派宋绍博为座落在秋山街的段公馆站岗放哨，当保镖。
       很难想象，平时趾高气扬的杨以德，一见到段祺瑞的老娘———段老太太，挺直的腰板立刻弯得像只大虾，嘴上似抹上了蜂蜜，满口的甜言蜜语。一双眼睛笑眯眯地盯着段老太太的脸，“老娘”、“老娘”甜甜地叫个不停，听得宋绍博都恶心得不行。
       宋绍博给杨以德当差的转年，也就是1922年春天，杨以德一手操办“赈灾义演”，为去年秋天遭水灾的人募捐，准备邀请北京和天津的京剧名角在南市广和楼演出。
       杨以德“赈灾义演”，忙坏了一百多名差遣队队员。他们拿着戏票，到各大商号、公馆推销。票价不菲，池座为1元，包厢分25元、50元两种。
       警察厅常年派警察给阔佬们看家护院，让他们享受特权，现在警察厅厅长“赈灾义演”，正是他们向警察厅献媚表现的机会，不仅可以讨好杨以德，还可以沽名钓誉，落个慈善的好名声。只几天的工夫，几千张戏票就被警察们推销一空，票价只涨不落。
       
       当然，段老太太是不需要花钱看戏的。
       杨以德把最好的戏票交给宋绍博，让他送到段公馆，交给他的干娘段老太太。宋绍博哪敢怠慢，立刻把戏票送到了段公馆。
       段公馆，段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喝着龙井茶，听着电匣子。段老太太从宋绍博的手里接过戏票，放在八仙桌上水果盘旁，眼皮撩了撩，漫不经心地问宋绍博：“你给你们杨厅长捎个口信，说干娘真心谢谢他了；我指不定去不去，家里有事儿，就不去；没事儿，也可能去。”
       宋绍博忙点头称是，说：“段太太，我一定把您的口信捎给我们杨厅长……”
       “别让杨厅长特意用车接我———”
       “是……”
       “别让杨厅长特意等我———”
       “是……”
       段老太太说是不去看戏，然而，当压轴戏快要上演的时候，一辆豪华的马车响着悦耳的铜铃翩然而至———段老太太来看戏了。一阵吆喝声后，段老太太由两个老妈子搀扶着，款款地走进广和楼。在包厢里落座后，女服务员将小吃、水果、瓜子、花生端上来，将茶倒上。段老太太一摆手，让女服务员退下。老妈子把香烟递到段老太太的手里，火柴“嚓”地一响，桔黄色的火苗就像蜜蜂飞到花朵上一样，将段老太太手中的香烟点着了。
       段老太太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正欲把目光投向大舞台，她下意识地伸手往上衣襟里一摸，蓦地，她像丢了什么似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惊慌失措，四下里寻找张望着。
       当时，守在一旁的宋绍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俯在段老太太的耳旁，低三下四地问：“老太太，您怎么啦？有事吗？”
       段老太太懊丧地一摆手，没有说话。
       原来，段老太太身上戴的一挂挖耳剔牙用的镶金嵌玉“耳饰”丢了。这挂“耳饰”是杨以德不久前孝敬给段老太太的。据说，这挂“耳饰”是慈禧太后生前的爱物，慈禧太后死后，随她一块下葬。后来，慈禧太后的坟墓被盗，这挂“耳饰”就流落到民间。最后又流落到一位天津阔佬的手里。因为阔佬的儿子杀人犯了死罪，阔佬将“耳饰”孝敬给杨以德，保全了儿子一条性命。杨以德是何等聪明，他粗中有细，也知道这挂“耳饰”极其珍贵，为讨段老太太的欢心，还是忍痛割爱，将这挂“耳饰”送给了段老太太。
       因为是慈禧太后生前的爱物，段老太太对这挂小巧精美的“耳饰”爱不释手，平时很少戴，只是重大场合才戴。这天看戏临出门前，段老太太斟酌再三，戴还是不戴。哪曾想，戴上了，却不知什么时候让人偷走了。
       宋绍博见段老太太失魂落魄的样子，也急得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段老太太怒气冲冲地对宋绍博说：“叫你们杨厅长来见我！”
       杨以德闻讯赶到，见到段老太太后，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满脸陪着笑容，卑躬屈膝地问：“娘，儿子不孝，刚才去应酬，慢待了您老人家，您老人家千万别怪罪啊……”
       段老太太倒也通情达理，说：“儿啊，你是场面上的人，各个方面都要应酬，我不为这事儿怪罪你。”
       “那您老人家这是生的哪家子气呢？”杨以德满脸堆笑地问，扭头对身后的警卫人员说：“去，远处站着去，别给我添堵！”又凑近低声问段老太太，“娘，您到底是怎么啦？为嘛生气？”
