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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口多，城市也多，城市问题成堆，有着太艰巨的城市建设任务。文化大革命中，原就少得可怜的城市规划人员流离失所，至一九七九年，据吴良镛先生估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人员“从原有的五千人降到一千至一千五百人”。在相当长时间内，全国只有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少数大学设城市规划专业。清华建筑系一直只招收城市规划研究生，到本世纪初才开始招收本科生。
       赵大壮
       赵大壮，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八一年起在吴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完成《北京奥林匹克规划研究》博士论文，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博士。像赵大壮这样的城市规划人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真如凤毛麟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城奥运会（一九八八）尚未召开，但汉城为开奥运会所启动的建设工作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当时，我国正积极准备在开好亚运会的基础上申办二○○○年奥运会，必须提前考虑奥运设施建设和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
       奥运会之举办，已近百年，但是各国有关奥运的研究，尤其是牵涉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研究成果，却近乎空白。实际上，许多国家承办奥运会，或临时抱佛脚，或自恃其已有实力，或是掺入浓浓的商业意念。如何结合北京具体条件，使奥运建设与整个城市规划建设相辅相成，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吴先生未雨绸缪，赵大壮锲而不舍。在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启发协助下，经过对各国举办奥运的不同经历、经验的考证，和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思考，赵大壮提出应该“把奥林匹克建设与城市建设统一起来”，采取分散建设的空间模式和长期建设的时间模式，使北京奥林匹克建设形成一个由三个层次（奥林匹克中心／分区体育中心／分散的居住区体育中心）构成的网络模式，形成分级的但是完整的体育设施系统，使之具有明显的结构形态，方便使用与参与（例如奥运期间的交通组织：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奥运会第八天，全市公共交通量六十二万五千人次，其中与奥运中心相关者占百分之九十四，是一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大批量的公共交通活动），并对改善城市环境起重要作用。
       赵大壮的研究成果是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有力支持，是北京奥运规划、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可靠依据。但是，当北京申奥成功，他早已离开人世。
       上海
       上海，宋代建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清初已成贸易港口。一八四三年开埠，一百年中，已发展成为远东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会。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香港、东京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一齐进入了青年学人吴良镛的视野。吴先生回忆说：“当时的上海，就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会。改革开放以后，我跟汪道涵市长、朱基市长或倪天增（副市长）交谈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二十年来，上海的规划、发展，一直没有偏离这个大前提，大方向。”
       一九八五年，吴先生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评议会上提到，上海的发展，已经落后于香港和东京，“住房缺乏，交通拥挤，城市设施落后，环境质量差，问题成堆，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在谈及上海的未来时，他再次强调“必须按国际城市的国际标准建设上海”，“综合开发新城，疏解、改造旧城，逐步形成新的城市结构形态”。
       但是，解放后近三十年中，国家对上海城市建设不投资，而上海财政仍要上缴国库。当北京面临“三年经济困难”仍大兴土木大搞国庆工程时，上海只是小打小闹，盖了一些工人新村。精明的上海人到了北京，见到新修的大马路，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用阿拉上海人的钱，修北京的路。”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同济大学建筑系罗小未教授曾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上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为止，上海没有过完整的法定的总体规划，城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无所适从。
