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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醉的《军统内幕》
       1985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沈醉先生收到了一封令他思绪万千的来信。信中写道：
       “目前，中央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我特郑重地向你申明一个事实，这就是我的丈夫张静甫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而且，我丈夫在云南起义时，还遵照你署名的卢汉将军起义通电手令到昆明市军管会作了登记。可是，你在你写的《军统内幕》等书中指明我丈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要凶手……我丈夫被镇压后，我一直把秘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申诉。即使申诉，在那极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谁又会相信我这个反革命刽子手的家属？我被迫改嫁，儿女们也被迫改姓，不能入团入党，不能提拔重用……原来，我想30多年都熬过来了，无所谓了。但又转念一想，子子孙孙怎么办？难道也要让他们永远蒙受冤屈耻辱吗？难道让他们空抱着满腔爱国心而报效无门吗？看在你受共产党多年教育的份上，看在我丈夫曾是你部下的份上，请把我丈夫杀害杨虎城的证据拿出来，以便让人民政府把真相搞清……”
       看完这封信，沈醉不禁大感困惑：既然你的丈夫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为何他被判处死刑时不提出异议，而且之后的36年间其亲属也没有翻案申诉？何况，如果张静甫和其所率14名特务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毛人凤怎么会把他们全都列入有功人员名单，并且于1949年10月26日由张静甫作为代表到重庆领取了赏金？
       也正因为此，刚解放时，在沈醉向昆明市军管会公安机关提供的检举揭发军统罪恶的材料中就有了以上交代。虽然不能肯定这一交代是把张静甫等人送上断头台的唯一因素，但无疑它是一个重要证据。
       建国以后，不同作者出版的关于杨虎城将军被害案的著作数以百计，都把张静甫作为主要凶手来描写。而这些著作所述这一情节都与沈醉所著的《军统内幕》一书相关。
       接到张静甫的妻子曾庆云的信后，沈醉写了一封信给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的孙川。
       孙主任：又有事要你费神查明一下，以便落实政策，原在保防处任副科长的张静甫，1950年12月9日在保防处被扣押，第二天被释放。1950年12月18日又被捕，1951年4月15日被镇压。如当晚他在场，应属随我起义或投诚人员。现其家属希望弄清这一经过，务乞费神一查为感。
       精明的人不难明了其避实就虚的深刻用意，信中只字不提杨虎城将军被害案，只讲起义投诚。如办案人员维持张静甫是凶手的结论，那就决不会查什么起义投诚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如办案人员要查杨虎城案而引起政治风波受到追究，那也搞不到自己的头上来。照沈醉看来，即使办案人员有胆量去碰杨虎城案，甚至认为有疑点，也未必敢查到底，因为这是中央盖棺论定的铁案。然而，沈醉最担心的还是万一真的查明张静甫不是凶手，自己作为揭发者之一，将如何解释？
       孙川接到沈醉的来信后，立即找曾庆云调查。曾庆云向孙川说明，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害时，她与丈夫均在贵阳，而不在重庆。另外，其夫曾于1950年3月24日在昆明市军管会公安机关办理了投诚登记手续。
       在档案馆里，孙川看到了张静甫的简历：
       张静甫，男，40岁，大学文化，山西太原人，曾先后就读于中国民族革命大学医学院、西安中央军委政训班。1938年加入军统和国民党。1939年调任看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上尉医官，1946年升任看守杨虎城特务队中校副队长兼医官。1947年12月被军统逮捕投入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1949年8月被释放并恢复原职。1949年10月任军统云南站保防处三科中校副科长。1951年4月15日作为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犯，被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枪决。
       在所有的档案材料中，均不能排除张静甫参与杀害杨虎城的嫌疑，主要依据有四点：
       一、1948年8月25日，蒋介石飞赴重庆亲自部署密裁杨虎城事宜，而此时杨虎城尚关押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军统保密局长毛人凤，西南军政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及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先后轮番上阵，以总裁要在重庆与杨虎城就西北问题相商为由进行诱骗，均未奏效，后改由张静甫出面方告得逞，致使杨虎城到达重庆当晚便遭杀害。