       “你送给娘的那挂‘耳饰’让人偷了！”段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说。
       杨以德这才知道段老太太丢了心爱之物。他用恶狠狠的目光瞪了宋绍博一眼，问：“怎么回事？我老娘的‘耳饰’在什么地方丢的？让什么人给偷走啦？”
       宋绍博见杨以德跟他吹胡子瞪眼睛，吓得战战兢兢，忙哆哆嗦嗦地说：“不，不，不知道……”
       杨以德凶巴巴地说：“不知道？这也是你说的话？你还是个差遣队员呢？我看你是个草包！屎蛋！去！一边站着去！”
       宋绍博只好乖乖地退到一边。脑门上沁满汗珠。
       杨以德没头没脑拿宋绍博撒了一通气后，见段老太太还在生闷气，就讨好地说：“娘，您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您一急，儿子就坐不住了。不就是一挂‘耳饰’吗？请老娘放心，儿子就是在天津城掘地三尺，也要大海捞针把您的‘耳饰’找回来。”杨以德说着，又问段老太太，“娘，您老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线索？”
       段老太太皱着双眉想了想，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对啦，我刚才下车走进广和楼的时候，一个小男孩从我的胳肢窝底下钻了过去。会不会是这个孩子偷走的？”
       “噢。”杨以德若有所思地说，“娘，请您放心，我一定把‘耳饰’找回来；不找回来，就没脸再见您！”
       杨以德即使这样百般讨好段老太太，段老太太还是不买他的账。说话间，段老太太站起身来，双手抚了抚一头的银发，欲起身离开包厢。杨以德忙搀扶住段老太太，和颜悦色地说：“娘，这么好的戏，来的都是名角啊，您老人家真的不看啦？”
       段老太太无精打采地说：“这么贵重的宝贝都丢了，谁还有心思看戏？唉，真是丧气啊！”段老太太说着，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包厢。
       送走了段老太太，杨以德脸上的笑容还未散尽，回身就扇了宋绍博两个大耳光子，打得宋绍博两眼冒金星，一边不住地给杨以德敬礼，一边解释道：“杨厅长，我失职，我失职……”
       杨以德怒气冲冲地对差遣队队长说：“关他的禁闭！”说完，忿忿地走出包厢。
       “赈灾义演”结束后的当天夜里，天津城莫名其妙地响起了长长的警报声。警报响起的时候，杨以德正在警察厅召开紧急会议，限令侦缉队队长5天内破案。杨厅长着急了，侦缉队队长能不着急吗？当天晚上，侦缉队队长宣布：停止一切警员休假。侦缉队出动全体队员，日夜奋战，还调动所有的“线人”，撒下天罗地网，在天津城开始地毯式搜寻活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段老太太丢失“耳饰”的第3天，侦缉队员根据线人提供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南市一家下等妓院的一个叫姚凤梅的妓女的手中找到了这挂“耳饰”。
       在侦缉队员的追问下，姚凤梅小姐坦白说，这挂“耳饰”是三不管一个叫蝙蝠神偷的人馈赠给她的。顺藤摸瓜，侦缉人员在翠花楼抓到了蝙蝠神偷，带进警察厅，交由差遣队办理。
       差遣队又称“保护地方治安队”，也就是所谓的“保安队”。当时，由于杨以德手眼通天，所以警察厅的职权范围很宽，除了铁路不归杨以德管，他什么都管。户籍、交通、刑事、司法，抓人、杀人，无所不能。在警察厅的后院，有一排房间，既是拘留室，又是牢房，一些人触犯了法律，有门头子的，关一段时间，就转到西头监狱；没门头子的，拉出去给一颗枪子，然后埋到乱坟岗子，也是常有的事。
       蝙蝠神偷早就知道保安队的厉害，不过栽在他们手里，还是第一次。蝙蝠神偷开始就是不招，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一顿爆打，蝙蝠神偷终于吃不住劲了，最后供出是其指使10岁儿子小蝙蝠干的。
       杨以德怀揣着段老太太的心爱之物———镶金嵌玉的“耳饰”，来到秋山街段公馆。一见段老太太，杨以德便眉开眼笑地对段老太太说：“娘，这挂‘耳饰’完璧归赵，您老人家就别生气啦！”
       “我哪里有那么多的气？不生气啦！不生气啦！”段老太太见了她心爱的宝贝，脸上现出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说着说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杨以德，“儿啊，那个叫宋什么博的警士，这几天怎么不见他啦？是不是让你给调到哪里去啦？”