       目前，新的上海市总体规划（二○○○至二○二○年）已经开始实施。同济大学建筑系郑时龄教授指出，上海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间，仍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期，上海将“按照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方针，以中心城为主体，形成‘多轴、多层、多核’的市域空间布局”，成为长江三角洲以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
       近年来，众多国际知名的大师和事务所，直接参与了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他们之中有：意大利的维多里奥·格里戈利（Vittorio Gregotti）、福克萨斯（Massimilino Fuksas）和斯加盖地事务所（Luca Scachetti Partners），德国的冯·格尔康（Meinhard von Gerkan）和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法国的夏邦杰（Jean-Marie Chapentier）、多米尼克·佩罗（Dominique Penault）、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法国建筑事务所（Architecture Studie）和何斐德事务所（Fredric Rollard Interational），西班牙的马西亚·柯迪纳克斯（Marcia Codinachs），英国的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诺尔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澳大利亚的菲利浦·柯克斯（Philip Cox），加拿大的B＋H事务所和DGBK＋KPF事务所，美国的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迈克尔·格雷夫斯（Miehael Graves）、墨菲·扬（Murphy/Jahn）、SOM事务所、Sassakki事务所、RTKL事务所和KPF事务所，日本的伊东丰雄、丹下健三事务所、RIA都市建筑设计事务所、日建设计公司和日本设计公司，还有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和台湾建筑师李祖原等。这么多名家大师直接参与一个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工作，为各国城市历史上所罕见，在上海是头一回，其人数和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北京和广东。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使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视野产生了积极变化，使上海涌现了一批世界水平的建筑，如上海大剧院、金茂大厦、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科技博物馆等，由他们提出的黄浦江两岸改造规划方案的实施，将使这里形成上海城市空间的核心，并成为二○一○年世界博览会的一处风水宝地。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的引进和接纳，是开放的上海自主的、主动的行为。他们的到来，理该为海纳百川的“海派”建筑文化，做出有益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我曾将新中国三十多年间建筑创作成就比较突出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建筑风格，分别称为“京派”、“海派”和“广派（岭南派）”。北京的建筑创作，“过于强调过去，少于憧憬未来”，“创新不足，鲜于探求”，与岭南建筑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较为自由、自然和符合人们活动规律的平面安排，明快、开朗和形式多样的立面和造型，与园林绿化和所在环境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南一北的鲜明对照。在同一时期内，上海建筑创作偏少，但上海保有一支成熟而沉着的建筑创作队伍，他们“没有跟着‘京派’走，也没有被‘广派’所征服”。“海派”建筑风格所表现的是：“对环境、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从实际出发，朴素无华”，“独立思考、精心设计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这些表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曹杨新村、鲁迅墓、闵行一条街的设计中，也表现在一九八○年前后的龙柏饭店和上海宾馆中。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建筑创作高潮和城市建设高潮持续不断。从华亭宾馆、上海商城、新锦江大酒店到浦东新城的高层建筑群，标志着“海派”建筑的新成就。
       但是，在对“海派”和“京派”建筑的考察中，近年来却发现了一种新的态势：在各自几个标志性、阶段性的著名建筑中，上海表现了“传统”，“传统”的北京却走向了前卫。上海的“传统”有“三宝”：宝鼎（上海博物馆）、宝珠（电视塔和国际会议中心）和宝塔（金茂大厦）。北京的“前卫”有“三鸟”：鸟蛋（国家大剧院）、鸟巢（奥林匹克体育场）和独脚鸟（独脚鸡，中央电视台新楼）。
