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最强者”亮相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帖。吴佩孚二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些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二十五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本期《时代》以吴佩孚为封面人物，主要报道的不是即将爆发的直奉大战，而是在上海周围发生的江浙战争：
开战?
上周中国面临爆发大规模内战的
危险。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中部的两个
濒海省份江苏、浙江，军队正在交界区
域频繁调遣。有报道说战斗已经打
响，但未得到证实。(本专栏文章所引
《时代》文字，均由作者译自《时代》，恕
不再一一加注。——作者)
围绕这一战事，《时代》介绍了双方有关的三个军阀：
齐燮元将军，江苏督军，吴大帅的
朋友。
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
扩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57岁，在任
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
护军使，而上海并不在他的地盘上。
何丰林，任位于江苏地盘上的上
海淞沪护军使，约47岁，受卢将军的
指挥。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 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时代》对于江浙战争的背景做了这样的介绍：
当下中国麻烦事件发生在上海。
此次动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
为每一种中文表述均有多样的、复杂
的政治含义。
紧迫事件是齐将军想控制上海。
他认为上海的军事长官必须由他任
命。他曾想以和平方式逼迫何将军辞
去淞沪护军使一职，但现在却改用军
事手段，这使他与卢将军发生矛盾，因
为卢同样想控制上海。
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
政治漩涡。督军们常常精于在他们自己
的省份保存实力，不同派别的形成，大
部分归于各自的嫉妒。督军们所掌握的
巨大权力显然是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
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只是一种地理
概念而非一个国家。“中国最强者”吴
大帅统治中部，孙逸仙博士统治南方，
张大帅统治北方，相互之间的战争完
全摈弃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国家
陷入了年复一年的战乱。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时代》报道说，英国驻华公使、北京的夕咬使团团长麦克利(Macleay)向中国外交部送交照会，提醒中国政府要负责外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伤害。照会称：“我们大英帝国、日本、法国、美国的全权代表，获知江浙两省统治者之间正面临爆发战争的危险。我们有责任重申和强调中国政府在目前危机中至为重要的严肃职责，避免上海一带所有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受到任何伤害。”
《时代》还报道说，随着上海一带战事的一触即发，已有列强的十艘军舰派驻港口，在该城中心地带及周边地，区巡逻。英国海军的安德森将军被任命为外国联合舰队司令。舰艇包括美国四艘，英国三艘，日本三艘。
对于战事发展的前景，《时代》以“和平”为小标题做了介绍，从内容看他们深谙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国情：
常常听说金钱会使中国的一场内
战停息。以此观点来看，也许上诲的商
人们会促成战斗一触即发的军队之间
达成协议。不过，成功的机会据说不大。
还在努力使交战双方各从前线后
撤，在上海周围形成一个中立区‘惟不
知这些努力能否成功。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关注着中国，也关注着吴佩孚。吴大帅就这样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2 人在八方风雨中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二十四年。
吴佩孚1896年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笔从戎，开始闯荡天下。卢斯的父母则在吴佩孚离开登州的这一年来到登州，几个月后卢斯在1898年4月出生。吴佩孚虽不可能与卢斯父母见过面，但他对登州城里的传教士们应该是熟悉的。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吴佩孚曾在长老会传教士麦考文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就读过，但只是肄业。(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在他离开登州后，卢斯的父母前来掌管的恰恰就是文会馆。
尚不得知，卢斯1912年与父母一起离开中国时，是否听说过吴佩孚这个名字，此时的吴还只是曹锟部下的炮兵团团长，没有太大的名声。不过，十二年过去，到了1924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尽管有可能此时卢斯已经知道吴佩孚是登州人，但《时代滩定他为封面人物，显然不会为此。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二十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威尔(John Powell)，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写道：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
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
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昊佩孚比其
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
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
物。吴总是让访问他的外国人大吃一
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
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
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受
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
秀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页)