       “我已经关了他的禁闭！”杨以德实话实说。
       “算啦，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大的关系。”段老太太说，“还让他到这儿来站岗吧！这小伙子挺机灵的，我挺喜欢。”
       段老太太的一句话，救了宋绍博。
       杨以德和段老太太山南地北地聊着天，聊着聊着，段老太太又把话题转到她的“耳饰”上，段老太太问杨以德：“儿啊，我就纳闷，那个小顽童是怎样把老娘的‘耳饰’偷走的呢？”
       
       杨以德逢迎地说：“娘，您不知道，那小孩人小，心大，是个‘精豆子’，人精得很呢！”
       “是吗？”段老太太一听这话，立刻来了精神，兴致盎然地说，“我今天特别高兴，打算晚上到广和楼看戏，你让那个‘精豆子’来见见我。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精！”
       杨以德爽快地说：“行！”想了想，杨以德又凑上去为段老太太出主意道：“娘，您不是觉得特别稀奇吗？儿子再让那小精豆子偷您一次，让您老人家也长长见识，开心解解闷儿！”
       段老太太一听觉得新鲜，乐得合不拢嘴，就一口答应下来。
       春天，北方的沙尘暴又开始肆虐，黄风舞着沙尘吼叫着，钻进宋绍博禁闭的房间，一声又一声，让宋绍博好烦心。宋绍博想起自己无缘无故被禁闭，泪水汹涌而下。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他被告知，段老太太在杨厅长面前说了他的好话，他现在就可以回段家站岗了。
       宋绍博又惊又喜，晚饭都顾不得吃，连忙整装赶到段家。
       晚上，无风，月儿圆圆大大，像个银盘。华灯初上，天津城的傍晚显得很静谧。段老太太坐着她的铜铃大马车来到广和楼门前的时候，杨以德早早就恭候在戏楼门口。杨以德拉开马车大门，毕恭毕敬，一弯腰，深深地给段老太太施了一礼，说：“娘，您老人家来啦！”说着，前靠两步，就扶段老太太下车。
       这时，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小男孩从一旁跑过来，想从段老太太的胳肢窝下钻过去，段老太太似乎早有防备，预感到了什么，一把抓住小男孩。
       杨以德就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小男孩，诙谐地说：“小蝙蝠，你小子这回臭美不了了吧？让老娘逮个正着！”
       那小蝙蝠倒挺乖，深深地给段老太太鞠了个躬，说：“奶奶，是我窃了您的‘耳饰’，我对不起您了！我向您赔礼道歉了！”
       段老太太欣喜地看着小蝙蝠，见他长得很漂亮，一双黑眼睛水灵灵的，就爱抚地摸着他的头，说：“宝贝儿，你真聪明，把‘偷’说成‘窃’；你心眼这么活，为什么放着好路不走，光走歪门斜道呢？”
       小蝙蝠嘻嘻地天真一笑，说：“奶奶，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改邪归正，不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再也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了！”小蝙蝠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段老太太磕了个响头。
       段老太太含笑点了点头，转身出了院门。
       宋绍博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怎么看这场面，怎么像一场闹剧。他凄然地笑着，哭笑不得地陪着段老太太和杨以德步入广合楼戏院。
       一阵爆脆的锣鼓响过之后，由天津京剧名角六翠红和北京名角小萝卜上演《霸王别姬》。偏偏这时，宋绍博看到戏院其中一个包厢里坐着英国工部局巡捕头头梁家萍和印度巡捕瓦杰，他们正陪着英国佬米斯特顿着迷地看着戏。
       这时，宋绍博无意之中，还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中夹杂着一张熟悉的面孔：河东十三少！他心中一喜，吃惊不小，就想上去和河东十三少打招呼。
