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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中，凡属旷世奇才、怪杰的，大多是少年时便聪明伶俐，智慧过人；青壮年即名士才情，有红袖添香。此种名士的婚外之恋，又绝不是如当今的“权恋”、“钱恋”，而是属于一种爱才惜玉的男女真爱。然而，这种空灵、纯净的情爱生活，带给他们更多的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呢？……
       李叔同的异国之恋
       李叔同（1880-1942），浙江平湖人，生于津门。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奇才，名扬海内外的文化怪杰。诗词、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篆刻、戏剧和艺术教育等，无所不能，是近代唯一的一位艺术全才，为我国的音乐、绘画、戏剧的发展和对艺术教育的发展，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李叔同出身于豪门望族，他的父亲为他积蓄了万贯家财。于是，他18岁在天津与俞氏结婚，25岁飘洋过海入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画。
       学西洋画少不了模特儿。于是，他在日本人过春分节的那天，来到浅草桥附近的一家职业介绍所物色模特儿。在不经意间，他发现不远处正朝着介绍所走来一位姑娘，一下子为她的美貌所震惊了。
       这是一位美艳惊人的日本姑娘。她个儿高挑，皮肤白皙而细腻，脸色冷峻，目光忧郁，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高贵气质。这在爱好生冷食物的日本国里确实是不太多见的。李叔同把她带到不忍池公寓，为她弹奏了贝多芬《我的小夜曲》后，只见姑娘鼓着掌说：“太好了，比我的老师弹得还要漂亮。”话毕，姑娘向李叔同介绍说：“我叫诚子，是音乐女校预科班的学生。我的父亲不久前去世了，我和弟妹三人就靠母亲给人帮佣为生，所以想自己出来找个工作，完成学业。”李叔同接着也说：“诚子姑娘，我同你一样，我才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哥哥对我可厉害了呢，每天将我关在屋里……”就这样，李叔同便聘用了她。
       第二天下午三点，诚子准时来到李叔同的寓所。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裙，腰里随随便便地系了一根黑色腰带，乌黑的长发在脑后用一条白色的缎带扎了一把，走起路来香风习习，坐下来时百媚千娇，美得真像个天使。李叔同一边支撑画架，一边吩咐诚子脱去衣裙。诚子洁白如玉的肌肤、滚圆的肩头、细长的脖子、小巧而又坚挺的乳房、柔软的腹部、修长而又匀称的四肢，全裸在李叔同的面前时，李叔同喃喃地说：“诚子，你太美了，简直让我目眩……。”当李叔同画完了诚子的人体画后，诚子挺着一颠一颠的双乳走到他身边观看自己的画像，这时李叔同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沸腾的热血和奔涌的激情了。于是，他用手去触摸诚子的脸，又嘶哑着嗓子悄声说：“诚子，你真美，你真是一个天生的模特儿，我真不知怎么感激你。”接下去，便是紧紧地把她搂在了怀里……1910年6月，李叔同带着诚子离开日本，从神户港乘坐英国邮轮“圣玛丽”号回到了祖国，在上海法租界幽静的莫利哀路租下了一套宽敞的公寓，从此，开始了他们浪漫的同居生活。可使诚子万没料到的是，正当李叔同以满腔热情深爱于她、用旺盛精力服务于社会时，突然间，他跑到杭州西湖的虎跑寺出家做了和尚，取法名为演音，法号弘一，时年39岁。他最后用饱含深情的笔调给诚子写了一封长信道：
       “我的目的出家为僧，目前已在事务上向有关人士交代清楚了。现在，你已考虑了两个多月，如果你以为我做得对，请你告诉我。你绝望的心情，与失去一个生命关系的人所受的摧残，我并非没有想到。可是，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一杯苦酒：忍耐、忍耐，靠佛力加被于你，菩萨护持你。诚子，你的光辉永驻！我想你体内住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
       这在我，并非绝情寡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为了那更永远、更艰苦的佛道历程，我不仅放下了你诚子，我也放下了世间的一切，已享有的名誉、艺术的成就、遗产的继承，可见我并非厚彼而薄此；世间的一切，都等于烟云；我们重新建立的，是未来的光华无垠的世界，在佛陀的极乐国土，我们再见！