       二、1949年10月26日，张静甫曾代表分配到军统云南站工作的原看守杨虎城特务队的14名特务到重庆领取了杀人赏金。
       三、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于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以后，在向人民政府检举揭发军统罪行的材料以及其所著的《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戴笠》等有关文史资料上，均指出张静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犯，而且此案系经昆明市、云南省和中央盖棺论定。
       四、张静甫于1951年4月15日被枪决时以及其后30多年中，其家属和外界舆论对张静甫的罪行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
       根据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政策，结合此案已过30多年，当事人或见证人难以寻找的实际情况，查到这里，孙川似乎可以对曾庆云说一声“维持原结论”了。何况，曾庆云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张静甫不在杀害杨虎城将军现场的证据来。而法律重视的只是证据，要么人证，要么物证。
       不过，孙川此时虽未查清张静甫是否参与杀害杨虎城的问题，却查到了张静甫曾于1950年3月24日到昆明市龙井街军管会公安部履行投诚手续的原始记录。这个收获起码可以回答沈醉所要求复查的问题了。
       但在孙川看来，这也许是一条能够打开一扇沉重的历史秘门的关键之缝。她想，既然沈醉确定张静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犯，那么能不能请他把依据再谈具体一些呢？
       于是，就有了1986年孙川的北京之行。在沈醉的家中，孙川听到的情况却使她陷入了更加意外的困惑之中。
       对活人、死人都要负责
       沈醉提供：1949年9月30日，他在昆明接到军统保密局长毛人凤的电令：杨虎城已被处决，看守特务队因此解散，由特务队副队长张静甫率14名特务到云南站工作。
       1949年10月20日，张静甫率员向其报到。
       1949年10月26日，张静甫赴重庆领取杀害杨虎城的赏金。
       虽说沈醉没有亲眼看见张静甫参与杀害杨虎城，但上述事实足以推定张静甫的罪行。
       孙川没有失望，她要找到张静甫是否在杀人现场的可靠证据。为此，首先便要弄清在现场的所有特务；其次，要弄清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中有几人在杀人现场；另外，还要弄清张静甫带到昆明的14名特务是否全部参与了杀人。
       于是，孙川马不停蹄地下四川、上浙江、奔湖南、赴广东、跑贵州……
       正在孙川紧锣密鼓地开展调查，一一排除一一否定，清理着纷乱如麻的线索之际，不少人给她泼起冷水，误解、担心……万一查出此案系错案，岂不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吗？
       这是中央定的铁案，何必去踩这种政治地雷；悠着点吧，你患心脏病、胆结石、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只剩下半条命，走路都困难，恐怕案子没办完，你就见马克思去了。面对这一切，孙川查清历史沉案的坚定信念没有丝毫动摇。这一切与她那坎坷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
       1950年冬，16岁的孙川当上了西南公安部的一名情报侦察员，之后又当预审员。30多年的公安生涯，形成了她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0年动乱中，她作为“军统高级特务”被残酷批斗。逻辑荒唐得出奇，就因为她曾在中美合作所原址上办公的西南公安部工作过。
       1969年冬，尽管她已怀着8个月的身孕，仍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在砖瓦厂的水塘中光着脚板踩稀泥。从此，她被风湿性心脏病和哮喘缠上，致使不久出生的女儿成为几个孩子中身体最差的。她的心里也因此永久地刻上了对女儿的愧疚。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坏人曾多次设下圈套，或以加重处罚相威胁，或以给其自由相引诱，企图让她陷害其他同志。反抗，使她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肉体和精神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家庭也受到了株连。在长达11年的蒙冤岁月中，她没有出卖灵魂，没有伤害过一位无辜者。1979年，强加在她头上的所谓“中美合作所高级特务”帽子才被摘掉。1981年，云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孟琦亲自点将。从此，她挑起了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主任的重担。