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是的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与日本对抗。 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以上引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转引自《文武北洋》159页，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便是二十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过，越飞的赞美并没有促成吴佩孚与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设问得好：如果吴佩孚当年接受了越飞的建议而与苏联合作，越飞还会南下去广州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吗?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将是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这里暂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复杂处、玄妙处，留待以后的文章集中叙述，且把目光先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4年吴佩孚正好五十岁，4月，数千宾客云集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显赫达到高潮。康有为也亲往祝寿，并以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虽有溢美之处，但也颇为形象地概括了吴佩孚这一年在中国重要的、他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
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
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位于他
的管辖省份之内。尽管他赞成民主
制，但他的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
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
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
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
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时，吴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
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
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
近来他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
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
时间：早上4：30到5：30。他还以“说
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
介绍中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民国时期的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在北洋时期的不同政权中担任过外交总长，他曾这样说过：“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顾维钧回忆录》268页)
不过，《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他不仅“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五十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见《千千万万中国人》第5页)吴佩孚诗中写的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犬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处。而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一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时代》没有选择他们。
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头号军阀无人能取代。”对这位张大帅也有很高评价，说他“思维敏捷，权力巨大”，但同时又认为他“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刊登张作霖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 CHANG(张元帅)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在吴大帅面前，获胜的历史仍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正是反映出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象。
3 乱花迷眼处
打量吴佩孚周围的人物，首先出现的是曹锟。
我猜想，在选择第一个中国封面人物时，《时代》想必在曹锟和吴佩孚两者之间有过权衡。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地位、名气诸多因素考虑，曹锟人选未尝不可。实际情况也如此，按照《时代》所定的“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在1923年的中国，曹锟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新闻的人。 1923年，6月6日，支持曹锟的四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率先向总统黎元洪发难，几天后，士兵、教员、警察也开始了向政府索要拖欠薪水的示威活动，本来就被内政外交诸多难题纠缠得焦头烂额的黎元洪，再次陷入了曹锟设置的困境之中。
威逼黎元洪下台，逃离北京，曹锟自己则处心积虑策划着实现总统梦。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时代》上，并配发了他的照片。可是，让他难堪的是，他的名字和照片是与总统“贿选”丑闻联系在一起的。该消息标题是《仍无总统》：
在北京，曾试图举行总统选举。
选举已失败，因为内阁不能召集齐
580名议员。实际召集来的议员大约
400名。
消息随后集中报道曹锟以及围绕总统选举而出现的中国混乱的政局：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背后积极
活动。据说，他答应贿选，每个议员从
5000至10000元不等。一家中国报纸
报道说，决定接受这些贿赂的议员，是
因为他们拿不到薪金。另外200名正
派的议员尚没有被收买。
前总统黎元洪离开天津抵达中国
南方的上海。报道称，有使他东山再
起的计划。在上海，约有300名议员，
