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球友、战友、囚友”：与文强的三部曲
一次，下午放风时，廖耀湘和杜聿明这一对昔日的战友，习惯地到外面走走。廖耀湘忽然听到隔壁有人用地道的长沙话在读报，狱中闻乡音，廖耀湘感到特别亲切，便侧耳仔细倾听起来，听着听着，廖耀湘不禁兴奋得猛一击掌，说：“光亭，你来听听，读报的是文强！”杜聿明摇了摇头，说：“建楚，别胡说了，文强早已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廖耀湘固执地将杜聿明拉到窗前，说：“你听听，肯定是文强！”杜聿明在窗外仔细地聆听了一会儿，惊喜地轻声喊了起来：“啊！真的是文强，他当过我的参谋长，对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杜聿明和文强是1950年进功德林的，廖耀湘是1956年进功德林的。文强由于拒不认错，与大家隔离得较严。所以，同与杜聿明在一个管理所关押了6年，同与廖耀湘在一起关押了1年，可文强与他们从未见过面。
1956年，为了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创造早日新生的条件，实行全国战犯大集中。这时，才准许互相谈话，交流改造心得。
他们终于结束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廖耀湘紧握着文强的手，不断摇晃着，说：“老同学，我们终于见面啦。”
“是呀，老同学。”文强重重地用双手拍着廖耀湘的双肩，“这次见面，可谓是九死一生，实在不容易呀。”
“老同学？”杜聿明睁大着双眼，疑惑地望着双手紧握的廖耀湘和文强，“你们是老同学？”
“是呀！”廖耀湘望着杜聿明点点头，“1923年到1925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我有时到明德中学听课，他有时到岳云中学听课，这样，我们便成了最早的同学。”
“我们还是球场上的战友啦。杜司令官。”文强笑着向杜聿明说。
“是啊！”廖耀湘点了点头，“有一次，我带队到明德中学比赛，正是寒冬腊月，只见明德一个队员穿着一件旧羊皮袍上场。明德中学的啦啦队，大喊起来，‘文家大爷，穿皮袍打篮球，真给我们明德‘争光’啦！’这位文家大少爷立刻红着脸脱下皮袍，和我们在球场上大干起来。赛后，我对他说，‘这位文家大少爷，你的球打得不错呀，请问大名？’他说，别叫我‘文家大少爷，我叫文强！你呢？’‘我叫廖耀湘，邵阳人。’从此，我俩便在长沙各校的球赛场上见面，都成了球队的好选手。”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么一段渊源。”杜聿明感慨地说。
“后来，我们又是黄埔同学。”文强说。
“他是黄埔四期生，我是黄埔六期生。”廖耀湘望了杜聿明一眼，“你是黄埔一期生，这样说来，你是老大，文强是老二，我是老三啦！”
“是呀！”文强哈哈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杜聿明不解地问。
“我笑呀———”文强卖了一个关子，停顿了一下。
“什么？”
“我们现在……”文强左手拉着廖耀湘，右手拉着杜聿明，“又同学啦。”
廖耀湘与杜聿明一愣。
“功德林的同学呀。”
廖耀湘与杜聿明望了一下文强，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杜聿明无限唏嘘地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同学啊！文强！”
说起来这位文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而他的入党监誓人就是周恩来。1927年，他还同周恩来、朱德、贺龙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便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万般无奈中，经国民党元老、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抗战后加入了军统组织。
有趣的是：文强还是毛泽东的亲戚。他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是他的亲表兄。中学毕业后，文强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同班。
在广州，他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他亲手写的一幅条幅，上面用工整的字写着“花好月圆人寿”。其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担任校长。
文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著名将领，40岁时被擢升为中将，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年轻的中将。作为杜聿明最得力的助手，在淮海战役中担任杜聿明的代理总参谋长，成为杜聿明左膀右臂。无怪乎当文强说他们是功德林的同学时，杜聿明感到无限唏嘘了。
廖耀湘和这些同学成立了管理机构———学习委员会。当选的学委会成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任学习委员，宋希濂任文娱委员，曾扩情任卫生委员。
学习委员下面还专门设立一个图书馆，大家推选庞镜塘当馆长，廖耀湘则自动报名当了“馆长助理”，帮助庞镜塘这位馆长管理图书。另外还设立了一个墙报组，由文强负责，廖耀湘又自动报名，当了文强的“墙报助理”。
分学习组了，廖耀湘很希望和杜聿明、文强分在一组。但他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他和杜聿明分在第一组，组长是邱行湘，组员杜聿明、廖耀湘等。
文强分在第三组，好在与第一组同在戊字胡同，且与第一组紧紧相连，中间仅仅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因而廖耀湘和杜聿明每天都可以听到文强熟悉亲切的“长沙发言”。由于相隔太近，因而，他们这三个“老同学”可以说同在一组，甚至比同在一组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将两组的学习情况“互通情报”，以利于分析和判断。
一天，文强神秘兮兮地将廖耀湘和杜聿明悄悄拉到一旁，指着发给他们的那个带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轻声地说：“你们知道这个‘审’字的意义吗？”
“什么意义？”廖耀湘问。
“这就是：审等于公审等于枪毙。”文强一边思索，一边微点着头说。他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以善于思索出名。
“不至于吧？”廖耀湘微微摇了摇头。
第二天，做什么事都十分认真执着的廖耀湘拿着这个带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去问战管所姚所长，这位姚所长听了廖耀湘的述说后，笑了，说：“这个‘审’字，仅仅代表对一个人的历史有待审查，别无它意。”廖耀湘将答复告诉了文强和杜聿明，杜聿明对文强说：“念观，你也太多疑啦！人家要枪毙你，还让你戴着牌子说东道西，谈天议地吗？”将多疑的文强说了个大红脸。
一个除夕之夜，廖耀湘正在和文强、杜聿明一起，议论自己的家乡，战管所的管理人员蒋大胡子走了过来，问道：“议论得这么高兴，在谈什么呢？让我也听听。”廖耀湘如实回答：“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呢！”蒋大胡子笑着说：“想家啦？”文强答道：“我在大陆没有家。”蒋大胡子又问文强：“想不想看书？”文强答道：“想看。”廖耀湘和杜聿明也一同应和道：“我们也想看。”蒋大胡子从身后拿出一本《马·恩·列·斯选集》，翻开扉页问文强道：“这个大胡子是谁？”文强说：“马克思。”蒋大胡子又翻开一页，问廖耀湘：“这个大胡子是谁？”廖耀湘说：“恩格斯。”再翻一页问杜聿明道：“这个小胡子是谁？”杜聿明说：“列宁。”蒋大胡子吃惊不已，感叹地说：“啊！你们文化真棒呀！不看书什么都知道。”顿了顿，蒋大胡子像想起了什么，向三个人问道：“呃，三位，你们知道国民党蒋介石监狱有些什么规矩？”
“这个问题，请文强回答最为适当了。”廖耀湘望着文强，“一，他是军统的，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应当最为了解；二，他自己就蹲过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三，他好学，还专门对各国监狱包括蒋介石的监狱进行过研究。”
“廖耀湘，这个你倒是说对了，”文强爽快地回答道，“我在1931年北伐之后，被武汉政府派往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蒋介石的态度。有个在川军任职与我黄埔四期的同学认出了我，四川大军阀刘湘立即将我逮捕，关在巴县县政府，我听过典狱官宣布的监规；又在1933年，参观过湖南的模范监狱，了解过监狱的章程，对军统的特设监狱，了解得就更多了。总的说来，这些监规大致是：第一，犯人间不得相互谩骂，违规者扣饭数顿或数日；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罚款若干，或戴镣铐关禁闭数日；第三，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学习西方监狱的管理方法，强迫犯人‘学艺’，亦即，强迫犯人参加劳动，学一门至多门手艺，如木工、缝纫、园艺、印刷等，出狱以后，能有谋生的手段。”
蒋大胡子一边听，一边直点头，说：“文强，你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专家呀！”
“还有，”文强听了表扬，更有兴趣和劲头，“你们要管理好自己的监狱，必须找好‘牢头’，犯人管理犯人，这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民国流传下来的规矩。”
“我在法国留学时，听说欧洲各国也这样。”廖耀湘插嘴道。
“‘牢头’是非常厉害的，”文强接着说，“清代文人方楚所著的《狱中杂记》就有过详细记载。”
“对了，”廖耀湘说，“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死囚的日记》也有过这方面的记载。”
“我在巴县监狱中，”文强接着说，“因牢头伸手向我要钱，当时我身上仅有一块大洋，怎能相给？牢头便对我拳脚相加，最后，竟至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脑袋按到尿缸里。所以，抓好‘牢头’是管好监狱至关紧要的一环……”
方强滔滔不绝地讲着，廖耀湘、杜聿明尽自己所知不断地补充着，蒋大胡子则掏出笔记本，用自己认识不多的字记着。
几天之后，功德林“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几条胡同的各个房间里，都贴了一张八开纸，上面用油印机印着十几行仿宋体字：“功德林规章：第一，犯人之间不得相互谩骂，违者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者书面检讨……”
文强、廖耀湘、杜聿明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们无意间的谈话，竟得到如此的重视，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干部，对他们这些战犯确实是十分尊重的。
几天以后，管理所将他们这些战犯编成几个劳动组，功德林里摆满缝纫机、织布机、卷烟机、棕绳机……
文强被安排在织布组，廖耀湘被安排在糊纸盒组，杜聿明被安排在缝纫组，并任缝纫组组长。
这三位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友，劳动得都十分认真。
文强坐在织布机旁，唧唧复唧唧，认真梳理着每一根棉纱；廖耀湘坐在一个小木桌旁，仔细地糊着每一个纸盒；杜聿明坐在缝纫机旁，用心地缝制着每一件衣服……
一天，廖耀湘的帽子后面撕开了一条口子，杜聿明说：“来，建楚，我给你补一下。”
“我等着戴去劳动呢！别补了吧。”廖耀湘有些焦急。
“我用最快的速度给你补好。”杜聿明将廖耀湘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缝纫机响了几下，杜聿明踩得过急，突然“咔嚓”一声，缝纫机的针头断了。
杜聿明的头上冒出了汗珠。
“怎么啦？”廖耀湘问。
“缝纫机的针头断了。”杜聿明心里有些紧张。
“断了一个针头也值得这么紧张？”站在一旁的文强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可不能这么说啊，”杜聿明擦了额上的汗珠说，“以前在战场上，就是毁了一百辆坦克，我连眼睛也不会眨一下。现在可不同啦，我们是战犯，弄坏了东西，人家就可以‘战犯故意破坏公物’论罪。所以，我这个缝纫组组长，最怕听缝纫机断针头的声音了。”
“真对不起，”廖耀湘歉意地对自己的老上级说，“为了补我这个破帽子，害得你担惊受怕了。”
“这好办，”文强胸有成竹，“上次打扫卫生，我在保管室外面拾了一根缝纫机针头，用它换上就行了！”
“好，”杜聿明如释重负，“还是我的参谋长心细。”
换上缝纫机头，缝纫机又在杜聿明脚下均匀地响了起来。
廖耀湘的帽子补好了，文强拿过去左右看了看，说：“补得不错，就是脏了一些，这虽然不是过去的将军帽，但我们也得注意外部形象啊！拿去洗一洗吧！”
“好！”廖耀湘顺从地将补好的帽子接了过来，立即倒水洗了起来。
洗好后，挂在后院晒衣物的铁丝上，就劳动去了。过了十几天，这顶帽子还挂在后院晒衣物的铁丝上。文强看到后，便回院内大喊：“这顶帽子是谁的啊？晒在这儿这么多天了都没收。”
院内没人吱声。文强对廖耀湘说：“建楚，这是不是你的那顶帽子啊？”廖耀湘放下正在看的书本，走出来一看，说：“不是的。这人也真糊涂，一顶帽子晒了这么多天也不来收。”说完，又回屋捧着书本专心看书去了。文强再次走出去一看，只见帽上印着一个“9”字。他隐约记得廖耀湘的帽子是“9”号，便对廖耀湘说：“建楚，这顶帽子很可能是你的呢！上面印着‘9’字。”廖耀湘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书本，再次走出去一看，呵呵一笑：“看你，念观，这明明是‘6’号何文鼎的帽子嘛！”文强又去找来骑兵军军长何文鼎，何文鼎一看，大声喊道：“这哪是我的帽子啊！明明是9号廖耀湘的嘛！”原来是俩人站的方位不同，所以一个看成了6号，一个看成9号。文强拿过来仔细一看，帽子有杜聿明缝补的针线，便重重地将帽子戴在廖耀湘头上，说：“光亭亲自给你缝补好的帽子你都丢了，难怪你将校长给你的千军万马都丢了啊！”
廖耀湘脱下帽子一看，果真有杜聿明缝补的针线，脸一红，讷讷地说：“果真是我的帽子啊，这就对不起我们的光亭啦！不过，这怎么能和我丢了校长的千军万马相提并论呢！”说完，戴好帽子，又回房躺在床上看自己的书去了。
秋高气爽，文强与廖耀湘、杜聿明一起在田间劳动。
文强身体好，又练过武功，干活最为麻利。廖耀湘青年时代虽然生活很苦，干过农活。但以后由于部队的戎马生涯，与农事远离了。杜聿明则疾病缠身，干起活来，就更不如他这位身强力壮又具武功的参谋长了。拔草，文强拔在最前面，廖耀湘汗流浃背紧跟在后面，杜聿明则只能拔一会，坐在田畦上歇一会了。
“啊！多好的韭菜！”廖耀湘举目一望，大声赞叹着。
“哪儿？”文强不解。
“你看，就在前面！”廖耀湘用手往远处一指。
“哈！哈！哈！”文强差点笑出了眼泪。
“怎么啦？”这回轮到廖耀湘不解了。
“那是麦苗，哪是韭菜！”
“我不信！”
“我们一块上前看看，光亭，你来做个裁判！”
三人一起走到地边。文强拔起几根麦苗，在廖耀湘和杜聿明眼前一晃。
“果真是麦苗啊！”廖耀湘尴尬地从文强手中接过麦苗，“看样子，这农活儿，我还得好好学呀！”
杜聿明拿过麦苗，说：“不但要好好学，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学。不然，我们在劳动这一战斗中，同样会打败仗呢！”
文强病了。他得的是淋巴腺结核，脖子上长着一个一个疙瘩，管理所将他送进了公安部复兴医院。
廖耀湘很着急，请求去看文强，得到了允许，文强躺在手术台上，廖耀湘焦急地坐在手术室外的椅上。
这位廖耀湘昔日的战友、球友和学友，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徐州“剿总”代总参谋长，这时显出了军人和湖南人的气质，当医生在局部麻醉下用手术刀割破其脖子上的疙瘩，将黄脓一堆一堆往外扒时，他紧咬牙关，大鼓着眼，热汗直流，直伸着脖子，一动不动，没有哼一声。他以罕见的毅力，成功地配合医生将淋巴腺割了。同时，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致他百病尽除，成了一个十分健康的人。