       诚子！永别了，我不再回家，免得你目前痛苦加深。我们那个家，还有足够维持你生命的东西；我们的钢琴、衣物、珍宝，悉数由你支配，作为我们的纪念。但望你看破这一点，人生几十年，有一天我们总会离别――我们把它提前几刹那而已！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照耀你，永远如是；请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几天后，诚子在从上海寄给“夫君”的信中倾诉衷肠道：“我知道万事不必勉强，对你，我最崇爱的人亦复如此；请放下一切，修行佛道吧！我想通了，世间竟是黄粱一梦，梦醒时，什么都是一场空。将来，我能否去看你一次？我希望如此。至于今后，我的行踪还无法确定，在贵国，除你，我没有第二个可以了解愁苦的人。――目前，我要试着念经、念佛，这一切都是宿世前缘？
       为了那种神圣与平凡之间一层薄如蝉翼似的隔膜，我同你一起走，去追求那个远似银河星宿般遥远的佛道……”
       李叔同虽已步入空门，但读了此信，他还是热泪涔涔。
       诚子回信后不多日，便来到杭州虎跑寺，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裙，右手牵拉着儿子，左手捧着一扎香气四溢的洁白的茶花，请求住持了悟大和尚，要见李叔同一面。可是，李叔同就是不见，并让了悟转告说，“当他鼠疫死了。”
       身出名门，学识贯通中西，才财双全且已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叔同，本可以轻松悠然地创造一个美轮美奂的家庭和让人读不完的才学文章秀。但他却偏不以为然。断然走出才人贵族的象牙塔，选择了用苦行僧的方式来磨砺自己的生命之路。这确实使一个善良的异国女子处于极度的悲恨和万般的无奈之中。诚子啊诚子，此时的你，也只能是“绕屋悲啼，然后踉踉跄跄地从大殿里退出来，把手中那束洁白的茶花散弃于神圣的佛陀面前，残叶乱佛地。”
       1918年7月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外虹桥码头，诚子与李叔同相识、相爱13个春秋后，悲痛地踏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英国邮轮“维多利亚”号。
       苏曼殊的情归何处
       苏玄瑛（1884-1918），字子榖。后为僧，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他是民国初年以文坛奇才闻名于世的书生，又是一位令人猜度不透的怪僧。综观他的玄妙一生，可谓是“半僧半俗半人半仙”。
       尤其对于他的一行一言，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在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故作虚应。这在他与女人们的纠葛上最能说明问题。他时时走近一个个女人的爱情，却常常逃离一个个女人的真爱。他平生只真爱过一个少女。那是他16岁时所发的一次爱情狂。他在日本找到了养母河合仙后，河合仙便带他来到出生地――距离横滨不远的逗子樱山村。他在这个景色怡人的小山村里遇见了一位15岁的名叫菊子的姑娘，便令他怦然心动，悠然神往。很快，他们相爱了。这是他人生中的初恋，可谓是铭心刻骨。但由于当时日本的封建礼教极为严格，他与菊子只好以信鸽传书的方式互通恋情。在不断的情书来往中，苏曼殊终于相约菊子在小树林里见面，当菊子紧紧依偎在他怀里时，他对菊子说：“有一股若隐若现的淡淡的幽香从你身上溢出。”接着又说：“菊子，你真美！比这山、这水美上一千倍、一万倍。”但这样的甜蜜时日并不长久。很快，他们的恋情终于在狂热中败露了。面对这一骤然而至的厄运，菊子预感到这一切都完了，连续几夜不得入眠，眼泪打湿了半边枕头。她开始恐惧、悲愤和绝望，继而产生了去死的念头。她来到崖边，纵身一跳，顷刻之间，芳魂一缕，玉殒香消。苏曼殊得知噩讯后，悲痛欲绝，疯狂地撕烂了自己的衣襟。他万念俱灰，剃度出家，做了和尚。但与菊子的第一次心跳，却成了他永远的怀念。
       苏曼殊在二次出家后不久，带着一颗凄凉伤感的心回到上海，认识了西班牙牧师庄湘的女儿雪鸿。雪鸿有双典型的西班牙美女的大眼睛，深深地揪住了他那颗易于动情的心。他给她讲《燕子笺》中的那个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牵着她的手去郊外林中挖竹笋；夜晚一起捉萤火虫……早已情窦初开的雪鸿被苏曼殊的落拓不羁、热情奔放以及他的才华横溢所深深吸引。而此时的苏曼殊呢，情欲大张，热切地拥抱她，疯狂地亲吻她，直至冲垮了一切。但当庄湘向他提出“雪鸿非常爱你，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女婿”时，他却哽咽着说：“佛命难违！”说毕，拂袖而去。可怜雪鸿悲恸呼喊：“既然你已决定终生事佛，为何还要爱我？”苏曼殊走在深夜的街道上一遍又一遍地骂着自己：“苏曼殊啊苏曼殊，你那素来高尚的精神之爱哪去了，你不是佛门弟子，你简直就是个畜牲……”