       对传统形式的匆忙搬用，似与上海的现代意识相悖，表现着肤浅和急躁。金茂大厦纯然一座宝塔，宝塔身上的枝枝丫丫，让未受登高训练的人可以顺利登顶。上海博物馆的宝鼎（四条腿）形式，显然有碍于内部空间和平面的安排和利用。由国际俱乐部设计方案勉强修改而成的国际会议中心，从平面到立面都甚少新意，已遭非议。同济大学沈福煦教授指出，东方明珠电视塔的三条腿，从某个角度观察，呈现很不稳定的状态。
       北京几个大建筑选择了前卫，是一种失职与无知。外国人不敢用的“独脚鸡”方案，在中国找到了销路。它们在投资上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却曾是“京派”建筑的痼疾。在北京，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土木工程师，对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中央电视台新楼的结构表示理解和支持。
       无论是传统的“三宝”还是前卫的“三鸟”，它们在艺术的追求和创造中，都显示着惰性和虚弱，幸而它们还没有成为“海派”和“京派”的主流。
       倪天增
       吴先生谈上海，情不自禁几次谈到倪天增。
       倪天增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在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当了二十年建筑师，一九八三年起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九二年病逝，时年五十四岁。
       倪天增当上海副市长，正是上海开始大忙碌大变化的时候。上海有这样一位既熟悉专业又忠于职守的副市长，真是上海之幸。十年中，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到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火车站、浦东国际机场，从外滩的改造工程到浦东新区开始起步，从城市交通到居民区的生活环境，都耗去他大量心血。他的政绩和人品，在政界、建筑界和老百姓中有口皆碑。居民中开始使用罐装煤气，副市长倪天增家却由他自己买煤挑煤。一次在火车上，一位中年人主动帮着同济大学的罗小未教授把行李搬上行李架，后来，罗教授才知道他就是副市长倪天增。倪天增逝世后，同是清华校友的朱基同志亲题挽词：“市民公仆，汗洒浦江。”吴先生以行草书挽诗一首：
        清华多俊彦，君子众所推。
        一生献建设，不惜鬓毛衰。
        居功不自傲，艰辛为人民。
        谦怀虚若谷，美誉满春申。
        协和欢聚日，花木宏图挥，
        昊天胡不吊，英年竟西归。
        华厦万间立，坦衢百里通。
        浦江新貌改，应可慰忠魂。
       倪天增在京时，吴良镛先生正住在协和医院。他到协和拜望吴先生并向先生辞行，说几天后就要返回上海。但是他没有回到上海。他突然病逝于北京。他太累了。
       二○○二年，在倪天增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在浙江嘉兴地区千年古镇西塘，我参观了倪家祖屋中的人民公仆倪天增纪念馆。精神宛在，绿水长流，忠诚的共产党员倪天增，为这江南名镇，添增了不灭的光辉。
       厦门
       自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开放海禁起，厦门就开始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国际性港口城市。一九八四年，吴先生第二次到厦门调研时，曾对福建省和厦门市的有关领导说，“厦门很有希望成为东南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是东南沿海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三百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也过去了。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段严峻肃静的时间外，厦门有的是自由和舒坦。一个圆形大岛，还留下大发展的余地。这里有亚热带的骑楼，有陈嘉庚式的学府，也有新时期建设起来的高楼大厦。城市的不断发展，建筑的拔起生长，显得无拘无束。隔海相望的鼓浪屿，钢琴的乐音伴奏着欧洲建筑艺术所抒发的异国风情。位于东边的会展中心，与小金门隔海相望，既洋溢着时代风采，又传达着浓浓的故里同胞情怀。整个厦门展示着最宽容的胸怀和最开放的前景，吴先生当年所提出的建议和预见，已经落实在规划中，或者已经变为现实。山海花树，闽南秀色，风光旖旎，白鹭齐飞……
       赵克明
       赵克明一九七○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是新时期到来之前最后走出清华园的毕业生之一。他是一九六四年入学，基础课还没学完就开始了“文革”浩劫。他在工作中所以能够胜任愉快，全靠毕业后的自学和实际锻炼。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三次来到厦门。第一次，他是城建部门的一位局长，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厦门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他的一份功劳。作为清华建筑系中的一员，我深感欣慰。第二次，他已经是一位副市长，内行管内行，厦门出现了新的街道，新的大厦。他的言谈和笑容，真个是辉映着朝气蓬勃的厦门所特有的风采。第三次，却没有见到他。人们告诉我，他已经进了班房。有人说，他曾抵制过贿赂和腐蚀，但最后仍逃不脱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命运，成了人民的罪人。
       城市建设中有败笔，人群和官员中有败类。
       腐败，贪污，受贿，使多少本想洁身自好的学子、干部、党员，最终仍难免灭顶之灾。
       厦门岛，鼓浪屿，涛声依旧，一叶扁舟，何以顷刻覆灭？走上仕途的清华士子，可引以为鉴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