在医院养病期间，廖耀湘和杜聿明只要有空，就来看望他。陪同文强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文强说：“非常需要。”“需要看什么书？”文强望了望坐在床边的管理员，又望了望坐在管理员身边的廖耀湘和杜聿明，诚恳地说：“医生治好了我的身体上的病，再请一个医生来治我灵魂上的病吧！只要对思想改造有帮助的书，我都想看。”
文强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共产党全力治好了他多年的痼疾，他是从内心充满感激之情的。
管理员对廖耀湘说：“你是文强的好朋友，又是我们管理所的‘秀才’，你说文强看什么最合适？”
廖耀湘想了想说：“文强在管理所一般的书他都看过，我看，现在就借层次深一点的书给他看吧！”
“看什么好呢？”管理员有点犯愁了。
“我看，就让他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吧！”廖耀湘望了一眼躺着的文强，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行。”文强点点头。
“可我们所里暂时还没有准备这么高深的书。”管理员如实回答道。
“我们学习组的陈长捷有。”廖耀湘对所里所有的人有何种书了如指掌。
“好，我去借一下。”管理员走了。
文强从管理员手里接过《资本论》，看到书上有陈长捷密密麻麻写的眉批，有些不屑地对廖耀湘说：“这个陈长捷，有何能耐竟如此附庸风雅，在马克思的著作上作起了眉批来了。”
廖耀湘听罢，只是淡淡一笑。
文强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翻开第一页，便认真地“啃”起来。出乎文强意外的是，看着这《资本论》第一页，就使他如坠云里雾中，不知所云。
他不得不去看书眉上陈长捷做的密密麻麻的眉批。
《资本论》第十六页有一段论述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任何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们存在的条件，是永久的自然的必然性。”
陈长捷在这段上做的眉批是：“构成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也不能离开物质过程。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之必然性，盖出于此。
《资本论》第二卷第384页写道：“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陈长捷的眉批是：“生意人的诀窍，剥削的秘密。”
文强仔细看了陈长捷的眉批，对廖耀湘感叹地说：“看样子，陈长捷读马克思的书，是真正读进去了！”
廖耀湘说：“陈长捷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第一名呢！比起你这位当年黄埔四期第九次招生八百人取第三名的差不了多少啊！”
文强点点头，说：“看样子，在学习上，我得像你和陈长捷一样，下点真功夫了！”
在政治上，廖耀湘与文强有相同的地方，但由于个人经历与个性的不同，俩人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文强给廖耀湘讲述了自己到功德林以后的一个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1950年6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7个国家和南朝鲜伪军组成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侵略北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进行了殊死的反侵略战争。这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举世瞩目关系到世界人民命运的重大战争。
文强对这场战争，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当他从《人民日报》上得知“美军仁川登陆”时，他欣喜欲狂，激动得双手发抖，鼻子发酸。他找到同组组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悄声问道：“介山，你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怎样？”一向谨慎的陈长捷以问做答：“你呢？”
“我呀，”文强如拉开的防洪闸，立即侃侃而谈，“我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美战争的预演，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演。”
“那么，你认为这场战争的结局会怎样呢？”陈长捷问。
“结局十分清楚，”文强右手一挥，站起身来，“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10年、8年，肯定恢复不了。美国得天独厚，战争没有伤及其本土。因为，这次朝鲜战争的结局是美国必胜，苏联必败。苏联一败，中共的江山肯定就坐不稳，我们的校长回到大陆的日子指日可待！”
话音刚落，管理所李科长就来到文强的寝室，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的文章，文强欣然命笔，一挥而就，连夜写了一篇五千字长文，最后的结论是：“美国必胜，苏联必败。”
姚所长看完这篇文章，找文强谈心，文强振振有词，一再声明，自己的结论完全是有科学根据的，姚所长说服不了文强，也不勉强，只是作为一种典型和倾向，逐级向上做了反映。
廖耀湘听了文强的讲述，说：“文强呀，文强，你这个‘强’字，能不能改一改呢！”
“改？”文强脑袋一仄，“我没有错，改什么？”
“难道你的思想都是正确的？”
“不能这样说。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没有错，就不能认错。”顿了顿，他接着说，“没有罪，也要认罪？”
“难道你没有罪？”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走过错路，”文强脖子一横，“但没有罪，姚所长要我写‘认罪书’，我坚决不写。我脱离了共产党，这是错；但我坚决抗日，做为军统，我在上海敌占区出生入死，搜集日军情报，衣领上缝上点‘氰化钾’，一旦被捕，立即自杀。这也有罪？”
文强在功德林，一直不认罪。因而，他一直关押了26年，最后一批特赦。特赦之前，仍然没有认罪。
一天傍晚，廖耀湘与文强一起聊天，文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廖耀湘，说：“这是我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时，教导团为解放军攻克南京，出刊庆祝时我写的一首诗。”
廖耀湘拿过来一看，吟道：“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文强说：“当时我这首诗一贴出来，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个个大惊失色。王耀武甚至低着头从专刊旁走过来，向我劝说快将这首‘反诗’撕掉。我摇头一笑，说：‘诗言志，歌咏怀，我手写我心，我作由我受。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叫我们怎样活下去！’大家都为他捏一把冷汗。可是，我这首‘反诗’张贴出去十多天，竟无人过问，这件事使我大吃一惊。所以，我将这首诗保存到今天。”
廖耀湘淡淡一笑，说：“这说明两点：一，说明共产党胸怀的宽大；二，说明你个性的‘顽固’。”
就因为这种顽固，文强在监狱比廖耀湘整整多关押了14年。
廖耀湘特赦后，十分惦记还在管理所的文强，经常写信对文强进行鼓励。他给文强的信，肝胆相照，实事求是。
念观兄：
我告诉你一件我深为感动的事。我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首先问及的就是你。他说：“我是文强的入党监誓人，文强是黄埔四期学生，和我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他和我弟弟周恩寿一起参加战斗，出生入死，英勇果敢。文强机敏能干，他还是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我听了以后，深受感动。周总理还详尽地问及你的身体和现在的情绪，并希望你好好学习，加强改造，认清校长本质，和校长划清界线，脱胎换骨，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后来，周恩来总理的弟弟周恩寿也通过周恩来总理找到我，打听你的情况，说他在黄埔四期是你最好的朋友，北伐时与你同在西路军服役。
还有一次，朱德总司令问我，“认不认识文强？”我笑着回答道：“岂止认识，我和文强还是老球友、老同学、老同事、老同乡。”朱德总司令接着说：“1926年文强曾随我入川，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是第三师特务连少校连长，你知道？”
这我就回答不出了。
接着，朱德总司令对我说：“廖耀湘将军，你在东北打了几个狠仗，但最后还是被我们的林彪打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答不上来。
朱老总说：“因为你们没有人民的支持。”
我点了点头，说：“朱老总说得对，这个问题也是我想了很久的问题，”停了一会，我接着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我在报上读过你的几首诗，使我深受教育。我这里也写了几首不像样的诗，这些诗反映了我当时和现在的心情，能向您请教吗？”
“请教谈不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这位湖南儒将的诗。”朱老总笑着一手从我手里接我写的诗，用浓重的四川口音爽朗地吟了起来：
实翁家宴喜相见，寄语拳拳问故人。
我道故人天行健，回头是岸显精神。
“好呀！廖将军。”朱老总重重地拍着我的肩，“‘回头是岸显精神’，写得好！你告诉我的老朋友文强，他也要有你这种‘回头是岸显精神’的胸怀呀！”
这些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如此怀旧，如此重感情，这是十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念观，既然朱老总、周总理这么惦念你，我想，你是不是给他们写封信，谈谈你的问题……
文强接到廖耀湘这封信，想了很久，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不给朱老总、周总理写信，因为如果去信，共产党的这些最高领导人对他这个囚徒的信怎么处理呢？这不给他们出难题吗？
文强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廖耀湘，廖耀湘想了想，觉得也是。但他们通过这些事，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讲感情的人。
第八章 特赦之喜
金秋，战犯们劳动的秦城农场，累累硕果，将枝条压得垂到了地上。喜鹊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庆贺即将到来的丰收。一只喜鹊飞到廖耀湘头顶一棵苹果树的顶尖上，冲着正在摘苹果的人们欢叫着。廖耀湘抬头望了一眼枝头上的喜鹊，笑了。对身旁正在汗流浃背摘着苹果的杜聿明说：“光亭，今天大概有什么喜事吧？”
“喜事？”杜聿明右手拿着一个鲜红的苹果，向廖耀湘一晃，说：“我们每天都能摘到这么大的苹果，不是天天都有喜事吗？”
这位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指挥官，现在的最高职务是“摘苹果组组长”。
廖耀湘笑了：“对你这个摘苹果组组长说来，这当然是最大的喜事了！”
话音未落，王耀武用浓重的山东泰安话喊了起来：“同学们，现在暂停劳动！”
廖耀湘不解地问：“为什么？现在还没到休息时间呀！”
王耀武将手中的一张报纸一扬：“李科长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喜讯！”
杜聿明摘苹果正摘得起劲，不情愿地说：“什么大喜讯啊？等苹果摘完了再说不行吗？”
“你这个摘苹果组长啊！”王耀武有点急了，“就只记得你要摘苹果了！快下令你的组员停止摘苹果吧！要不，你不遭埋怨才怪呢！”
“好！你是学委会主任，我的上级呀，我得听你的了。”杜聿明将手中的一个苹果放在篮内，对苹果林的同学们像辽沈战役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一样，下达着“命令”：“停止摘苹果！”
“为什么？”文强睁大着眼睛，吃惊地望着自己这位办事历来十分认真的老上级。
“我们的王总司令有‘战情通报’！”杜聿明有些不满地瞥了王耀武一眼。
王耀武根本没有注意到杜聿明不满的目光，继续举着报纸兴奋地高喊道：“特大喜讯！特大喜讯！”
大伙终于在杜聿明的再次“命令”下，停止了摘苹果，坐到了苹果树的浓荫下。
“同学们！”王耀武清了一下嗓子，“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一个特大喜讯，”王耀武抖了一下手中的报纸，“这是李科长刚刚专程送来的今天《人民日报》……”
“你倒是快点宣布你的‘特大喜讯’呀！”文强有些急了，“尽抖弄报纸干什么啊！”
“‘特大喜讯’就在今天的报纸上，”王耀武再次兴奋地抖弄了一下手中报纸，“现在，我正式宣读今天《人民日报》上刊载的‘特大喜讯’：
《人民日报》1959年9月15日……”
“我的王总司令，”沈醉站起身来，笑着吼道：“你就别念报头了，快念你的‘特大喜讯’吧！”
“不是我王耀武个人的‘特大喜讯’，”王耀武重重拍了一下报纸，“这是大家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关于特赦一批罪犯的建议……”
“谁的建议？”廖耀湘有点焦急地问。
“毛主席。”王耀武大声回答道。
“啊！”廖耀湘睁大着眼睛，“快念！”
苹果树下的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在专注地倾听着王耀武用泰安口音读出的每一个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就。在押的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王耀武刚刚念完毛主席的建议，一百多个国民党的将军，立刻将他紧紧围住，去抢他手中的报纸，王耀武双手高高举着报纸，大声嚷着：“别抢！别抢！我马上将它张贴在《学习园地》上！”
人们让开了一条路，王耀武将报纸高高地贴在《学习园地》最显眼的地方，人们踮着脚，一字一句阅读着，后面看不着的便搬出小马札站在上面专注地阅读着。
一阵狂喜之后，人们终于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即将获得新生，获得自由了！
“墙报助理”廖耀湘站在熠熠生辉的《学习园地》下，逢人便握手，人们也相互紧紧握手，不断摇晃，连声道贺……
王耀武站在沸腾的人群中间，力图使这支狂热的队伍冷静下来，但任何“命令”都无济于事。
这时，人群中的一个彪形大汉，脱去大衣、毛衣、衬衫，光着上身，冲出人群，大喊大叫：“啊！我终于自由啦！我可以和老婆儿女在一起啦！”
管理所的李科长对身边的廖耀湘说：“你快去叫他穿上衣服，不然会感冒的！”
廖耀湘走上前去，抓住这人的光膀子，指着《学习园地》上的报纸，大声喝道：“这报纸是假的！”
廖耀湘这是从《
儒林外史》上学来的：一个秀才中了举人，喜得发疯了，人们告诉他这消息是假的，此人才从疯态中清醒过来。
可这一招对这个彪形大汉却失灵了，彪形大汉睁大着眼望了廖耀湘一眼，又望了《学习园地》上的报纸一眼，开怀大笑起来：“廖将军，你不要骗我啦！这报纸我看得清清楚楚，是真的！是不折不扣的真的！”
这彪形大汉是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在廖耀湘抓紧他的胳膊，狠狠瞪了他几眼以后，他又拖着廖耀湘来到报纸跟前，对着报纸，大声念道：“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你看，你看，廖将军，毛泽东、毛泽东，他是你的湖南老乡，你还不相信呀！”