       苏曼殊眷爱雪鸿又无意迎娶，但依恋情深难以相忘。在以后的数年间，他只倾心翻译了那部明末著名剧作《燕子笺》。当苏曼殊将自己花了无数心血才译完的这部“译本”送到雪鸿手中时，雪鸿激动不已，一下将曼殊的手紧抓住不放。于是，他流泪了。
       她说，“她这是第一次见到男人流泪。”一个女人，有男人肯为她流泪，特别是历经坎坷磨难又铁石心肠的风流才子会为她流泪，一切她为他付出的，也都已得到回报了。
       那一晕柔光下的传奇才人，静静地坐在她对面，只要一伸手，就可将他拥抱成为一个人……
       然而，她却突然松开了手，坚定地起身：“我累了，你也该歇息了！”话毕，离他而去。
       外面下起了江南常有的绵绵细雨，她“蓬”地一下，支开手中那把西湖绸伞，动作果断利落，似乎已下定决心，要独自一人把那沉重的过去撑起。无论日后作何改变，昔日的那段感情在上海外滩的这个小小咖啡店里总算有了个交代，也算有了了结！
       他目送着她在一片烟雨中远去、消失，就像《北非谍影》中的亨弗莱鲍加吻别英格里褒曼，很有点“气笛一声催断肠，从此天涯两茫茫”的忧伤！
       自这次短暂相逢后，苏曼殊无法克服内心的失衡。于是，每日每夜画着那幅“寂静的古塔，凄深小路上头戴斗笠的少年，在那夕阳下清雅孤绝的杨柳丛中若隐若现的一栋房宇”的画，寄托着自己心爱的雪鸿！他画之焚之，焚之又画之，屡屡不绝，总也剪不断一腔似水柔情。
       以后，他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便就日复一日地去青楼设宴、叫局吃花酒，但不越雷池一步。在极度厌倦之后又独居寺院小楼，在暮鼓晨钟里沾一身露气、霜华，或披了裟衣坐船颙凝江水，拿出雪鸿临走前送他的《拜伦诗集》和她的一张照片，在情景交融间已是满纸泪痕：“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真令人心恻。有人说，这是苏曼殊在很大程度上为满足自己对性、恋爱的一种幻想而已。
       在伤害了西班牙美女之后，他再渡扶桑，又一次伤害了一位日本美丽的艺妓。当时，他借宿于陈独秀租赁的“猿乐町”里，这是一个歌舞演员聚居的地方。他与陈独秀经常听歌看舞。当一位身着白色和服、沉静如玉的妙龄女子登台弹奏时，苏曼殊为她的姿色惊呆了。那丝丝缕缕扣人心扉的弹奏声，深深震动着他的心。于是，在演出结束后，苏曼殊便匆匆地去拜访她。她叫百助，她给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竟与苏曼殊的身世那样地相似。这有如天雷勾着了地火，苏曼殊感到这是一种奇缘。如此，他的感情又一次波涛汹涌起来。他拿笔为百助写下了一首诗，曰：“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凝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并殷情地对百助说：“你天仙般的美丽已经让我倾倒，我为我们相同的身世和境遇而感动。我这袈裟上点点的樱花瓣的水痕，一半是你的脂粉所留，一半是我抛洒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泪迹。”就这样，一个是深爱不已，一个是钟情笃笃，接下来的就是热烈的接吻和百助幸福的泪水。苏曼殊揉弄着百助的头发喃喃道：“你流下一滴泪，就足可以淋湿我整片天空……”这样的谎言脱口，世间尽有痴情女子爱听，更何况这么一位受苦受难的艺妓呢。她所求不多，只要疲倦受辱之身有个异域的归宿，灵魂有个安枕的地方就行。于是，她一下子就沉醉在醺醺然的爱河之中，任凭苏曼殊的百般爱抚。可就在这疯狂的欢爱过后，当百助以身相许时，他竟绝情地拒绝了她。可怜的痴情女子平白遭逢如此厄运。苏曼殊的这种一触就爱、一爱便了的戏弄行为，让许多真爱过他的女子心惊肉跳难以容忍。同时，也使世人难以猜透他究竟真爱于谁？
       郭沫若的革命＋恋爱
       郭沫若19岁与家乡张家的女儿张琼华结婚。但当他揭开新娘的红盖头时，却为新娘的相貌而大失所望。于是，在新婚后的第五天，便回成都读书去了。
       1913年，21岁的郭沫若以“走之了结”的心态，在大哥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16年，郭沫若在给亡友陈龙骥料理后事时，在日本圣路加医院认识了一位肌肤白嫩、目光炯炯有神，身材十分丰满的日本女护士――佐滕富子小姐。他便一下被她富有魅力的少女的神采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他自个儿为这位只见过一面的日本少女取名为“安娜”，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这个名字。