有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孙逸
仙博士的帮助，黎元洪将军会再次出
现在北京的总统府。
然而，报道尚未证实。据知，孙逸
仙已倾向由张作霖出任总统，他们二
人都不愿意支持黎。不管如何，安福
系(1920年被推翻)面对督军们的势
力已不堪一击。
另外，还在努力召集法定人数来
选举总统。但似乎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后，新的一期《时代》10月1日出版时，又以《政治动荡》为题简要报道中国的总统选举：
政治局势没有改变。北京的议会
可有可无；内阁仅仅是一种功能；只有
督军(军阀)在他们中间争来争去，看
他们谁会是下一任总统。绝对混乱不
已，选举黎元洪出任新总统似乎遥不
可及。
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动荡，在1923年10月5日终于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场戒备森严，在每票五千至一万元的诱惑下，议员们选择了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而当选中华民国新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以“新总统”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
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
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
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副充满希望的
样子。
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
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达到选举总统的
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
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
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
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
欢迎。总共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
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将军当选为
总统，接替黎元洪(黎已于三个月前到
天津，见《时代》6月25日)。他比应
当选最低票数还多50票。有报道称，
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
5000大洋。
曹锟将军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
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
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
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乏政治
才能，缺少性格魅力；更何况他完全被
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曹锟“当选”总统，中华民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走马灯似的变换一个又一个的总统，内阁总理替换之快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混乱无序。各地军阀关系错综复杂，忽而盟友，忽而敌人，此消彼长……此番景象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今，即便相距八十年，面对如此纷乱的历史场景，要想理出清晰的头绪也并非易事，何况当年那些中外观察家们。
如果没有成为“贿选总统”，曹锟是否还会在现代史上留下永久的名字?读民国史或回忆录，不太容易看到关于曹锟的正面叙述，对他的研究似乎也颇缺乏。一代枭雄，竟落得如此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我感到费解，一个出生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仅仅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帅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读职业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下面这番话多少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顾维钧说：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身接
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
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
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
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
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
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
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
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
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
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
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昊佩
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顾维钧
回忆录》266页)
然而，《时代》在1923年3月创刊后开始注意中国局势时，曹锟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不是他成为直系领袖过程中的才干与魅力，而是他因迷恋总统职位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时代》(1923年10月22日)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点45分，北京
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据
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
达北京的专列。
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欢快的