宋清轩挣脱廖耀湘的手，飞快跑进自己的宿舍，拿出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一字一字仔细地对着报纸抄了起来。他这一举动，倒引起了连锁反应，很多人都跑回自己的宿舍，拿起笔对着报纸一字一字抄了起来，连“监护”宋清轩的廖耀湘也忘了自己的“监护”任务，跑回宿舍，拿起笔和笔记本，一字一字认真抄录起来。
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同样以头版头条最显赫的位置，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就。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59年9月21日
各个学习小组，不用管理所组织，便自发地对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的特赦令和《人民日报》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进行空前热烈的讨论。大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特赦令第一条当中的“关押已满10年”这几个字上，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计算着自己从被俘那一天起到现在已有多长时间。超过10年的，兴高采烈，仿佛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他们这些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被俘的“老大哥”，大声地准确地向人们述说着这些战役的结束时间，有的甚至精确到下午几时几分停止最后一次炮击；刚好满10年的，则有些紧张，担心自己是不是特赦对象，因而他们小心翼翼地和昔日的战友计算着解放军渡江的准确日期。而不足10年的，则垂头丧气地在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有的甚至在埋怨自己不像廖耀湘一样在辽沈战役中被俘，而要迟迟在海南战役才被俘。
一个海南战役中被俘的少将，怀着羡嫉的心情对廖耀湘说：“廖将军，恭喜你啦！你已经有11年‘狱龄’啦！”
廖耀湘听了以后，心里美滋滋的，嘴里却说：“满了10年，也不一定能走出这高墙啊！”
其实，他早已在计算自己何日能呼吸到高墙外自由新鲜的空气了。
第二天，廖耀湘和他的伙伴，成了全国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中央各个新闻单位都派员到秦城农场进行采访，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镜头对准了这些蒋介石昔日的将军们。
摄影师中刚好有一位湖南人，他笑着说：“‘无湘不成军’，我先给自己的‘老乡将军’摄几个镜头吧！”
于是，他将廖耀湘、宋希濂、沈醉、文强、杨伯涛这些著名的蒋介石的湘籍将军请在一起，准备给他们多拍几个镜头。
“你们不要紧张，老乡们，”这位湖南摄影师开导着说，“自然一点，这样拍出来才有真实感。”
“廖将军，”摄影师认出了廖耀湘，“你是一位儒将，我就拍你一个读报的镜头吧！”
廖耀湘像孩子一样点了点头，高兴地拿起了昨天有特赦令的报纸，正准备去念，可摄影师一到身前，他却由于高兴加紧张，双手竟瑟瑟地颤抖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报纸，竟一个字也没有念出声来。
“哎呀，廖将军，”摄影师遗憾地嚷了起来，“你指挥千军万马都不害怕，怎么在这小小的摄影机前怕成了这个样子？”
廖耀湘尴尬地一笑，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大概是高兴加上紧张，我看着这摄影机，就像看着要发炮的迫击炮对准我一样。”
人们哄然大笑起来。笑声里，有希望，有期待，也隐隐有着某种不易察觉的不安……
摄影师自由自在地拍摄着各人的镜头，战犯们却悄悄地在以何人被摄镜头的多少，在判断着谁是这次特赦的对象。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徐远举，以其职业的敏感性，推断自己不是这次特赦的对象。他几次有意走到摄像机前，摄影师好像有意躲避他，将镜头对准了其他人。当摄影师最后一次将镜头“躲”开他时，他终于“哗”地一下火了起来，对着摄影师大声嚷了起来：“我徐远举哪一点不如人家，啊？写材料、搞劳动，哪一次落在人后？今天，我不但配角当不上，连跑个龙套也不行啊？”
廖耀湘放下报纸，拉着徐远举到人群外面，悄声劝道：“为这么点小事动这么大肝火干什么？在管理所里学习了这么久，我们这目光也应当稍微放远一点嘛！”
徐远举望着廖耀湘，没有吭声，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有些失态了。
战犯们正在悄悄议论，这次谁会特赦，谁不会特赦，又一件使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中央决定他们这些战犯去观看今年“十·一”的国庆大游行，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廖耀湘将杜聿明和文强拉到一边，轻声问道：“以我们这罪犯之身去观看‘十·一’国庆游行，站到什么地方啊？”
文强眼珠儿一转，说道：“这你就放心，共产党既然这么决定了，就会自有办法。”
杜聿明说：“这也跟我们与共产党作战一样，他们的意外之招，常常使我们匪夷所思。”
这次“十·一”国庆让他们观看大游行的方法，也确实使这些战犯们“匪夷所思”：让他们上天安门观看大游行吧，这显然不合适，怎么能让人民的敌人去检阅人民的队伍呢？让他们待在监狱听广播吧，这又失去了直接“观看”的作用和意义。最后，公安部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公安部离天安门不远的墙内搭一个很高的木平台，木平台上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一切，而广场上游行的人们，却不会注意到这个墙后的木平台。
战犯们叹服于公安部的绝招，廖耀湘感叹地对杜聿明说：“难怪我们被共产党打败了啊！”
10月1日，天微微亮，人们便爬了起来，仔细洗漱完毕，刮掉胡子，穿上干净的衣服，焦急地坐在床边恭恭敬敬地等待着，管理所李科长来了，廖耀湘性急地问道：“怎么还不走啊？”李科长笑了：“还没吃早饭呢！”廖耀湘说：“别吃早饭了吧，我们也吃不下呀！”李科长说：“那怎么行呢？要从上午10点站到下午2点呢！”“我们这些当兵的，还怕这个啊！观看这样的大游行，站3天3夜也行呀！”
但细心的李科长，还是“强迫”大家吃了早饭，才让大家上车。
当人们登上公安部临时搭建的高高的木平台，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海潮般的人群和花海时，很多人眼里都汪满了泪水：这是何等伟大的场面呀！
游行开始了：人们挥动着鲜花，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毛主席向游行的人群挥着手，不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宏亮诚挚回应一声“人民万岁！”廖耀湘擦了一下眼角溢出的泪水，对身旁的杜聿明说：“我们的校长，哪能做到这一点呀！”杜聿明点点头，说：“差之千里啊！”
阅兵式开始了。当军乐高奏，礼炮轰鸣，一架架飞机嗖嗖从天安门前掠过，一辆辆坦克隆隆地向检阅台开来，一排排军队“嚓嚓”向观礼台迈进时，廖耀湘这些戎马一生的将领，又复苏了军人的天性，他们无需任何人喊口令，马上齐刷刷地立正，向前行注目礼，有的甚至将右手齐眉，兴奋中本能地向走过的军队行起了军礼。
廖耀湘激动地轻声对杜聿明说：“光亭，我经历过不知多少次军事检阅，哪见过气势如此雄伟的军事检阅！”杜聿明想了想，点了点头，一字一字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克敌制胜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带着难以名状的兴奋和激动，乘车回秦城农场。按常理，车内应当是热切的议论和交谈。可现在，车内却是一片沉寂，因为每个人都在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控制着：怎样早一点获得特赦，早一点能和刚才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一样，举着鲜花欢呼着走过观礼台。
他们从秦城农场又回到了功德林。
功德林的《学习园地》上，贴满了将军们参加这次国庆观礼的感想和心得，洋溢着每一个人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谢……
做为“墙报助理”的廖耀湘看过墙报上这些情真意切、实事求是的文章，突然冒出了一个热切的愿望：给毛主席写一封感谢信！
他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杜聿明，杜聿明拳头在桌上重重一按，说：“好主意！”
经过学委会热烈讨论，最后决定由“文才”湘籍将军宋希濂起草、“书圣”邱行湘缮写，以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的名义，给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写了下面一封发自肺腑热情洋溢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1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1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10.2
在人们的期待中，宣布特赦的这一天———1959年12月4日终于马上就要到来。管理员也用略带兴奋的语调，通知二十多位战犯去大礼堂打扫卫生。廖耀湘不在通知之列，却主动要求去打扫卫生。扫地、擦窗户、洗板凳，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可人人整整一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第二天清晨，廖耀湘就对文强说：“人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呢，却是人逢喜事夜尿多。昨天晚上，我一连起来六七次，别的人跟我差不多，一下又起来了，你往常是很少起来夜尿的，昨晚我也看到你起来两次。唉，我们每个人都被这特赦折腾得成什么样了呀！辽沈战役，我还没有这么紧张过呢！”
上午9时，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大礼堂庄严举行。
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上，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开创先河的大会。因为翻开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开战双方，有过如此高规格的隆重的特赦对方战争罪犯的大会。
会场布置得十分庄重和带着浓浓的喜庆色彩，礼堂讲台的上方，用红绸贴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几个耀眼的大字，两旁挂着“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两幅对联。
主席台中间，庄严地端坐着首席法官，旁边分别坐着国家公安部和中央统战部的有关领导。
两百多名国民党战犯，从八条胡同里鱼贯而出，排成两路纵队，悄无声息地走进平时看电影、听报告而这时显得有些威严的大礼堂。
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今天不约而同地穿戴得特别整齐，每个人都刮光了脸，光洁的脸上，微露着一种严肃和兴奋，他们显得有些陌生地坐在平时如此熟悉的板凳上，倾身专注地凝视着庄重的主席台，郑庭芨拉着廖耀湘的手，轻声激动地说：“建楚，你看，主席台侧坐着的，是我的女儿。”廖耀湘注目一望，果然是郑庭芨的女儿，廖耀湘实实在在地感动了，喃喃地说：“共产党想得真周到。”
战犯期待的最重要的一刻终于来到，首席法官宣读特赦名单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罪犯名单：
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
廖耀湘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深恐漏听了自己的名字。
“杨伯涛、郑庭芨、邱行湘、周振强、卢睿泉。”
法官停顿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廖耀湘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耷拉下了脑袋。他脑袋里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爬满了一个个问号：特赦人员为什么没有我廖耀湘？无论是学习、劳动，我都不比任何人差，他脑袋里此时装的全是“为什么”？
直到主席台上响起了一个女孩清晰的声音，他才从深深的思考中清醒过来。
台上讲话的是郑庭芨的女儿郑心楠，廖耀湘以前到郑庭芨家做客，常常见到这个扎着一条小辫儿的小丫头。据郑庭芨告诉他，她现在在北京十二中上学，成绩很好，从未遇到过任何歧视。她用清晰的标准的北京话说道：“爸爸特赦回家以后，我要继续监督爸爸的思想改造，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代表特赦人员讲话的是廖耀湘的老上级杜聿明，廖耀湘对杜聿明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新生者，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才能对得起毛主席对我的恩德。”代表管理所讲话的是廖耀湘如此熟悉的姚所长，姚所长像一个哲学家，对全体国民党战犯讲话，他语重心长一句一句地说：“我谨代表管理所全体人员，热烈祝贺第一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努力继续改造自己，实实在在成为人民中忠实的一员，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新生者。我们热切等待第二批获赦人员，希望他们以第一批新生者为榜样，努力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过去，我常常对诸位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今天，我应该对你们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要是在平常，大家一定会对姚所长这篇精彩的富有哲理性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今天，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没有鼓掌，因为此时每个人都在深深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首席法官开始向每一个获赦者颁发特赦证。
特赦证是一张并不太大的八开白纸，上面端端正正用毛笔写着获赦人员的名字，下面庄重地盖着带有国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大红印，中间印着特赦的有关说明。首席法官从桌上捧起一张，唱一个人的名字，一双颤抖的手便虔诚地将特赦证接过去。廖耀湘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老上级用颤抖的手接过特赦证时，眼里注满了泪水……
第一批获赦人员走了，廖耀湘怅然若失。
日夜生活在自己身边的老上级杜聿明离开了自己；自己老乡宋希濂、杨伯涛离开了自己；自己缅甸战场上的老战友郑庭芨离开了自己；自己的组长邱行湘离开了自己……
廖耀湘的心空荡荡的。他热盼第二批特赦的日期早日到来。他像往常一样地啃着书本，他像平时一样默默地劳动着。但此时，他心灵深处却多了一个迫切的企盼，这就是：像自己的老上级一样，早日获得特赦。
盼星盼，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第二次特赦的消息。