       隔了一个星期后，安娜在医院的档案库里找到了陈龙骥的一张X光透视的底片寄给郭沫若，并附有一封短信，信中有劝慰郭沫若“不要太悲伤，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之语。郭沫若读后，便被其中滚动着的少女的纯情所深深感动。于是，当即回了一封热情奔放的书信。从此，两个人每周必有三四次信件往来，眷恋之情日日加深。到了12月，他们就同居了。这对于安娜来说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她不仅受到佐滕家“破门”的处分，而且，也失去了藉以自立的工作。郭沫若后来虽送安娜去东京市立女子医学院攻读妇产专业，但不久后，安娜因怀孕辍学。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闹学潮，提出“凡与日本人结成夫妇的都要离婚”的口号，而郭沫若经受住了来自社会与家庭的种种压力，在困苦中唱出了一曲爱的颂歌。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次救转了的，或者怕是算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爱情呼唤诗，诗促进爱情。”
       1922年2月底，郭沫若回上海，与成仿吾等人办起了“宣传革命”的杂志。1923年4月，安娜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上海。没住多日，安娜便对上海失去希望而毅然回归日本。为了减轻郭沫若的负担，她把孩子统统带走了。为此，郭沫若由衷地敬佩她：“祝福你，圣母玛丽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
       安娜走后没多时日，郭沫若便受到蒋介石的通缉。组织上立即安排他去日本。此时，他染上斑疹伤寒。一到日本，便住进了医院。而此时的安娜也因家庭的拖累得了慢性肾炎，脸、脚都浮肿，但仍硬撑着身子，每天去医院看望“丈夫”两次，晚上再陪到深夜。凭着“妻子”的柔情护理，终于挽救了郭沫若的生命。为此，郭沫若深切地感到安娜才是“我永远唯一的爱人！”1928年2月1日，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问世，他翻开此书的扉页。
       Anna：促笔题句：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接着，又在第二页里用德语写了一行字：“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8年2月27日，郭沫若因是左派要人而被日本政府关了起来，安娜托人把他给救了出来。以后，每逢有宪兵来家捣乱，都被安娜机智支走。1932年经郭沫若自己接生，安娜生下了第五个儿子。取名志鸿，以表示对“爱妻”的一片深情。从此，清贫“夫妻”相依为命。
       接着，“九·一八”事变，郭沫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女记者于立忱。两个人因投身革命的志向一致，在热烈的频繁的工作接触中热恋了起来。对此，安娜耳闻而不相让。此时，郭沫若已是40多岁的人了。
       1937年，郭沫若要回国担当抗日重任。安娜没有阻拦他，但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以前那样胡闹才是。你性情不定，最是让人担心。但要你认真地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为此，郭沫若向安娜保证：“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杂，甘受戒僧的清规。”
       郭沫若回国后，日本人视安娜为“野狗”，关押、毒打她，逼她让孩子入日本籍。而安娜严正声明：“我是‘野狗’，我就爱中国！”1938年郭沫若知道安娜的处境后，写了一首诗，敬献给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她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涛。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然而，在写诗后不久，郭沫若便和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公开同居了。直到抗战胜利后，安娜才从夏衍编的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上看到郭沫若的回忆录。于是，她带着长子和生、女儿淑子从日本坐船经台湾来到香港，千里寻夫找到了郭沫若住家。对于安娜的突然到来，郭沫若愕然了，于立群也不知所措了。而安娜目不转睛地盯着郭沫若、于立群和同样5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孩子，她又能怎样呢？后来，经组织的劝解，善良的安娜作出了牺牲，她带着孩子来到了当时已经是解放区的大连市。在那儿，她一直住到了终老。