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醒目地竖立
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
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
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
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
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
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
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
在此等侯。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
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
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
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
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宴会在大
楼举行，新总统再次发表简短的就职
演说。
总统对宪法得到通过和颁布表示
满意，因为这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他谈到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需要压
缩财政支出，需要发展和巩固教育。
在谈到中国缺乏合作以及与外国妁关
系时，他说：
“我希望汇集所有具备才能者紧
密合作以统一国家。人民必须得到保
护，获得和平。友好的列强希望中国
富强，但是，假如我们未能保护他们在
中国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没有
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近些年
来，友好的列强给予中国大力支持。
对于我们来说，应做的是尽最大努力
履行条约义务和偿还外国债务。惟有
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
曹锟终于当上总统。他何曾料到，这个位置他只坐了一年就会遭到囚禁，而“贿选”之名却传至久远。
曹锟命运让我想到了民国另一位枭雄——袁世凯。1915年12月，袁世凯孤注一掷实现“皇帝梦”，立即招致一片讨伐声。仅仅三个月后，1916年2月，还没坐热“皇帝宝座”，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再过三个多月，他在全国反袁呼声中去世。如今，曹锟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个人欲望。虽然一时间如愿以偿，戴上总统桂冠，但他也同样随即招致一片讨伐声。南方孙中山，北方张作霖，纷纷通电反对。其实，四分五裂的国家现状下，冠冕堂皇的所谓总统，不过是小儿游戏一般的面南为王，徒有虚名而已。可曹锟却为这一虚名而身败名裂!
最致命的打击不只是落在曹锟身上，而是更惨重地落在自民国初年开始实行的议会制身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315页)实际上，这一议会民主试验在1923年因曹锟“贿选”就已彻底变质，走向终结了。从此时起，曹锟不但被称作“贿选总统”，国会也被贬为“猪猡国会”，议员们被贬为“猪猡议员”。国会与议员本应拥有的尊严与威望，在曹锟当选的那一刻，丧失殆尽。
不过，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锟贿选。它多少还说明宪政这样一种政体形式，在一个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作用，历史色彩也因此多了一些斑斓。即便手握重兵的军阀，也惮于议会这种在中国新出现的政体形式，尚不能随心所欲地凌驾其上，或者随意地弃之一旁，另起炉灶。遗憾的是，谁能想到，一个最初曾让人们寄予厚望的宪政试验，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它步履蹒跚，气喘吁吁，颤巍巍地走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又尴尬地竟由贿选这种可笑的历史变奏将它送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却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4 漫天飞雪飘落
吴佩孚周围的世界注定一片混乱。
在支持曹锟的内阁成员1923年6月6日宣布辞职，逼迫黎元洪下台的时候，真正吸引世界眼球的还不是北京，而是吴佩孚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小地方——山东枣庄的临城。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方向的特别快车自江苏驶进山东境内，车过沙沟车站，朝临城车站前行。这趟列车的叫法不同，有的说它是“京沪第一次快车”，有的称它是“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里有不少重要乘客，其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乘坐此趟列车的一位天津乘客陈荣光，事后对《大公报》记者这样说：“这趟车上的中外旅客非常多，有不少是将参加山东黄河官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黄卫，《1923年天津乘客临城被劫》)
一位外国乘客回忆那个凌晨的情景：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
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
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
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
的窄长山谷，井未发现有什么车站。
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
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
我的旅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
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
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
来。(《中国土匪的“贵客”》，见《洋票
与绑匪》，174页，原载《亚洲(Aisa)》杂
志1923年11月号)