廖耀湘拿起一张《人民日报》，像上次王耀武一样，兴奋地向组员们宣读着：“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国务院第一0五次会议公报：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传来，功德林又像一盆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猜测着这次谁能获赦。11月20日，刘少奇再次颁布特赦战争罪犯的命令，人们欣喜若狂，纷纷写诗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企盼和感激。廖耀湘以“墙报助理”的身份找到自己的老乡沈醉，要他写一首诗，沈醉慨然应允，立即提笔写道：“个个欢天喜地，人人喜笑颜开，有无特赦正疑猜，喜讯出人意外。何用担心着急，只须条件全齐，请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廖耀湘看到这里，问道：“怎么没有沈醉呢？”沈醉一本正经地答道：“第二批肯定没有我。”廖耀湘心里却在说：你沈醉明里暗里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跟我们这些当兵的明枪明刀的战场上杀人可大不一样。第二批特赦，恐怕真的没有你沈醉吧！”
在战犯的期盼中，宣布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的日子终于到来。
1960年11月28日，功德林大礼堂像第一次特赦一样，坐满了国民党战犯。
廖耀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他没有和身旁的同学交谈，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主席台褐色讲台上那一叠叠特赦证，他在猜测，这特赦证里，有没有“廖耀湘”这三个字。
首席法官终于拿出一张纸，庄严地宣读获赦的名单了：
“李仙洲、范汉杰、沈醉……”
当念到沈醉的名字时，廖耀湘大大吃了一惊，他望了沈醉一眼，只见沈醉张大着嘴，久久合不拢来……此时，廖耀湘心里更有把握，连沈醉这样的人这次都获赦了，自己的获赦，更应是十拿九稳了。他用手遮着耳朵，一字不漏地听着。一个、两个、三个……等全部获赦名单念完了，他的右手还遮在右耳上。身旁的文强拍了他一下，说：“没有你啦！”廖耀湘这才如梦初醒，将右手放下。
廖耀湘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大海。
廖耀湘变得沉默了，他时时在思考着：自己为什么没有被特赦？他找到文强，倾诉了自己的疑虑。文强倒很开朗，说：“特赦总会有先有后嘛！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这些事哟，我看你就别往心里去，‘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想在功德林这么久了，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廖耀湘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仍然按照自己的个性和习惯，在深深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
正在廖耀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特大的喜讯，突然降临到廖耀湘头上。
1961年12月15日，领导上宣布第三批特赦人员名单。这天上午8点正，战犯们像上两次特赦大会一样，列队进入功德林大礼堂。廖耀湘由于前两批特赦榜上无名，这次心情反而泰然处之，充分做好了不被特赦，继续在功德林改造的思想准备。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读获赦名单时，他静静地甚至有些心不在焉地听着。当念到“廖耀湘”三个字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张着嘴，一下子没回过神来，直到身边的战犯推着他的身子喊道：“9号，念到你啦！”廖耀湘才如梦初醒，激动异常地向主席台匆匆走去，用颤抖的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双手接过重如千斤的特赦书，他颤巍巍地抚摸了一下手中的特赦书，眼睛慢慢湿润了。这可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特赦书，这是他廖耀湘走向新生活的通行证，这是他廖耀湘第二次生命的启航书。他激动地坐在特赦席上，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摸着手中这张小小的特赦书，一次又一次喃喃自语地念读着手中这张小小的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特赦通知书
1961年赦字第1号
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廖耀湘进行了审查。
罪犯廖耀湘，男性，55岁，汉族，湖南邵阳人，该犯关押已经12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61年12月20日
一个鲜红的带有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印，庄严地盖在特赦证的下面。
从此，廖耀湘成了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从战犯到公民，廖耀湘整整走了12年。对廖耀湘说来，这是痛苦的12年，也是幸福的12年；是坎坷的12年，也是不平凡的12年。
一个旧的廖耀湘，在这12年里，慢慢消失了！
一个新的廖耀湘，在这12年里，静静诞生了！
特赦以后，廖耀湘由于在大陆已没有家属，因而安排在北京。
春寒料峭。北京崇文门内一家旅馆的天井里仍铺着一层积雪，积雪洁白的光泽，将旅客宿舍的玻璃映得晶莹透亮。一个人坐在窗前，在翻着一本日记。他中等个儿，戴着一副精致考究的眼镜，显示出一派有着深厚学识的学者风度。他略低着头，看得如此专注，以至一个人走到他的身前，他都没有发现。
“建楚，在看什么啊？看得这么专注。”来到身前的人笑着问道。
“在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写的日记。”被称着叫建楚的人没有抬头。
“今天怎么想起来看以前的日记了啊？”
“今天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我们，我想理理头绪。”
“周恩来总理认识你廖耀湘吗？准备得这么认真？”
“你叫的建楚这个字，他可能不知道，但廖耀湘这个名字他一定会知道的。”廖耀湘十分自信地回答：“周总理对你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一定知道的，你也得好好准备准备呀！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这第三批特赦人员。”
“你准备跟周总理谈什么呢？”杜建时问。
“什么都想谈谈，”廖耀湘合上日记本，“从蒋介石送我去法国留学，到回国抗日，从回国抗日到辽西战役和与蒋介石的纷争，一直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对蒋介石看法的改观。”
“你想向周总理宣读一本《蒋介石和廖耀湘》啊？”杜建时笑了。
“是的。蒋介石是一个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而周总理也是一个和蒋介石接触较多的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在以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我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一样，起伏跌宕，让人深思。我和周总理交谈，不可能不谈这个问题。”廖耀湘认真地说：“我很想听听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看，”廖耀湘重新打开日记本，“我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日记中有这么一段：今天，管理所姚伦所长找我单独谈话，专门谈了我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你对将介石的忠诚，只能说是一种愚忠。’我没有作声。‘忠臣不事二主’，这是我从小就受到的教育，也是自己一生信奉的的信条。另外，姚所长还说，在我写的交待材料中，没有写抗日战争中的昆仑关战役一段及缅甸抗日一节。不写这两件事，材料便是不完整的。应当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这充分说明，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说明对一个功过分明，对国家对人民做过贡献的人，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杜建时深有感触地点点头，“这一点我和你一样，同样有很深的感受。我做天津市市长时，解放军进城前，我专门召集了一次市政会议，对与会者说：‘天津恐怕是守不住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天津都要交给共产党。我们是市政官员，应对天津人民负责，在共产党接收天津之前，你们要坚守岗位，保存好档案和公共财产，不准弃职逃跑。我本人保证不走，做好共产党进来交接的准备。’我写交待时，这一节没有写，姚所长同样要我写上，说我们根据天津地下党提供的情报，我军进入天津前，你确实全力保护过天津的财产。这是历史，是历史就应该秉实直书。”
“而蒋介石，缺乏的正是这一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文过饰非。”廖耀湘深有感触地说。
“是的，我对这一点也感触很深。”杜建时点点头。
话声刚落，门外响起了汽车声。几辆面包车停在了旅馆门前。这些第三批在旅馆住了近两个月的68名特赦人员，高高兴兴地登上了面包车。面包车辗压着积雪，发出轻快的吱吱的响声，载着满车的喜悦，欢快地向中南海驶去。
车离西华厅还很远，周恩来总理已满脸笑容地在门口相迎。进得屋来，室内春意盎然，暖气融融。周总理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握住廖耀湘的手时，周总理上下打量起廖耀湘来，笑着说：“你也是黄埔的学生呀！”廖耀湘有点紧张地点头：“是的，周总理，我是黄埔六期的学生。”
握完手，周总理招呼大家坐下，接着便逐个随和地攀谈起来。
“耀湘！”轮到廖耀湘了，周总理笑着说：“耀湘，耀湘，光彩耀湘，你这个名字很响亮呀！你们湖南出了很多人，特别是军人。无湘不成军，你是湖南邵阳人吧？”
“是的。”廖耀湘点点头，看到周总理这么平易近人，他紧张的心情立刻缓和了很多。
“护国元勋蔡锷将军就是邵阳人呀！”周总理望了望廖耀湘，“听说你对蔡锷编的《曾国藩、胡林翼治军语录》读得很熟，用得很多，到缅甸打日本还带了去？”
“是！”廖耀湘十分惊异于周总理对自己了解得这么清楚。
“难怪你在缅甸打了那么多胜仗，日本人听见你廖耀湘的名字就有些害怕！”周总理赞赏地说。
“这些事都不值得一提。”廖耀湘微微摆了摆手。
“值得提呀！我们中国几百年来都没有派兵出国援助过别国打仗，你们一出国，说打了那么多胜仗，这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立了功，为国家争了光呀！怎么不值得一提？你还记得毛主席为在缅甸中日恶战中光荣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送的挽联吗？”
“记得。”廖耀湘有些激动，“当时我刚带领部队横穿野人山到达印度比哈尔省的蓝姆伽，在一家华侨订的报纸上读到了这副挽联，至今我还能背诵。”
“啊！”周恩来点点头，“这也是毛主席对中国远征军的评价，你背给听听。”
“好！”廖耀湘深情地轻声背诵起来。
海鸥将军 千古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 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 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 壮志也无违
毛泽东 敬挽
顿了顿，廖耀湘接着轻声说道：“我还记得您和朱德元帅、邓颖超师母给戴安澜将军送的挽联。”
“太有意义了。”周恩来望着廖耀湘，微微点点头，“请你接着背给大家听听。”
“好！”廖耀湘清了清嗓子，接着轻声背诵起来：
海鸥将军 千古
黄埔之英 民族之雄
周恩来 敬挽
海鸥师长 千古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朱德 彭德怀 敬挽
海鸥将军 千古
气壮山河
邓颖超 敬挽
室内一片静谧。周恩来沉思地望了望室内的人们，深沉而庄重地说：“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由国民党军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的看法和评价。”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望着身边的廖耀湘。廖耀湘微微地低着头，没有说话。周总理一双手轻轻地搭在廖耀湘的肩上，说：“听说，你在管理所写材料时说，将这一段经历省去没有写？”
“我紧跟蒋介石，拼命打内战，是人民的罪人。”廖耀湘诚挚地说。
周总理摆了摆手，说：“陈明仁将军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时，提起自己当年在四平之战中对人民犯下的罪过，毛主席说：‘这是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而且，对一个人说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因为功而掩饰过，也不能因为过掩饰功。这就叫实事求是，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顿了顿，周总理提高了声音，面对全体在座的特赦人员说，“我看是不是这样，请在座的诸位今后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实事求是，功过分明，功不浮夸，过不遮掩。这样写出来的史料，一定是对后代有着重要意义的宝贵史料，也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宝贵史料。”
“对，我同意恩来的意见。”在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邓颖超微笑着对大家说：“这也是我们请你们来家小聚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些人写史料，写一个人坏，就坏得透顶，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好就好到天上去了，什么缺点错误也没有，是一个十全十美，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好人。实际上，这两种人世界上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是一分为二，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的。我看大家就本着这种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精神来写自己，写他人，写历史，为人民和国家保存一份珍贵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料，怎样？”
“还有，”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望着廖耀湘，“你和我有一段共同的相似的经历。”
“啊！”廖耀湘微微有点吃惊。心想：我怎么会和总理有一段共同的相似的经历？
“你在法国留过学，我也在法国留过学。”周恩来总理笑着说。
“啊！”廖耀湘张大着嘴，感叹于周恩来总理在这种场合提起这件事。
“这样说来，我们就是同学啦！哈！哈！”周总理哈哈大笑，伸过手来，“老同学，我们再次握握手吧！”