       正因为孙川有蒙冤的特殊体验，使她对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重新执掌办案大权，她更加珍惜已经不多的工作机会。
       “复查办”虽是一个机构，但却只有她一名专职人员和两名兼职人员，而复查的案件时间跨度却长达60年。涉及地下党人员、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统战人员、华侨等。案情之复杂，工作量之大，责任之重，自然不言而喻。
       上任之初，极左思潮还有不小的市场，每迈进一步，都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经常出现连案子都不让她查的问题。孙川不厌其烦地向有关同志宣传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方针政策，耐心细致而又旗帜鲜明地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自古以来，人无完人，现在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正是对当事人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把所有的冤假错案全部查清并改正过来，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和哪一级领导批准的，都不能例外。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自己或家人受到冤屈又会怎样？起码，查清了真相，哪怕不能平反，也好给当事人或家属一个明确的交代。
       可以说，不管人们认识差距有多么大，孙川所到之处，总能用自己这些体现原则充满人情透出哲理的话语让涉案执法部门折服。
       做通有关执法部门的工作难，查案过程也难。张静甫一案一查就历时4年，涉及10多个省、市、自治区。经费缺乏，她就经常自费出差，住宿总是10元以下的小店，吃饭总是几个馒头就着白开水。有时，为了取得证人及其家属的配合，她不得不自掏腰包请吃送礼，以联络感情。好几位与她一起出差办案的同志都说，孙川这么艰苦已经到了自虐程度。孙川到了目的地，往往刚放下行李，便立即马不停蹄找当地统战、公安、法院以及历史见证人联系。同行的同志感到吃不消提出休息，孙川总是说，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挽救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当事人和见证人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他们一死，案子就无法定论，就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1988年冬，孙川来到湖南省华容县找一个年逾八旬的见证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此人住在远离县城30多公里不通公路的一个偏僻山村，准备打电话让乡政府通知此人到县城来。孙川马上制止道，这样不好，不能让老人来将就我们。说完，她带着档案冒雨踏上了泥泞的山路。一路上，华容县政府带路的工作人员感叹不已，称赞孙川精神可佳，在孙川的身上，他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11年中，孙川走访过的涉案人员达上千人，翻阅过的案卷已数不清，有的一起案件的卷宗材料就重达七八公斤。有的案件由于比较复杂，常常需要跑遍全国。她是在眼底动脉硬化、经常出血、视网膜萎缩的情况下挑灯夜战，一行行一字字寻找证据的。她也是在腹部经常剧烈疼痛的情况下出差办案的，直到1986年她在办案途中昏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腹腔长了一个大瘤子。
       当曾庆云及其长子曾从军了解到孙川为查此案费尽了心血，遇到了非议，遭到了阻力，仍不退缩继续努力的实情后，不忍心让孙川再受罪，同时也对平反失去了信心，于是，多次要求撤诉。
       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正求之不得而顺水推舟，但是，孙川却反而劝说他们，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得失，相信共产党定能查个水落石出，作出公正结论。
       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当事人要求撤诉是1988年1月，也就是说，从曾庆云及其子曾从军1985年申诉起，已3年多了。
       其实，此时的孙川已经查清了全案，但为了慎重，即调查结论必须经几家政法部门统一认证并经过复查同时报上级机关批准后才能定夺。尤其是此案系通天大案，没有中央的意见，断不可翻案。因此，孙川的嘴仍是“铁将军把门”，未露一丝口风。那么，孙川的调查结论又是如何的呢？
       张静甫罪不当诛
       孙川调查的结果如下：