这位外国乘客不是别人，他就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采访过吴佩孚的鲍威尔。他又一次成了见证中国历史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劫持火车的是山东著名土匪孙美瑶，他带领近千名手下制造了这次事件。枪声过后，鲍威尔和另外三十九个外国人，以及其他二百来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夜色里，人质被押往土匪老巢抱犊崮，从劫车枪声响起，到 7月全部人质被释放，两个月的时间里，抱犊崮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在如今山东省的分县地图上，我没有找到临城，查资料，才知道它现在是枣庄市薛城区的一个街道。枣庄市南边有台儿庄，抗战初期爆发过硝烟弥漫的大决战；西边有微山湖，更有脍炙人口的铁道游击队的传奇；它们声名之巨，早把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火车大劫案的小小临城盖过了。然而，在1923年的中国，在吴佩孚风头正盛的时候，临城劫车案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件。它引发国际纠纷，它使危机四伏的北洋政府雪上加霜，它更向吴佩孚的权力直接发出了挑战。
我第一次知道临城劫车案的故事和抱犊崮的名字，是二十年前读了《收获》上张辛欣的小说《封片连》。这是一部很有趣的描写集邮故事的小说，当代都市人生众生相围绕寻找“大劫案”孤票而展开，抱犊崮上人质危机成了作家笔下富有生动故事性和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要素。我没有去过抱犊崮，张辛欣的小说对之也是语焉不详，且是文学描写。但这个民国史上著名的地点，无论如何应该有进一步的了解。一份关于抱犊崮的旅游资料，对之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抱犊崮居沂蒙，72崮之首，堪称自
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为一体的名山，山
高580米，山势突兀，巍峨壮丽，自麓
至巅，陡峭如壁，手足并用方可攀缘而
上。崮顶沃土良田数十亩，……上有
两处天池，每处长约4米，宽3米，深2
米，碧水清澈，长年不涸，李白著诗称
赞说“石潭洁如三更月”。瞻望四方，
数百里地，尽收眼底，停崮东眺，黄海
茫茫，云雾缭绕……(高洁《鲁南奇峰
抱犊崮》)
作者笔下，抱犊崮如诗如画，但在吴佩孚称雄的年代，它却成了匪穴。惊天动地的劫车案，一夜之间让它为世人周知。
被绑架上山的鲍威尔，认为这些土匪是与吴佩孚为敌的。在被释放后不久撰写的亲历记中，他讲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绝大多数土匪，尤其是匪首们过
去都曾是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部下。我
们确信这些土匪得到了张敬尧的支
持，受惠于他的指点。他要跟荚国公
使馆及其死对头吴佩孚将军算老账，
因为两年前，美国公使馆曾指控他应
对其一位军官谋杀一位荚国传教士的
事件负责。说到昊佩孚将军，我倒回
忆起一件发生在我们被释放的前一天
的有趣事情。有一架飞机曾飞经山谷
中土匪司令部上空，所有的匪兵都带
枪奔出去朝飞机开了几枪。当我问一
名小头目他们为何要射击时，他回答
说：“吴佩孚在那飞机上。”(《我曾是中
国土匪的“大金娃娃”》，见《洋票与绑
匪》，198页，原载《亚洲》杂志1923年
12月号)
这便是吴佩孚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另外一种关系。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在电视上看到在伊拉克发生的绑架外国人质的事件，揪心地等待那些不幸者的命运结局时，可以想象八十年前在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如何紧张地牵动着中外人土的神经。所幸这一次人质危机，除一名英国人在劫车过程中被打死之外，其他中外人质后来都逃过一劫。土匪提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们遂于6月12日率先释放全部外国人质，将近一个月后，7月8日全部释放中国人质。土匪得到大批赎金，并被“招安”，组成山东新编旅，匪首孙美瑶被任命为旅长。
人质危机平息下来，但由此引发的国际纠纷到了10月仍在继续。除了曹锟贿选，这一事件也是《时代》此段时间关注中国的另一焦点。
1923年10月8日，《顾与外交官》：
顾雏钧博士，中国现任外交总长，
中国现任实际首脑[此时督军(军阀)
们正在争夺总统职位)，答复外交使团
的8月照会，外交使团照会要求解决
在山东济南附近发生的劫持事件……
1923年10月15日，在报道曹锟当选总统的消息时，《时代》还就人质事件做了以下报道：
眼下第一件急待处理的棘手事
情，将是对新总统权力的严峻考验。
驻北京的外交官上周反对外交总长顾
维钧对他们8月照会的答复(《时代》8
月20日、10月8日)，他在答复中称，
发生于5月的绑匪事件首先并不是针
对外国人的。外交官们重申他们对中
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称：
“诸多事实充分证明，发生的暴行
是直接针对外国人的。策划者在多种
场合宣布，他们的目的就是抓获外国
人，利用其国籍，通过声称要保护其公
民权利的各使馆向其政府施加压力。
绑匪的这一目的成功了。……每一个
外国人都害怕遇到同样的命运。”
如接受北京外交使团的要求，无
疑将使曹锟总统直接反对腐败的地方
政府，即反对很多督军。如果他有效地
制止土匪，他还需要更大范围内制止国
内腐败的行政体系，并还将走很长的路
来减少督军的权力，统一中国。然而，
观察家认为，该总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
的傀儡，对改变目前状况将无能为力。
1923年10月29日，《欺骗》一文报道了顾维钧的辞职：
两周前中国政府通报在北京的外
交使团，山东督军已经被撤职；上个星
期曹锟总统则提拔这位被解职的将军
到更高位置，成为上将军之一。此举惹
怒了外交官，他们认为田中玉(山东督
军兼署省长)对五月发生于济南附近
的劫车事件负有个人责任，显然，他的
被提升公然违背了前次中国向外交官
通报的精神。(《时代》10月22日)，该
通报使他们理解田中玉已受到惩罚。
总统的这一做法导致现任外交总
长顾维钧提出辞职，他是中国该通报
的起草者，他觉得他的首脑“欺骗”了
他。顾博士(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
一)是原驻美国的中国全权代表，参加
过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一
1922年2月6日)。他的辞职是曹锟
内阁的一个损失。
就在北京的外交风波难以平息的同时，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则悄悄地策划着对孙美瑶的致命一击。
不难想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居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国际性事件，吴佩孚不会平息心中怒气。为使外国人质得到释放，他和北京政府不得不满足绑匪们的条件，但这也只能是缓兵之计，他不可能容忍孙美瑶之类的人在他的麾下坐着旅长的宝座。有文章写到，是吴佩孚直接下令(也有文章说，是曹锟下达的命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以宴请为名，于1923年12月19日在枣庄的中兴煤矿诱杀了匪首孙桂枝及其卫士十一人，所部三千人被全部包围，缴械后强行遣散回乡。
关于孙美瑶被处决的细节，有不同版本，这里我取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种说法：孙美瑶没有参加宴请，在得知消息后，迎着漫天飞雪从枣庄赶回抱犊崮。但早有狙击手在此埋伏，他们将孙美瑶从背后击毙，然后，悬首示众。惊天动地的临城劫车案，最终在抱犊崮的漫天飞雪中结束。
忽然想到，《时代》选择吴佩孚为封面人物，是否也包含了对他处理孙美瑶方式的肯定?