一股暖流，流过廖耀湘的全身。
“在法国，”周恩来接着说，“我们的生活可艰苦啊！我1920年10月7日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法国，12日到达法国南部著名的港口马赛，接着转换火车到巴黎，一到巴黎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战后的法国，工厂倒闭，经济萧条，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就只能在工地上干零活，搬运东西，清扫市场，装卸货物，就这样，也很难维持生活和求学两方面的需要。最后只能去收集垃圾，擦皮鞋，剥土豆皮。”顿了顿，周恩来问道，“不知道你在法国的留学生活过得怎样？”
“比你要稍微好一些，”廖耀湘如实回答，“不过，我们的军事训练却很苦，按照拿破仑那一套，完全过的是‘铁’与‘血’的生活。”
“据说，”周恩来微微一笑，“是蒋介石亲自批准你到法国留学的？”
“是的，”廖耀湘惊异于周恩来总理对自已如此了解，“留法初选，因为个子太矮，我被淘汰。但我在黄埔军校成绩出众，蒋介石力排众议，坚持送我留法。”
“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周恩来总理陷入沉思。良久，周恩来总理接着说道：“我个人和他接触几十年，起伏跌宕，恩怨兼有。他常对人说：‘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救了我一命。其实，那是出于民族大义，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从历史的角度，这个人是值得写一写的，也应当写一写的。真的，你能不能将你与蒋介石这段错综复杂恩怨相织的历史写一写，用以存史资政教育后代？”
“可以。”廖耀湘爽快地回答道：“只是书名叫什么好呢？”
“就叫《蒋介石与廖耀湘》吧。”周恩来总理微微一笑。
“行！”廖耀湘双脚一并，像战场上接受任务一样，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我自己写不了，就请人代写。总之，总理交给的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
“军中无戏言啊！”邓颖超望着廖耀湘笑着说。
“太好了，师母！”廖耀湘眼中亮着泪花，深深被两位共产党前辈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动了，“我一定将《蒋介石与廖耀湘》写好，或者请人写好。”
“唯楚有才，名副其实。”周总理热情地向廖耀湘伸出双手，“蔡锷将军的老乡，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廖耀湘将军，这可是恩来同志对你最大的期望啊！”邓颖超再次郑重地加了一句。
第九章 走向新生
特赦人员特赦以后，要到农村劳动一年，主要是要让他们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而这一课，正是这些特赦人员所缺少的。
廖耀湘和他的伙伴，坐着马车，带着行李，一路哼着各自家乡的调儿，向东郊的红星人民公社奔去。
杜建时是天津杨村人，由于是北方人，马车就由他赶着。
“驾！吁！”马车在杜建时的吆喝声中，欢快地向前飞奔着。
“车儿赶得不错呀！际平。”廖耀湘由衷地赞扬杜建时赶车的“车技”。
“这都是在秦城农场和功德林学的呀！”杜建时谦和地说，“你也在秦城农场和功德林学了不少东西呀！建楚。”
“可不。”廖耀湘点点头，“我可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可这一上学，一打仗，将农事可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到农村劳动一年半载，还真有必要呢！”
“所以，”杜建时一挥手中的鞭子，“这次我下去，什么农活都想学学。”
“好，际平，在功德林，你我在同一个劳动小组，现在又到同一个公社劳动，我们俩就在劳动中比试比试吧！”廖耀湘一卷衣袖，在杜建时眼前一晃。
“可以呀！建楚，”杜建时打了一个响鞭，哈哈一笑，说，“是骡子是马，就得蹓蹓看了。”
“行，那就也让我也来赶赶车吧！”廖耀湘从杜建时夺过鞭子，一个响鞭，一声吆喝，像一个老车把式一样，将马车赶得飞一样地向前奔去……
廖耀湘和杜建时，同时被安排在果树队劳动。
一排排整齐的苹果树，一行行长长的葡萄架，一座座矮矮的苗圃，又展现在廖耀湘面前。对于眼前的这一切，他太熟悉了。在功德林，在秦城农场，他以一个战犯的身份，与它们打了多年交道。现在，又与它们相逢了，不过，现在相逢的心情，与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他是以主人的身份，与这些昔日的“朋友”打交道了。
他长长地舒畅地呼吸了一下果园的新鲜空气，拿起剪刀，开始熟练地剪起枝来。
一个老果农来到他的身边，默默地看着他剪枝，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到他将整个果树的枝剪完，老果农才像一位老理发师理完一位顾客的发后上下左右打量顾客的头一样，前后左右察看了整个果树，最后说了句：“剪得不错呀！像个老把式呢！”
廖耀湘赧然一笑，说：“差得远呢！老师傅，以后您还得多教教我啊！”
“教什么啊！”老果农一挥手，“咱互相学习吧！”
“老师傅，您老也来看看我剪得怎么样呀？”正在一旁剪枝的杜建时请求道。
“好，”老果农点点头，仔细地检查着杜建时修剪的果树。“也剪得不错呀！原来你们都是些老把式啊！”
“老师傅过奖了！原来我们都是些拿枪杆子的呢！”杜建明老实承认道。
“拿枪杆子的？”老果农上下打量一下杜建时，“拿枪杆子的和我们果农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啊？老大爷！”廖耀湘饶有兴趣地问。
“我们这些果农，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农民。而你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呢，”老果农望了望身前的廖耀湘和杜建时，当时领导上并没有向当地农民公布他们的身份，只说是下放来劳动的干部，“你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哪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呢？”廖耀湘认真地问。
他很想知道一个农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同志，”果农再次上下打量一下廖耀湘和杜建时，“你们是下放干部，是我们自己拿枪杆子的人，我就向你们说实话吧！这拿枪杆子的人呀！一些是国民党拿枪杆子的人，这些拿枪杆子的人呀，可是坏透了，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你们看看我这胳膊。”老果农捋起袖子，胳膊上一道深深的伤疤展现在廖耀湘和杜建时面前，“当时，我家在天津郊区，解放军攻打天津，天津陈长捷的军队抓着我去替他们修碉堡，我不去，他们就用枪托将我狠狠往死里砸，砸得我血肉模糊，差点儿去见了阎王。要不是赶来的解放军将我救起，在解放军的医院里整整住了3个月，我早就没命啦！同志，你们说说，这拿枪杆子的，不是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吗？”
廖耀湘和杜建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这时，他们才深切地直觉地感觉到：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
廖耀湘正在葡萄园松土，生产队队长走来告诉他：“办公室有你的电话。”
廖耀湘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匆匆向办公室走去。他拿起电话，一个如此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建楚，你好啊！”
啊！是老上级杜聿明打来的电话。
“你好啊！光亭！”廖耀湘的手在裤腿上兴奋地擦着。
“今天，我和一些老朋友一起来看你！”
“太好啦！什么时候来？”
“马上就到！”
廖耀湘向队长请了假，换好衣服，在宿舍门口等着客人的到来。
看到欢笑着远远走来的客人，不禁使廖耀湘大吃一惊：他们中间，不仅有自己的老上级杜聿明，老朋友宋希濂、郑庭芨，还有两鬓斑白的张治中、傅作义，统战部副部长徐冰。
人们热切地和廖耀湘、杜聿明这些在公社劳动锻炼的战友握着手。
“劳动锻炼得怎样啊，建楚？”杜聿明上下打量着晒黑了的廖耀湘，“脸都晒黑啦！”
廖耀湘笑着说：“说句套话，‘晒红了脸庞炼红了心’！”
“脸是晒黑了，心怕是还没有完全红啊！”杜建时插了一句。
张治中认真地望了望身前的两个晚辈，说：“再在劳动中扎实地炼一炼，就会变成‘赤子之心’了嘛！”
人们笑了起来。
“来。”张治中拿起一把锄头，“咱们一边干活一边扯吧！”
“您老这么大年纪了，”廖耀湘拿过张治中手中的锄头，“就别干活了吧！”
“我老了，”张治中笑着夺过锄头，“我的心也要在劳动中再炼一炼，才能‘老来红’呢！”
人们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张治中一边耪地，一边对跟在身边干活的廖耀湘说：“建楚，在黄埔军校，我虽然没有直接给你上课，但你应当说是我的学生。”
廖耀湘慌忙答道：“文白老，我当然是你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合格不合格，不是由你说了算，而是应当由当老师的说了算。”
“当然。”
“周恩来总理也是你黄埔时期的老师。这次我来看望你，”张治中停下了手中的锄，立在田畦中，神色凝重地说，“周总理还特别嘱咐我，说，你去告诉廖耀湘，听说他在功德林、秦城农场、红星公社表现得不错，我这个当老师的很高兴，希望他好好学习，继续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一股暖流，流遍廖耀湘的全身，他仿佛看见周恩来总理，在向他露着鼓励的微笑……
1963年2月，廖耀湘等在红星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他们召回北京。
统战部准备用小车将他们接回北京，
“还是坐马车吧！”廖耀湘说。
又是杜建时为大家赶马车，而且正好是来红星公社的那架马车。
“这架马车比来时驮的东西重多了。”廖耀湘感叹地说。
“不是和来时一样重吗？”杜建时不解。
“还有我们满载而归的收获呀！”廖耀湘认真中带着几分庄重地说。
杜建时笑了。他挥起一鞭，将马车赶得箭也似地向前飞去……
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热情地迎接着他们。
“廖耀湘同志，辛苦啦！”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紧紧握着廖耀湘的手。
“同志！”这是统战部的同志第一次称他做同志，他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亲切和温暖。
他在自己心里说：共产党终于将自己称同志了，自己应当如何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信任和尊重啊！
“你们休息几天，”统战部的同志握着杜建时的手，“有些事我们再商量。”
暖融融的办公室，几缕阳光从明净的窗外透射进来，洒在桌上几盆盛开的鲜花上，使室内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同志们，”统战部的同志和蔼地说，“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是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从农场劳动回来的人员，屏息静气地听着。
“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任命廖耀湘、杜建时、康泽三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工作。”
统战部的同志捧起一本鲜红的任命书，庄重地交到廖耀湘手里，廖耀湘接过这本鲜红的任命书，激动不已。他轻轻抚摸着手中的任命书，想起了辽沈战役时，在整个东北即将丧失时，蒋介石派员送来了“第九兵团司令”的任命书，这是一张他梦寐以求的全国最大的兵团司令的任命书。可是，当时他接过那张同样是鲜红的任命书时，他却没有半点喜悦之情，心里充满的是失落和惆怅。因为他预感到：校长此时送来的不是一张任命书，而是一张催命符。果然，没过几个月，他便带着这张“任命书”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今天，他手中拿着的这张任命书，却是这样熠熠生辉，这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它像一盏鲜红的明灯，照亮着他即将踏上的新生之路。
廖耀湘将鲜红的任命书放在胸前，说道：“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共产党、毛主席对我既往不咎，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又安排我在国家机关工作，真是恩如东海，情如泰山，我一定要在自己的后半辈子，尽自己的有生之力，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政协文史委员会设在清朝顺承王府，这是一座宫殿式建筑，环境幽静，花木扶疏，是一个写文章研究文史绝好的地方。文史专员分为政治组、北洋组、军事组等小组，廖耀湘分在军事组。每个文史专员每月的工资都是一百元，这在当时算高工资了。
廖耀湘、杜建时、康泽领到任命书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怀揣着新发的任命书，怯生生地向政协文史委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早已坐满了人，桌上摆满了糖果，准备迎接三位新来的战友。
廖耀湘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了下来。一位头发斑白的领导站了起来，声音宏亮地自我介绍道：“我叫申伯纯，是文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的主任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大家一定知道，他身体不好，任务又重，今天没有来参加大会，他委托我代表他向廖耀湘、杜建时、康泽三位新文史专员问好！现在，我谨代表范文澜主任，代表文史委员会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三位新文史专员的到来！”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三位新文史专员的情况。”申伯纯接着说，“这位是廖耀湘。”廖耀湘略显紧张地站了起来。
“廖耀湘是蒋介石五大王牌军新六军的军长，很能打仗，林彪说‘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日本人还怕他呢！在缅甸把日本人打得屁滚尿流，因而获得了‘当代狄青’的美名！”
这位申伯纯只字不提廖耀湘东北与共产党打仗的事，这使廖耀湘感到很奇怪。于是，他自己站起来歉疚地说道：“在东北我与人民为敌，受蒋介石委派，参加了反共的战争。”
申伯纯挥了一下手，说：“那是各为其主嘛！”
“这位是杜建时。”申伯纯指着杜建时说，杜建时站了起来。
“解放前夕天津市市长，他为保卫天津的财产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在这一点上，他是有功之臣。”
“这位是康泽。”
康泽站了起来。“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在战犯管理所表现很好，所以，这次也被聘为文史专员。”
申伯纯只字不提他们三人过去的罪行，这使廖耀湘对申伯纯产生了好感。心想：他一定是一位很好相处的领导。
廖耀湘走进自己明净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四壁书橱到处是书，望着这琳琅满目的书，这对嗜书如命的廖耀湘说来，可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他正一本一本地浏览着书橱里很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书，申伯纯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
