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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春，到干校不久，我有幸和冰心先生接触，尽管她来得比我们晚，我们相处的时候也短暂，但她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冰心先生来到干校之初，我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于二十世纪第一年，已七十高龄，到这里除了看看菜地还能干什么？至于改造，用得着吗？她一直是人大代表。
       无巧不成书，她一上工偏偏就和我分到一个小组，让我和她一起抬粪桶去菜地送粪或拾牛粪。别以为这活像一些绘画中的小牧童放牧时那么轻松，那么自得其乐。我们抬的这个大木桶———听负责菜地的孙德海同志说，少说也得有二三十来斤，连那舀粪的长把木勺，怎么也有十来斤。要去捡粪，带有铁锹和扫帚就行。干这活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眼前这位已古稀、身材矮小而又纤弱的老人来说，是否受得了，可就难说了。
       我的担忧不无道理。当我俩抬上那个木桶时———即使是空桶，走起路来，她的身子便晃悠起来，仿佛风中摇摆的柳条一般。系桶绳子短了不行，长了也不行，短了上肩时费劲，太长了走起来不方便。有时，因桶离我太近，走起来难免碰到脚尖。走在后面的我，又不能不下意识地把那个木桶拉到我这边来，以减轻她那边的重量。她一发现就停下来，把桶拉到自己那一头。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少，一高一矮，像拉锯一样你拉我拽，走走停停，去送粪或寻找“宝贝”———捡粪。
       开始时，我们极少交谈，一方面是顾不上；另一方面好像都有点戒备似的。时间长了，尤其在抬粪停下来小憩时，难免聊上几句。她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语种等等，我是有问必答。当我谈到我们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文学课的李霁野先生时，她饶有兴味地听着，时而还提些问题。
       冰心先生劳动时十分认真，有时铲着地上的牛粪，一点一点地弄得很干净，甚至连地皮一起铲起来。
       “这收获，除了靠老天爷之外，就靠它了。”她笑着，指着说，心情还是愉快的。
       但有一次，她变了脸，因为她又发现那个木桶离我太近了。她转身停下来对我说：“汪莹同志，你可不必这样，你这样做，他们见了会剋你的！”她表情严肃，语气凝重，从她那双锐利的目光中，不仅可以看到她的自尊和刚毅，还可以体味到她的理解和关爱。
       “没事！”我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我心想，先生过虑了，不管谁抬东西，后面的人都会像我这样做的。
       “没事？没事时是没事，一旦有事，什么事都会扯上了。”她咕哝着，又把那根绳子往自己那边挪了。
       可不是吗？后来，她的那名言“一旦有事，什么事都会扯上”，在审查“五·一六”的过程中，得到了百分之百的验证！
       冰心先生在和一般同志的交往中，的确是位可敬可亲的老人。此外，我还发现，她对孩子有着天使般的爱心。一次，我们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盯着我们看，尤其是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冰心先生索性叫我停下来，她对我说：“你看，这孩子蛮有意思的，他盯着我呢。”
       我看看她，捕捉到她那一瞬间的表情，多么和蔼可亲，多么愉快！她那双本来就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他那么瘦，可倒满结实的。”说真的，这是个极平常的小家伙，并没引起我的注意，没想到她老人家如此动容。也许，她想起自己的小外孙了。
       我和冰心先生一起抬粪桶的日子很短，不久，我就派到别处干活了，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我总想着她，总怀念我们那段温馨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像故友重逢一样，都感到高兴，她走过来，悄悄地告诉我：“汪莹同志，我可能很快就离开这里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难说，不过我想总还是有机会的。”她两眼看着我，一往深情地说，“以后你回北京，别忘了来看看我啊！”
       听了她这番话，一种若有所失的情感涌上心头，好像有很多话要向她说，可嗓子眼像一团东西堵上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向她点了点头，“嗯”了一下。没想到这声“嗯”竟成了我们永久的道别，成了终身的遗憾！因为回北京后，我虽十分想念她，但想到她每天要做的事那么多，那么辛劳，便不忍再去打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