       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宋绍博的肩膀，宋绍博吃了一惊，扭过头一看，竟是姨夫马洪顺。马洪顺贼头贼脑地看了看四周，然后附在宋绍博的耳朵旁悄悄地说：“绍博，你知道不知道，前些日子，英国工部局梁家萍那帮人和特务队共同行动，把河东十三少他们的几个小哥们给‘办’了，河东十三少这帮人哪肯吃这种亏？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河东十三少的人，弄不好要闹事。你前些年和河东十三少的人打得火热，今天如果出事，这乌纱帽可就难保。与其提心吊胆如走钢丝，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吧！听我的，不会吃亏的！”马洪顺语重心长地说。
       宋绍博听了姨夫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他四下看了看，待姨夫一走，便开溜了。走出广和楼大戏院，来到一个僻静处，宋绍博将警帽一摘，警服脱下来，一卷，扔到胡同的黑暗处。来到路灯下，抬手招呼了一辆胶皮车，坐了上去，说：“老龙头火车站！”
       月亮很小，却异常皎洁。胶皮车风驰电掣般向老龙头火车站奔去。风迎面吹来，顺着衣缝往胸窝里钻，很凉很凉。
       走着走着，宋绍博就听到身后响起了爆竹般的枪声。他知道广和楼戏院那边，准是河东十三少的人马和英国工部局的巡捕火并起来。
       宋绍博暗自庆幸，自己听了姨夫的话，不然，不知又要惹出什么大祸，闹不好还要掉脑袋呢！
       宋绍博的姨夫马洪顺料事如神，就在这天晚上，河东十三少的人马的确和英国工部局的人火并起来，双方都开了枪，死亡异常惨重。
       后来，天津特务队几经周折，通过“线人”终于找到了拉宋绍博去老龙头火车站的那位胶皮车夫，才得知宋绍博是在当天晚上乘火车，去了沧州。
       沧州这么大，找一个化了装的宋绍博简直太难了。宋绍博到底去的是不是沧州，也很难说。说不定他去了德州等地方。假如宋绍博隐姓埋名，那就更难寻他的踪迹了。这样，宋绍博的出走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不过，许多年以后的1949年，在攻打天津的杨柳青的八路军队伍中，已经成为国民党守军团长的梁家萍，在杨柳青前沿阵地，看到一位共产党前头部队的中年团长长得酷似宋绍博。
       梁家萍本想和这位曾经是自己部下的人会一会面，然而，不久他就稀里糊涂成了共产党的俘虏，他就再也无法搞清他所见的八路军团长是不是宋绍博了。后来，这支攻打杨柳青的前头部队，在占领天津后不久，就南下了。
       宋绍博的情况到底怎样，就无人知晓了。
       施小辫子
       老天津卫，家中死了人，或是病人病重行将入木，第一件大事就是找杠房料理丧事。那时的杠房就如现在的殡仪馆。假如死者咽了气，家人就穿上孝衣，披麻带孝来杠房报丧，首先报知丧主的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门牌号码，然后告知丧葬规格。杠房的人根据死者家属的具体要求，带着“板”和“凳”来到事主家料理丧事。假如人尚未咽气，杠房的人就在下房里坐等。一边抽烟，一边山南海北地聊着天。等人咽气后，杠房的人趁死人余温未落，忙着给死人净身，穿“装裹”。停板、预殓后，如果事主家有要求，杠房的人就在丧主家看尸、守夜。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秋日。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到了早晨，天津卫的大街小巷都积满了雨水，汪洋一片。墙子河的水流出河道，水上面飘着各种浮物：死人、死禽、桌椅板凳。早晨8点钟。大同桥畔，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天津卫第一家“大事全”杠房———“施家福寿全杠房”开业了。从门牌的字匾上，和100年前北平西单牌楼的“施家福寿全杠房”一模一样。北平的“施家福寿全杠房”和天津的“施家福寿全杠房”到底是不是一脉，后人并未考证，但据杠房老板施小辫子说，他祖父在北平的“施家福寿全杠房”当过差，参加过慈禧太后、隆裕太后、光绪皇帝的“皇差”，革命家孙文先生在北平去世后，施小辫子的祖父还抬过孙先生的棺材呢！
       史书上记载，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北平施家福寿全杠房的确操持过这些轰动一时的丧事，但有没有施小辫子的祖父参与，还是无从考证。