       1974年秋，安娜得知郭沫若因“文革”受批而身体不好，特地带女儿淑子去北京看望他。在病床前，安娜拿出许多在日本故居的照片给郭沫若看。郭沫若看了这些照片，心情十分激动。临别，安娜和女儿淑子按日本的方式，双手放在膝上，向他行了告别礼。郭沫若却无法起身，只能用深情的目光送别。20年的贫贱夫妻啊！郭沫若的两眼湿润了。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至今依旧让我们为之而感动、感慨……
       胡适之的无约等待
       胡适，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才学出众的国学大师，他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以后几代人。然而，他自己呢，却有着挣不脱、解不掉的情愁，品尽了“无约等待”的苦楚。
       胡适4岁丧父，13岁（1904年）母亲为他做主，与县内巨富大户之女江冬秀订婚。这桩婚事，累及胡适一生。
       1908年，17岁的胡适加入了新公学。就在这求学、谋生两茫茫的忧愁之际，他遇上了一班浪漫的文朋，随之跟着堕落了。终于，在一天喝得酩酊大醉而打了巡捕，被抓到巡捕房关了起来。后来，在友人郑铁如的保释之下，才回到住处，不胜悲伤，于是，才扼住沉沦之中命运的咽喉，辞去职务，还清债务，闭门读书。这样，直到1910年才考取“庚款”第二批留美学生。胡适来到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改学哲学，兼学英国文学、政治、经济，获学士、硕士学位。期间，他认识了同校学美术的女同学韦莲司。
       韦莲司是位“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饰服饰”的女性。就是这种特立独行、落拓不羁的个性深深吸引了胡适。这年10月，胡适与韦莲司的接触频繁，周末，两人出游“不觉日之晚也。”11月，韦莲司返回纽约继续学画，临行前将自己摄的两幅题为“秋柳”的照片赠胡适，这是因为她两人曾在漫步中见一垂柳迎风而舞，能勾起胡适无限情丝。两个月后，胡适与韦莲司重逢。这时，胡适因爱恋韦莲司之故，忽而对美术发生了“兴趣”。于是，两人就多了一层爱恋之外的知趣，由此，韦莲司陪同胡适参观了纽约的许多美术馆。可以这样说：胡适一生与美术无缘，这时却对美术产生浓厚“兴趣”。这无疑是爱屋及乌，为着寻找共同语言。
       此后不久，胡适与韦莲司在信中讨论起“男女交际之礼”的问题。韦莲司在信中说：“最适合于最高尚的人的礼，乃是一种思想之礼，如果明知性的吸引没有用处而弃之不顾，把注意力转移到‘更高尚的友谊’,便无所谓‘非礼’，这样，在两人之间，也只有在两人之间，便能有最亲密、最富于思想启发的关系。”
       三个月后，胡适又来到纽约，下车便打电话通知韦莲司。于是，韦莲司在寓中具馔招待胡适，畅谈至黄昏，两个人又同去赫贞河边漫步，竟“几忘是在纽约的尘嚣中矣”。为此，胡适曾填词《满庭芳》：
       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问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
       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月，指点过湖堤。
       两个人在微风晚霞下“红襟软语”、思“掠地双飞”，只求“销魂杜宇”。这是当年胡适漫游朦胧的爱情境界的写照。
       然而，就在他“语深浑不管昏鸦”的热恋之际，他提出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之事被母亲驳回，而韦莲司的母亲也明确表示不赞同女儿的这桩婚姻。无奈，两人后来果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高尚的友谊”上去了。但对于胡适来说，这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次初恋，直至20余年后，头上已有几缕白发的他，仍难忘400里赫贞江边那少年岁月的梦和爱……
       也就在胡适与韦莲司女士进入“更高尚的友谊”时，东方才女陈衡哲又进入了胡适的情爱生活之中。
       陈衡哲生于1890年7月12日，长胡适一岁，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官宦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当时在美国瓦沙大学攻读历史，是当年获准入学的唯一两个女生之一。
       1916年夏，陈衡哲和任叔永到绮色佳度暑假时，胡适已进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无缘与陈衡哲见面。后来，因任叔永是胡适在上海公学时的同学，在国美又同为《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任虽早有妻室，但却热恋着陈衡哲。10月，经任叔永牵线，胡适才与陈衡哲通信。1917年4月7日，又由任叔永陪同，胡适与陈衡哲才见了第一面。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这样记着：“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