       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向军统头子毛人凤下达了密裁杨虎城的命令。毛人凤与西南军政特区区长徐远举和副区长周养浩商议后，认为在贵阳处决杨虎城容易走漏风声，决定将杨虎城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加害。于是，徐、周俩人以及第三任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轮番去贵阳黔灵山麒麟洞，以总裁要在重庆与杨虎城就西北问题相商为借口进行诱骗，但均未成功。一筹莫展的徐远举问周、张：“在看守人员中，谁和杨虎城最亲近？”
       张鹄答：“张静甫！此人与杨虎城相伴已有11年，且与杨虎城是山西同乡，和杨虎城不但有情感上的接近，更有政治上的共鸣。因此，1947年12月由我的首任队长龚国彦将张静甫投入了白公馆监狱。”
       
       徐远举沉思片刻说：“只要张静甫能劝说杨虎城到重庆，就放了他，并且官复原职。”
       “只怕放了张静甫会酿成后患，走漏了风声，坏了大事。”周养浩表示了不同看法。
       徐远举打断了对方的话：“总裁催得很急，火烧眉毛了。大陆已经站不住脚，办事就不能太细致太认真，要快刀斩乱麻。总裁都管不了，我们还顾得了那么多吗？当然，对于张静甫，不能让他知道核心秘密。事不宜迟，现在你就把他押到我这儿来，要客气些。周副区长，你也一起去，办手续方便些。”
       大约1个小时后，张静甫来到了徐远举的办公室。
       几天后，张静甫由周养浩和张鹄从重庆带到了贵阳。张静甫即按徐远举的指令，以相同的口径劝杨虎城。
       杨虎城未等张静甫说完，便反问道：“张医官，西安已被解放军占领，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蒋介石这个人我可是早就看穿了的，心黑手辣，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当初，张学良将军要跟他飞南京，我就看出凶多吉少，果不出我之所料，张将军有去无回。张将军与他有亲戚关系，他都容不下，何况我呢？西安事变中，我可是主张立即杀蒋以谢国人的。老蒋多次咬牙切齿地说，假如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乱犯上，他早就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了。现在，共产党马上要坐天下了，蒋介石对我更加恨之入骨，这是他要下毒手了，你要么是幼稚，要么是与他们串通一气，我宁肯相信是前者。”
       张静甫急了：“杨将军，千万别误会，我这次来，是徐远举长官许愿，如果我能劝说让你赴重庆，就马上释放我。他知道我与将军的关系。”
       听到这里，杨虎城长叹了一口气：“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自由谁不渴望呢？好啦，反正蒋介石要加害于我，在贵阳也可以下手。只要能换取张医官的自由，我这个同乡也心甘情愿，就算作为你陪我坐牢11年的一个回报吧！”
       孙川从上述经过判断，杨虎城之所以同意赴重庆，只是出于同情张静甫的境遇。当时作为政治上的危险分子和尚在狱中的张静甫不可能一步登天受到重用，而只能是个利用对象。因此，张静甫诱骗杨虎城是在不知内情、不晓背景的情况下进行的。张静甫由开始监视杨虎城，到后来反而逐渐受杨虎城的影响感化，转而同情杨虎城。后杨虎城多次在经济上接济过张静甫。而张静甫也以教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和国文回报。1941年张静甫与曾庆云结婚时，杨虎城曾送对联祝贺，并让13岁的儿子杨拯中画一对喜鹊相赠。
       孙川从调查中发现，张静甫的入狱与看守杨虎城的前两任队长李家杰、龚国彦均有关，俩人与张静甫关系形如水火。戴笠、毛人凤曾多次接到过张静甫与杨虎城有勾结的密报。最要害的当数1947年11月，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病逝于中美合作所监狱时，张静甫在料理后事中出了很多力，也对身心交瘁的杨虎城进行了精心照顾和安慰。于是，毛人凤大为恼怒，次月便判张静甫3年徒刑。从所有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张静甫与杨虎城关系确实比较密切，而且可以称得上感情深厚。但这并不能排除张静甫被迫杀害杨虎城的可能。
       孙川又寻找了新的调查切入点。而切入点正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疑点。经过可以想像的周折，孙川又消除了此案中的一个大疑点，这就是沈醉曾交代张静甫于1949年10月26日作为凶手代表到重庆领取过7根金条的赏金。可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有关档案资料上，孙川却又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49年10月10日，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处决杨虎城有功人员领奖会，作为主要策划者及凶手的周养浩、熊祥、王少山、杨进兴仅得银元200元，张鹄150元，江利田、李谦祥各50元，最少的甚至只有2元。
       为何张静甫的赏金要比其他地位高作用大者高出几倍呢？为何沈醉提供的领赏日期与军统记载的日期会相差16天？