       满族本无厚葬之俗，先世盛行火葬，其骨灰放在黑色或灰色的陶制坛子里，深深埋在黄土之中，这就称得上厚葬了。满族入关后，清朝帝王鄙视自己的丧葬习俗和传统文化，崇尚汉族丧葬民俗，随即颁布皇令，将本族世袭多年的火葬改为土葬。从此，京城便形成了满汉合璧的丧葬习俗，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行业———杠房业。
       辛亥革命，帝制被推翻，随着一些皇室、王公、八旗子弟逃往天津，在海河两岸安家落户。施家先辈们看中了天津这块风水宝地，就从京城来津投资培植天津杠房业，使得该行业逐渐在天津红火起来。
       天津福寿全杠房的老板姓施，名舒騡，因为留着一个小辫子，故人称施小辫子。施小辫子自幼体弱多病，家人带着施小辫子到雍和宫请大喇嘛为施小辫子算命，大喇嘛看了施小辫子的手相和面相后说，施小辫子不适宜在京城生活谋事，倒是可以在72沽的天津谋发展，于是，先人就在天津购置了一所房子。施小辫子从京城来津居住，一直住在城东北角。初中、高中都是在天津穆文中学读的，毕业后，就闲赋在家。
       
       施小辫子整天无所事事。夏天还好过，读书，看报，到书场听书，到户外逛街，看看花鸟鱼市，凑凑热闹，日子过得倒也快；可是到了冬天，日子就显得难过了，尤其是下雪的日子，户外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积雪需要十多天，甚至更多的日子才能融化。这段时间，就不得不寂寞地呆在屋里，苦熬着等待积雪一点点地融化。严冬的西北风是何等的凛冽，刮得玻璃窗呼呼地鬼叫，施小辫子坐在屋里更加寂寞难熬。
       日子如白开水般平平淡淡地一天又一天过去。那天，施小辫子的父亲老施小辫子从京城来到天津卫。那个黄昏，父亲的身影贴在白墙上，一动不动。当着施小辫子的面，父亲对施小辫子说：“你要是再这样无所事事地吃喝玩乐下去，早早晚晚会成个废人。”
       施小辫子一边心不在焉地用手捋着小辫子，一边对父亲说：“父亲，其实，我也真是待腻了，只是想不好干些什么事才适合我。”
       父亲说：“干什么？你又能干什么？这不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你说，我们施家人能干什么？你还是要干我们施家的老本行———杠房。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许多在京城做大官的人，下台后，从台前走到幕后，都是在天津买房买地，安度晚年。受京城的影响，将来天津的杠房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您这样说，有根据吗？”施小辫子小心翼翼地问父亲。
       父亲说：“当然有根据。前年春天，天津八大家卞家老太太死后，想在老家办丧事，请的就是咱们京杠。”
       施小辫子问父亲：“京杠分32人杠、48人杠、64人杠。卞家请的是哪个档次的杠？”
       父亲说：“卞家请的是64人‘如意杠’。此杠一般的大户人家都用不起，就更别提小户人家了。64如意杠，杠头呈如意状，上面刻着八仙过海的图案，饰以六遍金漆。当时，如意杠围着天津卫绕城一周，在老龙头火车站运上火车皮启程，前往江苏武进县，火车到站后，继续抬，直到目的地。全程1000多公里，64杠，分三套人马，192人轮流抬，其丧葬规模之宏大可略见一斑。仅办此一件丧事，我们施家就能维持杠房的半年开销，你说，办杠房赚不赚钱？”
       父亲的一番话，使小施小辫子陷入沉思。他的小辫子一甩一甩的，若有所思定睛望着父亲。许久，他这才说：“父亲，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就按您说的办，我也干杠房。”
       施小辫子说完这话不久，“施家福寿全杠房”在海河边开业了。历史记下这一难忘的日子，1924年6月6日。
       “施家福寿全杠房”在墙子河大同桥畔开业的时候，施舒騡，也就是施小辫子，年仅23岁。矮矮的个子，身高不过1米60，大棺材头一样的脸庞，“豆芽菜”一样的身材，两条腿还有些罗圈。尽管年岁很轻，但施小辫子却聪明好学，他是杠房的经理，但是师傅们外出干活，他总是跟在身边，不耻下问。仅几年的工夫，杠房里大大小小的“忌讳”，他便了如指掌，干起“活儿”来，轻车熟路绝不比哪个师傅次。
       施小辫子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给死人穿装裹。从丧者家属的手中接过装裹后，施小辫子习惯一甩小辫子，而后熟练地往装裹上吹一口气。用他的话说，就是将附在装裹上的鬼魂一口气吹走，然后巧妙地用手一划拉，只是这么一瞬间，就轻松自如地展开了装裹，眨眼之间，从口袋里掏出一根两寸来宽的红布带子，向空中高高地一甩，再一吹气，只见那红布带子立刻像长了筋骨，似乎变成一条铁带子，在空中高高地兜了一个圆圆的大圈子。说时迟那时快，施小辫子顺手将死人的头托起来，绳子的两头，一头套住死人的脖子，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与此同时，施小辫子麻利而迅速地将带子两头系上一个大活扣儿，中间只有一尺远的距离，可以说，此时此刻，施小辫子的脸几乎和死人的脸挨上，这种和死人零距离的接触，不得不使丧主全家和亲朋好友对施小辫子肃然起敬。