       当时，胡适在美国留学学生中，属出类拔萃者，处处演说，时时发表英文文章，人又生得潇洒英俊，因此，深得女孩子们欢心，陈衡哲也不例外。
       胡适碍陈衡哲是任叔永的女友，虽作出“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君子之道，然而，对于陈女士频频送来的爱却又无法抵挡。这从五个月之内胡适单方面寄给陈女士的四十余件信函看，也就足以证明他对她的无限爱恋。尤其是那些“游戏酬答之片”，更能说明双方的感情已明显突破了一个“友”字。笔者不妨移举一列：1914年11月1日，胡适寄给陈衡哲女士信中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陈衡哲即以诗歌方式，答胡适信时驳问：
       所谓“先生”者，以“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应以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
       申请：要何称。”
       胡适读后又回信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
       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必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嗬如雷，
       决不敢再驳回。
       这难道仅仅是朋友之间的称呼伦理吗？这难道仅是一种谐趣十足的游戏酬答之函吗？两个人的书信、诗词互往，这本是一种情缘，然而胡、陈总无姻缘。一则是胡适因一个“孝”字，终于不敢轻易违抗母命，因此也不敢再婚；二则，陈衡哲当时还充满理想，主张“不婚主义”，为此，胡适又不敢去碰这个“钉子”。就这样，促成了1919年的“任陈结合”。
       陈衡哲与任叔永结婚后，胡适仍十分关爱着陈衡哲。1920年8月，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正值江冬秀生下一个女儿，胡适骗过江冬秀，给女儿取名：素斐（SOPHIA）。与衡哲的洋名“莎菲（SOPHIA）”同音，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的那段旧情，但也不排除他对陈衡哲的一份心迹。紧接下来，就是他为陈衡哲的工作而日夜地奔走开了，他先后几次拜访了校长蔡元培，使陈衡哲成为北大的第一名女教授。8月31日，胡适又接陈衡哲的信：“适之，我有两小事要和你商量：（1）我很希望星期六没有课。你和朱先生安排时间的时候，若做得到，极盼望你们给我这个FAVOR(恩宠)。（2）我一天大约有两三小时的课，若能连在一起，便可省俭不少光阴，不知做得到吗？”为此，胡适又为其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得以落实。这就充分说明了陈对胡的极其信任，也反映出胡对陈的细致入微的帮助体贴。9月11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胡适因陈衡哲新任教授而带病参加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所有新教授均发表演说，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陈衡哲笔名）最佳。……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
       1920年9月后，陈衡哲怀孕不能上课，胡适为她做了许多校方的工作；1923年春，胡适生病，陈衡哲劝胡适南下杭州养病，又特到杭州陪胡适玩了几天；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一个女尼的忏悔》，以诉心肠：
       我不住的添着香\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我急切的敲着木鱼\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但是浓浊的香味\死呆的声响\总敌不了那鸟和花\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我只得急念着佛\哀求那佛爷的援助\但心浪涌得太高了\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我该忏悔了\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我该忏悔\我应该忏悔