       孙川深挖细查，理清了这个貌似简单，其实复杂；看似清晰，其实模糊的线索。原来，沈醉于1949年10月26日派张静甫、夏德贵、陈琼、徐钟奇4人到重庆，是具有双重目的的，第一是由张静甫代表看守杨虎城的14名特务去领取赏金，而这个赏金分了若干个等级，一是策划者；二是在现场直接执行者；三是参与者；四是曾看守过杨虎城的特务。总之，赏赐是老天下大雨，人人有份。第二是由上述四人共同去领军统云南站的活动经费。当时，毛人凤共批给4600元银元和7根金条。几天后，张静甫率上述人员携此经费包机返回昆明。经费由张静甫与云南站财会人员王静涵2人一起如数转交沈醉。
       所谓张静甫到重庆领取杀害杨虎城赏金一事水落石出。但是，这并不能彻底排除张静甫杀害杨虎城的嫌疑。
       既然不能排除嫌疑，那么，就必须搞清杨虎城被杀害时，张静甫究竟在哪里？
       孙川想，杀害杨虎城的策划者徐远举、周养浩俩人在重庆解放时来不及逃走，被抓获。在战犯管理所中曾交代过杀害杨虎城的经过。何不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可查来查去，却没有张静甫在杀人现场的只言片语。
       孙川继续使用排除法，如果徐远举和周养浩属于遥控指挥者不在现场可能会出现遗漏的话，那么，作为在现场直接执行杀人罪恶的杨进兴可能在自己的交代中对杀人同伙有更详细的涉及。
       杨进兴，1940年参加军统。曾先后任军统头子戴笠的警卫、副官。戴笠死后，杨进兴被调入军统重庆看守所任看守，之后升任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曾先后参与杀害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近百人。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下达密裁杨虎城的口谕。9月6日，杨进兴被毛人凤指定为屠杀小组成员。当夜，西北军二级上将杨虎城及其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将军及夫人和儿子共6人被杀害。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的前一天，杨进兴在中美合作所执行了最后一次屠杀32人的任务后即潜逃。当年12月11日，他化名杨大发携老婆田德俊回到了南充县青居乡三村。1955年6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与南充市公安局联手抓获了杨进兴。6月18日，杨进兴供认了杀害杨虎城的经过。7月30日，预审结束。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依法处决。
       在杨进兴所有的交代材料中，其杀人同伙中均无张静甫。
       至此，孙川产生了一种预感，这就是曾庆云的申诉中称其丈夫不在杀人现场的说法是可靠的。然而，孙川十分清醒，仅凭以上事实，是无法成为平反依据的。她又马不停蹄奔波于重庆、贵阳和云南之间，对比有关档案，核实证人举证。一段史实终于澄清：1949年9月5日，即杨虎城离开贵阳的前一天，毛人凤和徐远举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敲定了6名他们认为可靠的刽子手。这6名特务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行动组中校组长熊祥、少校副组长王少山、白公馆看守所中校看守所长陆景清、白公馆看守所少校看守长杨进兴及尉级特务宋文芳、王孝先。并由毛人凤、徐远举俩人亲自主持上述人员举行了秘密集体宣誓。这6名刽子手在杀害杨虎城等6人后，除杨进兴一人奉毛人凤之命潜伏大陆外，其余5人均被毛人凤派专机送往台湾。
       1949年9月6日上午，当杨虎城等6人被押上汽车时，周养浩命令张静甫率原看守杨虎城特务队的14名特务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原地待命两个星期。
       周养浩从贵阳看守特务队中只挑选了6名随行至重庆，即杨以模、胡少亭、李谦祥、罗天焕、汤建成、江利田。这6人将杨虎城等人押到重庆后，周养浩让他们原地待命。当杨虎城等人被另6名刽子手杀害后，由于人手不够，杨以模等人又被派上用场，帮助刽子手掩埋尸体。
       如果按罪恶来分的话，直接凶手应是熊祥、王少山、陆景清、杨进兴、宋文芳、王孝先。间接凶手则是杨以模、胡少亭、李谦祥、罗天焕、汤建成、江利田。而张静甫及在贵阳待命的14名特务只能承担看押爱国将领的罪责。显然，按照解放初中国共产党关于镇反的政策，属罪不当诛。
       虽说周养浩命令张静甫率14名特务从1949年9月6日起在贵阳原地待命两个星期，而实际上，直到10月18日，张静甫一行才奉命从贵阳乘汽车出发，于20日到达昆明向沈醉报到。
       接下来，孙川又在昆明市军管会的档案中查到了这样的记载：1950年3月24日，张静甫投诚登记当天，带领公安人员在昆明龙井街逮捕了伪军统贵阳情报站长汪剑英，并缴获发报机一台、手枪两支。不久，亲自抓获国民党CC派贵州省党部情报处长黄常佐并扭送公安机关。之后，又与刘安堂在金碧路擒拿伪军统检察站长翁立城归案。另外，还动员伪贵阳市警察局司法科长王文蔚向人民政府投诚……
       至此，张静甫一案真相大白，疑窦全消。然而，查清全案，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查案难，平反更难。
       你是共产党的青天啊
       在孙川的面前，仍然难关重重。