       接下来，奇迹就出现了：只见施小辫子用脖梗子猛地一发力，就将死人拽起来。死人坐起来的一瞬间，施小辫子拿着装裹，双手迅捷地背过死人的胳膊，熟门熟路地将上衣套在死人的身上；而后，施小辫子的一只手猛地一托死人的后背，一只手猛地摁住死人的胸窝，“嘿”地一声轻叫，小辫子在头上盘了一圈，死人随着施小辫子的气力猛地一挺身子。再看死人，甭管有气儿没气儿，嘴一张，双眼一翻，脸如纸色。施小辫子一口气吹在死人的脸上；只见他一低头，轻轻将死人放在床板上，再一伸手，就把死人的裤子给兜上了。再看施小辫子头上盘着的小辫子，轻轻一解扣，静悄悄地落在了他的身后。
       这一套活儿麻利、娴熟，轻车熟路，一气呵成，让人看了惊叹不已。就是凭着这手绝技，施小辫子的杠房在天津卫老城异常红火。施小辫子靠的就是这手绝技在天津卫杠房业打天下。到了1930年春天，“施家福寿全杠房”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又先后在天津老城边缘地区开了三家杠房连锁店，由于收费合理，生意好于一般的杠房。
       一传十，十传百，施家杠房口碑好，老天津卫人家里死了人，都喜欢找“施家福寿全杠房”办丧事，更喜欢找施小辫子穿衣服。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施小辫子惹上了个大麻烦。
       施小辫子在厄运到来的时候，正陶醉于眼前的幸福之中。他的小辫子不停地摇着，得意洋洋的样子，他被女人迷惑着，被美食滋养着，被乐融融的家居气氛包围着，舒服得忘乎所以。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就在施小辫子实实在在地享受着金钱和幸福的时候，一条毒蛇已经悄然潜伏到他脚下，正准备冷不丁一口，吞掉他所有来之不易的幸福世界。
       带给施小辫子厄运的是一个叫小菜花的女人。小菜花是个妓女，是翠花楼最红的小姐，陪过许多当时的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
       施小辫子第一次去翠花楼就看上了小菜花。
       小菜花是个风尘女子，但看上去却特别文静娴淑。她长得周正端庄，短发齐耳，修长的眉毛，一双丹凤眼特别好看。略瘦，却瘦得匀称，胸和臀鼓鼓的，一笑，脸上就现出两颗大大的酒涡儿，像十月的石榴，透红透红。
       很快，施小辫子就被小菜花迷住了。很快，施小辫子就离不开小菜花了。很快，施小辫子就娶小菜花做了姨太太。
       现在看来，施小辫子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最大的一个败笔。这个败笔的焦点牵扯到两个女人，除了小菜花，再有的就是施小辫子的原配夫人陶氏。陶氏，道道地地的北平人，是施小辫子的结发妻子。论相貌，脸皮黑，粗眉，塌鼻子，大马牙；人未老，两个眼角却早早地布满了密密的鱼尾纹，身体粗得像口缸；论年龄，陶氏大施小辫子6岁，人未老，身体却先衰了。
       家和万事兴。这话一点不假。施小辫子把小菜花领回家，施小辫子的大老婆陶氏心里就变得不平衡了。成天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后来发展到急风暴雨，言出不逊，破口大骂。
       和和睦睦的施家，整天变得鸡吵鹅斗，不得安宁。施小辫子压住了葫芦盖不住瓢，整天绞在矛盾的漩涡中，被两个老婆搞得神情疲惫，焦头烂额。
       这年盛夏的三伏天，天津出了一件大事，天津警察厅杨厅长的老娘陈氏患重病住进私立天和医院。老人家病入膏肓时，杨厅长并没有打算让施家杠房为老娘办丧事，而是找了座落在天津南市的陈家杠房。传说，陈家杠房的老板和杨厅长的老娘陈氏都是河北省沧州人，还沾点什么亲戚。杨厅长找陈家杠房办丧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干杠房的人都知道，别看为死人穿装裹是一个粗活儿，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穿早了不行，人还没有咽气，就把装裹穿上了，不吉利，对“死人”也造成一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穿晚了也不行，人一旦咽了气，胳膊腿儿立刻就凉了，跟着四肢就僵硬了，这时装裹就不好穿了，不得不把衣服剪开再穿。