“看书啊！廖将军。”申伯纯亲切地问。
“别叫我廖将军，申主任，就叫我廖耀湘同志吧！”
“好！痛快！廖耀湘同志，”申伯纯一击掌，“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今后，我工作中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发扬军人的特点，直言不讳地提出来。”
“这才叫肝胆相照，请坐吧！申主任。”廖耀湘指着身边一把椅子。
“我喜欢站着说话，”申伯纯没有坐下来，“这样说起话来，既惬意，又痛快！告诉你吧，搞文史工作，就得要痛快。讲实话，讲真话。讲实话可不容易呢，你看看那个‘实’字，上面是个宝盖头，像个乌纱帽，下面是个‘头’字，这就是说，讲实话有可能掉乌纱帽，甚至还可能被杀头，但我们文史工作者，还是要像司马迁一样，受了宫刑，还是讲实话。”顿了顿，他接着说，“你知道吗？这个文史委员会，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建立起来的。你也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到这儿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对文史工作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三个字：讲实话。”
“讲实话。”廖耀湘轻声重复一句，“我一定努力做到这一点。”
“这就好！”申伯纯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湖南人就是以讲实话出名的嘛！你看看我们彭老总，受了那么多挫折，还是坚持讲实话，我就佩服这样的人！”他沉思了一下，接着说，“可你们那位校长，我就不敢恭维了，一色假话到头。”
廖耀湘笑了：“这一点我的体会比你深。”
“那你就写写你们的校长怎样讲假话的。”
“好。”廖耀湘痛快地答应道。
“最好通过一件具体的事例来写。”
“行，就通过辽沈战役来写吧。”廖耀湘爽快地定下来。
一个月后，廖耀湘的一篇《辽西战役纪实》便写出来，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出尔反尔跃然纸上。
申伯纯看了以后，拍案叫绝，说：“真把你们的校长写活了，把辽沈战役写绝了。”
受到申伯纯的表扬和肯定，廖耀湘十分高兴。紧接着，又写出了《蒋军新六军迂回四平街的经过》等十分精彩实事求是的回忆录。
一天，申伯纯兴冲冲地来到廖耀湘的办公室，喜滋滋地对廖耀湘悄声说道：“廖耀湘同志，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廖耀湘一惊：“什么天大的好消息？”
“我将你写的回忆录送周恩来总理看了！”
“啊！”廖耀湘又惊又喜。
“周总理在百忙中亲自看了你写的全部回忆录。”
“总理怎么讲？”廖耀湘睁大着眼睛问。
“周总理说：廖耀湘写得好呀！他对历史讲了真话，对人民讲了真话，他是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一个学生，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自己的老师，不容易呀。你告诉廖耀湘，要他坚持这样做，这就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而我们呢，对廖耀湘这样敢于实事求是写史的文史专员，应当约法三章，实行‘三不’主义：不拘立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更要做到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廖耀湘拿出笔来，一字一字记下了总理的希望和嘱咐。
“笃！笃！笃！”杜聿明的办公室响起了轻轻地敲门声。
“请进。”
廖耀湘走了进去。
“有事吗？建楚。”杜聿明放下正在写文史材料的笔，“我写了一篇《辽沈战役概述》，申主任要我再写一篇关于辽沈战役的材料。”
“我找你，就是想聊聊这位申主任。申主任是我们一位不可多得的朋友，我很想了解他的过去。”
“他么？”杜聿明呵呵一笑，“我可太了解啦。”
下面，便是杜聿明给廖耀湘讲述的关于他们共同的领导和朋友申伯纯的故事：
我一到文史委担任文史专员，人们就悄悄告诉我，你的顶头上司，文史委副主任申伯纯可是一名资格老、脾气大、思想右的“老运动员”，他的官越做越小，错误越来越大，因为是老资格、老革命，历史上立过大功，因而，每次运动，他做了几次检讨，也就放他过“关”了。
说起来他的历史，就更有意思啦。他是北平宛平县人，正宗的北京大学毕业生，1934年就参加了革命，1937年入党，早年由共产党派往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任交际处处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做过重要贡献。后来，周恩来总理将他调回延安，担任八路军前敌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谋。解放后担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官至行政7级，比我们的官还大。后来由于屡犯所谓“右倾”错误，降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文史委副主任，你看，这官不是越做越小了。而他却是一位资深的“老运动员”。是个直性脾气，申伯纯，“纯”得很，脑海里没有一点杂质，平时一点火就着，爱放“大炮”，什么话都藏不住，尽管学历很高，却胸无一点城府，年轻是如此，年老了更加是如此。他的上级说他“目无组织”，他的下级说他“军阀作风”。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先放炮，后检讨，再过“关”。比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听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党罪行”的传达，便公开说，彭德怀说的都是事实，有什么错，说得对嘛！被人检举揭发，检讨一番，勉强过关；大跃进时期，报上吹嘘稻子亩产四万斤，他坚决不相信，亲自到产地刨根问底，被人戴上“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反对大跃进”的帽子，又被斗挨整，检讨过关；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饿得吃树叶，啃草根，他向人们说这些事，有人说他对现实不满，又要他深刻检讨，才勉强过关。
其实，申伯纯同志是一位正直诚信、性格开朗、公正无私的好同志，对党赤胆忠心，对同志一片诚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统战对象，真是一片真心。我一生由衷佩服的就是这种人。
“我一生由衷佩服的，也是这样的人。”听了杜聿明的叙述。廖耀湘重重地说了这句话。
话音刚落，门外便响起了申伯纯熟悉的声音，“杜聿明同志，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门被“哐”地推开，申伯纯满头大汗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啊，廖耀湘同志也在这里。”
“看把你喜的，申主任，什么特大喜讯啊？”杜聿明笑着问。
“周总理明天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我们全体文史专员和夫人。”
“啊！”杜聿明和廖耀湘同时站了起来，一人握一只申伯纯的手，不断摇晃着。
第二天清早，他们便乘一辆面包车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在北京这么久，廖耀湘和杜聿明这些特赦战犯，只从外面看到壮严而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还从来没有进过人民大会堂呢！
廖耀湘和杜聿明一行下了车，小心翼翼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石阶，一步一步庄重地向人民大会堂走去，像在默默地数着自己人生这重要的台阶。
啊！多么宏伟的大会堂呀！廖耀湘和杜聿明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雄伟的大会堂！
走进大会堂，服务员和蔼地领着他们向福建厅走去。申伯纯像一个带队的司令，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一进福建厅，早已在厅内等候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马上起身相迎，并微笑着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握到廖耀湘时，周总理笑着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啦！第一次见面是1961年年底吧！”廖耀湘感叹于周总理对人的关心和惊人的记忆。几年前的事，他还记得这么清楚。
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热情地给大家让着坐。
走到溥仪身边，陈毅笑着说道：“微臣有请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溥仪和夫人闹了个大红脸，讷讷地说：“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啦。”话语中充满自信、感激和自豪。
陈毅副总理首先致词，他以诗人的气质与风度，以诗一般的语言热情洋溢地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辛苦啦。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在座的诸位致以热切的问候！诸位在政协工作热情很高，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加之多数人都安了家，扎了根，有了依托，这都是我们一直企盼的好事。诸位都是60左右的人了，党和国家对诸位很关心，毛主席对诸位更为关心，决定让诸位在新中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想念诸位，今天特邀诸位来这里见见面，相互交谈交谈。总理为此在百忙中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说‘你是诗人，这么多蒋介石的人自觉地真心地无条件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这是一首划时代的史诗呀。’其实，我是政协副主席，对诸位负有重大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十分有意义的盛大集会，和诸位见见面，谈谈心。最近，台湾方面通过各种媒体放出一些谣言，说什么你们在大陆没有真正的自由。我现在在这里诚恳地问诸位一句：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有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顿了顿，陈毅望着大家，忽然发现廖耀湘就坐在自己身边，便笑着随意问道：“廖耀湘将军，你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将军，在外国留过学，到过不少国家，你实事求是地说说，不要有所顾虑，在我们新中国，你们到底有没有自由？”
廖耀湘站了起来，十分诚恳地说：“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由我们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说句实在话吧，这比在蒋介石时期还自由。我是蒋介石的一位嫡系将领，按理说，在蒋介石领导下，我应当是有充分自由的。其实不然，那时我们军队中特务无孔不入，国民党军统局主要就是对付我们军队的，蒋介石对谁都不信任，我们这些高级军官稍有不慎，就有撤职查办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沈醉站起来证实道：“我们军统局当时的任务正如廖耀湘将军所说，就是监视军队中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一旦这些人略有越轨行为，我们就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连我们这些高级特务在蒋介石、戴笠手下都没有自由，何况如他们？可以说，在蒋介石统治下，只有一个人有自由，这就是蒋介石。”
陈毅副总理听后，频频点头道：“讲得好，这些都是诸位自己亲身的体会。不过，我们在这有什么缺点，还是诚恳地希望诸位及时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切实及时加以改正。”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掌声，也是一种感激的掌声，更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掌声！
在掌声中，周总理微笑着站了起来，用他特有亲切的抑扬顿挫的声调，热情中带有某种严肃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刚才陈毅副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是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讲这番话的，是代表毛主席讲这番话的。他已经讲了的，我就不讲了。在这里，我要着重讲一讲的是，诸位对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且把自己的思想与行动，适应这种规律并加以利用时，才能成为自由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改造世界观入手，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跨进自由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不会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考虑，最好多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说呢？”
大家齐声回答道：“总理说得对！”
周总理接着说道：“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诸位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与毛主席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要安排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接着说：“为了让诸位更好地了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社会主义面貌，总理指示，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安排诸位带着家属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游览各地名胜古迹。”
会场上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会见结束，周总理热情邀请与会者合影留念。这时，有一个细节，深深印在廖耀湘脑海里：照相的人们站齐后，周总理忽然问：“服务人员来了吗？”当听到回答“没有来”时，周总理马上说道：“请他们一起来和我们照相。”服务人员被请来了，总理还站起身来，微笑着一一和他们握手，他们亲密无间地站在总理身旁，像站在自己最亲密的一位长者身旁。廖耀湘望着这感人的一幕，心里感叹着：这是一种何等亲密无间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呀！也正是这种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共产党才从校长手里夺得了人民的天下！