       核心问题即孙川对此案复查的定性能否为公安机关领导以及执法机关所接受。孙川对此案的定性十分明确：一、张静甫不是杀害杨虎城的凶手；二、张静甫属起义投诚人员；三、张静甫属错杀，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8年6月17日，云南省公安厅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厅长彭建飞批准了孙川同志所拟关于对张静甫按起义投诚人员平反的报告。当月，公安厅党委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此报告并形成了决定。
       侦查机关的第一步走得似乎很顺利，但第一步的审判却迈得很缓慢。审判机关不是不想改判，而是不敢改判。因为，建国以来，云南省遇到如此棘手的疑难案还是第一次，将已经在世界产生了几十年影响并经过上级盖棺定论的铁案重新撬棺再论，谁都明白，难度太大、风险太大。于是，矛盾交到了云南省委统战部。统战部掂出了此案的分量，自然不敢马虎，派员复查后明确表态，同意公安厅的意见。
       审判机关履行了必要的复查程序，又采取极为慎重的措施，按级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又报告了中央有关领导。
       1989年4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下达了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写道……按有关政策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51年4月15日对张静甫判处死刑的决定；二，恢复张静甫的投诚人员名誉……
       至此，张静甫被错杀一案得到圆满解决。
       当曾从军从孙川手中接过判决书，激动得热泪纵横，情不自禁跪下了：“孙主任，我不跪天不跪地，只跪父母。但是，今天不跪不足以表达我和全家的感激之情，是你几次在我家撤诉的情况下，又鼓励我们坚持了下来，是你给我家送来了珍贵的春天，是你给了我家珍贵的政治生命，是你解除了我家背了40年的精神包袱。你是共产党的青天啊……”
       热泪打湿了孙川的眼睛，她握住曾从军的手说：“不要谢我，应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也谢谢你妈妈提供了情况配合复查。同时，还感谢她把你们几个孩子培养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这次复查，查出你父亲是太原晋祠镇花塔村人，你们去找故亲吧。”
       按照孙川提供的地址，曾庆云一家找到了失散数十年并一直在寻找他们的故乡亲人。
       1990年春，当曾从军来到父亲老家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花塔村时，家乡的亲人告诉他，40年来，张静甫的直系和旁系亲属由于受“杀害杨虎城刽子手”问题的影响，一直见人矮三分，低着头生活，夹着尾巴做人。
       曾从军讲述了父亲平反的传奇经历后，家乡的亲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从此，他们又可以扬眉吐气，抬头做人了。
       海内外的一些原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人员及家属听说此事后，纷纷感叹不已。如果是国民党，别说是纠正党外和敌人的错案，就是党内的错案也休想得到平反。难怪共产党能从弱到强，从无到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夺得江山，久坐天下。
       一位曾是国民党将领后转入台湾商界的老人说，张静甫错案的平反，使我对共产党放弃了怀疑，增加了信任，充满了希望，因此，我决定在大陆作长期投资。
       落实政策后，曾从军评上了高级职称、晋升了工资，当了云南省科委主办的《奥秘》杂志副主编，真可谓多喜临门。在这个时候，孙川没有放松对曾从军的要求：“你千万不要满足，这些虽然是组织上对你政治上的信任，对你才华和贡献的肯定，但你还要争取更大的进步。”
       1994年11月，曾从军按照孙川的建议，来到北京看望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秘书长的杨拯民。杨拯民感慨万千：“我们都是国民党员的儿子，但最后都为共产党员折服，正所谓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好在孙川搞清了这段历史。你还年轻，可以为中国人民贡献更多的才华。我将《杨虎城传》、《杨虎城在欧洲》、《杨虎城在国外演讲录》3本书赠与你们全家。”
       在沈醉的家中，曾从军向尴尬的长辈讲述了父亲错案已纠的情况。沈醉对自己当年的轻率推理所造成的后果屡表歉意：“起义时，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表示全心全意告别罪恶的过去，当时，我在昆明接到毛人凤让你父亲去重庆领取杀人赏金的电报后，我想，张静甫和14名特务参与杀人，才会得到奖赏。谁知里面还会有这么多的插曲。”曾从军则豁达地予以了体谅。
       其实，早在张静甫案纠正的第二年冬天，孙川就到北京向沈醉先生通报了复查和纠正情况。沈醉为孙川的精神大为感动，沈醉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位男子汉，不料却是女丈夫啊！你是我一生中很值得敬佩的人。能够认识你，是我的一大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