但是，人的命是有定数的，该你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早一会儿死不了，晚一会儿也死不了，这是干杠房的人都知道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陈家杠房的执事带着伙计们，在陈氏的病榻前守了一个多星期，每到陈氏捯气行将走入生命的尽头的关键时刻，执事便当机立断，为陈氏穿装裹。哪知，陈氏在这个世界上牵肠挂肚的东西太多，根本就不想死，装裹穿上后，家人一哭叫，她立刻从阴界挣扎着回到阳间，神志由糊涂变清醒。如此三番五次地反复折腾，把陈氏折腾苦了，被折腾苦了的陈氏，对穿装裹的人十分恼火，发起了脾气：“你们这是干吗啊？嫌我这个老太婆死得慢是不是？把装裹给我脱下，脱下！我嫌热！让我光着身子走！”
       别看杨厅长平日里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但在天津卫的老百姓口中，却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老娘说什么听什么，要星星不摘月亮，捧在手中怕掉了，含在嘴中怕化了。现在杨厅长听老娘这么一说，自尊心特别强的他，大失面子，怒发冲冠地对陈家杠房的伙计们大吼起来：“妈拉个巴子，一群臭屎包，连装裹都不知什么时候穿，还他妈的干杠房，开玩笑！滚，别再给我老娘添堵了，都他妈的给我滚蛋！”
       杨厅长一蹦脚，杠房的伙计们都吓得瑟瑟缩缩，哪敢还嘴，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出了屋。见到这尴尬的场面，秘书就附在杨厅长的耳朵旁一番巴结。杨厅长开始还满脸愠色，不住地抽着大烟斗，冷冷地冒着气，渐渐地，脸上的冰霜融化了，点点头说：“那就叫什么小辫子来吧！”
       施小辫子是被杨厅长那屎壳郎一样的黑轿车接到天和医院的，看了看陈氏，施小辫子心里有了谱儿。此时，陈氏埋在病榻里，已经脱相，抬头纹已经开了不说，脑袋肿得像个俄国的“大列巴”。施小辫子喃喃自语道：“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说着，煞有介事地掰开手指算了算，若有所思地想了想，施小辫子摇了摇头，说：“老太太可真是有福气啊，正在驾鹤西去的途中，已经快到阴曹地府啦。赶紧穿装裹，那儿凉，千千万万别把老太太冻着了……”
       施小辫子说的还真准，装裹穿上后，一直不肯闭眼的陈氏，果然咽下最后一口气。施小辫子对杨厅长的亲朋好友说：“你们哭吧，抓紧哭吧，大声哭，叫着点老太太，走好，别让老太太走得太寂寞了。”
       这次，任杨厅长一家人怎么哭叫，老太太不再睁眼，也不再说话了。老太太真的驾鹤西去了！
       那杨厅长一边哭天抹泪，一边给施小辫子下了跪，对施小辫子说：“施先生，久仰大名，都说施先生掌握着死亡簿，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施小辫子慌忙把杨厅长扶了起来，说：“局长大人，节哀，节哀。小人走了，您老人家抓紧安排老太太的后事吧。如果需要小人帮助的话，请杨大人尽管吩咐，小人一定全力以赴。”
       杨厅长拉住施小辫子的手，忙说：“施先生，我眼里可揉不进半粒砂子，老太太和你们施家杠房有缘啊！当然，老太太的丧事还是由你们杠房一手操办最合适。”
       施小辫子一听杨厅长这话，乐得心花怒放。但是，他脸上却没有一丝的笑容，一本正经地对杨厅长说：“杨厅长，这样做怕是不怎么合适吧？我听说陈家杠房在这儿盯了好多天，还是让他们来办老太太的丧事最合适……”
       施小辫子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杨厅长就打断他：“施先生，你千万不要客气！别的心不用你来操。警察局由我说了算；家里的事，更由我说了算。我家老太太的丧事就由你办！这一点，毋庸置疑，你赶紧去安排吧！”
       有了杨厅长这句话，施小辫子就像吃了一粒定心丸。他立刻吩咐杠房执事回杠房准备东西。自己则向家走去，他要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家里人。
       推开红漆大门，施小辫子的那股高兴劲儿立刻跑得无影无踪。施家大小老婆正在因为一碗茶汤吵得不可开交。施小辫子走进大院，见两个老婆正各自站在自己的门前，大红灯笼底下，双手叉着腰，你一句我一句地对骂。施小辫子就说：“吵吵什么？吵吵什么？杨厅长的老娘死了，生意来了！我们到聚兴楼吃喜面去！”