晚宴时，周总理和廖耀湘坐得很近，他再次向廖耀湘问及在法国留学的生活，说：“你在法国扎扎实实学的这些东西，还可以继续用来为我们国家服务呀。”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廖耀湘和他的战友，开始了游览祖国名胜的行程。
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此时最想看到的是他们以前千方百计要保护的国民党首府南京。
南京，这个对他们说来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迹印。
南京现在怎样了？中山陵现在怎样了？南京的古迹现在怎样了？这是日夜萦绕着他们脑海里最为关注的问题。
南京到了。
廖耀湘第一个走下列车。他已经认不出昔日的南京了。他望着眼前的这一切，轻声对身旁的杜聿明说：“往日的南京哪去了？”杜聿明笑着说：“它也跟我们这些人一样，脱胎换骨，‘面貌全非’了嘛！”
廖耀湘深沉地点点头，说：“是的，十几年的巨变，人物全非了！”
“我们先参观哪儿？”带队的人问道。
“中山陵。”人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不仅仅是因为孙中山是他们最崇敬的革命先驱、国民党的创始人，还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共同的“秘密”：这就是他们在功德林和秦城农场不断地听到传说，中山陵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他们急切地想看看，中山陵现在到底怎样了？
大面包车向中山陵疾驶着，距中山陵愈近，人们的心也提得越高。
中山陵终于到了。人们一下车，几乎都惊呆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中山陵，已经完全修葺一新，连以前破损的石地板，也被一块一块精心地换好，展现在这些昔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面前！
这些昔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被深深地折服了：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向世界民族之林迈进，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山先生要是在陵下有灵，他也会欣然颔首的！
人们拾级而上，人们的思想，也在拾级而上……
望着孙中山的遗容，廖耀湘感慨万千：192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出于对孙中山无限的崇敬，他决心投考黄埔军校，他在孙中山雄伟的巨像前，写下了下面的誓言：“国步日艰，民生日瘁，吾当效班超投笔，仰宗懿长风，岂能拘守于文墨中求生存哉！”当年暑假，他便在长沙各中学相约数人，拟赴广州报考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后因经费不足，未能成行，最后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孙中山亲自创立的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报国立志未酬，却跟着自己的校长完全走向了中山先生的对立面。他抬头愧疚地望了望身前孙中山先生庄重的遗像，在自己内心深处说：中山先生，建楚后半辈子再也不会跟校长走，我一定要遵照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想去看看戴笠的墓。”参观完中山陵，沈醉有些胆怯地向陪同参观的统战部的同志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可以。”统战部的同志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戴笠是沈醉军统局的顶头上司，也是沈醉这一生中感情最深的恩人，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他们俩的关系，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沈醉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向距中山陵不远的戴笠的墓地走去。中山陵被如此完好地保存，这是有其历史原由和历史背景的。而戴笠———这个共产党死敌的墓，就无任何理由加以保存了。它肯定是被彻底毁掉了。沈醉只想到这块旧地看一看，这是对自己最大恩人的一种凭吊，也是对自己心灵上的一种安慰。走近墓地，却使沈醉大吃一惊：戴笠的墓不但没有一点损毁，而且在墓旁竖了一块小石碑：“文物保护单位。”望着这块小小的石碑，沈醉的眼睛湿润了，心底里只涌出一句无声的巨响：啊！中国共产党伟大的胸怀！
傍晚，夕阳余辉洒在宽阔的长江江面上，长江波光粼粼，向东滔滔奔去。廖耀湘一个人悄悄来到江边，他在寻找当年救他一命的那位老人的旧居。
旧居已荡然无存，老人哪去了？也许他早已作古，也许，他仍然在自己儿孙家里过着幸福的晚年？
但这些，对廖耀湘说来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老人那种全家被日本人残杀的“南京大屠杀”，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了！
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
这就是结论。这个结论，对廖耀湘说来，也可能来得晚了一点。但是，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这就是他的幸运。
列车向西走去，穿过杭州，越过新安江，跨过黄山，飞过井岗山，终于到达了长沙。
长沙，这座廖耀湘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古城，对他说来，实在是太熟悉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听过他青年时代爱国的歌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见到过的他穿军装英武的身影。
中学时代就读的岳云中学，早已搬往他乡；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早已不复存在。但岳麓山巍峨的蔡锷陵墓依然在山顶傲立，它可能仍然记得：一个邵阳小老乡，怀揣一块烤红薯，在陵墓前咬着牙悄悄发誓，我一定要像蔡松坡一样，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番大事，将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从苦海中拯救出来！
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受过几十年坎坷磨炼，走过几十年曲路险道，这个邵阳小老乡，又走到这座巍峨的陵墓前来了！
今天，他带来的再不是一块烤红薯，而是一颗经过磨炼终于看清祖国前途懂得人生真谛的赤诚的心！他终于悟出：身前这位伟人“再造共和”的梦想，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
到达西安，廖耀湘首先提出要看华清池。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是深深铭刻在他思想深处的一块惊心动魄、十分复杂的地方。
1936年，他从法国圣西尔军校回国，被分配到南京桂永清军校教导总队骑兵连任少校连长。
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25日，他便接到命令，随大队开赴渭南，待命向西安推进。他正要被卷入历史的漩涡，传来了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亲赴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周恩来救了自己的恩人校长，廖耀湘对周恩来抱着一丝敬意。
廖耀湘下了车，默默地向华清地走去。
在张学良捉蒋介石的“抗日亭”前，廖耀湘站立了很久很久。抗日战争的一幕一幕，在自己的眼前飞快闪过：到处张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巨幅标语，对张学良下达的“坚决不抵抗”的校长的手令，“皖南事变”杀害新四军的枪声……
抗日战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高瞻远瞩，决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
参观的列车，在祖国的大地飞驰疾驶。
廖耀湘的“思想列车”，也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驰疾驶。
飞驰的列车，到处送去惊叹，带走喜讯。
廖耀湘的“思想列车”，到处载满丰收，装走硕果。满载丰收的列车开回北京，一个更大的喜讯在等待廖耀湘。1964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将一本鲜红的证件送到廖耀湘手中，这是一本庄重的“全国政协委员证”。根据周总理提议，党中央安排他和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六人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廖耀湘接到这张鲜红的“全国政协委员证”时，口里连连轻声说：“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当天晚上，他连夜伏案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周总理
尊敬的邓颖超同志：
您们好！今天，我接到中央统战部送来的全国政协委员证，这使我太感意外了。
我并没有为党为人民做什么事，而党和人民却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这是我深感愧疚的，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愧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愧疚。
但同时，我也把这当成党和人民对我的一种鞭策和期望，希望我能更多地为人民做一点事。
我个人复杂的经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路程，在功德林和特赦以后的学习与改造，使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人类的归宿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在法国留学时，思想是倾向共产主义的。回国以后，我到处找党的关系，可惜没有找到。
现在，我郑重地向您们提出：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请求您们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恳盼复信。
恭祝
政祺！
廖耀湘
1964年11月15日
周总理接到廖耀湘这封信以后，深为感动。高兴地对邓颖超说：“廖耀湘从一个战犯到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说明我们改造战犯政策的成功，也是我们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我准备亲自给他回一封信。”说完，将廖耀湘的信郑重地装进他的一个专用的重要文件袋里。接着问道：“廖耀湘重新组织家庭了吗？”邓颖超答道：“廖耀湘的夫人叫黄伯溶。”总理说：“这个我知道，是黄兴的侄女，现在在美国，我问的是他现在重新组织家庭了没有？”邓颖超说：“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和北京一所中学的一个姓张的中学教师结了婚。听说婚后生活得还好。”周恩来说：“这就好。对廖耀湘这样的人，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我们都要多多关心啊。”邓颖超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
廖耀湘驾着搏击之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刚好在正确的航道上启航，一起意想不到的风暴，将这搏击之舟转入了一场任何高明的舵手也抗拒不了的狂风暴雨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中国人民说来，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对于文史专员说来，则是一场更大的浩劫和灾难，因为他们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伪满政府的“残渣余孽”，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凶恶的“阶级敌人”，属于不折不扣、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是首当其冲的横扫对象。
乌云低垂，寒风呼啸。政协机关后院的大殿内，贴满了杀气腾腾的大字板。大殿装不下了，便在后院搭起了席棚，席棚上贴出了更多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字板。大字报的主攻方向，正好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其中一些大字报射出“重磅炮弹”———对文史委编辑《文史资料选辑》中的一些“牛鬼蛇神”写的文章，指名道姓声势浩大地进行无情的批判。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在政协的大厅里、走廊上乃至“当权派”的办公室都贴上大字板，指责和批判政协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防空洞”。
申伯纯，这个平时和文专员亲密无间的文史委副主任，便成了“牛鬼蛇神”的“总头头”。揭发批判申伯纯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政协机关的各个角落和申伯纯的办公室。
一天，廖耀湘正在自己的办公室紧张地看着当天的报纸，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廖耀湘，到办公室去开会，有要事传达。”廖耀湘立即放下手中的报纸，心情极为紧张地向办公室走去。
一个由造反派上来的年轻的副秘书长，右手戴着一个“红卫兵”袖章，左手拿着一叠传单，嘴里叼着一根香烟，横眉怒目地端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一头。廖耀湘他们低着头走进来，他连瞥也没瞥一眼。待文史专员全部到齐了，他重重地咳嗽一声，恶狠狠地大声宣布道：“现在，我代表政协机关造反派总部郑重向你们宣布三条命令：第一条，从今天起，全体文史专员和政协机关的职工、干部一道，参加政协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条，现在，机关革命群众和造反派对文史工作领导人申伯纯和他主编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意见很大，大字报已揭露出了很多极为严重的问题，他已正式被停职反省，不能参加文化革命，他是你们的头头，你们一定要大力进行揭发；第三条，运动期间，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宣布完毕，全体去看大字报。”
全体文史专员们个个心惊肉跳，他们被一个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领着到后院看大字报。