似乎尘埃落定，但抱犊崮上弥漫的疑云，当时、乃至今天仍让人费解。临城劫车，绑架中外人质，到底是孙美瑶纯粹为挽救命运而做出的孤注一掷，还是在国际矛盾和南北对峙的状况下，另有他人帮助而精心策划的行动?孙美瑶的目标直指吴佩孚，到底是帮助南方孙中山，还是帮助北方张作霖，或者，帮助更为诡秘的日本势力？
阅读相关史料时，我不由得产生这些困惑。困惑中，过去未曾考虑过的一个历史话题，浮出水面，把一个陌生的对象带到了我的视野——土匪。
5 遗忘并忽略着
在《时代》封面上显得自信的吴佩孚，其实一直受着土匪难题的困扰。
我根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初步统计了一下，从1923年5月临城大劫案到当年9月，短短四个月，在吴佩孚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就发生了下面五起重大土匪抢劫事件：
5月6日，山东临城大劫案；
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大掠市镇，掠去市民和传教士多名；
8月14日，山东议会称，剡威八里巷一千多人被匪徒屠杀，数百家被毁；
8月15日，湖北天门皇帝镇被土匪抢劫，两千多家被烧，教堂被毁；
9月30日，山东德平西北乡遭土匪洗劫，一千多人被害，一百五十多人被捕。
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在1922年，土匪竟能闯入吴佩孚设在洛阳的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他们警告四千名士兵不得干扰他们的行动，执意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他拒绝支付贡金。土匪还威胁要带走吴佩孚本人。(《民国时期的土匪》，65页)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言，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因为，蔓延各地的土匪硝烟，事实上早已让吴佩孚和整个直系感到窒息。
这支敢于闯进洛阳城，在吴佩孚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就是当年与孙美瑶齐名的另外一个大土匪“老洋人”——张庆。据说，张庆相貌和西方“洋人”有些相似，并自称是“洋人的老子”，遂有“老洋人”的绰号。1922年老洋人率数千匪徒横扫河南、安徽，攻占上蔡、阜阳等县城，洗劫一空，还先后绑架多名外国传教士作为人质。老洋人曾一度被吴佩孚收编，但到了1923年10月，获知吴佩孚即将对他下手时，他故态复萌，火烧河南鹿邑县城之后开始在河南、湖北、陕西一带肆意洗劫，中外人质曾达到数百名。老洋人的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成为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一时间，在孙美瑶被处决之后，老洋人成了中原最大的匪祸，也是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时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杀》为题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老洋Ad"率
领一群土匪，冲进位于豫西南的李官
桥镇，洗劫了毫无防范的居民，“2000
Ad"在大屠杀中被杀死，有的用刀砍
死，有的用枪扫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浇
上煤油活活烧死。众多死者难以辨
认，只得挖一个大坑掩埋。往大坑里
运尸体，买根绳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桥镇的行动是个警告，外国
传教士们集中到老河口附近。传教士
居所被烧毁，2名当地教民失踪。
4个传教士团体留在老河口，他们
分别是中国内地传教团、基督教传教
团、路德教传教团、挪威路德传教团。
从该报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远远超过上面列举出的几次，可是，查阅多种民国辞典，没有找到任何记载。难道《时代》消息来源有误?或是基于传言的报道?直到找到一套三卷本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才从其中《老洋人——张庆》一文中找到了佐证：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
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
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
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
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
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
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
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
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
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
文章记叙的惨状比《时代》报道更甚。当我对照着阅读关于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报道时，桌上正放着好几种民国史的大辞典。在这些辞典中，不仅没有关于这些大事件的记载，甚至在多达万余人的人名辞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孙美瑶、老洋人的条目。这和他们当年的巨大影响颇不相称。1924年2月10日的《东方杂志》，就曾这样强调他们两人在中国现实中的影响力：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
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
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
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
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
猖撅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
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
阀领袖充数，倒不如简直选出土匪头
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转引自《民
国时期的土匪》)
时隔八十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词典中居然找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
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
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
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
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
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
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
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
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
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
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
三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
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
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283页)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它资源，以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集团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二十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
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
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
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
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
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
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
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
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
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
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
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
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
最大的麻烦。(328页)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
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
之案，且来可更仆数。试观临
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
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
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
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15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现在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6 一本破旧的春秋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
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
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
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
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
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
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
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
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
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
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
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
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
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
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
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
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我的
生活》，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时在 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
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
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
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
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
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昊把他的总部设
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
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
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
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
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
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
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
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
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
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屹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
吴越春秋》。”然后朴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千千万万中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王鹿鹿、马红星、张奇志译，中周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吴少秋、陈方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洋票与绑匪》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群众出版社，1993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