       这是首鲜为人知的小诗，从中不难感觉出他们之间情感的深邃。
       1923年春，胡适在与陈衡哲没有结果的等待之下，突然与家乡的一位才女子爱恋并同居了。这位女子是1917年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的“小伴娘”，她叫曹珮声。那年，她还只是15岁的小姑娘，然而，她的那种绰约风姿，却让胡适怦然心动。从那天起，胡适就为这位闯入他生活的少女做起了白日梦。他多么希望这个白日之梦能变成现实。于是，他为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努力着。
       胡适结婚的第二年，曹珮声由父母作主嫁给了邻村的胡冠英。婚后两人感情很不好，曹珮声愤然走出胡家，来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底，曹、胡离婚，胡适知后，于1923年春到杭州探望寡居的“小伴娘”。接着，胡适为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诗：“……前天，伊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窥着！不敢正眼看伊了！……这回来了，只觉伊更可爱了！因而不舍得匆匆离别了。”表面上看，虽是写西湖的，而曹珮声一读便知是在写自己。于是，她勇敢地向胡适袒露了心扉。当胡适6月里重返西湖探视她时，两人便在西湖边的烟霞洞赁房同居了。两个人一起读书、爬山、赏月、观潮，听山寺的钟声……这种柔情蜜意、形影不离的神仙眷侣生活，使得胡适郁积多年的情欲终于释放了，他的诗情也一泻而不可收拾。其中有首为珮声所写的《咏梅诗》曰：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但大多数还都在秋风里撑持着，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却早已憔悴很难看了，我不敢扶她早凋，让她早早休息好了，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前开放吧！”这样同居了四个月后，胡适才依依难舍地离别。别时，胡适又写了一首《多谢》，以表眷恋之情：
       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
       陪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是相忆，
       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
       从此，两人鸿雁传书，相思之苦逼迫着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然而，那位江冬秀却使出了乡下女人的杀手锏――她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揽着两个儿子威胁道：“你要离婚可以，我们母女三人就这样死在你面前了！”为此，胡适害怕极了，再也不敢提离婚二字了。
       胡适被妻子逼得无奈，只得出走山西。他在苦闷彷徨中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直到三十年后，胡适还把后两句抄给友人，表示他对珮声的极度思念之情。
       然而，有情人难成眷属，曹珮声黯然神伤，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着：“摩哥（曹从做伴娘那日起对胡适的称呼），我爱你，刻骨地爱你，我回家之后，仍就像现在一样爱你，请你放心。”信后再署：“祝我爱的摩哥安乐。”
       后来，曹珮声进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再考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回国后，先后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我国第一个农学界的女教授。但由于深爱着胡适又难以得到胡适，曾一度上峨眉山出家，被她的二哥背下了山，逼她还俗。最后，还是在胡适的书信劝慰下，她才断绝了出家的念头。但终身不嫁，直到1973年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还写诗寄给胡适，诗中有句曰：“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时！”
       为了表明对胡适的永久的炽爱和牵挂，为了证明自己对摩哥的永世的痴情，曹珮声最后把自己的躯体埋葬在胡适的故乡――上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