       陶氏正在气头上，见施小辫子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火气更大了，她指着施小辫子的鼻子，说：“我告诉你施小辫子，你还别以为你在外边所干的事，我不知道。你胆子大了，吃了豹子胆。那杨厅长的事你也敢插一杠子？我看你是屁眼拔罐子———撮死！杨厅长是那么好骗的么？”
       “哼！”施小辫子眉飞色舞地说，“你啊，要不怎么说你们妇道人家长头发短见识呢？杨厅长家的丧事为什么不能办？办了就赚大钱！他们陈家杠房想抢我施小辫子的生意？哼，他们有那种造化吗？他们有这种财运吗？他们见那老奶子捯气了，以为老奶子没戏了，就给她穿衣服，可是那老奶子就是不愿意离开这个红尘世界，每每穿上了装裹，又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陶氏听到这儿，嘿嘿冷笑，说：“哼，于是，你施小辫子就拿出了你的看家本领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老太太撅死了？”
       “不撅死，我施小辫子上哪去挣这份钱？他杨厅长能把这份肥肥的美差交给我施小辫子做吗？”施小辫子越说越得意，小辫子来回再来去地摇着，“陈家杠房想和我抢这份生意？他们还嫩着呢！学去吧，他们就是学一辈子，也学不到我这一手绝活儿。走，我们到聚兴楼庆贺去！”
       听了施小辫子的话，陶氏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险恶笑容。
       施小辫子玩的是一种“造型”，接过警察局杨厅长老娘这个丧事以后，他立刻吩咐杠房执事为老太太打了一口坚固豪华的“六八十”的柏木棺材，也就是：棺底6寸、帮8寸、盖10寸。用60斤松香，20斤桐油熬在一起，仔仔细细刷了里。又用红土子把棺材涂两遍，风干，用砂纸打磨，上大漆；如此前后8遍，用了近百斤黑生大漆。防潮、防腐。好看。气派。
       这口棺材按时价应售价600多元，施小辫子却只收了杨厅长200元的成本费。外行人都以为施小辫子干的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亏大了。其实，他赚的不是棺材钱，而是其他丧葬钱。诸如杠钱、纸钱、老钱、陪葬用的各种饰品，还有各种响器的费用等等。
       警察局杨厅长的老娘出殡的那天，老天津卫可谓万人空巷。天津卫老百姓爱看热闹，都上街去瞧热闹，男女老少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熙来攘往，比春节看灯会还热闹。
       太阳不耀眼，像个懒散散的黄脸汉子，有气无力地在云缝中探头探脑。
       殡葬最前列，天津警察局的四辆屎克郎似的黑德国轿车开道，之后是浩浩荡荡足有1000米的旗伞等执事，接着是供有警察局杨厅长老娘遗像的长4米宽2米的影亭，影亭后是吹着笙、管、笛、箫的86个和尚、道士和由100个人组成的庞大乐队。然后是灵柩。警察局杨厅长披麻带孝率领亲朋好友执幡走在灵柩前，抬灵杠夫用的是64“如意杠”。灵柩后是8辆马车，坐着亲属，最后是长达一公里的送葬队伍。
       老天津卫人料到，这又是“施家福寿全杠房”的大老板施小辫子的又一得意之举，往后，还不知道施小辫子玩出什么样的花样呢。
       但是，老天津卫的人预料错了。就在警察局杨厅长的老娘在天津城西杨柳青下葬后的翌日，施小辫子就被警察局的警察抓进了局子。
       四天后的一个漆黑之夜。白天天气还算温暖，入夜后却分明凉了许多，周围的秋色越来越浓，大街小巷枯叶不停地飘落，满地都是。施小辫子被押到天津城南市一个乱葬岗子，施小辫子跪在一条污水横流的臭水河边，眼里满是晶晶莹莹的东西，一声闷闷的枪响，施小辫子吃了一粒大大的“黑枣”，倒在一堆臭萝卜缨子发了霉的白菜帮子中间。
       为死人服务了一辈子的施小辫子被一块破席卷着，简简单单埋进了黄土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毋庸多言，施小辫子倒霉就倒霉在他的大老婆陶氏的身上。
       从此“施家福寿全杠房”的生意日渐败落下来，到解放的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施家福寿全杠房”在天津销声匿迹。
       当然，天津卫也没人再提及施小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