使廖耀湘大吃一惊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有一张不说《文史资料选辑》是美化“帝王将相”、美化国民党蒋介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指责和批判申伯纯一贯包庇“国民党残渣余孽”，纵容“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是重用“牛鬼蛇神”的大“牛鬼蛇神”、“大右派”、“老右派”，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廖耀湘按照自己的习惯，十分认真地仔细看着每一张大字报，有的还做了记录。别的大字报的内容，他不清楚，也不愿多说，更不敢多说。但对于批判《文史资料选辑》和批判申伯纯这些气势汹汹的大字报，他是清楚的，也是很有发言权的。他认为，这都是一些不实事求是和无限上纲的大字报，和周恩来总理的看法和指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为什么会让这些东西铺天盖地向他们扑来呢？
他本能地预感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将降临到他们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牛鬼蛇神”和申伯纯的头上了。
果然，不几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向他们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万恶不赦的“牛鬼蛇神”猛烈袭来。
第一次向他们宣布三项“命令”的那个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派红卫兵到文史办公室查封了全部文史稿件，并严厉宣布：“从即日起，所有文史专员不再办公，停止写文史稿件，全部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交代揭发问题。”
一天，文史专员们正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诚惶诚恐地进行“学习”，门被“啪”地一声踢开，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在门外吼道：“停止学习，马上到三楼会议室参加批判申伯纯的大会。”
两鬓斑白的文史专员们，低着头向三楼会议室走去。申伯纯低着头站在讲台旁边，一边一个红卫兵夹着他的胳膊，将他的头往下按着。
廖耀湘一行进去了，会场上便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吼声：
“打倒‘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申伯纯！”
“斗臭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申伯纯！”
“申伯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个造反派走上前台，抓起申伯纯的头发，厉声问道：“申伯纯，你这国民党的狗奴才，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你为什么要组织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申伯纯拨开造反派的手，昂起头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存史、资政、育人的需要。”
“胡说，什么组织上的决定？这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
“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做出的决定。”
“申伯纯，你不要拿周恩来总理来做挡箭牌。”
“啪！”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申伯纯的脸上，鲜血从他嘴角慢慢地流出来。
看着申伯纯嘴角流出殷红的鲜血，廖耀湘真想像在战场上一样冲上前去，大吼一声：“住手！”
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紧咬着牙，不断地对自己说着：“冷静！冷静！”
他知道：这样冲上去，只能是另一个“辽西战役”。
“打倒申伯纯！”
会场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廖耀湘没有举手，更没有跟着喊口号。
造反派发现了，凶狠狠地走到廖耀湘身边，大声喝道：“廖耀湘，你为什么不喊口号？”
廖耀湘望了望鲜血直流的申伯纯，望了望身前的红卫兵，没有吱声。
“斗臭申伯纯！”廖耀湘慢吞吞地举起右手，仍然没有喊口号。
造反派扬起手，正准备猛力向廖耀湘脸上搧去。
一个猛烈的惊天动地地喊声震动了全场：“不准打人！”
是申伯纯。
廖耀湘的眼睛润湿了。
“回去揭发你们的祖师爷申伯纯！”造反派命令着。
揭发会上，廖耀湘一言不发。“廖耀湘，你为什么不揭发？”造反派对廖耀湘吼道。
廖耀湘沉默不语。“说！”造反派将廖耀湘拉着站了起来！“我不了解情况！”廖耀湘淡淡地望了造反派一眼。“不了解情况也要说！”造反派怒不可遏。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廖耀湘掏出《毛主席语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这……”造反派语塞。
廖耀湘立即被叫到造反派总部，造反派“司令”拍桌打椅：“廖耀湘，你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狗！造反派总部向你提出严正警告！勒令：从即日起，不准你参加机关运动，停止学习文件，打扫厕所，工资扣减30元！”
廖耀湘反而冷静下来，望着身前暴跳如雷的造反派，不知怎的，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校长，在东北全部失守前，一次找他谈话，神态正是这样的。他想：一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丧失信心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吧！
“贵总部的勒令，何时执行？”廖耀湘的声音中甚至带点柔和。
“马上！”“司令”大手一挥。
“扫帚呢？”廖耀湘淡淡一笑。
“你，你……”“司令”气得两眼翻白。
扣减工资，波及到每一个文史专员；打扫厕所，成了每一个文史专员的“专利”。每次去领工资，都要听到造反派的叫骂……
廖耀湘彻夜不眠，这样下去，会使共产党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失的，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会给党和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刻不容缓，应当马上制止！怎么办？
他想到了周总理。他深信，周总理无论如何是不会让这些造反派这样做的。
“给周总理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他自言自语坚定地说。
信纸铺开，廖耀湘义无反顾地给周总理写了下面一封紧急信件：
敬爱的周总理：
您好！很久没有见到您了，甚为想念！
现在，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这次运动，虽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有些地方还不很理解，但我们全体文史专员是衷心拥护的。但是，运动中的一些过火的行动，出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我认为，我应当如实向您反映。
我们的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同志，您是非常了解的。他与您一道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您的领导下，长期在各条战线勤恳工作，对我们这些统战对象，按照党的统战政策，更是关怀备至。他的心目中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是一位忠实耿直的好同志，从他身上，我们全体文史专员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看到了共产党的光明磊落和大公无私。可就是这样一位善良正直的老同志，现在正在遭受到残酷斗争，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但又无能为力，您能否伸出援助之手，解他于危难和倒悬之中。
对于我们这些文史专员，政协造反派也采取了十分过火的行动。我们过去对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也全部做了交待，党也给我们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执行了既往不咎的正确政策。可政协这些造反派却仍揪住这些不放，要我们整天无休止地写交待、陪斗，要我们扫厕所，并扣减了我们的工资。我认为，政协造反派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统战政策的。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给党的威信造成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会给党和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而，我鼓起最大勇气，给您写了这封信。请您在百忙中，出面过问一下这些事，我们将万分感谢！
请代问邓颖超同志好！
恭祝
政祺！
廖耀湘敬上
9月30日
廖耀湘将信用挂号寄了出去。
信寄出去以后，廖耀湘潮水般翻腾的心反而平静下来。
他知道，这封信如果落到造反派手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像一位出征一场恶战前的将军，做好了一切最坏的准备，甚至战死沙场的准备。
廖耀湘在难熬中等待着。等啊！等啊！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终于下来：“政协诸位领导：文史专员是我们不可多得的重要的财富，应当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进行特殊保护。建议将他们搬到离政协机关较远的地方去居住。对已扣的工资，应当全部补发给他们。”
同情文史专员的政协领导，立即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全体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听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敢鼓掌，但眼中却溢满了泪水。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又不敢大声传达，一位好心聪明的政协领导，在政协大院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此招果然灵验，从此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折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就这样在政协机关“落实”了。
从此，廖耀湘便住在远离政协机关的“新屋”闭门读书。
但“新屋”并不是“世外桃源”，外面的恶讯，仍然不断传来：杜聿明、宋希濂、郑庭芨先后被抄家，在第五军共过事的好友刘宗藩被整死……
这一切的一切，使廖耀湘无法理解，也无不给他以深深的刺激。
他的身体终于垮下来了，严重的心脏病时时发作，救急含片一时也离不开上衣口袋。
1968年12月2日，廖耀湘想再给周总理写一封信，谈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谈谈文史专员现在艰难的处境。他决定到外面走走，一边散步，一边构思这封信的内容。刚走到门口，胸中一阵剧痛向他袭来，他“哗”地一声，倒在地下，邻居发现后，从他身上搜出救急含片，塞进口里，抬到床上，进行抢救。
廖耀湘稍微清醒一点后，用颤抖的手，指着桌上的纸和笔，有气无力轻声地说：“纸……笔……”
人们以为他要写遗嘱，连忙将纸和笔送到他手里，他用力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用剧烈颤抖的手，在信纸上写上“敬爱的周总理……”几个字，便头一歪，笔一撒，永远闭上了他睿智的眼睛……
这时，他年仅63岁。
1980年5月30日，党和人民在八宝山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悼词说：“廖耀湘同志抗日有功，解放后对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追悼会后，将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廖耀湘墓旁的青松翠柏，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仿佛在向人们述说着这位著名儒将传奇的一生……
后 记
全国政协会议在紧张而热烈地举行。大会休息期间，已经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吩咐大会工作人员，请全国政协委员文强到会议休息室来一趟。
“报告！师母！”文强走进会议休息室，向邓颖超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文强遵命前来拜见师母！”
“啊！文强将军，”邓颖超向文强热情地伸出双手，“请坐。”顿了顿，邓颖超望着已经两鬓斑白的文强说：“你可是恩来临终前想要见一面的唯一一位前国民党将军呀！”
“我知道，”文强点点头，“当我走进病房时，看到总理苍白瘦削的面庞，想起我跟随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时魁梧英俊的身影，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总理眼里也溢满了泪水。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恩来临终前为什么要见你这位前国民党将领一面吗？他是在深深关心着台湾问题和你们这些在大陆前国民党将领的一切呀！”
邓颖超站起身来，凝视着文强说，“特别是廖耀湘，他于1968年在文革中不幸逝世，至今已经十几年了。我常常想念这样一位耿直、倔强、热忱、认真的将军。他从一位国民党将军，当了我们的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说明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恩来和他做了几次交谈，后来，他诚恳地给我和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真诚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恩来看了以后，很受感动。说，像廖耀湘这样的人，从一个国民党的将领，从一个蒋介石的‘天子门生’，要求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这中间是经过了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曲折的路程和艰辛的磨练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我们党的改造人和统战政策的胜利。你是廖耀湘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恩来生前曾嘱托廖耀湘或者请廖耀湘托人写一本《蒋介石与廖耀湘》。今后，有谁写《蒋介石与廖耀湘》，你一定要告诉作者，应当将这件事深层次地重重地写上一笔。这就是我对你一件最大的嘱托。”
“我一定完成师母的嘱托！”文强站起来，向邓颖超行了一个有力的军礼，“让这部凝聚着总理期望和体现着师母嘱托的《蒋介石与廖耀湘》早日问世！”
（全文完）